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任班超的是戊己校尉任尚。
在《后汉纪》中，记载了班超的《答“任尚”书》。
出于礼貌，任尚向班超请教：阁下，您在西域三十余年，肯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现在由我来接替您，接下来的事如何去办，我的能力浅薄，向您讨教一下！
班超说：我老了，记忆衰退，智力减弱。你屡次独当一面，担任高官，我怎么能跟你比呀！一定要让我留下点建议，我就说说治理西域的办法吧！一是对内，来西域的官吏、士卒都不是孝子贤孙、奉公守法之辈，基本都是犯了法，发配充军，以功赎罪之流。二是对外，西域各国，人心涣散，跟飞禽走兽一般，很难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但却容易一哄而散。你的个性太强，性子又急，要明白一个道理，水清则不能养大鱼，明察秋毫的严苛，一定会失去人心。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大尺度，力求简单，凡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要注重细节，也不能在背后做小动作，宽恕他们的过失，把握住大方向就可以了。
其实，班超在西域就是这样做的。
永元六年（94年）秋，班超率焉耆、危须、尉犁。大军行到尉犁，班超就派使者通告三国国王：“你们要想改过，国王必须来迎接犒劳大军，王侯上下都有重赏。”
当时，焉耆王广看到使者送的五百匹丝绸，动心了，就让左将北鞬支送来酒肉，迎接班超。当时，部下建议杀了北鞬支。班超说，这个人是焉耆的权贵，如果杀了他，焉耆国就会加强防务，坚守要塞，会造成我方的重大损失。于是，班超送北鞬支贵重礼物，放他回去。
焉耆王广见北鞬支平安回来，亲自到尉犁迎接，面见班超，送上国礼。
班超的目的是降伏焉耆。而不是只要焉耆王广的人头。
焉耆王从尉犁返回后，立即命人拆掉通往焉耆国的桥，但是班超的联军已从旁道进入焉耆国，距王城二十里驻扎。焉耆王大惊，想带人逃到山中顽抗。焉耆国左侯元孟，悄悄派使者向班超报信，为了稳定焉耆国贵族，班超命人杀了元孟的使者。
于是，班超邀请焉耆王广、尉犁王泛等30余名贵族参加宴会，并以贵重物品诱惑，但只来了13人，危须王、焉耆国相等十七人参与过围攻西域都护陈睦的战争，怕被诛杀，逃跑了。
宴会开始，班超突然发难责问：须危王和焉耆国相为什么逃跑。下令武士抓捕焉耆王广、尉犁王泛。这只是班超的策略，而之后发生的事，则是班超的应对西域联军的办法。
西域各国的军队在焉耆开始了抢掠，斩杀五千多人，俘获一万五千人，牲畜三十万头。班超不支持、不反对、不表态，原本这些军队的目的就是为抢劫才愿意出征。对于没有受过“礼义廉耻”教育的游牧民族谈“仁义之师”，不是对牛弹琴，简直是诱发西域联军内斗的导火索。
“纵兵抢掠”本就是匈奴与西域诸国采用鼓励士兵的手段。这种入乡随俗的“征战”，可以肯定在历次西域战争中，办法一样，效果相同。
所谓换位思考，就是站在盟友的角度考虑好利益分配问题。
为什么立元孟当焉耆王，因为元孟曾在洛阳当侍子，亲中原反匈奴。
为什么诛杀焉耆王广，一是“广”参与了攻击陈睦之战，二是“广”曾在匈奴当侍子，亲匈奴反中原。
这其中的道理，任尚虽然当了戊己校尉，但并不了解。所以，听了班超的经验和忠告后，任尚不以为然，反而私下里对亲信说：“我以为班定远会有奇策，而他的这番建议，竟然如此简单。”
任尚如此傲慢，看看任尚在进入西域都护府之前的简历：
1、章和二年（88-89年），担任护羌校尉府长史。参加了攻击羌人烧当部落首领迷唐的战争。
2、永元三年（91年），担任大将军窦宪军队的司马，率兵出居延塞，参加了攻击北匈奴的“金微山之战”。
3、永元四年（92年），任中郎将，屯驻西域伊吾卢，持符节护卫北匈奴投降的残部。
4、永元五年（93年），北匈奴残部在西域蒲类海重燃战火，任尚率兵翻越天山参与了平叛战斗，击斩首领于涂鞬。并勒石记功（此碑在新疆巴里坤松树塘被发现，史料无记载）。
5、永元六年（94年），任乌桓校尉，率鲜卑、乌桓兵参与平定归降的北匈奴再次叛乱的战斗。
6、后来，任尚调任驻屯车师的戊己校尉。这个时间应该在永元九年（97年），乌桓校尉岗位上任职满三年，平定车师后国涿鞮叛乱之后。
永元十年（102年）任尚接任班超任西域都护。从职务上，任尚是因为军功被提拔。与班超相比，班超应当算儒将，而任尚则是位悍将。
当年，刘邦大骂陆贾，你爷爷我在马上得天下，并不是《诗》《书》的作用。陆贾反问，陛下，马上得天下，能马上治天下吗？武逆文顺，文武并治，才是长久之道。
任尚与班超的差距就在于，习惯于暴力统治，并无文功相辅。
所谓儒将，是指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以团队的胜利体现个人价值；所谓悍将，是指急功近利，只顾眼前，以个人的功绩取代团队贡献。
任尚并不具备独挡一面的素质，只用了四年时间就毁了班超三十年的功业。
任尚在西域为所欲为时，中原并不平静，羌人叛乱不断，皇室危机重重。
永元十六年，北匈奴汗国派使节向中国进贡，称臣，请求和亲，愿恢复呼韩邪单于时代的盟约，汉和帝刘肇认为北匈奴多变，并无诚信，拒绝接见北匈奴使节，但仍然重赏。
永元十七年，冬季，12月22日，汉和帝刘肇在章德前殿驾崩，时年27岁。
刘肇在世时，先后与后宫妃子生有十多个孩子，但是这些孩子不断地夭折，后来，就把所生皇子送到民间抚养。他死后，两个还活着的皇子被抱回来，立不知名的妃子所生仅百天的刘隆为皇帝，是为汉殇帝。尊皇后邓绥为皇太后。
汉和帝刘肇在位十七年，平，窦氏外戚，敬，养母太后；亲理政务，劳谦有终，赈济灾民、减免赋税、安置流民、不误农时、招贤纳士、清明政治、平定西域、复置都护、降服匈奴、善待羌夷。清理冤狱、恤鳏寡、矜孤弱、薄赋敛，国力鼎盛，史称：“永元之隆”。
“光武中兴、明章之治、永元之隆”，长达80年，四代君主的治理下，和帝刘肇将王朝的弦线拉到了最大值，垦田732万顷、人口5325万，任何一个王朝步入顶峰，即将面临衰落期。自然科学中，我们可以称之为正弦曲线。
用一个事例来说明，汉和帝刘肇在位时重用了什么样的官。
与和帝同一年去世的京都洛阳令王涣，为人正直，办事公正，明察秋毫，洞悉邪恶，曾有朝官举报他用法苛刻。
这一年，王涣死于任上，街市小民，叹息流泪。
王涣是益州（今四川遂宁）郡人，当他的棺椁要运回家乡，经过弘农（今河南灵宝）郡时，百姓送别，设立香案向灵柩跪拜。弘农官员不理解，一个外郡的官员死后，百姓为什么如此伤感？就打听，跪拜的百姓说：以前，我们运粮到洛阳，常被沿途的小官小吏敲诈抢夺，到了洛阳损失一半。自从王涣当了洛阳令，从没发生这类事件，我们跪拜，是在感恩。
王涣只是外表严苛，内心仁爱，司法公正，人人悦服，当时洛阳人认为王涣是神灵附体，拯救百姓，百姓自发为王涣设立祭庙。
一个好官，是一个时代的楷模，天地之间有杆称，那秤砣就是老百姓，官就是那定盘的星。
刘肇在世时，封诛杀窦宪有功的宦官郑众为鄛乡侯，食邑1500户，这位郑众并非后世那些无恶不做的太监，而是贤德之人，但是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太监封侯的先河。既然封侯，自然干政。危机往往在盛世期间埋下隐患，自此，外戚与宦官先后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得知汉朝的皇帝死了，北匈奴再一次派使节到敦煌进贡，非常可怜的说，匈奴汗国穷苦，没有贵重的礼物，请求中国派使节前往北匈奴地，愿派侍子到洛阳为质。此时，太后邓绥按大臣的建议，只给予赏赐，对北匈奴提出的请求不做答复。
两次北匈奴遣使事件，说明北匈奴依旧存在，王庭位于哪里？西域还是塞北，不知道。在敦煌求见，自然位于天山以北或阿尔泰山之麓的某个天然牧场，窦宪灭北匈奴只是灭了某个单于或某个部落而已。
汉和帝刘肇去世的第二年，一岁多的汉殇帝刘隆夭折，皇太后邓绥与哥哥车骑将军邓骘、虎贲中郎将邓悝密商后，立清河王刘庆13岁的儿子刘祜为帝，是为汉安帝。太后邓绥临朝听政。
这一年，北地人梁慬被任命为西域都护府副校尉。
梁慬走马上任，才到河西，求救信来了，这封求救信是西域都护任尚快马传递而来。原因是西域多国叛乱，联合攻击在疏勒的任尚。
西域都护府设在龟兹的它乾城，不知道这位任尚跑到千里之外的疏勒干啥去了。
梁慬率河西四郡的羌胡骑兵五千人驰援，救援的大军出玉门关，西域联军闻讯各自撤退。
关于西域诸国叛乱之事，洛阳朝廷也许只听了任尚的一面之辞，于是，调任尚回洛阳。任命段禧为西域都护。
段禧、梁慬等人上任后，固守它乾城。梁慬认为它乾城，城池太小，不够坚固，于是，说服龟兹王白霸，迁都护府到龟兹城内。白霸本身就是汉朝任命的龟兹王，愿意与都护府共存亡。
但是，龟兹的官员与百姓坚决反对。其中有一个原因，梁慬所带的兵是羌胡人、原西域都护府的汉军基本是罪犯充军，所以这些人强买强卖与强盗无异。
梁慬进入龟兹城，集结军队八九千人。白霸的反对者，跟温宿、姑墨两国结盟，集结数万人，围攻龟兹城。数月缠打，梁慬军队胜，斩杀万人，龟兹的局势方定。
西域都护段禧、梁慬等人，虽然固守龟兹，可是，西域北道诸国抵制不断。切断通往玉门关的沿途驿站邮亭。西域的状况，朝廷截然不知。于是，朝廷官员讨论，认为西域远在天边，叛乱不断，屯兵垦田，费用庞大，已无力负担。
永初元年（107年），6月22日，邓太后决定撤销西域都护，派骑都尉王弘，率关中部队出玉门关，迎接段禧、梁慬和驻伊吾卢、柳中屯田将士，退入玉门关。
丝路之道，再次中断。
任尚接手时，一个和谐、稳定，视中原王朝如同父母的西域。四年时间，便搞得一片混乱，以至多国联合起来武装攻击都护府。史书中并没有调查结论，可以推断，任尚从车师到疏勒，不断的敲诈、勒索、暴虐、侮辱，以致沿途各国忿起抗暴。
一位失职的封疆大吏，往往是割裂中央王朝与边疆和谐关系的那把刀。
从任尚的结局可以分析出此人在西域干了什么？
元初五年（118年），汉朝平定多年的羌乱之后，封度辽将军邓遵为武阳侯，因邓遵是邓太后的堂弟，赏赐优厚。时任中郎将的任尚不满，与邓遵争功，虚报斩杀羌人数量，接受贿赂，贪污军饷数额巨大等违法乱纪的事遭举报，于是，押解洛阳，在闹市中斩首，暴尸街头，家产归公，这似乎是历史上那些贪官，最后的共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