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绝笔信叫《报任安书》，在写这封绝笔信时，《史记》已完稿，之后，司马迁再未写过文章，送给监狱要犯的信，一定经过审核，刘彻也许也看到过这封信。
也许不久，司马迁就死了，自杀？病故？意外？诛杀？冤杀？没有记载，不得而知。
这封信中产生了诸多的成语和词汇，时至今日，我们还常挂嘴边。
这封信对人性做了深刻的分析，对官员的善恶下了精准的定义！时值今日，依旧如此。
先说谁是任安？司马迁为什么要写信给他！
任安是荥阳人，孤儿，生活贫困，给人驾车为生，当过小吏，民众的口碑极好，后来因为武帝出游路过，他没浪费民财搞形式被罢官。之后到大将军卫青府当了门客。
任安在大将军府认识了一个朋友叫田仁，两人都家境贫寒，无钱贿赂管家，被安排给卫青养马。
田仁曾对任安说，大将军府的管家狗眼看人低。而任安回答，大将军都有眼无珠，不识人，何况他的管家。
有一次，卫青去平阳公主家坐客，估计任安和田仁作为警卫或车夫随行。
汉代人是席地而坐，就是跪坐在席子上。有一个俗语叫“吃席”，本意就是指在一个席子上吃饭。
吃饭时，两人被安排与平阳公主家的仆人坐在一张席子上共食。
任安忿然，拔出配刀，将席子割开与平阳公主的仆人分席，以示尊严。
后来，汉武帝刘彻派人到大将军府选拔侍从，卫青就选了门客中十位家庭富裕的人准备鞍马服装佩剑。
卫青是个私生子，也是奴仆出身，所以，从内心来说，对权贵有天生的畏惧和敬仰。
刚好有一位“酷吏”赵禹来卫青家做客，卫青将准备推荐的人让赵禹审核一下。
这十人被叫来面试，赵禹逐个交谈，结果大失所望。
赵禹就对卫青说，皇上有知人之明，如果这些人去了，就是木头穿着人衣，会让皇上认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什么样的官就会推荐什么样的人，这些人，有财无能，会让皇上看低大将军。于是，大将军府的百余名门客，依次被唤来让赵禹挑选。赵禹只看中了任安与田仁两位。
刘彻是会用贤才的能主，召见两人，让他俩相互评价一下对方。
田仁说：手执鼓槌，傲立辕门，使将士甘心情愿、视死如归，我不如任安。
任安说：决断嫌疑，明辨是非，让官员不令而信、百姓爱戴，我不如田仁。
此后，两人为官清廉，官誉天下，坐到了二千石的高官。后来，又都因“巫蛊之祸”，被冤杀。
任安在当益州刺史时，给好朋友司马迁写过一封信，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请求司马迁趁在皇帝身边工作的机会，多为国家举荐人才。司马迁，时任“中书令”，也就是皇帝秘书的角色。
接到这封信，司马迁并没有回信，几年后，直到任安进了监狱，马上要押往刑场，司马迁才回了这封信。
在这封信中，司马迁说了自己的观点：
一、司马迁认为：任安是他的知音，现在任安为小人所害，将要赴死，如果不把心里的愤懑告诉任安，将留下永生的遗憾。
二、司马迁认为：就是才能像和氏壁一样稀缺，品行像圣人那样高尚，可是受了腐刑之人，不可能再度荣光，多言反而被人耻笑，他不愿自取其辱。
三、司马迁认为：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他虽然平庸，但保持着气节，处于一个污浊的人情氛围中，每做一件认为正义的事，总会有人说三道四，想引导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总是让自己受到伤害。他的言论“为谁去做，请谁来听”？郁闷时，无处述说，两眼茫然。并举例说：钟子期死了，伯牙一辈子不再弹琴。为什么？知音难觅。
四、司马迁认为：取舍之间，就是衡量义与不义的标志，一个人的“荣辱观”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价值。君子立于世，必须有“五德”，人生最大的灾祸就是贪利，最大的悲哀就是心伤，最大的丑行就是忘本，最大的耻辱莫过于被宫刑。
五、司马迁认为：他是沾了父辈的光，留在京城做个小官，他的职责：一不能进纳忠言，出谋划策，得到信任；二是不能拾遗补缺，招纳贤才，推举能人；三不能纵马扬刀，斩将夺旗，攻城掠地；四不能谋取高位，积累资历，光宗耀祖。所以只能谨小慎微，保全自己。
六、司马迁认为：以前，他位于小吏之列，也曾义愤填膺的发表过一些微不足道的牢骚，那时候没有利用机会为国家申张正义而出谋献言，现在与宦官为伍，再昂首扬眉，评论是非，就是轻视朝廷。
七、司马迁认为：他并没有卓越不羁的才华，也没有乡里乡亲的称誉，能顶替父亲的官位，为国家出微薄之力，就不能有太多的奢望，所以，断绝了社会往来，忘掉家中事务，日夜都在考虑如何专心供职，以求得信任。
在这封绝笔信中，司马迁说了受辱的原因：
司马迁说，他与李陵不是一类人，也没有什么交集，更不是朋友，连杯酒都没喝过。但是他观察，李陵不是平常之人，讲孝道、守信用、尊长幼、不贪财，为人谦和，自甘人下，总想着为国赴难，具有国士之风。
李陵出兵，未败之前，朝廷收到捷报，王公大臣们兴高采烈，颂扬皇帝英明决策，歌功颂德。李陵战败，那些稳坐朝堂，万无一失，拥妻抱子，享受荣华富贵之辈，竟群起栽脏构陷。
李陵转战千里，箭已尽，路已绝，救兵无望，将士死伤遍布荒野，然而李陵振臂一呼，将士们立即跃起，眼中含着泪，身上淌着血，强忍疼痛，举着车轴，握着笔刀，冲向寒光的马刀，与敌人血肉相搏……
所以，李陵投降只是权宜之计，必会寻机归来，他只为一位“国士”说了几句公道话，便遭宫刑。
按照法律，只要交出一笔赎金，就可以免罪，可是他没有钱。朋友中没有一个人来看他，也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最亲近的长官、同事、亲信，没有一个人帮他说一句话，避瘟疫一样远离他。被投入监狱，囹圄幽暗，向谁申诉？
因为无钱赎罪，于是，司马迁写下了《货殖列传》，商人的传记，有钱不是坏事，贫贱并不耻辱，为富不仁才是祸害，“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这是人性，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是天理、是规律，无可厚非，也不用妄自轻薄。
司马迁说，他的先祖不是开国元勋，家中没有免死的铁劵丹书。他的工作是历史、历法、天文星象，外人看来，属于算命卜卦等同与巫师之职，毫无尊贵可言。
在狱中，手脚被捆，戴着刑具，赤露着身体，任人欺辱，见了狱吏怕被殴打，不由自主地下跪，唯恐狱吏不高兴，大气都不敢出。
为什么？在强权和暴力面前，人哪里会有尊严。
韩信、张敖这些曾称王称霸的人进了监狱也是如此。
大将周勃率百万之军，面对强敌毫不畏惧，但在狱吏面前也是瑟瑟发抖。
窦婴、灌夫、季布，这些人都曾是王侯将相，当穿上囚衣、带上镣铐时，不去自杀，维护士大夫的尊严，宁愿偷生于尘埃之中。古今人性便是如此，谁能逃脱？
勇敢与懦弱，只是形势所造，坚强与脆弱，更是环境的产物。
人之常情，无不贪生怕死，思念亲属，眷恋妻儿。一旦遇到正义公理，又能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是君子的气节！
司马迁说，他自幼丧失父母，没有兄弟，孑然一身，只有妻女，孤独清寒。
为什么要活着，甘受其辱，因为，他认为，他的文章还没有写完，想让毕生的心血流传于世。
司马迁说，生前富贵，死后无名的人多了去了。
但是，有些人能够名垂千古。
文王被囚推《周易》，孔子失意修《六经》，屈原放逐作《离骚》，孙膑剁足留《兵法》，左丘明目盲撰《国语》，吕不韦被贬著《春秋》，韩非子囚禁写《说难》。
《诗经》百篇，皆为忧国忧民的宣泄。
司马迁说，人心忧郁悲愤，没有申诉的渠道，才追述过往的事，预测发展的规律。著书立说，使人愤怒得以平衡，借文字，展大志宏才。
司马迁说，他将精力投入到毫无作用的词章之中，收集天下遗闻旧事，综合分析、考察本末，梳理兴衰，品鉴成败，查找规律，警示后人。已完成一百三十篇的表、书、本纪、世家、列传，用以研究天道人和，了解古今变局，分析与辨别，以史为鉴。这就是忍辱负重，苟且偷生的原因。
司马迁树立了中国人独特的生死观：“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慷慨就义是勇敢，也有人是为了不受辱，这时候则是一种懦弱。苟且偷生是懦弱，也有人是为了伟大的事业，保全生命的价值，这时候就是一种勇敢。
“中书令”是一个宦官的岗，之所谓没有听任安的话去推荐贤良，因为宦官为人所耻，所以被宦官所推荐的人自然也会为人所不齿。
《报任安书》全文2397字，字字珠玑。当时是刻在竹简上，如果译成现代文两万字也说不清，如果注解成书，二十万字并不为过。
有血有肉、胸怀壮志、忧国恤民、但无能为力的司马迁跃然于竹简之中，时两千多年而不朽。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句话说的就是司马迁的最后绝笔信《报任安书》。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才是中国人的价值观。
汉武帝看过这封信，将会如何想？
于是，就有帝王的第一封悔罪书：轮台罪已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