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学才能，我应该做这件事
王小波
有人问一位登山家为什么要去登山——谁都知道登山这件事既危险，又没什么实际的好处，他回答道：“因为那座山峰在那里。”我喜欢这个答案，因为里面包含着幽默感——明明是自己想要登山，偏说是山在那里使他心里痒痒。除此之外，我还喜欢这位登山家干的事，没来由地往悬崖上爬。它会导致肌肉疼痛，还要冒摔出脑子的危险，所以一般人尽量避免爬山。用热力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个反熵的现象，所发趋害避利肯定反熵。
有关我立志写作是个反熵过程，还有进一步解释的必要。写作是个笼统的字眼，还要看写什么东西。写畅销小说、爱情小诗等等热门东西，应该列入熵增过程之列。我写的东西一点不热门，不但挣不了钱，有时还要倒贴一些。严肃作家的“严肃”二字，就该做如此理解。据我所知，这世界上有名的严肃作家，大多是凑合也算不上。这样说明了以后，大家都能明白我确实在一个反熵过程中。
我自己的情形是这样的：从小到大，身体不算强壮，吼起来音量也不够大，所以一直本分为人。尽管如此，我身上总有一股要写小说的危险情绪。插队的时候，我遇上一个很坏的家伙，我就编了一个故事，描写他从尾骨开始一寸寸变成了一条驴，并且把它写出来，以泄心头之愤。后来读了一些书，发现卡夫卡也写了个类似的故事，搞得我很不好意思。还有一个故事，女主人公长了蝙蝠的翅膀，并且头发是绿色的，生活在水下。这些二十岁前的作品我都烧掉了。
到现在为止，我写了八年小说，也出了几本书，但是大家没怎么看到。除此之外，我还常收到谩骂性的退稿信，这时我总善意地想：写信的人准是领导那里挨了骂，找我撒气。
提起王小波，大家准会想到宋朝的四川拉杆子的那一位，想不起我身上。我还在反熵过程中。顺便说一句，人类的存在，文明的发展就是个反熵过程，但是这是说人类。具体说到自己，我的行为依旧无法解释。
再顺便说一句，处于反熵过程中，绝不只是我一个人。在美国，我遇上过支起摊来卖托洛斯基、格瓦拉、毛主席等人的书的家伙，我要和他说话，他先问我怕不怕联邦调查局——别的例子还很多。
在这些人身上，你就看不到水往低处流、苹果掉下地，狼把兔子吃掉的宏大的过程，看到的现象，相当于水往山上流，苹果飞上天，兔子吃掉狼。我还可以说，光有熵增现象不成。举例言之，大家都顺着一个自然的方向往下溜，最后准会在个低洼的地方汇齐，挤在一起像粪缸里的蛆。但是这也不能解释我的行为。我的行为是不能解释的，假如你把熵增现象看成金科玉律的话。
当然，如果硬要我用一句话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学才能，我应该做这件事。但是这句话正如一个嫌疑犯说自己没杀人一样不可信。所以信不信由你罢。
——节选自《我的精神世界》
2
为了排遣自己人到中年之后，
一日渐长一日的某种担忧与恐惧
既然写作有那么多的无意义，那么多的尴尬，那么，你为什么还在不停地写？为了写作，我家的床上、屋里，每天我掉下的头发比狗毛都多。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每个人的写作，都有自己的理由，都要给自己找到写作的理由。比如说为了愤怒的宣泄，愤怒出诗人嘛；比如说，为了证明自己在人世的存在，我写故我在；比如说，为了改变社会、改造社会，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又比如说，为了生命的延续，写作是作家生命的一部分……如此这般，凡此种种，都是一个作家写作的理由。一个作家，没有无目的的写作，也没有无理由的写作。而我，给自己找到的写作理由非常简单，就像猪吃饱了是为了好好睡觉一样，我写作的理由是为了好好活着。具体说，就是为了排遣自己人到中年之后，一日渐长一日的某种担忧与恐惧，而尽可能像自己年少时那样天不怕、地不怕地好好活着。
在生活中，令人担忧害怕的事情无处不在，白天走路害怕碰到领导，晚上走路时害怕掉进没有井盖的下水道。回到家里害怕突然从老家来电话。老家里没有电话，就是母亲、姐姐、哥嫂们基本上一切平安。一有电话，肯定不是哪个亲人身体不好，就是哪个亲戚在镇上做生意，一天挣了七八块钱，因为不想报那五块钱的税，被人家罚款五十元，五十元拿不起，和人家讲理时嗓门又大，大得和吵架一样，这样，你就被关进了派出所或者公安局，再不拿钱就有可能要拘留逮捕了。反正老家一来电话，准是这样叫你担心、害怕的事。担心与害怕充斥着你的日常生活，见缝插针，无处不在，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日子。这是日常的、零碎的一面，也是更为具体的、物质的一面。
我是一个非常怕死的人。二十年前，我父亲因为哮喘病、肺原性心脏病，死在我的怀里，吐出的最后一口血流在我的手上，从此死亡就每天缠绕在我的头脑里。父亲死后，母亲和哥哥、姐姐们痛不欲生，哭得死去活来，可我因为对死亡的恐惧、害怕，竟连续三天脑子里一片空白，哭不出一声，掉不出一滴泪来，直到第二年从部队回家探亲，我家里空无一人，只有我面对着父亲骨瘦如柴的照片时，才面对父亲掉出了眼泪。
我是因为害怕死亡才写了那部长篇小说《日光流年》，讲了一个人与死亡抗争而无奈的故事。我希望能通过写作，在我的后半生中，对无处不在的恐惧形成一种抵抗。我有过许多经历，目睹了太多的爱情的虚假，对虚假的、逢场做戏的爱情感到一种真实，而对所谓崇高的爱情感到一种敬畏和害怕，因为有一种对崇高的恐惧，就写了《坚硬如水》，讲了一个严肃的、革命的“爱情故事”，借以排遣自己对爱情的敬畏和害怕。我因为腰椎、颈椎长年有病，东跑西颠，四处求医，十几年不愈，就总害怕自己会有一天瘫在床上，成为一个残疾人，所以又写了一部有关人类残疾的长篇小说，叫《受活》。还有《年月日》对恐惧寂寞的描写与抵抗，《耙耧天歌》对疾病的恐惧与抵抗，如此等等，我想我近年的创作，都与恐惧相关。直接的、最早的构思与创作的原因都是来自恐惧，或者说惊恐。生活中有了某种担忧，这种担忧到一定时候，就写一个短篇借以排遣和对抗。有了害怕，害怕到一定时候就写一个中篇，借以排遣和对抗。对某一件事，某一类事，某一种情绪、精神、状态感到长期恐惧，越恐惧越想，越想越恐惧，长期、长年忘不掉，无以排遣，那就写一部长篇借以排遣或对抗。
小的时候，我在农村，在山区老家，走夜路特别害怕，尤其是一个人走在半夜的坟地边上，害怕得心惊胆战，毛发直竖，怎么办？就大声地唱歌，大声地喊，借此给自己壮胆，以走过那一边山脉上的坟地。现在写小说，也正是这样一种状态，假借写作，以度过人生与社会的一片又一片令人恐惧的墓场。
少年时候，我最崇拜三样东西，一是权力，朝思暮想当一个村长或村支部书记。那时候，每天上学或星期天出门打工干活，都能看见我们村党支部书记家的女儿站在马路边上吃馍。她不是吃馍，她是向世界展示她手里的馍，展示她爹手里的权力。因此我就崇拜权力，想长大了当村支部书记。二是崇拜城市，十九岁时，第一次坐一百二十里路的汽车去河南洛阳，看到洛阳的楼那么高，姑娘们那么漂亮，我就渴望这一辈子能娶个城市姑娘做老婆，能住到城市的高楼里，而且是住得越高越好。三是崇拜健康，用现在的话说叫崇拜生命。因为我从记事起，看到的就是我们家每天为姐姐求医问药，姐姐病没好，又为父亲求医问药。总之，似乎家里一天也没少过病人，因此，就从小渴望自己长大后有健康的身体，盼望自己最好一辈子连感冒也不得，能够永远活着，长生不老。
可是现在，连这三样我自小为之努力奋斗的东西都已经成了我的恐惧。崇拜权力——现在四十多岁了，回到老家，却还害怕我们村的村长，老远见了就忙着给他递烟，笑着和他说话；崇拜城市——却在城市的大街上害怕警察朝自己敬礼；崇拜生命，崇拜健康——却偏偏自己一身的毛病，毛病不大，但它总让你想到残疾与死亡。
说到底，我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脆弱，对女人来说，会导致多愁善感，对男人，会导致杞人忧天，变得神经质、偏执狂、神经病，对大事小事、该的和不该的都产生恐惧感。
抵抗恐惧，这大约就是我目前写作的理由，也是我为什么写作的依据。
——节选自《我为什么写作》
3
在很大程度上，
我写作真正的理由是对运动的专注和迷恋
苏童
写作需要理由吗？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说这个问题其实是在说一份非常漫长的答卷，我想从很多年前我遇到的一件事情开始说起。大概在90年代，我们一帮写作的朋友在福建参加一个文学笔会。有一天吃晚饭，喝了一点酒，那天我们也没有在意谁喝得多，谁喝得少。但是，酒席快散的时候，我们这里有一个军旅作家，他突然有一点状态了，突然就哭了，一桌人都愣了。当时大家下意识的反应真的很有意思：有人说他失恋了，但是又不对，他已经40多岁了，那么是婚外恋失恋了？都是这样的猜测和想法。因为他哭得很厉害，安慰了半天，这个作家突然抬起头，满眼是泪，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我真没想到我都这个岁数了，我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怎么跟你们这帮文人混在一起了？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写的题材都是军旅方面的。说完了他就把我们一扔自己就回房间了，一桌的人都愣在那儿了。我也愣了。为什么发愣？倒不是情绪上的，因为“酒后吐真言”真的是一种非常准确的描述。所以，从一种意义上来说他醉了，但是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他没有醉，异常的清醒。这个作家比较特殊，一家的军人，兄弟姐妹都是军人出身，只有他一个虽然是军人，但是写起了小说。那一天对我造成最大的冲击是我突然如此近距离的发现了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那种事实来自于一种拿惯枪杆子的人对笔杆子的一种蔑视，一种轻视，尽管是用这样一种方式表现出来。
这件事情过去以后，不能说我以前从来没有思考过任何写作的意义方面的问题，但那件事情给了我一个契机或者说一个刺激，让我很多时候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会思考写作本身它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一直在说，有一个问题问好多的作家他其实会愣，就问这样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一个作家写了一辈子，为什么写？你冷不丁问他的时候，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作家都会张口结舌。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你用任何一个词汇，任何一组词汇其实都不能精确的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为什么写作，你给出一个写作的理由”其实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份答卷，是一份卷面非常大的答卷。做这份答卷，我想从我个人的经历说起，我们经常说文学充满每个人的生活，只是你没有自己去梳理和发现而已……我觉得生命当中到处充满文学，在生活的流淌当中、细节当中，我自己真的发现所谓的文学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无处不在。
我觉得自己文学生活的开始，所谓我给出的写作的理由，第一个是跟好奇有关。爱上文学，我觉得有几个先决条件，爱文学首先是爱文字，爱幻想，对于文字和幻想的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有好奇感。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因为当时是文革的后期，我现在清楚我人生的第一次文学演绎是标语写作。在化工厂的门口有一个水泥地，我就从家里跑回去拿了一个粉笔写“革命委员会好”，别人说这个小孩子真聪明，而且写这么一个革命的标语，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假象，事实上对于文字的喜好，这只是我文学幻想萌芽的第一片叶子。
我自己的成长背景当中，跟文学有关的东西有的刚才我已经说了。还有一个，我一直觉得跟我写作有直接关系，这种关系是写作的腔调，我一直觉得写作有腔调，这个腔调一直很难去描述，但是它是有腔调和节奏的。我一直觉得我小时候在苏州街道生活当中，有一种声音对我的影响挺大的，那个声音就是苏州街道上空气当中弥漫的，苏州评弹的声音。但是觉得苏州评弹是软的，苏州评弹是非常随意，非常慢，非常悠闲的一种节奏，苏州唱的都是节奏很慢的。我在小说里面捕捉的片头都是广播里说书的节奏，因为苏州的创作是非常奇怪的，每一个故事都有那么一个出点，但是经过几十年艺人的加工和演艺，有了很大的改造。有时候一个长篇故事要十几天来说一个故事，不急不躁的在那里说。所以，我觉得这跟我的写作有非常大的关系。
我自己真正的创作大概是从大学时期开始的，大概是80年代，那个应该是一个黄金时代，我在那个时候开始写作，自然带有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色彩。比如说好多人今天提出来的问题，问我为什么写作，你写作的理由，你以前写作吗？如果明天告诉你地震，或全球毁灭你还会写作吗？如果这种极端的问题放在80年代我是没有办法回答的，因为80年代是这么一个氛围，你是一个青年人，你就应该写作，不写作你不是有病吗？就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下，一个是处于我自己本身的爱好，另外一个，在80年代青少年写作是一个特殊人群，尤其在中文系，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所谓真正的写作。从诗歌写到大小说，一直持续了我的整个大学生活。我的大学生活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一直觉得我写作的理由跟一个词有关——运动。大家会觉得不解，你怎么会提到运动？我觉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精力过剩。我每天都要到北师大的篮球场上报到，无论刮风下雨，不管有没有伴，我是每天下午4点钟必去。我现在分析觉得自己身体里都有一种叫运动的欲望。
另外一个方面，我运动完了以后我天天晚上要写作。我现在总结一下，我觉得我的身体迷恋运动，我的内心在迷恋另外一种运动——文字的运动。我一直觉得在大学时期，我对文学强烈的追逐其实是喜欢那种文字的运动，所以我从写诗歌，最后写到小说。我一方面在操作我的身体让它一直处于运动当中，晚上我在操作文字，让文字在我手下不断的运动，我觉得文字很像一个运动的身体。比如说田径运动我们讲爆发力，我们讲节奏，我觉得在写作过程当中，你目睹的文字运动起来了，它以它的方式，以它的节律运动起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没有考虑过写作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我写作真正的理由是对运动的专注和迷恋。文字的状态在不同的文体当中是让它奔跑，还是任它跳跃，我觉得这是对一个作家未被发现的乐趣。我是发现了这种乐趣，一下子陷进去了。现在想起来我仍然坚持自己对于写作的———可能并不是我个人的发现，首先文字本身的运动感是我在大学青年时期对于文学一直的迷恋，一直坚持下来的理由，我迷恋的是这个东西。
——节选自《写作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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