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才是最危险的专业!给大家讲讲在心理咨询中遇到的非自然事件



  超自然心理咨询室·斜面恐惧



  三年前。

  那时候我快要大学毕业,学分修够了,只剩下写毕业论文一件事。班长打电话问我选哪个指导老师,我说了一个。他说,原则上选哪个都成,但是这个老师名下人太多,最好能换一个。我想了一下说,那就“姥姥”吧。
  “姥姥”不是真的姥姥,人家刚五十,有个女儿和我们一样大。她姓劳,叫着叫着就变成“姥姥”了。
  姥姥听了我的论文意向,脑袋摇得跟破电风扇似的。说我选的题目太大,太空泛,得换一个。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另一篇提纲,姥姥只是扫了一眼,就把它扔到我脸上,露出一个“你是在逗我玩吧”的表情。
  “你认真想写这个?”
  我点点头。
  姥姥深吸一口气,劈头盖脸骂了我十分钟。她说,说好听了,我这是玄学,不在心理系本科生可选的题目范围内。说不好听了,就是伪科学,是瞎胡闹。怎么下定义?有理论支持吗?用什么研究方法?从哪里获得案例?能确保研究对象是真实存在的吗?
  我本来想反驳,但是看着姥姥恨铁不成钢的脸,让我想起一个人,不由心里一疼。
  最后姥姥给了我一条出路。她正在做一个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让我帮她整理资料,然后用这些现成的资料凑出一篇本科生论文不是难事。我表示完全同意。

  姥姥是“沁情心理咨询室”的负责人,咨询室就在学校北区的一栋老楼里,楼门口有一栋大槐树。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个老学究被冠上“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红卫兵说他是“白专道路典型”,整天批斗,小时候掀小姑娘裙子的事也给揪出来。老学究受不了这个,在某个夜黑风高的晚上,吊在树杈上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后来大槐树越长越好,比其它树粗了好多圈。
  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我成天泡在咨询室,一边整理录音资料,一边当前台。
  姥姥有个病人,有恐惧症,这个不稀奇,这年头没点心理疾病都不好意思和别人打招呼。稀奇的是他害怕的东西——斜面,准确点说,他害怕在斜面上滚动的东西。
  这可让我大开眼界了。
  对付恐惧症,常用的办法是“系统脱敏”。简单说,如果患者怕水,就先给他面前放一杯水,适应之后再换成一盆水,逐渐加大力度,和练酒量是一个道理。
  姥姥让我帮忙把茶几的一边垫高,然后卷了个纸筒,从高的一头滚下去,让病人盯着看。我感觉挺可笑的,姥姥狠狠瞪了我一眼,我硬生生把笑容憋进肚子,打个了嗝出来。
  病人是河北农村的,现在是干家装的包工头,混得风生水起,吃得膀大腰圆。但就是看着纸卷在茶几上滚这么一件无聊的事,他都吓得满头大汗,跟看了十几部鬼片似的。一样米养百样人,这话说得真不错。包工头来了七、八回,病情有所好转,纸卷换成笔筒,斜面角度加大,他也不害怕了。
  治疗的空隙,包工头和我聊天,他说:
  “小哥,不怕你笑话,以前我出门随身带着水平尺,看见桌子、椅子都要测一下,不平不敢坐。”
  他把钱包里的照片掏出来给我看。
  “这是我老婆,儿子。”
  照片里一个吊眉少妇抱着个目光呆滞的熊孩子,出于礼貌,我夸他儿子长得好,虎头虎脑。
  包工头把钱包收好。我问他多久回一趟家。他摇摇头,说不怎么回,得了这个病给别人添麻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全屋都量一遍,不然就坐立不安,怕吓着老婆孩子。我有点同情他。
  把包工头送走后,姥姥跟我确认了之后一个月的预约。她说她准备再去一趟农村,还有一些资料不够完善,大概得一个月才能回来。
  我惊讶:“那么久?”
  “做田野研究哪有快的?我之前去过,所以才说一个月,要是刚去的新村子,不呆上小半年什么也套不出来啊!”
  姥姥说她后天就走,今天让我跟她回家吃饭。我说不去不去,不好意思。她说,没跟你客气,时间太紧,你把前段时间整理好的资料带上,吃完饭我得问你点事。

  到了姥姥家,她女儿开的门,一见我就嚷嚷:
  “你就是我妈说的那个陆本啊?”
  “你好,我就是你妈说的那个陆本。”
  姥姥做饭的时候,她女儿缠着我问这问那,我最怕这种自来熟的女人。
  “我妈说,你这小伙子长得不错,就是有点缺心眼儿。”
  我脱口而出:“你妈才缺心眼儿!”
  她坐在我旁边磕瓜子,屁股狠狠供了我一下。
  “我妈说,你本来要写的那个论文题目叫什么来着?超能力什么的——”
  “《超自然现象的宗教逻辑》”
  “对!就是这个!你说你是不是缺心眼儿?我妈说你缺心眼儿还是轻了,要我说你就是脑子有病!”
  “有病也不怕,反正你妈能治。”
  “别老‘你妈’‘你妈’的,听着别扭,你平时不都管我妈叫‘姥姥’吗?那你说你该管我叫什么?”
  “大姨妈。”
  她一把带着口水的瓜子皮扔到我脸上,嘴上呸个不停。看来喜欢往别人脸上扔东西是遗传,我懒得理她。听说这疯婆娘是学物理的,看着一点都不像。

  吃饭的时候,偶然聊起包工头这个病,我想起他跟我说的话,感叹了一句:多亏您把他治好了,一家人能团圆了。
  姥姥放下碗筷,叹气。
  “系统脱敏,治标不治本啊。”
  “怎么?他不是见好吗?”
  “病根儿呢?”
  我语塞。
  姥姥说,她的专业方向是精神分析,诱导病人和她掏心掏肺,把童年的创伤找出来才是她的专长。但是从治疗一开始,包工头就有所保留,根本问不出来什么,所以才退而求其次,先减轻病症。按姥姥自己的标准,包工头这个案例是失败的。
  我说,恐惧症也有可能是遗传的,没有童年创伤。
  “这我当然知道,但是我比较了解他的家底,不是遗传的。我和他原来就认识,他家就在我明天要去的那个村子,我还在他家住过呢。”

  姥姥要出门一个月,咨询室也暂时停业了。不过我还不能偷懒,还有一大堆录音资料等着我整理,如果有人要预约下个月的,我也得受理。隔了两天,我拿钥匙捅开咨询室的门,电话答录机的红灯在昏暗的室内闪得刺眼。
  我听了前几条,可能是患者打的,一听是答录机,没留言就挂了。
  最后一条是急救中心病房的护士打来的,她说她们那有个脑中风的病人,昨天清晨昏倒在路边,身上没证件,只有一张我们咨询室的名片,希望我们能来认个人,不然只能报警了。
  我一想,她说的应该是包工头。







  让大家久等了。

  有很多朋友发私信想跟我聊天,谈心事,谈自己可能患有的病症。
  如果有时间,我会尽量一一回应。因为屏刷得太快,有漏掉没看到的也是难免的,谢谢大家的理解和体谅。

  再次建议大家,如果自觉有心理问题的话,首选是咨询当地的心理咨询室或者设有精神科的医院,我水平不高,无法很好地帮助大家。

  这个帖子不是严肃的普及心理学知识的帖子,只是想给大家讲故事,请一定不要耽误自己的病情。

  包工头躺在病床上,鼻子里插着输氧管,模样很安详。我盯着床头上的氧气机,看氧气在蒸馏水里面冒泡,看了很久。护士跟我说,他睡着了,不过就算醒了也说不出话。
  包工头的额头上有擦伤,嘴角肿了,都是摔倒时留下的。
  “脑溢血。昨个清晨,有人发现他躺在路边,门牙掉了两颗,卡在嗓子里,没窒息算是幸运的。”
  我有点反感“幸运”这个词,不过事实如此。
  我问护士,他应该有个钱包的,里面还有他老婆孩子的照片。护士打了个哈欠,说,不知道,送来的时候没有。
  姥姥这时候应该已经到村里了,打了她手机两次,都没人接。我发了短信,告诉她包工头出事了,让家里赶紧派人来,然后跟护士说再等两天,肯定能联系上他家里。
  “如果他醒过来……他害怕倾斜的东西,是一种恐惧症。”
  “什么?”
  “总之别让他看见东西滚来滚去就行。”
  护士眨眨眼,好像勉强接受了建议。我这才意识到,绝大多数人无法理解别人与自己的不同。
  晚上九点多,姥姥给我回了电话,她说村长已经过去了,现在应该在长途车上。我问,他老婆没来吗。姥姥说他老婆得带孩子,走不开。
  我问姥姥故地重游的感觉如何?有没有迅速和广大基层农村妇女打成一片啊?大牲口们还都健壮吧?粮食还够吃不?首都人民的温暖辐射到每一个角落了吗?姥姥说,还行还行,群众很热情,大牲口早没了,人手一部iphone,带的小礼物还没下车就被抢空了,旅行包也没了,鞋踩飞了一只,现在披头散发穿着拖鞋呢。
  “您这回还是住包工头他们家吗?”
  “换了一家,她家俩孩子,人家怕我嫌乱。”
  俩孩子?我想起钱包里的照片,里面只有一个孩子。
  “又生了一个?不对啊,男人都不回家,她跟谁生?”
  “不是新生的,一个五岁了,一个十几岁,都是儿子。”
  “不对啊,他应该只有一个儿子。”
  我和姥姥为这事争论了一会,最后也没有结果。


  过了两天,大姨妈叫我出来唱KTV。她定的地方有点偏,旁边是货运站,事情也巧合,包工头晕倒的路口就在附近。
  大姨妈约我出来的目的不为别的,她想撮合我和她一个好姐们。早知道是相亲局,我是死活不会出席的。我硬着头皮唱了两首歌,她那姐们两眼放光,我赶紧坐一边抽烟去了。
  大姨妈除了太过自来熟这个坏习惯以外,还有一个最不可救药的毛病——喜欢翻别人手机。她拿着我的手机,玩了没两下,突然一声惊叫,手机扔出去三米远。我强压怒火捡起来,自动关机了,开机,没坏。
  “你在手机里存那么多猫的照片干什么!?”大姨妈睁大眼睛,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
  “我就是存大便又管你什么事?”
  “我怕猫!”
  我眉头拧在一起。那姐们出来打圆场。
  “你别生气,她确实怕猫,她们家都有这毛病,一看见猫就跟见了鬼似的。”
  姥姥也怕猫?这我可没听说过。
  大姨妈整了整头发,她说她小时候根本不怕猫,不过她妈老跟她说猫这玩意邪性,后来才开始怕的。
  我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
  “你是说,如果亲近的人害怕某样东西,时间久了也会影响别人是吗?”
  大姨妈拍着胸脯保证,说她自己就是血淋淋的例子。
  我觉得自己似乎抓住了一件非常关键的东西,距离揭开某个谜底,就差那么一点点。
  手机在我手中震动,姥姥发来一条短信。

  “你说对了。只有一个孩子。”

  我推开包厢门跑出去,招呼也没打,一边跑,一边给姥姥打电话。关机。
  KTV外面灯火通明,木材厂卸货的巨响好像一千头大象在跺脚。我寻着声音找过去,一家名叫“明大通宇货运公司”的院子里,上百根湿润的树干从货车上滚落下来。
  我溜着墙根走进去,拉住一个人,先递去一支烟,然后不客气地在他耳朵边喊:
  “前两天有个男的在路口晕倒了!知道吗——”
  “知道知道!是我发现的!送医院啦!”
  “怎么晕的!?”
  “没——看——见——听说是抽风了!”
  “什么——”
  “羊角疯!听说站那就抽上了!全身抖——这样——”
  那哥们自己抖上了,别说,还挺像。又一辆十八轮卡车停进卸货场,他把我往旁边拽了拽,十几个精壮的小伙子一拥而上,用钢板架起一个斜坡,解开绳索,木材轰隆隆地滚下来。
  我又给了他一根烟,笑着说:
  “不是抽风,是吓着了——被你们这阵势。”
  “不能吧?一大老爷们。”


  隔天,我又去了趟医院,一方面想确认村长是不是到了,其次想托他给姥姥捎点东西。
  护士长告诉我,人已经出院了。
  “不是说要观察至少一周吗?”
  “家属要出院。”
  护士长不太想和我说话,转身就回护士站了。我愣神的时候,一只手从身后抓住我,回头一看,是那天照顾包工头的小护士。她脸色不太好。
  “你上次跟我说,43床有什么恐惧症?”
  “算是特定恐惧的一种,害怕斜面上滚动的东西——怎么啦?”
  她摇摇头,脸色瞬间又白了一丝,雀斑都淡了。
  “别走,咱们坐下说。”
  我蛮横地把她推到电梯间,让她坐在塑料椅子上。她有点生气,不过还是向我透露了一些事情,这过程中我没逼她。我知道她必须要找个人倾诉,某些无法理解的事情憋在心中只会令人发狂。





到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