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楼胖,钟楼瘦,钟鼓声统治帝都6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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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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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轴线上的钟鼓楼,钟楼和鼓楼的统称。 | Wikipedia

长达600年的时间里,北京一直被钟鼓声统治着。
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教授、艺术史家巫鸿( Wu Hung)认为北京中轴线上的钟鼓楼是座“声音性纪念碑”。
他认为,“官方文献和题刻极少提到钟鼓楼的声音”。实际上,统治者聪明地通过钟鼓楼“无形的声音信号占据了皇城和紫禁城以外的北京”。
换言之,这两座楼一直是通过声音统治着北京城。‍‍‍

北京中轴线上最高的一组古代建筑,钟楼高47.9米,鼓楼高46.7米 | Wikipedia

钟鼓楼不是楼
钟鼓楼,是一套公共报时系统。
钟鼓楼分为钟楼和鼓楼,是北京中轴线北部的终点,据《元一统志》记载:“至元九年二月,改号大都,迁居民以实之,建钟鼓楼于城中。”
钟鼓楼自元代便已创立,并且位置在城中,历经元、明、清三代超过600年。‍‍‍‍‍‍
说到公共报时,很多人想到伦敦国会大厦外的“大本钟”(Big Ben),它自动走时,自动敲钟,兼备“报时”和“计时”的职责。

伦敦大本钟|Wikipedia

但在古代中国,“报时”和“计时”是不同地方两套设备完成的。
“计时”依靠计时学(horology)和天文学(astronomy),这样政府能校准季节、月份和时间。但这种学科具有秘密性,一直被视为皇室独有。秦汉至南朝称“太史令”,清朝称“钦天监”。
如北宋天文学家苏颂(1020-1101)在皇室的支持下,发明的“水运仪象台”——由巨大水轮驱动,能再现日、月、星的运动,并能将时间精确到“刻”(每刻为14分24秒)。

苏颂“水运仪象台”复原图|John Christiansen绘制

“报时”则是把标准化的官方时间传递给民众,钟鼓楼就是最大的“报时工具”,但在1600年的时间里,“报时”技术从未得到革新。‍‍‍‍‍‍‍
钟鼓楼与最先进的钟表制度毫不相关。
元明时期,驻扎在鼓楼的官员们使用一款老式的铜壶滴漏来确定敲鼓敲钟的时刻。

铜壶滴漏 | “北京钟鼓楼”公众号

清朝人用“香钟”来达到这个目的。
这种计时器是通过将香粉压缩在金属模板中,形成复杂的花饰,形似印上的字符。烧香时,香会跟随痕迹来标记时间。

“香钟”——左:柜香漏,右:屏风香漏 | “北京钟鼓楼”公众号

巫鸿在《时间的纪念碑性:大钟、鼓楼、西式钟楼》(Monumentality of Time: Giant Clocks,the Drum Tower, the Clock Tower)一文中写到:“从古至今,改变的只是鼓和钟的放置——摆放这些器械的建筑和它们在城中的位置。”

公元2世纪河北安平墓室壁画中的鼓楼和现在的鼓楼类似|Science in Traditional China

自1601年欧洲传教士利玛窦将西洋钟进献给万历帝后,钟表技术就在中国落地生根。清朝康熙帝甚至在造办处设置了自鸣钟处,专门生产西洋钟。
但真正的“计时”工具从未在民间普及。‍‍‍
巫鸿认为,“计时和报时都是政治管理的重要手段,前者管理知识,后者管理民众。”
那么钟鼓楼是如何实现管理民众的?
只在夜晚报时
北京钟鼓楼始终沿用先击鼓后撞钟的报时方式。
击鼓撞钟的时刻表如下:
每日戊时(晚7点)开始敲击大鼓,铜钟紧随其后。钟、鼓均敲108声,俗称“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快慢相间敲两遍,总计108声。
回应钟鼓声,驻扎在北京内城九个城门的守卫开始敲打位于城门门楼内的钟或云牌。内城的九座城门随之一一关闭,巡查关上“街门”,民居亦闭户锁门。
次日寅时(早5点),又以同样的程序撞击钟鼓。
标志着夜晚正式结束,城市苏醒的时刻到来。随着新一轮的敲击、回应,城门慢慢打开,集市开张,官员上朝。
戊时与寅时之间(晚7点至早5点之间),钟楼保持沉寂,唯有鼓楼敲响。
钟楼以鼓楼司鼓校尉对灯为号撞钟报时。‍
鼓声将夜晚划分为五更,每更是一个时辰,也就是2个小时。入夜后,听到鼓声后,打更人会手拿铜锣、梆子和护身器具开始在京城内的大街小巷里报时。

鼓楼里复原的鼓 | “北京钟鼓楼”公众号

这在现代人看起来很奇怪,为什么要在别人睡觉的时候向他们报时呢?
钟鼓声控制城市
因为钟鼓声控制的是城市空间和活动。
这种机制最早出现在唐代的“里坊制”(城市规划的一种)中。‍‍‍‍‍‍
据《新唐书》记载:“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简单地说是,决定门开闭的是皇城内的钟鼓声信号。
金代更近一步,将钟楼和鼓楼(鼓楼称武楼,钟楼称文楼)从宫内迁到宫外。‍‍‍‍‍‍‍
元代承袭了金代的报时制度。当马可波罗行至元大都时,他发现钟鼓楼上的鼓声和钟声每天晚上都会敲响,宣告宵禁的开始。
只有在非常情有可咎的情况下才允许民众上街。三四十人的骑兵部队在城中巡逻,逮捕任何违反法律的人,违法者会被棍棒殴打。‍‍‍‍‍
明清时期北京有一个门叫“街门”,共1219个,将城市交通线分成几个相互隔离的短小路段。
所有“城门”和“街门”随着钟鼓声而关闭时,不仅城墙与外部隔绝,而且城内所有的城墙空间——宫殿、办公场所、市场、寺庙和私人住宅——都变成了封闭和分离的单位。
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几位成员在他们的报告和回忆录中都提到了这种门:“晚上所有街道两头都被路障封闭起来,而且在路障之间有警卫不断巡逻。”
巫鸿认为,“该制度的特殊功能是便于夜间宵禁。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讲,它完全实现了政府对中国城市公共时间的监管。”

A、B、C三图分别为(唐)长安、(元)大都和(明清)北京,D标出了鼓楼所在位置。

钟鼓楼成为纪念碑
随着清朝的崩溃和西方列强的入侵,钟鼓楼不再发声。‍‍
1900年,八国联军在镇压义和团运动的过程中占领了鼓楼,鼓面被军刀划破。‍‍‍‍‍‍‍‍‍‍‍‍‍‍‍‍‍‍‍‍
中华民国成立后,鼓楼更名为“明耻楼”,成为列强入侵的见证者。
与此同时,西式钟楼(机械自鸣钟)开始在北京报时。这些机械多放置于银行、海关、火车站、学校和政府机关的建筑上,成为西方科技、教育、社会、政治制度先进性的证明。

天安门广场西侧,原日本大东银行西式钟楼|Wikipedia

钟鼓楼成为了一座纪念性建筑,民众也拥有了与现代化国家接轨的时间。
在老北京的心里,矗立中轴线长达600多年的钟鼓楼已经是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已不需要它的声音了。‍‍‍‍‍‍‍‍‍‍‍‍‍
正如刘心武在《钟鼓楼》中写到:‍‍‍‍
在老北京城中轴线的最北端,
屹立着古老的钟鼓楼。
鼓楼在前,红墙灰瓦。
钟楼在后,灰墙青瓦。
鼓楼胖,钟楼瘦。
撰文:Arvin
编辑:Ar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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