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甲12345678908 78502楼 2014-10-20 23:15:24
我刚刚上网看，六折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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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什么神马都得趁早啊趁早。等，是等不来的。抓住战机，才是办法。
看看光棍节会不会降吧。我估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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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治疗师：揭秘夫妻那些事儿
各位姐妹兄弟，明天，俺向你们请一天假。因为俺有重要的事要办。
说是重要的事，其实是一个心愿。
15年前的一天，我在海淀区万寿路菜市场的电线杆上看到一张贴着的条子，上面用笔写道：
您是打工者吗？您的孩子无法上学吗？请到打工子弟学校来吧。电话xxxxxxxxx
我把手中的老姜放下。我心想，还有这种学校吗？要知道1999年年底，北京的流动人口只有300万，现在至少是三倍。
于是我抄了电话，打了过去。
接电话是的易本耀。他沙哑的声音说，你是谁啊。我说，我是写新闻的。他说，哎呀，真的希望你们关注打工子弟。
于是，我与摄影家赵兰健先生（话说这哥们与我整了好多社会新闻，反响都不错。我们为了写长白长生态保护稿《血肉保卫长白山》，曾在深山老林呆了一个月）就骑自行车去了五棵松。那地方很破，现在早都被高楼大厦占据了。我采访了一天，流了眼泪。因为易先生和妻子李素梅老师穿得很破，烤红薯招待我们。大冬天的，孩子们的手都冻出了口子，在寒风中用力读书取暖。
采访完，易先生夫妇要请我们吃饭。两口在破旧的里屋商量了半天，凑了一把十元、五元的票子。我没说话。他们虽然穷，但点菜舍得。我也没推辞。但当他们去结账时，吧台告诉他们，那位先生（我）已经结过了。易校长说，胡兄弟，我欠你的人情。我说，不，校长，是这个社会欠你的！
我写的文章原文12000字，一个晚上呵成，于2000年1月发表，原载《人民日报市场报》、《作家文摘》、《跨世纪人才》、《家庭》等媒体，后全国60多家媒体转载，引起轰动，社会反响极大，是最早报道打工子弟的长篇文章，后面的新华社、中央台等都以我的文章作底本（当然不会提我的名的）。2004年儿童节，温家宝总理与该校师生共同度过；2005年，《北京市流动儿童教学办法》出台；社会各界特别是海外的捐款帮助他们度过了一次次难关。十多年来，易校长管理的学生达10万人。
易先生与我们成了好朋友。
多年了，我忙于生计，只是通通电话，或过节发个短信，没有再去做实际性的事情。在我出了些书，并研究出自己的作文教学方法之后，今天我与船嫂商量：我得去看看孩子们。他们跟我一样，都是穷苦人家的娃。但是，我们都是人。社会不公，可是我们不能等它公，我们自己得努力。
这个想法让我坐立不安。今晚，我给易大哥打了电话。他说，兄弟啊，赶紧来。我们好想你……
我说，我也好想你和李老师。我明天要来看你，要与你畅谈，看看能为孩子们做点什么。他说，好啊，好啊，有你们的关心，我就有信心……
那么，我明天要去看看。看看能为孩子们做点什么。当然，现在还不知道。去了再说。所以明天不能在帖里陪姐妹们了。
为了请大家了解这个群体，我把旧文找了出来。为便于阅读，本文有删节，原文约12000字。
说是重要的事，其实是一个心愿。
15年前的一天，我在海淀区万寿路菜市场的电线杆上看到一张贴着的条子，上面用笔写道：
您是打工者吗？您的孩子无法上学吗？请到打工子弟学校来吧。电话xxxxxxxxx
我把手中的老姜放下。我心想，还有这种学校吗？要知道1999年年底，北京的流动人口只有300万，现在至少是三倍。
于是我抄了电话，打了过去。
接电话是的易本耀。他沙哑的声音说，你是谁啊。我说，我是写新闻的。他说，哎呀，真的希望你们关注打工子弟。
于是，我与摄影家赵兰健先生（话说这哥们与我整了好多社会新闻，反响都不错。我们为了写长白长生态保护稿《血肉保卫长白山》，曾在深山老林呆了一个月）就骑自行车去了五棵松。那地方很破，现在早都被高楼大厦占据了。我采访了一天，流了眼泪。因为易先生和妻子李素梅老师穿得很破，烤红薯招待我们。大冬天的，孩子们的手都冻出了口子，在寒风中用力读书取暖。
采访完，易先生夫妇要请我们吃饭。两口在破旧的里屋商量了半天，凑了一把十元、五元的票子。我没说话。他们虽然穷，但点菜舍得。我也没推辞。但当他们去结账时，吧台告诉他们，那位先生（我）已经结过了。易校长说，胡兄弟，我欠你的人情。我说，不，校长，是这个社会欠你的！
我写的文章原文12000字，一个晚上呵成，于2000年1月发表，原载《人民日报市场报》、《作家文摘》、《跨世纪人才》、《家庭》等媒体，后全国60多家媒体转载，引起轰动，社会反响极大，是最早报道打工子弟的长篇文章，后面的新华社、中央台等都以我的文章作底本（当然不会提我的名的）。2004年儿童节，温家宝总理与该校师生共同度过；2005年，《北京市流动儿童教学办法》出台；社会各界特别是海外的捐款帮助他们度过了一次次难关。十多年来，易校长管理的学生达10万人。
易先生与我们成了好朋友。
多年了，我忙于生计，只是通通电话，或过节发个短信，没有再去做实际性的事情。在我出了些书，并研究出自己的作文教学方法之后，今天我与船嫂商量：我得去看看孩子们。他们跟我一样，都是穷苦人家的娃。但是，我们都是人。社会不公，可是我们不能等它公，我们自己得努力。
这个想法让我坐立不安。今晚，我给易大哥打了电话。他说，兄弟啊，赶紧来。我们好想你……
我说，我也好想你和李老师。我明天要来看你，要与你畅谈，看看能为孩子们做点什么。他说，好啊，好啊，有你们的关心，我就有信心……
那么，我明天要去看看。看看能为孩子们做点什么。当然，现在还不知道。去了再说。所以明天不能在帖里陪姐妹们了。
为了请大家了解这个群体，我把旧文找了出来。为便于阅读，本文有删节，原文约12000字。
北京是全国高学历人群最集中的城市，平均每七八个人中就有一人具备大专以上文凭。然而却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北京同样有失学儿童相当集中的“民工群落”——京城300万外地人口中那些流动性最大的学龄儿童，多数处于失学状态。无论社会各界对这些孩子们的父母“吉卜赛”式的生活方式有怎样的评价，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儿童失学不仅是无理的，而且是违法的！
在这里，我们向读者介绍一所由打工者创办的学校——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尽管这所学校至今尚未正式注册，但它毕竟为这些孩子开启了一扇求学之门。 ——按语
文/胡友聪（怀旧船长） 摄/赵兰健
北京海淀区，全国高校最密集的地区。海淀区八里庄五孔桥的西北，一条扬尘土路的延伸处，一个破旧的院落。
寒风里传来朗朗的读书声，半空中飘扬着鲜艳的国旗。矮墙上，“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几个红字格外夺目。
这是一所迄今为止尚未行政注册的学校。它也是目前全国最大、学制最健全的打工子弟学校。这所“创建”于1994年9月的小学，现有学生1226人，教职工68人，设有22个班。
学生籍贯分布于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在京住所分散于5个城区。这所全国独一无二的学校，承载着拖家带口寄居京城的打工者的期望。每时每刻，都有欣喜、感激或悲伤的泪水，伴随着这“流动的课堂”流淌……
流动的课堂：屡迁屡办
学校的创始人叫李素梅，一个很难从脸上看出悲喜的妇女。李素梅在河南老家时是民办教师。1993年3月，李素梅只身来到京城，投靠在京郊五棵松种菜的弟弟和卖菜的姐姐处，试图摆脱经济上的困境。她教书10年，对卖菜的行当并不熟悉，倒是关注起妹妹及附近老乡的孩子们。这些孩子都到了上学年龄，却因交不起几千元的赞助费而无法入学，只能四处乱窜。每每看到灰头土脸的“野孩子”，李素梅就难过：难道这些孩子长大以后依旧要重复上一辈的生活吗？终于有一天，她决定放弃卖菜挣钱的机会，她要教孩子们学习文化知识。
1994年9月1日，李素梅开课了。“教室”设在五棵松菜地的一个窝棚里。9名民工的孩子在泥凳、石桌上认识了第一个拼音字母。
看着孩子们瞪着明亮的眼睛、张开小口吃力地读着拼音字母，李素梅流出了来京后的第一滴眼泪。
也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民工们纷纷钻进这个低矮的窝棚，带着孩子求学来了。“老乡”的圈子越扩越大，求学的孩子日渐增多，年龄从7岁到13岁。到1995年，学生已达60人。
小窝棚装不下了，李素梅便请人在菜地里重新搭了个能避风雨的菜棚，实行“复式教学”。一个屋子里，分成学前班和一、二、三年级。上完一年级的课，让孩子们写作业，再上二年级的课，依次类推。各班的孩子围坐一团，一时童音四起，把李素梅忙得头昏脑胀，随时都可能栽倒在地。在极度的疲惫中，她不得不写信向丈夫易本耀“告急”，请他来京帮忙。
易本耀虽从未上过讲台，但封封家信，让他觉察到了妻子的焦灼心情。他终于横下一条心，辞去了县粮食局的公职，来到了北京。
易本耀走进菜地，惊诧了！妻子所说的“学校”，是用破旧砖头垒起来的简易工棚。房顶先用纸盒铺成，再盖上草帘子，
最后压上砖头；工棚没有窗，低矮的门框直撞头，屋内潮湿阴冷。而李素梅，正在向孩子们抑扬顿挫地讲授着文化知识。
“这个世界上多了一个老师，就少了一所监狱……”易本耀记不得从哪本书上看到过这句话。但此时此刻，这群打工子弟刻苦学习的场面却震撼着他的心灵。他决定和妻子一道把学校办下去！
1997年春天，易本耀共建工棚7个，招收学生262人，组织教师13人，学制从学前班到六年级都齐了，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已初具规模。
虽然春天的菜地里弥漫着刺鼻的粪味，周围都是堆成小山的垃圾，但毕竟有了栖身之所，不谙世事的打工子弟们，像春蚕一样沙沙地汲取知识的营养。“不要乱扔垃圾！”、“不要随地吐痰！”、“饭前要洗手……”孩子们开始用文明去要求身在大城市却依旧陋习未改的父母。而没有文化的父母则笑出了眼泪。
可是好景不长。打工子弟学校的动荡开始了。
1997年4月，五棵松菜地被当地租给一家公司建房。几百名孩子无处可去。几天时间，易本耀仿佛苍老了10岁，头发大把大把地往下掉。他和妻子顾不上喝一口水，整日奔波于京城的大街小巷。
6天以后，满嘴长泡的易本耀在附近的沙窝村租了一个废弃的私人厂房。就在大家欢天喜地的搬桌椅用具、准备乔迁“新校”时，有关部门来了，指责易本耀非法办学，限期搬出管辖区。又是夜以继日地奔波，又一次“迁校”。1997年5月，学校在玉渊潭乡彰化村租了一个煤厂的前院匆匆“复课”。然而仅仅两个月后，出租方执意解除合同，学校再次“搬迁”，移至八里庄五孔桥一处废弃的院落。
这是一个废弃多年的涂料厂。易本耀第一次走进时，满院荒草，垃圾成堆，成团的蚊子暴雨般扑打过来，房子砖头裸露，屋顶全是拳头大的窟窿，窗户几乎没有一扇能关好的……
“如此迁徙何不注册一个学校？”回答这个问题时，易本耀把头压得很低。他说：“钱！注册资金至少要200万元。这些娃们，每人一学期只收300元，若有特殊情况的还要免费。今年的学费收了37万元。而实际花销51万元，亏空14万元。”他打开抽屉，里面是一卷捆扎得很结实的钞票，数目3600元，这是易本耀刚从一个做生意的老乡那儿借来的，准备给教职工发的当月工资。
在这里，我们向读者介绍一所由打工者创办的学校——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尽管这所学校至今尚未正式注册，但它毕竟为这些孩子开启了一扇求学之门。 ——按语
文/胡友聪（怀旧船长） 摄/赵兰健
北京海淀区，全国高校最密集的地区。海淀区八里庄五孔桥的西北，一条扬尘土路的延伸处，一个破旧的院落。
寒风里传来朗朗的读书声，半空中飘扬着鲜艳的国旗。矮墙上，“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几个红字格外夺目。
这是一所迄今为止尚未行政注册的学校。它也是目前全国最大、学制最健全的打工子弟学校。这所“创建”于1994年9月的小学，现有学生1226人，教职工68人，设有22个班。
学生籍贯分布于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在京住所分散于5个城区。这所全国独一无二的学校，承载着拖家带口寄居京城的打工者的期望。每时每刻，都有欣喜、感激或悲伤的泪水，伴随着这“流动的课堂”流淌……
流动的课堂：屡迁屡办
学校的创始人叫李素梅，一个很难从脸上看出悲喜的妇女。李素梅在河南老家时是民办教师。1993年3月，李素梅只身来到京城，投靠在京郊五棵松种菜的弟弟和卖菜的姐姐处，试图摆脱经济上的困境。她教书10年，对卖菜的行当并不熟悉，倒是关注起妹妹及附近老乡的孩子们。这些孩子都到了上学年龄，却因交不起几千元的赞助费而无法入学，只能四处乱窜。每每看到灰头土脸的“野孩子”，李素梅就难过：难道这些孩子长大以后依旧要重复上一辈的生活吗？终于有一天，她决定放弃卖菜挣钱的机会，她要教孩子们学习文化知识。
1994年9月1日，李素梅开课了。“教室”设在五棵松菜地的一个窝棚里。9名民工的孩子在泥凳、石桌上认识了第一个拼音字母。
看着孩子们瞪着明亮的眼睛、张开小口吃力地读着拼音字母，李素梅流出了来京后的第一滴眼泪。
也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民工们纷纷钻进这个低矮的窝棚，带着孩子求学来了。“老乡”的圈子越扩越大，求学的孩子日渐增多，年龄从7岁到13岁。到1995年，学生已达60人。
小窝棚装不下了，李素梅便请人在菜地里重新搭了个能避风雨的菜棚，实行“复式教学”。一个屋子里，分成学前班和一、二、三年级。上完一年级的课，让孩子们写作业，再上二年级的课，依次类推。各班的孩子围坐一团，一时童音四起，把李素梅忙得头昏脑胀，随时都可能栽倒在地。在极度的疲惫中，她不得不写信向丈夫易本耀“告急”，请他来京帮忙。
易本耀虽从未上过讲台，但封封家信，让他觉察到了妻子的焦灼心情。他终于横下一条心，辞去了县粮食局的公职，来到了北京。
易本耀走进菜地，惊诧了！妻子所说的“学校”，是用破旧砖头垒起来的简易工棚。房顶先用纸盒铺成，再盖上草帘子，
最后压上砖头；工棚没有窗，低矮的门框直撞头，屋内潮湿阴冷。而李素梅，正在向孩子们抑扬顿挫地讲授着文化知识。
“这个世界上多了一个老师，就少了一所监狱……”易本耀记不得从哪本书上看到过这句话。但此时此刻，这群打工子弟刻苦学习的场面却震撼着他的心灵。他决定和妻子一道把学校办下去！
1997年春天，易本耀共建工棚7个，招收学生262人，组织教师13人，学制从学前班到六年级都齐了，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已初具规模。
虽然春天的菜地里弥漫着刺鼻的粪味，周围都是堆成小山的垃圾，但毕竟有了栖身之所，不谙世事的打工子弟们，像春蚕一样沙沙地汲取知识的营养。“不要乱扔垃圾！”、“不要随地吐痰！”、“饭前要洗手……”孩子们开始用文明去要求身在大城市却依旧陋习未改的父母。而没有文化的父母则笑出了眼泪。
可是好景不长。打工子弟学校的动荡开始了。
1997年4月，五棵松菜地被当地租给一家公司建房。几百名孩子无处可去。几天时间，易本耀仿佛苍老了10岁，头发大把大把地往下掉。他和妻子顾不上喝一口水，整日奔波于京城的大街小巷。
6天以后，满嘴长泡的易本耀在附近的沙窝村租了一个废弃的私人厂房。就在大家欢天喜地的搬桌椅用具、准备乔迁“新校”时，有关部门来了，指责易本耀非法办学，限期搬出管辖区。又是夜以继日地奔波，又一次“迁校”。1997年5月，学校在玉渊潭乡彰化村租了一个煤厂的前院匆匆“复课”。然而仅仅两个月后，出租方执意解除合同，学校再次“搬迁”，移至八里庄五孔桥一处废弃的院落。
这是一个废弃多年的涂料厂。易本耀第一次走进时，满院荒草，垃圾成堆，成团的蚊子暴雨般扑打过来，房子砖头裸露，屋顶全是拳头大的窟窿，窗户几乎没有一扇能关好的……
“如此迁徙何不注册一个学校？”回答这个问题时，易本耀把头压得很低。他说：“钱！注册资金至少要200万元。这些娃们，每人一学期只收300元，若有特殊情况的还要免费。今年的学费收了37万元。而实际花销51万元，亏空14万元。”他打开抽屉，里面是一卷捆扎得很结实的钞票，数目3600元，这是易本耀刚从一个做生意的老乡那儿借来的，准备给教职工发的当月工资。
社会的呐喊：救救孩子
易本耀说：“学校能办到今天，并不是因为俺和李素梅，是因为有很多真正关心平民教育的人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救助连小学都上不起的孩子比救助贫困大学生更有意义。不能上大学的孩子至少心智健全，但一个连男女厕所都分不清的文盲，却是社会沉重的负担！”
易本耀谈及那些关心扶助打工子弟学校的人，热泪盈眶。1996年9月，当易本耀还在五棵松菜地里艰难教学时，《华声月报》记者曹海丽流着热泪采访了该校。远在美国洛杉矶、已80岁高龄的华侨任玉书女士看完报道，当即向《华声月报》写信，先后共寄来20万元人民币，请报社转交给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这位至今未曾谋面的老人，被易本耀敬为恩人，依其照片画像一幅，挂于墙上，每日仰望。学校的墙上，有“任奶奶你好”几个大字。在1000多名孩子的心目中，任奶奶是他们最尊敬的人。
原《华声月报》社社长范东生，是范长江的儿子。在打工子弟学校濒临危亡的关头，他毅然同易本耀站在一起，并以报社的名义与现今校址的所属单位北京玉北公司签了合同，才使这所学校得以保存下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赵树凯处长，是研究全国流动人口的专家。1996年2月，他在菜市场宣传栏看到一则“广告”：外地来京的孩子想上学吗？请到打工子弟学校来。他感到奇怪，决定探个究竟。在五棵松菜地，他亲眼目睹了只有在贫困山区才实施的“复式教学”，被深深感动了。他介绍了北京电视台的记者前去采访，此后一直关心打工子弟学校的成长。在学校屡屡受挫期间，他鼓励易本耀一定要坚持下去，并联系扶贫基金会向学校捐赠了桌椅；联系首都师大、北京师大的大学生为孩子们义务授课；领着易本耀到北京市教委、海淀教委等相关的部门咨询……爱人回国后，夫妻俩一有空就到学校排忧解难，为学校倾注了大量心血。
1997年，任玉书女士给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方明打电话，请他帮助打工子弟学校。
方明很快来到学校，在与范东生、赵树凯等人一道为学校排忧解难的同时，还对学校的办学思想进行具体指导。为学校定名“行知”，一是纪念从事贫民教育工作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二是以贫民办学思想作指导。因此，每个孩子一学期300元的收费，从五棵松到五孔桥一直没变过。
当前学校的相对稳定，与这几位让易本耀铭刻于心的热心人有着相当大的关系。
现今的68名教职工，其中12名为北京人，其余来自山南海北。他们中有本科生、大专生，最低学历也是中专毕业。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孩子们，是因为一种良知。他们要挽救这些因贫困而无法进正规学校学习的孩子们。
白颖华老师今年39岁，是在京军官的随军家属，已有20年的教龄。此前，她一直在城里教小学。
1997年冬天，北京电视台介绍打工子弟学校的镜头攫住了她的眼睛，在一个奇冷的傍晚，她跨入了易本耀的办公室。从此，白老师成了这所学校的音乐教师。
能把白老师留下来的不是易本耀，是孩子们。第一次为孩子们上音乐课，许多孩子听见乐器一响就哭了。有的离开座位奔上来，眼泪汪汪地说：“老师，我能吹口琴吗？”“老师，我能摸摸二胡吗？”“老师，什么叫钢琴？”……白老师当了20年的老师，却忍不住想大哭一场。
相对于白老师，李秀芬只能算个大孩子。这位来自辽宁的姑娘，一开始投入这个队伍，就主动挑起四年级和六年级的语文课，经常累得一闭眼就能睡着。有一次，班上的两个孩子打架，其中一个孩子的家长第二天冲进教室，不问青红皂白就把另一个孩子打哭了。李秀芬十分生气，与那家长说理。但那家长是大字不识一筐的民工，把她骂得直掉泪。这件事让她深刻认识到这是没有文化的结果。“决不能让这种愚昧无知在他们的下一代延续下去！”由此反而坚定了她的决心。
像白老师和李秀芬这样的教职工，在这里随便一说就是一大串。
学校的试卷，都是铁路师范二小、永定路二小等单位提供的；学校的课桌、用具，有一部分来自友邻小学的捐助；北京师大、首都师大的“大学生青年志愿者”队伍，是这里的常客……易本耀动情地说，打工子弟学校能够存在，是因为有社会各界的无私救助。
孩子的渴望：我要读书
13岁的樊桂华父母是菜农。好喝酒的父亲在一次大醉后打架，进了监狱，母亲精神受刺激，甩下孩子跑出去嫁人了。小桂华哭干了眼泪，寄住在已养了三个小孩的伯父家。伯父也是菜农，穷得揭不开锅。
看到城里的孩子上学，连身边的穷孩子也上学了，小桂华就偷偷地哭。他已经是个大孩子了。一天，他碰上了在“贫民窟”里探访失学儿童的易本耀，他怯生生地走过去，小声地说：“老师，我要读书。”易本耀抚着他的头，把他领进了学校，免费让他上学，并为他购买了书本、纸、笔、生活日用品。
在打工子弟学校，校长易本耀规定六类学生可以免费入学：一是孤儿，二是单亲家庭，三是残疾儿童，四是特困生，五是重灾区来的打工子弟，六是教职工子弟（免半费）。
有个叫贾文婷的女孩，因病被母亲从青岛带到北京治疗，弄得倾家荡产。可做手术时出了医疗事故，被医生错误地切除了一根神经，文婷的母亲悲痛欲绝。小文婷早该上学了，但母亲每日在地铁口卖零碎物件所赚的钱还不够糊口。易本耀便收留了脸色苍白的小文婷。像病猫似的她现正在二年级二班学习。这个女孩不能再受到一点伤害，因为任何一个意外都可能使她发病，危及生命。学校的教职工对她，比保护自己的眼睛还要用心。
张雅玲没想到，自己一回到那间不足8平方米的住所，父母就把她带到了车站。卖馒头为生的父母无法交付房租，准备搬到通州区去投靠亲友。小雅玲趁父母不注意，找了个公用电话向易老师告别。电话一通，听到了易老师熟悉的声音，想着自己即将辍学，她“哇”的一声号啕大哭。“易老师，我要读书……”那令人心碎的央求、哭诉，让易本耀鼻子发酸。易本耀强忍眼泪，安慰了她，并派人把几套课本送给她。
学校是一块磁铁，牢牢地吸着孩子们。打工者的生活不稳定，有的孩子因父母无法在京城立足只得随父母回乡。每一个将要离开的孩子都要在学校里哭喊半天，有的孩子死活不走。但他们又怎能抗拒命运呢？
易本耀说，来京打工的民工多数来自贫困山区。那里的孩子上学难，即使有学上，也是单调的语文、数学，德智体美得不到全面发展。而他所开办的打工子弟学校，学生们的成绩平均在95分以上。
孩子们能吃苦，特懂事，自卑但要强。寒风里，记者看到几个孩子在破旧的教室外写作业，手上冻出了血口子。原来，这是成绩稍差或调皮的孩子在“自罚”，易本耀上前劝说，可这几个孩子默不作声，只顾埋头写作业。作业本上，有斑斑泪迹。
这些孩子中，离校最远的住在丰台、西城等区，有的孩子每天要换乘三四次公共汽车，天不亮起床，很晚才能回家。他们大多数才七八岁，学习生活全靠自己料理，决不给整日因生计奔忙的父母增添负担。
下课了。上千名孩子在尘土飞扬的大院里嬉戏着，淌着鼻涕的脸被冷风吹得红里带紫。教室里没有暖气，他们以独有的活动方式温暖自己，清扫着心灵上的忧郁。谁敢说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将来不会产生科学家、艺术家和政要人物？
在采访过程中，易本耀的讲述被接二连三的电话打断。每一个电话，都是打工者在为自己的孩子上学进行咨询。易本耀眉头紧锁，但口里还是应着“来吧，来吧！”然而这个学校怎么能装得下那么多打工子弟？有的班级，一张课桌已挤着三个孩子。
据了解，京城300万外地人口中那些流动性最大的学龄儿童，多数处于失学状态。这些孩子的父母，来自全国各地的城镇村落，在京以打工为生：卖菜、摆地摊、收废品、挖土方、做保姆……
无论社会各界对这些孩子们的父母“吉卜赛”式的生活方式有怎样的评价，但失学对于孩子却是十分残酷的。还孩子读书的权利，给孩子一片知识的天空，不仅是孩子和父母的企盼，也是社会的责任。
后记：老船与易校长早成哥们。报道后各大媒体关注，捐献者众，学校最大规模时有6000多人，分高中小年级。但至今仍处于困境！
易本耀说：“学校能办到今天，并不是因为俺和李素梅，是因为有很多真正关心平民教育的人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救助连小学都上不起的孩子比救助贫困大学生更有意义。不能上大学的孩子至少心智健全，但一个连男女厕所都分不清的文盲，却是社会沉重的负担！”
易本耀谈及那些关心扶助打工子弟学校的人，热泪盈眶。1996年9月，当易本耀还在五棵松菜地里艰难教学时，《华声月报》记者曹海丽流着热泪采访了该校。远在美国洛杉矶、已80岁高龄的华侨任玉书女士看完报道，当即向《华声月报》写信，先后共寄来20万元人民币，请报社转交给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这位至今未曾谋面的老人，被易本耀敬为恩人，依其照片画像一幅，挂于墙上，每日仰望。学校的墙上，有“任奶奶你好”几个大字。在1000多名孩子的心目中，任奶奶是他们最尊敬的人。
原《华声月报》社社长范东生，是范长江的儿子。在打工子弟学校濒临危亡的关头，他毅然同易本耀站在一起，并以报社的名义与现今校址的所属单位北京玉北公司签了合同，才使这所学校得以保存下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赵树凯处长，是研究全国流动人口的专家。1996年2月，他在菜市场宣传栏看到一则“广告”：外地来京的孩子想上学吗？请到打工子弟学校来。他感到奇怪，决定探个究竟。在五棵松菜地，他亲眼目睹了只有在贫困山区才实施的“复式教学”，被深深感动了。他介绍了北京电视台的记者前去采访，此后一直关心打工子弟学校的成长。在学校屡屡受挫期间，他鼓励易本耀一定要坚持下去，并联系扶贫基金会向学校捐赠了桌椅；联系首都师大、北京师大的大学生为孩子们义务授课；领着易本耀到北京市教委、海淀教委等相关的部门咨询……爱人回国后，夫妻俩一有空就到学校排忧解难，为学校倾注了大量心血。
1997年，任玉书女士给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方明打电话，请他帮助打工子弟学校。
方明很快来到学校，在与范东生、赵树凯等人一道为学校排忧解难的同时，还对学校的办学思想进行具体指导。为学校定名“行知”，一是纪念从事贫民教育工作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二是以贫民办学思想作指导。因此，每个孩子一学期300元的收费，从五棵松到五孔桥一直没变过。
当前学校的相对稳定，与这几位让易本耀铭刻于心的热心人有着相当大的关系。
现今的68名教职工，其中12名为北京人，其余来自山南海北。他们中有本科生、大专生，最低学历也是中专毕业。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孩子们，是因为一种良知。他们要挽救这些因贫困而无法进正规学校学习的孩子们。
白颖华老师今年39岁，是在京军官的随军家属，已有20年的教龄。此前，她一直在城里教小学。
1997年冬天，北京电视台介绍打工子弟学校的镜头攫住了她的眼睛，在一个奇冷的傍晚，她跨入了易本耀的办公室。从此，白老师成了这所学校的音乐教师。
能把白老师留下来的不是易本耀，是孩子们。第一次为孩子们上音乐课，许多孩子听见乐器一响就哭了。有的离开座位奔上来，眼泪汪汪地说：“老师，我能吹口琴吗？”“老师，我能摸摸二胡吗？”“老师，什么叫钢琴？”……白老师当了20年的老师，却忍不住想大哭一场。
相对于白老师，李秀芬只能算个大孩子。这位来自辽宁的姑娘，一开始投入这个队伍，就主动挑起四年级和六年级的语文课，经常累得一闭眼就能睡着。有一次，班上的两个孩子打架，其中一个孩子的家长第二天冲进教室，不问青红皂白就把另一个孩子打哭了。李秀芬十分生气，与那家长说理。但那家长是大字不识一筐的民工，把她骂得直掉泪。这件事让她深刻认识到这是没有文化的结果。“决不能让这种愚昧无知在他们的下一代延续下去！”由此反而坚定了她的决心。
像白老师和李秀芬这样的教职工，在这里随便一说就是一大串。
学校的试卷，都是铁路师范二小、永定路二小等单位提供的；学校的课桌、用具，有一部分来自友邻小学的捐助；北京师大、首都师大的“大学生青年志愿者”队伍，是这里的常客……易本耀动情地说，打工子弟学校能够存在，是因为有社会各界的无私救助。
孩子的渴望：我要读书
13岁的樊桂华父母是菜农。好喝酒的父亲在一次大醉后打架，进了监狱，母亲精神受刺激，甩下孩子跑出去嫁人了。小桂华哭干了眼泪，寄住在已养了三个小孩的伯父家。伯父也是菜农，穷得揭不开锅。
看到城里的孩子上学，连身边的穷孩子也上学了，小桂华就偷偷地哭。他已经是个大孩子了。一天，他碰上了在“贫民窟”里探访失学儿童的易本耀，他怯生生地走过去，小声地说：“老师，我要读书。”易本耀抚着他的头，把他领进了学校，免费让他上学，并为他购买了书本、纸、笔、生活日用品。
在打工子弟学校，校长易本耀规定六类学生可以免费入学：一是孤儿，二是单亲家庭，三是残疾儿童，四是特困生，五是重灾区来的打工子弟，六是教职工子弟（免半费）。
有个叫贾文婷的女孩，因病被母亲从青岛带到北京治疗，弄得倾家荡产。可做手术时出了医疗事故，被医生错误地切除了一根神经，文婷的母亲悲痛欲绝。小文婷早该上学了，但母亲每日在地铁口卖零碎物件所赚的钱还不够糊口。易本耀便收留了脸色苍白的小文婷。像病猫似的她现正在二年级二班学习。这个女孩不能再受到一点伤害，因为任何一个意外都可能使她发病，危及生命。学校的教职工对她，比保护自己的眼睛还要用心。
张雅玲没想到，自己一回到那间不足8平方米的住所，父母就把她带到了车站。卖馒头为生的父母无法交付房租，准备搬到通州区去投靠亲友。小雅玲趁父母不注意，找了个公用电话向易老师告别。电话一通，听到了易老师熟悉的声音，想着自己即将辍学，她“哇”的一声号啕大哭。“易老师，我要读书……”那令人心碎的央求、哭诉，让易本耀鼻子发酸。易本耀强忍眼泪，安慰了她，并派人把几套课本送给她。
学校是一块磁铁，牢牢地吸着孩子们。打工者的生活不稳定，有的孩子因父母无法在京城立足只得随父母回乡。每一个将要离开的孩子都要在学校里哭喊半天，有的孩子死活不走。但他们又怎能抗拒命运呢？
易本耀说，来京打工的民工多数来自贫困山区。那里的孩子上学难，即使有学上，也是单调的语文、数学，德智体美得不到全面发展。而他所开办的打工子弟学校，学生们的成绩平均在95分以上。
孩子们能吃苦，特懂事，自卑但要强。寒风里，记者看到几个孩子在破旧的教室外写作业，手上冻出了血口子。原来，这是成绩稍差或调皮的孩子在“自罚”，易本耀上前劝说，可这几个孩子默不作声，只顾埋头写作业。作业本上，有斑斑泪迹。
这些孩子中，离校最远的住在丰台、西城等区，有的孩子每天要换乘三四次公共汽车，天不亮起床，很晚才能回家。他们大多数才七八岁，学习生活全靠自己料理，决不给整日因生计奔忙的父母增添负担。
下课了。上千名孩子在尘土飞扬的大院里嬉戏着，淌着鼻涕的脸被冷风吹得红里带紫。教室里没有暖气，他们以独有的活动方式温暖自己，清扫着心灵上的忧郁。谁敢说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将来不会产生科学家、艺术家和政要人物？
在采访过程中，易本耀的讲述被接二连三的电话打断。每一个电话，都是打工者在为自己的孩子上学进行咨询。易本耀眉头紧锁，但口里还是应着“来吧，来吧！”然而这个学校怎么能装得下那么多打工子弟？有的班级，一张课桌已挤着三个孩子。
据了解，京城300万外地人口中那些流动性最大的学龄儿童，多数处于失学状态。这些孩子的父母，来自全国各地的城镇村落，在京以打工为生：卖菜、摆地摊、收废品、挖土方、做保姆……
无论社会各界对这些孩子们的父母“吉卜赛”式的生活方式有怎样的评价，但失学对于孩子却是十分残酷的。还孩子读书的权利，给孩子一片知识的天空，不仅是孩子和父母的企盼，也是社会的责任。
后记：老船与易校长早成哥们。报道后各大媒体关注，捐献者众，学校最大规模时有6000多人，分高中小年级。但至今仍处于困境！
残荷落雪 时间：2014-10-21 00:03:00
@怀旧船长 2014-10-20 23:56:35.0
社会的呐喊：救救孩子
易本耀说：“学校能办到今天，并不是因为俺和李素梅，是因为有很多真正关心平民教育的人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救助连小学都上不起的孩子比救助贫困大学生更有意义。不能上大学的孩子至少心智健全，但一个连男女厕所都分不清的文盲，却是社会沉重的负担！”
易本耀谈及那些关心扶助打工子弟学校的人，热泪盈眶。1996年9月，当易本耀还在五棵松菜地里艰难......
—————————————
船长，有捐款的方式么？或者有什么更合适的资助途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赞成捐款，咱们都不是富翁。
我去看看再说，最好提供精神食粮。我看能不能让出版商整大批的书去。或者，将来我去讲讲写作，主要是提升孩子们的自信。我去讲，比较合适，一则我有教学经验，二来我本身就是草根，有共同语言。
但具体情况如何，明天去后再来向姐妹们汇报。
先睡了。各位安。
@怀旧船长 2014-10-20 23:56:35.0
社会的呐喊：救救孩子
易本耀说：“学校能办到今天，并不是因为俺和李素梅，是因为有很多真正关心平民教育的人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救助连小学都上不起的孩子比救助贫困大学生更有意义。不能上大学的孩子至少心智健全，但一个连男女厕所都分不清的文盲，却是社会沉重的负担！”
易本耀谈及那些关心扶助打工子弟学校的人，热泪盈眶。1996年9月，当易本耀还在五棵松菜地里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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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长，有捐款的方式么？或者有什么更合适的资助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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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赞成捐款，咱们都不是富翁。
我去看看再说，最好提供精神食粮。我看能不能让出版商整大批的书去。或者，将来我去讲讲写作，主要是提升孩子们的自信。我去讲，比较合适，一则我有教学经验，二来我本身就是草根，有共同语言。
但具体情况如何，明天去后再来向姐妹们汇报。
先睡了。各位安。
重读此文，泪流满面。十五年，未曾改变。这是什么国？当帝都每年因户籍儿童减少关闭学校时，从不给外地孩子考虑一张课桌。比起这些娃，我们那点苦痛，不好意思说。所以这些事不解决，我不会看新闻联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