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2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煤山自缢，同年，清兵入关，1649年战败的的英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1640年代，中英两国同时都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变革，它们的命运也将因此走向截然不同的归宿。
抛开17世纪中期两国出现的迥异的变局不谈，其实两国在15、16世纪的经济发展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
中英两国几乎同时在15、16世纪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就是指一种生产关系，主要表现为雇佣关系。明朝中后期，苏州，松江等地有许多以纺织为业的机户，拥有大量资金和几台至几十台织机，开设机房，雇佣几个至几十个工人，进行生产，称之为“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这种雇佣关系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而在英国，从15世纪中期，英国毛纺织业出现了分散的手工工场，到16世纪中期，英国毛纺织品已经占商品出口总量的90%左右。
既然两国同时都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那么为什么最后英国被进步的资本主义取代，而明朝却被落后的满清取代了呢？
两个条件
资本主义萌芽只是在封建生产关系中的星星之火，要想形成燎原之势，真正发展成为资本主义，还需要资本原始积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出现需要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劳动力商品化，二是货币资本化。以暴力掠夺的手段实现上述两个条件的过程，称为资本原始积累。前一个条件是说要有足够多的贫穷的自由劳动力可以雇佣，后一个条件是说要有足够多的资金投入扩大再生产。
英国在此期间通过圈地运动，将农民从土地上赶走，把土地围起来养羊，提供毛纺织品原料，同时产生足够的贫穷的自由劳动力。贸易上通过对国外市场出口毛纺织品积累资金，投资上通过资助海盗抢劫西班牙商船积累资金。这样的话，两个条件都具备了，英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就有了成长起来的物质条件了。
两个支持
而在政治层面上，由于圈地运动加速了土地贵族阶级的分化，英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按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经营土地的新贵族，这些新贵族与资产阶级形成了联盟，但是力量相对较弱。这一时期君主专制逐步加强，由于君主集权的需要，必须打压封建地方贵族势力，于是资产阶级新贵族与君主拥有着共同的利益，在君主支持下，资产阶级力量借机壮大。同时，这一时期欧洲盛行“重商主义”，即政府把鼓励对外出口作为国策以扩大国家财富规模，这就更加刺激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在意识形态领域，英国出现了宗教改革。16世纪初，天主教会依然严重束缚着民众的思想，同时以宗教名义每年从英国搜刮大量财富，严重损害了资产阶级和君主的利益，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君主权威的树立，改革已经势在必行。1529年，英王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决裂，此后，他收回了教职任免权和大量教会土地。资产阶级新贵族在此时也趁机获得了大量土地。改革最终形成了英国国教会。
自此英国教会脱离罗马天主教控制，形成了自己的宗教派别。但是国教会虽然属于新教派别 ，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实际上却是天主教与新教的折中，这也为国教会后来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激进的新教派别“清教”爆发冲突，从而引发资产阶级革命埋下伏笔。
有了上层的政治力量与意识形态支持，又有了下层物质条件，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壮大已经不再有悬念了。
明朝中后期的情况
同时期的明朝，也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江南地区形成了星罗棋布的众多商业市镇。棉布与丝绸纺织业快速发展，尤其在“隆庆开关”以后，对外出口贸易愈加繁荣。此外，由于开放了对外贸易，明朝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畅销世界，明朝获得了大量白银，据统计，从1567年到1644年，77年间，通过海外贸易流入明朝的白银总量大约为3.53 亿两，约占世界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明朝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白银帝国”。
这也直接影响了不久之后的张居正改革。“一条鞭法”推行之后，由于田赋徭役统一使用白银货币结算，对工商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第一，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推动了商业进一步繁荣；第二，大量农产品进入市场换取货币，又促进了商品市场规模的扩大，增进了农业与手工业之间的联系，为手工工场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第三，徭役可用白银赎买，增加了市场上的自由劳动力。这样，资金与劳动力问题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
在政治层面，有代表当时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强利益的东林党。思想层面上，他们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新观点，推动了“实学”思潮的高涨。
中英两国情况的不同
按理说，“两个条件”，“两个支持”都有了，为什么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成功了，中国却失败了呢？
其实不难发现，两国的资产阶级力量在这一时期都是比较孱弱的，但是英国的资产阶级得到了君主的直接支持，封建地方贵族势力和旧宗教思想枷锁的阻碍也被君主扫除，因为这也符合君主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所以英国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期几乎毫无阻力地趁机发展壮大。
而明朝就不同了，封建地主势力和儒家传统思想，恰恰符合君主专制的需要，这就悲催了，明朝的资产阶级力量还没发展就平白地比英国的资产阶级多了两个强敌。
为什么呢？因为英国的是真封建，中国的是假封建。英国刚刚结束中世纪就直接进入大航海时代了。中国的真封建在周朝，已经被秦始皇用郡县制扫除了。英国的国王在意识形态上要听罗马教廷的，所以加强专制必须打破旧思想枷锁。中国的儒家要服从于皇帝，不存在打破旧思想的必要。
此外，中英两国在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规模上也是不同的。英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城乡同时产生，是全国范围内的，而且在16世纪，就出现了拥有1000多人的集中手工工场。明朝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只是在比较发达的市镇产生，未深入到农村，并且只是在江南地区发生，而且政府对手工工场的规模进行了严格限制。如：《江宁府志》记载：“机户不得逾百张，张纳税当五十金，织造批准造册，给文凭然后敢织。”
由于政府对商业的限制，以及小农思想的影响，商人往往会把赚来的钱购买田地，享受地租，这样就会使手工业扩大再生产缺乏资金准备，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明朝中后期，因为万历三大征和应对后金崛起，财政亏空严重，所以加大了对农民的征税，导致大量农民破产，变成流民，最后演变成埋葬明朝的明末农民大起义。巧合的是，英国的圈地运动，也导致了大量农民的破产，但是这些破产农民成了自由劳动力，被吸纳进了英国蓬勃发展的手工工场，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繁荣。
两个国家出现这种完全相反的局面的原因就是，明朝破产农民集中在西北，而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在东南，地域阻隔导致迁移成本过大，并且江南地区手工业由于规模受限根本吸纳不了这么多劳动力，而且政府也不会允许这么做，于是自由劳动力与手工业扩大生产之间形成了严重错位，失去了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而英国遍布全国的手工工场很好地吸纳了这些英国农民。
在政治层面上，东林党虽然代表工商业阶层的利益，但他们却深受儒家传统影响，不可能抛弃“官本位”，去追求“商本位”，也不可能抛弃两千年的“农本”思想，最多在观念上把工商业拉到和农业齐平的位置。他们没有要进一步把社会推向完全的工商业时代的准备，更谈不上资产阶级革命了。最多反对一下皇帝对工商业加征税收，这也直接导致了明朝财政的崩溃，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而英国自古就是商业传统浓厚的国家，资产阶级新贵族对商业时代是完全支持的，因为他们能从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他们也有进一步革命的准备与能力。
在意识形态上，在明朝想搬倒儒家是异想天开，而英国为了打破旧的思想枷锁所做的努力不只是当时的宗教改革，之前的文艺复兴已经为此准备了两百年。
再就是明朝即使真的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外部满清势力也会伺机而动，随时可能打破进程，而英国有海峡阻隔，发生革命，本土轻易不会被干预，不像法国大革命时有七次反法同盟干预革命进程。
终局
于是，面对国王的倒行逆施，英国由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领导，有全国性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资金支持，有新教影响下的大多数民众支持，发动了推翻国王专制统治的革命。上层有势力，下层有实力，上下齐心占道义。革命没理由不成功。
而明朝解决不了农民生计问题，解决不了财政税收问题，解决不了腐朽僵化问题，也解决不了战略对手问题，最终在内忧外患中灭亡，中国也重新开始新的历史循环。
可悲可叹，如果放开工商业规模限制，如果西北流民能被吸纳进东南手工工场，如果朝廷减少农业税加征工商业税，如果能全面推行工商皆本的思潮，如果的话……
可惜没有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