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20日晌午，晋江安海（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安海镇），养正小学内突然闯入了一群不速之客。
代理校长廖文友赶到门前，看着眼前这几个国民党军官趾高气昂的模样，心里面不由地打起了鼓。
近些日子，不少从京沪线败下来的国民党军队，流窜至此，四下劫掠民财、骚扰百姓，任谁遇见了，都是大感头疼。
站在最前面的一个国民党副官，见廖文友过来之后，便提出了他们的要求。
对方要在这里“打公馆”（即要求在学校驻兵），让校内的教师搬出去，房子他们要征用驻扎在此地。
说罢，几名军官进了教室，拿起粉笔，毫不客气，自顾自地在全校的教室、房间门上都写明了要给什么人、谁谁谁住的信息，然后告知廖文友赶紧搬走他们自己的东西，随后便留下两名看门士兵，扬长而去。
廖文友看着校门口站着的那两名士兵，心里不禁发起了愁。
旁人不知道，他们这些在校教师们可是清楚得很，他们的这所养正小学，其实还有另外一重“身份”——中共当地的一个秘密地下交通站，交通站站长则是该校的体育老师——陈正升。
当天，陈正升不在学校，去地下党游击根据地南安岭兜去了，廖文友将校内其他四五名地下党员叫在了一起，众人商议着，陈正升如今不在校内，他的房间里面，一定有重要的秘密文件，必须尽快设法转移出来才好。
随后，廖文友便带着众人将陈正升的房门打开，从里面搜寻出不少的秘密文件，然后将文件用布包，裹在几名女学生（陈正升在校内发展的女小交通员）的腰间。
将校内的秘密文件搜集完毕后，廖文友便领着一众教师、学生离开了学校，当天下午便将文件转移到了安海兴胜境的另一个交通站内。
转移完文件后的廖文友，总算是稍稍安下心来，为了防止陈正升贸然回来，与敌人相遇，猝不及防出现情况。
廖文友随后与另外一名青年教师高铭璋，两人硬着头皮找到了这支国民党部队的长官，向其说明，他们学校的校具并未来得及全部转出，希望能够让他俩留校保管。
对方想了想，最终点头答应了。
当天傍晚，廖文友和高铭璋两人出门到街后的一个地下党员家中，传递校中驻军的最新情况，没想到，在这名地下党的家中，竟然遇到了从岭兜匆匆赶回来的交通站站长——陈正升。
对方刚回安海便被同志们拦下，告知了校内驻军的事情，廖文友见陈正升面带忧愁之色，便宽慰对方，他房内的重要文件，都已转移及时转出了。
谁知，陈正升听罢，长叹了一口气，着急地说道：
“没完呀！还有许多都没有转移出来呢！有的藏在楼梯枋垛内，有的藏在体育室的草垫子里面，还有不少文件，藏在了楼顶图书室的大镜子后面。”
廖文友听罢，心里一沉，几人面面相觑，相顾无言，虽然急在心内，一时却没有什么好办法。
当天晚上，廖和高两人踌躇了一晚，最终到海八路一个镶牙电的同乡家里面过了个夜，俩人没敢回校，他们不知道陈正升口中的那些秘密文件，是否已经被入驻校内的那些国民党军队给搜出来了。
第二天，天才蒙蒙亮，有个姓高的老师过来敲门，让他赶紧起床。开门后，对方急慌慌地告诉廖文友：
“昨天晚上，你没回校，那个军官一直在找你，还找到我们几个住在附近的老师家中，质问你去哪儿了？我骗他说，今天安海有人请你们喝酒，估计是喝醉了不能走路，就在朋友家睡了，才没回去。”
对方看了眼廖文友，说道：
“我看，你还是得早些回去，否则，恐怕他们会继续搜查......”
听到这里，廖文友也不敢耽搁，他找到高铭璋，两人在后街那名地下党员家中，与其他几名同志通了通气儿，将那名教师的传信对大家复述了一遍，随后决定：
“今天，我俩无论如何，也非要回一趟学校补课了。”
众人听罢，都没吭声，大家对廖、高两人回校后的命运，非常担忧，但不回校的话，势必会立马引起对方的怀疑，对方一旦深入搜查的话，登时便能发现养正小学的“秘密”。
当天上午，廖文友和高铭璋两人回到学校，昨天找他俩的那名军官见他俩回校了，便将他俩带到一间房内，随后问他俩：
“你们昨晚到哪儿去了？”
廖文友便将先前通风报信的那名教师的话，原原本本又说了一遍，自己在朋友家喝酒，喝得太多，不能走路，便留宿在那儿了，高老师也留下照看着自己。
那名军官见跟先前旁人所说的没有差错，也就有点儿放心，但此人十分狡猾，随后又紧接着问道：
“你们的校长是接了什么任务，去福州了？为什么把职务交给了你？”
廖文友知道，福州8月17日已经解放，这个时间点儿，此人打听到校长去福州，解释起来非常敏感。
廖文友看了眼对方，努力将语调平缓下来，他向对方解释道：
“校长是福州人，他来安海工作二十多年了，家里有个高龄老母，他这次回去就是为了看望母亲，所以今年在暑假前，就请假先到福州去了。我也是来这里二十多年的老教师了，人事熟稔，因此他就把职务交我暂代，就是这个缘故。”
那名军官歪着头想了片刻，问道：
“不会有别的原因吗?”
廖文友自然知道他指的别的原因是什么意思，随即装傻回答道：
“回家探亲，也是人之常情，那有什么别的原因呢？”
那名军官笑了笑，点了个烟，抽了会儿，随后抬头看似随意地问道：
“你看是三民主义好？还是共产主义好？”
他的这一问，让廖文友一愣，随后他也故作轻松笑着说，“我这教学二十多年了，要我谈点儿教学方法、儿童心理，到时可以随便谈谈，要我读政治却很不行。因为三民主义我虽然看了一些，但学习得不深不透，而共产主义我却根本没有看到，哪里知道什么好什么不好呢？”
那名军官听罢，上下打量了一番廖文友，似笑非笑地说道：
“你就是说共产主义好，我们也不会怀疑你的。”
廖文友知道对方是在套自己的话，随即装作一副老实的样子回答道：
“懂，我就说懂，不懂，我也不敢随便乱说。”
那军官见抓不到什么把柄，再加上廖文友的话，与自己先前所了解的情况，大差不差，也就不再追问下去了。
就这样，廖文友和高铭璋两人走出了屋子，在走廊的长背靠椅上坐了一会儿，两人惊魂甫定之时，旁边的走廊拐角处突然走过来了一个满脸横肉的卫兵，对方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拿了一支大曲七枪，将枪口重重地压在了廖文友的腿上。
“你们老实点儿，快说，枪在哪儿？快交出来！”
“枪？！”廖文友心里一颤，第一反应就是，对方是不是搜到什么文件了，但嘴上却依旧否认道：
“我教书二十多年了，你要粉笔，咱们有，要枪我是真没有。”
见廖文友一口否定，对方随后脱口说道：
“我们早就知道了，你是刚来的，要老实一点儿。”
他这一句“刚来的”，倒是让廖文友的心放了下来，原来对方还是在诈他，想要让他露出破绽。
想明白之后，廖文友的心情缓和下来，他笑着说道：
“你可以查问咱们安海街的人，或者是先前来过养正小学读书的，让大伙儿说说，我廖文友是来了二十多年，还是刚刚来的。”
此时，被这支队伍召来的一名安海镇公所的伙夫，正靠在外面的栏杆上，正巧听到了两人的对话，对方随口说道：
“廖老师来学校很久了，不是刚来的。”
一看自己的诈术没有奏效，对方又坐了一小会儿，随后便讪讪离开了。
当晚，廖文友跟高铭璋悄声商议，“这些反动派开始怀疑咱们了，明天起，咱俩不要再出去了，就躺在学校看书，省得他们心生鬼胎。”
第二天，两人便拿了一条草席铺在楼上的走廊上看书。两人假装躺在走廊上看书，其实是在注视、监视着对面图书室内的一举一动。
这间图书室内的大镜框后面，藏了不少秘密文件，敌人将之占去做宿舍，他们用小学生的矮脚阅览桌当床铺，移在大镜框下面睡觉，但凡有人站在铺子上头碰到镜框，那上面的秘密文件便会掉下来，此处的交通站，立马就会暴露。
两人紧张地看着对面的情况，心里七上八下的，所幸的是这帮人们整天睡醒吃饭，吃饱后又上上下下聚在一起或宿舍中央桌子上打麻将、推牌九，压根就没有想到这间房子内会有秘密文件。
随后，两人又装作无意间路过体育室门口，发现那些收藏体育器械的大木橱子都被这些士兵们搬去作床铺睡了。
先前里面的草垫、什具、废纸、记录本、地下党油印的革命宣传册、革命曲谱混杂在一起，倒得满地都是。
两人提心吊胆地看着不远处地面上的宣传单，想要去收拾，但又怕被人发现。
好在这些士兵们进去进出，压根没人想过就将这些散乱的纸张捡起来看看。
而且当天下午，又下了一阵大雨，这些废纸、油印宣传册，被雨淋得稀烂，同时那些官兵脚上沾着泥浆，进屋后又将地上的纸张蹋得一塌糊涂。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廖、高两人在心里不由庆幸，真是老天保佑，度过了一个绝险的难关。
就这样，两人在校内又待了三四天，在最后一天的夜里，半夜之时，廖、高两人突然听到操场一阵动静，随后便听见有人打开了校门，有不少人出了门。
又过了半个钟头，一切归于平寂。
廖、高两人打开门一看，只见满地都是丢弃的废物和脏东西，以及一排排他们准备轻装逃跑所扔下的子弹。
两人绕着学校走了一圈，确认了再无敌人留在校内之后，便赶紧奔到图书室，将那些大镜框稍微拉动一下，地下党油印的《入城政策》、《告群众书》以及单行本《新民主主义论》，纷纷落下。
随后廖、高两人将文件拾起，连夜送到了校外。
当晚，两人再次返回学校，当他俩走到校门口时，发现校内再次进了人，仔细打听才知道，是交警第四旅又来“打公馆”了。
廖、高两人已经收拾了文件，此时再不愿与反动派打交道了，随即偷偷从后门走出去了。
过了三四天后，安海得以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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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晋江文史资料》，廖文友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