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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济会与近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编者序言
国际邪恶力量一直在与基督教社会作斗争。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基督教一直在与众多反对它的秘密异端运动和组织作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有一些组织解体了，另一些则改头换面，继续发展，并继续这场长达数百年的斗争。大多数情况下，反基督教力量不能公开宣扬违背基督教理想的观点，这迫使他们秘密集中起来并制造出一些“抗体”，然后异端运动再利用他们去感染基督教社区。
共济会是在１８世纪初公开出现的，他是代表反基督教势力的最明显的现象。它在宗教和政治上都反对基督教教会和国家。
关于共济会成立的时间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甚至在共济会内部也有争论。有些人谈到１５５３年的科隆宪章。该宪章是由分会的１９个代表、宗教改革的活跃分子签署的。①
根据宪章，共济会并非源自任何其他社会组织，而是比所有组织都更古老，是施洗约翰门徒创立的。直到１４４０年，组织甚至还根据这个版本被称为“约翰兄弟会”。
另一些人则宣称玫瑰十字会的非自愿创始人是阿代尔斯伯格天主教修道院院长让·瓦伦丁娜·安德烈亚（１５８６—１６５４）。
他的小说《兄弟会的命运》和《改革全世界》的主人翁—基督徒十字玫瑰发现了人类幸福的奥秘，并建立了一教派，旨在让人们从基于国际主义的真正宗教中获益。而根据德国和英国小说中关于的秘密教派描述，玫瑰十字会的分会才真正的创立。②
这些分会是１６５０年由伊利亚斯·阿什莫尔（１６１７—１６９２）组织起来的。他的目的是建造所罗门圣殿，乍一看似乎有点奇怪，因为他同时也是伦敦天主教联盟负责人。这一组织在政治上是寻求复辟斯图亚特天主教王朝。
持第三种观点的蓝色共济会则反对关于它在１７１７年之前出现的说法。并且认为，正是这一年，石匠分会已完全脱离了工人，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在１７１５年斯图尔特彻底失败后，新教徒特奥菲尔·德扎格利亚博士（１６８３—１７４４）向乔治二世提出了一项建议，要消除共济会与斯图亚特人的联系。１７１７年，在保留了原有的石匠分会形式的基础上，多个分会的知识分子代表形成了“象征性”共济会的大分会。
不管事实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共济会吸收了许多先前异教的教义，包括古诺斯替教义，摩尼教教义，各种中世纪异端邪说，圣殿骑士教义，各种新教教义，像波令克布鲁克和托马斯·莫尔等英国思想家的异端教义，以及炼丹术士，犹太神秘哲学者的教义等等。共济会成为所有这些教义的精髓，成为新时代的异教会，在此，这些教义得以混合。
共济会是一个秘密组织，所以很多相关的历史研究也无从作起。因为它很少在历史舞台上公开露面，因此留给历史学家进行分析的资料也很少。基辅神学院研究西方异端教义的教授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布尔加科夫（顺便提一下，他是俄罗斯著名作家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的父亲）从２０世纪初开始研究共济会现象，他得出的结论令历史学家大为不安。
“历史上很少有像共济会会员制这种罕见的隐秘现象”他写道。“即便你看遍所有介绍相关知识的书，听过几十个人讲述相关的事，但是，仍然无法回答，共济会会员制是什么。只有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它是一个什么的组织。它的神秘不仅在于，它避过世人目光，不仅如此。他之所以神秘，就在于其目的，本质，以及实现目的的手段，都是神秘的。”。③
尽管１７９３年，前英国共济会会员罗宾逊在他写的《欧洲反宗教和政府阴谋的证据》这本书中就谈到，共济会试图破坏英格兰之外的所有的王权、祭坛和监狱，共济会至今仍是神秘的历史存在。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得以使他们得到掩护，而且通过共济会需要的精神来“培养出”掩护他们的信徒。“共济会的真正作用”—共济会研究员亚历山大·塞利亚尼诺夫写道，“只是在于为实际的行动做准备。”④
只有在这些时期，共济会才会积极运作，发展自己的成员。在政变，革命和其他公开活动的时候，共济会会隐蔽起来，更倾向于让通过谎言训练出来的信徒去行动。如果行动失败，共济会可以随时放弃其倒霉的特工，并表明他们是自己行动的。这经常使历史学家感到极其混乱，并在历史学中产生相互矛盾的观点。
“任何想公正地评估共济会的政治作用的人”，列夫·季霍米罗夫写到，“既不被愚弄，又不受到不公正的指责，听到民众称它不属于政治范畴，而只是重新塑造人的灵魂，这使人感到非常为难。这种说法并不总是故意撤谎。可以肯定的是，有许多共济会成员并不知道其联盟的政治性。此外，共济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机构，它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教义，但对其理解各有不同。另外，共济会由多个级别组成，其目标不尽相同。最终，在这种恶意的神秘感之下，不仅是旁观者，即便是会员本人也不知道他的真实本质，其结果就是，也许，只有那些“看不见”的领导人才知道这些行动。而无论是低级别的会员本人，抑或是旁观者，都不曾见过这些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揭示共济会的人，即使想做到公平，也会犯很多错误，或者不得不因为证据不足而无法核实，因此可能往往不准确。”（《历史的宗教哲学基础》莫斯科，１９９７，Ｐ４５３）
在研究共济会历史的过程中俄罗斯反共济会文学也非常复杂。由于共济会内部严守秘密，缺乏信息来源，研究者们不得不鼓起勇气做出假设，创造出各种版本或者猜测。严格地说，在历史科学研究中做到没有争议，是很难实现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历史学不像会计学，所有的都有据可查。历史学数据中总是缺少一些东西，实际资料不足时总是用历史学家的想法来填充。经常是文件中有什么漏掉了，被曲解了，或者是关于这件或者那件事的证据没有保存下来。很多时候，加入自己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比如，不加入就无法表述历史，抑或是就无法将零散的事实关联起来。
我们出版的俄罗斯最著名的共济会研究者瓦西里·费奥多尔·伊万诺夫⑤的著作，记录着他的痛苦与愤怒，涵盖了俄罗斯共济会活动的整个历史时期。
在研究共济会对俄罗斯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影响时，Ｂ．Φ．伊万诺夫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展示这一秘密团体对俄罗斯的破坏性活动。在研究共济会的传播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影响时，Ｂ．Φ．伊万诺夫认为，近２００年来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历史就是共济会的历史。俄罗斯知识界对这一思潮的信奉程度，超出了欧洲任何一个国家。
１９３４年，在遥远的哈尔滨出版的Ｂ．Φ．伊万诺夫的书，从未再版过，但是在俄罗斯却非常著名，有很多盗版。早在８０年代，由四部分组成的机打书就广泛传播。那时关于共济会及其在俄罗斯历史中作用的史实很少，
Ｂ．Φ．伊万诺夫的书给知识界带来了深深的震动，颠覆了读者对历史的认识。书中使用了大量鲜活的、有说服力的资料，令人震撼，而且看得出，这对该书的推广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因为，所有在那个年代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推荐自己的朋友和同道中人去读。Ｂ．Φ．伊万诺夫的这本书在爱国者圈子里很受欢迎，很多人通过读这本书形成了世界观。俄罗斯共济会很多爱国的研究者都受到了这本书的影响，因此，也对他们在该领域的著作产生了影响。
在史料研究中，史学家加入了本人对共济会话题的主观性态度。总体来说，历史学比任何其他科学都具有主观性，没有任何一门其它科学具有如此多的未知因素，受到如此多的质疑。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倾向性经常使人更加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研究事物的时间意义和客体意义。努力使被研究对象抽象化，极力用客观的态度评价他，这阉割了历史著作，使其变得乏味，迫使人在评价的时候要节制，不至于导致极端。由于历史学家受到了压制，他的感觉，信念等等也被数字、日期、事实等相互之间有一定联系的信息所限制。
Ｂ．Φ．伊万诺夫的书具有片面性和主观性，这在所有的叙述中体现出来。很容易确定他的君主制信仰，严格的东正教价值观，因为这在对世界及其历史的附录中都有大量的论述。
米哈伊尔·斯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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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这一机构的基础上，１８５３年打造了共济会三百年纪念奖章。
②、这同２０世纪罗恩·哈巴特凭着自己的意愿创建戴尼提教派如出一则。
③、《当代共济会会员制》（特点经验）。基辅，１９０３，Ｐ１
④、《共济会的神秘力量》，圣彼得堡，１９１１，Ｐ３０
⑤、Ｂ．Φ．伊万诺夫是姆拉维耶夫兄弟时期远东政府内务部部长，该政府是１９２２年在被白军占领的领土上建立的。
（202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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