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已经失去了国际社会的同情”
当地时间11月22日凌晨，在加沙人道危机造成超过1.4万平民遇难后，以色列内阁批准了与哈马斯的临时停火协议。该协议内容包括：哈马斯将释放其10月7日以来扣押的50名女性和儿童人质，以换取以色列在加沙暂停空袭和地面行动4天。
政府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内阁以绝大多数票批准了这项协议。更详细的协议内容将于今天晚些时候公布。
美国中东项目（USMEP）主席、原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高级顾问丹尼尔·列维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坦言，“目前的军事冒险政策不可持续……我们需要更聪明的安全战略。”
过去几年，每当加沙地带发生紧张局势，丹尼尔·列维总会对国际社会说：包括内塔尼亚胡在内的以色列领导人“并不喜欢军事冒险”，所以加沙爆发大规模地面战争的可能性并不高。
但现在，加沙的局势已远远超出了“军事冒险”。列维指出，短暂的停火并不意味着和平可能在短期内实现。一方面，以色列一向自豪于对巴勒斯坦的军事威慑能力，但哈马斯武装分子10月7日的袭击击碎了以军“坚不可摧”的神话，以色列政府需要用军事手段恢复自己的威慑力。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需要为10月7日的“历史性失败”负责，继续战争是他“逃避追责”的手段。
“如果战争真的结束了，那么第二天一早，所有以色列人都会开始对10月7日的事情问责。”列维说，“所以，一旦战争结束，内塔尼亚胡在政治上很难幸存。这不只关乎他的政治命运，也关乎他是否会进监狱的个人命运。”
列维还提到，以色列政府内部一向存在“抓住和平机遇派”和强硬派的冲突。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列维作为以色列前总理拉宾、巴拉克的高级顾问以及以色列政府代表，参与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奥斯陆进行的和平谈判。他坦言，大多数时候“我们不是在和巴勒斯坦人谈判，而是在和自己人谈判”。最终，是以色列一方“没有拿出巴勒斯坦人可接受的方案”。
不过，和平进程的失败并未影响列维和一些谈判对手成为了亲密战友，他们都意识到，推动双方和解，最基本的前提是将对方视为“平等的人”。10月7日以来，当年的巴以谈判对手们联合撰写了多篇文章，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平民的袭击、以色列政府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平民的袭击，呼吁国际社会尽快推动人质释放和停火和谈。
“如果哈马斯袭击者将以色列人视为‘人’，10月7日的恐怖袭击就不会发生；如果以色列政府将加沙平民视为‘人’，10月7日以来的人道主义危机就不会发生。”列维说，“现在，以色列人应该反问自己一个问题：在加沙万名平民遇难后，巴勒斯坦人还会愿意和我们对话吗？”
当地时间2023年11月21日，以色列特拉维夫，一名妇女在集会上点燃蜡烛，要求释放自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来在加沙地带被扣为人质的以色列人。图/视觉中国
“以色列需要更聪明的安全战略”
中国新闻周刊：临时停火为何可以实现？有可能转变为长期和平吗？
列维：我们要将加沙危机放在全球治理体系分崩离析的大背景下理解。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以色列只听取美国和欧洲盟友的意见，而不是全世界的声音。但是，美国和欧洲已经意识到自己在巴以问题上被国际社会孤立了。所以他们调整了自己的立场，让以色列人考虑停火。美国政府在公开场合的发言是一回事，美国官员和以色列的私下交谈是另一回事。
另一方面，目前的形势展现了以色列对国家安全利益的理解非常糟糕。以色列的安全战略似乎是：只要我们得到美国的支持，就可以无视其他国家。但从10月7日的袭击到现在，随着全世界看到越来越多可怕的画面，以色列已经失去了它最初获得的广泛同情，不仅在阿拉伯世界，还在对殖民历史刻骨铭心的全球南方国家中引发了高涨的愤怒情绪。对以色列来说，这是事与愿违的。所以以色列需要采取更聪明的安全战略。
中国新闻周刊：过去你曾认为内塔尼亚胡是一位“倾向于避免军事冒险的领导人”。为什么现在他显得愿意“冒险”了？
列维：内塔尼亚胡确实正在进行军事冒险。这首先是因为10月7日发生的袭击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冲击。以色列过去几十年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错，不能用来证明10月7日的袭击是正当的。当然，10月7日的袭击，也不能用来证明10月7日之后以色列对加沙平民的伤害是正当的。
但我们要理解该事件对以色列社会的冲击。这展现了以色列严重的制度性失败。一直以来，以色列自豪于其威慑、预警及军事优势，全世界也觉得以色列是一个科技水平很高的军事大国。当然，我以及其他一些专业人士很清楚，以色列的体制内部早就被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所腐蚀。对于政府内的极端主义者来说，10月7日的袭击打碎了那些神话叙事，他们需要一些更“戏剧性”的回应来恢复那套威慑理论。
最后，要理解内塔尼亚胡的转变，我们还要了解以色列的内政。10月7日的袭击发生前，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极其不受欢迎，正面临政治抗议、司法指控乃至牢狱之灾。他也需要为10月7日的袭击负责，这是以色列历史上最重大的失败之一。如果现在的战争结束，那么第二天早上，所有以色列人都会开始问：“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以，一旦战争结束，内塔尼亚胡在政治上可能很难幸存。对内塔尼亚胡来说，这已经不只是关乎他的政治命运，也是关乎他是否会进监狱的个人命运。
中国新闻周刊：如你所说，以色列被国际社会视为一个高科技的发达国家，拥有顶尖的高校和知识群体。但另一方面，以色列政府对于极端主义言论和违反人道法规则的军事行动有很高的“容忍度”。为什么一个“文明国家”会允许最不文明的罪行发生？
列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首先，以色列政权花了这么长时间来对付巴勒斯坦人，它必须给自己构建一个叙事。这不是新鲜事，每个政权都会构建一种国家叙事。但以色列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神话故事”和现实的距离是如此之远，而且和世界各国的认知都不一样。所以，虽然以色列在很多方面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国家，但在保护这种叙事上，变得非常封闭。
其次，我们要回顾犹太人的历史创伤，以及大屠杀这样的历史如何被工具化。最近几天，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开始佩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进行种族隔离时使用的黄色六芒星标志。这是现在的以色列政府在试图定义“反犹主义”，他们希望用这种方式让世界保持沉默。
老实说，如果失去了这种“保护”，以色列的建国神话和过去西方国家的殖民其实没有太大区别：武力驱逐、剥夺土地，最后获得建立在种族主义之上的繁荣。如果看到这一面，人们就会去寻找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殖民传统之间的共同点了。
最后，你所说的以色列的“两面”有时是结合在一起的。比如，以色列是一个成功的高科技国家，其中一些顶级科技产品就是用于国防工业的，这实际上巩固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优势。但现在，这种模式是否还可持续？我们已经看到了人才流失。一些知识精英正在离去。人们不想生活在战区，不想被预备役征召。所以，就长期来说，这是不可持续的。
“以色列没有给巴勒斯坦人可接受的方案”
中国新闻周刊：让我们谈谈历史。你是《奥斯陆第二协议》的以色列谈判代表。当时，以色列政府里的大多数官员，是全力支持你们促进和平的工作，还是不怎么支持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想法？
列维：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们的谈判团队内部有很多争吵，有些人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深感不安，想推动政府采取绝不妥协的立场。
我还记得就土地边界问题达成方案时，巴勒斯坦人几乎同意了我们的大多数主张，这意味着78%的土地属于以色列，只有22%的土地属于巴勒斯坦。我们中的不少人、包括我的谈判上级都提出：好了，我们不要再为小事争吵了，这是我们实现和平的难得机会。
但是，还是有一些人说：以色列不能放弃对巴勒斯坦的控制权。我认为，他们是不想面对当时已经在巴勒斯坦领土上愈演愈烈的非法定居者运动。这是一种持续的内部紧张关系。在我所经历的谈判时期，大多数时候我们不是在和巴勒斯坦人谈判，而是在和自己人谈判。“抓住机会派”和强硬派试图在内部形成妥协。
那时，唯一能阻止我们争吵的，就是美国政府出来表态说：“不，这必须同意。”但在谈判后期，美国政府没有做到这一点。
中国新闻周刊：有巴勒斯坦谈判代表告诉我，巴方认为奥斯陆协议谈判及执行期间，主导前半段进程的以色列总理拉宾是积极的和谈推动者，但参与后半程的以色列总理巴拉克内心不愿意执行协议。巴方还认为，以色列代表不像是在进行外交对话，更像是在市场上讨价还价。你对这些事有印象吗？
列维：坦白说，我认为这些描述是公正的。拉宾总理给了我们清晰的愿景，并为推动和平构建了强有力的政治联盟，而巴拉克总理似乎没有准备好，他更关注民意调查的波动，以及维系并不那么稳定的执政联盟。巴拉克总理也做出了一些果断的决定，包括从黎巴嫩撤军，但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他不那么果断。总的来说，当他上台后，我们的谈判在政治上变得更艰难了。最后，我不认为我们拿出了巴勒斯坦人能接受的方案。
中国新闻周刊：今天的以色列政府比拉宾和巴拉克时代要更加“偏右”，我们能指望下一代以色列政治家摆脱这种右翼立场，回到和巴勒斯坦的和平进程中吗？
列维：我们面临的情形令人沮丧和担忧。在全球多数地方，年轻一代有更加全球化的视野；但在以色列，年轻一代是进一步右倾的。这和过去二十年的叙事与教育有关。
不过，10月7日的袭击以及当前的危机是否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还不好说。以色列社会最初的反应是愤怒、痛苦、报复，这是符合人性的。但保持这样的情绪，以色列得不到任何东西。我想用不了太久，以色列人会反思：和巴勒斯坦人保持这样危险的关系，让我们持续生活在战争中，是否是一件好事？
我们还需要内外部的动力。从历史的角度看，批评巴拉克总理是正确的，但今天的以色列政坛更没有能推动和平的强有力领导者。以色列也没有来自主要盟友的促和压力。如果未来二十年，国际社会只是谈论怎么重建加沙、怎么向外国安置巴勒斯坦难民，以色列政府会很高兴，因为这些事务并不“重要”，并不影响以色列继续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占领巴勒斯坦领土。所以我们需要更积极进取的国际“和平建筑师”参与进来。
“巴以双方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承认对方是人”
中国新闻周刊：美国总统拜登是这样的“和平建筑师”吗？
列维：不太像。目前发生的一切对美国来说也是巨大的战略失败。美国变得非常孤立。想想过去几年，拜登总统一直在对世界说“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现在呢？这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出现这种战略失误，一方面是因为拜登总统本人一直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另一方面，作为美国总统，作为了解美国政治的资深政客，他可能认为必须去亲近某些特定的游说团体和社区。但我认为，他同时也在失去另一些美国人的支持，他应当对此感到担忧。
我还想补充一点：当谈到巴以和平的建设者，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讨论美国，我们什么也干不成。现在需要的是国际社会其他主要国家参与进来。事实上这对美国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在巴以问题上美国是被束缚住手脚的。
中国新闻周刊：但如果短期内美国不能发挥积极作用，这意味着以色列将继续其军事行动。然后呢？它会摧毁哈马斯、削弱哈马斯，还是让哈马斯变得更强大？
列维：首先，以色列无法摧毁哈马斯。哈马斯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运动，是一种武装抵抗的观念。这种观念不是巴勒斯坦人独有的，也不是阿拉伯人独有的，可以追溯到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追溯到被压迫、被殖民地区的反抗历史。
哈马斯的抵抗方式是恐怖主义的，但一些巴勒斯坦人之所以支持哈马斯，并不是因为这些人也嗜血。我们看到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以色列的合作、谈判，他们结束了武装斗争，换来了什么？更多的占领、更多的非法定居点。巴勒斯坦人看到了和平路线的彻底失败。他们有什么非暴力反抗的方式吗？不管是获得联合国合法席位还是对以色列进行国际制裁，这些想法都被美国阻止了。
所以，武装反抗的意识形态会继续存在。事实上，我觉得10月7日的袭击意味着我们进入了更糟糕的时期。这场袭击的手段是恐怖的，和过去我们对哈马斯的了解也有所不同。我怀疑具体的袭击执行者犯下了比他们受到的命令更严重的暴行。
很多以色列人不愿意接受的一个现实是：未来，当我们讨论政治解决方案时，武装抵抗团体也必须被纳入进程中。是的，他们是暴力的，但当我们在冲突双方间推动和平，我们不能只找来一个没有代表性的“好人”，然后对自己说：“看，这个人的观点和我们很接近，我们就和他谈吧！”
现在，是以色列人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在加沙万名平民遇难后，巴勒斯坦人还会同意和我们对话吗？
中国新闻周刊：巴以谈判的历史，对解决今天的危机有什么启发吗？
列维：如果我们还想建立新的对话、还想解决巴以问题，我们首先要将对方“人化”。现在冲突双方在将对方“非人化”。如果以色列人被那些袭击者视为“人”，10月7日的恐怖袭击就不会发生。如果加沙平民被以色列政府视为“人”，今天的人道主义危机就不会发生。所以，我们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重新尊重双方生命有平等价值。
我不是说我们要围着篝火唱唱歌，而是说我们要重建最基本的共同价值观。我和一些巴勒斯坦谈判代表不仅保持了友谊，更成为了最亲密的战友，因为我们在为共同的和解事业斗争。这是唯一的避免“零和”的方式。我们要么进入一场无规则战争，然后所有人都是输家；要么就开始尊重对方为平等的人，然后开始对话。
记者：曹然（caoran@chinanews.com.cn）
编辑：徐方清
运营编辑：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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