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满洲的形象我相信大家并不陌生，身穿清朝官服，面容阴险狡诈，眯眯眼则是其最显著的特征。傅满洲是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笔下的反派角色，最早出现在1913年《傅满洲博士之迷》一书中，之所以采用这种形象，不单单是对东方人的歧视，内部还大有文章。
在西方喧嚣尘上的“黄祸论”
在19世纪末20年代初，西方政客和学者们一直在鼓吹一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按照他们的说辞，在历史上前后曾有过3次“黄祸”。
第一次是匈奴人西迁，当时汉朝多次对匈的全面作战，迫使北方的一部分匈奴人向西迁徙。正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被汉军打的节节败退的匈奴人，在欧洲未逢敌手，打的欧洲人找不着北，以至于他们惊呼阿提拉为“上帝之鞭”。
第二次是被唐朝驱逐的突厥，西迁的突厥人在欧洲战力爆棚，灭亡了残喘的东罗马帝国。取而代之建立了奥斯曼帝国，隔绝了西方通往东方的路上通道，促进了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提到第三次，大家一定不陌生，那就是著名的蒙古西征，最远一直打到欧洲的多瑙河流域，就连骁勇善战的斯拉夫人也不得不臣服于金帐汗国。
在西方盛行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观念的时代，羸弱的清王朝就是西方列强眼中的肥肉，恨不得当即瓜分殆尽。帝国主义需要舆论和口号来调动国民的情绪，激起国民对东方人的恐惧和敌视，通过扭曲事物的本质，蛊惑蒙蔽民众达成把殖民侵略合理化的目的。当殖民侵略上升到国家，民族层面的时候，他们的目的就达成了。
而“黄祸论”则恰恰是西方政客和学者把社会达尔文主义运用到“最佳”的杰作。
鼓吹东方威胁，营造恐慌情绪
工业革命后，西方的卫生和医疗水平提高，人口增长速度加快，紧靠国内市场是无法满足需求的，所以这一阶段西方对海外的扩张速度加快。有限的生存空间引发了不少欧洲人的恐慌，西方学者于是大力鼓吹人口论，一个著名的论点就是:
“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而生活资料只能按算术级数增加。对食物产地的压迫、饥饿和无法控制的欧洲人和海外人将把一切都吃得精光。”
中国的人口基数最大，在他们看来如果拥有庞大人力资源的中国强大起来，必然会同他们争夺市场和生存空间。日本在19世纪末的崛起恰恰又加剧了这种情绪，一些西方政客担心倘若日本的技术和武器同中国结合，那后果是很令人担心的，这一点从德皇威廉二世致俄国沙皇的信中可窥探一二。
“二千至三千万受过训练的中国人，由六个日本师团加以协助，由优秀、勇敢而仇恨基督教的日本军官指挥，这个前景默察起来是不能不让人焦虑的”。
西方人一直鼓吹卢梭的“天赋人权，人人平等”，可要真是人人平等又怎么会压迫和侵略，所以西方政客和学者决定要“有所作为”。
通过丑化和歧视，把东亚人塑造成劣等民族
掌握话语权的西方列强，用其所谓的科学研究得出了盎格鲁散克逊人、日耳曼人平均脑容量最高，妥妥的世界最优秀民族而亚洲和非洲人的脑容量则同上述优秀民族有着不小差距的结论，以此来落实我们是劣等民族的观点。但实际上黄种人的脑容量要高于白种人，我们才是最具有智慧的民族。
这还不够，他们还要彻底改变和颠覆西方人对亚洲和非洲人形象和观念的认知。《马可波罗游记》里的东方神秘而强盛，而到了近代我们的形象则是眯眯眼，狡诈、邪恶，即便出现在影视剧中也大多是反派或者负面形象。
因为只有这样西方人才方便把自己塑造成救世主，贯彻他们所谓“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贫穷落后的我们只配被奴役，压迫，没有资格享受本就属于我们的资源和财富。“洋大人”一副刚刚在上的样子，他们不仅要把这种形象和观念在国民中宣传，还试图刻到我们骨子里，摧毁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取而代之的是甘于被压迫的奴性。
百年过后，那个西方列强在海岸上架上几门大炮的时代早就一去不复返了，这种带有丑化和歧视的形象是我们昔日贫穷落后时的国耻！19世纪末“黄祸论”的矛头直指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诞生了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在法律层面上确立了对华人的歧视，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
甲午、日俄两场战争后，日本快速崛起，很快就跻身于列强行列，曾引起了西方的极度恐慌。如今同处东方的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这同样也加剧了西方国家的不安。但很显然，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中国在世界经济上的重要性愈发显著，以往热战和美苏冷战的对抗模式不再现实，更多的是文化上的输出和对抗。
再度输出眯眯眼这种丑化、歧视的形象似乎成了西方别有用心者的一大手段，要的无非是改变和扭曲我们的形象和观念。
1949年我们在付出了无数先辈的流血牺牲后向世界宣布我们站了起来，要的就是拜托侵略者强加给我们的带有丑化和歧视的形象和观念。而如今身处繁荣富强时代的我们绝不能再把它捡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