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 | 波伏娃1966年10月11日在日本的一次讲座内容，收入克劳德·弗朗西斯和费尔南德·贡提耶合编的《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书写：生活—写作》（西蒙娜·德·波伏娃著 陈静译 1979）。原载于《世界文学》2020年第1期。
让-保罗·萨特已经给大家讲了总体意义上的文学，并揭示了所有作家的共性：对作家们来说，将一种既具独特性又具普遍性的东西，即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来，是为了表达“世界中的存在所经历的意义”。
我想举一个特殊的例子来对他的讲话作一下补充，这样也许更有意思些。我想选择一个我最了解的例子，即我自己的例子。是的，我将沿着萨特所指出的方向，来讲述一下我所从事的工作，即我作为作家的亲身经历和体验。
这一经历源自于萨特所讲的一个矛盾：想说出一切，却又无话可说。我在十四五岁上就想写作，主要是出于心理的和家庭的原因。写作的目的在于对世界进行一种重新诠释，一种属于我自己的诠释，通过进行自由的再创造来呈现我的生活。当然，我自己当时并没有想到用上述措辞来形容我的写作计划，但这显然就是我当时想要做的。我所生活的世界带给了我欢乐，但更多的却是烦恼和抗争。我之所以欲对周围的世界进行属于我自己的诠释是因为我想对它进行某种意义上的评价。我一直以为我将能把有关这个世界、整个生活及一切的一切都说出来。
在我少女时期直至我十七八岁时所写的日记中，一直充斥着这一念头：我将说出一切，我可以说出一切。后来等我再读这些日记时，我不禁哑然失笑。要知道，在那个时候，我对我所生活的世界还知之甚少，简直可以说是无话可说。一面信誓旦旦地想要说出一切，一面又深知自己无话可说，绝对地无话可说。证据便是：中学会考之后，我总是在考虑着该写点什么了，必须说出一切来，但当我面对稿纸时，却伤心地发现自己其实无话可说。我想，任何作家都可能在某些阶段陷入过此类窘境。有时是在假期，他不想也不愿写作。这是无可厚非的。有时，他安心写作，似乎文思泉涌，虽然偶尔还会遇到困难，但仍然下笔如有神。此时的他已与作品浑然一体了。这种情形自是妙不可言。
而另有一些时候，这是每位作家都遇到过的，也即当他文思枯竭时，他会情绪低落，虽仍欲创作，想要说出一切，但同时又感觉自己脑子一片空白，到了江郎才尽、无话可说的地步。这让人异常恼火。突然，不知怎的，灵感来了，一切又都迎刃而解了。这种时刻便是对作品本身有了清晰构思的时刻。作品就是你面对白纸上那令人眩晕的空白时想要表达的东西的具体化。我第一次有这种体会是在完成第一部公开发表的小说《女宾》之时。
《女宾》的创作灵感来自我的一段心理经历，即我对存在于不同意识之间的敌视现象的感悟。在此之前，我只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冷漠就是友善。对那些我不喜欢、不感兴趣的人，我可以毫不在乎，但我从未遇到过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敌视。可后来，有一个我钟爱的朋友，她以其特殊的方式拒绝真正的交流。她在某些方面是敌视我的。总之，我发现了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即他人意识的存在。他者是另一个人的主体，就像我是我的主体一样。
在他者的世界里，我是一个他无法自由控制的，甚至是可恨的、不讨他喜欢的客体。就这样我有了一个实际的体验，而这首先是心理层面上的。假使这种体验始终处于心理层面，就只会是些不值一提的日常琐事，成不了书。当我找到一种可以使这种特殊体验普遍化的方法之后，才有可能变成书。的确，我要探讨的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折磨我的问题，即他人的问题，与另一种意识之间的关系问题。有了这一方向，余下的就只需设计情节和人物了。
但书中的故事必须保证能使我的那种特殊体验具有普遍意义，让每一位读者都能找到拨动其心弦之处，从而与我建立起联系。这一工作意味着写作本身。从这个具体例子中大家应能看出我是如何从特殊体验过渡到普遍性意义的。一旦找到了能赋予我的个人体验以普遍性的形式，那我的书也就构思完毕了。我之后的写作也大多遵循同样的过程：由一个我个人的体验出发，继而升华成一种普遍性意义。这样，我才能言之有物。
《女宾》
经常有读者在阅读了我的作品之后对我说：“太奇怪了，您好像今天才发现人是要死的，他人的意识是存在的，人是会变老的，看见所爱的人死去是悲伤的。可这些都是不足为奇的呀!”我这样回答他：“是的，这些的确都不足为奇，但我是以一种知识的形式，以一种普遍概念的形式来认识它们的，这与以一种私人经验、个人化的东西来呈现是截然不同的。有时，这种私人经验即使被普遍化后，也依然脱不掉其特殊性含义。因此，创作既可以以赋予某种特殊经验以普遍意义为宗旨，也可以以讲述一种无太多普遍性的私人化事件为目的。”
有时，知识于我只是些知识，我会将其以概念的形式呈现。在这种时候，我就写随笔。这些论述性文章与文学作品不完全相同，或者其情况更为复杂些，因为即使是随笔，也意味着一种独特的风格、写作手法和构思，需要依赖语言的普遍功能和形式来交流。因此，有些随笔本身也是文学作品，但并非所有的随笔都是如此，这得分情况。至于我，我有时会选择以普遍知识的方式来传递我的想法。
比如在《第二性》中，我的阐述相当直接，我从人类学和科学的角度来阐述，而不以任何个性化的经验来说事，不掺杂任何私人情感。有时，人们评价说我在随笔中的态度比在小说中更为坚定和明确，这是完全正常的。因为，我之所以要写随笔，就是因为我有一些确切的信念要传达。这些信念对我来说确凿无疑。这样，我便按照我头脑中的认识，以一种普遍知识的形式来清楚阐述。相反，如果我只是想反映一种已有的体验，将其所具有的模糊性和矛盾性如实呈现，其中的不可言说之处则需要通过文学化的创作来表现。这时，很显然，我会选择另一种方式来写，而这种文学作品将在沉默中收尾。我将着重突出那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东西及其矛盾之处，而这些本就是我写作此书的原因。这些矛盾会导致一种不同于随笔的创作，一种以沉默为结束语的作品。为了呈现萨特所说的那种“世界中的存在所经历的意义”，我大体上借助两种不同形式的写作：先是小说，后是自传。我这里想先谈一下小说的创作，然后再谈自传。这说明我对这两种形式并没有什么偏好，它们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因而各具特色。下面我就来和大家一一进行探讨。
《第二性》
我的创作活动始于小说。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视小说为最佳体裁。这一点不难理解。写作是为了表明一种意义，而我们的日常生活却充满了无意义的琐事，多的是无用的细枝末节和偶然性。大量的事实无任何意义地发生着。要想提取其中的含义，一种更方便的办法是与这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拉开一段距离，代之以一种想象化的世界，剔除所有的糟粕、尘埃及无用之物。
创作一部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净化这个真实的世界，只留下对建立新的想象世界有用的东西，这样，一切将显得更清楚，更有意义。人们之间的关系、情节及能揭露意义的特征性东西等将被重建。小说就是一种人们制造出来以反映我们在世上之存在意义的机器，因而它具有一种明显的优点：能将现实世界中所有无用之物剔除掉，并将所有的虚假抹去。
此外，用萨特的话来说，我们的经验都是不全面的，也即我们从来都不能同时感受生活的各个方面。我的意识只能对现在进行超越。我痛苦，而我承受痛苦的方式已经使我置于痛苦之外了。快乐也一样。我总是对我所感觉的东西保持着一种距离，我总是在未来之中，因此，我绝无可能对我正在经历的时刻有彻底的全面的体验。相反，小说却能将我的体验的各种可能性全面呈现。
就我个人而言，写作的原因之一就是能将我可能体验到的而实际上又把握不了的瞬间予以描述。举个例子，这是一次我本人拥有过的刻骨铭心的体验：阿尔及利亚战争。当有人给我描述从报上读来的有关战争的报道时，我真的能感受到这场战争的恐怖。这份恐惧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几乎无法想象别的任何事情。自然，一天之中还有很多事要做，当我睡觉或外出散步时，看到蓝天，我也许会暂时把这件事忘掉一会儿，但那种恐惧却始终挥之不去。散步的方式会跟平时有所不同，天边的蓝色也与战前的不同。战争就在那里，虽然在恐惧中我已意识不到。这种现象如果借用萨特的话来说，就是心的间歇。无论是在私人生活还是在公共生活中，我们都能遇到这种现象。如在某种程度上，一个未在场的现实却能成为我们内心体验的一部分，虽然这些事实未能在我们生活的各个阶段一一被经历。
生活中有这类心的间歇，也有矛盾。我对矛盾现象异常敏感，且一向如此，因为我十分热爱生活，生活得也非常快乐，但同时我也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的生存条件是那么悲惨，甚至在某些时候还极为可怕，我所爱的人终有一天将会老去。所有这些想法几乎不可能同时在我内心被体验。当我快乐时，我的内心充满了对生活的爱，我既想不到死亡，也想不到别人生活的悲惨。相反，当我由于自身的缘故，或是出于对他人的同情，沉浸在悲伤之中时，所有的快乐之感便荡然无存。我不可能同时拥有两种态度，这一点绝无可能。
阿尔及利亚战争
然而，如果是在小说中，我完全可以很好地同时表现这两种主题，就像在同一部交响乐、同一首乐曲中融合多个相互补充的主题一样，使它们相互交错，同时存在，互相依存。这正是我在小说《名士风流》中试图呈现的。我将亨利这个人物描写成一个行动意识强，对生活充满爱，且勇于介入社会的人。他与许多乐于生活的人一样在努力拼搏着。相反，安娜则是一个巾帼英雄式的人物，她具有强烈的虚无意识和死亡意识，深信世上的一切皆无用，人无法尽善尽美。
她的观点总是与亨利的相左。她认为亨利面对世事无法淡定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人总是要死的。相反，亨利却认为，以人总是会死为借口来逃避责任和行动也未免太轻率了。我对这两个人物没有任何偏袒。这是小说的长处，可以呈现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使之在小说这一沉默的环境中均势发展。它既不说“行动吧!”，也不说“别行动！”，它什么也不说，而只是默默地展现一个充满困难、模糊性和矛盾的整体。而这些构成了一种存在之生活的全部意义。
为在小说中成功呈现这一意义，必须从普遍性入手。在构思《名士风流》时，我计划描绘我所属的那个处于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年间的左派知识分子阶层（这一阶段对你们和对我们来说一样非常重要）。我意在描绘他们这群人的总体。当然，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也身处这个左派知识分子阶层，是我所描绘的这一集体中的一员。因此，我的个性在书中也有所体现。我在书中介绍了作为左派知识分子一员的我对自己所属阶层的看法，但我是以描写客观普遍性为出发点的。
这也是为何在我看来一部小说绝不应是一部纪实作品的原因。我非常反感有人将《名士风流》说成是一部纪实作品。他们说我选了几名知识分子，将他们的个人经历以轶事的形式进行了描写。可这绝非事实。这么写不是小说，相反，应该以个人的特殊经历作为创作基础来使之普遍化。所以，任何人物或情节都不应是简单的事实类描写，而需要对其进行提炼和再创造，这才是小说家的工作，即从具体的、个人的、分散的、零星的经验出发，来再创造出一个充满意义的想象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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