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智利所发起的战争对于国家创建以及国家成功制度化至关重要。正如马里奥·贡戈拉所观察到的，智利国家的出现先于民族情绪的出现。墨西哥和秘鲁的情况并非如此，前哥伦布时期的文化提供了一种先于总督辖区和共和国的身份认同。
在智利，只能识别出某种自然的区域归属感，而不是民族情感。这种与对王室的忠诚相关的地域意识在西班牙裔统治的几个世纪里一直存在。
如前所述，民族情绪的巩固与国家的实力有关。军事胜利、爱国象征、教育和制度促成了这种力量。战争是一种使政治意识领土化的动员概念。宗教占据了一个基本的位置，包括在战争中，因为它的代表遍布全国并且可以神圣化国家为战争动员。
智利的每一代 19 世纪都经历过国内的战争。在执政当局从 1810 年的保皇派转变为 1813 年的分离派后，秘鲁总督于 1813 年发动攻势，重新建立对半岛的控制，开始了独立战争。
此后，智利在边境地区发动了三场战争。第一次是秘鲁的解放远征军，于 1820 年在何塞·德·圣马丁将军的指挥下进行，目的是加强国家的政治机构，1837年反对秘鲁-玻利维亚联邦的战争促进了该国的国家巩固和国内和平。对秘鲁和玻利维亚的胜利被宣传为文明对抗暴政的胜利。
1879年开始的太平洋战争，完成了这部“爱国三部曲”，赋予智利在太平洋沿岸的相关地位和它以前从未享有的国际声望。两个含有丰富硝酸盐矿的新省份被并入其领土。在所有这些冲突中，宗教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牧师宣讲支持战争并宣称上帝站在他们一边。1865年，智利与西班牙进行了一场短暂的战争，以捍卫秘鲁的独立。
根据分析过战争、暴力和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资料，尤其是那些研究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资料，费尔南多·洛佩斯·阿尔维斯和米格尔·塞特诺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认为19世纪拉丁美洲的战争极大地刺激了集权和建设机构能力。
遵循查尔斯蒂利的模式，也被称为“好战方法”，家的加强需要其统治阶级拥有足够程度的社会凝聚力，以便能够将战争视为认可其权力地位和消除离心力的工具。大多数西班牙裔美国州的情况并非如此，这解释了他们没有外部战争的原因。
相反，智利成功地维持了其寡头共识，几乎没有中断，防止出现更自主的大众激进主义势力或其他更具魅力、更具分裂性的人物。这部分归因于天主教作为一种共同的宗教。宗教仪式和象征比共和党的演讲或长篇大论更有效地渗透到该国其他地区。
被视为智利“守护神”的卡梅尔圣母崇拜说明了智利的政治现代性如何需要宗教支持来为其共和战争辩护。自十七世纪以来，与慈悲圣母和念珠一起，加尔默罗会的虔诚已经深入到精英和大众阶层，尤其得到圣若望修会的赞助，他建立了加尔默罗圣母的第一个兄弟情谊1678 年。此外，奥古斯丁会在该国不同地区以其名义推动其崇拜和兄弟会。
将爱国军与圣母联系起来的第一次发生在1817年1月5日，当时何塞德·圣马丁率领安第斯解放军在门多萨的主要广场请求圣母的保护，并以她的名义向国旗敬礼。随即军民高呼“祖国万岁”。
通过这个手势，圣马丁象征着他将权力交给了圣母。穿越安第斯山脉后，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将军在查卡布科战役前宣布她为“智利武装部队的守护神和将军”。智利的胜利归功于神圣的调解。
然而，仍然有与西班牙敌人作战的战斗。1818年3月14日，圣地亚哥的市民聚集在大教堂，祈求圣母在下一次对抗中的调解。4月5日，迈普战役确保了智利的独立。被任命为最高总监的贝尔纳多·奥希金斯立即下令建造他向她承诺的神庙，以拯救国家“免于有史以来最大的危险”。
虽然不能说奥希金斯操纵了对圣母的崇拜，但重要的是要从他独立后的政治行动的角度来看待他的效忠，当时他曾多次试图通过董事会，例如为持不同政见者建立一个世俗墓地。
有趣的是，加尔默罗会的奉献精神在和平时期有所下降，不得不等待其他国际战争重新纳入集体奉献精神。
1837年针对秘鲁-玻利维亚联盟的战争就是这样一个时刻。在最后一场让智利取得最终胜利的永盖战役前夕，传说军队总司令曼努埃尔·布尔内斯祈求圣母后，阻碍骑兵前进的障碍瞬间消失。
在 1879 年的太平洋战争期间，智利士兵在胸前佩戴加尔默罗肩章。神职人员声称，它可以充当“保护盾牌”，让士兵在战斗中阵亡后可以自由进入天堂。
在 1879 年的多洛雷斯战役期间，发生了将这种奉献精神用于爱国意图的里程碑，当时牧师若泽·玛丽亚·马达里亚加 与埃拉斯莫·埃斯卡拉将军 一起举起了卡梅尔山圣母的旗帜。疲惫不堪的部队反应热烈，继续战斗直到胜利。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太平洋战争的英雄阿图罗·普拉特在登船时随身携带了加尔默罗圣衣，在秘鲁的华斯卡号战舰上阵亡。
仪式
除了战争和宗教，共和国还需要使传统的庆祝活动和象征适应新时代，尤其是当它们具有超越的起源和意义时。宴会有助于增强民族情绪并赋予机构信誉。一个重要的例子说明了宗教实践的连续性和变化的逻辑是悼词。
悼词被认为是天主教会最古老的感恩节庆祝活动之一，发生在“一些庄严的事件之际”，悼词是美国殖民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此期间，他们仅限于重要的君主纪念活动，例如国王的生日或节日，由不同的皇家授权决定。
例如，为了庆祝查理三世国王，1750年颁布了一项皇家法令，命令暂停领事馆的所有活动，以方便宗教团体、军队和社会重要成员参加悼词弥撒。在独立时期，这种庆祝活动发生了变化，既为爱国者也为君主主义者服务，作为向上帝祈求或纪念他们在革命期间的努力的一种方式。
1812 年，爱国者第一次要求庆祝感恩节，当时何塞米格尔·卡雷拉表示，“智利政府处境危急。军政府意识到，如果没有基督的保护，其努力将毫无结果, 于是他决定公开祈祷, 以获得他的依附, 就像他一直对他最神圣的母亲的孩子们的祈祷的态度一样, 尽快在这个神圣的大教堂开始庄严可能'。
就君主主义者而言，1814年，该国恢复控制后，在主广场组织了几次仪式，并在圣地亚哥大教堂举行了悼词，以感谢“智利的复兴和恢复王位”心爱的，无辜的迫害和诽谤费迪南德。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强调了盛宴的庄严特征以及所有相关当局和城市居民的出席，以发出团结的信号。
然而，一旦最终独立实现，感恩节就被确立为爱国纪念盛宴，圣地亚哥大教堂再次成为新当局神圣化的地方，其公式来自殖民传统。1817 年查卡布科战役的胜利以“对全能者的感恩之举，记住这些庄严的事件，必须在神圣的大教堂举行庄严的弥撒并进行爱国祈祷”来纪念。
为纪念迈普战役也举行了类似的庆祝活动。参议院发表声明说，用感恩节庆祝这一天“将成为自由捍卫者的美好回忆，并将成为我们再次感谢这位神圣的作者为国家带来独特利益的理由”一直受到青睐，并防止遭受有辱人格和破坏性的人类征服”。那一天，各路军队从政府宫殿到圣殿的街道上排成一排。
悼词被制度化为爱国节日，旨在滋养民族感情。这种宗教习俗在其含义上经历了明显的变化。从为波旁国王服务，到庆祝祖国的建国里程碑。殖民地官员的出席被共和国新当局的出席所取代。
战争是标志着与传统决裂的因素，因为它用智利民族解放的主要日期取代了君主宴会。在这个新共和国的节日活动中，战争是赋予凝聚力、身份和意义的元素，这些活动一直持续到今天。
尽管共和国强加了与教会等级制度区分开来的必要性，但新当局认为有必要维持其他传统的宗教节日习俗，并在其中加入爱国纪念活动。新机构规范了当局对宗教庆典的参与，从而用共和政体取代了殖民结构。
根据 1832 年的政府法令，“确定了共和国和圣地亚哥省市的治安官和雇员的优先次序，并规定了他们参加宗教和民事活动时，必须穿礼服庄严出席庆祝活动，以及各自部委的官方和公共行为”。该法令在共和当局出席某些仪式时保留了等级结构，其方式与在殖民地庆祝活动中所采用的方式相同。
有趣的是，除了建立共和优先顺序外，它还规范和强制参加宗教仪式和新的国定假日。它包括圣体节、国家主要守护神的节日、耶稣受难日和耶稣受难日的弥撒，2月12日和9月8日在大教堂教堂举行的民间节日以及5月13日在圣奥古斯丁举行，国会开幕和闭幕。
将民族庆典与宗教庆典相结合，表明共和国的爱国本性如何吸收了殖民时代的庆祝活动和仪式。除了支持新政治法规所必需的庆祝活动和标志外，共和国还允许旧制度的机构，向新制度及其所有仪式机构迈进。领事馆是美国殖民地时期最古老的机构之一。
它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卡斯蒂利亚的传统，并且与新城市的建立密切相关。当征服者绘制新殖民城市的地块时，“他们的定居者必须是合格的公民，并拥有卡斯蒂利亚的所有权利和特许经营权”。章篇在城市机构中占据中心地位。
就圣地亚哥而言，它成立于1541年3月7日，第一批成员由佩德罗-德-巴尔迪维亚任命，作为“征服者之间的协议”的一部分。后来，其成员由公民选举产生。
著名的邻居 领事馆 面，讨论与城市运营相关的事宜。它的权力是从以下人员中选出的：市长、市检察官、管家、治安官、皇家主教和阿拉里夫。他们排除了“臭名昭著的私生子、宗教人士、最近皈依基督教的人、那些担任卑鄙的人的职务或工作的人以及王室财产的债务人”。
在独立时期，卡比尔多斯在他们所在的城市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在国王不在的情况下掌权。斐迪南七世入狱后，军政府于1810年9月18日召集，其中包括“宗教团体的主教”。这是相关的，因为在普通会议的情况下，宗教团体的成员不被接纳。
一旦他们被包括在内，教会就成为独立进程的一部分。它参与了破裂行为。尽管这种形式的主权行使是以被俘国王的名义承担的，但它拒绝承认在西班牙成立的摄政委员会。一旦军政府成立并在 1808 年和 1810 年之间“架起了革命的桥梁”，领事馆主持了与统治阶级成员的政治辩论，他们将带领国家走向完全独立，直到 1814 年所谓的西班牙重新征服。
作为西班牙统治时期创建的机构，随着革命的胜利，它经历了一场“变色龙式”转型，并保留了许多特权，直到建立了直辖市或现代市政厅。在庆祝君主制的荣耀后不久，卡比尔多成员加入了“恢复者”，即迄今为止的叛乱分子，并向最高主管请求资金以资助“尽可能盛大”的宗教仪式。
第一个智利身份是在西班牙君主制内形成的，大西洋革命时代发现其统治阶级与欧洲启蒙运动有联系，尤其是在西班牙天主教版本中。在波旁君主制崩溃时，精英们诉诸共和主义作为替代方案，以在面对政治孤儿所产生的不确定性时提供可治理性保证的法规来取代王室的合法性。诸如领事馆之类的机构预示了未来的市政当局，以其合法性保护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