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身处战火之中，佛罗伦萨的共和国政权危在旦夕，意大利地区也成为法国与西班牙争霸的角斗场。在这种局势之下，法国为马基雅维利提供了参考，唯有增强共和国的军事和外交实力，巩固国内的法律和制度，才能拯救佛罗伦萨与意大利于水火之中。
由此看来，若要评论马基雅维利对法国论断的前瞻性与局限性，不仅需要评价马基雅维利对法国君主制的观察是否符合史实，还需将法国置于马基雅维利整体的政治思想中，考察法国的君主制与意大利的君主制和共和制之间的异同。
法国君主制的发展方向
马基雅维利描述法国君主制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是从一个外国人的身份，甚至说，是从一个受害者的身份来审视这个强大的王国。马基雅维利始终代表的是佛罗伦萨的利益，意大利的利益。
令人赞叹的是，马基雅维利对法国的论断大体上是准确的，不论是与其同时代的法国政治家的论述，还是现代史学家的研究，都能印证马基雅维利描述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尽管马基雅维利的观察仍存在一些错漏，但总体上瑕不掩瑜，马基雅维利对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的法国取得了较为准确的认识。
在外交方面，马基雅维利作为四次出使法国的使者，其对法国的外交政策十分熟稔，但对于各强国的发展轨迹和方向仍不甚了解。马基雅维利认为，法国国王放任教皇国的扩张和西班牙的干涉，为自己树立两位强敌，最终被驱赶出意大利。
然而，教皇与西班牙国王实力的增长、对意大利的掌控似乎是无可避免的。教皇国居于意大利中心，把控着军事的重要命脉，西班牙国王、法国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希望拉拢教皇的力量。
即使法国国王意图阻止教皇的扩张，也是杯水车薪的无用之功。相较之下，法国国王与教皇结盟，帮助其扩大势力，反而有利于稳固法国在意大利取得的领地。至于西班牙国王干涉意大利事务，也是或早或晚的事情。
即使没有路易十二与西班牙国王瓜分那不勒斯王国一事，西班牙国王的野心也会驱使其入侵意大利。西班牙王国在统一领土后实力大增，此时法国吞并意大利的意图使西班牙国王感到危机。
自西班牙国王进入意大利以后，意大利战争的性质悄然发生了改变。起初是法国攻占意大利的入侵行为，西班牙的加入使这场战争转变为西欧国家争霸的野心之战。法国和西班牙都希望夺得对意大利的控制，侵占意大利的优渥资源，成为西欧的霸主。
因此，西班牙国王对意大利事务的干涉，并不是法国改变外交政策就能避免。在军事方面，马基雅维利观察到法国军队纪律松散，这点也得到许多研究的支持。马基雅维利极其痛恨雇佣军，认为法国解散常备军是错误的事情，但军事史的研究者表明，雇佣军才是现代军事的发展方向。
雇佣军是经过专业军事训练的士兵，而雇佣军队长更是拥有军事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出色军人。比起传统的士兵，雇佣军更能适应新兵器的使用以及布阵的灵活性。马基雅维利强烈要求建立的公民军依然落后于时代要求。
马基雅维利对法国的法律和制度的描述大有可圈可点之处。马基雅维利认为法国国王的权力受到法律和制度的约束，高等法院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马基雅维利还观察到法国各等级和谐相处，臣民各司其职，富含爱国之心，这也是法国政权稳定的原因。
法国强盛富足，国王在财税政策上拥有很大的自由权。然而，马基雅维利还是高估了高等法院对国王的限制作用，在王权兴盛的时期，国王依然能凌驾于法律和制度之上。若要评价马基雅维利对法国的观察是否准确，不妨参考与其同时代的法国政治家是怎么描述当时的法国君主制。
克劳德·德·塞瑟尔（ClaudedeSeyssel）就是这样一位政治家。塞瑟尔于1450年出生于萨伏依公国，他长期服务于路易十二宫廷，并将自己多年的政治经验融汇于《法国君主制》（laMonarchiedeFrance）一书中。
塞瑟尔与马基雅维利对法国现状的描述基本一致，两位政治家关注的角度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他们共同关注政体的分类、社会等级、宗教与教会、军事、外交与法律。然而，在这些宏大的政治命题之下，塞瑟尔的论述也呈现出一些特殊之处，而这些或许是马基雅维利并未意识到的领域。
君主与僭主
“马基雅维利的世界被更多的事实上的而非法律上的政权所占据。”学者们往往将意大利地区的君主制称为僭主制，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依靠武力夺取夺得国家的统治权，并通过武力统治国家。
相较于以法律和制度统治国家的法国君主制，意大利国家的政权更为不稳定，且难以持久。马基雅维利的前瞻性在于，他清晰地区分了法国君主制与意大利僭主制，这在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中是绝无仅有的。
马基雅维利在文本中刻意回避了僭主和寡头等敏感词，也是出于时代背景以及其作品受众的原因。然而，马基雅维利并未意识到现代君主制的发展方向，仍用罗马的经验以及意大利的现状来构想理想君主，比如凶狠善战的切萨雷·博尔贾公爵。
首先，马基雅维利清晰地意识到法国君主制与意大利的僭主制之间的区别。马基雅维利观察到法国的王位并非由武力和美德取得，而是由于“古老的世系”和贵族的拥护。实际上，法国的君主世袭制度和贵族自然的爱戴正是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的基础。
法国国王巧妙地利用这一传统，在避免大动干戈的情况下完成了从封建君主制到绝对君主制的转变。反观意大利地区，这里并不存在王朝统治性质的君主国，更多的是共和国以及带有共和色彩的寡头制或僭主制。
然而，马基雅维利在其论著中并没有明确区分僭主与君主，这使得他的文本读起来就像是在为僭主做辩护。在马基雅维利所热衷谈论的切萨雷·博尔贾的例子中，这位马基雅维利理想中的君主为了壮大自身力量，巩固领地，不惜一切计谋，利用亲戚朋友，再将他们赶尽杀绝。
马基雅维利认为，只要君主能为国家带来和平安定，那么建国时期的杀戮便可以得到原谅。被冠名为“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臭名昭著的句子也能印证这一点：所谓“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箴言，既适用于共和国，同样又适用于僭主暴政的建立与维系。
僭主暴君只要是为了维护他自己和政权的安全，就如同已经拥有将其他反对者赶尽杀绝的充分理由。在意大利，国家既可以被理解为政治地理的表现，也可以被理解为僭主本人个人的象征。
而在国家的维系方面，马基雅维利诉诸民众的支持，以及长期形成的统治习惯，来掩盖僭主夺权的不合法性。只要僭主暴君们成功缔造了一个君主国，只要这个君主国所维系的寿命以世纪计，那么后代就尽管难免伪善，却依然感恩戴德，将这些僭主暴君，当做君主而予以铭记。
诸如此类的考虑，诱使马基雅维利将“君主”和“僭主暴君”，当做同义词来交替使用，而不去顾及他所谈论的，是罪恶的暴君，还是没有罪恶的暴君。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僭主暴君所获得的支持，来自民众，而不是来自贵族士绅，这个事实其实是反对僭主暴政的论证依据。
而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说法，这个事实，则构成了赞同僭主暴政的最强有力的论证依据，这是因为，与贵族阶层的终极目标相对比，民众的终极目标，具有更大的公平正当性质。自由国家可以通过暴力手段来建立，同样地，僭主暴政可以通过首肯允诺来建立。
马基雅维利对君主与僭主区别的刻意忽略与其时代背景以及其文本的受众有关。1378年佛罗伦萨梳毛工人反叛之后，佛罗伦萨演变为封闭和保守的“寡头制”，由少数大家族控制。1434年以后，虽然佛罗伦萨仍保留了共和制的外衣，但实质上已经成为美第奇家族统治的隐蔽领主制。
贵族的统治、暴君专制、中等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受限制的和不受限制的民主、假冒的民主、单一家族的专权、萨沃纳罗拉的神权政体和为美第奇暴君专制铺平道路的混合形式的政府都被加以描述，因而历史扮演者的最隐秘的动机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无余。
马基雅维利将一切国家分为君主国与共和国两类，避开了寡头制、僭主制等敏感词汇，这其实是15世纪下半叶意大利地区的共识。“respublica”一词“涵盖了贵族制、寡头制和有德性的民主政制”。
“我们可以把那几十年意大利半岛的政治泛泛地理解为君主联盟与寡头联盟之间的竞争。”“respublica”这一术语在15世纪诸多寡头政制中流行的更深层原因是，它容许服务于寡头制的人文主义者不考虑民主政府与寡头政府的差异。
就新的非君主制含义而言，“respublica”一词既指民主政府，也指寡头政府，它如今有了双重义务，因而成了一个所谓民主国家中有权有势者统治的有效伪装。《君主论》作为献给美第奇家族的作品，自然而然避开了“僭主”“寡头”等敏感词汇。
《李维史论》的受众是潜在的君主，马基雅维利对国家政体的描述更为自由。施特劳斯观察到，“在《李维史论》中，马基雅维利有时候无所顾忌，公开地为僭主暴君运筹帷幄，出谋划策；在《君主论》中，他只是暗中这样行事。”
由宗教、法律和政治“神秘体”背书的王权合法性在意大利是无法实现的。马基雅维利费尽心思为僭主政府和寡头政府掩饰其不合法性，然而却抵不过法国传统王朝摧枯拉朽的力量。他隐约嗅到了封建传统对于王朝统治的必要性，但并没有将“王权合法性”作为建立长治久安国家的根基。
然而，意大利地区的四分五裂，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岌岌可危，使他无法深入思考合法性的巨大力量。马基雅维利的昭昭爱国之心，以及统一意大利的渴求，在他的时代里注定是无法实现的黄粱一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