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走过六十年》这部回忆录已经初步完成，然而它只是一个粗糙的毛坯，所以我还不敢把它付印成书。为方便分送朋友，我暂将全稿分为四部：第一部《乡情》，第二部《读书》，第三部《干部》，第四部《转型》。 我退休前完全没有写书的打算，退休后见身旁的妻子天天埋头工作，作为男人却在家里游手好闲，心里着实不是滋味。在家人的鼓动下，我开始写些闲文章，起先用稿纸写，妻子用电脑替我打字。从二OO四年起，我先后写了“西关风情”、旅游杂记和有关粤剧研究等习作。我把部份文章拿到女儿的网站上发表，居然有人“点击”，甚至评头品足，让我六十多岁还有点虚荣心。
后来收到一些老领导、老同志离退休后写的书，激发了我写回忆录的冲动，也学会了用电脑写字。然而，回忆录这个东西，已不成文地约定俗成为大人物之所为，因为他们掀动历史，人生轰烈，即使写些平淡无奇的生活琐事，都会成为“名人轶事”。庸庸一生如我者，要学人写回忆录，很是困难。于是虚晃一枪，借写自己为名，把经历过的时代，用个人的视觉写出来。尽管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地方，但让人读起来容易联系到自己走过的年代，从而引发记忆与思考，平民回忆录或许有这样的一点意义。
我出生于广州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封建小村，童年及青少年基本在家乡度过，见证或参加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大跃进运动；我经历了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初中国青少年最动荡的读书岁月；离开学校后我立即投身到贫穷落后的农村，在海南岛工作生活了八年半；改革开放，我参与了农村改革，直接执行把土地分还给农民；农村改革完成，我又面临事业的转型，奉命到香港和海外从事经济工作。几十年来，我走过的人生路段都比较完整，如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后在农村分田到户等等，我都经历或见证了全过程。除了上述经历，我还在香港搞过十五年资本主义，亲历了广东省驻香港最大一间公司的兴衰。
我一生不曾写日记，手边又没有文件可查，然而我喜欢与人交流，又喜欢思考，技术上又能将别人的长篇大论概括成小故事 。随手写来，大量素材涌现，只系心存厚道，为长者、尊者讳，损伤别人的情节我尽量省去，但凡涉及大局或关键史料我就隐晦地说，以至不知底细的人看了一头雾水。初稿原定十章，但后面的章节连贯不上，最后变成十一章，有长有短。我曾经把全稿或部份章节送给我的某些上司、同亊、同学和朋友，我送了本书的前四章给我老家山脚村两位有文化的同族兄弟，他们把我的书稿传阅、复印，竟然传递到别的城市。有省农委老领导对我的书稿很关注，几次打长电话同我讨论时代事件和情节，老领导还在社交圈子多番推介。送给大学同学的，有些全稿相送，有些只送《读书生涯》和《文化大革命》。有好友秉烛观书，连夜给我打来长途电话，不少同学朋友给我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三水退休中学校长黄先生是我高中同学又是大学同学，他替我细致斟校，指出了很多错处。对书稿的反应是多样的，在看过书稿的朋友中，“当时得令”者说我写得阴暗，离退休干部多数有反思共鸣；爱憎褒贬都同各个时期所处的地位有关，如土改积极分子对我的写法可能不会认同，又如文化革命有派性，我旧事重提，有人看后会不高兴。所以，此稿只要未成为书，它永远还有变数，到将来人们对历史恩怨淡薄了，人与人之间多一点坦诚的时候，我的书稿还会增添篇章，有些地方会写上真名实姓，到时可能会充实一些。
穗南山客
二零零九年春天
走过六十年
第 一 章 家乡的记忆
我生于一九四四年农历三月初七，三月初八正逢宗族祭祖，这天，全村的同姓兄弟，都可以分到一份猪肉，在广东农村俗称为“太公分猪肉”。我生于戌时，父亲连夜报告村长，村长说：“嘿，这小子迟不出来早不出来，分完猪肉才出来……”只好第二天派人到镇上给我另买一份。
五羊城外一小村
我的老家叫山脚村，是个单一姓李的自然村，当年它归属南海县二区卫安乡。二区的范围很广，包括现在的官窑、松岗、和顺三个镇，卫安乡包括和顺、山脚、袁屋边、岭头、孔村和鹿鸣岗六个大小自然村。人民公社时期，和顺、官窑、松岗分别成立公社，卫安乡也分成了三个生产大队。人民公社解散以后，和顺公社改为和顺镇，是农村最基层的一级政府，原来卫安乡的各个村庄也从人民公社的三个生产大队变成了三个村民委员会。山脚村在行政上一向没有名称，它归属“和顺村民委员会”。
别看我的家乡是个农耕村野，可它从皇朝时代乃至民国都曾属于羊城，也就是今天的广州市。明清以来，羊城已经讲究形象工程，每逢太平盛世，都要评选“羊城八景”，而山脚村旁边的“金山古寺”就曾参选过好几回。
前边说我的老家历史上曾归广州市管，甚至可以掉过头来说，我家乡南海县曾经管治过广州城。乾隆三十三年，朝廷将广州划归南海和番禺两县分管。据广州《城坊志》记载，南海分治西境，以内城之正北、正西、归德，外城之太平、竹栏、油栏、靖海、五仙八个城门为所属街区；番禺分治东境，以内城之正东、小北、正南、文明、定海，新城之永安、小南、永清八个城门为所属街区。到了民国，广州才叫省城，才有统一领导城市的市长。广州作为省城以后，南海县仍在广州设置衙门。一九三八年日军侵占广州，南海县政府才从城市搬到抗日的后方。抗战胜利，县政府迁到佛山镇，从此我的家乡就不再属于广州了。
山脚村的来历
山脚村没有山，充其量只有一个十多二十米高的土岗，这个土岗位于珠江水系一条支流南面，今天的广东地图称这条小河为“和顺埇”。河水从西向东流，经过千百年的冲刷，土岗的西北角被冲缺了一半，把一个锥型的山体冲成了扇型，象一只巨大的泥蚌躺卧在“和顺埇”的南岸，后人称山脚村为“蚌地”，村舎就建筑在这“半壁江山”的东南。
相传山脚村李氏祖先来自中原，大宋朝代，金兵从北方入侵，攻占了京城（今河南省开封市），皇朝破灭，史称北宋。逃到南方的皇族在部分大臣的拥戴下，在江南建立了小朝廷，著名的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都是这个朝代的人，是为南宋。北宋灭亡，北方的汉族人民不甘心被异族统治，大量南迁，我们的祖先就在这种大环境下逃难到广东来的。最初在广东北部南雄县一带居住，后来又因为一次政治事件再逃难到珠江流域。据我后来考证，这次政治事件是南宋皇帝一个妃子跟一名姓黄的商人私奔，远在浙江绍兴的皇帝得知他们潜逃到广东南雄珠玑巷，于是派兵追捕。为了躲避兵祸，我们的祖先只好再往南逃，扎竹泛舟，沿北江南下，几经周折，才在如今“山脚村”这个地方落了脚。
今天珠江三角洲一带说粤语的居民，大都说来自南雄珠玑巷，相信也是当年第二次逃亡，散落到珠江流域的结果。十多年前我到过南雄，专程去察看过珠玑巷，二、三里长的街道相当古朴，那个姓黄商人勾引皇帝老婆的故事也有石碑记载。如今珠玑巷可以说是姓族祠堂的博物馆了，原来早年从珠玑巷逃到珠江三角洲的先民后代，几百年来陆续回到珠玑巷兴建祠堂，据说祠堂最多的时候有四、五十座。后来由于战乱，特别是解放后破除宗族观念，珠玑巷的祠堂便破败凋零。改革开放以后，珠江三角洲一带兴起过一阵修祠建庙的风气，一些有心人甚至追根寻源，又回到南雄珠玑巷重建祠堂，其中姓黄、姓黎、姓麦和姓张的祠堂最大，香火鼎盛。本以为李氏是天下大姓，在珠玑巷的祠堂中应有一定规模，谁知寻遍了数里长街都找不着，后来在当地人的指引下，才在一处横街窄巷找到一间细小的李氏祠堂，其时已被间隔作为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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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村与繁衍
祖先在“山脚”安顿以后，先以养鸭为生，随后开垦农田，因为地处水网，土地肥沃，即使水利不修，农田也有收获。经过南宋和元朝二百年，人口繁衍渐多。
山脚村的村舍沿着土岗的边沿兴建，主体座北，一把扇形展向东南。村舍建设开始以寮棚为主，从东到西，大约有十五座寮棚，在我童年时代，村西边叫做“西头尾”，有两座门楼，门楼之间的地段，村民称之为“十四棚”和“十五棚”，可见早年村前建的都是寮棚。到了明朝，村庄的容貌才从寮棚逐步发展成为土木结构的房舎。
村前挖了三口大水塘，朝南的叫“大塘”。东南向的叫“牛屎塘”和“白鸽塘”，三口水塘成为村前的屏障。水塘之间有塘基，是通往田间或外界的道路。南向和东南向两段村道有一里多长，俗称“塘边”。几口水塘的外围挖了一条引水入塘的小埇，埇宽二丈，从东堤水闸引入河水，绕过村前，流到西边的大水潭，再曲折转流到各处田园和别的村庄。
山脚村背靠河流，临河的山体悬崖陡峭，东西两边有河堤连接，人们把连接处称作“基围头”。村后山岗与基围头种了密密麻麻的荆棘竹林，堵塞住东、西和北面的通道。村前有三个出口栅门。这样，别说一般外人，就是盗贼轻易也进不了村的。
很久以前，山脚村有一个突出的地标，那就是后岗的两棵紧挨在一起的大树，大家都叫它们“孖树”。“ 孖树”一棵是红棉，一棵是木梚，足有七、八丈高，因为长在山岗上，二、三十里以外都能看见。村民把它们当成风水树，还有人认作干爹干娘。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村里竹树开花，百年不遇，一片金黄灿烂。随后，大片荆棘竹林就枯死了。几年之后，用来维护村舍安全的荆棘竹林便荡然无存。一九五八年风水树又被雷电击伤，枝枯叶萎。“大跃进”时期，村民将两棵大树砍下，主干用来做“车子化” 的材料，支干用来烧木炭“大炼钢铁”。从此，在远处再也望不到山脚村的标志。
山脚的村前大道，排列着十多条由南往北的“里巷”，里巷布满民居，整齐有序。里巷的入口有门楼，门楣上都刻着里巷的名字。只是年久失修，到我少年时代，多数“里巷”已经没有门楼了，只剩下南向的“中和里巷”，“仁和里巷”和“福寿里巷”。
山脚村除了民居还有不少公共建筑，最大的公共建筑是祠堂，叫“李氏宗祠”，又称大祠堂，它座落在村的西头，大门稍偏向西，村庄主体座北偏向东南，大祠堂的脸面偏西，正好使村体平衡阵势，完善了风水学上的美。大祠堂建于什么年代，我翻査过历史资料，原来中国普遍兴建祠堂的风气在明朝。根据《佛山忠义乡志》记载：明朝嘉靖皇帝接纳大学士夏言的建议，准许民间联合宗族建立祠堂﹙此前只有皇帝宗庙或有功之臣才可建祠纪念﹚，佛山一带的祠堂多数都是那个时候建立的。清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也说：岭南的著名姓族，在广州一带最为繁盛，或一乡一姓，或一乡二三姓，安居乐业，很少有迁徙他乡的。千人之族，有祠堂数十。大祠堂者，始祖之庙也。
山脚村大祠堂的堂号叫“永思堂”，由明朝大官王守仁所题，王守仁为官于正德和嘉靖年间，因此我推算大祠堂始建于明朝嘉靖中期。大祠堂共有三进两天井，分为前座，中堂和后堂，天井两边有厢房，祠堂大门后边有屏风，后堂摆放祖先牌位。后堂东侧有横门通向一间大厨房，大厨房的功能是给宗族兄弟“合爂”﹙音串﹚和“会膳”﹙ 同煮大锅飯﹚的，也是每年春秋二祭“太公分猪肉”的地方。中堂最为重要，它是全体村民的议事堂，又是喜庆活动的宴会厅。中堂的墙壁上挂满了已婚男性名字的木牌，俗称为“大号牌”，男人从结婚那天起就把“大号牌”挂上去，直到去世才取下来，不结婚的男子是没有“大号牌”的，名字就上不了大祠堂，所以村民对于婚姻非常重视。大祠堂最醒目的是中堂正梁上挂着一块很大的金漆匾牌，匾牌上写着“永思堂”三个斗大的金字，左下角有“王守仁书”四个小金字和图章。
王守仁是明朝的大官，按常理，他不可能为这个远离朝纲的南方小村写字的。但我翻查史料之后，才知道王守仁同我们南海人有过密切的关系。从明朝成化到嘉靖几十年，南海县出了梁储、伦文叙等十二位状元和进士。一个边陲县份一下于出了这么多大人物，在中国并不多见，用现在的官衔来套，这些人多数都官至省、部级，梁储还当过宰相。王守仁不但与这些人同朝为官，而且还是后来几位南海名人的老师。佛山弼唐村的庞嵩，曾经和王守仁一起研究理学，辞官以后在西樵山开办学校，所以我们的祖先慕名托人求字就合乎情理了。其实，山脚村多数人都不知道王守仁是谁，我也是长大后才知道的。王守仁是明朝的一位大思想家、政治家，是宋代朱、程理学之后儒家学说的一代泰斗。由这样一位人物，为我们的祠堂题字，使这个八百多年的小村有了一点文化内涵。
“永思堂”思念什么呢，也许是思念中原时代的家世吧，可惜我们村里几百年都没有出过大人物，甚至几百年都没有人得过功名。解放前后，“李氏宗祠”除了宗族聚会，婚宴摆酒，村民还在农闲时节，晚上敲锣打鼓练习武功，土改时又是斗争地主的公堂。后来，间或用作晚上唱戏或放电影的场地。人民公社时，大祠堂成了生产队的仓库和厂房。由于长期得不到维护，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某夜春雨绵绵，中堂突然倒塌，“永思堂”的牌匾顿成碎块，与山脚村共存共荣几百年的王守仁题字便不复存在了。大祠堂的倒塌还有一段传奇。倒塌的当夜，村民准备在祠堂放电影，后因机器故障只好改期，谁料当晚中堂突然倒塌，屋顶及梁柱尽毁。真是谢天谢地，假若不是机器故障，村民的生命则不堪设想。祖先祠堂临难于千钧一发，还在冥冥之中保护子孙，实在值得后人感恩、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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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房的祠堂是有了大祠堂之后才兴建的。所谓各房，就是第一代祖宗的几个儿子。长房的祠堂建在“大祠堂”旁边，大家叫它“细祠堂”，二房祠堂建在村东头，人们叫它“北溪祖”。长房称“南岳李公祠”，二房叫“北溪李公祠”。这两房太公的名字很风雅，但我觉得不大象名字，应该是两房祖先的“名号”。“南岳”是高山，“北溪”是流水，“高山流水”，正是我国古代读书人的“文人雅士”境界。只是，当年祖先艰辛南下，开荒造田，搭寮而栖，那有隐逸林泉的志向，显然是后人附庸风雅。二房祠堂从建筑风格上，应该是清代以后建的，它厅堂的地面都铺了淡红色的方砖，天井两边的厢房用满洲窗作间墙。正门墙眉上的图画与大祠堂不同风格，大祠堂画的是“竹林七贤”和陶渊明，说的都是些归隐林泉的故事。“北溪祖”画的是“六国大封相”，“郭子仪祝寿”等，都是张扬做官和光宗耀祖的。前几年回去看过“北溪祖”，它已被村民新建的楼房包围了，由此显得比以前矮了许多，也早已失去解放初期作为小学校的那份雅致。三房祠堂的名字叫“道安祖”，它的位置在“牛屎塘”后面，斜对着当年的“社公”，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已经很破烂，一些村民还将它用作牛栏，到五十年代中期三房祠堂就倒塌了。
除了长、二、三房的祠堂外，各房的后代还建了些小祠堂，名称不叫祠堂，如“瑞庵公”，“畅谋公”，“狗牙花厅” 和“新厅”等等。“狗牙花厅”解放后做过“农民协会”的办公室，“新厅”解放前做过“更馆”，解放后做过民兵会所。山脚村的公共建筑除了祠堂外，还有三间庙宇，一间在村西头，叫做“主帅庙”；一间在村东头，叫做“北帝庙”；第三间是孔夫子的庙，位置在如今废弃了的“红旗人民公社电动排灌站”上。小时候看见“主帅庙”和“北帝庙”香火鼎盛，人民公社以后都被拆除了。孔庙在解放前已经很破旧，周围野草丛生，如果不是有些农家子弟入学启蒙，平时是没有人去拜孔庙的。我考上中学那年，村里有几个青年也同时考上，一些村民就说，孔庙破败以后，在旧基上建了一座排灌站，恢复了文化风水。
在这里，我还不能忽略一幢公众的建筑物，它叫做“洋楼庄”，这是一间西式房子，位于村前“大塘”的东边。“洋楼庄“原先是一幢有钱人的私宅，解放后收归公家，从五十年代中到七十年代中，整整二十年，“洋楼庄”一直是山脚村的“政府”所在地。它的楼顶在“大跃进”时期曾经是村民劳动作息的指挥中心，村民上工和收工都看它楼顶鸣锣为号或举旗为号。
在洋楼庄和大塘之间，有一座连接南向和东向的无瓦牌楼，牌楼青砖石脚，上刻“一道同风”几个青石大字，这“一道同风”常常是村中长辈临时聚议的地方，也是将不肖子孙当众申斥的地方（如果要拿到祠堂训斥已经形同判罪了）。五十年代初，南海县二区在官窑兴建大礼堂，号召各村献砖献石，山脚村就把“一道同风”拆了献出去。现在“一道同风”已全无旧迹，在它的原址上长了一棵榕树，常有村民在树下休闲，使它保留了村民聚脚的遗风。
时下山脚村的村道都铺上了混凝土，好象城里的小马路一般。其实我们的村道历史上是有讲究的，因为村体象一只巨大的泥蚌，风水上说村前的道路不可以用石灰铺地，怕泥蚌被石灰醃死，因而村前“塘边”铺的都是泥土，土路长满杂草，每年都要定期剪除，这份工作通常让触犯村规的人去做。村道上虽然杂草丛生，但中间铺了一条花岗石人行道，人行道分东西两段，西段从塘角头铺到西边的“十五棚”门楼，石路宽约五十公分；东段在塘角头上石阶数级，从“一道同风”铺到北溪祖祠堂，这段路为双石板，宽近一公尺。为什么东西两段路阔窄不同，当年有老人说，“新屋巷”有子孙用钱捐过官，因而扩宽了东边的石路。改革开放以后，某年我的堂弟当了村长，村委会要改善村容村貌，求我出面为建设村道筹集资金。我只是一名公务员，实在无计可施，此时想到我同南海县的书记、县长有点来往，于是修书一封，求助县长，县长听说我要为家乡办事，表示要成全我的好意，指示财政局给和顺镇增拨“改善村容村貌”的资金，又派专人到和顺镇和镇干部到山脚村规划修路问题，从公路干线的东边筑路入村，经过村前再从西边出大公路，使山脚村的村道一度成为和顺镇的样板。这是南海县和镇政府出钱修的路，也是本村村民出力修的路，我“为民请命”，也算为家乡出过点力。
经过八百余年的发展，山脚村从一个家族繁衍了众多的人口。尽管现在的村庄规模不算大，人口也只有五、六百，但几百年来不断有人向外迁移，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分支是花县的步云阁村，这个村庄现有一千七百多人。山脚村其它小分支或进入城市的，就无法计算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推动，珠江三角洲一带农村兴起“复旧”，不少姓族都重修祠堂，曾经有人提议重建山脚村的李氏宗祠，可惜多数村民特别是干部都不热心。到了九十年代，花县步云阁村建了新祠堂，请了南海县十多个姓李的村庄参加庆典，山脚村便有人重提旧议。不知是谁把我的情况告诉了步云阁，该村派了两个干部来广州找我，请我出面做些发动工作，并表示步云阁将为山脚村重建大祠堂出钱出力。但是，山脚村修建祠堂的问题比较复杂，因为过去的祠堂代表着封建时代的宗法势力，又使部份村民在祠堂之内没有政治地位（下文将有详述），兼且，如果要象步云阁那样索根追源编写族谱，势必挑起族群的矛盾。 另外，如今乡村面临城市化，工业的发展使这个单姓的村庄变得“五湖四海”，未来的山脚村可能出现很多姓氏，不再是李家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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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洲的故事
东坡洲是村后河中的一片沙洲，面积有八十余亩。一叶沙洲何以被冠上“东坡”这样风雅的名字？东坡洲原来与苏东坡有关。北宋朝代，苏东坡曾经被贬广东近十年，他南下广东时，从江西进入粤北南雄，经韶关沿北江南下。古时候北江是粤北同广州及南部的主要交通水道，北方的官差商贾多数都从这条水道进入广东南方。从韶关来的船只到了清远石角镇，便不再往南走了，因为石角往南便是芦苞和三水河口，这里已是茫茫的珠江水面，风紧浪急，主流水道经九江镇到江门市直出大海。所以，古时候由北往南的人到了石角便转入平静曲折的小河，沿途经过花县的白泥、赤泥、炭步、乐平，南海的官窑、和顺，进入石井到达广州城。经过沿途众多镇埠，官、商旅客，多数都要在官窑歇息，因为官窑是“驿站”。古时候官窑曾经做过几个朝代的驿站，也是著名的官办陶窑。什么叫驿站，驿站就是朝廷在各处设立的交通站和迎送来往官差的招待所，至今官窑还有部分社区称作“驿市”。广东省没有几个乡镇能象官窑那样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可惜后世一些南海当政者缺少历史文化知识，在合并乡镇时取销了“官窑”，把镇名定为“狮山”。“狮山”何物？竟可以代替千年古埠。我讲这一段故事，只想说明苏东坡被贬广东时必然要走的路线。根据史料记载，苏东坡到广东的第一站是英州，就是今天的英德市，谁知还未住稳就接到再贬惠州的通知，苏东坡只好继续南下，经上述水路到广州再转东江。苏东坡是个大文人，来到广东虽然千辛万苦，但仍不失文人习气，每到风雅之处，或为文，或作诗，总能留下一些文化痕迹。他是“犯官”，是一定要在官窑驿站报到的。他的船离开官窑驿站路过“金山古寺”时，便停船靠岸，登上山门，与寺僧说话。后来有人说苏东坡在僧房的墙壁上题过诗。诗句是这样的：“灵洲峰上普佗院，白发东波又到来，前世德云今我是，依稀尤记妙高台。”说是苏东坡参观了金山寺之后，感悟前生，说自己上一辈子是金山寺早已圆寂了的高僧徳云和尚，还隐约记得当年打坐的地方。后人世代以口头流传，托诗以证明苏东坡曾经来过这里。但是，苏东坡来广东之时正是宋朝的盛世，我们的祖先不至于在盛世之时就离乡背井逃到南方。苏东坡经过金山寺的时日，应该比我们祖先南下早几十年，几十年后我们的祖先来到南方，根据传说编下这个故亊，其用意是用来安抚人心：连苏东坡这样的大人物都来过这里，我们逃难来到岭南就应该心安理得了。八百年来东坡洲都属山脚村的组成部份。
东坡洲历代都是山脚村的土地，这片河滩，每年洪水 涨时都被淹没，所以不能种植水稻与桑麻。长久以来，东坡洲只生长茅草和竹树，每年村民都可以投标到东坡洲割草、砍竹和挖笋。解放后，整治过北江河道，洪患减少了，东坡洲有了新的开发，种了大量的甘蔗和花生。我小时候，夏天常去东坡洲放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解放军某后勤单位曾征用过东坡洲，七十年代中期归还，这时和顺人民公社的社办企业在东坡洲建了个水泥厂。从此，山脚村便彻底失去了这片土地，不久东坡洲的形状也变了，它北边的河道被填平，原来河中的一叶沙洲已不复见。
金山古寺
金山寺虽然不属山脚村的范围，但它在家乡却有很深的人文底蕴。据说金山寺建于唐代，正是广东著名的慧能和尚“六祖禅宗”建立新佛教思想的繁盛时期。
金山寺给家乡人民带来多少精神鼓励，时下已经说不清楚了，但它在清代名声响亮却得益于“少林”。十七世纪中叶，满清入关推翻明朝，但一直受到汉族人民的反抗，在清朝二百六十余年的历史中，未停止过“反清复明”。佛教“少林寺”的僧侣曾一度成为“反清复明”的骨干力量。金山寺是南方“少林”的基地，因而历史上就流传了反清的色彩。
我少年时代阅读坊间小说《洪熙官大闹峨眉山》，这本书讲述 “少林寺”反清的故事。洪熙官是俗家弟子，但他和他的师兄弟都是“少林”的中坚。后来洪熙官一党被朝廷追杀，从福建少林寺逃到广东，继而逃到金山寺避难。他的一名信徒是花县骆村人，名叫骆成。当清兵追踪到金山寺时，洪熙官一伙便跟骆成经“逢涌窦”过石塘避走骆村。小时候每读到这些章节都使我倍感激动和亲切，因为这样轰轰烈烈的故事竟然发生在自己的家乡。金山寺的出名，还由于它在和顺涌的水中央，南北商旅经常路过，历来香火鼎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陈济棠统治广东，他笃信佛教和迷信风水，据说他在位时，每年都带着老婆到官窑驿市拜“金花庙”，还经常顺路到金山寺上香。
金山寺到了民国时期已经衰落。主要是南北铁路开通，海运兴起，官民商贾已经不走内河水道，慢慢就失去了人气。日本侵华时期，金山寺是重灾区。日军从佛山到花县炭步修了一条“禅炭公路”，金山寺被划入其中，公路跨河搭起浮桥，金山寺是连接两岸的中点。日本人拆了大量寺庙的梁柱，给金山寺造成无可挽回的破坏。解放后，五十年代的阶级斗争和破除迷信，使寺庙无法收复，住持死后连和尚都没有了。我少年时曾去过金山寺，只见大雄宝殿已无瓦无梁，寺庙的金刚罗汉也断了手脚。在那些尚有瓦顶的僧房内，横竖躺着一些以挑石填坝为生的民工。僧房墙壁上用木炭写满了各种各样的打油诗。我记得其中一首是：“迢长远路到金山，膊头挑担为两餐，天不从人连日雨，长住金山要吊罉”。“吊罉”即是将做饭的沙锅挂起，无米下锅的意思。
金山寺有一口大铜钟，千百斤重，寺庙几经破坏它都安然无事。但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一个乡间无赖以化学药水浇淋钟体，用铁锤敲碎，以为可以拿去变卖，谁知掩耳盗铃，被四周赶来的村民抓住。这个千年古刹，失去了最后的标志。到了六十年代，我还登过一次山门，其时已全然没有寺庙的痕迹，原先的大雄宝殿已被附近瑶头村的农民改建成铸造厂的翻砂车间。
中国开放改革以后，南海县当局兴建了不少文物景点，如西樵山的大观音，黄大仙，黄飞雄等等，这些东西既缺乏历史依据又没有文化底蕴，而曾经风光过几个朝代的“金山古寺”，却灰飞烟灭，连基本文献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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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分明的族群
山脚村几百年来阶级分明，一部分农民长期受到封建宗法势力的压迫，几百人的村庄竟有一部份农民被称为“下户”。这种情况其他乡村也有，但山脚村最为典型，解放初期，山脚村的“下户”，占村民人口的三成以上。“下户”是怎样形成的呢？我出生晚，我无法在解放前就听到族人的讲述。解放以后，推翻了封建宗法势力，“下户”的兄弟翻了身，村人对“下户”的来历讳莫如深，没人敢去议论。经过几十年读书和研究历史，我认为，山脚村的“下户”现象，是封建社会贵族与奴仆关系的一种延续。这种延续下来的阶级关系，同近代的阶级形态不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毛泽东对中国阶级的分析，都是以经济地位作为依据的，而山脚村的阶级传统，却基本同经济因素无关，它的等级是按照原先的封建贵族和奴仆关系划分的。因此，要弄清“下户”的来历，还得追溯祖先的移民历史。
北宋朝代，中原的望族大都有奴仆。《水浒传》里讲述的庄主都奴仆成群。后来金兵入侵，横扫中原大地，不管你是主人还是奴仆，都要面对家破人亡的命运，金兵所至，玉石俱焚。现在可能有人会说，富贵人家有灾难，不正是奴仆解放之时吗？但历史的演变，往往不同阶级斗争学说相吻合，在战乱中，强势的奴仆当然可以争得自由，但自由对于贫穷而又不拥有生产资料的人来说并无多大意义，因为走投无路的穷人也常常会自卖为奴。我们的祖先就是在金兵入侵、民族大难当头的时候，主仆一齐逃难到南方来的。庄主和奴仆从中原逃到南方以后，主仆的关系实际上已经瓦解。在漫长的战乱中逃命，贵族们早已失去了中原时代的政治优势，经济上也多数破产。一些主仆矛盾较大的家庭，在逃难时早已“大难临头各自飞”了，只有那些关系和谐的家族，才能在危难中一齐走过来。
经过患难与共，原先主人对仆人的人身控制和仆人对主人的依附，逐步得到了解脱。原来的奴仆变成了长工，从属关系变成了雇佣关系。最大的变化就是奴仆有了人身自由。他们可以移居异地，也可以从事别种行业。但是，过去几百年毕竟是封建社会，宗法制度无法让留在本村的兄弟平等。
李氏宗族的族谱和族规在五十多年前已被当作旧社会的“三座大山”一把火烧毁了，当年人们没有意识到，这是祖先和民族的历史。解放后，推翻了几百年的不平等，但由于坚持阶级斗争，又片面强调“被压迫者”当家作主，做过了头，有时又会压制到另一方。千百年来的阶级烙印不易磨平，儿童无忌，一些不懂事的小孩打架时骂了人家是“家生娣”（家奴的儿子），常常引起掀然大波，累及爹妈，于是关门打仔，无形中又加深了小朋友的烙印。山脚村每逢政治运动都把解放前的这种关系拿出来组织阶级队伍，解放后才出生的后生哥对村民的底细并不知道，但阶级阵线分明以后，连小学生都分得出你、我。文化大革命后期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有学生不听教，管理学校的村民又拿解放前的阶级来说事，说旧社会你的父亲“虾”﹙ 欺压﹚过我，现在又轮到你来“虾”我，把“忆苦思甜”说到小孩子的身上，加深了小朋友的对立情绪。有一个少年不服管，讲了一些“反动”说话，被人告发，结果还未够斤两的孩子就被抓去坐监，令到一些小孩子的家长人人自危。
山脚村这种超离经济关系的阶级，是几百年前留下来的痕迹。其实上户也好，下户也好，族群之间都有优有劣，解放前最穷困潦倒，甚至沿街乞食的都出在上户人家。中国早就有英雄不问出处的哲理，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从底层翻上来的英雄，汉朝的大将军卫青本来是个养马的奴隶，清朝的大将军年庚尧也是满清贵族的家奴，共产党的军队，也有不少人从奴隶变成将军。
山脚村从一个家族，繁衍成一个村庄，而且保留了单一的姓氏，其中最重要的纽带是宗族。什么叫宗族，就是同一姓氏繁衍下来的族群，族群有共同的血统、共有的财产和统一的祭祀仪式。宗族最大的特质是它的传承，山脚村李氏子孙的传承主要体现在辈份的编排上。我们祖先曾为子孙后代选定了二十个字来安排辈份，这二十个字是：“德厚宜谋远，麟祥衍庆荣，显扬光上国，诗礼振家声”。这些文字是用来给子孙立“字”的，轮满二十代便从头算起。我父亲名宝辉，字采祥，我祖父的“字”是“麟”，我的“字”是“衍”。解放以后，打破了封建礼教和宗族观念，从我这辈起，就再没有为男子立“字”了，祖先留下的二十个字知道的人已经越来越少。用固定的文义来为子孙后代立名字，在汉族中非常普遍，只要说出名字，在族群内部便能分出辈份来，这是汉民族传宗接代的一大特点。这种用文字来编排辈份的做法，做得最完善的要算孔夫子世家，今日世上姓孔的男子，只要报上名字，就可以推算出是孔夫子的第几代子孙。
花县有个步云阁村，这里的李氏兄弟是从山脚村迁移过去的，他们也用二十个字来分辈份,他们的二十个字是：“祖德流芳，福泽诒谋悠裕；后昆毓秀，书香绍述绵长。”这是一副不错的对联。他们为什么不按照祖宗的规定来排呢？我问过步云阁的村民都不得而知。我判断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离开山脚村的时候，祖先还未定二十个字；二是当年分出去的那两个兄弟，可能与宗族发生过很大的纠纷，才到外边另立门户的。
山脚村的乡邻
山脚村北面背靠河流，东、西、南面都有村庄。西边十里是官窑驿站，官窑虽不是县城，但它却有城垣之设，直到今天官窑东面的入口仍叫迎阳门，南边的入口叫南门，西、北临河，没有城关。在山脚村与官窑之间，还有马村和瑶头两个小村庄。山脚村西南五里是鹤暖岗，南边四里叫高边村，东南六里叫袁屋边和岭头。这里我要重点讲一下东面的和顺村。和顺村的名称曾享誉四方，但它的名声并非人文历史或经济优势，它的出名竟然是一颗小小的“和顺榄”。“和顺榄”是一种用青甘榄淹制的干果，一百多年前已经驰名省港澳。如今香港和澳门仍然有和顺榄这种小食，可惜不再产自和顺村了。五十年代初，和顺村有一位“十九路军”先生以卖“和顺榄”为生，乡人之所以叫他“十九路军”，是因为他参加过蔡廷楷的队伍。他上街卖榄时总是吹奏响亮的大笛。长大后我间或想起“十九路军”先生，觉得与其说他卖“和顺榄”谋生，不如说他热爱吹奏表演。每次听他的箫呐响起，很久未见进村，他例必在基围头高处扬起头来吹奏各种粤剧“霸腔”的曲调，如《六国大封相》、《赵子龙催归》戏中最雄壮的几段。他每日卖的甘榄有限，卖完之后仍吹着大笛有拍节地踏着方步回家。说他热爱表演，最典型的一回是他去小文教村卖榄，居然登上村郊十一层的“文笔塔”，向着四面八方吹奏，方横十里都听到他的大笛声。
和顺村虽然只是个乡间小镇，但它却是附近十多个村庄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广州往西北方向没有公路，只有和顺涌这条水路，但凡往“上番禺”、南海的和顺、官窑乃至清远、花县一带的乡镇都要经这条水路，和顺是一个停靠和中转的大站，连小小的山脚村也有交通渡船的接驳码头。到我懂事的时候，和顺的街市还十分兴旺，街市从“基头何”（基围头姓何）的里巷穿过姓蒋的直街，沿河边直到“三间祠堂”，两里左右的街道，开满了各种各样的商店。这条小街有两间茶楼、三档粥铺、三间医馆、两间药材铺、两间理发店、两间猪肉铺、一排鱼档。杂货铺成行成市，其中以“佗登”和“耀记”两间最有名，因为他们的很多商品都从广州进货。那时乡间没有邮政，外地及省城来的报章书信多数搭着他们每天的货物回来，由这两间商铺代收，每天下午乡间的人都可以看到省城当日的“新闻纸”。“基头何”街头转横处有一间很大的棺材铺，阴森森的，小时候路过此处，总是急脚而行。除了商店，便是满街的地摊，补锅、补鞋、打铁、铲剃刀磨鉸剪等等，还有修补陶瓷的，那年代陶瓷器皿比较珍贵，乡间有人修补，如今这行手艺绝迹了。据长辈说，解放前街上还有“番摊馆”、鸦片烟馆和娼妓馆，黄、赌、毒一应俱全。因为山脚村到和顺镇只有五里路，村民的消费活动主要去那边。
山脚村同大的村庄关系良好，但同势力相当的近邻却不亲和。我小时候总听到长辈数说邻村的不是，我们甚至同最邻近的两个村庄打过架。同南面的高边村打架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清末某年，两村为农田水利经常争吵。一次，高边村一名武功教头带了一帮青壮年人到村边挑战，山脚村人少势弱，开始时没有人敢出来，越是无人敢出来，高边村的人就骂得越凶。后来山脚村有一鲁莽青年，领了十多个人来到村边，争执之间便动了手脚。那个鲁莽青年初生牛犊不怕虎，竟和对方的教头交了手。不知是那个教头轻敌还是身体有病，几个回合就被鲁莽青年打翻在地，口吐鲜血，被抬回家，不久便死了。这件事闹到南海县的衙门，官府派人下来调查，真是无巧不成书，所派的一个“书吏”是里水乡洲村人，洲村李姓，正是山脚村祖先南下广东时的同乡，山脚与洲村，世代都以兄弟相称。官府的人到了高边村，明显帮着山脚村说话，指责高边村的教头带人向山脚村挑衅在先，正所谓“先撩者贱，打死无冤”。教头是习武之人，三两下就倒地吐血，显然不是打斗所伤。这番指责连带恐嚇，把高边村的人说得哑口无言，最后只好罢讼告结。但是，高边村的人咽不下这口气，跑到城隍庙拜神，烧了黄纸立誓与山脚村世代为仇。所以，山脚村和高边村百多年都不通婚嫁，村民之间也少来往，即使行政归属，高边也不愿与山脚同作乡邻，投奔到里水的麻奢墟。解放后，高边村仍属于麻奢墟的群建乡。到了人民公社，高边村单独成立生产大队，才回归和顺公社，才与山脚村的人坐到一个会场。山脚村的村民也不厚道，打死了人家的教头，竟毫无反省之意，还常以此作为村威教育后代，将打斗之胜负因素归纳为“一胆二力三工夫”。
山脚和鹤暖岗也曾打过架，打斗也是为了争水，这一架打的不是拳脚，而是现代枪械。事因鹤暖岗并无直接通往河流的水源，它有相当部分的农田用水，靠我们河堤的水闸灌入。每逢天旱，鹤暖岗在下游就常常没水了，为此两村常为用水争执。两村械斗是抗日胜利以后的事。一日，鹤暖岗的人来到山脚村龙船埇将小埇改道，引水到他们的农田，遇到山脚的村民反对，现场一片争吵和对骂，对方派人回去报告。未几，鹤暖岗的强人李大千、李二千和李三千三兄弟持枪带队赶来，边走边向山脚村开火。在龙船埇争持的山脚村民只好落荒而逃，在田间的青壮年男人也赶快回村取枪，关闭村口闸门，严阵以待。李大千等人追到山脚村前的旧坟地“山园”才停住，向着大祠堂开了几枪。事后双方虽无伤亡，但山脚村的当权者深为忧虑。经此一役，村里增购了几支旧七九步枪，也正式请了官窑袁洞的袁老娣当教头，鼓励青壮年人习武。
解放后，鹤暖岗李大千三兄弟被政府收押，山脚村的农民代表向二区政府投诉鹤暖岗曾以枪械围攻，后来鹤暖岗的乡长李三押先生专程到山脚村道歉。此后，山脚村同鹤暖岗回复友好，几十年来互有婚嫁，一九五二年调整乡村小学，山脚村的学童都去鹤暖岗小学读书。
多谢本版领导以及几位老朋友的关顾。清扬婉兮阿媚，说我的文字有点象长了绣的靑铜器，大贵重了，我没有这样的深度。之所以敢拿出来献世，是因为老夫虽有古稀之年，然亦有拳拳壮心。我担心的不是没有人看，而是我难以掌握政治尺度，怕影响本栏的立场。所以，若有敏感内容，望版主替我删削。全书正文约三十万字，慢慢发吧，希望大家喜欢。
山脚村的经济
在封建时代的中国，都把农耕看得很重要，各行各业也以“士农工商”的顺序论尊卑，种田者仅在读书人之下。传统的士大夫都提倡“耕读传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我国农耕文化的最高理想。但是，我们家乡立村以后却偏离了这个传统，走的是多元发展的道路。到了清代，南方商业兴起，山脚村出来做生意的人很多。
山脚村很早就是农业、商业、手工业多元发展的村庄。解放前村民从事农、工、商各业的大致比例为：纯农业的约占四成；半农半手工业的占三成；虽有田地，但全职做生意的占二成；家无桓产又无固定职业的约一成。这里我先讲村民做生意的故事。先从我祖上说起，我先祖几代都从事“南北行”生意。主要经营北江的腊味，土纸，冬菇以及各种山货。生意兴旺时，在粤北南雄、韶关及南部的广州、佛山都有商铺和货栈，生意伸延到港澳。他们贩运货物的渠道，正是我前文说过的北江水道。我的叔公李典全先生曾经告诉我，从韶关运货到广州很顺利，因为都是顺流，但从广州运货到韶关就十分艰巨了，因为多数水道都要逆流而上，因而要靠纤夫去拖拉，有时碰到河床搁浅，船工就要齐齐下水，用船舱板“闸”住水流，利用迅间的“水涨船高”，众人用力猛推，船才可以滑过浅滩。可惜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于军阀混战，匪盗横行，家族的生意就走下坡路了。
村里与我先祖同样经商的还有好几家，其中最有成就的是“畅谋公”家族。“畅谋公”家族发家致富，在村里建了很多好房子，村人称之为“新屋巷”。这个家族兴建房屋，从“塘角头”建到“北溪祠堂”，十多幢标准的“三间两廊”雄踞了山脚村的东南角。与我祖父同时代经商的有李文波与李仁甫两家。李文波是现今李锡培先生的曾祖父，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广州东山经营高级酒楼。村中前辈李平先生，曾经是这间酒楼的侍应，我小时候听他讲过很多省城的故事，李文波先生的酒楼规模宏大、设备豪华，当年在广州的各路军阀和政客都经常到这间酒楼喝酒和打牌，李平先生说他曾经招待过蒋介石和许崇智等大人物。后因战乱，李文波的高级酒楼被一把火烧掉了。
李仁甫先生论年岁，他是我的祖辈，但论辈份，我只称他伯父，几乎全村人都叫他“仁伯爷”。我小时候常听大伯母（仁伯爷的妻子）讲述这位老人发达的故事。仁甫先生出身寒微，少年丧父而且又是独子，靠母亲以古老的手工织布维持生计。受教育于私塾，却精通算盘，年轻时到佛山谋生，发达后回家建了几间大屋，侍母至孝。仁伯爷晚年在村里教过几年“卜斋”，以自己的厅堂作书馆，使一些穷家子弟接受启蒙教育。仁伯爷的故事很多，涉及文化的除了教学，还有一件值得一提：某年山脚村村民过量砍伐后岗的竹木，影响村社的安全，村长召开“父老会”讨论“禁岗”事项，制订乡规，不准村民上岗砍竹，“父老会”委托仁伯爷写一份“禁岗”告示。于是，仁伯爷参照古文《诗品》的说法，写道：“座中佳士，二三修竹。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可见竹之俾于人生，不独樊篱，村落也矣。”写完这段文字才在后面写禁令。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有身份的人，庭院应该种上几棵竹子，清贫的人可以没有肉吃，但居住的地方不可以没有竹树。扩大开来，竹树对于人类，不单可作为院宅的围栏，还可以作为村落的防护。”仁伯爷的文句，山脚村看得懂的人不多，他“丢书包”搞错了地方，但却反映了老人晚年一种安闲的情怀，也说明仁伯爷有点国学功底。我想今天山脚村已经没有人记得仁伯爷“丢书包”的故事了，如果不是他的第四子李岳棠先生在我童年时代经常对我津津乐道，山脚村便失去了一个有文彩的故事。
比我祖父稍后的有李老达，李励民家族，他们的家族生意逐步同现代企业接轨，一直伸延到解放后的“公私合营”。这个家族曾经是山脚村的首富。
另外，做小商人，小买卖的叔伯兄弟也不少。后来当了著名地主的李辉林先生的父亲，三、四十年代在广州经营米业。村民李贤益先生曾经当过米行的“买卖手”，他同我讲过当年广州米业的奇闻。他说老板通常买入的是杂米，经过伙计筛播去杂，就可以变成好米。如果明天要开一包新米，隔晚伙计就用一个沙煲，装满滚烫的开水，加盖后藏入米袋中间。第二天打开米袋，取出沙煲，开水已被大米吸尽，而米的表面却不湿不潮，二百斤一包大米就重了七、八斤。
山脚村有一项手工业是打麻绳。淸朝同治年间，有村民从外地学到打麻绳手艺，回到村里传授给其他人。俗语说“有良田百顷不如一技傍身”，不多久，很多村民都成了“手作仔”。从事这门行业的人，大多都有田地，只是他们的农业耕作，多数都请长工或短工。“塘角头”以东，除新屋巷外，东部的农户多数以绳为业。别小看这根绳子，由于方圆几十里都没有人做这一行，所以山脚村的绳业，成了家乡一带的独门生意。它不但使村里三分之一的人有稳定职业，还使一些闲人，特别是贫穷懦弱的人有点谋生门路，因为打麻绳需要不少辅助性的小工，如“摇绳”和“拆包”。“摇绳”象纺线一样，用手指摇动一只铁钩，通过摇动而使麻丝纳结，摇绳的工作不必技术，也不需要多少力气，基本是老人或小孩的工作，就连弱智者也能胜任，我小时候就摇过绳。当年一只手摇一天，工钱一角，如果两只手一齐摇动，工钱是一角五分。我多数是两只手摇。两只手摇动，带动肩膀和屁股都摇动，一天到晚就十分劳累了。但是，我一个暑假便可挣一年的学费。我妹妹摇绳的日子比我长，她从六岁摇到八岁，基本能养活自己。
另一项辅助工夫是“拆包”，所拆之“包”是一些破旧的麻包袋，在广州货栏拆卸包装的地方有得卖。绳户们上千斤的把麻包袋买回来，分给贫困村民“发外加工”，将麻包袋拆开一条条细线，这些细线是结纳麻绳的上好材料。拆包是论斤的，到绳户家中称来若干斤麻袋，拆好后按斤两交回去。因为旧麻袋有尘土，所以拆好交回时，允许有一定的损耗，一般十斤容许损耗半斤。我母亲常常在晚上拆包，每天可赚取一、二角钱。由于拆包允许损耗，有时碰到一些好的麻袋，损耗就少，如果称一百斤回来，损耗才两三斤的话，很多人便将未到损耗标准的部分留作己用。用几块小麻袋裁成一个斗篷，是我们少年时代用作防风挡雨的理想“风衣”。
摇绳和拆包收入虽微，但却是我们村很多穷人的生计，一些孤寡老人就靠摇绳和拆包度过余生。可以说，在山脚村，除非懒惰成性，或是天灾人祸，否则是不会饿死人的。
除了外出经商和手工业，村里还有一些人立足本地做小买卖。广府人有“趁墟”的习惯，就如北方人的赶集。我家乡的墟期很密，以山脚村附近的墟市为例，官窑的墟期是每月逢四，逢九，金溪墟期逢三逢八，里水麻奢墟期逢一逢六。光附近的三个墟期，一个月就有十八天。一些村民用较少的本钱，穿梭于几个墟期之间，谋取些微小利。我小时候跟着母亲趁墟，天还没亮挑着二十斤辣椒去官窑，到散墟时还卖不出去，最后只好以二分钱一斤卖给“菜栏”。我们村有一位穿梭于墟市做无本生意的人，我叫他“暖公”，就是今天李泽添先生的祖父。他凭相牛的本领，行走几个墟市，他生前几十年，除了耕田，就是协助别人做耕牛买卖。还有一个我敬重的老人叫李志道，他擅长医治喉病，但他不挂招牌，不出诊，凭口碑病者上门。小时候常见用木板抬来的病人，经他用小纸筒把药粉往喉咙一吹，药到病除。可惜李志道老人没有儿子，又不肯将药方和技术传给外人，他去世后，山脚村就没有人懂治白喉病了。正式的中医有李少初家族，他父子二人自学成材，在村里有屋有田，却在和顺镇行医一世。
我说这些故事，无非想说我家乡虽然是农村，但却有很多人身处农家而不务农业。现在社会人士常常认为农民必然是种田的，工业，商业就不是农民的事，如果有农民从事工业或买卖，就当成新鲜事物，说是什么农民企业家了。其实，农民企业家在我们家乡几百年前就有，可惜解放以后，特别是人民公社以后，中国把人民划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农村人无法到城市做生意，而在农村的“集体经济”也只有种田一途，连人们几百年来赖以维生的绳业，在公社化运动中废弃和失传了。一些有经济头脑的人偷偷到城里谋事，却被批判为“弃农就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是人为限制经济发展的年代。到了八十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山脚村的村民又重走多元发展的道路，九十年代以后，不少村民都建了洋房，有些村民还买了小汽车，时下山脚村的水、电、交通和通讯设施已和城市一样。
人文风俗
山脚村的文化事业虽然不发达, 但村庄位于城乡之间,思想并不封闭,村民也有点见识，因而具有既不同城市也不同普通农村的文化风情和生活习惯。
教育与文化
山脚村对文化教育重视不够，因而历代都没有人得过功名。前文说到发达的几位乡贤，大概只在白沙墟“八乡学社”读过几年“子曰” ，又从长辈那里学会打算盘就出来做“后生”。几乎所有发达的前辈都从学徒做起，从伙计做到掌柜，从掌柜做到东家。因为发达不在乎读书多少，所以很少有人研读四书五经。解放前村里曾经办过几回私塾，但都未请过名师。解放后农民协会也办过小学，因为规模太小，一九五二年就合并到鹤暖岗的公办小学了。解放后十七年﹙文化大革命前﹚，山脚村只出过两名大学生。改革开放，政府注重教育，年青一代都是中学生，读大学的也不少。
山脚村的文化生活还算丰富，历史上最大的文化活动要数省城的粤剧团来做大戏了。在风调雨顺的年头，秋收过后和顺卫安乡便要唱几台大戏，演戏的地点多数在和顺镇的“三间祠堂”门前。演戏那几天，和顺镇上主要酒楼店铺都挂上戏剧的宣传“街招”，一些店铺还挂上演艺明星的照片。当年大戏的入场费是，前座三角，中座两角半，后座二角，企位（站位）一角，太贵了。我跟母亲去官窑墟卖辣椒是二分钱一斤，水上居民上街卖鱼，开刀零卖“一毫四两”，所以我母亲不会去看戏。而我去和顺镇看戏总是钻大人裤档入场的，因为没有票，自然是企位。孩童个子小，站着看不见戏台，只好挤到人家座位的旁边才免强看到台上的灯光。所以，与其说去看戏还不如说去听戏。我对粤曲、粤剧的认知，基本是在戏场的挤迫中获得的。我少年时懂得不少粤曲的曲牌，知道不少粤剧的剧目，读初中时还跟语文老师上街演过宣传戏。
土改以后，山脚村曾经成立过剧社，排演过大戏。大戏的名称叫做《鸳鸯剑》。演员都是本村的人，如今已经是老人的李祥根、李镇江、李桂生和李伟章都是当年的主要演员。这出戏由李镇江做主角，演一个家奴的儿子，为求出路隐姓埋名，寒窗苦读考功名，他的同伴阿牛﹙李细坤饰演﹚则劝他投奔“天马山” 闹革命，李镇江却用“滚花”唱道：“试想天马山佢有何能力，杀尽个的污吏与土豪，我若果得遂功名，便可以唤雨呼风，不再受人欺侮……”于是两个穷兄弟一个考功名，一个上天马山，结果考功名的被人揭破身世，继续受苦受难，而阿牛上天马山造反成功，解救黎民。七场大戏排了两个多月，请了和顺村及田寮村的人来教戏。我几乎天天晚上看排练，对七场大戏的唱腔台词都能背诵出来。
解放前最通俗的乡土文化是说书和唱书，说书广府人叫做“讲古”，茶楼酒馆、大榕树下，常有人讲古。山脚村在不同时代，都有些喜欢讲话的男人做古典小说的讲评家。唱书是一种用说唱形式演绎菩萨故事和民间故事的，如“梁天来”、“观音出世”和“狸猫换太子” 等等。所唱的腔调通常用“木鱼”。盲人卖唱也是城乡结合部的一种文艺特式，盲公卖唱通常在巷口村边，手拉低沉的二胡，用沙哑的声腔唱广东南音。盲妹卖唱外表比较优雅，戴起墨镜，正襟危坐，手敲扬琴，用粤曲的反线二黄或乙反中板等凄惋之声，演绎一些悲情故事。
乡祭与节庆
家乡人对祭祖和年节都很重视。祭祖主要体现在清明拜山,每年三月清明，全村男人都要聚集前往和顺埇北围几公里的地方拜祭祖坟。村民们抬着烧猪、鹅、鸭，带备柴米和煮食用具,来到祖先的坟前,经过一番拜祭,便就地搭营煮食,有如今天大机构组织郊游野餐一般。拜山所备饭菜很多,目的是吃不完就地分给各人带回家。乡间贫苦农民很少有机会大吃一顿还可以分菜回家的,所以村民对拜山十分重视,能走远路的都一定去。一些不能远足的老人或小童留在村里也可分到一份猪肉,当然没有亲自郊游那么丰富了。解放前拜祭祖宗山，几乎每年都与花县步云阁村李氏兄弟联合举行，某年因为人多嘈杂，影响到祖坟附近西林村的安宁，过后西林村的村民用垃圾、牛粪倒到李氏坟头，谁知步云阁村有几个“恶”兄弟，派人扛了挺机关枪，朝着西林村的屋顶扫射，损物而不伤人，此后西林村的人就不敢再多事。
春节的拜神活动比较热闹,前文说过,山脚村有主帅庙和北帝庙，平日拜神，人们都往庙里烧香,但过年则把菩萨抬到外面,串街走巷让人们朝拜,家家户户备齐香案祭品迎接神灵的来临。穷孩子最高兴这些场面,因为可以跟着菩萨的队伍,到各家各户门前讨些东西吃，幸运的还可以讨到红包。过年还有元宵的“开灯”和“投灯笼”等节目。“开灯”是每年生了男孩子的家庭，在元宵节的晚上到大祠堂挂灯摆酒，一来是拜祭祖先，二来是答谢乡亲的关怀。我印象最深的是“投灯笼”。这个活动通常也在元宵那天晚上进行,村政当局买一批灯笼回来,编好号码,逐个给村民投标认购,每认购一个灯笼,必由主持人高声唱颂灯笼的好处,这叫做“唱灯”。当年“唱灯”唱得最好的是“德记”李德荣先生，李润坤的父亲。“投灯笼”其实是图它的运气，如果今年投某个号码的灯笼生了个男孩，明年无论如何也要投回这个号码。如果某个号码不吉利，下一年就没人投它了。卖灯笼所得，拨入“公尝”，用作村中公共事务。
解放后过春节就不热闹了，除了因为“破除迷信”，频繁的政治运动也使传统节日失去和谐。“大跃进”运动时，年年都要过革命化春节，有一年年三十还修水利，下午五点钟还不让收工，村民鼓噪，村干部只好暗中通知每家回去一个女人，女人离开时还不敢一齐走，一个个假装到沙丘辟静处小便，然后绕小路回家。
改革开放后，农村普遍恢复庆节活动，抬菩萨过街不可能再有，但锣鼓舞狮得到恢复，有几年春节，村里一些活跃青年到各家各户门前舞狮拜年，还到一些高门大户“采青”，我母亲住的小屋可谓“伸手到门楣”，但她不避陋室，把一条“三个五”香烟和一百元钱绑在生菜上，挂上门楣等狮子“采青”，她要的是一份满足。
乡祭与节庆
家乡人对祭祖和年节都很重视。祭祖主要体现在清明拜山,每年三月清明，全村男人都要聚集前往和顺埇北围几公里的地方拜祭祖坟。村民们抬着烧猪、鹅、鸭，带备柴米和煮食用具,来到祖先的坟前,经过一番拜祭,便就地搭营煮食,有如今天大机构组织郊游野餐一般。拜山所备饭菜很多,目的是吃不完就地分给各人带回家。乡间贫苦农民很少有机会大吃一顿还可以分菜回家的,所以村民对拜山十分重视,能走远路的都一定去。一些不能远足的老人或小童留在村里也可分到一份猪肉,当然没有亲自郊游那么丰富了。解放前拜祭祖宗山，几乎每年都与花县步云阁村李氏兄弟联合举行，某年因为人多嘈杂，影响到祖坟附近西林村的安宁，过后西林村的村民用垃圾、牛粪倒到李氏坟头，谁知步云阁村有几个“恶”兄弟，派人扛了挺机关枪，朝着西林村的屋顶扫射，损物而不伤人，此后西林村的人就不敢再多事。
春节的拜神活动比较热闹,前文说过,山脚村有主帅庙和北帝庙，平日拜神，人们都往庙里烧香,但过年则把菩萨抬到外面,串街走巷让人们朝拜,家家户户备齐香案祭品迎接神灵的来临。穷孩子最高兴这些场面,因为可以跟着菩萨的队伍,到各家各户门前讨些东西吃，幸运的还可以讨到红包。过年还有元宵的“开灯”和“投灯笼”等节目。“开灯”是每年生了男孩子的家庭，在元宵节的晚上到大祠堂挂灯摆酒，一来是拜祭祖先，二来是答谢乡亲的关怀。我印象最深的是“投灯笼”。这个活动通常也在元宵那天晚上进行,村政当局买一批灯笼回来,编好号码,逐个给村民投标认购,每认购一个灯笼,必由主持人高声唱颂灯笼的好处,这叫做“唱灯”。当年“唱灯”唱得最好的是“德记”李德荣先生，李润坤的父亲。“投灯笼”其实是图它的运气，如果今年投某个号码的灯笼生了个男孩，明年无论如何也要投回这个号码。如果某个号码不吉利，下一年就没人投它了。卖灯笼所得，拨入“公尝”，用作村中公共事务。
解放后过春节就不热闹了，除了因为“破除迷信”，频繁的政治运动也使传统节日失去和谐。“大跃进”运动时，年年都要过革命化春节，有一年年三十还修水利，下午五点钟还不让收工，村民鼓噪，村干部只好暗中通知每家回去一个女人，女人离开时还不敢一齐走，一个个假装到沙丘辟静处小便，然后绕小路回家。
改革开放后，农村普遍恢复庆节活动，抬菩萨过街不可能再有，但锣鼓舞狮得到恢复，有几年春节，村里一些活跃青年到各家各户门前舞狮拜年，还到一些高门大户“采青”，我母亲住的小屋可谓“伸手到门楣”，但她不避陋室，把一条“三个五”香烟和一百元钱绑在生菜上，挂上门楣等狮子“采青”，她要的是一份满足。
乡祭与节庆
家乡人对祭祖和年节都很重视。祭祖主要体现在清明拜山,每年三月清明，全村男人都要聚集前往和顺埇北围几公里的地方拜祭祖坟。村民们抬着烧猪、鹅、鸭，带备柴米和煮食用具,来到祖先的坟前,经过一番拜祭,便就地搭营煮食,有如今天大机构组织郊游野餐一般。拜山所备饭菜很多,目的是吃不完就地分给各人带回家。乡间贫苦农民很少有机会大吃一顿还可以分菜回家的,所以村民对拜山十分重视,能走远路的都一定去。一些不能远足的老人或小童留在村里也可分到一份猪肉,当然没有亲自郊游那么丰富了。解放前拜祭祖宗山，几乎每年都与花县步云阁村李氏兄弟联合举行，某年因为人多嘈杂，影响到祖坟附近西林村的安宁，过后西林村的村民用垃圾、牛粪倒到李氏坟头，谁知步云阁村有几个“恶”兄弟，派人扛了挺机关枪，朝着西林村的屋顶扫射，损物而不伤人，此后西林村的人就不敢再多事。
春节的拜神活动比较热闹,前文说过,山脚村有主帅庙和北帝庙，平日拜神，人们都往庙里烧香,但过年则把菩萨抬到外面,串街走巷让人们朝拜,家家户户备齐香案祭品迎接神灵的来临。穷孩子最高兴这些场面,因为可以跟着菩萨的队伍,到各家各户门前讨些东西吃，幸运的还可以讨到红包。过年还有元宵的“开灯”和“投灯笼”等节目。“开灯”是每年生了男孩子的家庭，在元宵节的晚上到大祠堂挂灯摆酒，一来是拜祭祖先，二来是答谢乡亲的关怀。我印象最深的是“投灯笼”。这个活动通常也在元宵那天晚上进行,村政当局买一批灯笼回来,编好号码,逐个给村民投标认购,每认购一个灯笼,必由主持人高声唱颂灯笼的好处,这叫做“唱灯”。当年“唱灯”唱得最好的是“德记”李德荣先生，李润坤的父亲。“投灯笼”其实是图它的运气，如果今年投某个号码的灯笼生了个男孩，明年无论如何也要投回这个号码。如果某个号码不吉利，下一年就没人投它了。卖灯笼所得，拨入“公尝”，用作村中公共事务。
解放后过春节就不热闹了，除了因为“破除迷信”，频繁的政治运动也使传统节日失去和谐。“大跃进”运动时，年年都要过革命化春节，有一年年三十还修水利，下午五点钟还不让收工，村民鼓噪，村干部只好暗中通知每家回去一个女人，女人离开时还不敢一齐走，一个个假装到沙丘辟静处小便，然后绕小路回家。
改革开放后，农村普遍恢复庆节活动，抬菩萨过街不可能再有，但锣鼓舞狮得到恢复，有几年春节，村里一些活跃青年到各家各户门前舞狮拜年，还到一些高门大户“采青”，我母亲住的小屋可谓“伸手到门楣”，但她不避陋室，把一条“三个五”香烟和一百元钱绑在生菜上，挂上门楣等狮子“采青”，她要的是一份满足。
步云阁村近百年男丁都好武勇斗，解放前曾出过旧军队的团长，该团长绐乡族送来不少枪枝弹药，令该村雄霸一方，几乎所行健硕的男性都手握过枪械，所以解放后很多年，多数有为男子都不能当村干部，在阶级斗争敏感的年代，只好让外村嫁进来的女人当干部，但实际话事的还是男人。
娶亲与嫁女
山脚村的婚嫁仪式很隆重，男人娶妻的仪式几乎做足一天。如某男子结婚，上午便在家族长辈的带领下到村的西边拜神，所拜之神不是菩萨而是南岳祖祠堂前的那棵朽木逢春的老龙眼树，据说拜龙眼树是为了“采花”，有花开富贵、开花结果的用意。拜罢龙眼树便到大祠堂拜祖先，在大堂的墙壁上挂上自己的“大号牌”。当天新郎的打扮十分奇特，头上戴着宽边礼帽，帽沿插着金纸造的礼花，身着长衫马褂。中午，女家的嫁粧进村。乡间的农民往往多管闲事，十分留意人家的财礼，因为从女家的陪嫁用品可以看到女家的财势。男家接受亲朋礼品也很张扬，通常将各种贺礼陈放在大祠堂展示，布匹被服挂在墙上，用红纸写上贺词，从上下落款使人知道送礼者与主人的关系。结婚的家具是有讲究的，男家一定要买大床、女人马桶、生孩子用的红木凳，其它的家具有钱则多备无钱则少备。女人生孩子用的红木凳非常重要，解放前乡间没有医院，传统的生儿育女都在家中进行，那张红木凳是女人生仔用的工具。如今的年青女子恐怕不知道过去传统的分娩是坐着进行的，这种坐在木凳上生孩子的方法，到个了上世纪的一九五三年才结束，那年我母亲和另一位妇女去县城学习“新法接生”，回来为村民服务，开始了现代科学接生。
婚礼到傍晚才进入高潮。此时花轿进村，乡村乐手高奏迎亲曲，那边厢大祠堂燃放鞭炮，村民的饮宴入席了。解放前后那几年，乡村的婚宴，多不请我家，这倒不是办喜事的人舍不得那顿饭，而是我家的“命”不好，我母亲年青守寡，我少年丧父，很扫兴的。因此，大祠堂的鞭炮声对我毫无意义，但我从小好热闹，喜欢看花骄入门，当花骄在喜庆人家的巷口停下，新郎便揭开轿廉，让一位有力气的中年妇女背着新娘到家。花轿停在巷口，轿夫就地吃茶点，八音乐手分别列在巷口两边，吹奏迎宾曲和一些优雅的乐章，我非常喜欢听那些乐曲。前边说过乡间婚宴我家多不被邀请，但有一回例外。某年，村里一位叔辈结婚 我伯父一家都是上宾，而我家却无一人被邀请。傍晚，我照例钻到人堆看热闹，这时“纪官”李健纪先生一把将我拉住，问我为什么还不换衣服去吃饭，我说人家没有请我，“纪官”说，得啦,等一下放完鞭炮你就跟我进去吧。这便是我小时候唯一参加过的一次娶亲婚宴。
婚宴前，新郎新娘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的仪式在家进行，公公婆婆喝了儿媳的茶，便当场给儿媳送大礼，有钱人送金饰，穷人也要送红包。公婆送礼十分张扬，每送一件金饰，必由新娘身边的大妗姐高声宣布并扬手示众，围观的人记在心中。婚宴期间，新娘由大妗姐带领给亲朋长辈敬茶，在繁忙的活动中，加上休息不好，心情紧张，新娘常有当众放屁的尴尬，此时身边的大妗姐便主动承认自己放屁，与新娘无关。故广府方言有大妗认屁一语，代表替人掩饰不雅之事。
嫁女的礼仪筒单一些。嫁女的人家通常不会大排筵席，更不会在大祠堂摆酒请通村，不过，还是要向各家各户送嫁女的礼饼。嫁女的仪式有些环节使人莫名其妙，出嫁的女儿在上花轿前照例大哭一场，女儿的母亲倚门挥泪，一群送嫁的姐妹，或作依依不舍状，或哭作一团，在难舍难分之间，执礼的人才大声叫“起轿”。花轿离家之际，有一中年村妇向花轿和天空撒白米，口中念念有词，送嫁的女人也跟着念，送到村边才惜别，好象做大戏的王昭君出塞一般。
李励民嫁女应该是我见过的最隆重的一次，虽然是旧式婚姻，但因为主人家是“有钱佬”，加入了一些文明仪式，如当事人与长辈及来宾照相，在不同的场合穿着新式或旧式礼服，给围观的小孩子派发洋糖果等等。嫁女过门三朝，女婿要上门拜见岳父岳母。一般人家女婿第一次上门，在岳父家见见面、吃顿饭就行了，但李励民是山脚村的首富，女婿也是有头有面的人，所以礼仪就隆重了。接待女婿那天，除了李励民本家的子侄，还请了村里十多个中青年男子“陪女婿”，个个穿长衫戴礼帽。其中有些人的行头，多年压在箱底，款式已经过时。平时见惯这些人短衣赤脚，突然穿起长衫，好象演戏一般，引来满村小孩围观。他们大清早便到狗牙花厅会集，日上三篙，村前“山园”那边路上来了一行人，其中有坐轿的，其实也谈不上是什么轿，只是两条竹杆架着一把椅子而已。对了，就是蒋介石上庐山坐的那一种。李励民的女婿戴着金丝眼镜，穿西服、着皮鞋，新派作风。下轿时对着众人又是鞠躬又是握手，山脚村一众男儿，除了李励民的子侄在广州见过世面，多数人都不习惯西式礼节。
解放后，移风易俗，旧时代的礼数已经荡然无存，女子出嫁不坐花轿，八音吹鼓手也无事可做，年青女子只好步行到婆家。后来社会发展了，迎亲队伍用上了自行车。如今乡间的婚事已同城市一样用小汽车作花车 。我长大后，村里不少婚宴都有请我，只是我忙于读书或工作，很少回去。
丧葬之礼
说完喜事说丧事。乡间对于丧礼是很讲究的，葬丧对公众只宣布而不邀请，如村里某人去世了，这家人便通知亲友，外地亲友一般送些白金，除了出嫁的女儿和女婿，别的亲友一般是不来的。举殡那天，送行的人都出于自发，多数只送到大路边，只有至亲的家属才送到墓地。丧主为答谢参加葬礼的人，例必准备一些小额钱财，在人群回村的路上每人分派一份。送葬有钱派，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产生小小的鼓舞。所以，但凡葬礼我是一定去的，小孩子贪小便宜，拿了人家的钱又抄小路回到后头跟上队伍再拿一次，即便派钱的人发现了也不会说的。富贵人家的丧礼很铺张，送葬的队伍从家门到墓地中间停灵几次，称为“路祭”，每停一站必摆香案祭品祭奠一番。
吹鼓手在葬礼中按章程吹奏各种哀乐。送行和回归路上的乐曲是不同的，去的时候吹给死人听，曲调悲哀低沉，回来的路上吹给活人听，叫人们节哀顺变，乐曲变得悦耳激昂。老迈的人去世，乐曲的节奏很慢，据说是老人行动迟缓，不可催赶他；年青的人去世，乐曲的节奏就快，以赶上壮年死者的脚步。村里死人，送葬的人有多有少，年纪老迈的人过身，送葬的人会多一些；青壮年人去世，送丧的人就很少。有钱有势的人过身，不论老迈或青年，基于丧主对人们较高的回报，送丧的人都比较多。顺便说，周围的乞儿也是送葬的基本队伍，因为可以不请自来，他们图的是一份小小的回礼。但凡哀乐响起，四周的乞儿便奔向葬礼的地方。我祖上几代男性都死于中年，女人们都是小脚，尽管是小康人家，但葬礼却是冷清的。我父亲二十七岁便死了，送行者除几个族中兄弟已无他人。
葬礼的哭声也很有意思。嚎哭的队伍除了部份人对死者有真情实感之外，一些人借哭泣来数落死者生前的不是，也有借机对其他家庭成员表达不满的。乡间对这种哭称之为“叹”，“叹”是一种哭的文化，用一种独特的声腔，把平时不敢说的话，通过哭声“叹”出来。这种情况多见于大家庭。小媳妇或弱势妇女平时没有地方说话，于是葬礼的“叹”便成了这些人发泄心中忿懑的论坛。也有刻薄家婆或刁蛮媳妇借“叹”发难的，指桑骂槐数说死者和其它人。公众对大家庭的“叹”很重视，村妇们可以从“叹”的内容，了解到大家庭的矛盾。
解放后，乡间的葬礼已全无声色，不但没有吹鼓手送行，“叹”的乡土文化也消失了，连传统的墓地也被“开荒造田”。我父亲和祖上的坟地经过“农田基本建设”，变成了方方正正的田野，从此使我这个不孝子孙省下了清明扫墓的时间。到了五十年代后期，墟镇上的棺材铺都关了门，那时尚未提倡火葬，人们只好将家里的门板、床板什么的改作棺材，葬礼也草草了事。相比之下，公职人员特别是当官的死后又是追悼会、又是念悼词，光是“死”，官民的差别就这么大。
话说花名
“花名”在北方称诨名。村里多数人特别是男人都有“花名”，这些“花名”有雅有俗，有些有趣，有些无稽。
这里我先讲雅的，如叫“官”。过去，山脚村有一些中青年男人被称作“官”的，如李瑞心姐姐的父亲李庆阳叫“庆官”，李均桃的伯父李健纪叫“纪官”，我的叔公李奕全叫“奕官”，其他人就不列举了。北宋朝代，对有身份的男人多称作“官人”，看看《水浒传》，满纸都是“官人”的称呼。近代，在粤语方言中有“官仔骨骨”的说法，所谓“官仔骨骨”就是指那些风流倜傥，大方得体的男人。解放后，广东内地已经没有人叫“官”了，只是港澳地区还有。大家熟知的香港艺员郑少秋先生，港澳传媒或行内人很多叫他“秋官”的。还有叫“少”的，其实是少爷的简称,对那些根本不具备少爷身世,但外表又讲些排场的人多称“乜少、乜少”,带有调侃的意思。不少花名带商业气息，如“X记”、“X利”之类。我村以记和利为名的人太多了，如“灿记、昌利、江利、嘉利、沛利……”数不完。不少人还在自家的农具上写上“X记”、“X利”作记号。其它花名就五花八门了，这种五花八门往往跟各人的性情、身体缺陷、行为特点有关。上面讲过的“庆官”李庆阳先生，他的另一个花名叫做“摩罗庆”，“摩罗”就是“摩罗差”，印度人，皮肤黑的意思。李均桃的父亲李健秋性情直率，喜欢“顶颈”（与人争论），于是就被人起了个带粗口的花名叫“憨尻秋”；李瑞荣的父亲李北元先生年轻时爱唱戏，曲不离口，“大颠大肺”的，人们就叫他“孬鬼”；最典形的一位仁兄竟用母牛生殖器来命名，虽然极之粗俗，但村中男女却叫得朗朗上口。不过，近世也常有人称牛B的，真是人心不古。李沛根先生有一个雅号叫“要离”，这个名字山脚村可能没人记得了。即使有人记得，也不会晓得“要离”的来历。“要离”是东周列国时代一位有名的壮士，也是一名杀手，他有很高的潜水本领。李沛根年轻时水性好，替他命名的人肯定熟悉东周列国志，全村花名要算沛根先生的古老典雅。有一个男人的花名很优美，但却与他的行为表现完全相反。这个花名叫做“画眉”，“画眉”是一种很活泼很会唱歌的小鸟，但我在少年时代见到的“画眉”却是一个沉黙寡言的人。女人也有花名，有一个中年妇女名叫汤欢，花名叫“我我欢”，“我”字本是个人的自我称呼，但乡音的我字读“艾”，“我”是省城口音，一介村妇竟然讲省城口音，这就受到八卦多事者的嘲弄，“呸，番薯屎还未疴清，就学人讲省城话”，于是给她安了个伴随一世的花名。有位长者的花名有点文学色彩，叫做“中之上”，事因某年这位长者娶儿媳妇，他的儿媳妇长相不錯，村人便当面奉承他，说他的儿媳妇长得“靓”，他一时高兴忘记了谦虚客气，就说“中之上啦！中之上啦！”在封建社会，公公当众赞赏自己的儿媳漂亮是不得体的，“中之上”就是中等以上的意思，村民立刻觉得他得意了，便给他安了一个“中之上”的花名，让他的故事流传了几代。
山脚村的花名不论尊卑都有，族长乃一村之尊，竟被人叫“鬼怪公”，保长是村政之首，被叫作“大鸡六”。所以，有花名的兄弟都不会觉得丢人，反而觉得好玩。“花名”表现出山脚人的幽默感和谐趣性格，这种习俗，看得出是宋朝的遗风，水泊梁山一百零八个好汉，无论贵贱，个个都有花名。乡村的风气，给你起个花名才显得亲切贴近，其实这也是一种乡土文化。
多谢ernie提点。粗人讲憨尻，斯文人说憨居，憨有傻的意思，但又不全是。傻属于神经不正常一类，憨则有点傻，但其特质则是直来直去不懂转弯。主人公的先父有同样性格，而村人已经为其父改了个花名，叫擝颈康。擝颈，粤语，盖一点小事则同人争拗也。
我的语音修养很差，行文基本用粤语思维，讲普通话的人看着会不顺眼。不过全国方言很多，汉语拼音也难以规范。鲁迅常把吃饭写成喫饭，一样是白话文经典。
回答ernie，擝字是借用的，是古字，现代汉语很少用，是拔的意思，又不全是，广东称拔毛为擝毛，拔是垂直拔出，擝则是全方位的。广府类似古汉语还有拎，搦，都是提东西拿东西的意思，普通话不多见。
擝的读音可用meng，普通话第二声，而东莞话则读ming。擝颈是有一股气场拉扯喉头，其实是思维波动。
谢谢。
穗南山客回忆录 走过六十年
第 二 章 童 年 影 事
世上人人都有童年，但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儿童的率性和童真，他们过早担负成年人的责任，从而失却了儿童的身份。
末落家族
我的家族源自二房“北溪祖”祠堂，近世祖先叫“逢佑公”，其后一辈称“昌裕堂”，“昌裕堂”应该是我家族的堂号，是我祖父的祖父了。“昌裕堂”当年经营南北行生意，曾经兴旺过几代人，建造了如今尚存的祖屋。这间祖屋依足当年村巷的建筑布局，房屋座北向南，墙体青砖石脚，结构“三间两廊”，砖墙的厚度足有四十公分。房顶排着加密的横梁，横梁之间无法穿过人体，即使有贼人揭破瓦顶也爬不进来。屋顶上铺了三层瓦，瓦片都用铜线穿扣，屋内天井左右有两廊，分别有宅门开向东巷和西巷。天井的“天官赐福”以及两个宅门的“门官”都是精美的砖雕，门楣上方雕塑着栩栩如生的喜鹊。厅堂的大门面对天井，大门有一丈多高。里巷的宅门及屋内的大门均用三寸半厚的原块柚木制成，大门之外还有“趟拢”，没有现代的爆破工具，旧时代的贼人是无法进入的。这也是清末广州西关典型的门禁。这种真材实料而且坚固的房舍可谓空前绝后，后来有钱人建的房屋，有比我家花巧豪华的，但却没有这样坚实。
“昌裕堂”有两个儿子，长子是我祖父的父亲。可惜上天不公，我家男性多不长寿，因而历代男性长辈都没有留下什么事迹。“昌裕堂”长子娶妻叫“琴”，次子娶妻叫“秀”。男人外出做生意，我祖父和几位叔公都由“琴”、“秀”两位老太太抚养成人，后世称这两位太夫人为“琴大娘”和“秀二娘”。祖父辈对两位老太太十分尊敬，日常不但避讳“琴、秀”二字，就连动物的“禽兽”也不能提，因为广府方言这两组文字同音。一位叔公少年时在私塾背诵“千字文”，背到“图写禽兽”一句，老是“图写……图写……”不往下念，老师以为他背不出，责问之下才知道原委。
“琴大娘”生三子一女，长子是我祖父，名荫全，二子三子我不知其名。“秀二娘”也生三子，活两人，一叫奕全，二叫典全。典全先生是我唯一见过的祖辈。我家男子除了寿数不长之外，还缺少刚阳之气，老一辈的村人常常数落我家男人内惧。其中我祖父二弟的故事流传最广：一次，祖父的二弟大概是“小赌怡情”输了点钱，忍受不了老婆未完未了的埋怨，于是怒气冲冲要打老婆，随手捡起一只用来盛饭的筲箕（一只二、三两重的小竹筛），向老婆身上掷去，但在筲箕脱手之际，又怕伤着老婆，便大声叫老婆“缩脚”(把脚闪开)。他老婆是躲过一“劫”了，但他在村里却成了毫无火气的软蛋。
我祖父中年以后，生意失败，二十年代末就去世了，留下小脚的祖母养育我的姑妈，、伯父和父亲。祖母好强，靠祖父留下的十多亩田地，仍能让伯父和父亲在乡间接受私塾教育，还死撑门面继续领养丫鬟（婢女）。
祖母名叫邓秀珍，是隔河十多里外鲁岗村人，她性格开朗，敢作敢为，一个小脚女人，敢出省城，敢跑港、澳，凡事亲力亲为，给家族和乡间留下很深的印象。我父亲娶我母亲，就是祖母的主张。一次，祖母从香港搭船回广州，在船上认识了我母亲的大姐，从而知道母亲的家世，在我大姨妈的赞同下，祖母便托人上门求亲。我父母成婚之前，家道已经破落，为了张罗父亲结婚的费用，祖母又专程跑去香港向亲友求助，不幸太平洋战争爆发，只好逃难到澳门，只好无功而回。转辗奔波才回到家乡，积累成疾，为减轻病痛，祖母便抽起了鸦片烟。我父母成婚的礼仪非常简单，一来是祖母筹不到钱，二来是日占时期，连花轿也不敢用，更不敢吹吹打打，为此祖母很觉得对不起我那识字的母亲。祖母失去了往日的强势，靠鸦片苟延性命，在我出生之前，就去世了。
我出生不到三年，父亲也因病去世，死时年仅二十七岁。
父亲排行第五，是祖父的小儿子。我家伯父、姑妈、堂叔伯、姑姑，超过十人。在父辈当中，我父亲最顽皮，一反我家男性文静的气质，村人给他起了个花名叫“祭君”。“祭君”一词非常古典，字义上是祭祀神君，而意思却是拿他来祭神。用北方语言来表达，叫做“天杀的”，这绝对不是个好名称。祖母去世后，父亲就与伯父分了家，虽然分到几亩田，但自己不会耕种，靠收租不够维持生活。经亲戚介绍，父亲到了广州一家轮船公司当“后生”，用今天的话叫做见习职员。轮船行走广州与梧州之间，当时广州已经被日军占据，梧州仍由国民党政府管治，但敌对双方还可以通船。行船一年。一日，国民党将军白崇禧到梧州视察，当地政府便组织青年军训，把我父亲也抓了去。其实梧州当局只是想做个样子给老白看看，并非真的抓壮丁，可我父亲却非常害怕，与几个同伴连夜逃走，步行半月才回到家。回家的路上非常曲折，一来要避开各地抓闲散人员作壮丁，二要防土匪抢劫。逃难身上没钱财不行，有钱财也不成，于是几个同伴便事先把几只金戒指熔化，铸成几颗黄豆大小的金粒，起行时吞入肚里，让一切检查搜身都找不着钱财。每到大便就在河边溪涧清洗，拣回金粒拿到墟场的銭庄换钞，余下的金粒继续吞肚，如是者几吞几拉才回到家。这个故事是大祠堂论坛的人吿诉我的。
父亲回家后无所事事，天天拖着木屐到“狗牙花厅”闲坐。其时有族人李继豪为村中治安首领，俗称“老更头”，动员他加入治安工作，这样我父亲便当了“老更”。“老更”本义是更夫，敲钟报时者也，而那时代的更夫还兼着巡夜和治安。这种贱活，历史上都是穷人干的，但民国以后，政治不稳，匪患丛生，特别是日占时期，乡村的治安非常不好，所以要找一些年轻胆大、有见识的人来担当更夫，我父亲就在这种情况下加入了这个队伍。当年参加 “老更”的人，不分阶级，即便是村里的“下户”也有人参加。
山脚村是个小村庄，人口不多，但村政却非常独立，小小的自然村五脏俱全。村里有族长，父老会议，有保长和老更头。解放后，这些人都是地主或恶霸。最高的权力组织是族长主持下的父老会议。族长的名字很特别，叫做“鬼怪公”，是个强势又精明的人。日占时期，国民党的县政府迁到后方，家乡一带处于无政府状态，而日本人扶植的汉奸组织又未能渗入到我们村里。抗日八年，山脚村就靠乡村自治，求得基本平安。所谓基本平安，并非不受伤害，小日本进村抓民伕修禅炭公路就曾大兵压境，只因村民因恐惧而顺从，小日本就不没有杀人放火罢了。
乡村搞自治，就有乡规民约，山脚村的村规定得非常严厉。村规不讲政治，不管你是什么党派，只着眼于村民身家性命的安全，所以只对社会治安着力。任何日军以外的侵害，山脚村都以牙还牙。对村民行为的管治也很严，治安条例最让人关注的是惩罚盗窃。条文规定：首次偷窃者，要在“塘角头”当众受训斥，并罚劳役一天，劳役的内容主要是铲除村前杂草，或清理大塘余泥；再次偷窃者，要执行“鞭刑”，“鞭刑”就是由老更押着偷窃者游村示众，一边敲锣，一边用竹枝鞭打。“鞭刑”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很多文明国家都没有这种刑罚。但是，当年一些西方国家却在殖民地施行，时至今日新加坡还保留着这种“鞭刑”，前几年有一个美国少年在新加坡“刮花”了别人的汽车，被判“鞕刑”打屁股，美国总统克林顿出面求情都无效，在国际上引起过轩然大波；第三次偷窃者，经过村政当局查实之后，通过父老会议判定，对偷窃者实行枪决﹙参加会议的父老都要签字﹚。山脚村在民国和日占时期，曾用这个治安条例处决过几名村民。当年有一个村民第二次偷盗，轮到我父亲执掌“鞭刑”，由此伤了同村兄弟情份。因为这件事，在我父亲死去多年之后还累及妻儿，也令我一辈子刻骨铭心。
解放前，山脚村的当权者定下这种残酷的村规是错误的。但是，山脚村在日占八年，没有政府领导，又没有外界政治团体的支持，就靠乡村自治保平安，免受烧杀，可见当年的主持者也不容易。前文说过，山脚的村民，若非懒惰，是不会饿死的，偷窃并非迫不得已。无依无靠的老人都可以靠摇绳、拆包为生。如果说第一次偷窃出于偶然，再次就不是偶然了，谁都知道第三次是要杀头的，你却冒死去偷，众人都很无奈。那个年代中国并无统一国法，地方只好“治乱世用重典”。偷东西判死罪确实太重，但不能简单说成是阶级压迫。
孤幼飘泊
因为父亲生前逃难失业、治病又欠下债务，加上死后的丧葬费用，我家只好卖田偿还。父亲去世半年，我的妹妹出生了，不久母亲便将我们送到外婆家，她独自一人去了广州打工。
外婆家住田寮村。几百年前，几个姓氏来到这里搭寮居住，一片田间寮棚，人们便称之为田寮村。后来田寮村的子孙发了达，觉得“田寮”不雅，便改称为“贤僚”村，音近而义不同。“田寮” 本是田间的草屋，“贤僚”就是好官，两者有天壤之别。但是，家乡一带农民不附庸风雅，仍然叫它“田寮”。外婆家是个小农之家，有薄田数亩， 须说“耕读传家”，但却不事耕耘，几代人都以教“卜斋”为生。我的外祖父叫郑伯衡，自从废了科举，便断断续续在乡间教了三十多年私塾，执教的地点都在和顺镇及周边村庄。他是当年乡间比较有名的教书先生，家乡一带有不少农家子弟都是他的学生。可能是城乡结合部的市井气息较浓，乡村民众对教书先生表面专重，而内心却是看不起的，称为“唔穷唔教学”。我外公手无搏鸡之力，只好教“卜斋”。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外公就常称自己为“人之患”。我出世以后，母亲请外公给我立名，外公给了“英雄豪杰”四个字，母亲在中间选了一个。外公历史上曾经当过“公务员”，陈济棠时代他曾在番禺县当过几年“录亊”。当年县衙门设在番禺学宫﹙今农民运动讲习所﹚，我母亲便跟外公外婆在广州住过几年。后来蒋介石打败了陈济棠，外公便失业回家，间或借酒骂几句蒋介石，无奈只好在乡间继续教“卜斋”。
人世间最善良的女人莫过于外婆了。虽然外祖父家几代书香，但外婆却不识一字。家中大事总是由外公、舅舅主持的。即使是家政之事，有时也由我的姨妈或我母亲说了算。但是，外婆却是家庭的中心，她不但料理全家的饮食，而且几乎管了全家人的衣衫。我和妹妹到了外婆家，因为幼年丧父，得到外婆格外的照顾。到我稍为长大回到山脚村，我的衣着及布鞋仍由外婆亲手制作。少年时我经常去看望外婆，通常都在外婆家过一夜，在我第二天离开之前，外婆都会为我做一顿早饭，拿一角钱叫我到村前的小店买腊肉。五十年代初的一角钱，对于没有收入的外婆来说，也算是个数目了。
解放前，外婆家里有几亩单造田，靠收租仅够口粮，所有家庭日用，儿女读书，全靠外公教书的收入。在外婆精心经营下，我母亲和她几个兄姐都能读上几年书。外婆用心经营家计有两个典型的故亊：一是外公当私塾先生时，端午节学生都给老师送米粽。每年农历五月，家里的米粽装到满满一箩框。一下子吃不完，外婆便将粽子切成小块，晒干后存入米缸。这些晒干了的米粽，可以渗在米中做饭，也可以用来煮粥；第二是外公一生好酒，每日无酒不欢。外婆怎么节省，酒钱是省不了的，要节省的是下酒的菜。那年头，外公下酒常常以河埇的石螺为肴。后来中医说石螺寒湿，外婆就以石螺下酒的原理，给外公做了一道奇特的下酒菜。她弄来了一筐养水仙花的小石头，挑了一把最圆、最小、又最光滑的清洗干净，将这些小石头倒入锅里炒，放些油盐，打个鸡蛋下锅捞匀。上碟后，一颗颗小石头被蛋皮包着，外公在喝酒时将石头外层的蛋皮吃掉，留下的小石子洗干净了再用。
母亲到了广州，起初在一家鞋厂当缝纫工，到了四八年秋天，工厂倒闭，只好转去打“住家工”，就是如今给城里人做饭的那种。母亲打工的主人是个银行职员，得知母亲家庭困难，甚为同情，便建议把我送入当时广州的一家“孤儿院”，这样可以减轻外婆的负担，还使母子经常见面。在这位银行先生的担保下，我在一九四九年春天进入了“广东儿童教养院”，社会上都叫它孤儿院。
“广东儿童教养院”是当年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先生的夫人吴菊芳创办的。李汉魂在抗日战争期间当过八九年广东省政府主席。当年蒋介石的夫人宋美玲在重庆创办了一间儿童教养院，专门收养抗战遗孤。吴菊芳也学宋美玲的样子，在广东战区的后方曲江县办了个儿童教养院，收养战时无依无靠的小孩。抗战胜利，儿童教养院总部搬到广州。我是在这间孤儿院将要结束的时候才进去的。孤儿院是一间学校，它不但有我这样的儿童，还有一些十多岁的学生。孤儿院里的生活，谈不上优越，但有温饱，甚至有书读。在孤儿院，算是我受教育的开始。
一九四九年秋天，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国民政府在广州的机关纷纷撤离大陆，孤儿院的主办单位也准备搬走，我母亲打工的那家银行职员去了香港。母亲只好收拾行李，带着我回到外婆家，我在孤儿院只呆了八九个月。
在孤儿院期间有些事情值得一提。那时我已经五、六岁，五官端正。时有院方领导带着慈善团体来参观，间或又有政府机构来视察，碰到这些情况，院方管理人员便将我打扮整齐，让我和其他一些小朋友参与会见。一日，几个穿着旗袍的中年太太来到我们的房间，一位太太很亲切地同我讲话，我和她讲到我的家人和母亲。这位太太给了我一把糖果就走了。后来母亲从保育员那里得知，那位太太本想收养我，但从我口中知道我不是孤儿，才打消了念头。
孤儿院的负责人吴菊芳跟丈夫李汉魂去了美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李先生夫妇回国参观访问，受到政府的热情接待。期间，曾会见过一些留在国内建设国家的孤儿。
投入7th，当年的一角钱可买一斤半大米。水上居民上街买鱼，叫价一毫四两。一毫即一角。
难得有朋友跟我的贴。二千零四年写好，十年来我印了三百套分送朋友，因非正式出版物，是稿，政治风险沒那么大。但凡写文章，都希望多些人看。如正式出版，不印千册厂家不干，若印千册，我要辛辛苦苦送给别人雅正，送不完就卖给废品收购站，这种事我不干。最近想起穗南山客在天涯注了册，加上近几年同网上朋友有过文字交，于是把自己的经历发表出来，谁愿看谁看，不用求人雅正。自知怀旧不合潮流，而且又极少有同辈人在网上行走，因而我的书稿就沉舟侧泮，让万千美文走过我跟前。不过，我相信一定会有人与我同声同气。
家乡解放
家乡解放是静悄悄的，别说我们在乡村，就是广州城也没有多少战斗。据后来解放广州的一些南下大军说，他们从江西或湖南开进广东，长驱直入未发一枪。只是解放军进入广州前夕，早在本省打游击的一些队伍，提早潜入市区，追打逃退的国民党兵，追到广州黄沙过石围塘时，一些国民党兵过河不及，在黄沙负隅顽抗，才有这么一场算是激烈的战斗。
家乡解放的时候，我住在外婆家。一九四九年冬天某日，解放大军进村了，一身黄色军装的队伍从北面的堤围向村里走来，原先在村前观望的人群赶紧回家关门闭户，村庄鸦雀无声。队伍进入村子，密集的脚步声从街巷穿过，不久就不再响了。半天后人们开门张望，都说大军已经过境。村民感到奇怪的是，历史上的官兵过村，有甚于土匪，都是鸡飞狗走的，这次大军进村不扰民，不抢东西，让那些饱经风雨的村民不甚理解。过了几日，有三五个不扛枪的大军又进村了，因为来的人少，村里的人也不回避。其中有会说白话的，说是要找保长。大军问遍巷里的几个村民都说不知道。但我竟然说“我知道”。这下可急坏了我的外婆，外婆惊慌失措骂我胡说，但进村的解放军还是小声盘问我保长在哪里，我说他的家就在巷子的第二间屋，因为我常和他的儿子一起玩，所以知道他的家。幸亏解放军没有为难保长，不然我就闯大祸了。据后来大人说，大军给保长交办了几件事：一是张贴军管会告示，二是征集军粮，三是继续维持村里的秩序。
古书常说，每次改朝换代，百姓总是“箪食壶浆，迎接王师”的。后来读书，又常常读到“军民鱼水情”，“军民一家亲”这些感人情节，但在我家乡解放的时候，没有这种场面。
中国解放了，起初一段时间，朴实的农民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近代史上中国的政府更换得太快、太多、太密了，村民甚至把日占的八年也同国内政权更秩等量齐观。所以，新政权的工作人员要找农民谈话是十分困难的。一个当年下乡的工作队干部后来给我讲过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一位下乡的知识分子召集了几十个农民开会，向他们讲解农民翻身得解放的意义，讲新政府要为人民谋幸福，讲着讲着，听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剩下一个老农民，知识分子很感动，以为总算有人听懂他的道理，正要上前同这位老农民表示热情的时候，老农民却说，如果讲完了就把凳子还给他。原来这个下乡干部是站在他的凳子上演讲的。
外婆那个村子解放，村民没有多少热情，富裕的人也不惊恐，当地的农民种了鸦片烟也照样收成、照样买卖。唯独对生活不便的是没有钞票流通。解放前夕，国民党的钞票早就没用了。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政府来不及发行新货币，乡村的小买卖竟然重新使用大洋和铜板。外婆家的村庄有三家小商店，这三间商店曾自行印制本号的票证来流通。如果你拿一个大洋去买酱油，他找回给你的是用纱纸写上银码，盖上店主图章的条子，下次买东西时，用他的条子便可以了。这种情形坚持了几个月，到了人民币普遍发行时才取消银元和纸条。
广东是抽鸦片最早的省份。日伪时期，地方无政府，各地又打仗又封锁，大烟的来源就有问题。别看今天的主流一片昂掦，其实人民大众多数唯利是图，知道种鸦片比种农作物收入高，于是人们引来种子，利用旱地种植，我家乡一带就种过十年八年。我祖母一个小脚女人能抽鸦片，一来乡间方便，二来不太贵。到我六岁从广州回到外婆家时，就见我的舅妈收割鸦片，收割的手段是用小爪刀将鸦片果的表皮刮伤，靑色的烟果表面即流出乳白汁，干后变成胶状，咖啡色，这是生烟，一只烟果刮三天就汁了。经过煮炼就变成熟烟。鸦片烟果壳内充满细小黑色的种子，生吃都很香，果壳晒干可作熬肉汤的调味品。我讲这么一大段，只想说明我见过人种鸦片收鸦片和抽鸦片。
少小回家
一九五零年春天，过完春节，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回到山脚村。少小离家，回来一切都很陌生。记得两年前从外婆家到广州乘搭的是一艘叫“领东”的轮船，在“大仓”里见到同村叔伯兄弟李博游和李健秋，我向他们讲述我将要入孤儿院的亊，不知是我说得不清楚还是他们听错，村里曾经传说我被卖到广州。因此，这次回到山脚村，得到不少村民的同情。一家三口回到山脚村可谓了无生计，很多村民都同情我家的处境。“上头下底”的邻居给我家送柴送米。有一次农会起动公尝发放救济米，我母亲不好意思去拿，由我拿着筲箕到大祠堂领取。
可能是村子小的缘故，山脚村的解放没有大军过村的那一幕。在四乡都传闻解放了之后，才有几个背短枪的干部进村。进村的干部要保长陪着一家一户找农民谈话，由保长带领访问农家，不可能是最穷困的那些，这不是保长有阶级意识，而是因为极贫之家连茶水也喝不上的。倒是进村的大军有一套接触群众的办法，同农民谈话时很多都说自己出身长工，世代种田，由此拉近了大军和农民的距离。没几天，村里传出了一个大消息，说是有人跟大军走了，原来是村里一个贫穷青年李友深参加了解放军 。山脚村历史上从没人当过兵，国民党时代摊派壮丁，可以用钱来代替，遇有摊丁入伍，宗族就利用李氏宗祠的公尝来摆平。
李友深参军是破天荒的大事，乡里给他家送来军人家属的光荣牌。第二年，部队为了宣传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邀请军人家属到军营探望，李友深的母亲从未出过远门，村里便派我母亲陪她到过一次军营。
其实山脚村的子弟当中，最早靠拢共产党不是李友深，早在家乡解放前夕，一些在城里读书的富家子弟就离开了家庭投奔共产党的队伍。如新屋巷的李德才，李墨才兄弟，山脚村首富李励民的侄儿李景开，李博游的儿子李辉林等。这些人在外读书，知道国家大事。李德才和李景开后来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在公职队伍工作了几十年。李墨才和李辉林却阴差阳错回到山脚，后来还被划为地主分子。
放牛的日子
为了生活，我母亲挑着担子跑墟场，贩卖大头葱菜和咸鱼仔，夜里帮绳户“拆包”。到我七岁那年，学着给人家放牛。我的东家是李健秋，我叫他秋哥。当年放牛的工钱是以粮食计算的，放一头大水牛一年工钱为五箩谷（一箩为五十斤），加一头小牛加两箩，光讲吃饭，小孩放牛能养活自己。幸好我的叔婆也放牛，有她带着，我母亲便放心了些。在我们家乡放牛是很辛苦的，因为乡间一带都是水田，没有连片草地，放牛的人要用手牵着牛，让它吃田边的青草，稍有不慎，牛就会吃食田里的稻苗。如果偷懒，把牛赶到少草的堤围，牛就吃不饱，背腰之间就露出两个深坑，主人见到会责骂的。放牛的时间和犁田的时间是错开的，放牛的时间正是犁田的人收工回家的时候。农忙时天还没亮农民就赶着耕牛去犁田，上午九时收工，我们便接过绳索，牵着耕牛去吃草；下午一时又再犁田，到四时收工，我们再接过牛绳，放到太阳下山才回家。因为耕牛是这样作息的，所以即使不是农忙，也按照这样的钟点来开工。
放牛最艰苦的季节是初春，天寒地冻，阴雨绵绵，七、八岁的孩童带着竹笠，永远湿着裤管，赤脚踏在烂泥浅坑之中，一不小心，便跌个浑身泥水。最轻松的放牛季节是秋天，特别是秋收以后，田陌干燥，没有农作物，把牛放出田园，让它慢慢吃食田边杂草。这时牛童们便可以结队去偷挖花生和番薯，又在山岗背处燃烧稻草，把花生和番薯煨熟。有时也去捕捉冬藏的青蛙，冬藏的青蛙常常躲在浅洞之中，可以长时间不活动不进食，一般人不知道干泥土下面会有青蛙，可我们一眼就看得出来。由于青蛙要呼吸，覆盖着它头部的泥土显得特别湿润，我们就断定下面有青蛙了。冬季在山坡捉老鼠也是非常得意的事，上世纪五十年代，政府提倡“除四害”，老鼠首当其冲。那时候灭鼠要派任务，上级规定农民在冬季要上交若干条老鼠尾巴。灭老鼠要有团队精神，分工合作，当发现老鼠洞有新印痕时，我们便在洞口塞满柴草，点火煽风，浓烟灌入老鼠洞内，却从四面八方的洞口冒出烟来，这时老鼠一家大小就从各个洞口奔逃。小朋友们守着每个冒烟的洞口，见一只打一只，场面相当激烈。牛童冬季抓老鼠较多，一些行动不便捷的村民为了完成灭鼠任务，只好向牛童购买老鼠尾巴向上交差。秋冬田间的老鼠，是当年乡村的一种美食，腊月时节，不少农家门前都挂着一串串浓香的老鼠干。一些在窝里还未长毛的小老鼠，是人们求之不得的宝贝，乡下人把这些还未张开眼睛的小崽子扔进酒缸，泡浸半年便成了上好的“跌打酒”。夏天放牛也很开心，除了犁田的时日，大家都把牛赶去东坡洲，上了东坡洲，让牛吃杂草，我们就去采摘“鸡屎果”或捉雀鸟。不过，我通常是去河滩挖蚬。河滩上的黄沙大蚬很肥美，一小时可以挖三四斤。到东坡洲放牛，我学会了大人捉甲鱼的本领。甲鱼生长水中，夜里会到岸上草丛下蛋或歇息，大人们根据它们行走的脚印，在它们必经之路挖一条深坑，夜里甲鱼上岸，常常不小心栽倒在陷井里。
去东坡洲放牛，使我经历了人生第一次生命危险。那年我还未满八岁，游泳不精。别的小兄弟都骑着牛背过河，到了深处，耕牛会用四条腿拨水而行，到浅处牛脚才着地。一次我骑牛过河，浮游到深处，耕牛突然潜入水中，牛背沉没时，几乎把我抛离，我急得没办法，死命握着牛尾巴，牛潜行了七八米才四脚着地，此时我己喝了几口水，一边呛着，一边挥打耕牛，此后我便学会了游泳。
放牛除了工钱，还有一些福利，每年耕牛的主人要为牛童添置新的雨具——竹笠和蓑衣。同时，有几顿好饭吃：一年之初的农历初二吃开年饭，吃过饭便上工了。接着是三月清明，四月初八牛生日，五月端五节，七月十四中国鬼节，八月十五，十月的冬至。一年就有七、八顿好饭吃。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牛也有生日的，今天山脚村的人也可能忘记牛生日这回事了。旧时代，敝乡定了农历四月初八为牛生日，表示人们对耕牛的尊重，牛童也因为牛有尊严而多了一顿晚餐。吃过晚饭，主人会用纸包上两块烧猪肉交给牛童去喂牛，牛是不吃肉的，猪肉一定要用青草裹着牛才肯吃，但很多牛童离开主人家后，转身便把烧肉吃了，多数耕牛生日是吃不到肉的。
山脚村的学校
五十年代初期, 山脚村曾办过私立小学。因为解放初期政府还来不及在乡村办学校。山脚村的小学校由农民协会牵头, 组织了几个有点文化的青年, 成立了一个校董会, 我的堂叔李宝韶、村民李健晃以及刚从外地回乡的读过学堂的新屋巷子弟李广才都是校董会的成员。小学开办时只有一个老师, 是从金溪墟金利村请来的, 名字叫欧阳博石。学校办了不到一年, 因为欧阳博石是地主，被金利村的人抓回去批斗。欧阳博石离开以后, 学校又从官窑请来一位先生, 他教到小学停办才离开。
山脚村小学只是初级小学, 当时入学的不足二十个学童, 在十多个学童中还分了一、二、三年级。村里不少适龄子弟苦于家贫,交不起学费, 无法在新办的学堂里读书。后来农民协会和校董会利用学校的条件, 兼办了夜校, 免费招收穷家子弟, 我就在那个年代一边放牛一边读了两年夜校。也许因为我在孤儿院时受过教育启蒙, 我读夜校的成绩并不比白天的差, 两年四个学期, 每回考试我和新屋巷的李溢江轮流第一。五三年夏天, 乡村调整小学布局, 山脚村的小学就停办了, 学生转到鹤暖岗小学读书。土改结束, 我家分到了田地, 母亲让我到全日制小学插班读三年级。
乡村的儿童上学，第一次开学时都有一些基本仪式。学童的家长多数都请个启蒙老师，当天学童衣着整齐, 由老师手把手教写一两个字, 这叫做“开笔”,开笔用的是毛笔，那年代自来水笔是富裕家庭才有的。接着便到文庙去拜孔夫子，贫穷人家请不起老师, 也会请一位懂点文墨的长者替小孩子开笔和拜孔。我童年的伙伴上学时都经历了这个过程。因为我是边放牛边上夜校的，谈不上正式上学，我没有开过笔也没有拜过孔，但我母亲教我抓毛笔和描字贴，我自问写字比村里同辈人端正。我十一岁就研墨提笔为自家写门联，门联写的是“健康二字值千金，和气滿门添百福”。第一次写门联就出错，把健康的康从“广”写成从“疒”，新年大吉，实在煞风景。不过，此后数年，我每年都为自家和邻舎写“辉春”。真是上天弄人, 象我这样的家境, 后来却阴差阳错,读上了名牌中学和名牌大学，使我成为当年山脚村农家子弟读书最多、学龄最长、学历最高的人。
居无定所
在跟母亲回山脚村之前，我家族对房产进行过一次重新划分。我父母结婚和我出生的屋子已不再是我们家的了，我家只分回一间曾祖父时代做过谷仓的小砖房，里里外外不足十五平方米。不要用今天城里十五平方米的小单元来比量，我家的小屋不单要让我们一家三口居住，屋里还要搭建一个可以燃烧稻草的大灶台（当年稻草是做饭的主要燃料）、安放一家用水的大瓦缸、存放一年收成的粮食、杂粮五谷和堆放农具，还要在木床的后端放一只我母亲用来方便的木桶。所以，我回到家乡不久便不同母亲住在一起了。七、八岁的年纪便跟着村里比我大一点的小兄弟到大祠堂睡、到“十五棚”门楼睡、到村边的鸭寮睡。除了大冷冬天，平日洗面、洗澡都在村边的小埇进行。这种际遇，用今天的社会条件来看，确实有点凄凉，但当年孩童时代，反而觉得自由好玩。
山脚村的男人有一种奇怪的习俗，有很多男人夜不宿家。男人们以不同的习性，物以类聚，分成若干小堆，集结成几个不同风格的“男人馆”。这种习俗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旧社会治安不好，青壮年要在夜里巡更护村，晚上这些人便到祠堂公厅去睡；二是旧时代我们村里有武馆，农闲时男性青年都习武，公家也鼓励青壮年人练拳，宗族还利用公尝在午夜招待练武的人吃粥，收成好时吃鱼粥，收成不好时吃芋头粥。习武的青年常常以祠堂为家。广府人称习武为“食夜粥”，就是这么回事。我年纪小不习武，也常常跟着大人吃夜粥。土改工作队进村,没有合适的“三同户”，也同我们一起睡过大祠堂。说到底，“男人馆”是山脚村男人的一种夜生活，也是那个时代家乡人的生活方式。
在大祠堂过夜，是我人生的一种特殊经历，和几个小兄弟每天夜里同十几个大男人睡在祠堂的前大厅，听尽了大人们各种奇谈怪论，他们口没遮拦地讲述自已曾经的风花雪月和别人的风流史。其实睡大祠堂的村民都是贫穷的农民,他们那里来的风花雪月,不过是吹牛罢了，大人们的嬉笑谩话,使我们这些十岁不到的小男孩提早接受性教育。“咸湿”的故事非常之多，有时还具体到谁家的老爷“扒灰”，谁家的叔嫂同床，谁家的孩子长得象经常穿街过巷的那位补锅佬。这些故事说得象真的一样。
“扒灰”一词，可谓举国皆知，但并非人人都知道它的出处，我九岁的时候就在大祠堂听大人说过。这个故亊虽然有点“黄段子”的色彩，但却有乡土文学的底蕴。我要在这里卖弄一下。这个故事说的是北方一个财主家庭，财主家有儿子儿媳，而老太太早已身故。儿子或应科考、或出外营生，经常不在家。一日，天寒地冻，一家人围炉取暖，翁媳常常四目相投，不久公公就支开了下人，用柴枝把炉灰扒到地板，给媳妇写了两行打油诗。诗云：“老妻西去有年多，借问媳妇意如何？”他的儿媳妇看了看诗句，慌忙将字迹拨掉，张望四周，便顺着公公的诗韵 ，也在地上写道：“若果不嫌侬貌丒，日为媳妇夜为婆”，至此翁媳达成了默契。八、九岁的少年接受这种启蒙教育，实在早了一点，但又使我长大成人之后，遇到一些丑恶亊情而不至于大惊小怪。
“男人馆”成了乡村的自由论坛。而大祠堂的坛主非李岳棠先生莫属。李岳棠是李仁甫仁伯爷的第四子，少年时家道富有，读过书，见过世面。可惜他有一种反叛性格，在众多兄弟中唯他不务正业，人到中年家无恒产，也不结婚。他父母明明有居室，他却居无定所，亲友本来可以帮他找事做，他却乐于斩柴伐木、上山挖笋。家无隔宿之粮。李岳棠的雅号叫“岳神”，村里无论男女长幼都这样称呼他。岳神先生知识丰富，很会讲故事，他是我少年时代学习社会知识的老师，我从他口中知道我父辈、祖辈的故事。在众多长辈的晚间言论中，岳神先生的“咸湿”故事是最少的。
在大祠堂过夜，除了经常听到一些“咸湿”故事外,还发生过一些荒唐可笑的事情,如五十年代某年夏天,天气很热,夜里大家都把铺盖搬到祠堂门前的晒谷场。一晚，天气实在炎热，老少爷们都把衣服脱光，集体裸睡在晒谷场上，人们只顾说话，没留意到西边基围一串行人，有男有女，打着手电筒，朝着我们走过来。一时来不及回避，一群老少只好侧着身子背向大路,屏息装睡。行人过后，小孩子忍不住大笑,大人们则说，让马村的人看见我们一丝不挂，太丢人了。从此，再也不敢脱光衣服睡觉。
村野之夫，常有促狭之举。一些中年男人晚上带着儿子们以祠堂为家，主因也是家居浅窄。天天晚上带着几个未成年孩子到祠堂过夜，难免有碍周公之礼。于是，他们往往待孩子睡熟，便半夜回家一趟，成年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此时常有人搞恶作剧，弄醒一些小孩，说他们的父母在家里煮东西吃，也真的有小孩受到鼓动而跑步回家。
在祠堂过夜还可以跟着大人夜里抓鱼，抓鱼方法通常是拿着火把在埇边、潭边照鱼，见到有鱼在水边休眠便用竹笠把鱼罩住然后再捉上来。我还看过大人在河边电鱼，城里的人很难想象用一台电影《列宁在1918》那种手摇电话机可以捕捉鱼类，我就见过村里的年轻人，夜里把农民协会的电话机拆下，拖着一丈来长的电话线到河边，将电线放入水中，使劲摇动电话机，不久一些没鳞的鱼便浮上水面，人们用网兜把电晕的鱼捞上来。
在大祠堂住宿一年四季有不同的铺位，夏天挑最迎南风的位置，春秋选择正门或中堂，冬季则在天井两边的耳房。我这种居无定所的生活断断续续坚持了十多年，即使后来出外读书，放假回来还是以大祠堂为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我读大学的第一年寒假。那年放假回家，我睡在大祠堂正门顶上临时搭建的阁板，因为是假期回家，没有固定床位，同村兄弟李展林给我挪出一个位置，使我能够度过假期。寒假期间有同学远道而来，也只好跟着我到大祠堂过夜。此后，我就再没有回家乡过假期了。
只能这样用。一來用词简短，二來早就失去了原始的意义。近代民间也有光复与和平的年代说法。光复指的是推翻满淸，结果是光复后几十年更加民不聊生。和平指抗日胜利，结果又来了三四年内战以及后来的故事。所以jiefang与光复和平一样，乃符号而已。
人穷志短
童年和少年的故亊很多，快乐的事情容易忘记，不愉快的事情却记得很深。
我七岁放牛，生活居无定所，幼年丧父，母亲要为生活奔波。我从小就缺乏健全的家庭教育，因而沾染了一些痞子习气，中、上人家的孩子都不屑与我为伍。这也难怪，在我衣衫蓝褛去放牛的时候，小康家庭的孩子则是穿鞋踏袜上学堂。最令我悲哀的是，同一个祖父出来的堂兄弟也不愿意同我玩。我母亲教我不要怨天尤人，只怨自己家穷而父亲又死得早。
中国的文学作品常常描写穷家子弟奋发努力，品行优良，但现实社会并非如此，在穷人的队伍中，更多的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典型的亊例是我母亲当农村“接生员”时，添丁的人家摆满月酒一定请她，有一次，我借故到酒宴现场向母亲要门匙，人家送了我一碗带肉的饭，我的行为在母亲看来形同乞丐，为此痛骂我“羞家”。 一些村民也说我嘴馋，乡间称嘴馋为“大食”。
少年“大食”有时不泽手段，和我一样以大祠堂为家的小朋友，就经常有小偷小摸行为，如偷花生、偷木爪、偷甘蔗经常发生，幸好解放后废除了村规恶法，否则我们也会被拉去“游刑”。我九岁那年加入少年先锋队，买红领巾需要三角銭，我就违反村里的“禁岗”令，偷偷上山砍柴卖，被执法的大人把我的箩框扔上树顶。少年先锋队本应是乖孩子，但我们只在学校里乖，回到村里就不乖了。
偷甘蔗的往亊记忆最深，都是夜晚的勾当，农业合作社的甘蔗地就在大祠堂后边。我们结伙偷蔗的技术很高，每当夏夜，村民都在塘边或晒谷场乘凉。黒夜行动不易被人看见，但小小的声音就容易暴露，而偏偏砍甘蔗时又会发出断裂声和蔗尾倒地的“沙沙”声。经过多次被人追赶，我们就总结经验，分工合作，象侦察兵一样轻巧小心。一人站立在蔗坑，用手握紧蔗尾，另一人用小刀切断蔗头，然后将甘蔗垂直举起，避免蔗叶倒地或磨擦发出的声音。两人一组轻步走出蔗园，翻过堤围来到河边举行甘蔗夜宴，把蔗渣、蔗尾扔到河里，不留一点痕迹，其机敏程度，电影里解放军的侦察兵也不过如此。城市的小朋友或富家子弟没有这种聪明才智，如果我们把心思放在读书上，恐怕个个都是优等生。
合作化年代集体需要大量有机肥，垃圾肥泥是当年的肥源之一。毎年秋冬时节，村民都把大水塘的水抽净清理余泥，余泥不够，还要挖掘池塘边的垃圾。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塘边的垃圾居然是“金山银山”，因为翻掘这些沉积几十年的黒土，除了肥泥还有不少破铜烂铁，如“铜仙”、“ 岁銭”以及“老更” 练枪时沉下的子弹壳。在帮助大人翻锄垃圾之余，有些小朋友一天也能锄出几毛钱的破烂。破铜烂鉄能卖得好价钱，引发我们有非份之想，见到村前树下的破烂犂头也偷去卖给“收买佬”，这些行为并非“生活所迫”，而是当时的不良风气以及我们缺少教养。与我一齐“作奸犯科”的穷兄弟并非个别，如今个个都子孙满堂了。
所家族分产，其范围只在我曾祖之下的各房，我父亲在同辈兄弟中年岁最小，结婚最晚，结婚用的房子是我爷爷二弟的。我祖母强势，她在时无人说话，她去世后我父亲也英年早逝，人家便收回住房。我祖父住的房子已让伯父一家六口住了，为此我们只好挤在曾祖父时代存放粮食的小屋。
投入7th说我不道貌岸然，这是年岁使然，人都活到这把年纪了，经世事之多，之繁，之险恶，俯仰无愧于天地，还用装什么呢？谢了。
我在前边曾讲过一个小故事，解放初有一知识分子下农村宣传政策，站在凳子上演讲，群众好奇围了过来，他讲马列，讲为人民服务，群众听不懂，但明白天上不会掉下谷米，于是人群散了，只有一个老农民仍昂着头看他。知识分子以为总算有人听懂他的道理，上前拉热乎，此时老农民见到干部从凳子走下，便拿起凳急步回家。
我不知我算不算那位知识分子干部，但愿投入7th兄弟不是老农民。
土地改革
中国千百年来的改朝换代，历史上多次重大的农民暴动，都与土地有关。中国历史上，曾经反复出现过“均田”制，但每次“均田”之后，随即又进入并兼，“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地主阶级更替，贯穿了几千年的历史。历来的革命者都拿土地来说事，因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其纲领也有平均地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早期就称为土地革命，还在星星之火的时候，就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所以，胜利后实行土地改革，是新中国政府对农民兑现分田分地的一种承诺。
家乡的土改是五十年代初开始的，从一九五零年中就有工作队进村，到一九五三年夏天结束，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叫做“清匪反霸”。这阶段的重点是清算旧社会的匪患和恶势力，凡是旧社会留下的制度、风俗都要清除。山脚村是个小村，没有“大天二”。运动开始，区政府派来了三、四个武装工作队员。当头的大军讲普通话，其余的讲“白话”。讲“白话”的多是本县其他乡村的青年，当年村民称他们为“本地姜”（广府方言有“本地姜唔辣”一语），有点看不起的意思。其实村民们错了，因为讲普通话的都是外省或外地人，对当地的情况没有成见，办事比较公正，而“本地姜”则同本地关系密切，容易假公济私，后来事实证明，不少村民吃亏就吃在“本地姜”手里。工作队进村后，马上清除原来村长、保长的势力。村长“鬼怪公”刚解放就去世了，他死得及时，否则他就是最大的清算对象，眼下就只好清算保长和“老更头”了。“老更头”叫李继豪，排行第六，村人多叫他“老六”（老字的乡音读佬）。因他与我先祖同一支系，与我祖父同辈，大人教我叫他六公。批斗“老六”是在北溪祖祠堂进行的，也许是村里第一回开批斗会，群众还有顾虑，同时又有掌握政策的军管会人员在场，所以基本是文斗的，比起后来的斗争斯文得多。当年斗争“老六”，还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只有个别被他欺负过的农民揭发他。“老六”虽为“恶爷”(爷字读惹音)，但他又是部份贫下中农的保护伞。斗争情绪最激烈的反而是村东头几拨上户人家。斗争会后，政府便将“老六”收监，因他有严重肺气肿，进看守所还未审判就病死狱中。保长因为催收“老更谷”（有如今天向农民收取治安费）得罪过村民，他害怕清算便跑到外地躲了起来。
第一阶段的斗争开始并不激烈，清匪反霸运动除了斗争老六，就是查抄鸦片烟和禁赌。当年山脚村有二、三处鸦片烟窝点，南岳祖祠堂旁边的伙房和李少初先生的祖屋都有人聚众抽大烟。被抓获的烟民要写悔过书，还要罚扫大街和祠堂。
在这里，我得回头说一下清匪反霸前的村政。五零年初，卫安乡政府和乡工作队要物色一些有文化的年轻人出来做事，此时我的堂叔李宝韶在广州银行的差事没有了，乡政府动员他出任山脚村村长，他便成了解放后山脚村第一任村长。
关于土地改革一节，所说事件比较尖锐敏感，但四年前广东一省級官方刊物已经全文登载，没人有异议。应该不违反书话栏目的准则。
投入7th兄弟提到土地有否集中大户问题，我在未来的合作化运动章节有详细表述。
“急风暴雨”的斗争
平静的清匪反霸运动不到半年，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就来临了。据我后来了解到的大环境是这样的：解放初期，广东军政当局最高领导人叶剑英、地方党政领导人方方和古大存，鉴于在革命斗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开明地主和华侨对国家和民族解放有过贡献，因而在开展斗争时，没有实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政策。这种做法受到当时某些南下干部的抵制，认为是“和平土改”，上告毛泽东主席。结果是叶剑英被调走，方方和古大存受到处分。此后，广东的运动就变得“急风暴雨”了。为了打开阶级斗争的局面，土改工作队发动群众枪杀了不少有罪恶，但罪不致死的地主、富农和土豪劣绅。那个年代枪杀阶级敌人，不象后来要经过审查定罪和法院的判决，区长一级就可以决定杀人，而且不须法律程序。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本地姜”，成了无情打击地主、富农的先锋。后来上级发现基层杀人过多，才把杀人的权限收回到县里。
在急风暴雨的斗争中，山脚村有三个人被枪决。这三个人一个叫李祖发（人称三牛公），一个叫李博荣，一个叫李锑（花名叫咪锑）。这三个人死于何种罪名，现在山脚村很多人都说不清楚。这三个人的罪名，其中两人与村东头一名惯偷被宗族家法处死有关。前文讲过，山脚村对偷窃有严励的惩处，这位村民第一次和第二次偷东西后都被乡规惩罚过，第三次偷了李博荣的财物，李博荣向村长报了案，村中父老开会把偷窃者定为死罪，由此李博荣成了杀人的主谋。李祖发是执行死刑的老更，是杀人犯。另一名执行死刑的人叫李六记（花名射哩六），因出身“下户”，定性为“协从”，被抓去坐了几年牢。这件血案还牵连到村民李本昌，因为他是证人，也被抓去坐了几年监。第三个被枪决的李锑，罪名则是惯偷。
南海县二区和顺片枪毙地主恶霸的宣判大会，在和顺镇的三间祠堂门前举行，大会宣判和顺片十多个村庄死刑的共有七人，而小小的山脚村就占了三个，几乎占了整个和顺地区的一半。山脚村历代都没出过大奸大恶之徒，即便如上三人，就算有罪，但罪不至死，犹其是李博荣，他因失窃而报案，村中父老会议根据偷窃者接二连三的偷盗行为，执行家法判他死罪。这是宗族的恶法，主要责任应由父老会和族长担当，失物之主只是报案，理应不必承担重责。李锑被定性为惯偷，惯偷当年不属镇压对象。为何要他们死？周边几个大村恶棍多的是，但都没有死囚，这在我心中一直是个疑问。我常想这同山脚村历代的主奴矛盾有关。山脚村“下户”农民太多，而土改积极分子基本是“下户”，他们把长期积压的底层愤慲，以复仇之心，至权势人物于死地，也借此向原来强势的“上户”族群示威。
宣判完毕，这七个地主恶霸便被民兵和武装工作队押赴刑场。刑场设在和顺镇与山脚村之间的河滩，这个地方当年叫做白沙墟(河滩一片白沙长了青草，曾一度成为墟市，如今这里建了一间和顺中学)。行刑那天，阴雨绵绵，死囚从三间祠堂门前被押往白沙墟要走几里路，其中还要经过和顺街市。和顺地方有史以来，未见过官厅一下子杀这么多人，所以万人空巷，都涌到白沙墟附近的坡地和河堤上。走在最前面的死囚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因为脚下有镣拷，走起路来步高步低，老是望地，奇怪的是这个死囚旁边还有一个中年妇女为他打伞陪行。乡人不解，人之将死，还在乎细雨淋身。山脚村的地主李博荣，宣判死刑后即场晕倒，所以走到最后，他是被两个民兵拖着走完两三里路的。工作队里一些出身富家的知识青年，为了表示立场坚定，自告奋勇争当枪手。那天，我和母亲都在人群当中，枪响的时候，母亲用衣襟挡住我的脸。枪声过后，我跟着大人慢步回家，人们在开大会时的激昂情绪没有了，在回村的路上几乎没人说话。夜里，我睡在大祠堂听大人们谈论那七个人的死状和刑场细节，令我毛骨悚然，一夜未睡。有人说身体健硕的李锑被打了一枪之后，竟然回过头来望了一眼，吓得枪手连忙后退，于是换人，连打三枪仍未倒地，最后才由一位工作队长用驳壳手枪把他了结。
抓捕李锑还有一段惊险而又戏剧性的情节。一日，武装工作队和民兵来到李锑的家，入屋传唤李锑的是两个民兵，当时李锑以为只是一般的叫去问话，便跟着民兵出门，到了门口见到七、八个荷枪实弹的人，于是说要回屋取衣服，随即反身入屋把厚实的大门关上，门外的民兵又是撞门又是呜枪警告都无济于事。未几，大门打开，民兵一拥而入，但全屋搜遍都无踪影，盘问家属，家人说他已经从天井跳上屋顶。于是，民兵一边搜屋，一边拉开队伍四处搜查，封村口、堵水路，所有制高点都布置了拿枪的人。究竟李锑是如何逃脱的，后来一直没人说得清楚，有人说他钻入沟渠爬到大水塘潜水出村，有人说他从自家的屋顶飞跃到别人家中藏匿，也有人说他飞身上了屋顶，走瓦顶如行平地，最后逃入后山，经和顺埇潜水而去。总之，他当日的逃脱，全村人都认为不可思议。后来听大人们说，李锑逃走后曾经去过香港，但一个乡下人在那里难以立足，于是返回省城，在长堤码头当苦力，可是冤家路窄，碰上了家乡抓捕他的人。
前边说到我的堂叔李宝韶曾经当过解放后的第一任村长，但只当半年就下台了，因为他不是贫农，工作上又带点旧村长的习气，由此引起一些村民不满，他几乎同旧时代的村长一样，下台得很不体面。
不久，我母亲也摔了跟斗。母亲回到山脚村时，三十岁出头，识字，在广州打过工，见过世面，土改工作队便培养她在村里做些妇女工作，一时之间就成了积极分子，她也真的积极了几个月。在一次土改积极分子会议上，工作队发动大家揭发地主恶霸的罪行。会议气氛激烈，这时有人揭发我父亲当过“老更”，执行过“鞭刑”，伤害过农民兄弟，说我父亲是恶霸，说我母亲是恶霸婆，当时的气氛大有把我母亲也揪出来的气势。好在有两位老贫农给我母亲解围，一位是农会主席“江利”李日生，一位是农会骨干“花仔”李嘉利。他们说，“祭君辉”死了多年，当年的事又不是主谋，如今剩下寡妇孤儿，不要算这个帐了。虽然有人帮说话，但过后就不再让我母亲参加什么会议了。一些早就看我母亲不顺眼的“亲房”，和某些上户人家，在一旁幸灾乐祸。关于这件事，多年以后我才摸到了一点眉目，原来是我的亲伯母联手个别贫农妇女把我母亲弄倒。我在前边讲到，我父亲死后家族调整过住房，我爷爷的房子让伯父一家住了，他们把我一家三口安排在先祖一间破旧谷仓。村中父老同情我家，责成我的伯父为我们家修整房子，由此引起伯母极大的不满和记恨。土地改革，我家一无所有，而伯父有田有地有大房，伯母怕我母亲当了积极分子会提出重分祖父的家产，于是用手段联合外人对付我的母亲。这时正有一强势但文盲的下户农妇想当山脚村的妇女主任，怕我识字的母亲与她竞争，于是由她出头对我母亲下手。不过，众人往往同情弱势，尽管我母亲进不了积极分子的行列，但因她能断文识字，村里很多农妇有事都找她。
过去人们把阶级斗争说得很神圣，动不动就讲斗争哲学，讲阶级立场，说得冠冕堂皇，其实多数都是因为利益、私仇而挑起的争斗。今天的阶级形态，比过去复杂多了，社会矛盾也大得多，但政府提倡包容、倡导和谐，人与人之间就没有那么多你死我活。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经过这一阶段的肃杀，给村民特别是“上户”带来很大的震动。从而切底改变了山脚村的政治生态。此后，村干部基本由“下户”农民来当，几十年来，但凡招工、提干或参军，基本是“下户”的专利。
村里原来强势的人物死的死，逃的逃，走不掉的也坐了牢，封建宗族势力土崩瓦解。划阶级、评成分、分田分地的日子到来了。
回清扬阿媚
地主和恶霸属两种人，因为地主是剝削阶级，斗争哲学认为任何反动势力都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即便山脚村的治安队伍老更，也被说成是地主阶級的武装。因为偷东西多是穷人，因而执法者也常常针对穷人。今时今日的城管人员，绝对不会去广州中天广场执法，他们驱赶捉拿的只是摆街小贩。
地主恶霸相题并论，和土豪劣绅一样，都被认为两者利益与共，是时代的概令。
划阶级评成份
土地改革进入第二阶段，是划分阶级评定成份。划阶级评成份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按照土改政策的要求，农村的阶级主要分成：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和贫农几种，贫农和下中农是农村的可依靠阶级，由他们当家作主。但是，由于我家乡长期存在工商业 、手工业和自由职业，所以在划阶级评成份时比其他地方划分得细一些，也复杂一些。当年我们村划过的阶级就有：死地主、二路地主、地主、工商业地主、富农、小土地出租者、上中农、中农、佃中农、贫农、佃农、贫民、雇农、工人和二流子十五种之多。有些阶级的名称，在其他乡村是没有的，这里我想介绍一些土改大纲里没有而山脚村却划分过的阶级成分。
一是死地主。死地主就是“李氏宗祠”、“北溪祖”、“南岳祖”这些死了几百年的老太公。当年祖宗并没有把田产分尽，各祠堂的祖宗都留下一些公田，这些公田就如今天村民委员会的集体经济一样成为全村的公产。它的收益用于村社的公共事务，如修建祠堂、兴建庙宇、修桥筑路、修水利，补堤围，以及祖先的春秋二祭、每年拜神或孝敬上官等等。公田的来源，主要是祖宗留下的，其次是一些家族没有男性后代，百年之后无香火，神位就放在祠堂或庙堂里，由族人供奉，其田产便划归公家。封建社会男女不平等，女儿不能继承田地和房产。死地主留下的财产，广东农村称之为“公尝”，为什么叫“公尝”呢？它的原先叫法为“蒸尝”，蒸是煮食，尝是吃食，就是保留一些集体钱财用作宗族庆典煮大锅饭，由此引伸成为宗族的集体财产。宗族财产由村中父老会委托专人掌管，称之为“揸箱”。死地主的财产并非全村民众共有，占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下户因为是祖先留下来的下人，没有资格享用祖先的蒸尝。土改时，下户农民兄弟当家作主，对死太公进行了严厉的清算，破坏性最大的是烧毁了几百年的族谱，从此让李氏兄弟断了辈份。下户兄弟不入正谱，其祖先神位也进不了大祠堂。各房为他们另设副谱，以分清血脉，土改时亦一并毀掉了。
其次是二路地主，所谓二路，就是承租公田的转手者。公田通常由村里“揸箱”的人和一些有势力的家族包揽，他们承包了死地主的公田，再转租给无地的农民，从中获得利益，所以也被定为剥削阶级。
再是佃农、佃中农。佃农是全无土地的，他们都向地主或二地主租田，由于租约长，这些农民便有了相对固定的农田可耕，他们的社会地位与贫农相同。佃中农则是比佃农更具规模、农具也齐全。其地位同下中农差不多。还有小土地出租者，是一些靠出租小量土地维持生计的人。其他成份就不一一列举了。
家庭成分是根据每个家庭所拥有的田亩、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来划分的。山脚村被评为地主的其实田产并不多，因为有钱人的收入主要靠工商业，所以开始时一些有钱人满以为可以摆脱地主的成份。但是在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之后，上级要求每个乡村划分成份时，剥削阶级要有一定比例，山脚村的剥削阶级也内定了一个比例，所以一些田产不多靠做生意赚钱的人也被划为地主或富农。在评成分时，一些兄弟多、人缘好的家庭会得益一些。
对家庭经济的评估，土改时有一个年限，按照新中国成立前三年的经济状况来评。举例：一九四六年前你家大富大贵，四六年后你家破了产，你的成分可能是贫农或贫民；相反，四六年前你祖祖辈辈穷困潦倒，四六年后发了达，你就是地主、富农或其他剥削阶级。著名演员葛优先生主演过一部电影叫《活着》，在法国康城电影节得过奖的，也讲到土改划分成份的事。解放前几年，葛优家是大地主，因他“烂赌”，把田产、房屋都输给了一个沿街卖艺的小人物。解放后原先的大地主葛优成了贫农，那个卖艺小人物却成了地主。这种阶级的划法，如果从均贫富、均地权角度来考虑，还可以理解。但是，土改划定的阶级，竟成为后来在群众中不同社会等级、不同政治地位的依据，连子孙后代的政治地位，也要按照这条阶级路线来划分，这种做法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不科学的。
我家的成分在土改时被评为工人，因为我母亲从四六年到五零年都在广州打工，当过鞋厂工人，而家里原有的几亩地，父亲死后就卖掉了。所以，在评成份时，工作队就按照城市成份的名堂给我家定了个“工人”。当年家乡的农民，包括土改工作队对“工人”这一概念还不甚认识，他们大概还不知道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因为农村强调的是贫下中农当家作主。不意这个“工人”成份，对我日后上学和出来做事都有很大的帮助，这是家乡的农民给我家定成份时没有想到的。
上边说到我伯父的大房子和我家的小谷仓。在清査家产时，我伯父找我母亲商量，希望我母亲承认祖父的房屋还没分断。这样，表面上就可以摊薄他家的家产，我母亲同意了，让伯父不至于被划成剝削阶级，他家最终被评为小土地出租者。
我们村有一个人的成份很特别，这个成份叫做“二流子”，这是解放初期改造城市坏分子的称呼，这顶帽子落到村民李岳堂的头上，使李岳堂几乎一辈子背上坏分子的臭名。我对成份的印象很深，当年每家门户都写着统一规格的成份标记，就象今天的“五好家庭”或“文明户”一样显眼鲜明，让人在街巷一走，就知道每个家庭的政治地位。
评成份本来是土改时期的事，但有两位解放前夕还是初中生的青年，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分别被补划为地主分子，这就是刚解放就投入革命队伍的李辉林和李墨才。此事容后再表。
斗地主分钱财
评定成份之后，就到清算财产了。首先清算土地，将全村的田产重新丈量，合计总人口和劳动人口对土地的平均占有量。有了总人口和劳动人口平均数，就得出劳动人口每人可分多少田，非劳动人口分多少田。地主、富农也可以分回一些土地，让他们自食其力。地主、富农的主要房屋都被没收了，分给贫困无房的农民。
分了土地分浮财，土改时的叫法是分地主、富农的“余粮”。“余粮”是北方清算地主的概念，就是没收地主、富农多余的粮食。南方商品经济发达，收藏粮食并无意义。在山脚村，多数地主是没有余粮的，十多户地主、富农，他们一年收的租金，多的只有几千斤谷子，能值几个钱？还不够他们送儿子到广州读一年书的费用，真正靠土地剥削的地主不多。
所以，山脚村的地主交余粮不是交谷子而是交钱财。凡是地主富农家里的金银财宝、贵重物品都属“余粮”。如果有生意在外，还要另交金钱。人总是守财的，地主富农的田产、房屋瞒不住，但浮财却不易清算。不过，群众的眼睛雪亮，当年流行一句口号，叫做“家有千金旁有称”。你地主、富农不肯承认家中有钱财，好！给你来个“旁有称”，由群众开会来评估。那些平日爱面子、讲排场的地主、富农就倒霉了，如一些人嫁女或娶媳妇，明明没有那么多金银首饰，却向亲友借金借银充门面。在评议时，“旁有称”说，你媳妇入门时戴满了金银珠宝，现在哪里去了，于是白天抄家，夜里批斗，但都没有结果，这些地主不但日子难过，还得了个顽固抗拒运动的罪名。做生意的地主就好过一些。今日的人可能不知道，土改时地主是作为敌对阶级被清算的，但城里的工商业者，则被作为民族资本家受到保护。工商业地主就是那种在农村被清算，在城里受保护的人。农民进城清算地主的财产，工人却在城里保护资本家的企业和工厂。山脚村的地主，男人多在城里做生意，女人留在乡间，所以农民斗争的对象基本是地主婆。
我至今还记得在大祠堂斗争地主李励民老婆那一幕。一日，农会在大祠堂召开群众大会，清算李励民的浮财。李励民一家虽然是山脚村的首富，但因为住在城市，与村里的人没有多少接触，也没有什么仇恨。一些曾经做过李励民“耕仔”的贫下中农，在土改时也没有揭发什么。山脚村的“忆苦思甜”基本上不指向地主、富农，而是指向封建宗法和恶势力。虽然，李励民一家同村里人矛盾不大，但村里人对清算李励民的财产都很热心，因为可以分他的身家。开斗争会，说到底是为了钱财。当年山脚村的农民很精明，因为要分田分地分浮财，群众都推选公道老实的人来“执政”，但这些人没有见过世面，不知道李励民家族有多少生意。在斗争会上，村干部简单研究了一下，便责令李励民老婆缴交余粮六百万元。当年的钞票面额很大，六百万只等于后来的六百元，李励民老婆当即回家拿了六百万交出来。村干部以为六百万已经够多了，他们不知道六百万元只不过是李励民手下几个职员一个月的工资；六百万元还抵不上后来“公私合营”一个月的股息。交了余粮的第二天，李励民的老婆就离开了山脚村，从此一家人远走他乡。
斗争地主“鲍鱼敬”最有戏剧性。现在山脚村已经很少人知道“鲍鱼敬”了，他是现今村民李志新的伯父，一向在佛山经营药材海味（可能也经营鲍鱼吧），连妻儿都住在城里，平时很少回乡。他的田地委托兄弟耕种，兄弟之间也没讲什么租金的，被评为地主却无人在家，怎么清算？于是，农会传令“鲍鱼敬”回乡接受斗争。开斗争会的当晚，大祠堂灯火通明，大堂里挤满了人。因为“鲍鱼敬”是地主公，斗争会要搞得有声势一些，让他先在大祠堂门口候立，等会场喊了一轮口号以后才喝令他进场。斗争会上无人揭发，他的兄弟“豆皮四”替他耕田，坐在一角低头不语。这时，农会负责人宣布要“鲍鱼敬”交余粮。交多少呢，没说数额。停顿片刻，“鲍鱼敬”小声问农会领导人要交多少。农会几个负责人临时走开相量了一下，由主持人开口要四百万。这时候才见“鲍鱼敬”抬起头来，四十岁上下的人，肥头大耳，白净面皮，一副商家佬相格。只见他稍微伸了一下腰，双手解开唐装衫的纽扣，从内袋掏出一个新闻纸包，打开数出五百万元，超额交了余粮，立时由农会文书作了登记，写下收条，“鲍鱼敬”就回家了。此后数十年，“鲍鱼敬”未回过山脚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