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在上海旧照
父亲母亲的缘分
文/沈宁
父亲生前曾经对我说过，中国人讲缘份。所谓缘份，就是许多非主观所能预见或控制的偶然性，与主观意志，性格，爱好等等的一些必然性，相结合而产生的结果，似乎带有一些神秘性，又有一些浪漫性，使人达到一种美学的境界。那恐怕是只有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才能够领略的境界。
我的父亲与母亲的相识与结合，在某种意义上来看，可以说是由缘份所致。
浙江嘉兴沈家和湖北黄冈陶家，历代世交。我的外曾祖父陶月波公，曾由我的祖叔陕西提学使沈卫公举荐，考中经济特科进士。而我的外公陶希圣先生年幼时，也曾借住我二伯伯沈钧儒先生家，跟他学过八段锦。抗战时期，外公同二伯伯投身抗战，同在国防参议会共事， 经常激烈争执，也经常一起说笑。
但1942年秋天之前，父亲与母亲两人的生命轨迹，从来没有任何交集的机会。父亲是浙江人，母亲是湖北人。母亲童年时期，跟随外公在上海居住的年月，父亲在嘉兴读书，从来没有到过上海。父亲在杭州师范读书的时候，母亲则跟随外公外婆，到了北平。之后父亲考取上海文官考试，到上海做小学老师的时候，母亲又跟随外公到了成都和重庆。他们两人曾经在同一座城市居住的时候，只有1939年12月到1940年1月之间，那时母亲是汪精卫集团要员的大小姐，整日费尽苦心，琢磨如何逃出上海。而父亲则是仍滞留上海租界内的暨南大学的穷学生，白天读书，晚上打工，半工半读，睡眠不足。
图一 年轻的父亲
父亲比母亲年长两岁，本来在大学应该比母亲高两班，正常情况下，他们或许永远不会有相逢的机会。但父亲因为高考时候，数学零分，先读了一年预科，升入本科，已经晚了一年，比母亲便只高了一班。从时间上说，两个人相逢的机会似乎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但就空间而言，两人还是相距万里之遥。1940年初，父亲继续在上海读书，母亲却已经回到香港，而后又考取西南联大，到昆明去了。
日军1941年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即进占上海公共租界，暨南大学按照计划，安排全校教员学生，撤退福建北部的建阳。那时父亲读二年级，跟随学校南下。父亲先到嘉兴，与父母告别，然后步行数百里，到达浙东重镇金华。父亲是读书人出身，从来没有走过那么远的路，可那时嘉兴一带是敌我交战之地，道路不通，火车停开，只有走路，而且还要冒死犯难，穿越日寇防线，很是危险。
金华设有暨南大学的学生接待站，把学生集合之后，用卡车送往福建的建阳。暨南大学借用建阳当地一座孔庙作为临时校址，一切都非常简陋，而且学生没有到齐，许多尚在后撤途中，学校开不成课，学生整天闲逛，无所事事，直到1942年春天。
父亲的四姐夫，就是我们的四姑父，从贵阳到福建来做生意，收购电动机，运往后方内地出售，途经建阳，同父亲见了面。父亲抓住机会，请求姐夫，把他带到重庆去。正值兵荒马乱，姑父也需要一个人帮忙押车，便同意了。于是父亲坐在姑父大卡车的顶上，披星戴月，从福建走到了重庆。
几乎跟父亲长途跋涉历险逃难的同时，母亲也经历一场同样的家庭变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迅速占领香港，从此家信全无，母亲独自在昆明，焦虑成疾。几个月后，外公和外婆以及几个舅舅，终于逃出香港，千难万险，到达重庆。经过重大的离别与思念，母亲决定转学，从昆明的西南联大转到重庆的中央大学，以求能够与外公外婆和几个舅舅团聚。就这样，母亲也到了重庆。
图二 大学时期的母亲
父亲在暨南大学的时候，本来读历史专业，听说学历史日后不好找工作，所以转学到重庆中央大学的时候，改入英国文学系。母亲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本来读中文系，转学到重庆中央大学，为了日后能够出国留学，也改入英国文学系。父亲和母亲，不约而同，异地同归，空间距离接近起来，显是冥冥之中，缘份起着神秘的作用。
但是父亲还是比母亲高一年级，时间距离犹在，原本也可能很难相逢。可是父亲从上海后撤福建的时候，在暨南大学读二年级上学期，下学期在撤退途中度过。他转到重庆，注册中央大学，却没有二年级下学期的学分记录，只好重读二年级。于是仿佛天造地设，四二年秋天，中央大学开学的时候，东南西北，万水千山，父亲与母亲两人，坐进了同一个教室，中央大学英文系四一班二年级。那年父亲二十三岁，母亲二十一岁。
抗战期间，中央大学大英文系，聚集了范存忠，楼光来，俞大絪，俞大缜，初大告，徐仲年，许孟雄，杨宪益，叶君健，孙晋三，丁乃通等许多著名学者，教授阵容颇为强大。范存忠是牛津大学毕业，学问很好，当时乃至以后数十年间，全国公认的英文权威。他当时在中大教授英文散文，本人生性并不幽默，但教课有时会讲一两句笑话，倒让学生忘不掉。因为是系主任，学生们背后不叫他教授或老师，而叫他老板。当时学生中间还传说，范存忠教授与俞大缜教授很要好，两人经常一起出没，还有学生看到范教授晚上到俞大缜教授的住地去。
父亲母亲当时读中央大学，几乎没有一本象样的教科书，所有课程都是发油印讲义，而且用的是土纸，黄褐色，粗糙易破。他们读大学的时候，那种艰苦和用功程度，后来的学生想都想不到。那时学生之间，彼此也很亲近，外文系的学生更比其他各系学生活泼，经常集体活动，比如野餐之类，很有情趣。为练习英语，全班每个学生都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字，父亲叫做乔治，母亲叫做玛格丽特，还排演过一些英语话剧。
父亲母亲英文系那一班，总共不到二十名学生，女生本来多于男生，后来政府在大学生里征募翻译官，帮助美军顾问团工作，吴文津，朱立民，王晋熙三个同学应征离开，班上男生便只剩下父亲，耿连瑞，祁延朗，丰华瞻四人。祁延朗叔叔后来在北京新华社工作，跟父亲常有来往。耿连瑞叔叔后来在西安外语学校做教务主任，到北京来看过父亲母亲。我在西安读大学的时候，也去外语学校看过耿叔叔。丰华瞻叔叔美国留学后回国，在复旦大学做英文教授，常到北京来跟父亲母亲聚会，他结婚时父亲母亲送他一条花被面。
三个从了军的同学中，朱立民叔叔后来在台湾大学外文系做教授，改革开放之后跟父亲重新取得联系。吴文津叔叔后来跟随美军顾问团到美国，退伍后在美国继续读书，获美国史坦福大学博士学位，做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馆长数十年，我在美国经常去看望他和颂平阿姨。王晋熙叔叔没有跟随美国顾问团去美国，退伍后回到中大完成学业，比父亲母亲低了一班，后来在北京外语学院做英文教授，曾经参与编写一套很流行的英文教材，我们常去外院看他，文革时受到严重迫害。
父亲母亲那一班的女生，有蒋百里将军女公子蒋和阿姨，丰子剀女公子丰陈宝阿姨，马寅初女公子马仰兰阿姨，荣毅仁胞妹荣墨珍阿姨，当时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的女公子刘致学阿姨，山东青岛市警察局长的女公子吴慧阿姨，再加母亲，可谓高干子弟成堆。
图三 中大英文系毕业照
父亲和母亲大学四年级确定了恋爱关系，确实是缘份使然。虽然父亲和母亲殊途同归，千里相逢，但母亲是党国要员的大小姐，全家团聚，欢天喜地，父亲则是独自一人在后方，家人都在日占区浙江嘉兴，牵肠挂肚。两人当时家境相距甚远，门不当户不对。母亲每天穿着整齐，花裙皮鞋。而父亲则整年只穿一两件长袍，冬天把里子装上去当棉袍穿，夏天把里子拆掉当单衣穿。母亲曾经对我们嘲笑，父亲读中大时容貌十分秀美，可是衣着实在剌遢。父亲则告诉我们，他读中大，用的是空气洗衣法。一件长袍穿得脏了，放到椅背上，换另一件穿。穿过一段时间，发现身上这件，比挂在椅背上那件更脏，便又换上挂在椅背上那件。这样来来回回换，用空气洗衣服。
最后母亲决定带父亲回家，去见外公外婆。那天父亲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到四姑父家，借了一身西装，不合身也没办法，穿了去见未来的老丈人。好在外公本也是个对家产衣着无所谓，只重身份学问的人，见了父亲，大谈陶沈两家的世交渊源，倒好像在说明父亲和母亲的恋爱，还可算是门当户对。而且外公外婆很爱母亲，很尊重母亲的判断，所以便准许了父亲和母亲的关系。
1945年五月，父亲和母亲同年从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本来读英美文学的学生，都是打算毕业之后出国留学的，父亲母亲当然也不例外，毕业前积极申请，也都获得了外国大学研究院的录取。父亲可以到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深造，母亲可以到伦敦一家英国私立大学进修。
出国留学是母亲从小的志愿，外公因为自己没有能够出国留学，始终抱着很大的遗憾，所以特别支持母亲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他同意母亲去英国留学，并且愿意资助她，但是外公没有能力同时资助父亲。
那时母亲跟父亲正在非常热烈的恋爱之中，相信若是两人出国不能到同一个国家同一所学校，那就不如干脆不出国。一英一美，相隔大西洋，那怎么行？或者父亲不去美国，母亲一人赴英，一英一华，更不是办法。母亲不愿意一个人独自出洋，把父亲留在国内。于是两人便决定，谁都不走，都留在国内，好歹是在一起。
既然不出国，毕业之后，就必须找工作。对于正常人来说，大学毕业，就是大人了，不能继续依赖于家庭。母亲由外公帮忙，到化龙桥中国农业银行总管理处工作，任英文翻译。
父亲则请二伯伯沈钧儒先生帮忙，介绍给当时在重庆两路口的美国新闻处金仲华先生。抗战时期的美国新闻处，就是后来的美国新闻总署。金仲华先生是浙江桐乡人，桐乡隶属嘉兴府，所以是同乡。谈话之后，金仲华先生又把父亲介绍给上级刘尊棋先生。刘尊棋先生当时在中国文化界的声望，不弱于郭沫若。他很器重父亲，立刻录用，于是父亲进入美国新闻处，任翻译。
有了不错的薪水，父亲母亲在重庆一家餐厅举行订婚仪式。父亲邀请堂兄沈钧儒先生，母亲邀请其父陶希圣先生。沈陶两家本是世交，沈钧儒和陶希圣二先生又多年同在国民政府任职，经常一起开会，政见不同，经常争论。但是接到两个年轻人的订婚邀请，沈陶两位先生，抛开政治，欣然赴宴，举杯痛饮，见证两家结亲。
图四 报纸发表父母订婚启事
外公一家当时住在长江南岸，母亲因为每天一早上班，并要经常同父亲见面，所以平时不住南岸，而是借住当时在重庆城里的伯父陶述曾先生家，我们叫他公公。公公当时担任军事委员会工程委员会副总工程师，家庭生活很宽裕。父亲则是独自一人在大后方，借住当年带他到重庆的姐夫家。两个住处相距不远，父亲母亲要见面，本来很方便。
但两人的上班时间却是错开的，所以相聚还是不易。母亲在银行任职，每天早上进办公室，傍晚下班回家。父亲在美新处做翻译，由于中美分东西两半球，时间相差十数小时，父亲每天晚上进办公室，收听美国广播电台的英文新闻广播，翻译成中文稿，报告给中国政府和国内新闻界。所以一对恋人，平时只能早上晚上，匆匆打个照面，或者打打电话，只有星期日才得以相聚整天。
父亲母亲上班刚过一个月，八月六日美国对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重庆美军司令部人员密切注视日本反应，工作紧张起来。美国新闻处中文部也一样繁忙，父亲整晚都在办公室翻通讯稿，有时还要加班。母亲便也回家去住了。
八月十五日晚上，父亲照常到美新处上班，收听美国旧金山电台的新闻广播，接收最新战况，转译中文。出乎意料，父亲听到美国电台广播：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他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美国电台广播，确实在反复地报告这条消息。父亲激动之余，还没有把新闻稿翻译成中文，就先迫不及待打了个电话，把那惊人的喜讯，告诉给了母亲和她的家人。
母亲听到电话，两脚直跳，大喊大叫：日本宣布投降了！日本宣布投降了！
外公和外婆听了，不能相信。然后他们都明白了，忍不住低头流泪。四个年轻的舅舅，跳起来，踢翻座椅，跌跌撞撞冲出家门，一路狂呼：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
院外山坡上，夜色笼罩，四野一片寂静。四个舅舅齐齐站在山涯边，两手拢住嘴巴，扯开喉咙，拉长声音，向着山野天空，一遍一遍地高呼：日——本——投——降——啦——
响亮而欢乐的喊声，在山谷空旷的夜空里飘荡徊响，层层迭迭，前扑后拥，经久不息。左近几户人家听到喊声，都跑出来看，不知怎么回事。只见陶先生家四个男孩，拼命喊叫着冲下山去，冲进小镇商店，掏出每人身上所有零钱，全部买了鞭炮。然后回家，乱放一气，大喊大叫。
半个钟头以后，父亲翻译发布的这条新闻，开始在重庆电台广播。顿时之间，山上山下，前山后山，江北江南，城里城外，这里那里，陆陆续续，都响起喊声，叫声，歌声，笑声，鞭炮声。所有报纸都赶印号外，满街散发。重庆城里灯火通明，鞭炮花炮，彼伏此起，不绝于耳，半个夜空都闪动粉红色，烟雾升腾迷漫，吶喊之声轰轰做响。满街是人，载歌载舞。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重庆的那个夜晚，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快乐的时光，那一次，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忘情地狂欢。
（未完待续，明天在十一维刊发下部）。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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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宁：浙江嘉兴人，南京出生，上海长大，北京读书，陕北插队。西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八三年赴美留学。曾任科州雷市文化委员会委员等职。业余写作。微信公号，秀州公子沈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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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