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真的应该重新审视，而不是教科书中只让我们记住的“火烧赵家楼”。虽然袁世凯用了些手段才从南方革命军手中篡取了胜利果实，也因为想做中华帝国最后的皇帝而身败名裂，但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些缺点，也要看到北洋时期中国社会文明的进步意义。
自清末开始的现代化思潮为辛亥革命奠定了群众基础，孙中山等革命先辈遍访欧美和日本后得出的救国方略为中华民国的框架结构从形式上第一次让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进入了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北洋时期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混乱”军阀割据实际上反映了急剧变革期的社会思想文化千奇百怪（或者说百家争鸣）。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很强权威、不被地方实力派认可的北洋中央掌权派系，却依然能做出收复外蒙和唐努乌梁海、巡防库页岛和外东北、经略西伯利亚的壮举。我们在教科书上看到的北洋时期“府院之争”和“黑幕选举”，是一个新体制没有很好适应中国社会经济现实的反映，哪一个新生事物最初不是懵懂地蹒跚学步啊。
军阀混战、一盘散沙当然不可取，但有时过度的整体一致又容易丧失多元性和持久的活力。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拥有多个地理单元的国家，中华文化是一个有着多元文化基础的文化体系，中华民族也是一个生活在这片国土上浸润着中华文化的多民族融合的文明性族群。让地方能够更好地焕发活力，让整体更有实力和影响力，这应该是我们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