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十三邀第八季采访许倬云之后，又找他的谈话录来看。有启发的片段摘录如下。摘录自《许倬云谈话录》，许倬云口述，李怀宇撰写（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幼年抗战时期（许倬云出生于1930年）：
每年日本人两次侵犯湖南、湖北的产粮区，搅乱农耕；也在河北扫荡，“三光”破坏农村。日军是坦克大炮，我们是步兵，两三个人一杆枪，子弹只有身上背的两条带子，只能拼刺刀杀敌。八年里，国军将领死了约一百八十人，士兵死了三百万到五百万。……为什么我到五十岁才能原谅日本人？我不原谅日本军阀，我原谅日本人。日本人也苦，日本壮丁几乎打光了，日本三百万兵员，回家的不到一百万。（18-19页）
在抗战时期，救亡是最大的主题，我要到五十岁才能够静下心来说：日本人的罪状不是日本人的罪过，是一批日本军阀的罪过。要到五十岁才能摆开这个仇恨，你想想看，多难啊！（35页）
日本国内也是穷，吃不饱饭。有理性的日本人，也反对军人专政，反对战争，很多自由分子，在军人发动的政变中被杀了，被关了。……因此，日本国内没有反战的声音。……到今天，日本的当权者始终还是大财阀、政客和君子，他们不肯承认父兄犯的罪。
日本的靖国神社是个忠烈祠。不单靖国神社，每个县都有个神社，也都有牌位，这么小，写名字。这是他们的忠烈祠。因为里头有经过国际法庭审判是战犯的人，既然是犯人，是负战争责任的人，去祭拜就等于承认战争是对的，所以每次祭拜都引起一片哗然。为什么日本法庭不肯裁判南京大屠杀呢？他们说战争史不能以常理论的，是作战双方的死亡；他们不承认南京屠杀死亡的老弱妇孺，所持的理由是当时中国政府说“全民皆兵”。（22-23页）
回忆受教育：
我始终觉得高中教育要不了三年，怎么与人相处，怎么与人合作，这是最要紧的，知识方面其实很容易。现在的教育有点本末倒置。（33页）
因为生活艰困，加上（国民党）特务，大家都很气恼，当时也有发国难财享福的人，有奸商，也有全国，所以一定有对（国民）政府的批评。年轻学生干脆就往延安跑，去了一看，像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发现延安是阶级森严的地方，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有些学生投了延安又回来了，有些学生就无回头路了。（38页）
台湾大学时期（1949考取台湾大学）
傅斯年主持台湾大学，没有明确提出教学思想，但是他透过的方针我们看得出，是在办另一个北京大学，尽他的力量抵抗政府力量的进入。可是当时国民党的力量控制很强，所以他抵抗得很辛苦。当时台湾也有白色恐怖，国民党的活动在学校里相当多……（48页）
在1950年代初，台湾人相当怀念日本人，因为日本人的确把台湾建设成一个不错的地方，但是日本人把台湾人当二等公民，台湾人也知道，不在乎。（51页）
芝加哥大学时期（1957年？）
我在神学院饭厅包饭。这里的饭菜非常好，学校的老师不少都到神学院来吃饭。在那个饭厅里，任何不认识的两个人坐下来，第一句话就是：“你在研究什么？”一顿饭下来，就是谈学问，有学习，有讨论，有批判。这顿饭吃完，临别时说：“明天中午我们再见面。”我在别处没有看见这种风气。一个老教授跟一个年轻学生坐下来，一样对话。草地上，坐下来，晒晒太阳，旁边的人坐下来，就问：“你在想什么？”所以，芝加哥大学跟别处不一样，哈佛大学出总统，芝加哥大学专出教授。（57-8页）
（在芝加哥）我亲眼目睹民主的假象。投票时，黑人不知道有投票权，学生陪着他们去投票所。学生到投票所都要冒生命危险，因为政府与黑社会结合在一起，可以打架，可以杀人。
那时戴莱做芝加哥市市长，是民主党人。美国的警察，爱尔兰人居多，美国的政客，也是爱尔兰人居多，满街都是他的人。他控制选票，伪造一批公民名单，所有的警察、公务管理员、卫生队队长，都可以帮他做。投票比例本来应该是共和党百分之五十五对民主党百分之四十五，他们玩花样，转接机器的电路，将共和党的票转到民主党上，可以把百分之五十五对百分之四十五减低到百分之五十一对百分之四十九。这么一来，他完全控制票数。这是学生活动分子戳穿的。这就是民主！我在美国看见最底层的生活，看见最丑恶的现象。（60页）
我想，留学是很重要的，因为给你开了门户，让你理解外面一个世界，另外一种文化，也让你接触另一种思考方式，最重要的就是突破中国中心论。但是，也要看你在哪里留学，学的学科是什么。如果纯粹是去跟他们学汉学，或者是替国外的中国观察者当助理，找中国材料，这样的学习，看不见世界的另外一面，只能见到你知道的一面，吸收不到新的东西。（67-8页）
中国自古便不能独立于世界以外，有两个发明的影响是绝对深远的。第一个是车子，战车本身是一种文化，车子的发明，应当是在亚洲的内陆，往西传往埃及，往南传到两河，往东传到中国，所有这些地区的车的结构都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大影响。第二个是青铜器，何炳棣先生说中国青铜器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这话不对，人家的青铜器比中国至少早上一千年，不一定是他们的技术直接传入，可是他们用青铜的观念，对中国绝对是有影响的。青铜传播到中国的时间跟传播到印度的时间差不多。这两桩大事情，对人类从新石器时代转换到青铜器时代，是极重要的关口。（70页）
十三邀第八季第一期：采访许倬云
回到台湾（1962年）
我一回到台湾，老朋友胡佛、李亦园就找我，说：我们知识分子在今天应该有所作为，我们不能放任（国民党）一党的错误方向，我们也不走共产路，但我们都有社会正义、公平的思想。所以，我们就成立了“思言社”。这个社要发表刊物，先成立社，总之是在讨论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专业工作之中，替中国找一条路。我们五六个核心分子的想法，是要找一个民主制度下逐步演化的“社会福利国家”，在国共两边争执的部分找到中间点。（78页）
思言社事搞费边社，想通过学术讨论，理性地为国家找条出路。马克思主义在英国没有什么市场，原因是英国很快有一批工会主义者，后来衍生出费边主义，主张经过议会政治，建设社会福利国家。今天西欧各国都是经过议会的社会福利国家。费边社的理想今天慢慢在实现。我今天还是如此想：社会应有公平，但不能以暴易暴，用破坏性特强的革命，来达到社会公平的目的。（79-80页）
有关打坐
我和打坐的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也和医学界的人讨论这个问题：脑子静空半小时绝对是好事情。你的所有思维排空，脑子可得到休息。至于丹田呼吸，那是腹部用横膈膜鼓气，是帮助小肠蠕动，能帮助排便。脑子静空半小时，肚子蠕动半小时，排便顺畅，脏东西出得快，身体越来越好，这是很简单的道理。（8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