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除了写作，她还是一个初高中的语文老师。她的风格大多数都是自传性质的，她说，在她年轻的时候，就找到了自己一生的写作主题：写我知道的现实，写我已经经历过的一切。
并且以一种”不加任何诗意的回忆，也没有欢快的嘲讽”的方式来写，如此，便衍生出她独特的写作方式：无人称写作。下文是她对于自己的青春岁月，以及如何走上文学之路的回忆。
下文摘选自《我的青春之城》
读过《位置》的人都知道，当父亲于1967年突然去世时，我的记忆才被重新激活，被压抑的记忆重现，我的故事和先人的故事卷土重来。同时，也就在这个时刻，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发生了蜕变，因为我依凭文化以及婚姻进入了布尔乔亚阶层。后来，社会学为我提供了用于描述这种情况的恰当术语，即“阶级叛逃者”或“向高处降级者”。就在失去父亲的那一年，我被任命为一所中学的教师，这是我的第一份教职，学校有一部分技术课程班。对于我来说，一次回到现实的机会出现了。
我面前有四十个学生，其中大多数来自上萨瓦纳地区的农民和工人阶层。我意识到了他们自身的文化水平与我教给他们的文学之间的巨大鸿沟。我也注意到了一种不公，那就是，通过学校复制社会不平等。学生中有一些就是当年与他们年龄相仿的我的翻版，他们的粗鲁、缺乏礼貌、对主流价值观的无知和我一模一样。
从父亲去世——他比母亲更具有代表性，代表着深深植根于工人和农民阶层——以及教授这些学生开始，也就是说从这种双重经验开始，我明白了我应该写什么：写我知道的现实，写我已经经历过的一切。虽然我在童年和青少年时一直生活在梦想和想象中，但是通过一种反向的运动，从我的第一本书开始，也就是《空衣橱》开始，现实和对现实的记忆追上了我，并构成了我作品的原材料。
知道自己想写什么，这很好
如何写，以何种方式写？
知道自己想写什么，这很好，我不是第一个知道要写什么的人，但大问题是：如何写，以何种方式写？我，一个来自克洛岱巴尔街杂货店，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浸淫在一个通俗的口语环境，一个市井世界里的小姑娘，我将用我所习得的文学语言，也就是说既然我成为了文学教师，就用我所教授的语言来书写，并从中寻找写作的榜样吗？
我会不问青红皂白地就用我“以非法方式”得来的文学语言进行写作吗？“敌人的语言”,正如让·热内所说的那样，也就是说我所在社会阶层的敌人。我，一个来自社会内部的移民，怎样才能去书写？从一开始，我就陷入了一种张力，甚至一种撕裂之中，介于文学的语言，一种我所学习和喜爱的语言，以及我的原生语言之间，后者是家的语言，我父母的语言，被统治者的语言，也是我后来感到耻辱但仍旧留在我身上的语言。从根本上来说，问题就是：如何，在书写的同时，又不背叛我出身的那个世界？
在我的头三本书里，受到塞利纳的影响，我选择一种激烈的写作(《空衣橱》《冻僵的女人》)，但从《位置》开始，也就是从讲述父亲的生平，即一种平凡的生活开始，一种化解张力和撕裂的方法开始显现。
在这本书中，我这样解释自己的写作选择：“为了展现一种受必需性支配的生活，我首先没有权利去从事艺术，也无法去做什么‘激动人心’或‘动人心弦’的事。我将收集一些父亲的话语、动作、品味和生命中的重要事件，以及我也分享过的他人生中所有的客观印记。不加任何诗意的回忆，也没有欢快的嘲讽。我很自然地就使用了一种平实的笔调，就像我从前给父母写信，向他们汇报近况时那样。”
我所提到的这些信件总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写成，特意省略了风格效应，而且用的是与我母亲所写的信件同样的口吻。我的父母并不期望我写出幽默、优雅的东西或者什么书信艺术，而只是希望了解我的生活状况，知道“我在那儿是否过得好”，是否幸福。
更具体地说，《位置》的写作在于创造一种语言，它既是经典文学语言的继承者，也就是说简洁、没有隐喻、没有大量的描写，是一种分析语言，同时也包含了平民阶层所使用的单词和表达方式，有时还有一些方言词汇。但是，由于方言仅与一个有限的地域相关联，为了让所有人都能理解，我解释了词汇的意思，例如“espècedegrandpiot”(piot是诺曼底方言中火鸡的叫法)。
将这些词语和句子整合进文本对我来说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因为正如《位置》中所写的那样，它们“诉说着父亲生前活过的世界的界限和颜色，那也是我曾生活过的世界”。
我将通过该书开头的几个例子来对这种写作进行拆解：“这个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开始前的几个月，在科地区一个距海岸线二十五公里的村庄里。那时，没有土地的人受雇于当地的大农场主。”“受雇”这个词是我小时候听到的，它引发了我对农业工人与雇主之间关系的所有联想。“我的祖父在一个农场里做马车夫。夏天，他还帮忙收拾干草、收割粮食。他从八岁开始就干这些活，一生没有做过其他生计。星期六晚上，他把全部工钱带回家交给妻子，然后她放他星期天去玩骨牌，喝一小杯。他每次都喝得烂醉，回家后脾气更加阴郁。他稍有不满就会给孩子们一顿猛揍。他是个粗暴的男人，没有人敢找他麻烦。他的妻子也并不是每天都挂着个笑脸。”
这段关于我的祖父的话，基本上由我记得的词语和短语写成，非常通俗(“找麻烦”,“放他”,“不是每天都挂着个笑脸”)，传达出现实感，如实地描述了他的生活。总的来说，我希望用所有人都能理解的语言进行文学创作。这可以被称为一种政治选择，因为它是一种打破等级制度的方式，让每个人的话语和行为都被赋予同等的重要性，不管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
这个选择也解释了为什么我后来在《局外日记》和《外面的生活》中对在公共交通工具、大区快铁、地铁、大型商场中看到的一切感兴趣，也就是说，就是简简单单地对我接触到的人感兴趣。
《书写人生》是我认为最适合的标题，可以用来定义我四十年来的写作计划和收录在伽利玛出版社“四开本”系列丛书中的全部作品。书写那个人生，而非书写我的人生。这有什么区别呢？这就是说，将我所经历和正在经历的事情，不视为某种独特的，带有无关紧要的羞耻或不可言喻的东西，而是作为观察的素材，以便理解、揭示一种更为普遍的真相。
在这个角度上，所谓的私人领域并不存在，只有以个人独特、特殊的方式所经历的事情——这些事情仅仅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没有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但文学的任务就是以一种无人称的方式来书写这些个人的事情，试图达到普遍性，做到像让-保罗·萨特所说的“具有普遍性的个体”。只有这样，文学才能“打破孤独”。只有这样，关于羞耻、情欲、嫉妒、时间流逝、亲人离世等的经历，生活中的所有这些事情才能被分享。
当然，我的记忆深深地扎根于诺曼底普通年轻人的话语和图像，两者不可分割。在《位置》《一个女人》《羞耻》这三部作品中，当然，诺曼底和伊沃托的居民认出了城市、地点，甚至一些词语。但这些作品所涉及的问题是普遍性的，因为它们涉及社会地位和社会轨迹，涉及羞耻，因此这些文本可以被翻译成外语并在那些与我们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被阅读，如日本、韩国、埃及。
同样地，在《悠悠岁月》中，我从在伊沃托的所见所闻出发，描述了从1940年代末到1960年代末的时期。因此，对1950年代出现的“商业双周”的描写，是以我在伊沃托的经验为基础，但以集体模式书写而成的，这种模式可以引起所有人的共同回忆：
“去年马戏团配有罗杰·朗扎克照片的广告，发给同学们的第一次领圣餐的照片，卢森堡广播电台的香颂歌手俱乐部，看似一成不变的日子充满了新的欲望。星期天下午，我们挤在电器商店的橱窗前看电视。”(关于德拉马尔书店门廊的回忆)“一些咖啡店也购买了电视机来招徕顾客。”(关于“老旅店”的回忆)“在市集日和主保瞻礼节之间，‘商业双周’成为了春天的固定仪式。在市中心的街道上，高音喇叭大声吆喝着劝诱人们购买，当中穿插着安妮·科尔蒂或埃迪·康斯坦丁的歌曲，一直传到西姆卡牌汽车店或餐厅里。在市政厅广场的领奖台上，当地的一位主持人(我不会透露名字，尽管我还记得……)讲着罗杰·尼古拉和让·理查德的段子，就像在广播里那样，召集参赛者参加‘吊钩比赛’或‘双倍奖金’等电台节目。在领奖台的一角，坐着头戴皇冠的‘商业皇后’。”
总之，伊沃托是实验的场所，是记忆所提供的原材料，但它被写作使用和转化，从而变成了普遍性的东西。福楼拜在他的《通信集》中出奇地经常提到伊沃托，并对他眼中伊沃托的丑陋颇为执着。他写道：“这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城市。”但他又补充了一句：“除了君士坦丁堡以外。”这使得他的话相对而言没有那么绝对。在他的《庸见词典》中，他干脆嘲笑它：
“看过伊沃托，死也无憾。”但是在写给情人路易丝·科莱的一封信中，也有这样一句话，早年读到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文学上没有美丽的艺术主题，因此伊沃托可与君士坦丁堡媲美。”
如果您愿意的话，这就是我的结语……
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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