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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何读书杂记：
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
中国文人完全不了解犹太人。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的中国主流媒体一直在传播虚假的犹太人及其历史的形象。他们关于犹太人的历史基本来自旧约，他们似乎不知道旧约只是一部宗教神话之书。
犹太人，控制世界财富一千年的神秘群体
德国犹太学者桑巴特的名著《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深刻揭示和解释了犹太人（主要是德系犹太人）在中世纪以来作为一个特殊经济种群的崛起，以及犹太人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兴起的巨大作用。
自古以来，犹太人富甲天下，近千年来，犹太人一直是执掌世界经济之牛耳的金融主宰。
此书初版出版于20世纪初。这是一个德系犹太学者对犹太人的商业金融及其与资本主义关系，进行严肃学术分析的扛鼎之作。
此书与马克思的名著《论犹太人问题》，都是研究及理解金融犹太人集团的必读书。
在《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桑巴特论析了犹太人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关键作用。他指出——“没有犹太人，近代资本主义即不可能出现”。
桑巴特认为：犹太人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犹太人大规模的迁移，是经济中心从南欧转移至北欧的关键。
犹太人是中世纪以来欧洲国际贸易的主要控制者，此种地位遍及几乎所有大宗商品和奢侈品贸易。
他们在伊比利亚半岛以及意大利的一些城邦遭受迫害和驱逐，导致了这些国家和城邦的经济衰落。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则以其自由开放吸纳了大量的犹太难民而迅速繁荣。
二，犹太人是近代欧洲人的大航海运动以及亚非拉地区殖民地开拓的关键力量。
三，犹太人是西方现代法制国家建立的关键力量。“犹太人和统治者并肩走过历史学家所谓的现代。”在战争频仍的现代早期，他们是各国统治者主要的军需供应商。他们以“宫廷犹太人”身份，成为许多西欧国家统治者的主要财政专家，甚至“国家信用的支柱”。
四，犹太人是西方早期金融体系的主要建立者和控制者。他们发展起了汇票、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市场体系，制定了早期的相关规章制度，掌控着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伦敦、汉堡等金融中心的证券市场。
五，犹太人也是现代早期自由资本主义观念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们创造性地运用当时基督徒所不齿的“薄利多销”、“压价出售”、为商品做广告和包装、主动“追逐顾客”、“分期付款”等营销方式，以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实践，冲破了基督教世界传统守旧的经贸规范和经济秩序。
桑巴特努力揭示犹太人能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挥关键角色的主客观条件。
在客观方面，犹太人全世界流散扩张的一个不经意的结果就是分散落脚在各个经济中心并扎根定居，这有利于建立和扩展跨国商业链、获取信息、开拓货源、提升国际交往能力等。
犹太人在客居地作为永恒“外来者”的身份，使他们学会快速适应环境，愿意更加积极地在新环境中寻找新的发展机遇。犹太人在公民身份和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状态，阻碍了犹太人进入客居国公共生活的道路，反使他们集中精力于商业和金融事业，并以之赢得尊重和权利。
在主观方面，桑巴特认为，在犹太宗教中存在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要素。在他看来，犹太教更加符合韦伯所称的清教主义，塑造了犹太人的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
桑巴特指出：
第一，犹太教的律法主义和理性主义造就了犹太人合理化的精神生活。
犹太教崇尚律法，对神秘的东西抱有怀疑态度。犹太教中的“义”就意味着要在生活中严格遵循律法。此种外在律法主义的内化，导致犹太人生活的合理化和去自然化。
犹太教并不无视人的动物本能，但要求人在生活中遵从律法以节制自然激情和欲望，用深思熟虑的行动替代一时冲动，以塑造节制有度的人。
这种入世的禁欲主义有利于造就清醒、节制和虔诚的企业家品质，有利于支撑一种纯洁稳定的家庭生活，并使男性能在约束性欲的同时将大量剩余精力转向追逐利润。
第二，神—人“契约观”所支持的“财富福佑论”。
犹太教所确立的神—人契约观念在神—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奖惩观，完成上帝所期许的要求就可以在现世获得奖励，违背上帝的期许会受到惩罚。而现世能否获得财富正是是否为神所喜悦的重要标志。
基督教的《新约》严厉批评富足而颂扬贫穷，而《旧约》却时常赞美富足。犹太人在经济获得上从来没有类似基督教义的障碍。
第三，犹太教维持“犹太人”与“外邦人”间的隔离，使犹太人倾向于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
自我优越感和内外隔离的体制，一方面加强了犹太人群体的内部纽带，另一方面，则使犹太人在与外邦人开展经贸往来时在商业道德上变得灵活和自由，这符合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自由贸易和产业自由精神。
桑巴特在一个世纪前的这些分析并未过时。
当今的犹太人仍然是世界经济舞台上一支引人关注的力量。
历经两千年流散而获得新生的以色列，在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安全环境下，仍然发展成一个举世瞩目的“创业国家”和“创新国度”。犹太人仍然在世界经济中处于前沿，并在全球的金融、影视和高新技术产业中执掌“牛耳”。
【要义摘录】
犹太人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形成
如果我们把构成犹太人历史的殉教者列传中的迫害、屠杀、驱逐、强迫改皈宗教等事件用年表的形式进行排列，经济形势的发展演变和上述种种残暴措施之间的一种关联就标示出来了。
1350-1450年的百年衰退把犹太商人抛向意大利和意大利的受到保护的城邦经济。
1600-1650年的经济危机使他们置身于北海地区受到保护的经济领域中。
于是信奉新教的世界拯救了他们，给了他们优惠。
反过来，他们也拯救了信奉新教的世界，给了这个世界优惠。
总之，正如韦纳尔·桑巴特所指出的，就通向美洲、印度和中国的海路而言，热那亚的地理位置和汉堡或者阿姆斯特丹同样优越。
经济形势和犹太民族的盛衰起落之间的对应配合，不仅在重大的事件上和在长时期内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几乎逐年逐月逐日发生的小的危机中也是明显的。
由于欧洲各大国对犹太人的债务关系，巨额债务逾期违约导致各国封建政府相继宣布破产：
1558年，法国政府破产。
1560年，葡萄牙政府破产。
1594年，战胜无敌舰队的英国政府破产。
西班牙尽管有美洲劫夺的大批金银垫底，但战争频仍，政府财政多次陷入危机，政府连续破产（破产只是拒付债务的利息，本金还是要还的，最多是债务展期，旧债变新债）。
1557、1575、1596、1607、1627、1647，西班牙政府每二十年就破产一次。
荷兰菲利普二世在1557年、1575年和1598年3次宣布国家破产。
德国和热那亚的银行家，借钱给西班牙请求开发美洲的矿山，这就是拉斯维加斯。
桑巴特指出，“如果没有犹太人，就像如果没有美洲大陆及其白银宝藏的发现、没有技术科学上的机械发明、没有现代欧洲国家的人种特征及其兴衰变迁那样，资本主义也将无从说起”（第5页）。
他把犹太人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贡献主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犹太人的迁徙促成了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
桑巴特关注了16世纪以来现代经济生活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经济中心从南欧国家（诸如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南德意志的一些地区）向西北欧国家（诸如荷兰、法国、英国及北德意志地区）的转移。
在此过程中，出现了荷兰的突然崛起以及随后英法经济的发展。
整个17世纪，西北欧国家无论投机商还是政治家们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在商业、工业、航运及殖民等方面仿效荷兰。
桑巴特进一步研究了犹太人被驱逐出西班牙（1492年）与葡萄牙（1495年和1497年）的事件，并发现了一个被人们普遍忽略的现象，“新大陆的开辟与犹太人分布地点的巨变竟然如此一致”（第10页）。
被驱逐出伊比利亚半岛的犹太人在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伦敦、马赛、汉堡、威尼斯等地的商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以至于当威尼斯参议院决定驱逐马兰诺，并禁止与他们有商业往来时，城里的基督徒商人便宣称，这会断了他们的生路，他们很可能会与犹太人一道离开威尼斯，因为“犹太人控制了西班牙的羊毛、丝绸、染料、糖、胡椒、印度香料和珠宝贸易。整个出口贸易的很大一部分由犹太人从事，他们为威尼斯人供货，并从货物的出售中提取佣金；他们同时还是证券经纪人”（第12页）。
由此，桑巴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犹太人的流浪与定居和不同民族与国家的经济变迁是两大并行的事件，令人惊奇的是，此前竟没有人注意到这点。以色列人如同太阳一般掠过欧洲上空：他们到来，万物复苏；他们离去，万物凋零。犹太民族自15世纪以来命运变迁的简要历史将会支持这种论点”（第9页）。
第二，“犹太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居于重要地位。
桑巴特认为，随着经济中心的转移，欧洲的商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犹太人以及“犹太贸易”的新发展。
他首先注意到了17世纪以来犹太人在荷兰、英国、德国（尤其是莱比锡市场）、波希米亚、波兰、法国中所占的贸易份额以及“买主、卖主、中间人、证券经纪人及代理人等统统是犹太人”的普遍现象，进而重点分析了“犹太贸易”的主要类型——奢侈品（首饰、宝石、珍珠及丝绸）、小麦、羊毛、纺织品、蔗糖、烟草等。
桑巴特指出，“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初期‘犹太贸易’最重要的特征在于，犹太商人在那些可以获得大量现款供应的地区拥有霸权地位，这种地位要么是他们直接获得的，要么是取道西班牙、葡萄牙而获得的。我指的是新发现的中南美洲盛产金银的国家。我们一再发现有记录表明犹太人把那里的现款带回国。理性的投机者与务实的政治家们都非常清楚，这是一切资本主义发展的源泉。既然亚当·斯密学说的迷雾已经消散，我们也认识到了同样的道理。在很大程度上，现代经济生活的建立意味着需要获得贵金属，而此项工作没有人干得比犹太商人更成功”（第19页）。
第三，犹太人推进了殖民活动。
桑巴特指出，犹太人虽然在殖民扩张中不起决定性作用，但其参与度与影响力也是非常显著的，可以说“热衷于殖民开拓”是犹太人的天性，尤其是1492年西班牙大驱逐之后，“几乎找不到完全没有犹太人的殖民活动”。
他们参与了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的殖民扩张活动，并在美洲大陆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促进了美国的诞生。
桑巴特还关注了哥伦布“犹太出身”的可能性、犹太人对远航的支持以及对发现美洲所做的贡献；研究了巴西犹太人在美洲的迁移所导致的经济重心的变化；分析了犹太人对美国商业机构所起的作用；“犹太人就像挂毯中的金线那样，贯穿在美国经济史的整个结构之中；由于他们复杂精细的奇思妙想，美国经济史从一开始就获得了一种独特的模式”（第29页）。
第四，犹太人参与了现代国家的创建。
现代殖民体系的发展与国家的创建是两个相互依存的现象。桑巴特认为，犹太人这个“没有国家”（stateless）的民族却对现代国家的创建产生了影响，具体表现为：犹太供应商为宫廷与政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犹太金融家作为君主们的财政顾问在各地的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宫廷犹太人既是君主们的财政顾问，也是商贸活动的具体开展者。
“我所想到的，是犹太人为正在崛起的国家提供了维持其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财富。我所想到的，是犹太人以两种方式支持着每个国家的军队，而这些军队正是新兴国家赖以存在的堡垒。这两种方式是：一方面，犹太人在战争时期为军队供应武器、军需与粮食；另一方面，除军事目的以外，他们还为宫廷与政府的一般需要提供金钱。在整个16、17和18世纪，无论作为军队的供应者，还是作为君主们寻求财政支持的富人，犹太人都影响最大。”（第34—35页）
第五，犹太人与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产生密切相关。
桑巴特认为，在信用机制的创建过程中，作为国际贸易的中间商，犹太人大规模地使用了外汇机制，他们与证券（股票、股份、交易所）、汇票、纸币、债务等密切相关，为现代信用的标准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今天经济生活的外部结构主要是由犹太人建立起来的，而经济生活的根本原则，可以被称为现代经济精神或经济观点，同样可以追溯其犹太起源。”（第79页）
总之，在桑巴特看来，在过去的两三个世纪中，犹太人依其靠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世界经济生活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们“创建并推动国际贸易、现代金融、证券交易所，以及几乎一切经济活动的商业化；支持不受限制的商业交往与自由竞争，并将现代精神注入所有经济生活之中”（第109页），而这一切现象正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犹太人之所以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如鱼得水，桑巴特归结了四个方面的原因：他们散居在广阔的区域；他们被当作外来者对待；他们的半公民地位；他们的财富。（第117页）
【附注：中国人不理解，犹太人是一个宗教群体概念，不是血族概念，犹太人里面有许多不同血族，包括传说的示巴女王治下的黑人犹太人。】
（2021-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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