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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堃：对何新关于华夏文明“封闭”与“开放”观的解读
1984年，何新曾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会上说，如果中国建立了一座大厦、一座建筑，如果它有一百个门的话，那么九十九个门都会被关起来；当时他还说长城和北京四合院，是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种“封闭”性格的标志。这一观点后来被《河殇》的那些作者所剽窃。何新自己则很快发现这种观点是与中国的真实历史进程相悖的。1988年，他在《我的困惑与忧虑——当代文化备忘录》一文中强调指出：“与今日某些传统否定主义的曲解全然相反，古华夏民族的优越之点，是具有高度成熟的历史智慧，是华夏文明的巨大涵摄力，是民族文化的博大、厚重与宽容。……古代华夏文明，既是自成一体的，也是兼收并蓄的。……在所谓的汉文明中，早就融合着苏末、埃及、巴比伦、斯基泰、印度以及匈奴、鲜卑、鞑靼……的血液和文明因子。”1992年，他又在《重塑中国远古文化》一文中专门论述了中华文明从源头上就是开放的。
欧洲以前的历史是从耶稣诞生那一天写起的。在明朝的时候，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才知道，早在耶稣诞生前几千年，中国就已经有了成熟而灿烂的文明。于是他们才慢慢开始了“西方文明源头在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的历史叙事。纵然摧毁古巴比伦和古埃及文明的游牧蛮族真是欧洲人的祖先，这种把文明终结者直接等同于文明传承者的逻辑不仅无耻而且过于牵强，也和说美国文明源于印第安文明一样荒谬可笑。这种历史叙事的最新代表作是美囯学者伊恩?莫里斯所著的《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版）。他们的根本目的是要证明西方领先于中国比中国领先于西方的时间更长，其基本逻辑是：商朝以前是西方（古巴比伦和古埃及，这本来是属于东方的区域）领先于中国；周朝或秦汉以后直到发现新大陆或工业革命前是中国领先于西方（基辛格说：“过去1800多年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他指的就是这个时段）；此后几百年则是西方领先于中国；目前虽然中国在崛起，但西方还会继续主宰世界100年。为了与西方这种主流观点对抗，何新早年也比较认同“中国的文明是从古埃及传播而来”的说法。这在话语权上确实有利于消除西方“垄断”古巴比伦和古埃及“文明源头”的问题，并且也有史实依据，比如我们早在4000多年前的夏朝就已经引进吸收了西亚的麦作农业。但这毕竟是历经数千年的稻作和粟作农业——已经哺育出一个巨大无比的古华夏文明体之后的事。这正如何新近年所反思的：“这些研究及思考自上世纪之70年代迄2000年代，历跨30余年，故其中难免留下思想发展之多重印迹以及各种舛误与矛盾。”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华夏大地的考古不断取得举世震惊的成就，何新对自己早年的这个观点作了修正。他认识到，至少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华夏文明的发展已具有了连绵不断的延续性。“迄今被国人和世界广为传播的古华夏文明晚于古西亚文明的观点实为谬论。人类文明的真正源头在古华夏，而长江中游流域的神农文化则是古华夏文明的最早起源地。”中国新石器文化遗址分布最密集的中原区及环绕其周边的海岱区、江浙区、长江中游区、长江上游区、甘青区、雁北区和燕辽区等六大考古文化圈的聚合过程，就是作为后来的巨型国家、巨型民族的古华夏巨型文明体的产生过程；而其中任何一个考古文化圈的文明体规模，都远远超过西亚的两河地区和古埃及；古西亚和古印度以及晚出很久的所谓古希腊文明体规模过小，这正是其经不住游牧蛮族冲击而毁灭“中断”的内在原因。华夏文明正如其稻作和粟作农业一样，是独立起源的、土生土长的原创文明，是世界上起源最早且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所以何新认为:“华夏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所产生过的一切文明中，最优秀、最智慧、最具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一种渊源于远古的文明”“中华文化之‘古’极其伟大，比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以及古希腊、罗马都要伟大得多！”这也意味着，与聚全世界考古学界几百年之力充分发掘和考释过的两河地区和古埃及文明的狭小区域相比，分布在我国广阔国土的六大考古文化圈的考古工作还只能算是处于基本厘清轮廓的阶段；对华夏上古的历史连贯性，尚需以考古为主体工程在细节上完整建构。这既包括文物的进一步考古发掘，也包括解释体系的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比如，虽然考古实证已表明，由后来的楚国集其大成的长江中游考古文化圈是世界上农业文明和城邦文明最早的起源地；但对其在古华夏巨型文明体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无论是考古文物支撑还是解释体系，都还很薄弱。）随着近100年来考古工作的进展，疑古论的市场越来越小，但这种文化逆反和癫狂心理的“痊愈”仍然还有一个过程，还需要让更多的文物“出来（出土）说话”，考古学界任重道远。以种种说辞连秦始皇陵都不让发掘，确实令人莫名其妙。
对华夏文明的高度自信和无比自豪，并不意味着何新又回到了早年那种认为中国传统具有“封闭”的文化性格的观点。他对华夏文明在起点上就已经是开放包容的多元一体的“百国（族）之和”、此后也一直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保持着密切联系和交流的巨大涵摄力有了更加准确和系统的把握。在最近为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允执厥中》一书所写的序言中，他特别点赞了作者这一段话：“大国崛起,文化复兴。复兴，绝不是简单的文本回归,更不是一味的仿古临摹。世界四大古老文明,除中华文化五千年绵延不断外,其余都淹没无存。中华文化之所以流传,正因一代一代的中华儿女深悟要义精髓,进而判定自若,消融升华朝代更迭、外来文化与宗教的屡屡衍变。生活在今天的我们，21世纪的每一个人，更应沉稳淡定，汲取现代社会的现代元素，在传统理念与现代文明的交流、碰撞中，互以借鉴,互为补偿，互而提升。”他认为这是关于中华文明复兴路径的微言妙义之论，也是他自己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目的和方法。比如，他虽然在近年研究中发现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大规模伪造了古希腊的主要典籍，但他绝不低估这些文本的学理价值；他所创立的泛演化逻辑（新逻辑主义），本身就是“消融升华”黑格尔逻辑学的结晶。
本文系何新1998年春在澳门“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稿。重点在于揭示我国历史上的开放性及与其他文明的互动性，“为中国本土文明不断输入新的文化因素和信息资源，一直是激发中华文明不断进步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特别是其中对古代“丝绸之路”的清晰梳理，在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今天再读，仍然感到颇有启迪。
【附录】
中国文明从来就不封闭
何 新
【摘要】
●中国文明从古以来就不是封闭的，而是与外部文化体系一直存在着密切的沟通与互动的。这种开放的互动性，为中国本土文明不断输入新的文化因素和信息资源，一直是激发中华文明不断进步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实际上，种族文化的非纯粹性，不仅可以在古代经典文献中，从关于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方异种异俗的大量记载中得到证实，而且可以从现代中国人南北两大系统的许多基因差异中得到证实。
●我们祖先自称华夏，实际是以太阳和银河作为民族的命名，体现着华夏先民在文化上的强烈的自豪感。但是这种以文化性而不是种族性来对自我与他类的区别方式，正表明在古代中国大地上存在着异质异态的多元性种族和文化群落。
●借鉴历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开放政策使文化和国家加速进步，闭锁政策使文化和国家落后而毁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知道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战略是建设现代中国的唯一正确方略。只有一个开放的中国才能实现文化的现代化。
●当今世界实质上是近代欧洲的扩张和谋求全球霸权的产物，正是这种扩张和霸权激起了剧烈的回应。这种扩张与回应引发了全球性的问题。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当今世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实际上都在经历变革。历史上的每个时代都是一个过渡期。但今天，变化的过程在速度、广度和深度方面却是空前的。这必然导致混乱和不幸，但也展现了新的前景，揭示了新的机会。
●应该注意到，技术进步的速度在无比迅速地加快。人类大约经过了100万年才达到农业革命，但是，仅仅再过1万年便达到第一次工业革命，仅仅再过不到200年的时间就达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我们不知道还将从这里到达何处，但的确知道我们将很快发展出全新的文化形态。
●这种分裂要求在制度、思维方式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实行变革。然而，这种社会变革总是遭到一部分人们的抵制。其激烈程度一如人们之热烈欢迎技术变革。正是由于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之间所产生的时空滞逆，才造成了几千年以来世界历史上众多的苦难和暴行。
●如果有什么事在今天世界上正在发展的话，那就是人民决定不再简单接受两种进步发展必由之路的模式——西方的资本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而是寻找能将技术力量与他们自身传统的活力结合起来新的本国文化的发展道路。
●因为伟大的时代顾名思义就是转折的时代，就是急剧变革的时代，就是充满变革、动荡的时代。旧观念和旧制度迟迟不愿退出历史舞台，而新观念和新制度则只能逐渐而痛苦地成长起来。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我十分荣幸地到此出席澳门中华拉丁基金会举办的这次关于澳门历史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荣幸地与各位见面，以及应主办者的要求，作这一发言。
作为学者，我并非拉丁史、澳门史的专家。因此我的发言只能讲一点与中外交通史有关的题外话。
一
长期以来，中外文化界存在一种误解。这种见解认为传统中国文化是一个呈封闭形态的、结构趋乎超常稳定的单纯文化，即儒家或儒教的文化。许多研究者曾指出中国文化具有稳定性，单一性，以及排他性的特征。万古一宗的单一文化，以及万宗归一的单一种族，数千年不变的统一帝国模式，这是许多关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著作所叙述给人们的一种几乎已成为根深蒂固的定见的模式。
但是，根据近一百年来中国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卓越工作，根据所已经掌握的大量事实证据，我们有充分的证据指出，这种传统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是大错而特错的。它不符合中国历史的真相，也完全不符合中国文化的真相。
今天人们知道，古华夏文明与外部的沟通，存在着两条“丝绸之路”，这就是西部内陆的沿河西走廊越过中亚通达西方的陆上丝绸之路以及自闽粤泉州、广州而通过东南亚，通向非洲与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确，这是两条巨大的文化动脉，在它们之上所负载的不仅仅是丝绸。而更重要的是，沟通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互动的通道。事实上绝不仅仅只有这两条通道。在陆上，还有一条西南之路，从印度到缅甸，缅甸到云南、云南到四川，进入中国。以及东北之路，由西亚，前苏联的中亚共和国进入西伯利亚，然后越过西伯利亚，又有两条分路，一条分路通向宁夏、内蒙进入到中国的黄河中游地区，即古代所谓中原，中国文明的中心，心脏区。另一条分路，通过西伯利亚进入中国的东北和内蒙交界的地区，然后走山海关或张家口，由北京进入中原。内蒙赤峰一带发现著名的红山文化，表明这个地区是新石器晚期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化中心。80年代发现于蒙古及内蒙地区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表明早自新石器时代后期以及商周时期，中国北区域文明已存在与中亚、西亚文明相互结合而生成新奇文化的类型。此外，在海上沟通东西方之间联系的，也不仅只有闽粤通道，辽东、山东、江浙曾经有通向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的重要通道。
因此我的看法是，中国文明从古以来就不是封闭的，而是与外部文化体系一直存在着密切的沟通与互动的。这种开放的互动性，为中国本土文明不断输入新的文化因素和信息资源，一直是激发中华文明不断进步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二
根据已故人类学家杨希枚的卓越发现，在殷墟出土的殉葬遗骨中，并不仅有黄色人种，而且包括了白色和黑色人种的遗骨。可以佐证这一点的是，80年代后期在陕西周原出土的一件蚌雕人像作品，其形态和服装具有典型的白色高加索人种的特征。近年新疆出土的古代干尸中，有白色人种男女。这类事实表明，早在商周时代，中国地域就是一种存在着人类种族交流关系的区域，而并不是一个种族纯一性的区域。
实际上，种族文化的非纯粹性，不仅可以在古代经典文献中，从关于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方异种异俗的大量记载中得到证实，而且可以从现代中国人南北两大系统的许多基因差异中得到证实。
战争与冲突，是古代民族间交流碰撞汇合的重要方式。西周亡于夷狄之变，春秋战国之际的数百年间，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极其伟大的异类种族与文化的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所谓华夏民族，天汉民族，以至今日的中华民族，严格说主要并不是一个血缘封闭性的种族概念，而是一个体现着文化选择以及文化精英性的社群概念。从语源上分析，华的意义就是精华，以及太阳之光华。而“夏”的古音与“汉”相通。（古代的夏口就是今天的汉口），古人所谓天汉，乃是指银河、天河。我们祖先自称华夏，实际是以日光太阳和银河作为民族的命名，体现着华夏先民在文化上的强烈的自豪感。但是这种以文化性而不是种族性来对自我与他类的区别方式，正表明在古代中国大地上存在着异质异态的多元性种族和文化群落。
三
事实上，中国文明自身也绝不是停滞的、不变的。18世纪末，英国女王派遣使节来华访问，在这位使节肤浅地了解到的中国历史中，他获得了一种关于中华帝国具有超级稳定性的印象，并把这种印象带回西方。他认为，中国历史中只有一种变化，即皇帝的死亡或被推翻。没有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的任何变化。因此，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停滞的帝国。这种完全错误的认识和观念，深刻地影响了200年以来西方关于中国的史学，又通过西方史学反馈而影响了中国的一部分历史学家。
但在此我也有必要指出，这种肤浅表面的认识是荒谬而错误的。事实上，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同样不断发生着剧烈的制度变革和文化创新，其演进的幅度和速度有时缓慢，有时剧烈。但总体来看，从土地制度、国家制度以及权力和利益的分配模式看，自周秦而至明清都已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根据我个人的研究，仅就土地所有制关系看，周秦汉的土地国有制，在隋唐宋元演变为庄园租佃制，到明清时代演变为土地的全面私有制，而地租形态亦由贡纳劳役制，转变为实物经济地租以及清代摊丁入亩的货币地租。
农民则由秦汉时代隶属于国家而无自由人身权和迁移权的农奴转变为清代的自由自耕农。政治形态由秦代极权主义的君主专制政体，转变为明清时代的君主立宪政体，即官僚贵族民主形态。因此，中国封建制度及传统社会绝不是长期停滞不变的一个怪物，而是有规律地演进和发展的理性社会形态。
只是在清代中后期，由于感受到来自海上的外部文明的巨大威胁，当时的国家政权采取了闭关自守的错误策略。这种闭关策略的后果导致清帝国的停滞和落后，最终导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
借鉴历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开放政策使文化和国家加速进步，闭锁政策使文化和国家落后而毁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知道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战略是建设现代中国的唯一正确方略。只有一个开放的中国才能实现文化的现代化。
四
从历史看，澳门是近代中国最早开放的一块经济文化特区。明、清两朝允许葡萄牙人及其他西方国家的人利用澳门作为他们进入广州进行贸易的基地，允许外国人到澳门居住，向国家纳税。正如苏树辉先生指出的：
“16至18世纪对外贸易的兴旺，带来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层发展，澳门自然成为其交汇点和桥梁。在澳门圣保罗学院进修中文和中国文化的西方耶稣会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在其中国同僚吴历、徐光启、何国栋等的协助下，将西方的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又将中国文化的精华介绍到西方。他们人数很少，但他们对于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给予和留下了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科学和艺术极其深刻的影响。同时他们也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这种双向的文化交流在东西方都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使西方有可能了解中国的哲学思想作为其启蒙运动的养料，同时引进中国的艺术形成中西合璧的洛可可风格。在东方，则通过其先知先觉者，如魏源、林则徐、康有为、梁启超、郑观应、孙中山等，以澳门为窗口，从西方的先进思想的接触中形成了中国社会改革的推动力。”
当今世界实质上是近代欧洲的扩张和谋求全球霸权的产物，正是这种扩张和霸权激起了剧烈的回应。这种扩张与回应引发了全球性的问题。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当今世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实际上都在经历变革。历史上的每个时代都是一个过渡期。但今天，变化的过程在速度、广度和深度方面却是空前的。这必然导致混乱和不幸，但也展现了新的前景，揭示了新的机会。
五
近代以前，西欧并不是一个发达地区，而是一个不发达地区。11世纪，中国生产的铁是164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合在一起生产的铁的两倍半。到12世纪时，中国几大中心城市拥有人口1000～1300万左右，相当于当时整个英格兰的人口。
但是18世纪以后，这一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西欧成为世界的核心区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来自海外贸易和海外殖民地的刺激作用和商业利润。在20世纪末，世界工业总产量的90%来自欧洲和由欧洲民族占据的北美洲地区。世界上大约80%的人平均年收入不足200美元，而其余20%的人平均年收入高达3000美元以上。由于占多数的穷人大部分生活在北纬30度以南地区，这一全球的经济上的划分沿地球纬度方向分布。这种以经济方式作出的全球南北划分在许多方面比根据国界或意识形态集团作出的传统划分更有意义。
今日的世界不但分成了富裕的北方和贫穷的南方，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六
在人类历史上，技术的变革对人类的文化——人类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l万年前的农业革命使人口大大增加，并迫使人类适应定居的生活方式，逐渐建立起具有新形式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同样，200年前的工业革命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率，而且带来了与工厂和新的工业城镇有关的种种问题。今天，随着核力量、计算机、自动化技术和航天技术的出现，我们正在经历第二次工业革命，这场革命最终必将与第一次工业革命产生同样深远的影响。
应该注意到，技术进步的速度在无比迅速地加快。人类大约经过了100万年才达到农业革命，但是，仅仅再过1万年便达到第一次工业革命，仅仅再过不到200年的时间就达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我们不知道还将从这里到达何处，但的确知道我们将很快发展出全新的文化形态。
科学是当今时代的标志。如果金字塔是古埃及的象征，如果巴黎圣母院是中世纪西方的象征，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相应的象征便是航天飞机和洲际导弹。
七
为什么在当代，我们仍然生活在触目惊心和危机四伏的社会矛盾之中呢？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到现在还未能适应被第二次新工业革命所迅速改变了的现实世界。对于人类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的困境。至今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是连续不断的技术革命历史，技术革命要求进行相应的社会革命。多少世纪以来的根本问题是，技术革命一直受人欢迎，因为它促使了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但是，世界历史上所有的技术革命——无论是万年以前的农业革命，还是二百年以前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抑或是今天的第二次产业革命——都导致社会分裂。这种分裂要求在制度、思维方式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实行变革。然而，这种社会变革总是遭到一部分人们的抵制。其激烈程度一如人们之热烈欢迎技术变革。正是由于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之间所产生的时空滞逆，才造成了几千年以来世界历史上众多的苦难和暴行。
现存的体制和习惯总是受到历史传统，以及现行秩序的维护。另外还存在既得利益集团的作用。他们的反对通常总能成功，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具有雄厚的财力和良好的组织，而且因为他们利用人们对于社会革新的普遍厌恶态度。因此离经叛道者就被孤立起来，并且身上被打上亵渎神圣，颠覆或者在其他情况下对社会构成危险的烙印。
八
我们今天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历史时代。在20世纪的100年间，技术变革像一股汹涌的急流，不仅新发明的数量急遽增加，而且从发明、应用到市场销售的整个过程大大缩短。当今的技术变革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20世纪的科学技术，如核能开发、计算机以及遗传工程的动力和破坏性远远超过两个世纪以前英国发明的纺纱机和织布机。
未来的前景如何呢？尽管未来的特定事件无法预见，但是，倘若对世界具有正确的认识和解释，我们就能根据过去的历史模式来洞察未来的一般趋势。
首先，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正受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冲击，前者以不断加快的速度正在改革着社会，而后者正唤醒和激励人们去把握自己的生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两种革命将成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最重要的力量。
尽管这两大革命都是近代欧洲所主导的，但同样清楚的是，这两次革命也造成了西方的衰落，因为西方世界已难以持久保持其在全球军事和经济事务中的优势地位。
在全球的大动荡中诞生的新世界将因其多重政治格局而呈现前所未有的局面。纵览世界历史，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而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迄今已持续了50年。随着冷战结束，中国改革的成功，挑战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复兴，美苏两极对立业已烟消云散。取代全球霸权或全球两极对立格局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今后50～100年，是人类历史上天翻地覆的大时代。大动乱、大改组。这种动乱状态遍及一切方面，包括北南矛盾（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对立）、西西矛盾（美国和正在蓬勃发展的西欧与日本之间的经济竞争）、东西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第一次冷战以及可能发生的第二次冷战）。
九
初生的新世界的特征不仅表现为政治格局的多重性，而且表现为文化发展的多元性。世界历史表明，西方文明在19世纪实际上已成为全球社会的典范。即使是那些倡导反对西方统治的殖民地领导人，他们都要求用以欧洲母国为典范建立起来的独立国家来取代西方的殖民统治。然而今天，再也不能断定只存在一条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也许要加上不再承认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人们已不再同意诸如东方的权威中心的家族结构以及中东地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传统”制度注定是历史的糟粕的观点。
如果有什么事在今天世界上正在发展的话，那就是人民决定不再简单接受两种进步发展必由之路的模式——西方的资本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而是寻找能将技术力量与他们自身传统的活力结合起来新的本国文化的发展道路。
世界历史的趋势是向全球多样化发展而不是走向同一化。当前的各种问题困扰着所有的社会，已经到了非进行全球性改革不可的时代。
十
爱因斯坦说过：“仅仅依靠知识和技术并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而优裕的生活，人类有充分理由把对高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赞美置于对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人类从像佛陀、摩西以及耶稣这样的伟人身上得到的教益，就我来说要比所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设性的见解更为重要”。
1984年11月10日，布拉德雷将军在波士顿商会的演讲中指出：“我们有无数科学家却没有什么宗教家。我们掌握了原子的奥秘，但却摒弃了耶稣的训谕。人类一边在精神的黑暗中盲目地蹒跚而行，一边却在玩弄着生命和死亡的危险的秘密。这个世界有光辉而无智慧，有强权而无良知。我们的世界是核子巨人、道德侏儒的世界。我们精通战争远甚于和平，熟谙杀戮远甚于生存”。
这就是今天全体人类面临的困境和前景。这种困境和前景令人不安而不令人快慰，使人感到焦虑而不是使人感到安然。但世界历史上所有伟大时代的情况无不如此，并且必然如此。因为伟大的时代顾名思义就是转折的时代，就是急剧变革的时代，就是充满变革、动荡的时代。旧观念和旧制度迟迟不愿退出历史舞台，而新观念和新制度则只能逐渐而痛苦地成长起来。世界历史上所有黄金时代都是紧张和恐惧的时代，伯里克利的雅典，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无不如此。当今时代同样如此。
人类还从未看到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将是如此灿烂夺目的前景。但人类同样也从未如此接近潜伏在这种景象后面的战乱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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