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设银行的哈尔滨的一个分行长，他去年底就很苦恼。因为他要完成一个刚性指标：实现存款余额约50亿元！可实际他只有不到42亿元。
于是，他层层分派“储蓄”任务！
结果，我的一个学生在建行，任务派给他500万元！
学生求到我，给我的“任务”是10万元。12月20日存入，第二年的1月5日后就可以取出！额外奖励4桶豆油！
所以，当中国的某个大商业银行吹嘘，它的存款余额10000亿元时，大家千万不要相信那些虚假的数据。但中国人民银行是要利用这些数据的！
中国人民银行一方面向全世界公布这些“辉煌”的数据，维持着美丽的幻象！
另一方面却阴险的“挤压并敲诈”着商业银行！
当商业银行的账面存款余额为10000亿元时，它的真实值只有8000亿元。可中国人民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为20.5%，商业银行要“上缴”2050亿元！此时商业银行手头只有5950亿元了，它能贷出5000亿元就很不错了！
这就意味着，商业银行的资金链“非常紧”！商业银行非常缺钱！
传导到民间，高利贷的利率就要高涨！
搞实体经济的中小企业就会非常“难过”！时间久了，就会大量的集体死亡！
原来，中国目前经济的怪现象，不过是“数据”搞得鬼！
数据是假鬼，有决策权的是真鬼！
鬼闹鬼，中国经济不死那才怪呢！
作者：BrainstormV 回复日期：2011-09-05 14:4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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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英雄所见略同！
你的“防火墙”的概念对我也很有启发。
作者：BrainstormV 回复日期：2011-09-05 14:4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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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英雄所见略同！
你的“防火墙”的概念对我也很有启发。
好久没写东西了。我把7月份修改的文字，拿出来献丑吧。
这是《一个可怜的中国农民》的一部分
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什么不能持续？
中国农民的血泪史
“一个中国农民能够养活多少个中国人”，我的本意是想揭示一个事实：60余年来，地球上的有一个政权，它所宣扬的辉煌的统治业绩，不过是把农民的生产能力由“养活两三个人提升到四个人”而已。其实，即使这个进步，基本是国外的技术进步带来的，比如：种子技术、化肥和农药等等。
中国的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清醒”的少数人和“昏睡”中的绝大多数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在粮食安全的问题上，每一个国民所承担的风险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无论是你清醒还是昏睡你都必然拥有这样的忧患意识：一不小心，中国人就要重新挨饿了。即使是清醒的人，也无法摆脱这个冷酷的事实。前一阵的闹剧般的“盐荒”（2011年3月末）就是将来的可能发生的粮荒的“预演”。
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一开始，就参加了一场“保家卫国”的朝鲜战争。战争产生了巨大的“费用”，国家因而负债累累。决策者渴望管理着现代化的国家，必然要搞工业化。当然了，中国早期的工业化其实是军事工业化。在五十年代“中苏蜜月”的那一个阶段，中国引进的几乎每一个工业项目都与军事目的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中国的工业化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民生”的考虑。农村建设被扔到了一边，农民的生产很落后。
一方面中国欠了很多债，一方面中国又要搞工业化的大规模投资，钱从哪里来啊？当时中国有数量巨大的农民和每一个中国农民生产出来的仅能够养活2~3个中国人的农产品！农民是无法“出口”的，于是就得“挤”一点农产品出口，以实现中国决策者的“伟大的雄心”！
人民公社
要农产品增产又要农民少消耗农产品，于是就搞了人民公社。所谓农村人民公社，是在高级农业生产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成立初期的生产资料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本质就是把土地的使用权收归集体！在劳动分配上实行工分工资制和票证供给制相结合，并取消了自留地，压缩了社员家庭副业。结果是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消极影响了对农产品的生产。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中国就大“跃进”了，工农业生产似乎飞黄腾达了。但事实上，中国农民却由养活3个人而逐渐降为2个人了（人民公社化，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降低）。农产品的总产量实际是减少的，而中国的决策者得到的却是“相当乐观的数据”，自然就要增加出口了。可怜而又脆弱的“粮食平衡”被打破了，于是不久，1960年到1962年就发生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可怕的粮食供应短缺！
1962年以后，绝大多数人民公社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部分恢复和扩大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但“平均主义”缺欠并没有解决。农村人民公社事实上“政企不分”。即把基层政权机构（乡镇人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机构（社管理委员会）合为一体，统一管理全乡、全社的各种事务。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可怕的饥饿使农民的生产率稍有提高，其实不过是恢复性的提高。整个国家仍然没有摆脱这样的一个困境：一个中国农民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养活两个多一点的中国人！
注意：从1958年到1960年中间间隔了两年，正是这两年耗尽了整个社会最后的积蓄，这个积蓄指的是物质积蓄，而非所谓的钱！这对我们现代人也有启发：如果我们把辉煌的2008年看作是历史上的1958年，那么时隔两年或三年就会出现类似于1960年的粮食供应短缺！
决策者的“雄心”仍然那样高涨：他们需要原子弹，他们还需要卫星，当然他们也需要奢侈品！可是他们没有真正的发展经济手段，于是，他们只好去“挤压”中国农民！决策者知道他们没有能力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但是他们懂得提高农民的总数量也同样可以扩大“对中国农民的挤压效果”， 这回他们有了新的发明：鼓励生育，让那些中国“愚昧的妈妈们”生产出数量越来越多的农民！当时的口号叫“人多力量大”。持不同意见的马寅初就成了牺牲品了。
孩子生得多了就意味着将来有更多的可以被挤压的农民，但那是“将来时”啊，到了六十年代末期和七十年代早期，中国的农民数量仍然不够决策者们的雄心的需要，那么农民从哪来呢？伟大的决策者们又产生了伟大的发明：将城市里的年轻人驱赶到农村做农民！当时的口号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
早在1955年4月，中国的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到了苏联的城市青年移民垦荒运动，回来后就向中共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
这个意见得到决策者的首肯。因为是一箭双雕之举：城市里吃闲饭的人减少了，中国农民的数量进一步扩大了。
1968年12月，决策者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
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近百万人。
从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知青”却是广大农民的一个负担。只有在那些缺乏基础教育的地方，极少数能够从事教育工作的知青才有益于当地农村的发展。 但这些有限的贡献远不能抵消知青给农村社区造成的损失。更重要的是，知青在农村没有归属感，是匆匆的“过客”！所以，下放知青的努力并不能给农村的发展带来多少好处。
到了七十年代后期，中国的人口进一步膨胀，但可怜的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却一直在下降，已经下降到无法再下降的地步了。伟大的决策者们实现了最后一项伟大发明：“窝里斗”！当时把这种斗争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伟大的第一代的决策者们，要么安详的进了水晶棺材里，要么安详的被撒进大海里。临死前这些决策者们拥有了号称的原子弹和号称的卫星。他们在弥留之际仍然没有解决中国人的饿肚子问题，换句话说此时的一个中国农民连2个中国人都快养活不了了。
第一代决策者们“光荣”的走了，第二代决策者们拿起了权力“接力棒”：此时的中国有九亿人口八亿是农民，农村是残垣断壁，城市里到处是工厂的废墟！怎么办呢？改革呀！自己会改吗？不会呀！请外国人来嘛，那就再加两个字“开放”！于是，第二代决策者们的伟大发明横空出世了：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
拿农民怎么办呢？第二代决策者们显然聪明了一些，首先要提高劳动的生产率，就是要一个中国农民能够养活3~4个中国人。这就需要可怜的农民们具有生产的积极性，于是就得让农民们拥有了土地的使用权，这个政策就是后来所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1991年11月25日―29日举行的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决定》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步，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锅饭”的旧体制。
农民们果然不辜负决策者们的“殷切期望”，农产品的产量开始上来了，中国人似乎摆脱了饥寒交迫的囧境了，这个“故事情节”贯穿了八十年代的早期。
在整个八十年代可怜的农民们仍然被决策者们无情的挤压着。但决策者们决定还是要给农民换一个身份，要把农民们改造成农民工们。可是决策者们毫无经验，是指“驱赶农民离开田间地头”的方式上毫无经验，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啊。刚开始时，大量的下乡知识青年陆续的返回了城市，城市里的国企很艰难的收容了他们，但国企就愈加效率低下了，不得不搞了一个实验品叫街道企业来收容城市中的新“无业游民”，可是没有有效地产出，何以为继啊？于是大部分国企和街道企业逐渐一道“玩完”了。
但农村的实验品，叫乡镇企业的却如火如荼的发展起来了。
198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转发农牧渔业部和部党组的通知》中，把原来的社队企业改称乡镇企业，赋予乡镇企业以不同于社队企业的新的性质和内容。在乡镇企业的崛起中，家庭办企业、联户办合作企业之所以占的比重较大，是因为绝大多数地区乡镇、村级办的集体企业起步较晚，受到筹集资金和获得较好的技术条件的限制。这样在人民公社解体、国家又放宽政策的条件下，家庭办和联户办的小型企业便应运而生。这样办农村小型企业，较之只靠乡镇集体力量办较大的企业，更容易调动农民的资金和人力，从而为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原来乡镇企业有大量的资源啊：其中最大的资源就是后来叫做农民工的东东；另外一个重要资源就是它有十分廉价的土地。
这种成功的信息很快就传递到了决策层那里，决策者们恍然大悟：他们开始搞四个开发区！主要开发的资源不过就是“农民变成农民工”、“耕地变成工厂用地”而已！到了1992年，决策层中有一个个子稍小的人在南方巡查了一圈，吼了一句：“步子再大一些！”从此，农民工的流动大军就开始迅速的扩大起来。
在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同样从事着“工人”的工作，为什么城乡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原来是有效地工作时间不同。在城市里，国企里人浮于事，导致城市里工人的有效工作小时数非常小：少到每个工作日连两个小时的有效工作时间都未必有。决策者们发现城市里的工人事实上已经没有油水可榨了，将来这些国企职工的下岗已成为必然，只是时间上节奏上需决策者们来拿捏！
农民工就不同了，他们要比城市工人听话的多，任劳任怨的多。过去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那点可怜的土地使他们大量的时间都闲暇着，甚至可以理解为：农民的平均每个工作日的有效工作仅1个小时左右!当把这些农民驱赶到乡镇企业的工厂里，此时变成农民工的农民每个工作日要干8个甚至10个小时的工作，可见其榨取的利润有多么丰厚！于是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起来了。
可是决策者们是贪婪的，他们的本质目的仍然要挤压中国的农民。这个时候第二代决策者们沾沾自喜了，他们又开始挤压中国农民了，虽然此时一个中国农民只能养活四个中国人。这种好光景有两个背景：第一个背景是当时有26亿亩耕地（目前只有18.26亿亩）；第二个背景是还没有让那些流离失所的“知识青年们”回流到他们原来的城市中呢。当这两个背景优势逐渐消失时，就产生了1987、1988年严重的通货膨胀，当然随后1989年也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动荡！
九十年代初期，决策者们开始反思了。他们清楚的知道，中国的农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挤压的了。于是决策者们放弃了对农民的直接挤压！但又开始了对农民的间接挤压，这间接挤压也是一项伟大的发明，这发明的“功劳”显然属于第三代决策者们。这个发明是什么呢？是把农民的身份换成了“农民工”！压榨的场所，也从田间地头改成了中国沿海地区的林立的厂房里！可怜的中国农民啊！
乡镇企业自身有很大的局限性：它缺乏核心技术，同时它也缺乏资本。但是它不缺乏贪婪，这些局限性使许多乡镇企业迅速的退出了历史舞台。它所形成的原罪却一直在中国社会的“血液”中流淌着！
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作为一种预演，给决策者们很大的启发。后来的事实证明，从此中国的经济列车不仅轰然的启动，而且开始了义无反顾的横冲直撞下去。期间所形成的辉煌的成果，无外乎对农民或者说是农民工无穷的压榨所取得，无外乎对宝贵的自然资源不计后果的变卖所取得，无外乎疯狂的破坏环境所取得，无外乎连偷带摸的依靠西方技术所取得，无外乎连蒙带骗的利用外国的资本所取得！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就形成了GDP主义！
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和二十一世纪的初期，决策者们终于变得“务实”了：变得缺乏人性而冷酷无情，只剩下贪婪的本能。眼睛只盯着他们认准的钱：外汇和外汇储备！
1997年发生了著名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决策者们认清了：他们自己很脆弱！脆弱的原因是他们手里没有“真金实银”！他们开始果断的改造国家经济机器，抛弃大量的国企及国企的职工，但又要保留国企的“收税机器”的功能和商业银行的“出纳机器”的功能。于是，国企职工“下岗再就业”的口号就出笼了，同样国企“做大做强”的口号也出笼了。
这样，大大小小的国企在关停并转的手段下，逐渐演化为高度行业垄断的、硕大无朋的“央企”！这一百余家央企不仅收编了大量的体制内的工人，同时也实践了财政税收有效增加。目前政府财政收入每年按20~30%的速度递增，央企功不可没啊。其中中石油、中石化更是这种税收机器的急先锋，所以决策层对它们关爱有加啊。
那么国有商业银行呢?首先得包装，把他们历史的坏账剥离出来让全社会来分担；然后再引来所谓的国外战略投资者，使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化”。但事实上，中国就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如果银行的存款和贷款利息全部由决策层牢牢地控制着，所有的银行都享受着相同的息差！何来商业银行的活力和竞争？所以，国有大商业银行对广大民众来说不过就是储蓄所，而对决策层而言也不过是出纳机器而已。
那社会的财富谁来创造呢？显然这个重担就落在了农民工身上。原来，中国社会的财富是由农民工来辛辛苦苦的创造，又通过国企和商业银行进行转移，最后再通过税收使其绝大部分流入到“体制内”这个大池子里，任由贪官污吏以及他们的影子队伍来瓜分和鲸吞！
加入WTO
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决策者们遇到了一个空前难得的好机会：中国加入了WTO。中国政府已于2001年11月11日接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这个议定书将于12月11日生效，使决策层对金钱的幻想成为了可能，这一点可以通过国家外汇储备在那个时期不足2000亿美元，经过十年到了2011年已经扩张到3万亿美元的事实加以印证！
我们要以加入世贸组织为新的起点，努力提高开放水平。要充分利用加入世贸组织的有利条件，实施多元化战略，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在确保传统出口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新兴出口市场，大力推进市场多元化。继续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着力培育新的出口增长点，促进外贸经营主体的多元化。继续推动“走出去”，鼓励具备条件的国内企业到境外投资开发和承包工程以及劳务合作业务，以对外投资带动国内设备、材料及劳务等出口，实现出口方式的多元化。加强与国外的能源合作，逐步实现重要战略物资进口渠道的多元化。按照世贸组织规则，健全和完善进口管理体制。另外，要抓住加入世贸组织的机会，提高利用外资水平。要把吸收外资同国内产业升级、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国有企业改组改造和扩大出口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特别是软环境，保持吸收外商投资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增强我国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积极促进外资流向高新技术产业，鼓励跨国公司来华设立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逐步扩大金融、保险、商贸、旅游、中介及其他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同时要研究开放后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之健康有序地发展。中国作为世贸组织新的成员，将会在世贸组织中与其他成员一道为促进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建立和完善多边贸易体制，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人民日报2001年12月11日评论员文章：《以入世为契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如此快速的扩张当然不全是决策者们的功劳，但绝对是广大农民工的苦劳！WTO的贸易规则使决策者们充分的压榨了农民工的剩余价值，当然决策者们的下面有足够的“狗腿子”去实现这个压榨，现在看来这些狗腿子们也都得到了丰厚的犒劳！但鲜血和生命的消失，被记忆在无数的农民工的痛苦的心灵中，这些是抹不掉的，痛苦正在逐渐演化为愤怒！前一段时间新闻里常报的农民工的尘肺病就是这种万千痛苦的一个缩影。
到了2005年，道德的倒退、人性的贪婪使整个国家机器发出了可怕的噪音。决策层预感到整部机器有即将崩溃的危险，其中的经济部件已经由于超速运行而发热变形扭曲。怎么办呢？决策者们作出了决策：启动了股市随后又启动了楼市。
为什么要启动股市和楼市呢？要吸收可怕的货币的流动性。决策层已经如此压榨农民工而得到了丰厚的利润，何必还需要拼命的超发货币呢？答案是贪婪，愚昧无知低俗的贪婪！决策层妄想无限的扩张信用！
这信用本是一个经济用词，是通过商业银行来实现商业信用的，现在政府无节制的透支商业银行的商业信用，（比如房贷的首付只有20~30%,另外70~80%靠商业信用来支撑，全世界绝无仅有呀。甚至这样抵押贷款的房子还处于子虚乌有即是期房，可见中国的商业银行哪里是银行，不过是决策层信用透支的工具而已）可是，决策层管理下的政府本身就缺乏信用，这种信用崩溃或者说是信用泡沫的崩溃只是时间而已。
这信用扩张也很不容易，到今天那些丑态百出的国有大商业银行还没有崩溃，还有许多欣欣向荣的数据出笼，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信用包装”。是的，信用也是可以包装的。
决策者们小心翼翼的把中国人民的血汗钱换成了超过1.1万亿美元的美国债券和相当于0.8万亿美元的欧债，以换得西方世界的某种认可和重视，这就是对外包装的一种精明的手段。另外2008年的奥运会以及后来2010年的世博会把这种对外的“信用包装”推到了极致！可是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西方世界不打算再让决策层享受WTO的好处了！直白的说贸易战已经悄悄打响了，显然这种“信用包装”破产了。
信用包装，在农民工那里也同样的失败了。现在的农民工谁还在乎“大国的崛起”、解放军阅兵时的“耀武扬威”呢？稍老一点的农民工在岁月的蹉跎中正在品味着痛苦和无奈；新生代的农民工已经更加清醒，他们逐渐发现了自己对中国社会的价值，决策者们再想压榨他们已经难上加难了。具体说来压榨农民工的狗腿子们发现很难雇着人了，狗腿子们惊呼：“用工难！民工荒！”
政府的信用出了问题，就会在货币上有所体现，怎么体现呢？通货膨胀，确切的说是恶性通货膨胀。这恶性通货膨胀的定义是年通货膨胀率超过50%，2010年把房价上涨因素考虑进去，中国已经是恶通了。这2011年如果以食品等为考察对象，平民百姓的感受已经是恶通了，尽管决策层对物价采取了千方百计的“捂着盖着”的手段。那么，在今后的几个月里，就看看决策层的控制力了。如果以食品为核心的物价上涨全面失控，如果房价的上涨完全失控，仅此两项就可以彻底摧毁“信用”！我们就会恍惚进入了另外一个国度，那个国家的名字叫津巴布韦！
正确的农业政策：一个美国农民为何能养活130个美国人？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 基辛格曾断言：“如果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全世界；如果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全人类。”美国在强大农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粮食帝国”，并非仅仅得益于富饶的土地和适宜的气候，更与其百余年来持之以恒的农业发展与扶持战略密切相关。
美国农业部在1862年成立之初，美国农业生产状况与今天的中国有些类似——全国超过五分之三的劳动力人口都是农民，当时基本上是“刀耕火种”，只是畜力的使用比中国人广泛。批准成立这一部门的时任美国总统阿伯拉罕 林肯，充分认识到农业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他将农业部称为“人民之部”，并一连签署了三部支持农业发展的法案。
其中的《宅地法》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土地立法。该法案规定，所有提出申请后连续5年在所申请的土地上耕种的美国公民，只需缴纳10美元手续费（那时在美国西部2美元可买一头牛），就可以免费获得160英亩土地（相当于972市亩）。
美国政府始终对农业采取扶持的态度，并根据农业不同时期的需要调整政策。《宅地法》基本解决了贫困农民无力购买土地的问题。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所谓的农民就业和稳定的农产品生产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该法案为美国的家庭农场制度奠定了基础，并为此后的机械化耕作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
进入20世纪，美国农业也进入了机械化时期。伴随着机械化农业发展所需资金急剧增加，农民在贷款融资上逐渐遇到了困难。191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农业贷款法》。该法规定降低农业贷款的利息率，减轻了农业发展的资金负担。1930年到1944年间，美国农业劳动力的所占比例下降到19%，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刺激，农业从深度到广度都有了质的飞跃。
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的农业、畜牧业已经实现了全面现代化。由于农业机械的大型化和各种专业化农业机具的增加和完善，农业劳动力占经济活动总人口的比例在1970年大幅下降到3.7%。到了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这一指标已降为2%左右。而每个农业劳动力供养的美国人口则从1950年的15个人，增长到20世纪末的130人。
话又说回到1929年开始的大危机，在那场危机之中，美国农业当然不能独善其身。美国农场主们在1932年所能实现的净收入比1929年少了1/3；农产品的价格暴跌了50%以上。除了黑人劳工之外，没有人比农场主在大危机中遭受的打击更大，农业区的暴力事件骤起。在大危机中当选的美国总统西奥多 罗斯福表示：“农场主是必须加以扶持的人。”他随即签署了《1933年农业调整法》。五年之后美国又出台了《1938年农业调整法》。
两部《农业调整法》确立了一种“低吸高抛”的粮食收购与储备制度。政府支持农产品信贷公司向农场主发放农作物抵押贷款，同时要求农场主服从政府下达的农作物生产计划，并把农场主每年按计划生产的粮食的多余部分以仓储的形式储存下来。当粮食丰收、市场价格下跌时，农场主可以选择归还政府已经抵押的粮食，以免亏本；而如果市场价格超过贷款时的价格，农民就可以在市场上出售粮食获利，归还政府贷款和利息。这实质上是政府变相收购多余粮食，以维持粮食价格，避免“谷贱伤农”。
美国农业补贴制度也由此开始。此后，由《农业调整法》中对播种面积方面的补贴，美国又发展出保护土壤补贴、休耕补贴、自然灾害补贴等数量繁多的补贴。
田纳西大学农业政策分析中心的数据显示，美国对商品化农产品的补贴，1998年以后，一直稳定在每年200亿美元的规模上。2002年颁布的美国新农业法案规定，从2007年到2012年，美国联邦政府用于农业的补贴将达2900亿美元。
大量的农业补贴，直接降低了美国农产品的生产成本，这在大大促进了美国农业发展的同时，也直接带来了农产品过剩的问题。随后，美国又进一步出台配套政策以扩大内需，同时大力扩大农产品的出口，积极开拓海外市场。2010年，美国农产品出口总值高达1060.8亿美元。
只有政府的政策惠顾，还不能全面的提高美国的农业生产率。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同样重要！《莫里尔法》的初衷就源于此。
1857年，来自佛蒙特州的美国国会议员莫里尔深感农业不够科学化，而旧的高等教育制度不能满足农民和技师的教育需求，向国会提出“赠地学院”议案，要求联邦政府拨赠公地给各州和准州，设立学院进行农业及工业教育。几经波折，莫里尔的《赠地法》于1862年获得签署。
截至1922年，美国共建立了69所赠地学院。赠地学院的建立，不仅奠定了美国综合性大学的基础，更使得美国农业的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体系得以树立，从而大大提高了科技化水平与科技向农业转化的速度。
大学与地方县政府联合组建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负责本区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一个由大学、政府、技术推广和农民代表组成的农业推广指导委员会，他们定期沟通各方意见，审定推广工作计划和经费使用计划，对农技推广中心的工作进行评估、监督、指导。如今，美国政府又通过建立覆盖广泛的信息收集等系统，将农民和国际市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被认为是历史上转让和推广技术上最广泛和最成功的一个典范。
在美国，农业科技贡献率已近70%。从上世纪40年代的机械化到70年代开始应用计算机技术实现的生产自动化管理，以及后来在网络技术支持下的信息化，美国农业每上一个台阶都是科技推动的结果。目前，美国农业正在进入土地分块精确管理、收益最大化、环境最优化的“精细农业”阶段。
美国拥有19745万公顷广袤的耕地，美国农业形成了商品化、专业化、高技术化等特点，成为现代化大农业的“样板”。纵观百余年来的农业发展历程，历届美国政府的各种扶持政策，显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无论是否情愿，中国已成为美国粮食的第一大进口国。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进口了175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占美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15.1%。
中国“粮食安全”的担忧再起，“粮食战争”的警告日盛。尽管有着操纵粮价、低价倾销等种种争议，但人们却不得不叹服美国农业的强大。如今，世界上接近一半的小麦、三分之一以上的大豆、四分之一的牛肉、五分之一的玉米，以及牛奶、鸡蛋等主要农副产品，均来自于美国。而“朝核问题”与美国为首的国际“粮食援助”之间不断碰撞出来的新闻，更让人感到美国“粮食武器”的威力。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阿瑟 施莱辛格论及美国政府与农业的关系时曾说：美国农业受到了政府长期以来特殊的“关照”，政府为农业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支持，研发补贴与教育投资；政府为农业在能源供应、基础设施、价格稳定、扩大内需与出口、健全并完善信贷体系方面作出了大量努力，这是美国经济的其它部门所无法比拟的。
我们的目标：使一个中国农民可以养活10个以上的中国人！
1． 鼓励农产品生产，并不是鼓励农产品的涨价
农产品的定价权！
无论是处于农民就业还是国家粮食安全的考虑，都应该提升甚至大幅度提升粮食的收购价格。用静态分析的方法，目前的小麦收购价格按1.2元/斤，如果把它提升到2.4元/斤甚至3～4元/斤。那么许多农民才能够勉强的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家人，还有一些农民能够体面甚至有尊严的活下去，当然还会有些农民会因为粮食价格的上涨而发些小财。这些都是应该的，是社会的对农民反哺。
当然了，这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2010年我的周围的人就有些不满：她说现在的物价我们都有些承受不了了，粮食价格再翻番，我们还咋活啊。其实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比如在2005年时就应该开始这个过程，通过三年时间到2008年初步实现对农民的反哺。当然这期间城市里的打工者的工资实际上也要翻番的，尽管这个过程是被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