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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颜六色的天空
陈独秀
关于陈独秀和陈家的后代，一直都是历史爱好者热衷的话题，英雄向来因悲壮而见品质，所谓“悲情”，显然成为陈家标签。陈独秀有6个子女，四子有三个紧随着父亲的脚步走上了时代革命的道路。英烈者如陈乔年、陈延年，早早死在屠刀之下，一腔热血，喷洒中华。
陈延年 陈乔年二烈士
而最小的儿子陈鹤年出生于1913年，又名哲民，则在北大时就投入到革命生涯，却在抗战时被迫远走香港，直到客死异乡，再也没有回到大陆。或许他一生最后悔的事情，便是将妻子儿女在1952年送回大陆，最终落得个妻离子散的下场，几个儿女的生活让人垂泪。
作为陈独秀之子，他一生都为自己的革命理想而奋斗，即使在香港人生坎坷，但他和父亲一般，虽遭磨难和猜忌，却革命理想矢志不渝。
见父亲最后一面是在监狱
陈鹤年是陈独秀和第二个妻子高君曼所生的小儿子，陈独秀的革命生涯也完成了“反清”的一步。1913年迎来的这个小儿子，和陈独秀生活了10年之久。
陈鹤年的母亲高君曼
陈鹤年呱呱坠地来到人世间不久，父亲陈独秀反袁“二次革命”失败遭难，便随父母和比他大一岁的姐姐陈子美，连夜乘船逃离安庆抵芜湖。
父亲陈独秀一到芜湖，就被叛军逮捕，险遭枪决。
自此，陈鹤年除1930年随母亲高君曼来安庆为姨妈（即高晓岚）奔丧外，再也没有回过故土安庆。按道理来说，陈独秀是疼爱这个小儿子的，但10年的时间很短，且生活颠沛流离，他随父母辗转于上海、北京、广州等地，没有过一天安定的童年生活，父亲的脾气十分古怪，冷不丁的便会在温馨中变成疯狂。
父亲和母亲经常吵架，母亲的以泪洗面也给陈鹤年极深的印象，自小对父亲便心存芥蒂。
二十年代的中国，正是陈独秀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也是他反军阀的高峰时期，为事业所累，情感的破碎，1923年陈鹤年的母亲高君曼带着只有10岁的陈鹤年和姐姐陈子美离开了。他们姐弟随母亲独居南京破草屋，过着凄凉、贫困的生活。童年的苦楚，给他们姐弟幼小的心灵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由贫困生活所迫，他们姐弟二人十几岁就半工半读，进了职业学校学习求生的实用技术。姐姐陈子美学妇产科，他学电讯。所学者，只为养家糊口。
1931年冬，母亲高君曼不幸病逝。流离失所的姐弟俩并没有去上海找他们落难的父亲陈独秀，而是走着各自的生活道路。18岁的姐姐陈子美与在银行、供销社任职的张国祥结婚时，陈鹤年已学完电讯，又到扬州上高中。
在此期间，他获悉父亲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关在南京监狱。
尽管他与姐姐陈子美对父亲陈独秀的感情存在着某些芥蒂，但毕竟是自己的父亲，于是陈鹤年去狱中探望了父亲陈独秀。这是1930年他与母亲来南京定居后，第一次与父亲见面。
年幼的陈鹤年为父亲的安全担忧，深知蒋介石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于是天真地对父亲说：“父亲，你既入虎口，生命难保，十分危险，蒋介石随时都可能秘密地杀害你。因此，我准备组织人劫狱救你出去！”
“胡闹!你个小伢子懂得什么？千万别胡来！”陈独秀听了厉声斥责道。
陈鹤年被父亲厉声斥责后，气得转身就走，再也没有来看陈独秀。
这就是他与父亲陈独秀的诀别。
陈独秀1936年在国民党南京第一监狱
投身革命，参加了北京的西山游击队
陈鹤年在扬州读高中时，是个穷学生，生活清寒，但他刻苦学习，成绩很好，颇受老师的喜欢。读到高三时，陈鹤年又转到北京。
高中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父亲陈独秀当年任教的北大，在政法系读书。
由于年幼就受父亲的影响，接触的大都是地下党的领导人，尤其哥哥陈延年、陈乔年的光荣牺牲对他影响很大，
在北大读书时，陈鹤年就以一颗火热的心，继承两个哥哥的遗志，加入了地下党，成了预备党员，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那时候，他是北平学生的“三大领袖”之一，他所指挥的“一二九”运动，至今在中共党史中仍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当时对于学生来说，红色延安犹如圣地，所有有志于中国革命的年轻人在毕业之后都奔赴延安。对于陈鹤年来说，自幼在不稳定的环境中养成了对危险的警觉性，当以前所有人都向他询问是否一起去延安的时候，陈鹤年沉默了。那个地方让他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父亲创建的党派，对于他来说是陌生的，也是恐惧的。
所以，毕业之后，他选择就近参加了北京的西山游击队。以前学过电讯，在游击队里，陈鹤年负责电报的收发工作，并为游击队培养了一批收发报人员。那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既没有工资，更没有安定的生活环境，经常随着游击队四处奔波，出没于农村和山区。
陈独秀印章
被国民党通缉的十年
那时，游击队的电讯设备很差，都是从国民党军队和日本人手中缴获的战利品。由于他认真负责，技术熟练，排除了敌人的电波干扰，干得非常出色，受到游击队领导的表扬。在当时，延安重视对技术人才的培训，一旦有表现出色的技术型人员，都会接到延安的学习培训的通知书。
游击队将陈鹤年的名字报上后，却让延安为难了，陈独秀在当时是个被避讳的名称，何况是他的儿子。最终，陈鹤年也没有接到延安的通知，却接到了一份地下党的“重要任务”：党组织又派他到广西桂林地下党创办的抗日报纸去工作，妻子也随同去了广西。
这份工作，当然是重要的，打入敌人内部，看上去十分重要的人物遭到游击队的反对。但，反对无效。陈鹤年面对着一个尴尬的选择：继续留在北京西山，是推卸党派下的重要任务；去桂林，九死一生。
他不愧是陈独秀的儿子，毅然接受了这份重要的人物，带着妻儿去了桂林。在国统区办红色抗日报纸，这不是一份开玩笑的活，等于在国民党眼皮下进行活动，这在国民党眼中是一种政治犯罪。这当然少不了国民党特务的干扰和阻碍。
1938年的一天，地下党获悉国民党特务要来捣毁抗日报社，通知工作人员立即疏散转移。陈鹤年在报社小阁楼上收发完最后的电讯时，国民党特务已荷枪实弹包围了报社，他凭着机智侥幸从地下室逃了出来。
既是地下党，又是陈独秀的儿子，这目标，太重要了。自此，同父亲、兄长一样，陈鹤年的通缉令也发出。
无可奈何的陈鹤年没有办法在广西待下去，延安又拒绝了他们回华北的要求，最终，在地下党的帮助下，一家人去了香港。
在香港，陈鹤年先在香港的几家报纸做编辑、记者，并担任报纸的收发工作。
陈鹤年写得一手好文章。也许是受父亲陈独秀潜移默化的影响，他笔锋犀利，从那时开始，他便改名“哲民”，并经常以这个名字在报纸上发表抗日文章。
在香港并没有太久，已经正当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陈鹤年在香港再也待不下去了，就回到内地，继续从事编辑工作。
抗战中，每个中国人都不会在意自己的得失，陈鹤年也是如此。
然而抗战胜利后，陈鹤年仍旧是迷茫的，
几经拼搏，却面对仍然是组织上对他身份的猜疑和不确定，失意太多。
他便再度带着全家到了香港，从此就定居香港。此后，陈鹤年思想消沉，与外界交往也很少。
而通缉令一直发出，一直到1948年，陈鹤年再次离开大陆去香港，竟有十年之久。或许幸运的是，陈鹤年没有像父亲一样屡次进入监狱，也没有像兄长一样被砍头示众。
陈鹤年的姐姐陈子美
送妻儿回到大陆，结果却妻离子散、儿女悲惨
1952年，新中国成立伊始，鹤年对未来抱有极大的希望，便先把妻子和四个女儿送回北京，自己却留在了香港，等待机会再回大陆，为新中国效力。
此后他一直久居香港直到去世也不归，个中原因一直不为人们所知。因此引起了不少人的猜测。
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数年之后的妻子的离婚状。
这里不得不说到陈鹤年的妻子许桂馨。
在大学读书期间，开展学生运动中，陈鹤年认识了许桂馨，许桂馨当时也是一名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两人很快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不久就结婚了，说是“闪婚”也不过分，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属于典型的早婚早恋。
当时陈鹤年进入大学二年级时，他们的大孩子，女儿陈祯祥出世了。
两人去了北京西山游击队之后，陈鹤年负责电讯，许桂馨则在西山做群众工作，积极宣传抗日，发动和组织妇女做军鞋、军用手套，支援抗日前线。
那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既没有工资，更没有安定的生活环境，经常随着游击队四处奔波，出没于农村和山区。
之后，他们又有了其他的孩子，这个时间，正是陈鹤年在广西、香港、西南漂泊不定的时候。
这一切都没有难倒他们，他们在艰难的斗争中锻炼成长，在艰苦的环境中相濡以沫。
从1935年到1952年的17年时间里，许桂馨是陈鹤年的精神支柱和革命伴侣，风风雨雨走过无数的苦难和坎坷。
1949年12月广州解放后，他就把十二岁的长女陈祯祥和九岁的次女陈祯荣送回大陆读书，希望自己的子女在新中国接受教育，长大成才，更好地为祖国建设服务。
为此，对祖国充满希望的陈鹤年1952年与夫人许桂馨商定，由夫人带着他们的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回内地定居。
他万万没想到，与妻儿这一别，近四十年没有能再相聚；
他更没想到，妻儿在大陆几次政治运动中因“陈独秀”这三个字遭受厄运和灾难……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正在北京读初中的陈祯祥刚满十三岁，热血沸腾的她瞒着父母，也没听从师友的劝阻，毅然报名参军，要去朝鲜前线打美国鬼子。
结果未被批准，为此，她还哭了鼻子。
数年之后，一场整风反右的风暴无情地席卷神州大地。
正在北京某大学读书的陈祯祥，怀着帮助党整风的天真愿望，在院领导的再三动员号召下，鼓足全身勇气，总算“鸣放”了一炮――学校图书资料少，新老师多，教学质量不高，建议院领导采取措施，边整边改。
她万万没想到，一条意见成了自己的“弥天大罪”，反击她的大字报四处贴满，批判会一个接一个：
“陈祯祥给教学质量提意见是假，否定党的教育事业是真!”
“陈祯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企图在教育战线上打开向党进攻的缺口！”
“陈祯祥，你必须老实承认，你是中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的孙女。你父亲在香港，你反党是有意识的，你是天生的右派!”
“陈祯祥对党不满，对党怨恨是有阶级根源的！你爷爷陈独秀如果不开除出党，你父亲至少是中央的一个部长，你想上哪个学校就上哪个学校，不会来师范学院的，所以，你早就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
一时间，帽子满天飞，棍子一齐打，压得陈祯祥喘不过气，抬不起头。她偷偷地哭泣，冥思苦想。
她连爷爷陈独秀是什么模样都不知道，难道爷爷有问题，后代就一定会反党？难道定居香港的人都不是好人？子女也不是好人？
她怎么也想不通，辨不清。
起初，在班上党支部的促帮会上，她还为之反驳，但几次班级和系的批判会把她批驳得“体无完肤”，压下了她的“反党气焰”。
她从此沉默不语，听天由命。运动结束，她这个“天生右派”终于落网，被定为二类右派，开除团籍，劳动察看，以观后效。
从此，陈祯祥心中一股热爱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青春之火几近熄灭，她为此痛哭了好多天……
陈祯祥在学校里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处理，起初还瞒着在一家职工医院当司药的母亲，怕母亲承受不了这种意外的政治打击。
后来，当母亲从她同学的口中得知消息后，如同晴天霹雳，悔恨当年不该跟陈独秀的儿子结婚，害得自己的女儿成了右派。
此时，她才悟出“陈独秀”这三个字的分量及其给儿孙带来的政治阴影。
她愁得生了一场大病。在病中，她左思右想，为了使在内地就读的几个子女不再遭受陈祯祥的厄运，摆脱陈独秀的政治牵连，她含着泪水，毅然提出与在香港的陈鹤年离婚，意欲彻底与陈家断绝关系。
经北京中级法院和香港代办处联系， 1958年双方协议离婚，陈鹤年每月付抚养费六十元。
然而，在那个极左年代，许桂馨虽然与陈鹤年离婚划清了界限，但她的全家照样被打入另册，子女们依然因陈独秀的问题入不了团，政治上受歧视。
1964年，在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时，她的三女儿陈祯庆因写批判陈独秀的材料少，被说成与陈独秀未划清思想界限，立场不稳。
这样，三女儿从北京某大学毕业后，迟迟不被分配工作，还让她到植物园劳动锻炼，改造思想。
为此，全家通过反复讨论并决定，由二女儿陈祯荣写信通知在香港的父亲陈鹤年，每月的六十元抚养费也不要了，以表示彻底与陈独秀划清思想界限，以求安生。
如此，许桂馨及其儿女长长地松了口气，似乎解脱了套在脖子上的精神枷锁，扫除了“陈独秀”三个字笼罩在这个家庭的政治阴云，以为从此再也不会受陈独秀问题的株连了。
在特殊年代中，妻儿受尽磨难，这里因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叙述了
在香港延续父亲的理想
离开大陆之后的陈鹤年不敢回国，最担心的的就是政治审查，之后又有多次机会，他都放弃了。
在得知妻儿的悲惨之后，陈鹤年也知道自己和大陆的中共等于彻底地断了关系。
如此，他也只能在香港安心地待下去了。
陈鹤年为人厚道，对工作一丝不苟，对技术精益求精，尤其译电技术高人一筹，所以，他在《星岛日报》一干就是几十年。
期间升为译电室主任，包揽了一层楼的电讯工作，直至2000年去世前，他仍在辛勤工作。
升为译电室主任后，工资提高了，手中有了点钱，但他并没有追求高消费，而是用来开办少年出版社，像他父亲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一样，把出版社的宗旨和对象定为面向青少年，先自办、出版月刊《学生文丛》，后改为《青少年》。
1978年，为配合内地振兴中华、建设四化的大形势，他把刊物由社会科学调整为自然科学类科普读物，更名为《科学模型》，仍以青少年为主要读者，自写、自编、自办发行。
在香港办这样严肃的刊物是赔钱的事，而他还是矢志不渝坚持办下去。女儿陈祯祥在香港探亲时，不解地问老父亲：“爸，你已八十高龄了，苦了一辈子，何不享享清福？你又明知办这个刊物是赔本的事，我看不要再办了吧!”
“阿祥，当年你爷爷提倡‘科学与民主’，发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今天振兴中华，建设四化，同样需要这两样东西。办这个刊物，旨在向青少年传播科学知识，也算是我这个海外赤子对祖国尽了一点微薄之力。”陈鹤年对女儿陈祯祥意味深长地说。
听到这里的陈祯祥已经听不下去了，她所经历的苦难原本就难以言说。
看到流泪的女儿，陈鹤年拍拍女儿的手说：“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
陈鹤年独居香港五十多年，但他一直深深热爱着祖国。
2000年，正是世纪之交的时刻，陈鹤年也在香港安详地去了，走完了他帷幕深掩的人生，时年87岁。家人本着一贯的低调，不予公告。
童年时，四处奔走，生活动荡；年少就早早独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青年时，意气风发，秉承父兄遗志，全身心投入革命；晚年，与家人相隔两地，低调消沉，避居香港，从不涉政。
度过战火纷飞的岁月，凭借专业能力，奉献自身，鹤年的后半生，过得风平浪静。
作为一届赫赫有名的社会名流的子女，他并未受到命运的馈赠，反而是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都无可避免地被卷入残酷的命运洪流之中。从父亲陈独秀离开家，踏上革命这条道路开始，不幸就成为常态，血雨腥风也从未远离过这个家。
这是一群觉醒的革命者必将面对的残酷命运。正是因为有无数个像他们这样的先辈，在革命的道路上披荆斩棘，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