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金秋十月，又到了收获的季节。让国内“期待但又无感”的世界顶级科学大奖——诺贝尔奖 (Nobel Prize)，如期而来，逐一开启。
首先回顾一下2020年诺贝尔奖获得者：
不论怎样，诺奖级别的科学到底是怎样产生出来的？诺奖对中国科研的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还应有所回答。
不变的美国“第一” ，靓眼的日本“井喷”
首次颁发于1901年的诺奖，迄今为止已颁发了111年（受一战和二战影响，1915-1918、1921、1925、1940-1942年这九年没有颁发），共有918人获奖。在这一百多年里，近千人次的获奖者多来自于欧美发达国家，其中美国获奖者居首位，达384人次，接近1/3，其次是英国、德国、法国、瑞典、日本、瑞士、加拿大、俄罗斯、奥地利、荷兰以及欧洲各国。
1901-2020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家分布
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发达的经济无疑对科技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强国，世界科技中心，在发达的经济基础，优质的教育资源，开放的人文环境，加上自由宽松的科研氛围等多维因素叠加下，持续收割着全世界的高水平人才，诺贝尔奖的领先地位无可厚非。
而排名在第10-20位的欧洲各国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一方面有历史智慧积累的原因：欧洲在二战之前便已经是世界科技的中心；另一方面与这些国家的研发投入强度及宽松的科研氛围存在极大的关系（基本维持在2%以上的水平）。充裕的基础研究经费以及科研工作者无忧的宽松环境是这些国家获奖的坚实后盾。
主要国家研发投入强度的推移
数据来源：日本科学家再次获诺奖，日本科学为何 “井喷”？周程、秦皖梅，《知识分子》
从获奖者所在机构来看，世界一流大学是培养诺贝尔奖人才的主阵地，更是从事基础研究的主战场。美国研究型大学是诺贝尔奖得主的摇篮，在排名前20位诺奖获得者大学分布中，有13所美国常青藤大学，占比达2/3，第一名的哈佛大学更是遥遥领先。
历年诺贝尔奖得主所在大学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从诺奖获奖国别排名上看，日本科学界给世界以震撼，作为唯一一个亚洲国家跻身前十（排名第七），这得益于21世纪初日本连续获得19次诺奖，被外界看成是日本基础科学在整体上崛起的强烈信号。中科院理论物理所欧阳钟灿院士说：“日本物理学界并不强调发表文章的数量多少、是否SCI（科学引文索引）、影响因子有多高。够诺贝尔奖的工作，不论发表在哪儿，都会被大家认可。”
诺奖的东亚奇迹，为什么出在日本？
日本在2000年以来共有19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这种高密度爆发式 “井喷”现象，难到真的是2000年初日本政府提出的未来50年出30个诺贝尔奖得主所发挥的引导作用？
历年日本籍、原籍日本属地诺贝尔奖获得者数据
资料来源：维基百科
绝非如此：“拿诺奖”这件事肯定不是规划出来的。通过研究2000年以后的日本诺贝尔奖得主的获奖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大多是在昭和（1926～1989年）时期，上个世纪70、80年代前后的发明和发现，即便是大隅良典的获奖成果、梶田隆章及山中仲弥的研究成果，也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仍受昭和时代余力影响的时期而获得。这些成果是自发研究，是在高度活跃的基础研究积累中所诞生，拿奖并不是因为计划而来，是水到渠成。
日本获得诺贝尔奖科学家一览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时间检验：诺奖成果产自日本对基础研究加大投入的黄金时期。早在1960年，日本政府便制定了力争将国民收入的2%用于科研这一目标，到1970s，这一目标达成，接近于我国今天的水平。在1970年，日本对基础研究的经费占总科研经费高达23.3%，之后的20年里一直保持10%以上的水平。对基础研究的投资就是“投资未来”，日本当年的投资，终在30年后得到了回报。
日本研究开发经费按研究性质的分配比例（单位：%）
资料来源：日本科学技术厅编：《科学技术要览》，2000年版，第485页
厚植基础：诺奖获得者成长于日本第二次教育改革的特殊时期。分析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接受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年代发现，他们大多集中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而当时日本的教育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在1960-1970年间，日本高等教育机构从525所增至921所，增加75%，到1970年在校生数量（168.5万），是1960年（71万）的2.4倍。大学教育在这一时期进入“大众化”阶段，为国民科学素养的提高夯实了基础。
教育经费也在这一时期一直处于大幅增长趋势，到1977年教育经费占国民收入的8.02%，其中高等教育经费占总教育经费比例从1960年的13.4%上升至1970年的16.9%，期间甚至超过18%。
京都大学1950-1980年代新设置研究所一览表
资料来源：李永连著《京都大学》第143-163页内容整理
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卓有成效。与欧美国家诺贝尔奖得主多元化的教育背景完全不同，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大学教育都是在本土完成的，16位科学家的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和科学研究训练基本出自日本国立大学系统，可见日本的第二次教育改革取得了极大的成果。
思想解放：诺奖诞生于当年自由宽松的科研氛围中。日本在1945年战后时期，经济经历数十年的腾飞，学者们不会受限于经费困扰而去做投机取巧的短线学术。自由、独立、宽松的科研氛围让学者们能够按照自己对科学的兴趣和理解，从事独特的研究，几乎不追求经济回报，一心在某一条崎岖的小路上不畏艰险奋勇攀登。
综合起来，是对基础研究的加大投入、对高等教育的提质提优、对科研氛围的开放营造给日本的诺奖得主们创造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教育环境和研究氛围。
论文大国、专利大国，为什么未受青睐？
近几年，常听到这样的声音：“新的科学中心”在中国？中国离获得诺贝尔奖越来越近了……
中国人也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们的科学家屠呦呦在2015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莫言在201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奖并不是高不可攀。
我国已多年成为全球专利第一申请大国，论文发表大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也节节攀升，2019年全社会研发支出占GDP2.29%，超过欧盟15国的平均水平；在高铁、北斗导航等重大领域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总体上，中国的学者群体、学术成果、科技发展，在部分领域已经接近世界水平。
科睿唯安过去6年全球高被引学者数量显示，除了美国高被引科学家一直处于国际遥遥领先地位外（持续保持40%以上的比例）。中国“高被引”科学家的比例正逐年快速增长，已从2014年的近5%上升到2019年的10%，在2019年超过曾经的“老二”英国。
2014-2019年科睿唯安高被引科学家国别分析
并且在争夺诺贝尔奖的化学、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物理、数学、植物、动物和农业这些基础科学领域，中国的高被引科学家数量更是在逐年增长。
2014-2019年中国高被引科学家学科领域分布
数据来源：科睿唯安、大七环整理
创新指数“尖峰”看似都已呈现，诺贝尔奖也并非高不可攀，但为什么尖峰却不高耸？
对于中国科技教育领域来说，相当一部分领域已是无人区，已与世界基本同步，能否突破在于持续的投入，吸引更多年轻学者扎根。
高水平、创新型、研究性科研机构是科技成果萌发的沃土。只有当配备了相当数量的人才和合理的队伍结构，才足以支持一位科学家摘得诺贝尔奖。朱克曼教授研究发现，美国每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背后，对应着13位美国科学院院士、2400名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2600名小有成就的科学家、4300名美国国家基金会认定的科学家和6800名在人口普查时自称为科学家的科研人才。
朱克曼教授的诺贝尔奖获得研究
毫无后顾之忧地开展原创型、创新型基础研究是科技发展的源泉。2002-2020年，科睿唯安共发布了全球360位科学家 获得“引文桂冠奖”中，这一“诺贝尔奖”风向标显示：360位获奖者中美国获奖人数218人，占总数60%；英国紧随其后44人；日本以27人位居第三。排在后面的是加拿大、法国和德国，均有超过10人次得奖。而我国仅有1人在2016年获得化学领域的“引文桂冠奖”，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卢煜明教授。
2000-2020年“引文桂冠奖”获奖者国别分布
数据来源：科睿唯安、大七环整理
天下之学者，孰不欲一蹴而造圣人之域。在挑战前沿领域，搭建激发原始创新生态体系方面我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怎样“厚植基础”是我们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我们看到的EDA，看到的光刻机，看到的诺奖，其实都是浮在海平面上方的冰山，下面才是我们需要花力气去做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只能有浮冰，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中国离诺贝尔奖，到底还有多远？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往往诺奖成果都是在被发明或发现的10年，20年，甚至30年之后被表彰，发明者在开始接触这些课题时，或许根本都没有人关注。
在当下中国急功近利的“高影响因子”论文评价体系，“科创造富”的科研氛围里，如何让科学家，尤其是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坐得住冷板凳，禁得住诱惑，选择并坚持做原创基础研究？
以风险投资者“投资未来”的心态对待基础研究投入，给予科学工作者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避免追求短平快的心态，尊重基础研究的成长规律。改革全面计划的科学发展方案，小范围试错，激发科研热情，推广好的经验。
MIT教授JoAnne Stubbe对中国科研生态的看法
世界一流大学是诺奖的摇篮。我国正走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路上，建设不应该是喊口号、冲排名、搞评比，更不应该是为了成为“一流”而设定短平快的“指标”，为了评选而凑论文和专利数量，而应是从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长期发展角度出发，遵守科学研究的发展规律，鼓励研究人员坐得住冷板凳，扎到研究中去。
诺贝尔奖并不适用于“冲诺奖”，也无需制定“冲诺奖”的规划，不是培养冲击诺奖的后备队伍，而是遵守科学技术，高等教育的规律，厚植基础，夯实地基。核心技术与关键技术领域的追赶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一个国家的教育情况，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潜力和实力。高等教育的水平更是决定了科学资本的存量和增量。
诺贝尔奖并不是高不可攀，中国本土的科学家和学者，屠呦呦、莫言也都曾获奖；也不是触手可及，关键是如何创新体制机制，使得中国的大学教育和科研整体上台阶，使得科研工作者拥有宽松、自由、独立的研究氛围。
大而不强的现状
对于同胞的获奖，国人的内心自然是无比激动的。但是激动之余，我们应该看到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在诺贝尔奖的“积分榜”上，美国以388个获奖人次雄踞世界第一。
英国、德国紧随其后，获奖人次也在100以上。即使我们的邻国日本，也有27次获奖记录。甚至就连我们看不起的印度，也排在我们前面。
如今，我国的GDP已经雄踞世界第二，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国，对高精人才的需求，也史无前例的大。一方面，我们的经济科技实力与日俱增，取的科研成果也越来越多，根据一份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科学和工程指标报告》显示，早在2016年，我国的论文数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顶尖领域缺乏统治力，长期以来对“诺贝尔级别”人才的缺失，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也是不可回避的话题。在中美贸易战中，美国利用半导体芯片上的优势，对我国的中兴、华为等企业进行制裁，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虽然我们拥有了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但由于顶级芯片架构师的严重缺乏，让我们始终无法量产5nm以下的芯片。我们虽然拥有了世界上最齐全的工业体系，但是很多产业的“头部”，依然非常依赖进口。人才不足的短板已经日益彰显。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今天“大而不强”的局面？
芯片
标准化的批量生产
我们在找工作时，常常有这样的体会：招聘条件上，用人单位会卡一些莫名其妙的指标，比如985、211，或者英语四六级，招聘女性员工要求已婚已育，甚至还有身高长相上的要求。
如果这些指标和工作相关也就罢了，但大部分却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块。我所了解的不少中资中企，完完全全做的国内市场和业务，却要求求职者具备英语考级证书。
其实这也不是用人单位之过，我们的社会，又何尝不在追求着“标准化”。面对学生，用分数来划分三六九等；面对运动员，用身高、体重来衡量好差；面对求职者，又依靠学历证书来区别对待。
这样的评价体系，有利于打造符合社会要求的“标准件”，而对于不符合标准的人，则非常不友好。即使你有着超常的才能，也会被这种体系判定为“残次品”。中国当今身价最高的足球运动员武磊，有着“武球王”的外号，年少时竟然由于身体素质不达标，被江苏足协排除在球队之外。幸亏徐根宝帮其求情，才得以继续留队。
武磊
曾经有个笑话说，梅西、马拉多纳等天才级运动员，倘若出身在中国，别说进国家队了，以他们的身高，能被业余队相中，都要谢天谢地了。
这其实不是笑话，而是真切的事实。不仅是足球，其他各种体育项目，推广到各个行业，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不少功成名就的科学巨擘、文学名士，在学生年代都是“偏科”的，但如果就以此判定他们是失败的，给他们打上“差生”的标签，这就无异于“辣手摧花”、“埋汰人才”。
具有某种专长的人，“偏科”几乎是必然状态。试想一个具有物理天赋的人，很有可能因为语文、英语的不合格，而丧失继续求学深造的机会，最后连工作就找不到。中国的“爱因斯坦”们，也许迫于生计，正在送着快递、搬着砖头，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国家的悲剧。
马拉多纳
学校的委曲求全
社会制定了如此的标准，学校也因此改变自己的价值观，进行了屈从和迎合，造成了恶性循环。
学校教授苦于各种职称评定的硬性标准，绞尽脑汁写着论文、做着课题。学生也疲于应付各种考试，为了获得证书，消耗大量时间去学习自己不感兴趣、也没有实际用处的东西。一番“无用功”完成后，岁月已然蹉跎，丧失了大把精力，浪费了最好的青春年少。
在高校里，“就业率”越来越被重视，学术和科研只能退而求其次。在专业选择方面，“易就业”、“来钱快”成了唯一的标准，金融、律师等行业成了“香饽饽”，而需要“坐冷板凳”的专业，则相对少有人问津，充分暴露了整个社会的浮躁心态。
就业
为了应付方方面面的“标准”，大家也变得不择手段了起来。小到考试作弊、大到学术造假，都成为我们达到成目标的“工具”。
无奈的社会现实，让很多人放弃了诗和远方，不得不低下尊贵的头颅。一二线城市数百上千万的房价，可能是一个人大半辈子收入之和。为了有个庇身之所，我们贷了很多款，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提前消费了我们的未来。仅仅为了“生存”，我们就要拼尽自己的全力，更何况体面的生活、大胆的创造呢？
曾经一些学术上颇有造诣、生活上富于激情的年轻人，工作以后无不被生活磨去了棱角，被各种压力劳役着身心，最后也只能选择为“五斗米折腰”。
学术研究
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
从鸦片战争开始，我们对于中华文明的自信，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丧失殆尽，于是走上了一条长达两百年的“学习之路”。我们寄希望于通过“拿来主义”，来医治国家的病症，同时迅速走上民族自强之路。
西方的英美、崛起的日本，以及后来居上的苏联，都成为了我们学习的对象。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似乎缺少了一些耐心。无论洋务运动，还是后来的维新变法，以至于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我们都有这样一种目的，那就是快速走上强国之路。
在当时的形势下，实现民族自强的确是当务之急，但是用力过猛，却会带来很多的“后遗症”。不能结合中国数千年的文化根基，忽视了传统文化的价值，简单提出的空有其表改革措施，注定只是空中楼阁，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
辛亥革命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说多少年赶上英国、多少年赶上美国，结果都没有成功，反而助长了社会的浮躁之风。改革开放后，在金钱利益的冲击之下，人们在纸醉金迷之下更加迷失了自我。
“拜金主义”成为了时代的标签，我们大胆地表达着，对于金钱的渴望与崇。宁肯坐在宝马里哭，不肯坐在自行车后面笑，已经成为了主流的价值观。一切都与金钱挂钩，整个社会和国家，也逐渐变得短视。
无怪乎有专家学者发出警告，当一个国家的精英人才，全部都去到金融行业，那么这个国家的未来必然是令人担忧的。
人才
民国的样板
曾经有专家说，我们现在学术的能力，一直在走下坡路，民国时期培养出的大师，现在的教授学者仍不能望其项背。在很大的程度上，这归功于民国政府在教育上的成功。当时的政府注重对于教育的投入从不吝惜，教育部颁布的《教育宪法》，明确规定了教育、科学、文化的经费，不得少于中央预算总额的15%。
省一级政府不得少于25%，市县一级这个数据是35%。而我国现在教育上的投入，只是勉强超过GDP的4%，比之当时仍有不小的差距。民国时期教授的待遇也是相当高，根据《大学教员资格条例》的有关规定。教授的月薪达到400-600大洋，副教授是260-400大洋。
这在当时是非常高的数字，同一时期，上海的产业工人月薪只有15元，即使县长这样的父母官，一月工资也只有20块，甚至比不上当时的小学教员。在教学思路上，倡导教育独立，不受社会、政治的干扰。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就提出，大学办学的宗旨就是“研究高级的学问”，而非囿于世俗的功利。
在培养人才思路上，南开中学的校长张伯苓认为，实践知识的价值，也远远高于书本。在这样的环境下，培养出一系列大师级的人才，奠定了很多学术体系的基础。华裔诺贝尔获得者中，杨振宁、李政道、李远哲、崔琦四位，就是在民国的学术体系之中成长起来的。
张伯苓
你去看看诺奖得主的研究，诺贝尔奖获得者大部分都是在很大年纪才得了奖，有些是自己许多年前的成果，而且几乎都是80年代90年代的研究成果。
你回想一下，那个年代的中国和中国人在干什么？国内，我们才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国家经济发展百废待兴，举步维艰，根本还谈不上“科技兴国”，口号都没提呢。国外，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进行技术封锁，高精尖的科技我们根本拿不到，有钱也买不到，只能靠自己。
这些因素注定了我们对教育、人才和科学的投入不足，不是我们不知道科技的重要性，而是当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你要回到当时的国内外大环境中去，而不是事后诸葛亮，大话、废话连篇。
我们从没有放弃对未来的追赶，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逐渐富裕起来了，对科学的投资目前刚开始局部收获（近年进步明显），相信你最近一定也没少听、少看新闻，为什么美国要如此不折手段的压制我们，不就是我们发展太快了，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想，特别是我们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是全方位的，虽然还没有到井喷式爆发期，但这一天总会来到，我相信估计十多年后中国人得诺奖也能开始井喷了。
希望？失望？
整个社会的短视与浮躁造就了我们的性格，教育体制向世俗的妥协打造了我们的风骨，现实的压力又让我们逐渐迷失了自我。我们也许能够培养出最具有应试技巧的“打工人”，却打造不出能够独当一面的“一代宗师”。
中国古人就曾有言，“守得云开见月明”，所谓“守”，是一种坚持，摒弃了世俗浮华的利诱，甘愿寂寞枯坐于冷板凳，静心沉醉于自己的世界，也许经历了无人问津的“十年寒窗”，但终归会有一朝“功成名就天下知”。
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容不得我们去犯任何的错误。如果全社会痛定思痛，进行深刻的反省与自新，摒弃浮躁和功利的心态，将目光放得长远，形成“励学敦行”的良好社会风尚，那么必然会有更好的结果。
国际竞争
根据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黄种人的智商，是各大人种里面最优秀的。我们坐拥了最好的天赋，只要加以合适的引导，必然会将更多的诺贝尔奖收入囊中。
中国科学技术水平，有强有弱，强的方面，是世界顶级水平，弱的方面与强国有差距。但和诺奖无关。因为诺奖是西方人设立的，评选有明显的倾向性，用诺奖来衡量中国的科技水平，将大失水准。用诺奖评中国的文学，医学都会走眼。不必太在意，诺奖是有局限性的，特别是和平奖，更是西方的政治武器！其实诺奖的评选有很大的偶然性，就是一张科学彩票。每年高水平的科学成果成千上万，评委们也会挑花眼，因为很难说哪项成果是那个"最优"。人是有偏见的，评委们也是看国籍有所偏厚。现在国内很多项目水平很高，只是人家不给。所以说，获不获诺奖不是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真实体现，彩票而已！
直接一个词就解释一切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说完整就是：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意味着高精尖的领域我们还是没有基础去攻克的！当下社会，无论三百六十行，还是科研，创造价值出成果的方式依然还是复制粘贴，通俗点就是量的积累！量的积累尚未完成，某些人就要求质的飞跃，这样的人，学历绝对不是本科！
偏见造成的，中国能发展得这么大，没有几百个诺贝尔奖是撑不起来的，为什么才两个，明显的偏瘫，因为高科技是模仿偷窃不出来的，必须创新。但美日欧这些人却视而不见，反而故意抹黑，比如袁隆平至少在生命科学和和平两项上甩已获得的人几条街。没有基础科学的突破，应用科学能有什么发展？楼主说基础科学的发展跟国家强大没有什么关系，你说的是中国吧，中国还远谈不上强大----原因还真在基础科学上面，中国有了一定发展，因为基础研究最收益的是取得基础研究成就的那个国家，但其它国家也会获益------理论会向全世界公布-----这也是美国不满的地方（认为中国在享受而没有付出不够）。
这个也应该跟历史原因有关系吧。诺贝尔奖是从1901年开始颁发的，而中国在1949年之前几乎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将近50年期间中国好多科学家都去国外深造，根本没有一个可以提供给科学家做研究的土壤。等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确好多科学大家回国为国效力，但是那个时候帝国主义对新中国虎视眈眈，这个时候毛主席也是优先发展国防事业，国家不安全，谈何基础科学研究？
因此就有了原子弹，氢弹，卫星的成功发射，核潜艇研制成功。再加上当时国家也比较贫弱。因此对基础科学研究会减少吧。上个世纪7,80年代就我知道的可以评的上诺贝尔奖的只有合成牛胰岛素，和青蒿素的科学研究。而且诺贝尔奖也有滞后性，可能要等几十年才会被评上，而且国家现在也对基础科学研究相当重视，也做出了很多世界级的科学发现，相信在不就的将来也会出现第二个本土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
中国为何难出诺奖获得者？可以确定，中国人不比西方人笨。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建国后看，主要存在三缺：
一是缺科研特别是基础科研的投入，即缺钱，基础科研须大量，持续投入，但中国财政收入绝大部分投入民生即基础设施，包括行政开支，好在这十年投入增大了；
二是缺一大批具有责疑、批判精神，有独立人格的科技人才，这与我们长期的教育体制有关，好在近五年来大批海外学子回归，补充了人才的不足；
三是缺鼓励科研创新的环境土壤，这里不仅指政策，机制，还指整个社会缺乏对人才宽松，宽容的土壤。但反过来说，即使中国上述问题全解决了，并不一定把奖给你，诺奖是西方的奖项，你再争也没有用，但这一点不影响中国的科研进步。
人工牛胰岛素合成是由多个科学家参与的，诺奖原则上只能颁给个人或者两人。所以人工牛胰岛素项目最终与诺奖无缘，并不是诺奖歧视中国。科学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不存在歧视。作者不要固步自封，中国古代只是技术厉害，但却不懂其中的原理，也没形成有效的科学体系。科学和技术是两个概念。
中国真的是出了一批为国家国防科技发展的大科学家，默默耕耘，为国家发展牺牲自我，值得敬佩！但是，重点来了。像钱学森邓稼先这种伟大科学家也只是为了中国的发展而贡献自己，这种伟大也仅局限于国家层次，而诺贝尔奖的一个评判标准，是为整个人类文明事业所做出的贡献，科研成果全人类共享，造福全人类。就目前来说，我们国家一时半会还真的出不了这种科学家，希望将来能出。
诺贝尔奖并不是终极目标，追求真理、造福社会、为人类文明创造价值才是诺奖的初心，科学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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