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才是最危险的专业!给大家讲讲在心理咨询中遇到的非自然事件

  “你说,这世界上有没有鬼?”小护士沉默了半天,好像在搜肠刮肚找合适的语言。
  “有。”
  她啊了一声,好像很惊讶我这么肯定的回答。
  “你见过……鬼?”她问得小心翼翼,好像怕惊动了什么。
  “没有。”
  “那你……”
  “我相信科学体系下的‘鬼’。人在死亡的瞬间体重会变轻,这是实验得出来的,肯定有某种东西在生命消亡的时候也不见了,我管那个东西叫‘鬼’,我信这个。恶鬼、厉鬼、吊死鬼、黑白无常、阎王爷——这些,我不信。”
  “那你相信超自然现象吗?”
  我转身,声音变得有点冷。
  “不信。”
  “可我看见了!43床——43床……”
  我回头,想从她的双眼中看出点破绽。小护士脸色潮红,变得异常兴奋,她捂着嘴,仿佛一放开就会大叫起来。我让她冷静点,去护士站要了个纸杯,给她倒了半杯温水,我说,不要自己吓自己,不管你看到什么,肯定都有科学的解释。她捧着水杯,露出一个嘲讽的笑脸。
  她说,你觉得一个中风全瘫的病人能自己下床吗?
  我老实回答,不能。
  那他能低头捡东西吗?
  不能。
  她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支木杆铅笔,只剩下很短的笔头,圆形笔杆,白色油漆底,上面有红色的小梅花。
  “这东西我根本不想带在身上,可是我得用它证明自己没疯。这是我在观察室捡到的,我整个住院区都问遍了,不知道是谁的。”
  “这铅笔头怎么了?”
  我拿在手里把玩,这种铅笔我好久都没见到了。现在文具店卖的一般是六棱形,防止在桌面上滚动。圆形的,少见,也没有这种花纹。
  “你上次来的那天晚上,我去观察室,一进门就听见很轻的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我没注意。46床的老太太,夜里喊疼,我去给她换点滴……换完,我又听见了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这时候已经过了12点,只开着两盏床头灯,我顺着声音找。我看见一个白色的东西在地上滚,慢慢滚到43床底下。”
  “就是这个?”
  “嗯。我弯下腰,它又往里滚了一点,我就蹲下,把手探进去。摸了一会,没找到。这时候我听到身后又有东西掉在地上,我马上回头,又一个铅笔头,向我脚下滚过来。”
  小护士喝了口水。我坐在她旁边,手里握着那支铅笔,触感又滑又凉。
  “这时候46床大叫了一声,我随手把铅笔放在43床的床头柜上。46床不停地大声呻吟,我查看了心率、血压,都没问题。冷不防脚下一滑,差点摔倒。我踩到了一支铅笔。”
  “一共有多少支?”
  小护士静静地看着我。她已经完全冷静下来了,平淡的语气好像讲的不是在她身上发生的事。
  “只有一支。”
  “你放在床头柜上……”
  “就是我脚下那支,也是你手上这支。我到43床去看,柜子上的已经没了。”
  “这又能说明什么?”
  “当时我没有捡起来,只是把它踢到一旁。我已经踏出门外,又听到它掉在地上的声音,所以立刻退回去——我看见,43床坐起来,看着我。”
  “他不是全瘫了吗?”
  “是的。我也很惊讶,所以跑过去问话。我看到他眼球转动,但是对我的话没有反应。然后我看到,他手里握着那支铅笔——我明明踢到相反的方向!他高高举着,我从他手里拿,他力气很大,我拿不到。46床又大叫起来,这一次把整个观察室的病人都吵醒了。我按呼叫器,再回头,43床手上的笔不见了。这时候病房很吵,病人都开始叫,但我还是听见了铅笔在地上滚动的声音,特别刺耳。病床挡住了视线,但是我知道它在哪,它和地板轻轻摩擦的声音好像直接响在耳朵里,我知道那东西正在靠近。我突然觉得屋里光线变得更暗,病人都在呻吟,但是我听不到声音,周围变得又暗又静……”
  “然后呢。”
  “然后,值班医生赶过来,问我什么情况。我的感官又突然回来了。我说46床不对劲,还有43床坐起来了。医生说:43床不是躺着呢吗?我一看,他确实躺着,手里还握着铅笔。我完全不明白他是怎么拿到的。我喊医生,说43床手上有劲了,握着东西呢。医生过来,拉着他的手……可他手里的笔又没了!”
  “他把笔给扔了?”
  “没有。他没有。”
  这里,她重复了好几遍,好像在细细品味。
  “医生把手指头放在他手心里,喊,使劲!试了好几次都没反应。医生说,他手上根本没劲。我辩解,他刚才确实握着东西来着。医生问我握着什么?我说,一根笔。他问我,笔呢?我说,没了。我想证明自己的话,于是到处找那支笔,就在弯腰的时候,笔从我上衣口袋里掉出来。”
  听她讲完,我没说话。
  我把铅笔头在手中掂了掂,重量均匀,没什么特别,抬手扔向墙角,也没有滚回来。我反复试了十几次,电梯间的地板很平,有一次角度合适,滚了二十公分,另外几次,只是静静躺在墙角。
  “我们去观察室试试。”
  “我试过了。没用。”
  “我试试,也许有用。”
  我走进观察室,原来包工头的43床躺了别人,那人头上裹着厚厚的纱布,应该是车祸。病床旁围着两个穿黑西装的年轻人,正在极力推荐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我看到46床是个小孩。我问小护士,那老太太也出院了?
  “死了。就在那天晚上。”



  我在观察室的地板上反复实验了一小时,病人们都像看猩猩似的看着我,就差给我剥香蕉了。直到护士长过来轰人,我这种典型的疯子举动才停下来。我问护士长,那个有雀斑的小护士呢?护士长依然对我爱搭不理,用很重的鼻音说,她下班了。
  我把铅笔头收在裤子口袋里。虽然实验并不成功,但是我已经有了很多科学的推断。包工头应该没有全瘫。因脑溢血引起的半身不遂,病灶的根源在脑部被压迫的血管和神经。我知道病人可以通过锻炼恢复一定的功能,也听说过有的病人中风后存在心里阴影,即使大脑恢复了功能,身体也无法运动自如,这是一种自我暗示。像包工头这种貌似全瘫,受刺激后又短时间回复功能的情况在理论上是可能的。我这方面知识不全,也许应该回咨询室查查资料,姥姥收藏了大量医学书。
  至于其它的,我直接忽略了。并非不相信小护士说的,只是一想到非科学的东西,就会觉得异常恶心。
  一位护工大姐拿着饭盆和我一起等电梯,她冲我笑笑,我也冲她笑笑。等了半天,电梯都不来,护工大姐一气之下走楼梯了。她刚走,电梯就徐徐升上来,我想叫她已经来不及。我站进去,按下一楼的按钮,在电梯门即将关闭的瞬间,我看见一支白色的铅笔头慢慢向楼梯滚去。我慌忙摸自己的口袋,铅笔没了。这不可能,我放在裤兜里,怎么可能掉出去!?


  电梯到了一层,一大群家属还有医生簇拥着一个躺在担架车上的姑娘。有人冲我不客气地喊:哥们儿,到了,赶紧出来!我们上去!
  我把电梯让给他们,跑进楼梯,满脑子想的都是快点把那支铅笔找回来。
  我小跑着爬到五层,有些气喘,医院的楼梯又高又宽。刚才那伙人比我还晚一步,我看着他们挤在一起往病房走。
  找不到,也许滚到四层了。
  我走下几级台阶,打了个冷颤。五层的防火门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我赶紧冲上去。那两扇门在我眼前猛然合上!我用全身的力量推!拉!纹丝不动。我大力拍门,但是这时候没有一个人经过。
  本能告诉我:快跑!
  我扭头向楼下跑去。这时候灯熄灭了。我大叫一声,脚重重踩在台阶边缘,疼得我差点摔倒。我慌乱地掏出手机,用那一点光线照明。

  为什么这么黑!?为什么!!?

  我跌跌撞撞地向下跑。两旁什么也看不到,耳边什么也听不到。心跳声,急促的呼吸声,还有不断传来的门板撞击的巨响,好像从非常遥远的地方传来。
  我在每一层不断地拍门,大吼,不断地失望,更加惊恐。

  “……屋里光线变得更暗,病人都在呻吟,但是我听不到声音,周围变得又暗又静……”

  靠在一层的大门上,我头一次体会到快要晕倒是什么滋味。
  “是谁!?”
  汗水落在地上,我睁大眼睛,向寂静的楼梯上方怒吼。愤怒也不能抵消心中的恐惧。

  叮——叮——叮——

  一个纤细的硬物,出现在楼梯的尽头,用一种近乎嘲讽的优雅,向我慢慢滚过来。它在我脚边停下,我捡起来,入手又滑又凉,笔杆上的小梅花,在微弱的光线下红得发黑。
  有人在门外喊叫。随后,防火门被人拉开,我靠在门上,毫无准备地向后躺倒。
  “大兄弟……你、你没事吧?”
  护工大姐端着饭盆,惊讶地问。
  我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了,那样子一定很恐怖。
  “没事。”我躺在地上说。
  “大兄弟……你没什么病吧?”
  “有病。”
  “有病咱跟这瞧瞧?”
  “……这,治不了。”
  护工大姐看见我手心里的铅笔,她下意识地去拿,我紧紧地攥着,她拽得指甲发白也没拿走。





  之后我一直在联系姥姥,但是她手机一直关机,我开始有种不安的感觉。终于在苦等了四天后,我买了张去河北的长途汽车票,地址是从包工头的档案里找到的。
  他们那村子不太难找,就是离车站有点远,我在高速收费站就被司机赶下车,跟着一个同村的老汉,走了半小时才到村里。我一眼就看到姥姥蹲在村口和妇女们拉家常呢。
  姥姥惊讶得不得了,一边用手拍我,一边叨唠:你怎么来了?听口音都有点河北味了。
  我把在医院的事原原本本说了,她边听边摇头。
  她说,这个事她不好随便说,也解释不了。不过她遇到过类似的事情。
  我赶紧说,您就别卖关子了,我这都开始怀疑人生了!
  姥姥说,她年轻时候在某科学院呆过,科学院的房产是解放前大军阀的老宅子,平房大院,据说是金屋藏娇用的别院。科学院在军阀家的院子里起了一栋小楼,主要做实验用,办公室都分散在平房里。小楼和军阀老宅子的围墙之间有一条仅仅够一个人通过的小道,位置隐蔽,老有人随地大小便,夏天靠近小道的窗户都不敢打开,苍蝇撞脸。所以科学院就找工人把小道两头都安上了防盗门,只有科学院内部的人能走。
  姥姥有一次做实验需要配重,想起来后院有砖头,就找老主任借了钥匙,穿小道去后院搬砖。姥姥搬着砖,刚走进小道,一阵旋风突然穿堂而过,砰!砰!两声巨响,小道的两扇门都关上了。当时她也没多想,就觉得关门声大得出奇,震得耳朵疼,而且呼吸有点困难。她搬着砖,不方便开门,就用脚踹,结果发现怎么也踹不开,而钥匙还挂在门外面,她把自己给锁在小道里了。姥姥当年还是小姑娘,受党的教育时间不长,封建迷信思想还没有完全从骨子里剔除掉,一下子就懵了,她想起来同事平时开玩笑说的一句话:
  “大军阀不是好死的,是被小妾毒死的,单身的女同志不要晚上在院里瞎逛荡,容易被大军阀的魂认错了!”


  姥姥当时把砖一扔,就拼命地砸门,拼命地喊救命。她嗓门不小,但是就是觉得怎么都喊不出声,声音憋在嗓子里出不来。更让她觉得恐惧的是,周围的光线好像突然变暗了。
  姥姥越喊越绝望,心里想:这个挨千刀的恶霸军阀,怎么做鬼了还要害人!?活着的时候就不是好东西,死了更是不要脸!姥姥小时候是在山西农村长大的,听祖辈说过一些方法,撞见不干净的东西的时候就唱歌,鬼怕人高兴,人一高兴,肩头上三把火就旺盛,特别是唱歌的时候,嘴里喷出中气,就和拉风箱似的能越烧越旺。
  想到这,姥姥就搜肠刮肚地想唱点什么。要说人在最危机的时刻想起来的都是最深沉的记忆。用大心理学家荣格的观点说:这种记忆是从“个人无意识”中得来的,是被遗忘和压抑的情结。
  姥姥当时慌乱得很,生怕自己被军阀拉下去当九姨太,一段旋律在情急之下脱口而出:

  “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怨仇深!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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