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朱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来源 | “世界历史评论”微信公众号，原文刊载于《世界历史评论》2020年春季号
在以往的欧洲城市史研究中，中世纪城市的源头一般被置于11世纪。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它们将中世纪早期的欧洲视作古罗马时代以后衰落、中断的时期，城市的消失也被认为是这个时期的重要特征。然而，这种划分方法忽视了古罗马城市的延续、日耳曼王国的城市化，以及来自基督教和伊斯兰文明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在欧洲中世纪城市发展初期都起到一定作用，为欧洲城市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于欧洲中世纪城市的产生，一般以亨利·皮朗的观点为主导，认为从11世纪起，国际商业的复兴产生了极大的推动力，在原来城市的旁边出现了堡（bourg），这种以工商业为主的堡同原来留存下来的主教城市（civitas）和军事城市（castrum）结合起来，形成新的城市类型，即中世纪城市。关于古典城市，皮朗认为日耳曼人的入侵并没有给其带来灭顶之灾，而是伊斯兰文明的冲击才导致了古典城市的终结。多普施（Alfons Dopsch）在20世纪20年代与皮朗展开过辩论，他认为10世纪以前城市一直没有衰落过，强调从罗马帝国结束到加洛林时代的延续性。皮朗观点的形成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对伊斯兰世界的重视。这大概是20世纪初文明史观兴起的结果，将欧洲文明同伊斯兰文明不自觉地对立起来，看成非此即彼的关系。他认为伊斯兰世界的扩张破坏了欧洲原有的框架，忽视伊斯兰世界的城市建设的成就及其对欧洲的影响。二是过度重视海外贸易，认为海外贸易对城市乃至经济的兴衰具有关键影响，当地中海的海外贸易被穆斯林阻断时，就会导致诸港口城市的衰落。到20世纪中叶，法国学者莫里斯·龙巴德从伊斯兰世界的视角探讨了加洛林时期城市的延续，他认为7世纪阿拉伯城市的繁荣导致对欧洲产品的进口增加，这促使欧洲进入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而且，阿拉伯世界的需求使加洛林帝国成为地中海与北欧的交往中介，因此带动了城市的快速发展。后来又有学者从地方性商业和农业发展角度分析中世纪城市产生的非国际性贸易的方面，但是都鲜有论及公元1000年以前的城市发展，一般都将加洛林帝国看成是商业阻塞、城市衰落的时期。然而，自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城市依然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繁荣。到加洛林帝国时期，城市仍然有重要的发展。而且，这个时期的城市发展与欧洲以外的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欧洲与外部联系的重要节点。
中世纪城市发展的政治因素
在中世纪早期，欧洲的城市保留了较多古典遗产，很多城市是在古罗马城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接替了罗马帝国的日耳曼诸王国起到了重要作用。
虽然经历政治动荡和外来入侵，一些城市作为王国首府继续发展。譬如在意大利，东哥特王国的首都继承了罗马帝国晚期的传统，设在拉文纳，到伦巴第王国时期转向帕维亚，这两座城市均得以迅速发展。拉文纳从5世纪初取代米兰成为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帝国崩溃后，这里在东哥特王国的统治下依然得到发展，且与东罗马帝国的关系非常密切。540年起拜占庭收复这里，继续进行建设。在东哥特统治时期，拉文纳面积大为扩张，在罗马帝国时代的城市中心以东发展起新的中心，建有宫殿、教堂（即王室礼拜堂，又称“圣阿波利纳尔教堂”）、阿里乌斯派教堂、赛车场等，与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宫殿格局颇为相似。拉文纳在狄奥多里克统治时期达到辉煌顶峰。到拜占庭派总督统治时期，在城市西北角又建造了圣维塔尔（Saint-Vitale）教堂。拉文纳作为首府和亚得里亚海重要商业都市的地位，到751年伦巴第人占领时才戛然而止，此后这个港口城市和首府城市逐渐衰退下去。帕维亚人口规模比拉文那小一些，但其在罗马帝国晚期没有经历危机；相反，由于这里有驻兵，也有活跃的港口，因而成为一个贸易中心。哥特人在这里建有王宫、温泉和剧场。后来伦巴第人于572年攻占了帕维亚，并于国王罗塔里克（632—652）时被选作首都，一直到774年被查理曼攻克。伦巴第人将这座城市经营得非常好，伦巴第国王甚至运用自己的权力保护古代建筑，维护古代遗留下来的主干道。在伦巴第政权下，帕维亚城市的东北部建成王宫，还取了一个罗马名字(Foro Magno, Faramania)，王宫附近建有王室教堂。伦巴第王国时期一些独立性很强的公国，如斯波莱托、贝内文托等也都着力发展各自的首府城市，这些城市基本上都是沿着亚平宁山脉建造起来的，较为注重军事防御功能，但与古典时代的城市有着密切的联系。
同时，意大利的很多城市出现了萎缩，只有一部分城区（civitates）保存了罗马时代的防御性矩形城市的形态，如都灵、科莫、帕维亚、维罗纳、皮亚琴察、罗马、卢卡等，其道路网呈现矩形和直角正交形态。这些城市的面积减小，抵御力却增强了，尤其是从废弃的古代城市获取建筑材料建筑城墙。如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就是如此，6世纪时仍保存矩形的形态，为有四座城门的防御性城市。由于中世纪早期意大利半岛处于不断的战乱状态，很多古典时代建造的剧场等大型建筑都被改造成堡垒，由此得以保留下来。这也是对古典建筑的再利用，通过这种方式延续了古代城市的建筑。
同样，古罗马时代的管理在这一时期依然没有过时，作为税收和管理中心的库里亚（Curia）被一系列新的职位和机构所取代，如元老（senatorial）、帕拉丁（palatine）以及省一级的政府机构，占据这些职位和控制这些机构的人都是新的社会精英和大家族。在西边的帝国故地，主教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对库里亚的记载甚至一直延续到6世纪才逐渐淡出。但古罗马时代的税收权掌握在库里亚手中，到中世纪早期，税收权被控制在了中央政府手中，城市政府负责的一般是道路维修、公共空间整治、济贫等。同这种权力结构相关的是城市中心的转型，负责管理的城市中心一般位于城市活动的核心地带，与大教堂一道取代了广场（forum）的地位，在伦巴第地区的城市甚至出现了两个政治中心并存的局面，如卢卡的城市中心就同时有国王法庭（curtis regia）和公爵法庭（curtis ducalis）。
在意大利，很多贵族都倾向于居住在城市而不是乡村。贝尔加莫、布雷西亚、里米尼、卢卡、比萨、罗马、贝内文托、那不勒斯、列蒂（Rieti）有相当多的贵族和家族，帕维亚、洛迪、皮斯托亚、锡耶纳等城市也有贵族家族，虽然数量不多。这些贵族以城市为重要活动场所，每个城市都有由富裕的土地贵族家族结成的网络，通常也有政府官职，他们在城市中会为了政府职位和教会等级而竞争。这种分布状况与欧洲北部形成了很大反差，如法国北部的贵族就更多选择以乡村为主要居住和活动场所。
圣维塔教堂，拉文纳
伊比利亚半岛上，在中世纪早期的西哥特王国时期，城市非但没有停滞，反而在王权、教权和地方贵族权力的共同推动下得到了发展。托莱多成为王国的首府。在与南部的拜占庭势力和北部的巴斯克人斗争时，西哥特人建造了大量新的定居点，从而形成了一批新的居住中心。农业的发展、地中海商业的扩展，也为这里城市的延续和增长提供了动力。6世纪下半叶，本笃派修会的扩展及其在乡村的拓荒，也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一些新城，如建于578年的莱科波利斯（Recopolis），拥有30公顷面积，还有椭圆形的城墙包围着。西哥特国王还会给这类新城颁布一些特权。巴塞罗那在古罗马时期建造的防御设施和宗教建筑一直存在，4世纪开始出现的教会组织在维持城市的发展方面起到重要作用。656—689年，在主教奎利科（Quirico）和伊达里奥（Idalio）统治时期，巴塞罗那继续发展，铸币厂依然运行，规模甚至有所扩大，直到8世纪才在阿拉伯入侵时停止。西哥特王国的很多城市，如塔拉戈纳、塞哥维亚、萨拉戈萨、阿斯托尔加（Astorga）、卢戈（Lugo）、莱昂、萨拉曼卡等，其道路、城墙、公共设施在整个西哥特王国时期都得到了延续，一直到阿拉伯入侵。
在墨洛温王朝时期的法国，很多古代城市依然具有一定程度的活力，拥有铸币厂，从事贸易活动。如法国中南部布尔日、普瓦提埃、安茹、奥尔良、卡奥尔、波尔多，乃至东边默兹河和莱茵河流域的凡尔登、美因茨、科隆、特里尔等，都可以见到活跃的商人和各种工业活动。只是这时期的贸易更依赖于河流而非陆路。由于墨洛温王室的政治需要，一些古代城市被再度利用，成为该王朝的政治中心和神圣场所，如兰斯、桑斯、圣德尼、奥尔良、苏瓦松、图尔等，有的作为加冕地，有的作为埋葬地，还有的成为战略要地。以苏瓦松为例，克洛维非常重视这座罗马帝国的城市，将其作为法兰克王国的西部重镇，与东边的梅斯一道当作王国的首府。克洛维之后的法兰克国王还仿照古罗马传统在城北建造了赛车场，同时，城墙也得到了修缮和巩固，在城市的东北部的罗马建筑遗址上还建造了王宫。国王的随从也都在城中建造宅邸，使整座城市仍然呈现出一幅罗马时代的景象。
日耳曼人的大迁徙曾经被认为对古罗马以后的欧洲产生了摧枯拉朽的作用，自然也对作为古罗马文明集中之地的城市进行了很大的破坏，被认为是古代文明的终结者。实际上，在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南部，城市不仅延续了更久，还得到继续发展。然而，城市格局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有一些城市衰落下去。如莱茵河下游的克桑腾（Xanten）曾经是罗马帝国下日耳曼地区的第二大城市，经过“三世纪危机”，于5世纪中叶被彻底抛弃，只有沿着莱茵河和默兹河往南的城市才得到继续发展。政治中心的转移也导致城市兴衰，如法兰克王国东部的奥斯特拉西亚的崛起，其首府梅斯取代了罗马帝国重镇特里尔的地位，梅斯既是法兰克王室驻地，也是主教驻地和宗教中心，建有众多教堂，让古罗马时代的中心城市特里尔相形见绌。从长时段来看，古代城市的许多功能被保留了下来，如城墙成为中世纪建筑倚靠的防御设施，古代城市比较规则的直角相交的十字结构，被后来发展的城市囊括其中，成为欧洲城市的“老城”和核心部分。罗马的城市传统被这样保留下来，代代相传。
中世纪城市发展的经济因素
古典城市延续一段时间之后，从7世纪起，中世纪城市开始朝新的方向发展，出现了一批因贸易而兴起的城市。虽然在皮朗看来，加洛林时代的国际贸易趋于停滞，而且此时有维京人、马扎尔人、萨拉森人的侵袭，破坏了城市，但是仍然有一些致力于商业活动的城市发展起来。
一些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地区率先发展出城市。欧洲北部的贸易轴线位于莱茵河的支流默兹河和摩泽尔河一带，主要支撑奥斯特拉西亚地区的经济发展。默兹河流域的凡尔登、于伊、那慕尔(Namur)、迪南(Dinant)、列日、马斯特里赫特从8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并带动了腹地城市的发展。该时期这些港口城市还没有进入国际贸易，主要从事地方性贸易，出口默兹河流域的农产品。图尔奈(Tournai）、梅斯、作为墨洛温王朝的铸币中心的马尔萨勒(Marsal)、塞伊河畔的维克(Vic sur Seille)、穆瓦延维克(Moyenvic)、迪约兹(Dieuze)，以及弗里西亚商人定居的科隆、美因茨、沃姆斯也都发展起来。默兹河和摩泽尔河地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河运，还在于周边乡村的发展，它们作为集市中心起到作用，对人口的增加、农民的富裕都产生影响，有些港口发展成为中世纪的工业城镇。
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也有城市发展起来。从7世纪中叶开始，英格兰南部和东南部海岸与大陆上从塞纳河河口到斯海尔德河、默兹河、莱茵河河口的地方贸易不断增加，出现了大宗贸易中心。重要的港口有塞纳河的鲁昂、索姆河的亚眠、坎切河(Canche)的昆都维克(Quentovic)、斯海尔德河的多姆堡(Domburg)以及莱茵河与莱克河(Lek)分叉处的多雷斯塔德(Dorestat)。昆都维克位于纽斯特里亚（今法国北部港口城市布洛涅的南边），多雷斯塔德位于奥斯特拉西亚（乌特勒支附近），主要沿着北海和英吉利海峡与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进行贸易。就经济分工而言，昆都维克负责与英格兰南部的贸易，向南通往亚眠和巴黎；多雷斯塔德则与马斯特里赫特、于伊（Huy）以及东盎格里亚进行贸易。
昆都维克约始于670年，864年消失于记载，其影响一直到9世纪，是加洛林时期帝国的重要海关和铸币地区，同鲁昂、亚眠、马斯特里赫特、多雷斯塔德有贸易往来。从昆都维克出发的商人到圣德尼集市购买葡萄酒、油和染料。多雷斯塔德于7世纪末被“矮子丕平”征服，活跃于8—9世纪。“虔诚者”路易对前往多雷斯塔德的商人颁发特许状，赐予免税等特权。多雷斯塔德与东盎格利亚的伊普斯威奇贸易，以制成品换取原材料，如羊毛、兽皮、奴隶等，向外出口莱茵河酿造的葡萄酒。这些城市位于斯海尔德河、索姆河和北海之间，如斯海尔德河河口的多姆堡，中游的瓦朗谢讷（Valenciennes）、图尔奈、根特、安特卫普以及康布雷（Cambrai）、阿拉斯（Arras），帝国在这些地方建造了大量的修道院、皇家住宅以及宫殿，刺激了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居民来此居住，他们并非都是为了服务领主，而主要是为了获得利益。
卡洛林王朝时期钱币
昆都维克的后缀“维克”（wiks, vicus）是贸易场所的意思，这种商业性的城市雏形也出现在北欧许多地方，尤其是英格兰，有许多以“威奇”（wich）为后缀的地名。7—9世纪，英格兰诸王国出现了一些以出口为目的的港口城市：约克（古代名称以vik结尾）、伦敦(Lundenvic)、伊普斯威奇(Ipswich)、弗德威奇(Fordwich)、桑威奇(Sandwich)、汉姆威奇(Hamwih)，等等。
在波罗的海沿岸，兴起了希塔布（Haithabu）和比尔卡（Birka）两个重要的城市。希塔布是石勒苏益格的前身，在9世纪是沟通莱茵河流域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仓库，它兴起于9世纪末，其繁荣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这座城市占地范围从10公顷发展到24公顷，并建有半圆形的城墙。比尔卡位于斯德哥尔摩北边不远处，占地约为希塔布的一半，也建有城墙。这些城市既有外来商人，也有相当数量的本地人口，主要从事葡萄酒、纺织品、陶器、玻璃、奴隶、兽皮等商品的贸易。
在德意志，地方贸易和王室立法带动了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的城市的发展。城市吸引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城乡之间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带动了一系列市镇的兴起。9、10世纪，德意志王室颁布集市特许状，以其治下的和平为商旅提供了保护，推动了城市的初期发展。奥托大帝推动了莱茵河上游两岸的城市发展，他在德国西南部和阿尔萨斯建造了一系列集市，海德堡、达姆施塔特、魏因海姆、斯特拉斯堡等城市的集市都得到发展。奥托大帝还为东部易北河畔的马格德堡颁布特许状，免除马格德堡的商人在几乎整个帝国范围内的税收。这种以皇帝权威保障城市商业发展的做法，极大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到奥托三世，皇室更频繁地颁布集市特许状，获得特许状的城市则影响到其他城市。如美因茨的特许状被德国南部的康斯坦茨湖和东边的萨克森地区的城市模仿，科隆的特许状在东边的易北河流域和西边的摩泽尔河流域也都有广泛流行，被易北河和摩泽尔河地区的城市效仿。从多瑙河畔的雷根斯堡到莱茵河上游的苏黎世，再到莱茵河中下游的多特蒙德，均设有获得皇室特许状的集市，这些集市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初始动力。11世纪起，在集市附近通常还建有专门供工商业者使用的教堂，这种空间模式成为中世纪城市发展初期的常见形态。汉堡、奥斯纳布吕克、明登、明斯特、帕德博恩、希尔德斯海姆、戈斯拉尔、奎德林堡、哈伯斯塔特、施塔德、巴尔多维克、布伦瑞克等都是如此，带有特许状的集市及其教堂形成城市的中心。当地方领主随着封建社会发展起来之后，他们也效仿王室在其领地颁布集市特许状，带动新城的发展。该时期的区域贸易为这些集市和城市的繁荣打下了基础。德国西北部与东部进行广泛的羊皮、三文鱼、腌鲱鱼、奶酪、蜡、葡萄酒、铜制品贸易，莱茵河中下游发展起纺织业，科隆、根特、阿拉斯、圣奥梅尔等城市由于毛纺织业而发展起来，康斯坦茨湖和施瓦本南部地区发展起亚麻业。这些区域特产和贸易带动了集市的繁荣，也推动了中世纪城市的发展。
同欧洲北部一样，商业在中世纪早期南欧城市的发展中也起到重要作用。以博洛尼亚为例，伦巴第人于727年占领了这座城市，在其最东边古罗马城墙以外的地方建立新城，这是一个扇形的区域，有几条大道朝亚得里亚海向外辐射。这个封闭的区域很重要，因为它奠定了此后博洛尼亚城市发展的基本模式。正如皮朗强调的北方港口城市对中世纪城市的意义，地中海也有由重要港口发展起来的城市。中世纪早期有拉文那、那不勒斯、锡拉库萨，以及南部的许多城市，都因为与东方有密切的贸易关系而发展起来，这些都是海洋城市。到中世纪中期，亦有阿马尔菲、热那亚、威尼斯、比萨四大航海共和国。这些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发展起来的城市与地中海周边有密切的交流，它们是国际商业的产物，也与其本身周边的广阔腹地有重要关系。意大利也有一些自然发展而成的城镇(borghi)，如普拉多(Prato)、圣吉米尼亚诺(San Gimignano)、维杰瓦诺(Vigevano)。
11世纪起，在意大利出现了更多因商业而带动发展的城市。意大利南部属于拜占庭帝国、伊斯兰世界、诺曼人以及基督教世界的交界处，更由于黎凡特地区的吸引，形成了商旅往来、交易繁盛的地区，那不勒斯、阿普利亚地区的巴里、西西里的巴勒莫等城市都因此而发展起来。在意大利中部，区域贸易也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卢卡的金银器制造业、比萨的皮革业、米兰的武器制造业、威尼斯的玻璃制造业、皮亚琴察的棉布亚麻混纺业、佛罗伦萨的布料加工业，以及众多城市的丝织业，这种专业化带动的贸易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世纪城市发展的宗教因素
宗教因素与政治、经济因素一道，构成了中世纪早期城市发展的动力。基督教对城市的影响非常大。从4世纪起，随着基督教的合法化并进而成为国教，其对罗马帝国城市的改造作用变得深刻而长远。过去位于古代城市城墙外的墓地成为教堂所在地，并形成新的城市中心，因而中世纪城市既是圣城，也是亡灵之城。而且，在教堂和修道院周围兴起的市场往往成为城市发展的起点。宗教与经济因素结合在一起，推动了中世纪城市的复兴。
有的城市是在基督教庇护下发展起来的，罗马的发展就是如此。罗马于751年摆脱了拜占庭的控制，与法兰克人结盟，826年又受到萨拉森人的攻击，但从10世纪起人口开始增加，所有的广场都建有教堂和住宅区，古代风格的建筑也开始复兴，尤其是教皇阿德里安一世（772—795年在位），致力于维护古代的高架渠。有五座大教堂被建造起来，包括拉特兰大教堂、圣彼得大教堂、城外圣保罗大教堂、圣母大殿，极大地改变了古罗马的景观。这五个教堂以大斗兽场为中心，形成了从这个中心向四个方向辐射的终点，构成了一个十字架形状。自从313年《君士坦丁敕令》使罗马成为一座基督教城市以来，呈现十字形结构便具有象征性。罗马城市形态的基督教化在5世纪前半叶完成。其实，这种十字形态也意味着东西轴线（cardo）和南北轴线（decumanus）相交，也是对古罗马城市基本形态的继承。这种基督教象征的城市模式在中世纪早期也流传到欧洲其他地方，尤其是8世纪开始影响到欧洲的中部和北部，体现了基督教化对城市的影响。此外，中世纪早期建造了大量的教堂，大都占据了古罗马的重要公共空间，还有大量修道院被建在城市边缘的山丘上，使这座城市基督教化。特别是列奥三世和列奥四世时期，罗马城市迅速发展、城市景观发生重大变化。前者在位时，拉特兰教堂作为教宗活动的中心得到进一步扩建；后者在位时，大力发展梵蒂冈，并且建造了列奥城墙，确立了罗马新的中心（Borgo Leonine）。米兰亦是如此。米兰主教于569年带领一群贵族和市民在古城墙脚下新建了区域，并建造了教堂，这里就是后来被称作“布罗莱托”（Broletto）的地方，也是后来米兰大教堂的所在地，成为中世纪城市的中心。
圣保罗大教堂，梵蒂冈
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伦巴第人的城市也体现了基督教特色。在斯波莱托公国，斯波莱托近郊的克利图努神殿（Tempietto del Clitunno）对古罗马建筑和雕塑技术的模仿达到天衣无缝的地步，市中心的圣救世主大殿也是伦巴第人维修过的早期基督教建筑，这两幢建筑成为意大利中部的伦巴第人发展城市的标志。在南边的贝内文托公国，建于760年的圣索菲亚教堂是国家级圣殿，建立者是北方的伦巴第国王德西德里乌斯（Desiderius）的女婿阿里基斯二世（Arichis II）。他保持了公国对法兰克人的相对独立，也扩建了公国首府，建造了一处新区和新的城墙，并且扩建了宫殿，建造了一处王宫礼拜堂，以及圣索菲亚女修院。圣索菲亚教堂有意模仿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在北方的伦巴第王国灭亡于法兰克人后，阿里基斯二世于8世纪70、80年代在萨莱尔诺的海边建造了第二首都，城墙、宫殿使该建筑群非常壮观，紧贴着王宫的是王室礼拜堂，建在一处古罗马的浴场上，有着优雅的拱形窗户，内部甚至用金色的玻璃马赛克镶嵌和装饰壁画，显得金碧辉煌。
还有些教堂是在城市中心建造起来的。如帕维亚，在罗马帝国晚期，教堂主要建造在城外；东哥特王国时期，城内才建造了第一座教堂，位于城中心。从7世纪中叶起，伦巴第人开始了大规模的教堂建设，每一个统治者都建造一座教堂或修道院。7世纪末，主教搬到了城里，并且建造了两座大教堂，两座教堂周围也建造了庞大的建筑群，包括洗礼堂、主教宫及其礼拜堂。在英国也是如此，威塞克斯王国的首府温切斯特，就在罗马时代城市中心广场的南边，于648年建造了第一座教堂（old minster），随后主教也搬到了城里，墓地、修道院等建筑陆续建造起来。到10世纪初，威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大帝又在教堂旁边建造了新的教堂（new minster），以及其他附属建筑，还修建了女修道院。由此可见，古罗马城市的吸引力在中世纪并没有减弱。
西班牙北部的基督教城市在7世纪以后也有发展。8、9世纪围绕着城堡和教堂快速发展起来一批城市，到10世纪末受到曼苏尔的军队打击之前，巴塞罗那、莱昂、扎莫拉、锡曼卡斯、塞普尔韦达、圣雅各孔波斯泰拉、科英布拉等城市都发展较好。西班牙北部的城市由于与伊斯兰世界进行贸易也逐渐发展起来。东北边的巴塞罗那、贝萨卢（Besalú）、乌尔赫尔（Urgel）等城市成为主教和藩侯的驻地。10世纪中叶起，它们因与南方安达卢西亚地区的商业贸易而发展出城镇，每年都举办集市。卡斯蒂利亚伯爵的首府布尔戈斯由于每周举办集市而发展起来，在其周围还有一些修道院城镇得以发展，如萨阿贡（Sahagún）。
在欧洲北部，基督教也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巴黎塞纳河以南的部分，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教堂，这些教堂为后来“拉丁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苏瓦松，罗马时代老城的内外都出现了许多教堂，城内西南部和东南部分别建造了大教堂建筑群和修道院，城外广泛分布的教堂群也逐渐发展成为城区。沿莱茵河地区是教会发展的重要范围，科隆、特里尔、美因茨都是历史悠久的主教驻地。当然，这也得益于该地区作为罗马帝国的重要地带，有很好的城市基础。在科隆，除了圣彼得教堂，查理曼时期修缮和新建了6座重要的教堂，到11世纪中叶达到11座社区教堂，此外还有两座本笃派修道院和四座教区教堂。
在莱茵河以东的德意志地区，从6世纪起，就有来自不列颠的传教士传教，并建立起修道院。传教活动主要沿着莱茵河从下游到中上游，在低地地区、德意志和法国北部传播基督教。从718年开始，圣卜尼法斯（675—754）来到欧陆传教。该时期罗马教廷由于阿拉伯帝国的入侵而失去地中海南部和西班牙，故而打算在欧洲北部获得补偿，因此也支持英格兰传教士在德意志地区的传教。圣卜尼法斯也得到法兰克王国的查理·马特的支持，在图林根、黑森和巴伐利亚地区传教，并且先后建立了数个教区：巴伐利亚的萨尔茨堡、弗赖辛、雷根斯堡、帕绍，黑森的布拉堡（Büraburg），以及图林根的维尔茨堡和埃尔福特等几个教区。同时，他还建立了大量修道院，包括最为有名的富尔达修道院。但是还有许多教区受到世俗政权的控制，如科隆、特里尔、美因茨、斯特拉斯堡、沃姆斯、施派尔的主教都是受法兰克国王支持的世俗贵族出身。8世纪时，大量的主教城市建立起来，虽然此时都还只是刚刚建立，但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7—10世纪，在教堂、修道院和城堡旁边兴起了堡，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城市。这与区域性的农业发展和地区间贸易是分不开的。莱茵河下游从古罗马时期就是城市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法兰克人侵入之后一直以这里作为权力中心，后来又向今法国北部的纽斯特里亚地区拓展，这两个地区在中世纪早期也一直有城市的延续和缓慢发展。如斯特拉斯堡、梅斯、施派尔、沃姆斯、美因茨、特里尔、科隆、日内瓦等主教城市在古罗马和古代晚期之后收缩成以老城边缘的教堂为中心的教堂城市（Domburg），但是到7—9世纪时其周围也形成了工商业聚集点。法国北部的图尔、康布雷、阿拉斯、布尔日等也都在老城边缘处出现新的定居点。在巴黎，这种新兴的以修道院教堂为中心的定居点多达十几个，如左岸的圣日耳曼德普雷、圣日内维耶夫、圣马塞尔，右岸的圣马丁德尚、圣德尼等。这些地方也逐渐发展起商业场所。英格兰的坎特伯雷、沃切斯特、温切斯特等也都在修道院附近发展出商业中心。法国南部的许多城市也都发展出郊区城镇，9世纪末起，阿尔勒、马赛、图卢兹、纳尔榜、卡尔卡松、韦兹莱、里昂、普瓦提埃等都在城市边缘出现了新型市镇。在一些权力中心周围也发展起市镇，如墨洛温家族所在的巴黎和贡比涅，丕平家族所在的科隆和沃姆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奥维耶多、莱昂、潘普洛纳，意大利的帕维亚、罗马、米兰等城市边缘均是如此。以根特为例，在城市东边的圣巴冯修道院旁边有一座市场（portus），879年被摧毁，此后在今城市中心的圣巴冯大教堂和西北边的伯爵宫殿之间兴起了新的市场，在10世纪成为中世纪城市的中心，也是今天城市市政厅、钟楼和大市场所在的地方。
在中世纪中期之始，围绕着教堂、修道院、主教宅邸等处兴起的市场成为中世纪城市产生的重要拉动力，经济因素对于中世纪城市的发展非常关键，正是由于商业活动的繁荣，才使欧洲城市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而政治因素、宗教因素也作为合力，与商业因素一道推动了欧洲城市的发展。
中世纪城市发展的外部因素
欧洲中世纪城市发展初期还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尤其是伊斯兰因素。阿拉伯帝国的征服对欧洲的城市建设有很大推动作用，也在欧洲传播了伊斯兰的城市观念。
阿拉伯人于711年越过比利牛斯山攻入伊比利亚半岛，在8世纪期间控制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建立起科尔多瓦埃米尔国（756—929），将西哥特王国的贵族驱赶到了北部山区。阿拉伯人充分利用了原有的道路，继承了原有的城市，如科尔多瓦、托莱多。9世纪初，在诺曼人和北部基督徒再征服运动的威胁下，阿拉伯人再度重视已有的城市，并新建了很多城堡，尤其是在边疆地带。埃米尔重修了卡拉泰乌德（Calatayud）、达罗卡（Daroca）、帕尔马（Palma），新建了穆尔西亚（Murcia）、马德里、塔拉曼卡（Talamanca）、乌韦达（úbeda）、韦斯卡（Huesca），以巩固统治。这些新城都有很强的军事防御色彩。至9世纪末10世纪初，科尔多瓦埃米尔国分裂时，地方领主在各自的领地新造了很多城市，如巴达霍斯(Badajoz)、莱里达(Lerida)、萨尔堡(Alcácer do Sal)、法罗(Faro)，在安达卢西亚西部有埃武拉(évora)、马尔旺(Marvao)、梅尔图拉(Mértola)、锡尔维什(Silves)。
到科尔多瓦哈里发国（929—1031）时，穆斯林控制的区域进一步城市化。老城附近出现新城区。杜埃罗河、塔霍河、埃布罗河之间边疆地带的新城得到进一步巩固，如塔拉韦拉(Talavera)、梅迪纳塞利(Medinaceli)、萨拉戈萨、托莱多、韦斯卡。地中海岸边由于商业的发展也出现了港口城市，如阿尔梅里亚、托尔托萨都发展成为大都市。安达卢西亚的城市发展尤为迅速，如穆尔西亚。到10世纪末，新城的建设趋缓，主要是在安达卢西亚，一些地势较高的地方以城堡为中心发展起来新城，如海岸边的阿利坎特、马拉加、阿尔梅里亚，或者河流边的巴达霍斯、图德拉。到11世纪初，安达卢西亚已有80座大城市、300座中等城市以及更多的小城市，密集的城市网络显明了安达卢西亚地区的城市化程度之高。1031年之后进入王国（泰法）割据时代，但是城市还在继续发展。一些王国的首府城市发展也非常快，成为重要的文化中心，如塞维亚、萨拉戈萨、托莱多，后面两座城市还成为非常重要的边疆藩侯区的首府。
从9世纪到11世纪初，安达卢西亚不同地区城市化的程度也有差异。越往北城市密度越小，在瓜达基维尔河以南，地区中心城市之间距离为20—40公里，但是在埃布罗河要增加一倍，在东部地区距离更长。可见这个时期基督教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之低，南方穆斯林地区的城市更发达，特别是马拉加和阿尔梅里亚，因为这两个城市向科尔多瓦源源不断地输送物品。
伊斯兰城市的形态对欧洲也产生了影响。伊斯兰城市一般由三个部分构成：城堡（qasaba或qsar）、城市（麦地那，围绕着清真寺和集市）、城郊（根据个人和家族分布）。城墙外面有郊区，也有的被城墙围住。在更外面的郊区则有公墓、贵族的别墅，还有用于祈祷、修道的地方（musalla）。但是，伊斯兰世界的城市也具有多元性，并不完全一致。如巴勒莫，就是由三个不同的中心组成的，它们构成了三个很大的区域。工商业区和居住区并非截然分开，伊斯兰教法也并不在城市化中起主导作用。伊斯兰城市的道路并非完全无序、混杂，而是分成三种。第一种是横穿整座城市的主干道，将城内不同的区域连结起来，这条道路上坐落着清真寺、集市，是政治和商业中心；第二种是连在第一种道路上的，没有出口，是半公开的，连结起散落开来的大家族或不同群体所在的区域；第三种则完全是属于私人空间的，杂乱地分布在以上两种道路之间。这三种道路形式构成了伊斯兰城市的主要组织形式。而西班牙城市中的主干道（calle major）通常是沿袭了伊斯兰城市的第一种道路的传统，成为城市的主轴，将城市分为对称平等的两半。像科尔多瓦、瓦伦西亚、阿尔梅里亚、马拉加、格拉纳达等，都是如此。第二种道路在西班牙的城市中是每个区域内部的主干道，或者起到将边缘区域纳入主干道的作用。第三种道路则大量地存在于西班牙城市当中，使城市空间表现出狭窄、无序的特点。
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伊斯兰城市中，首府科尔多瓦极具代表性。这座城市在8—10世纪达到了巅峰。它位于瓜达基维尔河的北岸，是一个类似于矩形的形状，南边靠近河流的地方有一座防御性堡垒，其附近为大清真寺。10世纪，中心城市的两旁先后建造了两处王宫区，西边为哈里发阿卜杜拉赫曼三世于936年建造的阿扎哈拉城（Madinat al-Zahra），东边为979年起曼苏尔建造的另一座新城阿扎希拉城。11世纪科尔多瓦衰落下去之后，位于瓜达基维尔河下游的塞维亚发展起来，这座既有河流之便亦有近海之便的城市成为伊比利亚南部的重要商业中心。9世纪上半叶，哈里发阿卜杜拉赫曼二世建造了城市的城墙。同时期，他还在城市的东南部靠近河流的地方建造了大清真寺，直到1172年被建于其旁的更宏伟的大清真寺所取代。大清真寺旁边为城堡（Alcazar）。这个区域成为全城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西班牙的伊斯兰城市并不符合理论上的模式，即清真寺位于城市的地理中心，而是有了一些变化：清真寺都位于靠近河流和防御性堡垒的地方。马拉加也是如此，它的清真寺位于海边的城墙边。伊比利亚半岛由阿拉伯人建立起来的城市事实上非常注重商业贸易。阿拉伯人建立政权之后在有利于商业贸易的河流边和海边发展起城市，这些城市的形态都是在经典伊斯兰城市形态的基础之上因地制宜而形成的，从中可以看出伊比利亚半岛城市的商业特性。最能体现商业特性的城市莫过于阿尔梅里亚了。这座城市既与东方、也与非洲进行商贸往来，以此先后支撑科尔多瓦和格拉纳达的发展。这里原本只是一处港口，后因科尔多瓦哈里发的支持而得以迅速发展，于955年正式建立城市（麦地那）。城市中心位于西北边的城堡和南边的大海之间的地方，围绕着一座清真寺发展起来。值得注意的是，阿尔梅里亚在11世纪上半叶建造了几何形状的城墙，到11世纪中叶又扩展了城区，这时城墙所包括的面积已达79公顷。这个城墙中的城市表现出严格的对称形态，由众多塔楼连成的笔直的城墙包围成矩形，接近城市中心的地方为大清真寺。虽然这是穆斯林建造的城市形态，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罗马时代的传统，与安达卢西亚的其他城市有所差异。
位于西班牙中部塔霍河畔的托莱多也是受到伊斯兰城市影响很深的城市。这里原本是西哥特王国的首都，后来被入侵的穆斯林占领，1035年成为独立王国的都城，直到1085年被基督教王国再次占领，成为卡斯蒂利亚王国的新都，但是直到13世纪这里的基督徒依然使用阿拉伯语、遵循西哥特的仪式。12世纪末这里还一度被南部的穆斯林王朝占领，直到13世纪初托洛萨之战以后，北方基督徒王国才最终控制了这里。大清真寺于11世纪被建在城市中心处；11世纪下半叶，东边靠近塔霍河的地方建造了一座豪华的宫殿和植物园。
在西班牙东北部埃布罗河畔的萨拉戈萨，既受到伊斯兰城市的影响，也有大量的基督教世界的影响。在穆斯林控制该地之初，这里还有着罗马时代建造的矩形城墙，与河流的右岸平行。城里的主干道也保持了以前的形状，即两条笔直宽阔的主干道呈直角相交。道路相交处附近有一座教堂，从8世纪起被清真寺取代。在城市西北方建有一座城堡，即阿尔哈菲利亚宫，成为11世纪起泰法王国政权的象征。
意大利南部的城市也受到伊斯兰的影响。穆斯林对西西里的侵袭从827年开始，到9世纪中叶又入侵罗马，这是加洛林鼎盛时期所未曾遇到的。阿格拉布王朝对西西里统治了一个世纪之后，法蒂玛哈里发国的一个埃米尔国，即卡尔比德（Kalbid）王朝，从948年继续统治，一直到1071年被诺曼人征服。卡尔比德王朝统治时期，锡拉库萨是首都，巴勒莫是重要的商业中心。10世纪末，巴勒莫取代锡拉库萨成为西西里的首府。卡尔比德王朝统治时期也是西西里城市化的重要时期，大量人口向城市集中。穆斯林的统治对巴勒莫的城市形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座城市是众多城区拼接而成的城市，每个城区又都是相互分离、自治的，彼此之间有河流分隔，最高处为城堡区（Cassaro）。937年建造的新城区（Chalcia）为海边的港口，也是政府办公处。两个城区之间夹杂着许多其他区域，如犹太区、手工业区。直到1071年诺曼王朝建立以后，才对这座杂乱的城市进行了统一化的建设，尤其是重置了路网，使道路更加畅通，城市空间也得以更新，规则更加一致。
在亚平宁半岛南部，城市受伊斯兰的影响，结构密集紧凑，内部街道通常是曲折的，并通过同样曲折的道路与城外隔开，如巴列塔（Barletta）、莫尔费塔（Molfetta）、比谢列（Bisceglie）、维耶斯泰（Vieste）、泰利齐（Terlizzi）、圣焦万尼罗通多（San Giovanni Rotondo）、鲁蒂利亚诺（Rutigliano）、法埃托（Faeto）、安德里亚（Andria）等，尤其是巴里和塔兰托，这两座城市在9世纪因做过埃米尔的驻地而发展起来。至于其他城市，如加里波利(Gallipoli)、韦诺萨(Venosa)、莫诺波利(Monopoli)、切列梅萨皮科(Ceglie Messapico)、孔韦尔萨诺(Conversano)、莱切（Lecce）、比泰托（Bitetto）、格拉维纳（Gravina）、格罗塔列（Grottaglie）等，这些城市的结构受到伊斯兰城市风格的影响，一直保存至今，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卢切拉（Lucera）。这座城市在13世纪初有数万穆斯林移民到来，这些穆斯林因被腓特烈二世赶出西西里岛而迁到这里，也将其居住模式和城市文化带到了这里。甚至北边的坎帕尼亚地区的城市也受到影响。
法国南部的城市也受到伊斯兰影响。在伊比利亚半岛北部，科尔多瓦政权既与逃亡到北部山区的西哥特人斗争，也同东北部的加洛林帝国展开争夺。725年，穆斯林军队攻占了西哥特王国在塞普提马尼的土地，夺取了巴塞罗那、纳尔榜。纳尔榜的圣鲁斯提克（Sainte-Rustique）教堂里建起一座清真寺。卡尔卡松、尼姆等主要城市都相继沦陷。732年，科尔多瓦的军队还越过加龙河攻击阿基坦，甚至深入到卢瓦尔河流域中部的普瓦图地区，在图尔同查理·马特进行了一场战争（即图尔之战），虽然遭到遏制，但是穆斯林军队在普罗旺斯地区占领了马赛、阿维农、阿尔勒等城市。因此，由于穆斯林的统治，这个地区的城市从西哥特风格转向伊斯兰风格，纳尔榜、佩皮尼昂、贝济耶、卡尔卡松等都表现出与穆斯林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建造的城市非常类似的特征。到8世纪40年代末，查理·马特开始在南部反攻，夺回了普罗旺斯地区，将这些地方的城市如尼姆、蒙彼利埃、贝济耶等收回。到8世纪50年代“矮子丕平”又夺回了塞普提马尼，占领了纳尔榜等城市。查理曼更是越过比利牛斯山向南不断征伐。然而，到9世纪后半叶，穆斯林又加强了在地中海西海岸的进攻，尤其是普罗旺斯地区，其势力从马赛沿着罗讷河一直深入到瑞士。在这股侵袭中，伊斯兰城市的影响也随之进入帝国核心地带。一般而言，位于交通要道的城市，如波河河畔的帕维亚，多瑙河畔的雷根斯堡，美因河畔的维尔茨堡，美因河与莱茵河之交的美因茨，莱茵河畔的沃姆斯、科隆，摩泽尔河畔的特里尔、梅斯等，在结构布局上，都与伊斯兰世界边缘的城市非常类似，这很可能是当时经济、技术等落后于伊斯兰世界的欧洲城市向先进的地中海地区看齐的结果。
综上所述，一个城市的发展，除了商业因素，还受到工业、资源、宗教、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在南部欧洲，5—6世纪的城市有很大程度的保留，并且继续发展。在皮朗看来属于“黑暗”时代的7—10世纪，城市面貌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这种状况与加洛林帝国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帝国以外的世界有关。一方面，正是由于帝国的拓展和伊斯兰时代的到来，才使欧洲的疆界与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接壤，城市成为权力控制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城市在得到极大发展的同时，也受到外部世界和多元文化的影响。正是在这些城市发展的基础上，后来又兴起了新的城区（即堡），通过城市扩张和建设新城，中世纪城市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发展。
事实上，日耳曼人、北欧人、马扎尔人、萨拉森人都没有阻碍中世纪早期欧洲城市的发展，这些外来因素甚至反倒推动了欧洲城市的发展。同伊斯兰风格的城市相比，典型的欧洲城市，即继承了古罗马正交街道和矩形城墙的城市要到12世纪以后才会复兴。而在此之前，很多欧洲城市也是以崎岖的街道和不规则的结构为主要特征，如卢卡、佛罗伦萨、威尼斯等，这也体现了欧洲和地中海世界城市文化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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