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中国最北的村庄北极村。一个小村，几百户人，我跟外婆外公住在一起。附近只有三个小孩，我是其中一个。在菜园里玩，捉蝴蝶，捉蜻蜓，捅马蜂窝，这种男孩子干的事情我都做过。还跟着外祖母种地，去黑龙江上捕鱼等等。
十几岁以后读中学，一直在大兴安岭中部，现在是县城，当时是一个林业局，叫塔河。我在那儿生活了十几年。如今，我的家人依然在那里。每年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我还会回到那里。
我开始写作，其实说不上很复杂的原因。记得我高考考得很失败。高中作文算写得不错的，经常被老师拿去当范文。但高考写作文的时候，我生生就把它写跑题了。那是1981年，高考题目叫《毁树容易种树难》。写完，我立刻发现跑题了。跑去问监考老师，还有试卷吗？要作文的。他问，为什么？我说，跑题了。那老师跟我爸很熟，我爸是一个小学的校长。监考老师吓得脸立刻就白了，比我还紧张，他说没有，就一份。那年，我的作文是学校最低分，5分，语文没及格。
当年，我考上了大兴安岭师范学校，填报的是中文专业。当年，它新改成专科学校扩招，扩招降了好几个分数段，我就很幸运地被录取了。
近些年，我不止一次上了高考语文试卷的阅读题，包括前年的北京卷、全国二卷，有一个用我的小说片段，还有山东、广东、重庆试卷用过我的散文。我想，我当年做卷子都跑题了，让学生们去做我写过的散文，是不是也会跑题？我觉得，按老师的讲法提炼一个中心思想，其实是挺害人的一件事情。我曾在网上看过，有的小孩跟我说，我恨死你了，我们老师老是让我们读你的散文，老要说出一二三，你说说你能说出几来。一个片段，跟整个语言环境割裂以后，你真不知道这个作者在说什么。
也曾尝试写小说写出“一二三四”
迟子建：我上大兴安岭师范学校，是我第一次离开山里。我17岁第一次坐上火车，当天晚上乘着火车去加格达奇上学的时候我特别好奇，我们开学晚，因为是新学校。我坐在硬座靠窗的地方，玻璃窗。我老想看看山外面是什么样的。大兴安岭冬天的时候都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好不容易刮开一块圆圆的小孔，往外一看黑乎乎的，偶尔到了一座站台，一看，就一盏惨白的灯。我对外部世界的好奇，是从那一刻开始的。
在大兴安岭师范学校，实在太闲了，我就泡图书馆，有大块的空闲时间阅读。当时图书馆的馆员说，你看你整天借书看，这里的书都快被你借空了。整天看书，加上学了很多跟文学有关的课程，譬如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外国文学。慢慢地，野心就滋长了，想写作。
最开始写一些自然景色的观察日记。学校外就是山峦，就是草滩。像画家写生一样，我经常坐在窗前，看外面太阳怎样落山，观察景物的变化。后来，有批评家说我描绘风景的能力比较强，可能与这点基本功有关。
小说，离不开人。当时，我把我认识的人，班级里的老师、同学，每个人都做了一个小传。写他们长的什么样子、说话什么声音等等。我不喜欢的老师，我就把他写得很恶劣。
接着，就开始写作投稿。投的最初的稿子，是给南京的《青春》杂志，我收到了铅印的退稿信。接下去，投本省的《北方文学》，投了大概两三篇，后来有一位责编发现了我这篇小说，他觉得写得还不错，就给我回了一封信，告诉我，黑龙江的兴凯湖，中苏交界的一个湖，举办笔会。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大兴安岭。
参加了这个笔会，但小说还是没有发表。责任编辑让我改，我越改越往小说的一些元素上去改，就有点类似语文老师们让学生一定要分析我作品，分析出个一二三四一样。我最早写小说的时候，老觉得老师给我们讲的一二三四，我也要掌握这些东西。结果还算是比较自然的一篇小说，被我越改越失败。我的责编特别好，责编说你不要改了，这篇小说你扔掉吧，说你将来可以想想写别的。
1984年毕业，毕业前夕我开始了《北极村童话》的写作，这是我至今比较满意的一个作品，也是我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果然，一写起我在北极村生活的场景，写起外公外婆，当时受排挤的一个“老苏联”，写起我们家的大黄狗，写起我们家的菜园，一下子觉得心灵的世界和文字的世界打通了。从《北极村童话》开始，一路写了下来，写到今天。这个过程，一点都不玄妙。就是一个小山村出来的小孩，做了一个文学梦，现在我觉得我依然在做这个梦。
几部小说的现实来处
迟子建：我有一个短篇，叫《亲亲土豆》，写一对夫妻，丈夫得了癌症。有一次，我去我们省医院开药。一进医院大厅，就看见有一副担架，上面的一个男人面色土灰，靠着大堂的一根柱子半躺着，身边半跪着一个农村妇女，气色特别不好，手黑黢黢的，他们俩手就紧紧握着，互相对望着，一言不发，你就觉得好像是死亡告别的感觉。这时，医院里人来人往，没什么人在意他们。这一幕，比我在公园里看见那些耳鬓厮磨等等的，都更深入我的心灵。回来，我写了《亲亲土豆》，写了那样一种人间的告别。
还有《野炊图》。我写一个有冤屈的老上访户，在上级领导来视察的时候，地方为了他们的政绩，为了他们表面的和平，宰了一头猪领着他们在附近的山里野炊。这个故事很多人看了笑，实际上是很心酸的。这是真事。上级来检查工作，经常有一些上访告状的。当地官员们怕出事，怎么办呢？一个林场场长告诉我，你知道我们怎么对付领导吗？他们一来下面视察工作，我们就把几个上访钉子户搞到一起，有时候拉他们出去玩一趟，有时候请他们吃饭，总之不让领导发现。我在想，所谓“专职”的上访户可能还是少的。一个人没有冤屈，他为什么要撕破他的尊严，撕破他的脸皮去做这些事情呢？
我还有一部作品也绕不过去，就是《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这个，我自己主动讲，一会儿大家就不要提问我关于这个小说的话题了。这是我纪念去世爱人的作品，在他去世三年以后。去年是他去世十周年。他去世那一段，刚好中国矿难频发。我印象最深的一场矿难死了108人。看电视时，我看着那些矿工家属撕心裂肺，就想，他们亲人的离世也是猝不及防的，而且这些遗孀要承受抚养家庭子女的重担，还有很多数不清的后续的赔偿，他们也不知能否拿得到。这个世界，真是比我亲历的要沉痛得多，我个人的痛苦在这些痛苦面前实在太轻了，所以我写下了第一句话，“我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用一次心灵之旅化解了这种伤痛，里面写的就是一个矿工。
那时候小煤矿出现事故，超过十人以上的必须上报，所以那时一些小煤矿出事，矿主老说死的不是十个人，而是八个人，九个人。里面写到蒋白嫂的丈夫，为什么把他放到冰柜里呢？有批评家诟病过我这个细节的真实性，我告诉大家这是真实的。我看过一则报道，一个医疗事故受害者的亲属，想为死去的人讨一个公道，但一直不成功，就买了一个大冰柜，把尸体放在里面，而且前一段还有一件事，有人不忍心孩子去了，还想看到孩子面容，也把他放到冰柜里。
“文学的真实”的两种路径
迟子建：在我眼睛里，创作分为两种途径，这两种途径都是要把你要写的东西变成一种我们可能用心灵世界能接受的现实，这种现实我称之为真实。我理解的第一种“文学的真实”，是从生活的真实，或者说是现实主义的真实演变而来的。很多世界上的大作家都是这样走来的，譬如我欣赏的雨果、托尔斯泰、海明威。
大家都熟知了雨果的《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我建议大家不要忽视雨果的《93年》。
我去过托尔斯泰的故居，那个他离开莫斯科以后去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列宾画过一幅托尔斯泰在耕田的画。我看过托尔斯泰做过的一双靴子，一只大一只小，特别不像一双靴子，但他用这样一种实践，跟一个时代抗衡。死时他留下遗言，不要墓碑，不要墓志铭。他的墓在大大的庄园极小的一角，远远看跟青草连为一体。这一点特别“托尔斯泰”。他的一生和大地紧紧相连，作品也像坟上的青草，穿越时空，生生不息。
所以，对很多作家，包括一些在世的作家建各种馆，我有时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人的一生是很短暂的，伟大的艺术真正能流传下来，一定不是在馆里，一定是在人的心灵世界里，就像雨果的《93年》、托尔斯泰的《复活》。我虽然不信教，但我从这些作品里看到人格分裂、人性挣扎的同时，看到了上帝，看到了宗教感。
另外一个途径，是从生活的不真实，也就是浪漫主义的真实到艺术的真实。
生活的不真实怎么可以化为艺术的真实呢？我们可以举例来说。我爸爸是很喜欢读书的，他特别喜欢曹植，就是曹子建，所以我一出生，他就叫我迟子建，因为他崇拜曹子建。曹子建的《洛神赋》，写洛水河边和一个女神的约会，美轮美奂。你想生活中一个人真能和一个神在一个水边相逢吗？我们用科学的方式去解释，是不可能的。但曹植写出了《洛神赋》，而且流传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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