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后期的日本正处在一个“内忧外患”的时期。
在国内，由于农村土地结构的变化，农民暴动不断，幕府的统治能力急剧衰退。
在国外，热衷于扩张海外贸易的欧美势力逐渐向日本逼近，企图迫使日本开国通商。
公元1787年松平定信，并根据此时的大环境，着手实施了“宽政改革”，史称定信改革。
御庭番潜入德岛藩
德岛藩又称阿波藩，是由阿波国（今德岛县）和淡路国（今兵库县的一部分）组成的外样大藩。
藩主蜂须贺氏原为丰臣秀吉提拔的大名，但在公元1600年关原之战时，首代藩主蜂须贺至镇转身投靠德川家康，并于庆长8年受封阿波国。
公元1615年的大坂夏之战时，至镇又立军功并加封淡路国。
至此，蜂须贺氏25万6,900余石的领地确立，直到公元1871年的废藩置县。
《阿波国德岛藩蜂须贺家文书》是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收藏整理的蜂须贺家遗留史料。
主要包括德岛藩家臣记录的关于蜂须贺家家政、藩政等方面的文书7000余份，年代范围涉及1586年至1918年。
本文主要使用收录在该史料群中的《宽政元申年，长谷川近江因要事到江户之相关书信誊录》，和《宽政元申年，中山百助给集堂勇左卫门书信及勇左卫门回信、勇左卫门从江户所寄书信之誊录》两册史料。
该两册史料共誊写德岛藩江户藩厅和德岛藩厅的家臣之间交换的书信，以及家臣向藩主呈交的文书93封。
其内容都是关于公元1788年松平定信就前藩主蜂须贺重喜在幽禁处分期间依旧我行我素之事，派家臣质问德岛藩的事件。
并且，经与其他史料的对比，可以判断标题中的“宽政元”（1789年）是“天明八”年，后人在誊写时的笔误。
公元1788年5月2日，驻扎在江户藩厅的家臣中山百助，在给德岛藩厅集堂勇左卫门的书信中紧急汇报了前一天同仁上田内记被松平定信的家臣水野清左卫门传唤到定信府邸，接受查问的事情，并详细地记录了二者之间的谈话，其内容如下：
清左卫门问曰：隐居大人居于大谷府乎。
内记答曰：如大人所言，居于大谷府。
清左卫门问曰：黑部庆治乃隐居大人之随从乎。
内记答曰：如大人所言，乃隐居大人之随从。
清左卫门问曰：河濑佐渡之前名庆太，亦隐居大人之随从乎。
内记答曰：如大人所言，乃隐居大人之随从。
清左卫门在此反复提到的“隐居大人”是德岛藩第十代藩主，当时正在隐居的蜂须贺重喜。
重喜原为新田藩藩主佐竹义道的四男，公元1754年=6月，在他16岁时被德岛藩第九代藩主蜂须贺至央收为养嗣子。
次月，至央病殁，重喜继承藩主之位。
然而，公元1769年10月，重喜31岁时，因其所实施的藩政改革触怒幕府，被责令退位并处以幽禁。
之后，德岛藩第十一代藩主向幕府请愿，恳请让重喜回家乡养病并获准。
公元1773年，重喜回到德岛，自此入住清左卫门查问的大谷府。
那么，定信为何会突然对远在德岛的重喜产生怀疑？
要知道，重喜的生活极度奢侈。
大谷府中仅御殿就有5千坪（约16,500平方米），这相当于德岛藩江户藩厅的总面积。
除此之外，重喜不受约束的行为损害了将军的权威。
此时的重喜还是幽禁之身，却无视幕府随意出行并且毫无顾忌地向藩民放高利贷。
德岛藩的对策
德岛藩江户藩厅的家臣被水野清左卫门查问时，藩主和重臣们正值参觐交代滞留在德岛。
而且，当时德岛藩在幕府内又无可靠的人脉，所以只能依靠幕府儒官柴野彦助，他被后世誉为“宽政三博士”之一。
公元1788年，定信因要改革昌平坂学问所，召其为儒官。
之后，定信又令彦助参与御所重建，并按其建议在公元1790年施行了有名的“宽政异学之禁”，这些足见定信对彦助的信任和倚重。
事情发生后，柴野彦助利用自己的身份，积极地斡旋于定信和德岛藩之间。
不断向德岛藩透漏其在幕府内打探到的消息并暗地里频繁地指导德岛藩该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
与此同时，还将德岛藩的悔改之意传达给定信，以增强定信对德岛藩的信任。
德岛藩按照彦助的建议，为了表示对此次事件的重视，事情发生后不久，近习、首席家老等重臣连续来到江户，郑重地问候了定信。
由于年代久远，当年的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但他表达的意思却非常显而易见。
第一，重喜的幽禁松弛，是因其随从官吏的疏忽而至。
德岛藩企图通过将责任转嫁给重喜身边的官吏，以避免此事祸及藩主乃至整个藩。
第二，向定信表明正在全力地处理此事。
第三，恳请定信指示如何处置重喜及今后应注意的方面。
在当月12日，首席家老长谷川近江也随后来到定信府邸，将全体家老署名的文书和重喜的悔改书一并交给了定信的家臣。
家老们在书中表达了他们对重喜监管不力的忏悔之意，并请定信指示他们今后应注意的事项。
而且不久后，重喜身边的重要官吏都被陆续查办。
如当初被水野清左卫门点名的黑部庆治，被处以革职和闭门（监禁刑的一种），而河濑佐渡则被削禄降职。
至于重喜本人，也于该年8月被迫从大谷府搬到了德岛城下的富田府，在藩厅的监视下度过余生。
松平定信的意图
公元1788年6月11日，柴野彦助在信中安抚藩主治昭道：
“公仪终究欲稳妥处理此事，……，若非如此，事发之初已公开审理”。
由此能够推断，定信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要将重喜如何。
因为如果将重喜治罪，那么治昭势必会因监督重喜幽禁不力受到相应的责罚，这不仅会引起藩政的动荡，而且也不利于定信改革措施的推进。
因此定信对于之后的改革措施提出了如下三点要求：
第一，在政务方面要身体力行，用心竭力。
第二，在藩内大力推行幕府近来的法令，也就是定信的改革政策。
第三，与重喜有关的事宜交由大臣负责，治昭不得参与。
不仅如此，翌年4月德岛藩向定信汇报处置重喜的情况之际，定信随即致书治昭，进行了如下训诫：
如果说治国如治家，那么一日乃至片刻都不能远离国政；如不用心竭力、粉身碎骨，怎可完善政事。
在此，定信首先拿祖先建功立业的不易来教谕治昭应全心全力地治理国家。
然后，具体地论述了作为一藩之主应具备怎样的思想觉悟。
并且鉴于同年定信又训诫家老应全力辅佐治昭的事实，可以推断定信派家臣审问德岛藩的真正目的是借重喜之事来教谕治昭和家老，以达到改善藩政的目的。
然而，根据德岛藩官吏的调查，公元1788年前后，遭到定信教谕的大名除治昭外，还有冈山藩（今冈山县）藩主池田治政等9人（具体原因无记载）。
而这其中的7个藩明确地标记在御庭番的行程里。
换言之，德岛藩的事件并不是一次偶然性的突发事件，而是定信根据御庭番的调查结果，来整顿大名的一连串事件中的典型事例。
也就是说，在定信看来，当时藩政的衰退、社会风气的紊乱是因为日本的“王”，换言之，大名没有充分发挥领导作用造成的。
所以，要想改善当时状况，就需要大名首先来以身示“道”。
另外还需强调的是，该年10月，定信向将军家齐上呈了《御心得之条》，从专心修炼文武之道、体恤庶民、坚持节俭等十五个方面，教诲年少的家齐作为将军应具有的素养和觉悟。
而且在同一时期，还通过《老中心得十九条》来教谕同仁们如何恪尽职守。
如此，在宽政改革初期，定信首先对将军、老中、大名，即当时的统治阶层进行思想上的教谕，意图通过提高他们作为统治者的觉悟和能力来更好的发挥领导作用，以解决当前所面临的统治危机。
综上所述，公元1788年（天明8年）定信政权在改革中对大名采取的治理措施，弥补了中日两国学界缺乏定信政权对藩统治政策研究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