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市小人物：冥纸店老板
那还是正月里的一天，我的一个亲戚死了。一大早，我骑着电驴子跑了几家冥纸店也未买到花圈，后来打听着来到城郊一座叫“东良”的村庄——谢天谢地，村头那家冥纸店已开张。我停了车，使劲儿搓了搓快要冻僵的手，推门走了进去。
屋里很暗，也没生炉子，倒是摆满了诸如纸马、纸人、明旌、花圈之类的东西。见有人来，伏案写着什么的店老板扭过身子招呼我。只一眼，我就发现这是个残疾人，一对又亮又滑却又老旧的拐杖就斜立在他的椅子旁；那椅子更是陈旧不堪，两边虽有扶手，但四条腿之间都用生了锈的铁丝串联着，不时还发出“吱吱”的声响。那老板约有五十来岁，脸色蜡黄或更接近黑黄，身子瘦小，穿着也很单薄。我上下打量着他，忽觉有点滑稽，他的坐姿，与其说坐在椅子上，倒不如说是挂在椅子上。但我注意到，这人的眼睛却颇为有神，一双眸子乌黑油亮，深不可测，仿佛藏有大的秘密。他把一只与他的身材极不协调的大手搭在椅子靠背上，一手指着他的各类花圈向我介绍着价格。老实说，这不是个令人愉快的地方，无形的不可抗拒的阴森之气，谁都会觉得不舒服。于是我迅速选了一个40元的花圈，然而他却不能为一张50元的钞票找零。
我正焦躁着，碰巧来了一位还帐的老女人。一时间，他们拉拉扯扯，冷清的屋子里倒有了些生气，不过我倒听出是老女人嗔他少收了钱，而不是我起初以为的怪他多收了钱。但也就在那一会儿，我看到了他桌子上的“作品”——一幅极不象样的工笔画：主体是一朵大大的荷花，背景是圆顶的高山，山上有一排排连叶子的脉络也能看得清清楚楚的树。见我兀自发笑，起身打发老女人离开的他不好意思了，他闪烁着难为情的笑：“在这里闲得慌，没事儿瞎画呢。”“画得挺好的，”我也不知为何就与他攀谈起来：“但您这画法儿有问题。”他不再坐下，拄着拐杖认真地听。我说：“荷花不该与高山树木画在一起，即便我们看到一朵荷花，而荷花后面的山和树的比例也不是这样子，您这树比山还要高哩。”他兴奋起来，说：“我的画不好，您不如看看我的烫画吧。”说着，他从一旁抽出一张像案板差不多大的三合板……真的，我当时惊讶极了！这张普通的三合板，俨然是一件艺术品：二只活灵活现、形态各异的喜鹊，像是刚刚跃上一枝含苞待放的腊梅，不，富有动感的枝头尽处，有数朵梅花已悄悄开放，就好象为了配合那二只欢唱的鸟儿才悄悄开放的……而木版的右上角，分明是“喜鹊闹春”四字。
我不禁再次打量起眼前这位不起眼的残疾人，他就像一个急于被人肯定的学生，满脸都是迫切的神情。我暗道一声“惭愧”，诚恳地说：“太好了，这可是艺术品啊，您是用什么烫的？”“烙铁，是用烙铁烫的。”他笑了，这笑一下赶走了满屋的阴气。我接过他递过来的烙铁：一把普通的小型烙铁，由于年代久远，根本看不清原来的颜色，把柄处几乎与锈迹斑斑的铁杆一样的肮脏，导线上满是不知何年何月为防止漏电而缠上的绝缘胶布……那一刻，我心里就像打翻了一万个五味瓶，酸的多，辣的更多。他说他叫徐西安，从小被人打针坏了双腿，已在这间屋子里生活了四十多年；他还说，这些年总是见阴沉脸、挣死人钱，虽说娶了媳妇，有了儿子，但没人看得起，也没有人说话。
“所以你就画画，”我说：“权当解解闷吧。”
“算是吧，”他似乎露出一丝凄容，说：“画画是这几年的事儿，其实我一直在想。”
“想些什么？”我脱口而出。
他一楞，轻轻摇头间，欲言又止，但他终究没说，只把一张10元的钞票递给我……临走时，我说我一定要为你写一篇文章。他又有些惊诧，随即惨然一笑：我有啥可写的？
其实，我也不知这位冥纸店老板究竟有啥可写的。介绍他那些蹩脚又美妙的作品，还是惊叹他非常人的想象力？不，我甚至不知他想些什么。
小城市小人物：我的侄子桑甜
桑甜是我一个车站上的同事，1970年生人，比我小二岁，但他一直管我叫叔。
事情是这样，当初我参加工作时，与桑甜的爸爸同在一个行车班组。老桑是调车长，我是连结员，我们一起摆弄火车头，用句俗话说，就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那时，桑甜还是个中学生，老桑就勒令桑军管我叫叔。起初，桑甜有点含糊，到后来也就习惯了。我是说，一开始我也觉得难为情，谁知今天居然也习惯了。
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莫名其妙的侄子。这孩子傻，傻得不可思议，傻得骇人听闻。我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仅在他身上发现一个优点，即值班这天不喝酒，如果这也算优点的话。有一些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能证明我不是造谣：
有一次，桑甜向大伙儿宣称自己身体很棒，理由则是天天都和老婆做爱。毫无疑问，这番话引起人们的一阵哄笑。有人逗他说，你小子真敢吹，以为男人像女人一样能干呀？就连泰森也没这么棒，你当你是钢筋铁骨啊！可桑甜并不示弱，说：“我家有大力丸，皇室秘方，忒管了，诸位要不要试试？”
看着大伙儿一个个笑得东倒西歪，桑甜却仍是一本正经的样子，我很是惊诧他的傻劲儿；我甚至觉得他若不是缺心眼儿，就是故意的装傻充愣。若问他从哪里弄来的“大力丸”，他却说的有鼻子有眼儿，连每一粒的平均价格他也算得清楚。这让我又好气又好笑，就骂他蠢到家了，我说：“你连吹牛都不会吹，赶紧滚蛋吧。”
“叔，你怎么也不信呢？”桑甜很是委屈。
“老子当然不信，”我大笑：“你上一天班，休一天班，哪儿有机会和老婆一天一次？”
“上班这天是不行，”桑甜得意地说：“但我休班这天补上。”
没办法，正如我面前所说，这孩子傻。小时候，我曾听老人说，在一千个人当中，无论什么样的角色也能挑出来。对此，以前倒不觉啥，如今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信的。像桑甜这种角色，在一万，乃至一百万人里怕也挑不出几个。现在，我以一种兴奋的状态，讲一讲他的另一件事：
我们车站有位姓孙的老师，平时爱开玩笑。有一次，桑甜把他缠上了。原因则是孙老师冲他说了句“操你媳妇儿”的玩笑话。但桑甜立即掏出手机把老婆“电”来了，宿舍离车站很近，女人一会儿就来了，说叫我来有什么事儿呀？桑甜直言相告：“有人要操你。”
“谁呀？”那女人也不一般，她追问：“是谁要操我呀？”
“就是他！”桑甜指着孙老师很严肃地说，之后，他还洋洋得意地冲孙老师示威，说：“我媳妇儿来了，你操吧，你要不操，就不是人！”
“对，你要不操，就不是人！”女人随声附和，说罢就要解裤子。
孙老师被这对夫妻的举动吓坏了。刹那间，孙老师小脸儿煞白，一句话也说不出，平时很能侃的嘴巴疯也似的打着哆嗦，跟接着全身的血液又往上涌，弄得脸色比煮熟的猪肝还要黑紫……自不待言，最终孙老师“嗷”地一声，抱头鼠窜。
——关于我侄子桑甜，这类的事情还有许多，实在不堪一一叙述。但我绝不认为桑甜是什么涮人的高手；相反，我常常为他感到悲哀。问题是，我是否有资格为他感到悲哀？或者说，像桑甜这样被人们视为傻子的人，他也觉得自己是傻子吗？
我忽地冒出一个很古怪的念头，即我们大部分人才是傻子，而傻的原因则是我们接受的非人的常识和观念太多，进而把更像人的人视为傻子了。男人不可以天天做爱、老婆不可以被别人操，不正是我们大部分人的常识和观念吗？而桑甜没有这些常识和观念，于是他是傻子。这就好比亚当和夏娃从不觉得赤身裸体有何不妥，反倒是吃了禁果之后才有了羞耻感；或者说，桑甜的傻是由于他不是生活在未开化的“伊甸园”，而是生活在聪明人居多的当下吧。
小城市小人物：山那边的送水人
每天上午，我们楼下似乎总停着一辆农用三轮车，没人知道它具体从哪里来，也没人打听它的主人是谁，大家只关心车上是否还有水（顺便说一句，我们这里的自来水来自水库，偶有腥味，且有沉淀物）。三楼有人喊，还有吗？给我送一桶；四楼也有人喊，喂，还有没有，给我送一桶。一连三座由一张图纸克隆出来的居民楼，说不准哪儿就会伸出一个或男或女的脑袋这么喊。
水——据说是来自山区的泉水，滴滴答答地从车上的大水箱里漏到地下，把楼前的水泥地湿了一大片；他——那位矮小的送水人，拎着一个装有25公升水的方型塑料桶爬上楼，又带着另一个空桶迅速地跑下来，不一会儿，他额头和衣服也湿了……这情形，我太熟悉了，几年来，我熟悉得几乎忘了这一切的存在。像大部分人一样，只有听到送水人的敲门声，用一个塑料桶和八毛钱换过一个装满水的水桶时，我才会看他一眼或说一二句无关痛痒的客气话；然后，关上房门，仿佛什么事也未曾发生。
有一天，我老婆说：“家里没水了，你去扛一桶吧。”我说：“这两天没买水吗？”“不，”老婆说：“是卖水的没来。”说着就抱怨自来水的坏处。于是，我下楼买了一桶。坦率的说，这种圆形的专用水桶扛在肩上并不觉啥，不过才19升水嘛，只是扛着它连续爬上四楼，就感到不轻快了。奇怪的是，我的第一个念头居然不是鄙视自己没力气，反倒抱怨那个送水人为何不来送水。那一刻，人的非人性、依赖性以及不知不觉中养成的惰性，在我身上体现得实在是淋漓尽致。
这天上午，那人又来送水，也照例把水分别送到二楼、三楼和四楼。我没有像以往那样喊他，而是出于一种伪善——拎着空桶下了楼。送水人把桶接过去，我则在一旁等着。这人五十岁上下，小平头，络腮胡，像是只理发，从不刮胡子；他的身材矮小粗壮，四肢极为发达，脸上脏兮兮的，让人分不清是驾驶车辆蒙上的尘土，还是原来的皮肤就是那般的黢黑。车载的水箱很大，像是新焊的一个，长约二米，高和宽各约一米。此容量可容纳近二吨的水，这就是说，约有七十桶水，需要他送往那些如同鸟笼子一般的楼房里去；然后，他会获得五十多元的水钱。若抛去车辆和潜水泵的燃油费，他可获四十元的纯收入，再往别处送一趟可又得四十元。应该说，这个收入在我们这小城市还是不错的。
“我给你提上去？”把水灌满后，他说。
“不用，等一下我自己提吧，”说着，我给了他一枚一元的硬币：“这水挺好，你还往别处送吧，每天能送几趟？”
“上午一趟，下午一趟，”送水人的地方口音很重，山那边的人说话都这味儿，他又有些自豪：“俺这是泉水，没污染，另一个宿舍的老头说没俺的水，就不喝茶哩。”说着，他顺手找我二毛钱。我摆手说不要了，但他坚持给我，我笑着说：“其实，你的收入比我强多了。”
“这可是力气活儿，”他也嘿嘿一笑：“俺每天天不亮就去抽水，你能干得了吗？”
“这倒是，”我说：“不过，这水真是从泉眼里抽的吗？”
“不是，”他说：“俺村里有机井，旁边一个蓄水池，抽满水箱要两个小时哩。”
“你每天抽两车水，你们村长不找你麻烦？”
“他敢？”他忽然提高了嗓门：“不找他麻烦就够便宜了！”
“咋回事儿？”
“俺村里就五个党员，村长不敢得罪俺，他还指望俺的选票哩。”
见我不解，他索性大侃一通，说早年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战”，在部队就入了党，还说了村委的一些破事儿。我大致听明白了，意思是说村长之所以不敢得罪他，是因为每每村委改选时，他做为党员的一票很关键。这让我忽觉有些乏味，手指间搓弄着一张面值二角的纸币，心里觉得好笑，却又笑不出；那感觉就像出门拣了二毛钱，连乐一乐的念头都懒得泛起……
“水桶忒沉了，还是你帮我提上去吧。”末了，我不无恶意地说。
谢谢诸位的关注和鼓励！
另，回萧三夫人：抱歉，我确实没有考虑有没有人喜欢这些小人物，我只是尽量使他们真实些。：）
小城市小人物：妨夫克子的女人
坦率地说，以此为题去写甄大娘，多少有些于心不忍；我甚至拿不准自己是以一种怎样的心情完成的下列文字……
二十年前，甄大娘是我家住平房时的左邻；如今她仍与我母亲同住一栋居民楼。我不清楚她的具体年龄，仅知道她比我母亲大，今年怕有七十五岁上下吧。她个子很矮，头发早就白了，脸上的皱纹犹如风干的千层饼，眼角上也总是挂着像是时刻都在外溢的眼屎。她虽不甚利落，但说话嗓门很大，身子骨尚可，至少自己还能赶集上店。
甄大娘原有七个孩子，四男三女，其中最小的一个儿子是我的小学同学。搬家那年，甄大娘的老伴得肝病死了，新的楼房里，一连半个月都飞满了她那呼天嚎地的哭夫的大恸声。第二年，她在外地工作的大儿子也死了，病因和父亲一样。新的楼房里，就又飞满了她近一周的哭子的哀号。第三年，甄大娘的大闺女又死了，死于白血病。这让她悲悲切切地哭了一整天。像大家一样，我母亲也常说，你甄大娘真是命苦，才死了老伴，又死了一儿一女，白发人送黑发人，苦啊！
那时，我还多少有点迷信，总觉得甄大娘家的不幸与住进新楼房有关，不然怎么会那么巧，连续三年，家里人一年死掉一个？有人则不以为然，说她家的人是遗传病，但更多的人说甄大娘命里注定要妨夫克子。关于“妨夫克子”的说法，民间流传很广；而且还很有市场，无非是说某一个女人是天降丧门星，是鬼神专门派来祸害人的妖孽等等。其实，这些说法正是中国历史上一贯对妇女进行压迫、残害的最佳明证，也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最丑陋的一个死角。此处不提。总之，对甄大娘家的不幸遭遇，人们说什么的都有，但最终都会以一种很佩服的语气说一句“这女人真坚强”，意思是说，这种事儿倘发生在一般女人身上，疼也疼煞了。
我对甄大娘的坚强开始佩服，是在十几年前，即她的二儿子死后。她的二儿子名叫二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因流氓罪被判六年徒刑。二河出狱后，单位还是接受了他，不久他娶了媳妇儿，并得了一子。只是孩子未满周岁，二河就死了（病因与父兄相同）。记得当时，甄大娘一声也没哭，只是托了很多人分别劝说二河的媳妇儿，希望儿媳改嫁给三儿子，以免甄家的骨血落入他人之手。但是那年轻的寡妇说啥也不肯，她认为甄家的人以及后代都有遗传病，并指责甄大娘一家坑了自己，最后丢下嗷嗷待哺的孩子远走高飞……我是说，那个叫小河的孩子——如今正在读高中——就是甄大娘一手带大的。
因不在一个小区居住，我看不到甄大娘抚养孩子的难处，也看不到她为此操了多少心。偶尔见到她时，这个日益苍老的女人给我的感觉却总是很乐观，甚至连打招呼她也比我主动。我猜不出她每天在想些什么，但我知道她并没有多少钱，她的经济来源是剩下的几个子女每月给的一点养老金和每月到亡夫的单位领取的一百多元的生活费。其实，我们与其计算把一个孩子拉扯大需要多少钱，倒不如想象一个如此老弱的女人，把一个没爹没娘的孩子供养成一个在校读书的高中生需耗费多少心血。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她做奶奶的义务，是义不容辞的责任。的确如此，除了甄大娘会义不容辞地抚养那个孩子，再没有谁伸手去管了。
如今，甄大娘的二闺女患血液病已住院一年有余；三闺女的丈夫去年死于癌症，现已家徒四壁；四儿子，即我的小学同学因病办理内退，后遭遇车祸，现正进行第N次腿骨手术；三儿子早被单位开除公职，做生意屡做屡败，十年前离异，无子，目前靠陪护住院的弟弟以获取弟媳给的生活费。
——所有的科学都要我们破除迷信，所有的好人都在为甄大娘叹息。而我，一个最不相信鬼神，且最知道妖孽是怎么回事的人，却忍不住喝问：苍天在上，这世上难道真的有妨夫克子的女人吗？
没人告诉我，苍天也无语……
我只听到厄运之神发出的一阵阵令人不寒而栗的狂笑。
小城市小人物：开火车的师长
我和老韩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认识的，那时我是调车长，四十岁的老韩是调车司机。值得一提的是，老韩驾驶的是“建设”型蒸汽机。说起那种老式的火车头，人们通常会联想到一鼻子灰的火车司机，但老韩却是个例外。这样说吧，我从没见过比老韩更爱干净的人。如今相熟的人偶谈起他来，仍以惊奇的口吻描述他：鸭舌帽，白围巾，一身带套袖且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作服，鞋子永远是一双白色的网球鞋，冬天还不忘戴上白手套。呵，在除了煤尘就是油污的机车上挣钱，老韩这付打扮，用“洁癖”二字怕不好解释，大家暗地里就称他神经病。他吃馒头不吃皮儿——嫌脏；喝水自备热水瓶——放心。据说，他老婆炒菜时，油稍一冒烟，老韩就把炒瓢抢过去，拉开窗户，伸出去……
老韩个头很高，怕有一米八五以上，他面相不俗，皮肤较白，身板也魁梧；他每天刮二次胡子，洗三十次手，反正车上不缺水。老韩平时不说话则已，一开口准是大嗓门。我们每班工作十二小时，差不多有十个小时会在一起，除了正常的作业，大家尽在一起瞎侃。老韩喜欢军事，尤其喜欢谈论朝鲜战争，他不仅把战争前后的历史背景侃的头头是道，且对参战各军的师长以上的人名了如指掌。每每谈及志愿军第180师失利时，他就一边痛恨不已地狠捶大腿，一边高声痛骂郑其贵（180师师长）优柔寡断、贻误战机，声称若是由他指挥部队，不仅不会落入敌军包围圈，即使被围也会率部成功突围。有人问他如何突围，老韩就拿粉笔在黑板上画，直至把大家画迷糊为止。后来，他干脆就以师长自居。每逢调车作业时，我一喊他韩师长，他就猛踩汽笛，还把火车开得飞快，并一本正经地任命我为团长。
有一天深夜，不知是老韩操作有问题，还是他的司炉没烧好汽，一组三十节车匣子的车列在一个上坡道上抛锚了。当时我困得要命，车站更是催命似呼我，我就大喊韩师长使劲儿，怎奈那台破“建设”只吭吭跺脚（打空转），就是不往前走，活像一只尾巴上栓着一座楼的牛。气得我直骂他笨蛋，老韩听了，也不吱声……次日下班，他很严肃地对我说：“昨晚那事儿不怨我，夜里天降露水，钢轨上打滑，所以才抛锚，你不了解情况就骂人，这样没素质，不能当团长了。”
我大笑，说俺本就不是当官儿的材料，撤了也罢。谁知老韩不依，说：“我知道老弟的本事，过分谦虚显得不实在。”说着，老韩还拍拍我的肩，像真事儿似的，说：“今后你就当连长吧。”
还有一次，老韩大概的过于兴奋，总是刹车不及，几次把车撞得轰隆作响。众所周知，在站场内编组列车，最讲究配合，连挂车辆时，我根据速度和距离发出信号，司机则依此掌握手中的汽门和闸把，否则就不安全。老韩这干法儿，令我大为恼火，就骂他眼瞎手笨。他很不服气，在机车上伸着脖子辩驳，并指责我发的信号晚。这种事情是永远辩不清楚的，我索性就戏弄他：“破车头有什么难开，汽门上挂一根油条，狗也能开跑，嘿，你哪里是韩师长，纯粹是笨蛋加色盲的憨师长。”他听了就咆哮如雷。下班时，老韩又跑到调车组，煞有介事地对大家说：“伙计们，小毕的素质越来越差劲儿，最多能当个尖刀班班长……”见大家就乐得弯了腰，老韩夸张的弹了弹白手套上的虚拟灰尘，扬长而去。
其实，我和大家一样，觉得与老韩在一起工作蛮愉快的，如果同一个环境里，每个人的品性和喜好都一模一样，那才毫无生趣呢。只是后来更换内燃机车时，老韩就退休了。
王小波说：这世界很无趣，趣味只在混沌中。如今把玩这话，就忍不住想起当年的韩师长——我拿他开涮，他何尝不是逗我玩儿。若干年来，我被他连贬数级，却赚了快乐好几筐；老韩在火车头上当师长，天知道那满世界乱跑的车匣子是不是他的精兵悍将？我想，不论做什么，也许趣味一直就在我们身边，只有无趣的人才看不见它吧。
小城市小人物：歪嘴女人和狗
街心公园西南角有个花鸟、宠物及旧货交易市场，偶也有一伙倒腾假古董、旧书籍的商贩夹杂其中。甭管是否节假日、双休日，只要老天不下刀子，那里总是人来人往、鸡欢狗跳……我是说，差不多每隔十天半月，我也带上儿子去跳上一回。
小孩子喜欢看狗，从他两三岁起，每次到了那里，他就拔不动腿。时间长了，我们爷俩儿倒和几个卖狗的主儿，混了个脸熟。其中一个卖狗的女人是个歪嘴，我出一百块打赌，这女人是中国古往今来最正宗、最典型，且最能让人过目不忘的歪嘴。起初我儿子看到她时，直不敢靠近她的狗摊儿，问他为什么，答曰：怕那女人的嘴。
这女人大约四十来岁，中等个儿，且又黑又瘦，稀疏的头发像枯草一样蓬蓬着；她白眼珠子多，黑眼珠子少，还总在人身上滴里骨碌地乱转悠，仿佛能看出谁的口袋装着钱。她不像别的卖狗人那样滔滔不绝地吹捧自己的狗，或往自家狗脸上贴金；往往是有人问一句，她才答一句，再不就索性把买主看中的狗从笼子里拎出来，扔在铁笼子上面让客人自己看。我猜，这肯定与她的歪嘴说话不利索有关系，包括诗人在内，世上还没有哪个卖主不吹唬自己所卖的东西哩！美国平民诗人惠特曼就很能吹，一气把文坛权贵爱默生吹烦了；于是，喜欢自吹自擂的诗人惨遭围攻。不过，惠特曼确有资格吹，从不作弊的时间证明他的作品确实不是吹出来了，所谓吹也只不过是依仗能写的笔、能侃的嘴推销自家产品罢了。而卖狗的歪嘴女人就没这么棒了，这倒不是她的狗不好，也不是她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家的狗好，只是嘴巴不肯帮忙。她的嘴压根儿没长在正地方，倘有人闭上眼睛，顺着她的鼻子往下摸，肯定摸不到嘴，要摸到她的嘴，还需往她的左耳朵方向大幅度移动；换句话说，一切能吹的人的腮帮子位置，才是这卖狗女人的嘴巴的位置。
当然，这歪嘴女人的产品——狗——还是不错的，我虽不喜欢狗，但对那些名目繁多的狗的品种已耳熟能详，什么西施、博美，什么腊肠、沙皮，甚至还有最凶恶的獒犬，也时常摆上她的柜台——一字排开的五个大铁笼子。
她的生意极好，每次去都能看到有人与她成交，那些狗也确实活泼可爱，不怕生，也不欺生，谁伸手摸也不要紧。但我听说，一般卖狗者大都有诀窍，即喂狗时，搀上一种药（没打听清楚，仅听说还有解药），小狗吃了有精神，等被买主带回家，不几天就腹涨呕吐、停止进食，最终一命呜呼。这样做的目的，可致使喜好养狗的人士再去买，如此反复，则狗源滚滚、生意兴隆。
有天早晨，我和儿子去看狗时，恰巧赶上歪嘴女人喂狗，我留意了一下狗食儿，咳，和我想象的大相径庭，那不过是一盆用玉米面和面粉拌成的糊状物。只见她掀开一个笼子，随手拎出二只或白或黑的小狗，丢到那肮脏不堪的瓷盆边，狗便大嚼大咽起来；不等吃狗吃够，她又把它们一个个拎起来丢回铁笼子里；被丢回去的狗，就伸出粉红色小舌头，使劲儿地舔着上下的嘴唇，像是在不情愿中回味着刚才的早餐。大约半小时内，歪嘴女人一直重复这项工作，脸上也没什么表情，偶而也往自己嘴里塞几块早已掰成颗粒状的烧饼。
儿子悄悄问我，说这人不怕脏吗？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就示意他禁声。路边有个男子也对那盆狗食儿感到惊奇，他指着盆子问歪嘴女人：“你的狗个个长得这么好，咋地就吃这玩意儿？”
“这就不孬了，”歪嘴女人一边嚼着烧饼，一边不屑地说：“狗还能吃什么？”
“冯娘娘家的小狗吃火腿肠呢。”我儿子终于大声说话了。
“嘁，那是惯坏了，”歪嘴女人一侧脸，把嚼得稀烂的饼吐进一个铁笼子，说：“信不信，这年头就有人把狗当老爷养哩！”
闻言，我和身边那个男子都笑了……
回家的路上，忽想起一位朋友的话：人与狼处时间长了，会有狼性，与狗处时间长了，会有狗性，惟独没有人性。
小城市小人物：三号铆钉
三号铆钉是的蒸汽机车的小部件，长约三十厘米，直径如茶杯口。但这里的“三号铆钉”则是一个老男人的绰号。像水泊梁山上的好汉一样，所有人的绰号均有来历，而这个男人的绰号的来历，却是胎里带——天赐一根硕大无比的生殖器。
我不清楚“三号铆钉”的真名实姓，在我们居住的小区，人人都管他叫“三号铆钉”；不仅男人这么叫，就连大闺女、小媳妇儿也这么叫。年轻的女人并不晓得这绰号的来历，只有那些老女人们谈起他时，满是皱纹的脸上才会呈现一种暧昧的笑。
“三号铆钉”是个老光棍，今年怕有七十岁，是机务段的退休工人。他很少与人来往，一个人独居在破旧的平房里，来往走路时，倒也经常看到这位已开始驼背的老人。有时他坐在自家门口晒太阳，更多的时候则是见他拾掇院子里的花草儿。“三号铆钉”并不是本地人，听口音像是从南方过来的。据单位的老人说，“三号铆钉”年轻时结过二次婚，只是没留下一男半女，个中原因说法不一，但几乎所有人对此有着浓厚的兴趣。
现在，且容我引用一位叫半文的作家的一段文字：沙地人把床事或做爱称为“日”。沙地人以“日”字，来指代床事或说做爱，说明日非同一般的重要。……沙地人也一定会华夏的祖先一起，把男女生殖器官，日的宏伟场景，形象夸张生动地，画在岩石上，让人万世景仰。可惜，沙地是平原，沙地一马平川，沙地连高大些的树都看不到一棵。所以，沙地人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来表示对生殖的崇拜。
这段文字很精彩，作者把名词“日”演变成动词，并从中挖掘出民族文化，确实不简单。不过，动词“日”绝非他笔下的“沙地人”的专利，吾城吾民也把床事或做爱称为“日”。比如，有人告诉我，“三号铆钉”的第一个老婆就是被“日”死的，从结婚到死前后不足半年。
起初，我对此大为惊诧，女人能被“日”死吗？依常识和经验来说，女人能把男人“日”死倒能讲得过去。曾读过一个旧小说，说是明嘉靖皇帝派人从各地搜罗了一百名美女，分别取名诸如桃花、荷花、季花、山花、野花等等；众美女被集中在一座大园林里居住，供皇帝来“日”，该园林名曰“百花园”。可是皇帝实在“日”不过来，后来也就不去了。日子长了，“花”们就急了。其中几位胆大的美女贿赂太监，从外面弄来一男子，不消细说，这家伙天天“日”呗，可没“日”多久，就精竭而亡……再者，对一个男子与一个女人而言，在这方面，保准儿是男子先抵挡不住，美国有个女子，就曾创造与数十男子连续“日”十三个小时的世界记录。
然而，有知情者说，“三号铆钉”的第二个老婆在婚后不足半年也死了。他的阳物又长又粗，把那女人的子宫弄坏了。关于“三号铆钉”的传说，在吾等男人的世界里，差不多是众所周知的事。偶闲时，大家的精彩发言如下：
1，他很可能搞错了地方。
2，这家伙若是生在武则天时代就好了。
3，活该那两个女人不经“日”。
4，这混蛋可谓祖国第一猛男。
5，“日”的时候，加个垫圈儿就好了。
但不管怎么说，人们对他还是持同情态度的；我也时常为老人一生未逢对手，而大为惋惜。人皆说天生我才必有用，何故如此雄壮的“铆钉”无用武之地？造物这般弄人，实在可恶。联想“三号铆钉”蹲在地上拾掇那些花花草草的样子，真希望从地里蹦出一位器官与之配套的花仙子，好让他痛痛快快“日”一回。由此，还有件事情使大家心存不甘，即“三号铆钉”的阳物究竟有多大，确如蒸汽机车上的三号铆钉吗？——再没有什么比人的好奇心更难遏制的了，能看一眼“三号铆钉”的生殖器居然也成了众人的奢望。
然而，没有谁看到过“三号铆钉”的阳物，因为他从不进澡堂。但“三号铆钉”的右邻，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却不屑地说：什么破铆钉，分明像个豆虫儿。
有人告诉我，狗是不舔下嘴唇的，说的我一愣一愣的。该问题还需再仔细观察研究一下。不过，夏天时，狗把舌头伸的很长，耷拉下来来的情况倒是常见。
小城市小人物：九指大华
大华从小就少一根手指头。四十年前，他妈妈抱着他往火车底下钻，活该这小子命大，火车轧过他妈妈的肚子时，他被甩到道心的另一侧，巨大的铁轮子只把尚在襁褓中的大华的左手小指咬了下来。从此，人皆称他“九指大华”。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初中毕业的大华顶替父亲干铁路，因手有残疾，被分配在车站的货运部门。大华脑子活泛，有较强的经济意识，没几年就和一些大大小小的货主有了或密切或不密切的关系，与他们称兄道弟，且常常喝得小脸儿通红。那时大家抽烟抽“青岛”、“泉城”，他抽“琥珀”、“大前门”；大家骑自行车，他骑冒烟的“黑老鸹”。总之，九指大华比谁都时髦，也比谁都有钱。吾城吾民有云，仨钱的不与俩钱的说话——此语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实话——除工作时间，傲气十足的大华绝少与同事们来往。
我比大华小几岁，在他被捕之前，二人几乎不说话，故了解甚少，只听人说大华是个有福之人。及至他因倒卖车皮进了监狱，女友嫁了别人，那些时常羡慕他有福的人却又说他这辈子注定是个倒霉蛋儿。其实大华的事并不大，二年后刑满释放，转眼就成了“老职工，新学员”，即重新被单位接受并安排了工作。
那时（1990年前后），单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很多，大家同住一座单身楼，时常凑在一起，以各种形式燃烧过剩的精力，诸如谈恋爱，练拳击，弹吉他，打麻将，偷看女生宿舍什么的。但九指大华却蔫了，因为没人找他玩儿，他就一个人闷在房间里。有时，半夜里还见他一个人像老头似的蹲在门口抽烟，其实他才二十五六岁。
一天晚上，九指大华敲响了我的门，说要跟我学着弹吉他。我很是意外，也很不情愿，因为我正处失恋中，情绪严重低落，根本没心情陪他玩儿。于是我把吉他和乐谱给了他，说你自己看着拨弄吧。大华很知趣地走了。数天后，他来还吉他，并说自己也买了一把。接过琴的瞬间，我看了下他的左手：畸形、难看，觉得格外的别扭，就像我们手心向下，努力地把小拇指藏起来似的。这让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即九指大华不适合弹西班牙吉他。
众所周知，演奏吉他时，根据需要左手以不同的指法按住琴弦，每一根手指都有任务，以达到正确发音的把位；而右手拨弦，不论摇滚节奏型还是分解和弦，小拇指几乎处于失业状态。我把这情况说了，九指大华听了一愣，发呆半晌，说那该怎么办？我吊儿郎当的耸耸肩，表示爱莫能助。
谁知，当天夜里，大华的房间里却传出杂乱无章的琴声……大概是处于一种好为人师或幸灾乐祸的心理，我第一次走进了他的房间。但这个九指大华却让我大吃一惊：他把吉他的六根弦全部拆下，再重新反方向安装，即把1弦和6弦的位置颠倒，2弦和5弦、3弦和4弦的位置依次颠倒，以便使自己的右手按把位、左手拨琴弦。我无比好奇地拿过他的吉他，反其道而试之，——咳，其别扭劲儿就像反穿皮鞋去赛跑，又像伸长了舌头舔鼻子。我当时就大叫起来，称他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应申请个专利。许是我的情绪感染了他，大华也笑了，说发明吉他的人若知道我把琴弦倒装，一定会气死。
打那以后，我和大华交往多了起来。我喜欢听他讲狱中的事儿，他则要我教他谈吉他，每天形影不离，活像一对同性恋者。
如今想想，在那段日子里，我和大华未尝不是在相互抚慰，一个失恋者和一个失意者的精神上的相互抚慰。大华说很感激我，在人人视他为瘟神的时候，认他做朋友。其实，人类的情感要比五线谱复杂一万倍，与其谈我们的友谊，毋宁承认所“谈”恰恰是高尚的谎言。吉他的高低音，是大华年轻而又多变的人生；在他一劫一难的故事中，我蓄意培养的优越感，渐渐冲淡了爱情的苦水。然而，彼时的大华洞悉我的自私吗？不，我早已不弹吉他了，而这个夏季的夜晚，九指大华的“爱的罗曼斯”，又一次在那边奏响……
小城市小人物：有钱的穷人
前不久，S寄给我一篇小说，还打来电话说是试验性文本。这让我多少有点意外，因为这位——常被我戏称为有钱的穷人的——老弟已很久没动笔了。然而，当晚把那篇题为《一个男人的梦》的短篇小说读完后，我却吃了一惊。一直喜欢卡夫卡作品的S，在这篇不甚成熟的小说里，也制造了一个几欲变成虫子的“葛利高尔”：魔幻并荒诞的文字就像个迷宫，自以为是的心理医生、精神崩溃的企业家、形迹诡秘的男女同学交替登场……最后，所有的男人集体自杀。因为这些男人的身份虽不同，但稍加推理，便可发现他们是同一个人。
我当即给他回了邮件，并对小说提出点个人意见，但我还是有些难以名状的不安。S自己就是一个需要心理医生的准企业家。
数年前，S与人合资接手了一家化工厂。在市场的大潮中，摸爬滚打，几番沉浮，如今已小有规模，且经济效益越发可观，仅2004年，S分得二十多万元的红利。有一次，我怂恿他买辆车，谁知他双手一摊，满脸都是无辜：“哥们儿，我哪儿有钱啊。”后来才知道，他与其他几个股东把每年分得的红利又投到生产中了。倘若细算，S在厂子里的投资至少也有七八十万了，而平时只拿几百元的月工资，厂子越办越好，手上却越来越没钱。S主管繁杂的日常生产，早晚还去伺候老人，忙得连和老婆亲热的工夫都没有。偶尔大家相聚，S给我的感觉就是缺乏睡眠，这家伙本来就瘦，且不爱打扮，眼睛里带上血丝，便越发显得憔悴；那样子，与其说他不像老板，倒不如说他是在车间连续了工作三天三夜的农民工，用他的话说就是，“厂子是自家的，不玩命咋成呢？”
不过，S总是能挤些时间写点什么。S平时的商人气很浓，但在他的作品里，这些气息却完全被一种冷飕飕的忧郁乃至绝望的气息所替代，如这首发表在一家周刊上的《世界是永远的冷色调》：
“所有的星辰都会在某一个日子寂灭
所有的人都只会留下模糊的背影
时间的缝隙里只有一缕光芒曾经属于我
你打开我坟墓一样的房间
用温暖的双手把我的眼睛拨亮
然后象所有离弃了我的人一样
你绛红色的嘴唇夜一样幽凉
象蛇一样紧贴着我的忧伤
——世界是永远的冷色调
我恐惧地捧起你的脸
象抱紧没有温度的暖气片
My dear，我紧紧抓住太阳的衣角， 它正要抛弃我！”
在这首小诗里，我强烈地感到S的内心是充满着矛盾和孤独。男人间的交往不同于女人，除了常约他以酒代茶大醉一场，我想不出还有什么能让S愉快起来。每每喝多了，我就笑他是有钱的穷人，还常常拿《大染坊》的作者陈杰的经历调侃他，说你莫如放手去干，等将来发了大财，静下来，也像陈杰那样写一本大书。
其实，我这话确实击中了S的某根神经。从小酷爱文学，并一直坚持诗歌创作的他，又何尝不想写一本诗集，以圆自己长久的文学梦？早在十五年前，S带着一颗朝圣般的心，只身下了四川——为的是能早一点读到最新的那一期杂志，更想见一见那些犹如心目中的英雄一般的编辑大人们。然而，在《星星》诗刊的编辑部里，一位敞着衣襟，叼着烟卷的人，如此接待了这位来自山东的少年：“X主编？不，我不能为你引见。”“杂志？有，按理说该送你一本，可是……”于是，我们的朋友——S无比悲伤却又赶紧地奉上当天的饭钱……后来，每提及此事，S均把头摇得像个货郎鼓：我再也不要见那些人了。
的确，做为企业家或者商人，S的生活圈子里的人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了。S来借书时，选的是尼采、加缪、茨威格、王小波……我想，有这些人陪S，他也许不寂寞，但他必定更加孤独。孤独于我是矫情的奢侈，于他或许就是生命的营养，而每天都在补充这种营养的S，究竟是商人，还是诗人？
我不相信谁会把二者结合得完美，而不完美之处，便是痛苦。
小城市小人物：身高二米零八
大杨十八岁那年，即1974年就已是身高二米零八的巨人了。这家伙从来吃不饱，饿急了，便钻进农人的窨子偷地瓜充饥，倘被人发现，他就大幅度地弯下腰，以便让人赏他一记耳光。这年冬天，某部队来县里带兵，发现了这位像电线杆似的傻大个，却如获至宝，并把他送到当时代表国家队打比赛的八一男子篮球队。
八一队的人才济济，至少大个子有的是，仅那个穆铁柱在，便显不着大杨，加上他身子笨拙，且弹跳力太差（摸高20厘米）。于是，大杨入伍还不足两年，摇身一变就成了一名光荣的复员军人……愿意接受大杨的单位有的是，某矿务局派人前去洽谈，力邀大杨加盟该局篮球队，并许诺给予井下矿工的待遇，即每月八十四斤的粮食计划。大杨听了，二话没说，脱下军装，直奔每月都有“八十四斤粮食”果腹的吾城而来。
我第一次见到大杨是在1977年，那时我还是个小屁孩儿，精神头儿贼足，喜欢一切人多且人人都在叫嚣的地方；总之，哪里热闹我就爱往哪里流窜。听大哥说某矿晚上有篮球比赛时，我还很惊奇，寻思：晚上怎么还能打篮球？我大哥很猖狂地对我说，那叫灯光球场，毛孩子不能去。说完，骑上“大金鹿”自己去了。我脱下凉鞋，像兔子似的在后面无声无息地跟着跑，跑着跑着心脏就受不了了，直累得我头晕眼花，及至看到灯火通明的篮球场，也未顾得上惊诧，倒是球场旁边的一个巨人惊得我险些把心脏和眼珠子一起跳出来：这人的脑袋就像家里做饭的铁锅一样大，卡着锅炉一样粗的腰的胳膊就好比我大哥的大腿。巨人好象在听一个瘦子说话，两人的身高比例是1比3，差不多就像一根铅笔与一根擀面杖竖在一起，而瘦子一张一张的嘴巴，也绝没有巨人那一眨一眨的眼睛大……后来我知道这个巨人就是大杨。
按说大杨在吾城不算小人物，倒是有不少小人物在谈大杨。据说，大杨的老婆是单位工会“发”给他的一位大个子女人，此女心存恐惧，于新婚之夜越房逃跑，不料被埋伏在门外的工会干事捉个正着，交还大杨时，大杨一手拎着那潜逃未遂的女人，一手分别向众家兄弟握手致谢。
还有一次，几个小流氓乘夜黑风高，合伙劫道，远远见大杨骑自行车过来，发一声喊，欲让大杨留下买路钱。大杨吃了一惊，赶忙下车，谁知倒把几个小流氓吓了一跳，因为骑在车子上的大杨远没有站立着高。大杨担心自行车被抢，顺手就把车子挂在一棵法桐树上，回过头来，小流氓们却没了踪影……
1990以后，大杨不再打篮球，就去了煤销科。这期间，已在火车站工作的我见过大杨多次。他常常到车站来联系煤炭的挂运情况，见了人就掏出香烟，还堆起一脸分不清是笑还是哭的表情，努力地弯下腰给人家点上，只是我发现大杨的巨腰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笔挺的直立过。大杨许是老了，许是别的什么吧。我说不好，但他那锅炉般的巨腰的每一次弯曲，均让我替他感到滚滚的委屈。在这个小城市里，还有谁会为另一个人的腰是否直立而操心？不，再没有第二个人了，我为我的迂腐和几乎同样的处境而深感羞愧。但也正是这种常常在我既傲慢而又卑微的内心里泛起的羞愧感，使我再也找不到当年赤着脚丫子——哪怕奔跑十里路——看到巨人时的兴奋和狂喜了。
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大杨是在他所在的矿区。我们的机车去煤矿挂车，不远处有一群人像在聊天，一付活脱脱的“鹤立鸡群”图告诉我，大杨必在其中。我不再激动，也不再惊异，我只是很平静地看着他们。不一会儿，见大杨从人群中走了出来，路过铁路道口时，他又一次深深地弯下了腰，比谁都艰难地钻过那道横跨在路上的栏杆。这时，拖着上千吨煤炭的火车启动了，汽笛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吼，大杨向我挥了挥手，我向他点了点头……
后来，听说大杨出了车祸，他被一辆摩托车撞断了双腿，不久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