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的国际政治舞台上，中美两国的全面竞争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了一场覆盖政治外交、军事科技，以及经济金融等多个领域的混战。这场混战不仅仅体现在双方的直接对抗上，更在于各自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构建影响力，以及在关键技术和战略资源上的控制权争夺。
一方面，美国在试图通过立法和政策手段，进一步限制对中国在敏感技术领域的投资。例如，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机构委员会下属的国家安全、非法金融和国际金融机构小组，召开听证会讨论了几项主要法案。这些法案旨在几乎禁止与对中国国防和监控技术领域至关重要的中国公司进行任何经济往来，扩大对中国高超音速和高性能计算技术的投资限制，以及要求美国企业在对某些敏感行业进行投资前，必须向财政部进行通报。
同时，拜登政府也将超过十多家中国企业列入了“中国军方企业名单”，试图通过这种方式限制这些企业的发展，并对与这些企业合作的美国实体和公司发出警告，标示出与这些企业开展业务的所谓“风险”。
另一方面，美国在舆论和公共政策领域，也在持续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例如，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公然提出“中国黑客瞄准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的论调，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增加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压力。
然而，尽管美国采取了这样一系列针对中国的策略和行动，但最终的结果似乎并未如美方所愿。已经有几个明显的迹象表明，中方在这场中美之间的全面竞争中，处于有利的位置。
首先，美国自身对于中国的策略和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显示出了其局限性。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华盛顿的一次活动中坦言，尽管美国尝试了几十年来塑造或改变中国的努力，但这些努力都未能成功，中国将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角色。这种认识反映了美国官方对中美竞争局势的一种重新评估和认知。
其次，尽管美国试图在台湾问题上施加压力，但实际上，这一策略并未能有效地削弱中国的立场。相反，岛内的“疑美论”日益加剧，台湾社会对于美国在台海冲突中的角色和立场持有越来越多的怀疑。
最后，美国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矛盾，如移民问题上的争议，以及联邦政府与一些州政府之间在政策执行上的冲突，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对外政策的连贯性。这些内部矛盾不仅消耗了美国的政治资源，也削弱了其在与中国竞争中的有效性。
我们看到，在中美全面竞争的大背景下，虽然美国采取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策略和行动，试图通过政治、军事、经济等手段限制中国的发展，但最终的效果并未如其所愿。相反，几个明显的迹象表明，中国在这场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这也迫使美国不得不重新评估和调整其对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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