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7th兄弟，粤东地区特别是潮汕，人多地少，土改时人平可耕地不足一亩，因此地主的余粮也不会多，很多商埠解放前就进口泰国米。潮汕人多，很多靑壮年都跑南洋，地主富农多属华侨。广东山区田少瘦脊，即便是地主，生活条件也不如鱼米之乡的中农。
穗南山客回忆录 走过六十年
斗地主是阶级斗争最经典的部份，精粹的斗争场面绝不可能象上述两场斗争会那样斯文，残酷的斗争是运动的主流。对于那些反复斗争都不肯交余粮的地主婆（其实要追索的只是几只金戒指），对她们实行打、吊、跪石仔和戴高帽。山脚村的农民本来不懂这些手段，是土改工作队从各地的经验介绍过来的，因而这些斗争场面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后来到了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对走资派实行吊飞机、跪碎石，挂牌游街，这些也并非“革命群众”的发明创造，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农民运动和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都搞过这些花样。真是冤冤相报，一些土改积极分子十多年后成了基层政权的“走资派”，被下一代的“革命群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土改时，山脚村有两个最“顽固”的地主婆，一个叫赵娴，一个叫“锄头二”。 赵娴是李励民三弟的妾侍，世间称妾侍为“二奶”， 她的独生子刚解放就投奔了革命。因为赵娴性格刚烈，不服斗争，贫下中农都称她为“顽固二奶”，对她进行反复的斗争。其实她家虽说有钱，但因丈夫已经去世，家族生意都在广州的叔伯子侄手上，她无法支配这些钱财。如果当年能够从家族生意中拿点钱回来交“余粮”，赵娴就不会被斗得那么惨了。第二个是“锄头二”，她的真名好象没人晓得，她是新屋巷人家的女儿，不嫁人，留在家里帮亡故的长辈打理家亊，她的亡故长辈就是李德才和李墨才的父亲。因为要支撑两个堂弟的学业，她家除了田产，浮财并不多。她性格倔强，嘴巴利害，人缘不好，被斗争得最为激烈。
没收地主的浮财其中不少是实物，如衣服、家具、器皿以及日常用品，这些东西是要分配给农民的，农民协会已将这些实物作了搭配，列出分配清单准备分给贫穷的人家。一日，农会工作人员将这些实物从“狗牙花厅”搬出“塘边”，到场分配的都是贫下中农，这时天上突然下了点小雨，农会领导便叫在场的人把一些细软、贵重的东西搬回“狗牙花厅”，谁知这一搬，一些家庭恃着人多势众便把贵重的东西搬了回家，由此引起其他家庭哄抢，一时场面大乱。不到半小时，便将没收地主的胜利果实抢光。
土地改革，山脚村的土地进行过重新丈量，人平占有量比其他村多，没收地主的财物也比其他村多。当时卫安乡政府想“共”山脚村的产，但山脚村的干部还算有头脑，瞒报了土地的数量，浮财就被卫安乡“共”了一些。
第三阶段是土改的尾声，收尾工作是甄别与复查。经过第一、第二两个阶段的斗争和清算，农村的基层政权巩固了，社会稳定，治安良好，多数人得以安居乐业。土改结束后，有工商业背景的地主都远走他乡，有些人甚至去了港澳或外国，他们避过了后来的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而这些人也从此永远离开了山脚村。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有两位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后来投奔革命的青年也回到过家乡，他们是地主“锄头二”的侄儿李德才和赵娴的儿子李景开。
李德才回村时身着笔挺的军服，头戴大盖帽、腰束横直带、脚穿高筒皮靴，肩头上还有星星。当年解放军刚受军衔不久，想来应该是个少尉或中尉军官。那时他已经没有直系亲人可探了，回来主要是看看乡亲。他回村期间曾经拜会过村干部，给农业生产合作社送了一批图书。当时他还年轻，不懂低调，带着亲房一族人到和顺镇、金溪墟转了几圏﹙我小时候也跟着凑热闹﹚。一个年轻军官被亲房兄弟簇拥走过和顺街市，情景相当触目，一时成为茶楼酒肆的话题。“地主仔回乡光宗耀祖”，也给乡政府和后来的和顺大队留下不了负面印象。
不久，另一个年轻军官也回来了，他就是地主婆赵娴的儿子，其时他的生母已经离开山脚移居别处，他回乡主要是看望年老多病的大母亲﹙他父亲的正室﹚。见他回来的当日，身穿粗布军人衬衫，黄色军裤，脚踏解放牌胶鞋，免军帽，带着深度近视眼镜，无论见到大人小孩都点头微笑。他的行李是一个军用背包，手里还提着一个装有洗脸盆和毛巾牙擦的网袋，这是当年典型的干部下乡的行装。他也曾拜会过村干部，还给农业合作社捐献过一笔銭，据说是他家族公私合营的部份分红，其数目远远超过斗争李励民老婆时上交的“余粮”。当年睡在大祠堂的晚间评论员非常感慨，说是如果早几年有这笔銭，赵娴就不用挨这么多斗争了。
世易时移，三十多年以后，我拿着公务护照代表国家单位到香港工作，我曾经通过关系联络山脚村在港的乡亲，我当时的出发点是想叫他们回乡看看，但始终没有下文。某年，有一位“远房”长兄从外国回到香港，我的伯母请他吃饭，叫我过去见见面，但“远房”说没有时间，这大概因为我是大陆的干部吧。我后来听说，山脚村的地主及家人到了香港之后，开头几年都很活跃，经常聚在一起数落山脚村，这种情绪也影响到从未回过乡的人。山脚村有位贫农老妇人，五十年代中去香港投靠儿子，因为她分到地主的房屋，被香港一些同乡见一回骂一回。几十年来，山脚村的旅港同胞极少回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山脚村也面貌一新，但山脚村的香港客到了广州也不回村里走一走，有人来到村前公路，远远望一下村容村貎就离开了。
土改时，山脚村有两个最“顽固”的地主婆，一个叫赵娴，一个叫“锄头二”。 赵娴是李励民三弟的妾侍，世间称妾侍为“二奶”， 她的独生子刚解放就投奔了革命。因为赵娴性格刚烈，不服斗争，贫下中农都称她为“顽固二奶”，对她进行反复的斗争。其实她家虽说有钱，但因丈夫已经去世，家族生意都在广州的叔伯子侄手上，她无法支配这些钱财。如果当年能够从家族生意中拿点钱回来交“余粮”，赵娴就不会被斗得那么惨了。第二个是“锄头二”，她的真名好象没人晓得，她是新屋巷人家的女儿，不嫁人，留在家里帮亡故的长辈打理家亊，她的亡故长辈就是李德才和李墨才的父亲。因为要支撑两个堂弟的学业，她家除了田产，浮财并不多。她性格倔强，嘴巴利害，人缘不好，被斗争得最为激烈。
没收地主的浮财其中不少是实物，如衣服、家具、器皿以及日常用品，这些东西是要分配给农民的，农民协会已将这些实物作了搭配，列出分配清单准备分给贫穷的人家。一日，农会工作人员将这些实物从“狗牙花厅”搬出“塘边”，到场分配的都是贫下中农，这时天上突然下了点小雨，农会领导便叫在场的人把一些细软、贵重的东西搬回“狗牙花厅”，谁知这一搬，一些家庭恃着人多势众便把贵重的东西搬了回家，由此引起其他家庭哄抢，一时场面大乱。不到半小时，便将没收地主的胜利果实抢光。
土地改革，山脚村的土地进行过重新丈量，人平占有量比其他村多，没收地主的财物也比其他村多。当时卫安乡政府想“共”山脚村的产，但山脚村的干部还算有头脑，瞒报了土地的数量，浮财就被卫安乡“共”了一些。
第三阶段是土改的尾声，收尾工作是甄别与复查。经过第一、第二两个阶段的斗争和清算，农村的基层政权巩固了，社会稳定，治安良好，多数人得以安居乐业。土改结束后，有工商业背景的地主都远走他乡，有些人甚至去了港澳或外国，他们避过了后来的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而这些人也从此永远离开了山脚村。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有两位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后来投奔革命的青年也回到过家乡，他们是地主“锄头二”的侄儿李德才和赵娴的儿子李景开。
李德才回村时身着笔挺的军服，头戴大盖帽、腰束横直带、脚穿高筒皮靴，肩头上还有星星。当年解放军刚受军衔不久，想来应该是个少尉或中尉军官。那时他已经没有直系亲人可探了，回来主要是看看乡亲。他回村期间曾经拜会过村干部，给农业生产合作社送了一批图书。当时他还年轻，不懂低调，带着亲房一族人到和顺镇、金溪墟转了几圏﹙我小时候也跟着凑热闹﹚。一个年轻军官被亲房兄弟簇拥走过和顺街市，情景相当触目，一时成为茶楼酒肆的话题。“地主仔回乡光宗耀祖”，也给乡政府和后来的和顺大队留下不了负面印象。
不久，另一个年轻军官也回来了，他就是地主婆赵娴的儿子，其时他的生母已经离开山脚移居别处，他回乡主要是看望年老多病的大母亲﹙他父亲的正室﹚。见他回来的当日，身穿粗布军人衬衫，黄色军裤，脚踏解放牌胶鞋，免军帽，带着深度近视眼镜，无论见到大人小孩都点头微笑。他的行李是一个军用背包，手里还提着一个装有洗脸盆和毛巾牙擦的网袋，这是当年典型的干部下乡的行装。他也曾拜会过村干部，还给农业合作社捐献过一笔銭，据说是他家族公私合营的部份分红，其数目远远超过斗争李励民老婆时上交的“余粮”。当年睡在大祠堂的晚间评论员非常感慨，说是如果早几年有这笔銭，赵娴就不用挨这么多斗争了。
世易时移，三十多年以后，我拿着公务护照代表国家单位到香港工作，我曾经通过关系联络山脚村在港的乡亲，我当时的出发点是想叫他们回乡看看，但始终没有下文。某年，有一位“远房”长兄从外国回到香港，我的伯母请他吃饭，叫我过去见见面，但“远房”说没有时间，这大概因为我是大陆的干部吧。我后来听说，山脚村的地主及家人到了香港之后，开头几年都很活跃，经常聚在一起数落山脚村，这种情绪也影响到从未回过乡的人。山脚村有位贫农老妇人，五十年代中去香港投靠儿子，因为她分到地主的房屋，被香港一些同乡见一回骂一回。几十年来，山脚村的旅港同胞极少回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山脚村也面貌一新，但山脚村的香港客到了广州也不回村里走一走，有人来到村前公路，远远望一下村容村貎就离开了。
不知是何原因，我已打不开天涯论坛了。是不符合宣传导向吗？请主持者明示，以便我改正方向。
持续的斗争
土地改革结束，农村大规模的敌对斗争缓和下来了。工作队撤走以后，村政权完全由本村的农民主持，政策常常失去了把关。不知是农会的主意还是民兵的主意，土改结束后还规定地主、富农不准关门过夜，以便民兵夜里检查(土改期间已经不准地富晩上关门)。山脚村的地主家庭多数只有女人在家，每夜让民兵穿堂入室，非礼之事时有发生（我就亲耳听民兵说过地主婆汪凤的私处很少毛）。地主婆鲁玉常被贫农性侵，也是当年很多村民都知道的事。
前边说过老更头“老六”在牢狱病死，遗下三十多岁的妻子鲁玉替他接受贫下中农的清算。鲁玉，顺德人，日占时期家破人亡，只身逃难到南海农村，乱世中曾被人多番奸虏，生活所迫沦为妓女，流落我们家乡和顺镇，从而结识山脚村老更头“老六”。日本投降后，鲁玉无家可归，于是跟“老六”上岸吃井水，旧社会低层妓女多在珠江河边船上生活，从良俗称为上岸“食井水”。几年后，新中国成立，“老六”死于监狱，而鲁玉则成了二路地主婆。她无儿无女，二路地主也无什么财产可以清算。由于妓女出身，山脚村的主流意识都看不起她。我母亲是寡妇，有文化，见过世面，和鲁玉年岁相仿，对她的身世和遭遇十分同情。
虽说村里很多人嘴上都瞧不起鲁玉，但一些中老年男人却常常对她“惦记”，他们利用地主、富农晚间不准关门之便，轮番上门调戏她。一次一位年过六旬的老贫农，赤身露体走进鲁玉的家，先是软语求欢，不从，便戏弄打骂。隔壁有贫农李润财，闻声走近观察，他不敢站出来维护地主婆，于是走到猪圈点亮油灯，用小竹棍敲打母猪和小猪，把牲口的响声弄大。那位意欲强奸鲁玉的农民，知道附近有人活动，便骂骂咧冽的离开了。隔日鲁玉向我母诉说，我母亲出于义愤，拉着她到农会领导家去投诉。鲁玉对农会主席说，自己虽然曾经贱为妓女，但今天也算是山脚村的人了。宁愿被打而不敢屈从，是因为政府有过告诫，要规规矩矩做人。如果屈从上门的男人，一定会被干部和群众视为勾引贫下中农，这样就罪加一等了。农会领导怕一些无赖把事情闹大，从此准许地主、富农晚上关门。
土地改革结束，农村大规模的敌对斗争缓和下来了。工作队撤走以后，村政权完全由本村的农民主持，政策常常失去了把关。不知是农会的主意还是民兵的主意，土改结束后还规定地主、富农不准关门过夜，以便民兵夜里检查(土改期间已经不准地富晩上关门)。山脚村的地主家庭多数只有女人在家，每夜让民兵穿堂入室，非礼之事时有发生（我就亲耳听民兵说过地主婆汪凤的私处很少毛）。地主婆鲁玉常被贫农性侵，也是当年很多村民都知道的事。
前边说过老更头“老六”在牢狱病死，遗下三十多岁的妻子鲁玉替他接受贫下中农的清算。鲁玉，顺德人，日占时期家破人亡，只身逃难到南海农村，乱世中曾被人多番奸虏，生活所迫沦为妓女，流落我们家乡和顺镇，从而结识山脚村老更头“老六”。日本投降后，鲁玉无家可归，于是跟“老六”上岸吃井水，旧社会低层妓女多在珠江河边船上生活，从良俗称为上岸“食井水”。几年后，新中国成立，“老六”死于监狱，而鲁玉则成了二路地主婆。她无儿无女，二路地主也无什么财产可以清算。由于妓女出身，山脚村的主流意识都看不起她。我母亲是寡妇，有文化，见过世面，和鲁玉年岁相仿，对她的身世和遭遇十分同情。
虽说村里很多人嘴上都瞧不起鲁玉，但一些中老年男人却常常对她“惦记”，他们利用地主、富农晚间不准关门之便，轮番上门调戏她。一次一位年过六旬的老贫农，赤身露体走进鲁玉的家，先是软语求欢，不从，便戏弄打骂。隔壁有贫农李润财，闻声走近观察，他不敢站出来维护地主婆，于是走到猪圈点亮油灯，用小竹棍敲打母猪和小猪，把牲口的响声弄大。那位意欲强奸鲁玉的农民，知道附近有人活动，便骂骂咧冽的离开了。隔日鲁玉向我母诉说，我母亲出于义愤，拉着她到农会领导家去投诉。鲁玉对农会主席说，自己虽然曾经贱为妓女，但今天也算是山脚村的人了。宁愿被打而不敢屈从，是因为政府有过告诫，要规规矩矩做人。如果屈从上门的男人，一定会被干部和群众视为勾引贫下中农，这样就罪加一等了。农会领导怕一些无赖把事情闹大，从此准许地主、富农晚上关门。
山脚村在宣布土改胜利的时候，阶级斗争又突然起了一点波澜。事情是这样的：前文说过，地主李博游的儿子李辉林在广州读书时投奔了革命队伍，解放后被安排到武汉铁路局工作，五一、五二年斗争最激烈时，李辉林不敢回来。他的妻子从邻村嫁入山脚二年左右，也跟着夫家当了地主婆。到了第三阶段复查甄别，李辉林按奈不住要为妻子鸣不平，从千里以外的武汉给南海县政府写信。南海县将信件转到二区再转山脚村。这封信激怒了山脚村的干部，不久便以贫下中农的名义，给武汉铁路局写信，揭发李辉林为地主阶级“反攻倒算”，列举了李辉林及其家族的种种罪状，甚至指李辉林是“漏网地主”，要求武汉铁路局将其遣送回乡接受改造和斗争。李辉林不合时宜地写了一封信，把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不久，武汉铁路局应贫下中农要求，将李辉林遣送回乡。
李辉林在家乡接受改造不到三年，武汉铁路局在“审干”时发现李辉林的档案有很多疑点，特别是山脚村贫下中农的来信，与李辉林的经历不相符，如说他私藏枪枝、欺压民众，按年份推算，那年头他还是个十多岁在城里读书的学生。特别让铁路局政治处怀疑的是那封贫下中农来信的格式和行文用语：一手漂亮的行、楷并用的毛笔字，用的是半文半白的“四六句”文体，一派师爷口吻，没有半句农民的语言。于是，铁路局政治处派人下来调查，当时山脚村又换了领导，谁都说不清揭发信的内容，也找查不到被李辉林“欺压”过的农民，才知道是子虚乌有。调查人员回武汉不久，铁路局便通知李辉林回去复职。一九五七年中国共产党整风，号召各行各业大呜大放向党提意见，摔过跟斗的李辉林，不知在呜放时说错了什么话，加上地主家庭，他被单位划为右派，一九五八年再次被遣送回乡。还好，反右时农村还算平静，山脚村的干部群众没有为难他。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就倒霉了。文化大革命时，山脚村的地主不少已经移居海外，走不了的也垂垂老矣，把这些行动不便的老地主拉到斗争会上推来推去，革命群众都觉得厌烦。此时李辉林正值中年，地主成份加右派，多么重大而又现成的斗争对象呀！不久便被革命群众定性为“双皮老虎”，当年和顺公社已经没有这样健壮的地主了，于是李辉林不但在本村被斗，而且还拉到公社批斗，斗完了还被人押着游街。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邓小平胡耀邦为全国地主富农改变成份，为右派分子平反。武汉铁路局又再次派人来为李辉林落实政策。李辉林的人生起伏实在太大了，他的个人经历反映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变迁。
前文还提到一位青年李墨才，他和兄长刚解放就从学校投奔革命队伍，他的长兄入了伍，当了军官，他也在城镇基层找到工作。由于家庭背景不好以及自身的修养不够(这是他长兄的话语)，大跃进运动后他一家被城镇清退回乡。他回乡以后，仗着有点文化，对村干部多有不敬。到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四清运动时，干部和工作队说他“人还在，心不死”，于是把他补划为地主分子。解放初他还是个十五六岁的初中生，按政策是不能定为地主分子的，但干部说他读书的费用是农民的血汗钱，从而认定他参加了剝削，地主分子就铁定了。到了文革，整个人民公社都找不到三十二三岁的年轻地主，于是对他轮番批斗。某晚夜深人静，他丢下妻子儿女，潜入生产队的牛棚，用一条残断牛绳悬梁自尽。不过，话分两头，他的长兄收到乃弟死讯之时，已是某部队的宣传干事，正在埋首为全军学习毛著标兵黄祖示写“活学活用”的宣讲材料。
李辉林在家乡接受改造不到三年，武汉铁路局在“审干”时发现李辉林的档案有很多疑点，特别是山脚村贫下中农的来信，与李辉林的经历不相符，如说他私藏枪枝、欺压民众，按年份推算，那年头他还是个十多岁在城里读书的学生。特别让铁路局政治处怀疑的是那封贫下中农来信的格式和行文用语：一手漂亮的行、楷并用的毛笔字，用的是半文半白的“四六句”文体，一派师爷口吻，没有半句农民的语言。于是，铁路局政治处派人下来调查，当时山脚村又换了领导，谁都说不清揭发信的内容，也找查不到被李辉林“欺压”过的农民，才知道是子虚乌有。调查人员回武汉不久，铁路局便通知李辉林回去复职。一九五七年中国共产党整风，号召各行各业大呜大放向党提意见，摔过跟斗的李辉林，不知在呜放时说错了什么话，加上地主家庭，他被单位划为右派，一九五八年再次被遣送回乡。还好，反右时农村还算平静，山脚村的干部群众没有为难他。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就倒霉了。文化大革命时，山脚村的地主不少已经移居海外，走不了的也垂垂老矣，把这些行动不便的老地主拉到斗争会上推来推去，革命群众都觉得厌烦。此时李辉林正值中年，地主成份加右派，多么重大而又现成的斗争对象呀！不久便被革命群众定性为“双皮老虎”，当年和顺公社已经没有这样健壮的地主了，于是李辉林不但在本村被斗，而且还拉到公社批斗，斗完了还被人押着游街。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邓小平胡耀邦为全国地主富农改变成份，为右派分子平反。武汉铁路局又再次派人来为李辉林落实政策。李辉林的人生起伏实在太大了，他的个人经历反映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变迁。
前文还提到一位青年李墨才，他和兄长刚解放就从学校投奔革命队伍，他的长兄入了伍，当了军官，他也在城镇基层找到工作。由于家庭背景不好以及自身的修养不够(这是他长兄的话语)，大跃进运动后他一家被城镇清退回乡。他回乡以后，仗着有点文化，对村干部多有不敬。到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四清运动时，干部和工作队说他“人还在，心不死”，于是把他补划为地主分子。解放初他还是个十五六岁的初中生，按政策是不能定为地主分子的，但干部说他读书的费用是农民的血汗钱，从而认定他参加了剝削，地主分子就铁定了。到了文革，整个人民公社都找不到三十二三岁的年轻地主，于是对他轮番批斗。某晚夜深人静，他丢下妻子儿女，潜入生产队的牛棚，用一条残断牛绳悬梁自尽。不过，话分两头，他的长兄收到乃弟死讯之时，已是某部队的宣传干事，正在埋首为全军学习毛著标兵黄祖示写“活学活用”的宣讲材料。
土改结束后，乡村大型的斗争会少了，但小型的斗争会还经常发生，最令我震撼的是斗争保长李述棠。前文说过李述棠在“急风暴雨”的时候逃到外地，但到土改中期被抓去坐了几年牢。本来他已经受过法律的制裁，按理，如果没有新的罪行就不必再斗争他。但是，在李述堂释放回家的第二晚，十多个农民在狗牙花厅斗争了他。起初只是轮翻痛骂，后来不知谁大喝了一声，一拳将他打翻在地，随即关掉了煤油汽打，接着就你一拳我一脚往他身上打。开始的时候，我挤在后边围观，打人的时候，我害怕得躲到天井一角。此时他的妻子谭固在门口等候，听到拳棒声和丈夫的痛楚声，便死命奔入大厅，用身子扒在丈夫的背上，啕嚎大哭向人们求情。在女人哭诉哀求之下，拳脚棍棒才停止了挥动，身体壮实的谭固趁人们停手而又没有灯光的时候，急忙背起丈夫回家。第二天天还没亮，谭固便送丈夫离开了山脚村，以后多年不敢回来。
第二个被打斗的是“咸赏牛”，咸赏是我们村一个小脚女人，他的儿子叫阿牛，村里叫阿牛的人很多，所以村民多称他为“咸赏牛”。此人一不是地主二不是恶霸，土改时也没有人提起他。只因他年青时与人结过怨，后来去了广西打工，在当地娶妻生子。五五年夏天，他带着妻儿回家看望老母，仇家见他衣锦还乡很不顺眼。一晚，月朗星稀，某村民叫“咸赏牛”来到李少初屋前的晒谷场，七八个人连话都不说便将他打倒在地。他的老婆没有谭固那种胆量和勇气，只好任人打到手软。咸赏牛也是第二天天还没亮就和妻儿离开了山脚村，离开了孤寡的老母，永远不敢回家。
毒打龙哥李应龙也是一件伤天害理的事。经济困难那一年，村民李应龙参加团伙偷渡香港，事败逃回家中，因同伙供出，有关方面组织民兵抓捕。龙哥半夜急无退路，从家里翻墙逃入九牙花厅，藏身于水利会堆放的麻包袋之中，民兵进入九牙花厅，以铁枝木桩乱插，把他插得遍体鳞伤，不久便押送看守所，最后死于狱中。当然，民兵捉拿“偷渡犯”，也是当年的时势和政策，但捉人归捉人，何必把同村的兄弟打到半死？这都是民兵干的呀！我之所以对这些事情印象深刻，是因为我少年时代都在大祠堂里过夜，每逢打人之后，“男人馆”都有一番细节的回顾和好事者的讲评。其间，有善意的、或有不怀好意的人对我说：“你老窦(老爸) 如果不是死得早，这样的一场斗争也避不了”。
我父亲二十五岁那年执行过一次鞭刑，二十七岁撒手人寰，却要他的妻子儿女承受几十年的政治包袱，每逢政治运动都有人拿出来说事。我少年时代常常埋怨父亲“累人累物”，也常常庆幸他死得早。父亲年轻时的过错，让我一辈子刻骨铭心，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不管阶级斗争如何轰轰烈烈，我都不敢走在前头，更不敢伤害他人，宁愿当“右倾”也不当积极分子。后来我在官场上有了小小的位置，也从来不敢“衣锦还乡”。八十年代初期，和顺公社的干部拿地方特产“禾花雀”到省城“拉关系”，无意中知道我在省里当科长，于是上门求我要化肥和农用物资。其实一个小科长办不了什么亊情，但有关领导说要让我回到家乡露露脸，给我批了不少化肥。从此，我才和家乡人民公社接上关系。
五十年代斗争的焦点有时还指向弱势妇女。大概是五三年的夏天，村里一个中年寡妇的肚子突然大了，开始时是女人们窃窃私语，后来男人也察觉了。一个寡妇居然大了肚子，这还了得。山脚村是个封建势力很强的村庄，据说历史上就曾有过叔嫂同床被赶出村的。如今虽说“解放”了，“三座大山”被推翻了，政府也提倡男女平等，但寡妇大肚子还是很严重的事情。一日，农会在大祠堂召开群众大会，要这位妇女交待肚子里的问题。但凡风化事件、男女问题都是村民们最关心、最乐于“小声讲大声笑”的，所以大祠堂挤满了人。主持大会的几个男人轮番盘问了大肚子的来历，还用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会场一片喧闹，一些女人在讪笑，一些人在低声谩骂，唏嘘之声不断。开始时这位妇女只是低头不语，后来逼急了，就说几个月前趁炭步墟，路过“石人石马”，被人强奸了。“石人石马”这地方现在可能没有了，它是禅炭公路石塘地段的一处坟地，前边有人象、石兽拱卫，时人称这地方叫做“石人石马”。这位中年寡妇开口了，接着是众人七咀八舌说不信。斗争会开了半天都没有结果，幸好是解放了，这个妇女才没有被驱逐出村。
山脚村的女人，特别是寡妇，处处小心谨慎，有些女人为了表现清白，常常做得过了头。这里再说一件事，土改结束不久，村里一位丧妻多年的男人叫灿记，五十多岁，看中本村的一位中年寡妇，并托人暗示过爱慕之情，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但是，有好事者把事情传开，很快就尽人皆知，令这位单身女人十分羞惭和恼怒。有一天，全村群众集中在大祠堂开会，宣讲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事。在大会将开之际，这位中年寡妇走到坐在墙角的灿记面前，大声嚷：“死灿头，你听着，疴笃尿照下自已啦，打我的主意，妄想呀你！”这突如其来的责骂，使会场一片大乱。可怜灿记一时无地自容，把头低贴到两个膝盖之间，直到散会也未曾抬起过。这件感情风波使得山脚村的人兴奋了好几天，也使村头巷尾多了一些话题。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山脚村也随着国家的发达逐步走向进步文明，解放前一族人上户下户的不同身份，解放后的族群争斗已经逐步淡化，最大的变化是政治平等，村干部也不再是贫下中农的专利了。
第二个被打斗的是“咸赏牛”，咸赏是我们村一个小脚女人，他的儿子叫阿牛，村里叫阿牛的人很多，所以村民多称他为“咸赏牛”。此人一不是地主二不是恶霸，土改时也没有人提起他。只因他年青时与人结过怨，后来去了广西打工，在当地娶妻生子。五五年夏天，他带着妻儿回家看望老母，仇家见他衣锦还乡很不顺眼。一晚，月朗星稀，某村民叫“咸赏牛”来到李少初屋前的晒谷场，七八个人连话都不说便将他打倒在地。他的老婆没有谭固那种胆量和勇气，只好任人打到手软。咸赏牛也是第二天天还没亮就和妻儿离开了山脚村，离开了孤寡的老母，永远不敢回家。
毒打龙哥李应龙也是一件伤天害理的事。经济困难那一年，村民李应龙参加团伙偷渡香港，事败逃回家中，因同伙供出，有关方面组织民兵抓捕。龙哥半夜急无退路，从家里翻墙逃入九牙花厅，藏身于水利会堆放的麻包袋之中，民兵进入九牙花厅，以铁枝木桩乱插，把他插得遍体鳞伤，不久便押送看守所，最后死于狱中。当然，民兵捉拿“偷渡犯”，也是当年的时势和政策，但捉人归捉人，何必把同村的兄弟打到半死？这都是民兵干的呀！我之所以对这些事情印象深刻，是因为我少年时代都在大祠堂里过夜，每逢打人之后，“男人馆”都有一番细节的回顾和好事者的讲评。其间，有善意的、或有不怀好意的人对我说：“你老窦(老爸) 如果不是死得早，这样的一场斗争也避不了”。
我父亲二十五岁那年执行过一次鞭刑，二十七岁撒手人寰，却要他的妻子儿女承受几十年的政治包袱，每逢政治运动都有人拿出来说事。我少年时代常常埋怨父亲“累人累物”，也常常庆幸他死得早。父亲年轻时的过错，让我一辈子刻骨铭心，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不管阶级斗争如何轰轰烈烈，我都不敢走在前头，更不敢伤害他人，宁愿当“右倾”也不当积极分子。后来我在官场上有了小小的位置，也从来不敢“衣锦还乡”。八十年代初期，和顺公社的干部拿地方特产“禾花雀”到省城“拉关系”，无意中知道我在省里当科长，于是上门求我要化肥和农用物资。其实一个小科长办不了什么亊情，但有关领导说要让我回到家乡露露脸，给我批了不少化肥。从此，我才和家乡人民公社接上关系。
五十年代斗争的焦点有时还指向弱势妇女。大概是五三年的夏天，村里一个中年寡妇的肚子突然大了，开始时是女人们窃窃私语，后来男人也察觉了。一个寡妇居然大了肚子，这还了得。山脚村是个封建势力很强的村庄，据说历史上就曾有过叔嫂同床被赶出村的。如今虽说“解放”了，“三座大山”被推翻了，政府也提倡男女平等，但寡妇大肚子还是很严重的事情。一日，农会在大祠堂召开群众大会，要这位妇女交待肚子里的问题。但凡风化事件、男女问题都是村民们最关心、最乐于“小声讲大声笑”的，所以大祠堂挤满了人。主持大会的几个男人轮番盘问了大肚子的来历，还用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会场一片喧闹，一些女人在讪笑，一些人在低声谩骂，唏嘘之声不断。开始时这位妇女只是低头不语，后来逼急了，就说几个月前趁炭步墟，路过“石人石马”，被人强奸了。“石人石马”这地方现在可能没有了，它是禅炭公路石塘地段的一处坟地，前边有人象、石兽拱卫，时人称这地方叫做“石人石马”。这位中年寡妇开口了，接着是众人七咀八舌说不信。斗争会开了半天都没有结果，幸好是解放了，这个妇女才没有被驱逐出村。
山脚村的女人，特别是寡妇，处处小心谨慎，有些女人为了表现清白，常常做得过了头。这里再说一件事，土改结束不久，村里一位丧妻多年的男人叫灿记，五十多岁，看中本村的一位中年寡妇，并托人暗示过爱慕之情，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但是，有好事者把事情传开，很快就尽人皆知，令这位单身女人十分羞惭和恼怒。有一天，全村群众集中在大祠堂开会，宣讲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事。在大会将开之际，这位中年寡妇走到坐在墙角的灿记面前，大声嚷：“死灿头，你听着，疴笃尿照下自已啦，打我的主意，妄想呀你！”这突如其来的责骂，使会场一片大乱。可怜灿记一时无地自容，把头低贴到两个膝盖之间，直到散会也未曾抬起过。这件感情风波使得山脚村的人兴奋了好几天，也使村头巷尾多了一些话题。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山脚村也随着国家的发达逐步走向进步文明，解放前一族人上户下户的不同身份，解放后的族群争斗已经逐步淡化，最大的变化是政治平等，村干部也不再是贫下中农的专利了。
穗南山客回忆录 走过六十年
第 三 章 大 跃 进 年 代
少年时代，我经历了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以及“三年经济困难”，这一系列的变革与运动，后世都称为大跃进年代。
土地改革后的乡村
在农村进行轰轰烈烈土地改革时，城市却是百废待举，经济萧条，一些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物价不稳。当年城里人领工资竟然沿用旧社会通货澎涨时的办法，用米粮来结算，连公、教职员也以若干担米（一担米为一百斤）作为薪酬。相比之下，农村的社会和民生相对稳定。一些原来城乡两栖的自由职业者想起了“耕者有其田”，便急急赶回家乡搭上分田分地的尾班车。阶级斗争使农村改天换地，尽管某些政策和方法有问题，但强势也能带来社会稳定，而多数农民也能安居乐业。
自由经济的抬头
土地改革的政治意义远远大过它的经济意义。中国千百年来统治阶级都以地主、士绅作为社会基礎，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以工农大众为社会基础的。土改分田分地就是要让贫穷的农民分到财产，从而拥护共产党，巩固新政权，这就是政治意义。但是，它的经济意义就不那么显著了，因为土地改革只是“平均地权”，只解决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没有解决农民的经营能力。
解放前，广东沿海地区的农业已有相当的规模和较高的生产水平，我家乡早就出现过种田大户。一些种田大户，曾经租种过几十亩“李氏宗祠”的公田；村东头有两家姓刘和姓罗的外来户，也租了几家地主的田地，家乡人称这些种田大户为“大耕家”。“大耕家”生产工具齐全，有耕牛，有仓库、有晒场。一头壮实的大水牛如同一部小型拖拉机，一年两造可耕水田二、三十亩。解放前，山脚村一百多户人，全职种田的只占四成，而占农户百分之十左右的“大耕家”，却种了全村一半左右的土地，其它农户也有种十亩八亩的，但多数是些只有几亩田的自耕农或半自耕农（手工业者或自由职业者）。一些赤贫农户，他们既没有田产，也没有耕牛和大农具，这些人无法经营土地，只能替地主、富农当长工或打短工。
土地改革打乱了农村多年形成的生产规模，也推翻了初步形成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分工。原来的“大耕家”，土改后没有“公尝”田可种，也沒有地主的田地可租，在人均两亩多土地的情况下，显得英雄无用武之地。“大耕家”不够田耕，一些分到土地的穷人却不善耕种，这是土地改革后出现的新问题。困难最大的是一些孤寡老人，他们分到田地却沒有劳动能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年的农会便委托一些“大耕家”帮助这些老人耕种，而老人便帮助耕者看管小孩或做一点家务。土改结束不到一年，农村便出现了这种互助的情况。一些分到田的自由职业者和从城里赶回来分田的那些人，面对耕地也束手无策，而且妨碍他们走南闯北，只好也把田地交给“大耕家”，声言不要租金。不过说归说，收成的时候，“大耕家”还是给回他们一点粮食。先例一开，农民很快就在私底下进行了调整。接着，传统的农业雇工回复了，一些解放前当过长工或短工的农民，他们历来有出外打工的习惯，在完成自家的农活之后，便带上工具帮助缺少劳动力的人家割稻或插秧，开始时是以帮助亲戚为借口的，后来帮工的范围越来越大。最初帮工的报酬只是三顿饭，再加一包烟，不久雇工就有了的市场，也有了行规性的价格，如按日计多少钱，按量计又多少钱等等。劳动力的流向是田少的乡村流到田多的乡村，贫穷的乡村流到相对富裕的乡村。我母亲娘家田寮村的农民，每到农忙季节总有一批壮年男女到四乡找活干。我家分得六亩三分田，一个从城里回乡的中年妇女，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面对这六亩多田真是一筹莫展，开头的第一年，我替别人多管一头耕牛，换取别人帮我家犁田，我母亲替人除草挑肥，换取别人帮我家插秧。后来有了打短工的队伍，农忙季节，我家就请短工帮忙了。土改时曾严厉批判过旧社会出租土地和“雇工剝削”，在土改结束不到一年，情势就宽松了。农民虽然家家有土地，但农家有强有弱，强者多劳多得，既可以代耕代种，又可以雇工换工，使农村出现了一股自由发展的倾向。
第 三 章 大 跃 进 年 代
少年时代，我经历了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以及“三年经济困难”，这一系列的变革与运动，后世都称为大跃进年代。
土地改革后的乡村
在农村进行轰轰烈烈土地改革时，城市却是百废待举，经济萧条，一些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物价不稳。当年城里人领工资竟然沿用旧社会通货澎涨时的办法，用米粮来结算，连公、教职员也以若干担米（一担米为一百斤）作为薪酬。相比之下，农村的社会和民生相对稳定。一些原来城乡两栖的自由职业者想起了“耕者有其田”，便急急赶回家乡搭上分田分地的尾班车。阶级斗争使农村改天换地，尽管某些政策和方法有问题，但强势也能带来社会稳定，而多数农民也能安居乐业。
自由经济的抬头
土地改革的政治意义远远大过它的经济意义。中国千百年来统治阶级都以地主、士绅作为社会基礎，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以工农大众为社会基础的。土改分田分地就是要让贫穷的农民分到财产，从而拥护共产党，巩固新政权，这就是政治意义。但是，它的经济意义就不那么显著了，因为土地改革只是“平均地权”，只解决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没有解决农民的经营能力。
解放前，广东沿海地区的农业已有相当的规模和较高的生产水平，我家乡早就出现过种田大户。一些种田大户，曾经租种过几十亩“李氏宗祠”的公田；村东头有两家姓刘和姓罗的外来户，也租了几家地主的田地，家乡人称这些种田大户为“大耕家”。“大耕家”生产工具齐全，有耕牛，有仓库、有晒场。一头壮实的大水牛如同一部小型拖拉机，一年两造可耕水田二、三十亩。解放前，山脚村一百多户人，全职种田的只占四成，而占农户百分之十左右的“大耕家”，却种了全村一半左右的土地，其它农户也有种十亩八亩的，但多数是些只有几亩田的自耕农或半自耕农（手工业者或自由职业者）。一些赤贫农户，他们既没有田产，也没有耕牛和大农具，这些人无法经营土地，只能替地主、富农当长工或打短工。
土地改革打乱了农村多年形成的生产规模，也推翻了初步形成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分工。原来的“大耕家”，土改后没有“公尝”田可种，也沒有地主的田地可租，在人均两亩多土地的情况下，显得英雄无用武之地。“大耕家”不够田耕，一些分到土地的穷人却不善耕种，这是土地改革后出现的新问题。困难最大的是一些孤寡老人，他们分到田地却沒有劳动能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年的农会便委托一些“大耕家”帮助这些老人耕种，而老人便帮助耕者看管小孩或做一点家务。土改结束不到一年，农村便出现了这种互助的情况。一些分到田的自由职业者和从城里赶回来分田的那些人，面对耕地也束手无策，而且妨碍他们走南闯北，只好也把田地交给“大耕家”，声言不要租金。不过说归说，收成的时候，“大耕家”还是给回他们一点粮食。先例一开，农民很快就在私底下进行了调整。接着，传统的农业雇工回复了，一些解放前当过长工或短工的农民，他们历来有出外打工的习惯，在完成自家的农活之后，便带上工具帮助缺少劳动力的人家割稻或插秧，开始时是以帮助亲戚为借口的，后来帮工的范围越来越大。最初帮工的报酬只是三顿饭，再加一包烟，不久雇工就有了的市场，也有了行规性的价格，如按日计多少钱，按量计又多少钱等等。劳动力的流向是田少的乡村流到田多的乡村，贫穷的乡村流到相对富裕的乡村。我母亲娘家田寮村的农民，每到农忙季节总有一批壮年男女到四乡找活干。我家分得六亩三分田，一个从城里回乡的中年妇女，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面对这六亩多田真是一筹莫展，开头的第一年，我替别人多管一头耕牛，换取别人帮我家犁田，我母亲替人除草挑肥，换取别人帮我家插秧。后来有了打短工的队伍，农忙季节，我家就请短工帮忙了。土改时曾严厉批判过旧社会出租土地和“雇工剝削”，在土改结束不到一年，情势就宽松了。农民虽然家家有土地，但农家有强有弱，强者多劳多得，既可以代耕代种，又可以雇工换工，使农村出现了一股自由发展的倾向。
蜀老强人之难。时下连国民党的退役将军，也有称大陆的军人为解放军的，在他们看来也是个符号而已。
十月一日国庆节，是联合国和所有邦交都来恭贺的，你都不承认，我们就话不投机了。
传统的中国农村以生产粮食为主，但我们的国情却常有一种逆向发展，战乱或灾害的年头粮食价格飞涨，和平环境或风调雨顺却又谷贱伤农，主要原因，是旧社会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没有合理的流通渠道，每到丰年，奸商压低粮价，农民增产不增收。
解放初期，政府为了打击不法商人“投机倒把、屯积居奇”，在农村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很快解决了农民的粮食流通问题。但是，“统购统销”由政府独家经营，不准农民自由买卖，粮价又一直偏低，农民没有发言权。在这里我简单算一组数字：当年山脚村人均二点五亩农田，一年两造产稻谷约一千二百斤，谷价不足八元錢一担（一百斤），风调雨顺，一个农民一年才有九十多元的毛收入，除了成本农民人均一年才收入四十多元。因此，农民对“统购统销”是有抵触的，他们用少种粮食来抵制这个政策，计算种够口粮和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外，剩余的土地都种了经济作物。不少农民利用最好的田地开展多种经营，大量种植芋头、生羌、蒜头、马蹄、冬瓜等经济作物。那年头，夏收芋头、冬瓜，冬收生羌、马蹄，春收蒜头，四季常收蔬菜，乡村集市一派欣欣向荣。
因为一年四季都有大宗的农副产品出售，传统的乡间集市已经不能消化这些产品了，一些大农户便雇船将农产品运到广州。每到收获季节，农民或一船一船地把农产品往城里运，或一担一担往墟镇挑。收入高的家庭，或一家大小，或三五成群去逛广州城，有些人还入住长堤的大酒店，十分风光。那些中小农户舍不得把半年的劳动成果花掉，便在珠江河边租住水上人经营的“花艇”。当年珠江北岸长堤各个码头的“蛋家艇”星罗棋布，每到晚上便经营旅业，有如岸上的客栈。“蛋家艇”外表涂上鲜艳亮丽的颜色，人们叫它“花艇”。一只小“花艇”通常只住一位客人（客人睡船头，船家住船尾），每晚住宿费约三千元，就是今天的三角钱。经营“花艇”的多是单身妇女。住客在船上歇息可以通宵达旦与“蛋家妹”谈天，乡间农民能够躺在船上同女仔说话，实在乐不可支。谈得投机的，“蛋家妹”便将船划向远处，在水中央，一时成了二人世界。小时候听过一位老实农民被骗的故事：某年一位农民到广州卖芋头，听别人说过珠江河面的风月，便也租了一只花艇过夜，在船上和“蛋家妹”聊天，聊着聊着，“蛋家妹”提议煮鸡蛋糖水，这位农民兄弟不晓得省城人心险恶，自告奋勇上岸买鸡蛋和红糖，竟把行李留在船上，买得红糖回江岸，小花艇已经去如黄鹤。这位农民兄弟的故事在乡间被人揶揄了好多年。
一部份翻了身的农民勤劳俭朴，很快成了有屋有牛有大猪的小康之家，但也有些人变成了“陈村种”（广府人嘲讽顺德陈村人好花钱）。农产品收成的季节，很多村民都上和顺镇的茶楼“叹茶”，“一盅两件”，用如今的话说，叫做生活瀟洒。我小时候见到一些少年兄弟跟着父亲到和顺镇饮茶，吃完点心又吃叉烧包，心里羡慕不已。每到捕鱼季节，和顺埇的水上居民将活鱼拿到山脚村叫卖，开刀河鲜一毫钱四两﹙十六两称﹚，天天卖光。
在自由发展的道路上农村出现了分化。中国农民虽然勤劳俭朴，但群体中的差异很大，土改结束不久，会种田和不会种田的农民，劳动力强和劳动力弱的家庭，勤劳的和懒惰的，很快就拉开了差距。到了一九五五年，劳动力强、有经营能力的家庭，在有限的土地上经营得有声有色，一年四季都有收入；劳动力弱、经营能力差的家庭，生产和生活变得日渐艰难。阶级斗争学说把贫穷的祸根归结为剥削，土改以后，农民都有了土地，再没有受人剥削了，但没过几年，有些人吃完了土地改革的胜利果实，依然贫困，有些人还将所分的地主房屋卖掉，卖不掉的就拆屋卖瓦卖砖。
解放初期，政府为了打击不法商人“投机倒把、屯积居奇”，在农村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很快解决了农民的粮食流通问题。但是，“统购统销”由政府独家经营，不准农民自由买卖，粮价又一直偏低，农民没有发言权。在这里我简单算一组数字：当年山脚村人均二点五亩农田，一年两造产稻谷约一千二百斤，谷价不足八元錢一担（一百斤），风调雨顺，一个农民一年才有九十多元的毛收入，除了成本农民人均一年才收入四十多元。因此，农民对“统购统销”是有抵触的，他们用少种粮食来抵制这个政策，计算种够口粮和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外，剩余的土地都种了经济作物。不少农民利用最好的田地开展多种经营，大量种植芋头、生羌、蒜头、马蹄、冬瓜等经济作物。那年头，夏收芋头、冬瓜，冬收生羌、马蹄，春收蒜头，四季常收蔬菜，乡村集市一派欣欣向荣。
因为一年四季都有大宗的农副产品出售，传统的乡间集市已经不能消化这些产品了，一些大农户便雇船将农产品运到广州。每到收获季节，农民或一船一船地把农产品往城里运，或一担一担往墟镇挑。收入高的家庭，或一家大小，或三五成群去逛广州城，有些人还入住长堤的大酒店，十分风光。那些中小农户舍不得把半年的劳动成果花掉，便在珠江河边租住水上人经营的“花艇”。当年珠江北岸长堤各个码头的“蛋家艇”星罗棋布，每到晚上便经营旅业，有如岸上的客栈。“蛋家艇”外表涂上鲜艳亮丽的颜色，人们叫它“花艇”。一只小“花艇”通常只住一位客人（客人睡船头，船家住船尾），每晚住宿费约三千元，就是今天的三角钱。经营“花艇”的多是单身妇女。住客在船上歇息可以通宵达旦与“蛋家妹”谈天，乡间农民能够躺在船上同女仔说话，实在乐不可支。谈得投机的，“蛋家妹”便将船划向远处，在水中央，一时成了二人世界。小时候听过一位老实农民被骗的故事：某年一位农民到广州卖芋头，听别人说过珠江河面的风月，便也租了一只花艇过夜，在船上和“蛋家妹”聊天，聊着聊着，“蛋家妹”提议煮鸡蛋糖水，这位农民兄弟不晓得省城人心险恶，自告奋勇上岸买鸡蛋和红糖，竟把行李留在船上，买得红糖回江岸，小花艇已经去如黄鹤。这位农民兄弟的故事在乡间被人揶揄了好多年。
一部份翻了身的农民勤劳俭朴，很快成了有屋有牛有大猪的小康之家，但也有些人变成了“陈村种”（广府人嘲讽顺德陈村人好花钱）。农产品收成的季节，很多村民都上和顺镇的茶楼“叹茶”，“一盅两件”，用如今的话说，叫做生活瀟洒。我小时候见到一些少年兄弟跟着父亲到和顺镇饮茶，吃完点心又吃叉烧包，心里羡慕不已。每到捕鱼季节，和顺埇的水上居民将活鱼拿到山脚村叫卖，开刀河鲜一毫钱四两﹙十六两称﹚，天天卖光。
在自由发展的道路上农村出现了分化。中国农民虽然勤劳俭朴，但群体中的差异很大，土改结束不久，会种田和不会种田的农民，劳动力强和劳动力弱的家庭，勤劳的和懒惰的，很快就拉开了差距。到了一九五五年，劳动力强、有经营能力的家庭，在有限的土地上经营得有声有色，一年四季都有收入；劳动力弱、经营能力差的家庭，生产和生活变得日渐艰难。阶级斗争学说把贫穷的祸根归结为剥削，土改以后，农民都有了土地，再没有受人剥削了，但没过几年，有些人吃完了土地改革的胜利果实，依然贫困，有些人还将所分的地主房屋卖掉，卖不掉的就拆屋卖瓦卖砖。
城乡分化
土改后的政策也促成了城乡分化，拉大了城乡的差別。在土改中，是否分到田地，是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的分水岭。分到田地的农民（包括未成年人），都属农村人，没有参加分田的人，后来都有了城镇户口。城乡分野，造成了城里人和农村人有着截然不同的公民待遇。几十年来农村户口的人无分老幼，都要完成政府的赋税和徭役。赋税、徭役，用词古典，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用来维持国家的手段。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国家贫穷，政府的税源主要还是来自农村，因而还得沿袭千百年的征收制度——按田亩或按人头来征收税务（农业税是按田亩征收的，生猪家禽的派购任务是按人头摊派的）。但是，城市人却不同，城里的工人和干部不用交薪俸税和所得税，有些干部和知识分子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一户中等农民一年的收入，但国家却不要他们交税。农民除了缴交农业税（公粮），还要卖余粮，要完成各种农副产品的征购、派购任务。多余的农产品当然要卖，但政府实行的是不等价交换。所以，政府加于农民身上的负担远远超出“农业税”的范围。农民除了物质的奉献，还要体力的付出，国家在农村的一些基本建设，也要给农民摊派义务工，但凡修桥筑路、治水通河，都要农民无偿地付出劳动，什么“人民公路人民修”，“人民水库人民建”（广东早期兴修的几座大型发电水库，几十年来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但它创造的财富几乎同当地农民无关），农民为国家的基本建设，所付出人力物力实在无法计算。
传统的农村精英不满城乡差别的不断拉大，试图象过去那样再到城市谋生，可是都被严格的户籍制度阻挡。什么是农村精英？就是那些进则为商为士，退可务工务农的自由职业者。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山脚村一些原先做过小生意的农民曾丢弃土地进入城市，在城里干些清粪修渠、挑煤运炭的工作，工作虽苦，却有现金收入。但是，这些人后来都在城市工商业改造和农村合作化运动中被清理回来，并以“弃农经商”的罪名受到公开批判。从五十年代中到六十年代初，农村斗争的对象不是“阶级敌人”，而是那些不安份的农民。
拉大城乡和工农差距的还有不断的城市净化运动，城市每进行一次政治运动都把改造对象和“坏份子”清退到农村，无偿地占用农民个人或集体的资源。在合作化以后，山脚村就接纳了一些不宜在城里居住而被安排“回乡生产”的人。
土改后的政策也促成了城乡分化，拉大了城乡的差別。在土改中，是否分到田地，是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的分水岭。分到田地的农民（包括未成年人），都属农村人，没有参加分田的人，后来都有了城镇户口。城乡分野，造成了城里人和农村人有着截然不同的公民待遇。几十年来农村户口的人无分老幼，都要完成政府的赋税和徭役。赋税、徭役，用词古典，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用来维持国家的手段。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国家贫穷，政府的税源主要还是来自农村，因而还得沿袭千百年的征收制度——按田亩或按人头来征收税务（农业税是按田亩征收的，生猪家禽的派购任务是按人头摊派的）。但是，城市人却不同，城里的工人和干部不用交薪俸税和所得税，有些干部和知识分子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一户中等农民一年的收入，但国家却不要他们交税。农民除了缴交农业税（公粮），还要卖余粮，要完成各种农副产品的征购、派购任务。多余的农产品当然要卖，但政府实行的是不等价交换。所以，政府加于农民身上的负担远远超出“农业税”的范围。农民除了物质的奉献，还要体力的付出，国家在农村的一些基本建设，也要给农民摊派义务工，但凡修桥筑路、治水通河，都要农民无偿地付出劳动，什么“人民公路人民修”，“人民水库人民建”（广东早期兴修的几座大型发电水库，几十年来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但它创造的财富几乎同当地农民无关），农民为国家的基本建设，所付出人力物力实在无法计算。
传统的农村精英不满城乡差别的不断拉大，试图象过去那样再到城市谋生，可是都被严格的户籍制度阻挡。什么是农村精英？就是那些进则为商为士，退可务工务农的自由职业者。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山脚村一些原先做过小生意的农民曾丢弃土地进入城市，在城里干些清粪修渠、挑煤运炭的工作，工作虽苦，却有现金收入。但是，这些人后来都在城市工商业改造和农村合作化运动中被清理回来，并以“弃农经商”的罪名受到公开批判。从五十年代中到六十年代初，农村斗争的对象不是“阶级敌人”，而是那些不安份的农民。
拉大城乡和工农差距的还有不断的城市净化运动，城市每进行一次政治运动都把改造对象和“坏份子”清退到农村，无偿地占用农民个人或集体的资源。在合作化以后，山脚村就接纳了一些不宜在城里居住而被安排“回乡生产”的人。
信用社和供销社
土地改革以后，政府在农村帮助农民组织信用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这是政府在农村实施的好政策。解放前，乡村沒有银行，农民如急需用钱，只好向私人借贷，这就生出了许多《白毛女》的故事。敝家乡当年穷人借贷，基本是以高利贷为主，人们称为借“贵利”。由于货币不稳定，借贷多以稻谷来结算，当年最善心的人放债也要“一担三罗”，一担是一百斤，两罗称一担，就是说借一百斤谷子要还一百五十斤，一般以一造收成为期，就是半年。所以，农民若非死人塌屋，一般是不敢借债的。解放后，铲除了高利贷剝削，沒有人放债了，俗话说“无利不放债”，民间借贷便十分困难。政府为了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和应付灾害，也为了让有余钱的人获点利息，便由村到乡发动农民组织信用合作社，最基层的信用社设在乡。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间由政府发起由农民和基层组织集资的农村银行。信用社解决了农民的合理存贷，对农村自由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信用社只开办了五、六年，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以后，信用合作社便纳入了国有体制，成为政府银行了。
供销合作社也是由政府发动农民集资兴办的，它为农民供应当年水平很低的生产资料，收购农民的粮食和农副产品。后来政府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粮食直接归粮食局经营，供销社便不收粮食了。当年中国农村只有两个商业渠道，一是商业局，是国营机构。二是供销社，是农民集资的合作组织。我家当年也入了股，记得开始几年都有股份分红，分红时给农民派发魚票或肉票，让人们到供销社食品站领取半斤猪肉或一斤魚。一九五八年供销社也納入了国营，股东们再也分不到魚和肉。人民公社以后，经营范围扩大，还替外贸部门在农村收购出口商品，为政府落实对农民的征购、派购和换购任务，还经营餐馆、旅业、食品零售等等。什么叫征购、派购和换购呢？时下的经济学家可能不懂这些名词。征购，是政府规定农民要完成的粮食和农副产品任务，比如规定我家要向国家“交售”三分之一头猪（每头猪毛重定为一百二十市斤），我家沒有养猪，只好用高价向养猪户买四十斤毛猪，再以牌价卖给供销社，这才叫完成任务，征购就是变相的赋税。派购沒有征购那样“硬性”，比如外贸出口兴旺，政府便发动农民生产某种产品，到收购时农民按计划完成。征购和派购都是一种不等价交换，时间长了，农民就有意见，因而不积极生产，也常出产一些不合格产品（对于出口规格而言）。政府为了缓和这种矛盾，将派购改为换购。当年中国工业品十分短缺，无论布匹、衣服、鞋袜乃至火柴肥皂都不够用。政府便通过供销社把日用工业品拿来同农民换购农产品。我读初中时母亲为我买一双解放牌胶鞋，就是到墟场高价买了一头四斤重的鹅，再以牌价卖给供销社，才换来了一张鞋票。发明换购之后，还有奬售，到我妹妹二十岁那年，家里劳动力强了些，养了一头大猪，在完成三分之一头猪的任务之后，其余也卖给了供销社，供销社便奬售了一辆自行车，这辆自行车的价格为一百七十六元，加上另配座垫正好一百八十元。这是我家两年多的积蓄，也等于当地一个小学教员四个半月的工资。
供销社“国营”之后，违背了服务农民的初衷，独此一家，农民别无选择。在出口市场好的时候，供销社发动群众，这样也种那样也种，市场不好的时候，就以产品规格和产品质量为由，这样也不收那样也不收。有一回挑选出口的节瓜，只要半斤重一个的，说是香港人家庭人少，半斤的节瓜正好一餐。大部分不合格的都被退了回来，成千上万斤退回来的瓜菜，只能贱卖或烂掉。开放改革以后，供销社走下坡路了，特别是农产品市场开放，供销社的业务一落千丈。
土地改革以后，政府在农村帮助农民组织信用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这是政府在农村实施的好政策。解放前，乡村沒有银行，农民如急需用钱，只好向私人借贷，这就生出了许多《白毛女》的故事。敝家乡当年穷人借贷，基本是以高利贷为主，人们称为借“贵利”。由于货币不稳定，借贷多以稻谷来结算，当年最善心的人放债也要“一担三罗”，一担是一百斤，两罗称一担，就是说借一百斤谷子要还一百五十斤，一般以一造收成为期，就是半年。所以，农民若非死人塌屋，一般是不敢借债的。解放后，铲除了高利贷剝削，沒有人放债了，俗话说“无利不放债”，民间借贷便十分困难。政府为了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和应付灾害，也为了让有余钱的人获点利息，便由村到乡发动农民组织信用合作社，最基层的信用社设在乡。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间由政府发起由农民和基层组织集资的农村银行。信用社解决了农民的合理存贷，对农村自由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信用社只开办了五、六年，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以后，信用合作社便纳入了国有体制，成为政府银行了。
供销合作社也是由政府发动农民集资兴办的，它为农民供应当年水平很低的生产资料，收购农民的粮食和农副产品。后来政府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粮食直接归粮食局经营，供销社便不收粮食了。当年中国农村只有两个商业渠道，一是商业局，是国营机构。二是供销社，是农民集资的合作组织。我家当年也入了股，记得开始几年都有股份分红，分红时给农民派发魚票或肉票，让人们到供销社食品站领取半斤猪肉或一斤魚。一九五八年供销社也納入了国营，股东们再也分不到魚和肉。人民公社以后，经营范围扩大，还替外贸部门在农村收购出口商品，为政府落实对农民的征购、派购和换购任务，还经营餐馆、旅业、食品零售等等。什么叫征购、派购和换购呢？时下的经济学家可能不懂这些名词。征购，是政府规定农民要完成的粮食和农副产品任务，比如规定我家要向国家“交售”三分之一头猪（每头猪毛重定为一百二十市斤），我家沒有养猪，只好用高价向养猪户买四十斤毛猪，再以牌价卖给供销社，这才叫完成任务，征购就是变相的赋税。派购沒有征购那样“硬性”，比如外贸出口兴旺，政府便发动农民生产某种产品，到收购时农民按计划完成。征购和派购都是一种不等价交换，时间长了，农民就有意见，因而不积极生产，也常出产一些不合格产品（对于出口规格而言）。政府为了缓和这种矛盾，将派购改为换购。当年中国工业品十分短缺，无论布匹、衣服、鞋袜乃至火柴肥皂都不够用。政府便通过供销社把日用工业品拿来同农民换购农产品。我读初中时母亲为我买一双解放牌胶鞋，就是到墟场高价买了一头四斤重的鹅，再以牌价卖给供销社，才换来了一张鞋票。发明换购之后，还有奬售，到我妹妹二十岁那年，家里劳动力强了些，养了一头大猪，在完成三分之一头猪的任务之后，其余也卖给了供销社，供销社便奬售了一辆自行车，这辆自行车的价格为一百七十六元，加上另配座垫正好一百八十元。这是我家两年多的积蓄，也等于当地一个小学教员四个半月的工资。
供销社“国营”之后，违背了服务农民的初衷，独此一家，农民别无选择。在出口市场好的时候，供销社发动群众，这样也种那样也种，市场不好的时候，就以产品规格和产品质量为由，这样也不收那样也不收。有一回挑选出口的节瓜，只要半斤重一个的，说是香港人家庭人少，半斤的节瓜正好一餐。大部分不合格的都被退了回来，成千上万斤退回来的瓜菜，只能贱卖或烂掉。开放改革以后，供销社走下坡路了，特别是农产品市场开放，供销社的业务一落千丈。
农业合作化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曾经提出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迈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因此，在土地改革胜利以后就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说很明白，过渡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而且是逐步。
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人经过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碰到了不少困难和问题，因此有人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怀疑。直到邓小平再次复出，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进而发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我想借本章谈点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社会主义在世界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和实践，资本主义在欧洲发展的初期，就曾经出现过社会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想家和实践家如欧文、傅立叶这些人，曾经出钱出力组织过小规模的社会主义社会。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家们前仆后继，没有间断过社会主义的实践，可惜都不成功，后世称他们为“空想社会主义”。到了十九世纪，马克思发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从此改变了世界。
其实，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先贤的思想宝库中，很早就酝酿和产生过了，早期的儒家思想，就有太多的以人为本和民贵君轻的意义。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提倡“天下为公”和“大同世界”，这比马列主义主张阶级斗争，实施无产阶级专政更能代表人民利益。所以，与其说近代中国引进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儒家进步思想遇到马克思主义一拍即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其实是用西方文明的科学原理来启解儒家思想的內涵。毛泽东在评点人民公社时，说它的优越性是“一大二公”，显示了中国本土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异曲同工。均贫富让中国带来普遍的平均主义，这正是多数中国人拥护的“真理”。近世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低潮，唯独中国还高举社会主义旗帜，不过加入了邓小平理论，一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二曰让部份人先富起来。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把洋化了的社会主义理念，引回到中国现实国情上来。
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当然是马后炮。当年中国受苏联的影响太深了，不但政治制度学苏联，就连民族的思想文化也要同苏联接轨，各种组织架构、发展计划、经济比重都照搬苏联那一套。这样，中国就不可能按照国情来建设国家，必然要跨越时代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农业集体化正是走苏联式社会主义的重要一步。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曾经提出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迈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因此，在土地改革胜利以后就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说很明白，过渡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而且是逐步。
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人经过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碰到了不少困难和问题，因此有人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怀疑。直到邓小平再次复出，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进而发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我想借本章谈点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社会主义在世界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和实践，资本主义在欧洲发展的初期，就曾经出现过社会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想家和实践家如欧文、傅立叶这些人，曾经出钱出力组织过小规模的社会主义社会。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家们前仆后继，没有间断过社会主义的实践，可惜都不成功，后世称他们为“空想社会主义”。到了十九世纪，马克思发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从此改变了世界。
其实，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先贤的思想宝库中，很早就酝酿和产生过了，早期的儒家思想，就有太多的以人为本和民贵君轻的意义。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提倡“天下为公”和“大同世界”，这比马列主义主张阶级斗争，实施无产阶级专政更能代表人民利益。所以，与其说近代中国引进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儒家进步思想遇到马克思主义一拍即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其实是用西方文明的科学原理来启解儒家思想的內涵。毛泽东在评点人民公社时，说它的优越性是“一大二公”，显示了中国本土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异曲同工。均贫富让中国带来普遍的平均主义，这正是多数中国人拥护的“真理”。近世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低潮，唯独中国还高举社会主义旗帜，不过加入了邓小平理论，一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二曰让部份人先富起来。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把洋化了的社会主义理念，引回到中国现实国情上来。
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当然是马后炮。当年中国受苏联的影响太深了，不但政治制度学苏联，就连民族的思想文化也要同苏联接轨，各种组织架构、发展计划、经济比重都照搬苏联那一套。这样，中国就不可能按照国情来建设国家，必然要跨越时代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农业集体化正是走苏联式社会主义的重要一步。
农民分到胜利果实还不到三年，政府就迫不及待地要农民走集体化道路，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题，就是政府在城市推行的工商业改造十分顺利，城市的大小私人企业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公私合营，国家的发展需要农村加快社会主义改造。但是五十年代中的中国农村，不但处于分散经营，还出现了出租土地、雇工以及贫富分化，当年很多人认为，农村是倒退了。为了让广大农民走社会主道路，党和政府要大规模推动农业合作化。
按照合作化运动的部署，农村合作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组织互助组，基本由农民自由组合，大体是三、五个家庭为一组，共同劳动，属于帮工、换工性质，经济上还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第二阶段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初级社由几个互助组联合而成，它最大的特点是所有制发生了变化，互助组的所有制是以农户为基础，而初级社的所有制则是这个集体的本身，农民是初级社的股份合作者；第三阶段叫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高级社由若干初级社联合而成，成为扩大了的一级核算单位。无论是初级社还是高级社，都是农村股份制的合作组织，每个农户用自家的土地、耕牛和农具折价入股，各个家庭投入的生产资料数量不同，所占股份大小也不同。农民的收入有两个来源：一是股份分红，二是劳动所得。
但是，农业合作化并不是广大农民的愿望，多数农民不愿意合作化，特别是那些在土改中得益较大的农民，他们有了好田好地好耕牛，翻了身的农民多数都不肯把分到手的东西再拿出来。“大耕家”们按兵不动，他们的生产规模已经逐步地把老弱者、不善耕耘者的土地纳入了自己的经营范围。
一九五六年秋收后，上级组织了强有力的工作队，用搞土地改革的力度来推动农村合作化。合作化工作队进村后，发动贫穷的农民和中间分子，孤立、打击发家致富的农户。当年工作队和基层干部批评那些不愿合作化或不愿卖余粮的大农户为“大生鱼”，生鱼是一种勇猛的淡水鱼，专吃小鱼小虾的，工作队把资本主义“大鱼吃小鱼”的现象套到农村种田大户头上，实在不伦不类，但也有点传神，因为他们确实使用了一些弱势农民的田产。我印象最深的是比我年长几岁的同村兄弟李桂生也被人叫作“生鱼仔”，李桂生的父亲死得早，十五六岁便撑起全家的繁重劳动，土改后几年，依靠一家人的勤力，年年有些盈余。后来他学着“大耕家”种姜、种蒜、种芋头，搞多种经营，村民们看到他的成绩和发展势头，当面叫他“生鱼仔”。我母亲和他的母亲同是田寮村人，又是“寡母婆捱仔”，因此我常以他为榜样。
真是形势比人强，一九五六年城市完成了工商业改造，连资本家都双手把工厂交给了国家，农村的“大耕家”、富裕户也就再没有能力保住自己的土地和耕牛了。在强势的政治感召和社会压力下，不乐意走集体道路的农民才勉强跟上合作化的潮流。回顾农村的政治运动，总是依靠穷人来发动的。土地改革依靠穷人来斗地主，这算顺理成章，因为要沒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分给贫穷的农民。但是，合作化运动依靠穷人来打击富户就不对了。时下我们学习“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才切实体会到在任何社会环境下，贫穷的群体是不可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
按照合作化运动的部署，农村合作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组织互助组，基本由农民自由组合，大体是三、五个家庭为一组，共同劳动，属于帮工、换工性质，经济上还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第二阶段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初级社由几个互助组联合而成，它最大的特点是所有制发生了变化，互助组的所有制是以农户为基础，而初级社的所有制则是这个集体的本身，农民是初级社的股份合作者；第三阶段叫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高级社由若干初级社联合而成，成为扩大了的一级核算单位。无论是初级社还是高级社，都是农村股份制的合作组织，每个农户用自家的土地、耕牛和农具折价入股，各个家庭投入的生产资料数量不同，所占股份大小也不同。农民的收入有两个来源：一是股份分红，二是劳动所得。
但是，农业合作化并不是广大农民的愿望，多数农民不愿意合作化，特别是那些在土改中得益较大的农民，他们有了好田好地好耕牛，翻了身的农民多数都不肯把分到手的东西再拿出来。“大耕家”们按兵不动，他们的生产规模已经逐步地把老弱者、不善耕耘者的土地纳入了自己的经营范围。
一九五六年秋收后，上级组织了强有力的工作队，用搞土地改革的力度来推动农村合作化。合作化工作队进村后，发动贫穷的农民和中间分子，孤立、打击发家致富的农户。当年工作队和基层干部批评那些不愿合作化或不愿卖余粮的大农户为“大生鱼”，生鱼是一种勇猛的淡水鱼，专吃小鱼小虾的，工作队把资本主义“大鱼吃小鱼”的现象套到农村种田大户头上，实在不伦不类，但也有点传神，因为他们确实使用了一些弱势农民的田产。我印象最深的是比我年长几岁的同村兄弟李桂生也被人叫作“生鱼仔”，李桂生的父亲死得早，十五六岁便撑起全家的繁重劳动，土改后几年，依靠一家人的勤力，年年有些盈余。后来他学着“大耕家”种姜、种蒜、种芋头，搞多种经营，村民们看到他的成绩和发展势头，当面叫他“生鱼仔”。我母亲和他的母亲同是田寮村人，又是“寡母婆捱仔”，因此我常以他为榜样。
真是形势比人强，一九五六年城市完成了工商业改造，连资本家都双手把工厂交给了国家，农村的“大耕家”、富裕户也就再没有能力保住自己的土地和耕牛了。在强势的政治感召和社会压力下，不乐意走集体道路的农民才勉强跟上合作化的潮流。回顾农村的政治运动，总是依靠穷人来发动的。土地改革依靠穷人来斗地主，这算顺理成章，因为要沒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分给贫穷的农民。但是，合作化运动依靠穷人来打击富户就不对了。时下我们学习“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才切实体会到在任何社会环境下，贫穷的群体是不可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
合作化运动初期，山脚村部份农民曾经成立过小型的初級社，但全村多数农民还没有组织起来。在合作化工作队进村以后，全村多数人便跳过了互助组和初级社的阶段，以自然村为单位成立了高级社，名称叫做“幸福农业生产合作社”。“幸福社”成立得很急速，来不及对各家各户进行资产评估，更来不及划分各个家庭的股份，就提前“共产”了，所以“幸福社”在生产关系上少了农民入股这盘帐。虽然名义上共了产，但各家各户的耕牛农具基本是自管自用的，没有耕牛农具的人干不了技术性农活，也就赚不了高工分。幸福社能够快速地建立起集体经济，还有赖原来封建村庄的基础，山脚村几百年来都有公产，而且都有相应的管理机制，这在珠江三角洲一带称为“公尝”。解放前，山脚村的农业经济含量约有百分之二十是公家的，就是土改以后，一些不易分拆的公产也没有分散，诸如面积近百亩的东坡洲，一百多亩大小鱼塘以及后山的竹林坡地等等，这些资产都由农会掌管着，这些现成的资产成了高级社的重要基础。
“幸福社”下分三个农业生产队，又把原来打麻绳的村民组织起来办了一个绳缆厂，几个不同的生产单位，只是劳动和分工不同，核算还是以村为单位的。在劳动计酬上，按照不同的工种和劳动强度，实行评工记分或按件记工，劳动记工定得很细，每个生产单位都有记工员。
我家是弱势家庭，幸好有了合作社，我们才摆脱没有耕牛，没有大农具，不懂干大农活的困境。谢天谢地，成立了“幸福社”，我家不用低声下气去求人换工了。只要尽其所能，好好劳动，就会得到一定的报酬。当年合作社有一个公平的口号，叫做“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合作社里，我母亲发挥了知书识字的作用，她到县城学习新法接生，回来后成为一名农村卫生员，帮助家乡的妇女生儿育女。成立高级社不久我读完了小学，十三岁就成了高级社的劳动社员，被安排到绳缆厂做小工。因为绳缆厂实行按件记工，我这个小工也能赚得主要劳动力七成的工分。一九五七年年终分配，我和母亲两个人劳动，加上母亲当“接生员”的报酬，全家收入三百多元人民币，扣除一家三口分粮食和分鱼分肉的钱，还有一百多元结余，这是我家从来没有过的收入。顺便说，我母亲从五十年代中到六十年代中这十年间，在家乡一带迎接了几十个婴儿呱呱堕地，后来和顺公社建立了医院，农民身份的母亲进不了这个国营单位，只好“金盘洗手”。但是，世事难料，想不到我母亲七十八岁那年，还有重操旧业的机会。一九九七年夏天，山脚村周边已经工厂林立，一个外省女工面临生育，但在当地没有“准生证”，临产之日惧怕有关部门“做手脚”而不敢去医院，在危急之中有人说我母亲早年从事过“接生”，女工的丈夫上门求助，我母亲本着“救人要紧”的立场，迈着龙踵的脚步踏进外来民工的宿舍，为这个女工接下一个男婴。
这里我还要说说那个年代山脚村的干部状况，从土改到合作化，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村里的干部有过多次变动，在平静的环境下村干部有时由村民选举产生，但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干部多由大队或工作队指定。大队干部不用选，基本由和顺村两三户农民轮流当第一把手。在乡村当领导光靠有能力、办事公正还不行，还要兄弟多、家族大才行。一些兄弟多、家族大的家庭，即便不当干部，在农村也很有势力。
这里我要另外提一下山脚村那个年代的两位“文胆”，一位叫李朗川，一位叫李健晃。李朗川先生出身于“新屋巷”富家，受过旧式教育，珠算打得又快又好，后来家道中落，解放前出外谋生，解放前夕失业回家。他虽非贫下中农，但却最早参加农会工作，一直在村里当文书。他虽然不掌握权力，但在十多年的文书生涯中，他的知识和主意常常影响着干部们的决策，使文化不高的村干部办起事来也有条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把村公所(农会会所)布置得象个旧衙门，案上摆着文房四宝，又在公共食堂的墙壁上写满了赞扬大跃进的打油诗。我常在他的“办公室”听他讲故事，他的故亊和大祠堂的故亊完全不同，他是第一个同我讲钟子奇和俞伯牙“知音”故事的人。他的知识基本是旧学，但他十七岁那年曾到广州读过清朝的新学堂，有一回考试，考题是《海陆军熟急》，意思是海军和陆军那个重要。当时他连海军、陆军都不知道，便小声问旁人何谓海军、何谓陆军？人家告诉他，在东校场操练、胸前有个“兵”字的就是陆军，在虎门船上守卫的叫海军。于是他落笔答题：“海军守门户，陆军防内患，外忧与内患，两者可兼用。”这个答卷被评为优秀，赏以贴堂。一个连海军和陆军都分不清的人，在回答海陆军的重要性时，竟然获得优秀，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很深的印象，令我对学问不再神秘，长大以后每逢考试我都想起李朗川先生。第二个是李健晃先生，他年青时当过账房先生的学徒，解放初期参加筹办山脚村小学，合作化时村里需要会计和出纳等财务人员，他便成为山脚村的“总会计师”，一直做到年老。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时期，不管谁当山脚村的领导，他们两人的地位都不变，一直守护着山脚村的“政府”。他们年老以后，山脚村就再没有这样的“文胆”了。
“幸福社”下分三个农业生产队，又把原来打麻绳的村民组织起来办了一个绳缆厂，几个不同的生产单位，只是劳动和分工不同，核算还是以村为单位的。在劳动计酬上，按照不同的工种和劳动强度，实行评工记分或按件记工，劳动记工定得很细，每个生产单位都有记工员。
我家是弱势家庭，幸好有了合作社，我们才摆脱没有耕牛，没有大农具，不懂干大农活的困境。谢天谢地，成立了“幸福社”，我家不用低声下气去求人换工了。只要尽其所能，好好劳动，就会得到一定的报酬。当年合作社有一个公平的口号，叫做“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合作社里，我母亲发挥了知书识字的作用，她到县城学习新法接生，回来后成为一名农村卫生员，帮助家乡的妇女生儿育女。成立高级社不久我读完了小学，十三岁就成了高级社的劳动社员，被安排到绳缆厂做小工。因为绳缆厂实行按件记工，我这个小工也能赚得主要劳动力七成的工分。一九五七年年终分配，我和母亲两个人劳动，加上母亲当“接生员”的报酬，全家收入三百多元人民币，扣除一家三口分粮食和分鱼分肉的钱，还有一百多元结余，这是我家从来没有过的收入。顺便说，我母亲从五十年代中到六十年代中这十年间，在家乡一带迎接了几十个婴儿呱呱堕地，后来和顺公社建立了医院，农民身份的母亲进不了这个国营单位，只好“金盘洗手”。但是，世事难料，想不到我母亲七十八岁那年，还有重操旧业的机会。一九九七年夏天，山脚村周边已经工厂林立，一个外省女工面临生育，但在当地没有“准生证”，临产之日惧怕有关部门“做手脚”而不敢去医院，在危急之中有人说我母亲早年从事过“接生”，女工的丈夫上门求助，我母亲本着“救人要紧”的立场，迈着龙踵的脚步踏进外来民工的宿舍，为这个女工接下一个男婴。
这里我还要说说那个年代山脚村的干部状况，从土改到合作化，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村里的干部有过多次变动，在平静的环境下村干部有时由村民选举产生，但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干部多由大队或工作队指定。大队干部不用选，基本由和顺村两三户农民轮流当第一把手。在乡村当领导光靠有能力、办事公正还不行，还要兄弟多、家族大才行。一些兄弟多、家族大的家庭，即便不当干部，在农村也很有势力。
这里我要另外提一下山脚村那个年代的两位“文胆”，一位叫李朗川，一位叫李健晃。李朗川先生出身于“新屋巷”富家，受过旧式教育，珠算打得又快又好，后来家道中落，解放前出外谋生，解放前夕失业回家。他虽非贫下中农，但却最早参加农会工作，一直在村里当文书。他虽然不掌握权力，但在十多年的文书生涯中，他的知识和主意常常影响着干部们的决策，使文化不高的村干部办起事来也有条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把村公所(农会会所)布置得象个旧衙门，案上摆着文房四宝，又在公共食堂的墙壁上写满了赞扬大跃进的打油诗。我常在他的“办公室”听他讲故事，他的故亊和大祠堂的故亊完全不同，他是第一个同我讲钟子奇和俞伯牙“知音”故事的人。他的知识基本是旧学，但他十七岁那年曾到广州读过清朝的新学堂，有一回考试，考题是《海陆军熟急》，意思是海军和陆军那个重要。当时他连海军、陆军都不知道，便小声问旁人何谓海军、何谓陆军？人家告诉他，在东校场操练、胸前有个“兵”字的就是陆军，在虎门船上守卫的叫海军。于是他落笔答题：“海军守门户，陆军防内患，外忧与内患，两者可兼用。”这个答卷被评为优秀，赏以贴堂。一个连海军和陆军都分不清的人，在回答海陆军的重要性时，竟然获得优秀，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很深的印象，令我对学问不再神秘，长大以后每逢考试我都想起李朗川先生。第二个是李健晃先生，他年青时当过账房先生的学徒，解放初期参加筹办山脚村小学，合作化时村里需要会计和出纳等财务人员，他便成为山脚村的“总会计师”，一直做到年老。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时期，不管谁当山脚村的领导，他们两人的地位都不变，一直守护着山脚村的“政府”。他们年老以后，山脚村就再没有这样的“文胆”了。
“人民公社好”
一九五六年城市工商业改造完成，一九五七年农村合作化全面胜利，使中国的政治家对国家的前景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乐观。主管政治运动和农村工作的官员为讨中央欢心，从全国各地搜集了很多典型材料，写成了一本叫做《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书，毛泽东主席看后兴奋得夜不能寐，不但写了序言，还为这本书的一些文章写了按语，从此全国上下都感受到一种继续前进的动力——应该乘着社会主义高潮之势，迈向共产主义。
其实，促成中国全面建立人民公社的主因不是“农民有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是当年中国的领导人有强烈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工业化发展的要求。
全国城市的工商业改造完成以后，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建设必须在完成工商业改造之后乘胜前进。但是，中国的经济基础“一穷二白”，而国际资本主义又对中国实行封锁。要发展工业，除了代价很高的苏联援助外，最终只能靠自己，但土改后的六亿人民，依然是自然经济和个体农民，政府很难调动这种分散而且单簿的农业资源。后来成立了农业合作社，但合作社毕竟还是农民的集体经济，政府要全面动用农村的经济力量，在制度上还有困难。因此，只有改变农村的所有制，把农民包括他们的土地和生产资料都纳入国家，这样，政府才能够直接支配农业资源
。
一九五八年夏天，全国各地的农业合作社都不同程度地把合作制进行“升格”，较早上报中央的是河南省七里营，他们参照苏联集体农庄的模式成立了一个超越村庄和社区的农村组织，他们受到法国巴黎公社的影响，将这个组织定名为七里营人民公社。深受苏联体制影响的国家中枢，对这个名称莫衷一是，有人提出应象苏联那样叫做集体农庄，但毛泽东喜欢“人民公社”这个带点中国味的名称，他说了一句“还是成立人民公社好”。于是，“人民公社好”便成了一个赞美的口号响彻中华大地。紧接着，全国各地，或以社区为单位，或以乡镇为单位都成立了人民公社，甚至连一些大城市的街道也办了人民公社的试点。人民公社下边以乡为单位成立生产大队，以村为单位成立生产小队或联队（山脚村有三个生产小队，一个村便叫联队）。人民公社成立之初，除了政社合一之外，还实行军事化，公社一级叫团，生产大队叫营，联队叫连，最基层的生产队叫排，生产队长就是排长。一时之间农村各级干部都以军职相称。后来有高级干部上书中央，说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常常污蔑我们好战，人民公社成立以后，我们在名称上搞全民皆兵，对外影响不好，建议取消人民公社的军事称呼，只保留生产大队的民兵组织。不久，人民公社的军事化便改回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名称。
我家乡的公社叫和顺人民公社，成立于一九五八年的秋天，成立公社的庆典在和顺埇南面“白沙墟”举行，那天草地上搭了个大讲台，张灯结彩，红旗猎猎，锣鼓喧天，台上站满了团、营、连各级“军官”，一万多人站在台下倾听领导人发表公社成立的宣言。宣言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要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是必由之路。早在成立大会之前，和顺公社就已经开始运作，各个高级社已经按照公社的体制行事，山脚村的“幸福社”也按照军队的序列编成一个连和三个排。最令人神往的是，办了有点共产主义色彩的人民公社食堂。万人大会的当晚，幸福社的食堂杀了一头大肥猪，每人分到一小钵红烧肉，乡下人长年缺少肉类，突然来了半斤多肥肉落肚，使我的肠胃涨滞了好几天。
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它既是基层一级政权，又是一级核算单位。原先合作社的股份制没有征得农民同意便一笔勾销了，土地改革分给农民的土地，也从此交还给“公有制”——国家。
一九五六年城市工商业改造完成，一九五七年农村合作化全面胜利，使中国的政治家对国家的前景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乐观。主管政治运动和农村工作的官员为讨中央欢心，从全国各地搜集了很多典型材料，写成了一本叫做《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书，毛泽东主席看后兴奋得夜不能寐，不但写了序言，还为这本书的一些文章写了按语，从此全国上下都感受到一种继续前进的动力——应该乘着社会主义高潮之势，迈向共产主义。
其实，促成中国全面建立人民公社的主因不是“农民有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是当年中国的领导人有强烈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工业化发展的要求。
全国城市的工商业改造完成以后，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建设必须在完成工商业改造之后乘胜前进。但是，中国的经济基础“一穷二白”，而国际资本主义又对中国实行封锁。要发展工业，除了代价很高的苏联援助外，最终只能靠自己，但土改后的六亿人民，依然是自然经济和个体农民，政府很难调动这种分散而且单簿的农业资源。后来成立了农业合作社，但合作社毕竟还是农民的集体经济，政府要全面动用农村的经济力量，在制度上还有困难。因此，只有改变农村的所有制，把农民包括他们的土地和生产资料都纳入国家，这样，政府才能够直接支配农业资源
。
一九五八年夏天，全国各地的农业合作社都不同程度地把合作制进行“升格”，较早上报中央的是河南省七里营，他们参照苏联集体农庄的模式成立了一个超越村庄和社区的农村组织，他们受到法国巴黎公社的影响，将这个组织定名为七里营人民公社。深受苏联体制影响的国家中枢，对这个名称莫衷一是，有人提出应象苏联那样叫做集体农庄，但毛泽东喜欢“人民公社”这个带点中国味的名称，他说了一句“还是成立人民公社好”。于是，“人民公社好”便成了一个赞美的口号响彻中华大地。紧接着，全国各地，或以社区为单位，或以乡镇为单位都成立了人民公社，甚至连一些大城市的街道也办了人民公社的试点。人民公社下边以乡为单位成立生产大队，以村为单位成立生产小队或联队（山脚村有三个生产小队，一个村便叫联队）。人民公社成立之初，除了政社合一之外，还实行军事化，公社一级叫团，生产大队叫营，联队叫连，最基层的生产队叫排，生产队长就是排长。一时之间农村各级干部都以军职相称。后来有高级干部上书中央，说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常常污蔑我们好战，人民公社成立以后，我们在名称上搞全民皆兵，对外影响不好，建议取消人民公社的军事称呼，只保留生产大队的民兵组织。不久，人民公社的军事化便改回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名称。
我家乡的公社叫和顺人民公社，成立于一九五八年的秋天，成立公社的庆典在和顺埇南面“白沙墟”举行，那天草地上搭了个大讲台，张灯结彩，红旗猎猎，锣鼓喧天，台上站满了团、营、连各级“军官”，一万多人站在台下倾听领导人发表公社成立的宣言。宣言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要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是必由之路。早在成立大会之前，和顺公社就已经开始运作，各个高级社已经按照公社的体制行事，山脚村的“幸福社”也按照军队的序列编成一个连和三个排。最令人神往的是，办了有点共产主义色彩的人民公社食堂。万人大会的当晚，幸福社的食堂杀了一头大肥猪，每人分到一小钵红烧肉，乡下人长年缺少肉类，突然来了半斤多肥肉落肚，使我的肠胃涨滞了好几天。
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它既是基层一级政权，又是一级核算单位。原先合作社的股份制没有征得农民同意便一笔勾销了，土地改革分给农民的土地，也从此交还给“公有制”——国家。
人民公社成立，给农村带来最大的变化是生产关系，由个体农民的私有制、农业合作社的合作制一跃而成为国家公有。由此它带来了劳动制度、分配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公社的劳动制度
人民公社成立，把各个乡村经济条件不同的农业合作社合并起来，实行生产资料公有，统一核算、统一分配，把富裕乡村同贫困乡村的经济拉平，把富裕农民和贫困农民的生活拉平。政府在公有制的旗帜下，无偿调动农村的资源和劳动力去投入国家建设，史称“一平二调”又叫“共产风”。
高级社的劳动与报酬关系是评工记分，按劳取酬，人民公社则改为劳动评级，略等于工厂工人的级别工资。山脚村的农民通过互相评议，主要劳动者分别被评为一级、二级和三级，老人和少年被评为“辅助劳动力”，我当年十三四岁被评为“辅助”。把劳动力分级以后，人们的劳动记工就简单得多了，不管什么工种只要按等级记上天数就行。劳动制度改变了，跟着是劳动形式也改变，特别是人民公社刚成立时实行军事化，社员上工都集中在一起，凡是重要的农活，都要大兵团作战，叫做“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这种做法开始时轰轰烈烈，也有点劳动竞赛的气氛，但坚持不到一个月，集体的劳动热情就降了下来。因为劳动没有定工定量，人们的劳动态度不象个体经营那样起早摸黑了，出力流汗的重活总是你推我让，繁重的农活常常拖上很长的时间。
在劳动场地最佳的歇息借口莫过于抽烟，那个年代劳动者的腰间永远别着一包廉价的烟丝，领导人不在时，人们便坐下来慢慢卷烟丝，连女人也抽烟。我很小就知道学会抽烟是偷懒的好办法，因此我十三岁参加劳动就学会了抽烟。当然，集体劳动有时也有令人兴奋的地方，如几个村庄集中大兵团作战的时候，人们一边劳动一边说笑，青年男女借着集体劳动的机会在工地互相追逐，形成一种独特的社交。
传统的农业生产有农忙和农闲季节，人民公社以后，农民就没有农闲了。即便是完成收获的时候，“集体”也要安排农民干些没有经济效益的工作。面对懒散的劳动纪律，村干部对劳动管理进行了调整，劳动实行定工定量。比如挑肥泥，采用“派筹”的办法。筹就是竹签，将竹子截成四、五厘米长的小段，破开若干小片，在竹片上涂上红漆，每挑一担，负责装泥的人就给挑担者一个竹签。我十三岁就和社员一起挑肥泥，年龄相仿的还有几个沒书读的少年，为了完成几乎和大人一样的任务，小小的年纪就学会了造假。一日，比我大两岁的李瑞枝拿着一片较宽的竹签跟我说：“你看，如果用小刀破开，不就成两担了？” 一语提醒梦中人，把竹片破开一担变成两担，是偷懒的最好办法，于是每天利用到偏僻处解手的机会，破几根竹签。不几日，村干部发现竹签的数目多了，而且越来越细小，知道有问题，开会整顿，无人承认。于是，改了另一种办法，派人在田头登记，写上所有人的名字，在人们的名字下面写“正”字。但是，不管派竹签还是写“正”字，都难以得到公平，因为负责装泥的人，常常会给亲友装少一点，让亲友在挑泥的路上“轻装上阵”。
公社的劳动制度
人民公社成立，把各个乡村经济条件不同的农业合作社合并起来，实行生产资料公有，统一核算、统一分配，把富裕乡村同贫困乡村的经济拉平，把富裕农民和贫困农民的生活拉平。政府在公有制的旗帜下，无偿调动农村的资源和劳动力去投入国家建设，史称“一平二调”又叫“共产风”。
高级社的劳动与报酬关系是评工记分，按劳取酬，人民公社则改为劳动评级，略等于工厂工人的级别工资。山脚村的农民通过互相评议，主要劳动者分别被评为一级、二级和三级，老人和少年被评为“辅助劳动力”，我当年十三四岁被评为“辅助”。把劳动力分级以后，人们的劳动记工就简单得多了，不管什么工种只要按等级记上天数就行。劳动制度改变了，跟着是劳动形式也改变，特别是人民公社刚成立时实行军事化，社员上工都集中在一起，凡是重要的农活，都要大兵团作战，叫做“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这种做法开始时轰轰烈烈，也有点劳动竞赛的气氛，但坚持不到一个月，集体的劳动热情就降了下来。因为劳动没有定工定量，人们的劳动态度不象个体经营那样起早摸黑了，出力流汗的重活总是你推我让，繁重的农活常常拖上很长的时间。
在劳动场地最佳的歇息借口莫过于抽烟，那个年代劳动者的腰间永远别着一包廉价的烟丝，领导人不在时，人们便坐下来慢慢卷烟丝，连女人也抽烟。我很小就知道学会抽烟是偷懒的好办法，因此我十三岁参加劳动就学会了抽烟。当然，集体劳动有时也有令人兴奋的地方，如几个村庄集中大兵团作战的时候，人们一边劳动一边说笑，青年男女借着集体劳动的机会在工地互相追逐，形成一种独特的社交。
传统的农业生产有农忙和农闲季节，人民公社以后，农民就没有农闲了。即便是完成收获的时候，“集体”也要安排农民干些没有经济效益的工作。面对懒散的劳动纪律，村干部对劳动管理进行了调整，劳动实行定工定量。比如挑肥泥，采用“派筹”的办法。筹就是竹签，将竹子截成四、五厘米长的小段，破开若干小片，在竹片上涂上红漆，每挑一担，负责装泥的人就给挑担者一个竹签。我十三岁就和社员一起挑肥泥，年龄相仿的还有几个沒书读的少年，为了完成几乎和大人一样的任务，小小的年纪就学会了造假。一日，比我大两岁的李瑞枝拿着一片较宽的竹签跟我说：“你看，如果用小刀破开，不就成两担了？” 一语提醒梦中人，把竹片破开一担变成两担，是偷懒的最好办法，于是每天利用到偏僻处解手的机会，破几根竹签。不几日，村干部发现竹签的数目多了，而且越来越细小，知道有问题，开会整顿，无人承认。于是，改了另一种办法，派人在田头登记，写上所有人的名字，在人们的名字下面写“正”字。但是，不管派竹签还是写“正”字，都难以得到公平，因为负责装泥的人，常常会给亲友装少一点，让亲友在挑泥的路上“轻装上阵”。
农民的生活方式
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农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中国的农民都不用自己造饭了，山脚村四百多口人同吃一锅饭。对于办公共食堂，山脚村的硬件和软件都有基础，一是村里有几间祠堂，每间祠堂都有大炉灶，原先的宗族聚会，农家婚宴，每年都有几回开大餐的﹙后来山脚村建了新食堂﹚，也造就了一批农民厨师；二是“幸福社”有一百多亩已放养的鱼塘，集体养了二十多头猪，社里还有十多亩商品蔬菜基地，一切都很现成。所以，兴办食堂并不困难。办了公共食堂以后，为了维护这个新生事物，上级规定所有农家不准在家里做饭，也不准农民家中存粮食，间或有人举报谁家有粮食的，民兵就连夜抄查，翻箱倒柜，连一些杂粮也不放过。村民李国华的外祖母，众人都叫她“婆妈”的，六十多岁的老妇人常常收集一些花生、芝麻之类到广州换糖果饼干回乡间贩卖，被人告发私藏粮食，某夜被民兵搜出，半年的辛勤劳动付之东流。
公共食堂的吃法，开始时很象今天政府或企业的会议餐，当然饭菜没有会议餐那么好。劳动和吃饭都有作息时间，人们在田间劳动，到了吃饭时间，“洋楼庄”楼顶便响起锣声，个个洗脚上田，急步赶回饭堂。开始时有些乱，老人和小孩不等敲钟便进入饭堂了，令辛劳半日的人回来找不到位置。后来社会上有一句很多人都晓得的生活作风隐语，叫做“未敲钟先入饭堂”，这是成立人民公社以后才有的词句。公共食堂开始时是放开肚皮吃的，因为当年上上下下都相信全国的粮食多到吃不完。但是，放开肚皮不到两个月，象山脚村这样的鱼米之乡也捉襟见肘，本应拿去卖钱的塘鱼和生猪，基本都被村民吃光。
公共食堂办了两个月，大锅饭就维持不下去了，于是转为定量分饭。放开吃饭的时候，坐满一桌就可以吃，到了分饭的时候，又把分散了的家庭重新聚合起来。原先食堂的大方桌变成大小不一的家庭饭桌。由于要分一百多户人的饭菜，分完的时候饭菜都冷了，一些家庭便将冷饭拿回去加热，这样一来很多家庭就不再在食堂吃饭，而是打饭回家。曾经热闹得象今天“大排档”那样的公共食堂，几个月后就剩下做饭和分饭的功能。
到了一九六0年夏天，人民公社体制下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把所有制从人民公社退到生产队。山脚村高级社时是以村为单位的所有制，现在退到三个生产队，连高级社都不如。不久，公共食堂解散，农家的屋顶又冒起了炊烟。
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农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中国的农民都不用自己造饭了，山脚村四百多口人同吃一锅饭。对于办公共食堂，山脚村的硬件和软件都有基础，一是村里有几间祠堂，每间祠堂都有大炉灶，原先的宗族聚会，农家婚宴，每年都有几回开大餐的﹙后来山脚村建了新食堂﹚，也造就了一批农民厨师；二是“幸福社”有一百多亩已放养的鱼塘，集体养了二十多头猪，社里还有十多亩商品蔬菜基地，一切都很现成。所以，兴办食堂并不困难。办了公共食堂以后，为了维护这个新生事物，上级规定所有农家不准在家里做饭，也不准农民家中存粮食，间或有人举报谁家有粮食的，民兵就连夜抄查，翻箱倒柜，连一些杂粮也不放过。村民李国华的外祖母，众人都叫她“婆妈”的，六十多岁的老妇人常常收集一些花生、芝麻之类到广州换糖果饼干回乡间贩卖，被人告发私藏粮食，某夜被民兵搜出，半年的辛勤劳动付之东流。
公共食堂的吃法，开始时很象今天政府或企业的会议餐，当然饭菜没有会议餐那么好。劳动和吃饭都有作息时间，人们在田间劳动，到了吃饭时间，“洋楼庄”楼顶便响起锣声，个个洗脚上田，急步赶回饭堂。开始时有些乱，老人和小孩不等敲钟便进入饭堂了，令辛劳半日的人回来找不到位置。后来社会上有一句很多人都晓得的生活作风隐语，叫做“未敲钟先入饭堂”，这是成立人民公社以后才有的词句。公共食堂开始时是放开肚皮吃的，因为当年上上下下都相信全国的粮食多到吃不完。但是，放开肚皮不到两个月，象山脚村这样的鱼米之乡也捉襟见肘，本应拿去卖钱的塘鱼和生猪，基本都被村民吃光。
公共食堂办了两个月，大锅饭就维持不下去了，于是转为定量分饭。放开吃饭的时候，坐满一桌就可以吃，到了分饭的时候，又把分散了的家庭重新聚合起来。原先食堂的大方桌变成大小不一的家庭饭桌。由于要分一百多户人的饭菜，分完的时候饭菜都冷了，一些家庭便将冷饭拿回去加热，这样一来很多家庭就不再在食堂吃饭，而是打饭回家。曾经热闹得象今天“大排档”那样的公共食堂，几个月后就剩下做饭和分饭的功能。
到了一九六0年夏天，人民公社体制下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把所有制从人民公社退到生产队。山脚村高级社时是以村为单位的所有制，现在退到三个生产队，连高级社都不如。不久，公共食堂解散，农家的屋顶又冒起了炊烟。
粮食元帅升帐
早在全国酝酿成立人民公社之时，全国各地都说农业大丰收。一九五八年秋收前后，各省都喜报频传，粮食产量到了凭胆量报告的地步。当年每个省都有号称亩产万斤粮食的试验田，为了让人信服，广东省还组织过现场会，当众收割验证产量，省委领导亲临现场，众多媒体争相报导。不过，开会之前他们做了布置：主事者先将几十亩成熟的水稻连根拔起并排到一片小田之中，并排后的稻杆密不透风，稻穗一串紧贴一串，参观过的人说，放个鸡蛋在稻穗上也落不了地。经过现场收割，这块只有两三亩的小田，收获稻谷六万多斤。省委管农业的书记亲临现场，再经过报纸发表，够说服力的了。毛主席知道后高兴得执笔写诗：“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人民日报连忙发表社论，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各地上报的粮食产量，让中央农村部和粮食部惊讶万分，他们被告知中国农村合作化以后，粮食多到没有地方存放。一些头脑还冷静的干部下来调查，但都被县、社领导下令造假蒙混过关。一些乡村是这样造假的：他们把一捆捆的稻草堆上晒场，然后在草堆上洒满谷子，让参观的人看到堆谷如山。据广东省政府的资料，一九五八年全省粮食产量只有105亿斤，但报纸却说成是310亿斤，随后上报中央说是620亿斤。当年的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农业的评估也相当乐观，说以合作化后的粮食产量推算，全国用不到三分之一的耕地就可以解决六、七亿人民的吃饭问题。
中国粮食突如其来的大丰收，震惊全世界，苏联农业科学家米丘林的学生以及各国农业专家摸不清中国“农业卫星”用的是何种技术，中国的粮食试验田竟比常规产量高出十倍、二十倍。
在掀起社会主义高潮时，毛主席曾经提过要“两个元帅”升帐，一个是“粮食元帅”，一个是“钢铁元帅”，毛泽东的本意是要工业农业一齐发展的。谁知话音刚落，全国的粮食形势竟然好到令人难以捉摸的地步，让毛泽东和中央领导觉得农业合作化威力无穷，“粮食元帅”升帐的问题不但已经解决，而且粮食多到要寻求出路。毛泽东就曾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粮食多了怎么办？”于是，五八年秋收后，提倡全国农民吃饭不用钱，一日三餐放开肚皮吃。中国农民千百年来为之奋斗的不外乎“衣食足”三个字，旧社会农民即使遇到丰年，也不敢放开肚皮吃饭，常常是农忙时吃干，农闲时吃稀。如今人民公社可以放开肚皮吃干饭，这是中国历朝历代都办不到的事呀！和顺人民公社还办了个号称“万头”的养猪场，让那些猪崽们千百年来第一次吃上了人类才吃到的精饲料。
其实，中国的干部多数都是农民出身，他们对一颗种子能长多少谷穗心里非常明白，可是从省长到基层干部，都相信并传播亩产万斤粮。公社食堂办了两个月，不少乡村已米见仓底。两个月前还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的中央领导，突然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粮食短缺的报告，感到十分困惑，究竟粮食是多了还是短缺，上下领导莫衷一是。不是领导讲大话就是农民说谎，但领导的试验田，是经过传媒验收，由党报公布的呀。因此，上级认定讲假话的是农民，认定农民瞒产私分。为了整治农民和基层干部，上级政府派工作队到农村开展“反瞒产”运动。由于整治的面太广，上级只好派甲社的干部去整乙社，乙社的干部去整丙社，循环互整。五八年底五九年初，很多不愿讲假话的农村干部被整肃，一些人被批斗和关禁，还搜查农民住宅，发现粮食立即充公。基层干部被迫承认“瞒产”，于是把农民合理的口粮也归仓入库，加深了公共食堂的粮食危机。一些地方因严重粮食短缺，使疾病和死亡的人数大量增加。山脚村本是鱼米之乡，一年四季都有出产，但也有饿死人的事。最严重的是1960年，当时很多人患上水肿或肝炎，一些老弱者经不住饥饿和疾病无奈地死去了，一些家庭几乎全部死光。国家本来有储备粮，但当年就是不赈灾。
我的外祖母是活活饿死的。1960年初，我表姐“思想不好”，忍受不了乡间繁重的劳动和饥饿，跑到广州新建珠江大桥的工地打黑工（有工钱有饭吃），其实修建珠江大桥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农村要“战天斗地”，不准劳动力外流。村干部为惩治我表姐，以“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为策略，在公共食堂断了我外祖母的粮，其时我舅母也在邻村参加“大兵团作战”，日夜不得归家。一日，外祖母到饭堂领饭，发现食具已被收起，村干部对她说，叫你的孙女回来再给饭吃。叫一个七十五岁的小脚女人到那里去找孙女呢？外祖母只好空腹回家，臥床三日而亡。我闻讯悲恸不已。
大跃进的“粮食元帅”升帐，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极大祸害，给民族生存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创伤。在二十世纪结束之际，联合国属下的世界卫生组织在评点一百年的世界大事时，说中国的大跃进运动，同两次世界大战一样，都属于妨碍人类生存的事件。
早在全国酝酿成立人民公社之时，全国各地都说农业大丰收。一九五八年秋收前后，各省都喜报频传，粮食产量到了凭胆量报告的地步。当年每个省都有号称亩产万斤粮食的试验田，为了让人信服，广东省还组织过现场会，当众收割验证产量，省委领导亲临现场，众多媒体争相报导。不过，开会之前他们做了布置：主事者先将几十亩成熟的水稻连根拔起并排到一片小田之中，并排后的稻杆密不透风，稻穗一串紧贴一串，参观过的人说，放个鸡蛋在稻穗上也落不了地。经过现场收割，这块只有两三亩的小田，收获稻谷六万多斤。省委管农业的书记亲临现场，再经过报纸发表，够说服力的了。毛主席知道后高兴得执笔写诗：“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人民日报连忙发表社论，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各地上报的粮食产量，让中央农村部和粮食部惊讶万分，他们被告知中国农村合作化以后，粮食多到没有地方存放。一些头脑还冷静的干部下来调查，但都被县、社领导下令造假蒙混过关。一些乡村是这样造假的：他们把一捆捆的稻草堆上晒场，然后在草堆上洒满谷子，让参观的人看到堆谷如山。据广东省政府的资料，一九五八年全省粮食产量只有105亿斤，但报纸却说成是310亿斤，随后上报中央说是620亿斤。当年的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农业的评估也相当乐观，说以合作化后的粮食产量推算，全国用不到三分之一的耕地就可以解决六、七亿人民的吃饭问题。
中国粮食突如其来的大丰收，震惊全世界，苏联农业科学家米丘林的学生以及各国农业专家摸不清中国“农业卫星”用的是何种技术，中国的粮食试验田竟比常规产量高出十倍、二十倍。
在掀起社会主义高潮时，毛主席曾经提过要“两个元帅”升帐，一个是“粮食元帅”，一个是“钢铁元帅”，毛泽东的本意是要工业农业一齐发展的。谁知话音刚落，全国的粮食形势竟然好到令人难以捉摸的地步，让毛泽东和中央领导觉得农业合作化威力无穷，“粮食元帅”升帐的问题不但已经解决，而且粮食多到要寻求出路。毛泽东就曾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粮食多了怎么办？”于是，五八年秋收后，提倡全国农民吃饭不用钱，一日三餐放开肚皮吃。中国农民千百年来为之奋斗的不外乎“衣食足”三个字，旧社会农民即使遇到丰年，也不敢放开肚皮吃饭，常常是农忙时吃干，农闲时吃稀。如今人民公社可以放开肚皮吃干饭，这是中国历朝历代都办不到的事呀！和顺人民公社还办了个号称“万头”的养猪场，让那些猪崽们千百年来第一次吃上了人类才吃到的精饲料。
其实，中国的干部多数都是农民出身，他们对一颗种子能长多少谷穗心里非常明白，可是从省长到基层干部，都相信并传播亩产万斤粮。公社食堂办了两个月，不少乡村已米见仓底。两个月前还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的中央领导，突然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粮食短缺的报告，感到十分困惑，究竟粮食是多了还是短缺，上下领导莫衷一是。不是领导讲大话就是农民说谎，但领导的试验田，是经过传媒验收，由党报公布的呀。因此，上级认定讲假话的是农民，认定农民瞒产私分。为了整治农民和基层干部，上级政府派工作队到农村开展“反瞒产”运动。由于整治的面太广，上级只好派甲社的干部去整乙社，乙社的干部去整丙社，循环互整。五八年底五九年初，很多不愿讲假话的农村干部被整肃，一些人被批斗和关禁，还搜查农民住宅，发现粮食立即充公。基层干部被迫承认“瞒产”，于是把农民合理的口粮也归仓入库，加深了公共食堂的粮食危机。一些地方因严重粮食短缺，使疾病和死亡的人数大量增加。山脚村本是鱼米之乡，一年四季都有出产，但也有饿死人的事。最严重的是1960年，当时很多人患上水肿或肝炎，一些老弱者经不住饥饿和疾病无奈地死去了，一些家庭几乎全部死光。国家本来有储备粮，但当年就是不赈灾。
我的外祖母是活活饿死的。1960年初，我表姐“思想不好”，忍受不了乡间繁重的劳动和饥饿，跑到广州新建珠江大桥的工地打黑工（有工钱有饭吃），其实修建珠江大桥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农村要“战天斗地”，不准劳动力外流。村干部为惩治我表姐，以“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为策略，在公共食堂断了我外祖母的粮，其时我舅母也在邻村参加“大兵团作战”，日夜不得归家。一日，外祖母到饭堂领饭，发现食具已被收起，村干部对她说，叫你的孙女回来再给饭吃。叫一个七十五岁的小脚女人到那里去找孙女呢？外祖母只好空腹回家，臥床三日而亡。我闻讯悲恸不已。
大跃进的“粮食元帅”升帐，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极大祸害，给民族生存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创伤。在二十世纪结束之际，联合国属下的世界卫生组织在评点一百年的世界大事时，说中国的大跃进运动，同两次世界大战一样，都属于妨碍人类生存的事件。
大炼钢铁
一九五八年秋后，面对农村和农业的大好形势，中央不断调整国民经济经计划，把重工业放在首位，轻工业放在次位，农业排到第三，史称“重、轻、农”。各级组织从农民队伍中征调大批青壮年劳动力投入到工业战线，而“钢铁元帅”则是重中之重，从而促成了一九五八年的大炼钢铁运动。
有知识的人都知道，炼钢铁不同于挖土堆泥，也不同于打石烧灰，冶金工业关联到很多科学门类和技术。而且，炼钢需要矿产资源和特殊的燃料。但是，当年人们不管这些，当年总路线的内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一九五八年秋天，全国各地无分城市乡村，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以及学生都投入到大炼钢铁当中。最近，某大电视台播出一个《中国百年》的特辑，里面有郭沫若老先生在北京胡同里炼铁的像影，一个中国科学院的院长，竟同无知的百姓在街道搭炉炼铁，说起来实在荒唐，但却是当年的真实情况。
广东的河网地区并无铁矿，人们只好回家砸锅献铁，把一些铁称砣、铁门槛砸烂拿去回炉。当年和顺公社的钢铁基地建在和顺埇北边，炼铁的高炉，由“专业人士”操作，在高炉周边建了一百多个“土坯炉”。我讲的“专业人士”绝非炼钢工人或技术专家，而是当年乡镇的“打铁佬”。“土坯炉”则由几个墟市的“补锅佬”作现场指挥。当年和顺公社发动了近千名青壮年男子为钢铁服务，其中有几百人远赴粤北山区砍伐树林烧炭，使大量的林木被砍光，还派了几百人到外省、外地开挖铁矿石。
高炉点火不久，有人报告在金溪墟北边的西林村有铁矿石，这样，人民公社就从各村抽调人力组织采矿队奔赴西林村。在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我留在山脚村跟着女人后面挑泥抬粪，觉得很没出息，便要求参加采矿队。山脚村去了十二个人，带队的是联队队长（三个生产队的领导者）坤哥李善坤，我们的工作是开挖矿石。家乡的农民兄弟真了不起，爆破和开石学习了半天就会操作了，幸好是露天石场，打炮眼和炸石头都比较容易。打炮眼是一件讲究技术而且要有耐心的事情，打一个炮眼要两个人配合，一人双手握钢扦，另一个人抡锤敲打钢扦的上端，力度要均匀，每打一锤，握扦的人便要顺时针转一下钢扦的位置，还要不时用水灌洞，把炮眼的石粉冲出来，这样才能打出光滑、坚实的炮眼，爆石时才响亮、才有威力。如今我们看电影《红旗渠》，看修铁路时开山劈石的纪录片，他们打炮眼是在演戏，那样大的动作，一定会把洞眼撞裂，撞裂了洞眼入药后就炸不响，成了死炮。我们上午打炮眼，中午爆石，下午就将石头挑到大路边，用牛车拉到炼铁厂。铁石在进炉之前，还要经过碎石处理，把一块块矿石敲打到拳头一般大小才可以倒进炼炉。
但是，西林村的铁矿石经过冶炼却令高炉结底，“土坯炉”炼出来的又是些似铁非铁的硬块，就连人们从家里拿出来的铁锅、称砣、旧铁门什么的，回炉后也全然不能使用。乡间的“打铁佬”说，生铁回炉，可重铸铁锅，熟铁回炉，可锻打刀斧，但生铁熟铁一锅煮，结出来的板块就用不了。和顺公社炼钢不到二十天就全部停工了。停工以后，那些废物都丢弃在荒野之中。废弃了的“土坯炉”，使人联想到古典章回小说里的千军万马败走之后留下的炉灶。农民临时凑合的钢铁队伍解散了，上山伐木的、烧炭的人也陆续回来。我们的村长坤哥带着我们离开西林村，回到和顺大队集中，可能是过河时延误了一些时间，当我们来到三间祠堂门前，大队干部“孖头奀”板起脸孔，大骂坤哥没有“军事化”行动，只见坤哥立正低头，任由臭骂而不敢驳嘴。当年坤哥在山脚村极有权威，想不到在大队干部面前却如此畏畏缩缩。我从此明白，解放以后仍然是大村欺负小村的。
一九五八年秋后，面对农村和农业的大好形势，中央不断调整国民经济经计划，把重工业放在首位，轻工业放在次位，农业排到第三，史称“重、轻、农”。各级组织从农民队伍中征调大批青壮年劳动力投入到工业战线，而“钢铁元帅”则是重中之重，从而促成了一九五八年的大炼钢铁运动。
有知识的人都知道，炼钢铁不同于挖土堆泥，也不同于打石烧灰，冶金工业关联到很多科学门类和技术。而且，炼钢需要矿产资源和特殊的燃料。但是，当年人们不管这些，当年总路线的内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一九五八年秋天，全国各地无分城市乡村，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以及学生都投入到大炼钢铁当中。最近，某大电视台播出一个《中国百年》的特辑，里面有郭沫若老先生在北京胡同里炼铁的像影，一个中国科学院的院长，竟同无知的百姓在街道搭炉炼铁，说起来实在荒唐，但却是当年的真实情况。
广东的河网地区并无铁矿，人们只好回家砸锅献铁，把一些铁称砣、铁门槛砸烂拿去回炉。当年和顺公社的钢铁基地建在和顺埇北边，炼铁的高炉，由“专业人士”操作，在高炉周边建了一百多个“土坯炉”。我讲的“专业人士”绝非炼钢工人或技术专家，而是当年乡镇的“打铁佬”。“土坯炉”则由几个墟市的“补锅佬”作现场指挥。当年和顺公社发动了近千名青壮年男子为钢铁服务，其中有几百人远赴粤北山区砍伐树林烧炭，使大量的林木被砍光，还派了几百人到外省、外地开挖铁矿石。
高炉点火不久，有人报告在金溪墟北边的西林村有铁矿石，这样，人民公社就从各村抽调人力组织采矿队奔赴西林村。在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我留在山脚村跟着女人后面挑泥抬粪，觉得很没出息，便要求参加采矿队。山脚村去了十二个人，带队的是联队队长（三个生产队的领导者）坤哥李善坤，我们的工作是开挖矿石。家乡的农民兄弟真了不起，爆破和开石学习了半天就会操作了，幸好是露天石场，打炮眼和炸石头都比较容易。打炮眼是一件讲究技术而且要有耐心的事情，打一个炮眼要两个人配合，一人双手握钢扦，另一个人抡锤敲打钢扦的上端，力度要均匀，每打一锤，握扦的人便要顺时针转一下钢扦的位置，还要不时用水灌洞，把炮眼的石粉冲出来，这样才能打出光滑、坚实的炮眼，爆石时才响亮、才有威力。如今我们看电影《红旗渠》，看修铁路时开山劈石的纪录片，他们打炮眼是在演戏，那样大的动作，一定会把洞眼撞裂，撞裂了洞眼入药后就炸不响，成了死炮。我们上午打炮眼，中午爆石，下午就将石头挑到大路边，用牛车拉到炼铁厂。铁石在进炉之前，还要经过碎石处理，把一块块矿石敲打到拳头一般大小才可以倒进炼炉。
但是，西林村的铁矿石经过冶炼却令高炉结底，“土坯炉”炼出来的又是些似铁非铁的硬块，就连人们从家里拿出来的铁锅、称砣、旧铁门什么的，回炉后也全然不能使用。乡间的“打铁佬”说，生铁回炉，可重铸铁锅，熟铁回炉，可锻打刀斧，但生铁熟铁一锅煮，结出来的板块就用不了。和顺公社炼钢不到二十天就全部停工了。停工以后，那些废物都丢弃在荒野之中。废弃了的“土坯炉”，使人联想到古典章回小说里的千军万马败走之后留下的炉灶。农民临时凑合的钢铁队伍解散了，上山伐木的、烧炭的人也陆续回来。我们的村长坤哥带着我们离开西林村，回到和顺大队集中，可能是过河时延误了一些时间，当我们来到三间祠堂门前，大队干部“孖头奀”板起脸孔，大骂坤哥没有“军事化”行动，只见坤哥立正低头，任由臭骂而不敢驳嘴。当年坤哥在山脚村极有权威，想不到在大队干部面前却如此畏畏缩缩。我从此明白，解放以后仍然是大村欺负小村的。
农业生产瞎指挥
现在回头来说一点山脚村“大跃进”的事情。当社会上轰轰烈烈的时候，山脚村也一样轰轰烈烈。中国几十年来什么事都搞群众运动，这除了政治路线所决定，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的领导机关、我们的干部缺少科学精神，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给人民。这里，我从一个村庄的角度去展示农业生产的瞎指挥。
第一件是“深耕改土”。北方的农业专家认为深耕改土可以多产粮食，于是提倡使用“双轮双桦犁”。“双轮双桦犁”是当年全国农具改造的先锋，在华北及中原起到一定的作用，北方土地松软又有大骡大马牵引，在南方别说耕牛拉不动，就是十个壮汉也拉不动这把双轮双桦犁。我们的“深耕改土”只好发动农民用挖壕沟的办法让农田大翻身，当年和顺公社就在“基头何”对出那块农田搞试验，让全公社的农民参观学习，可是从深层翻上来的却是粘土，沒有肥效的粘土破坏了农田的表层。北方种的小米包粟根深杆粗，深耕或许有好处，但岭南的水田稻米，只须十五到二十公分的土层，深耕改土实在没有意义，不但让农民白白折腾了一场，还把好端端的肥田造成了减产。
第二件是插秧要密植。有农业专家说，通过秧苗密植可以大幅提高粮食产量。当年提出的播种方式主要有“蚂蚁出洞”和“狗脚跡”等。“蚂蚁出洞”顾名思义，就象一群离窝蚂蚁那样在地上密密麻麻。“狗脚跡”提得有点艺术，它象几年前“搜狐”网站广告中那只狐狸的脚印，品字形的三点，密集分布。实施的结果，严重妨碍了中耕除草和除虫，导至粮食减产。
第三件是“车子化”。上级领导看到农村大兵团作战时，农民还要肩挑背驮，实在辛苦，而且劳动效率低。一些经过战争年代的领导人，想起当年北方根据地农民用手推车运送粮食浩浩荡荡支援前方的情景，提出人民公社也要用手推车来提高劳动效率，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要求各村各队实现“车子化”，时称“半机械化”，和顺公社要求每户一车。但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对农业机械无所作为，连简单的手推车也不生产，只好靠农村的能工巧匠想办法。农民的车子从车轮、车架到车斗全部用木头，农民还要亲手制造“滚珠轴承”。山脚村所有能作材质的树木都被砍掉，为了找结实的木头做车轴，不惜砍掉开花结果的龙眼树，还发动农家把各自的板材拿来作车斗，我家没有板材，只好拿母亲出嫁时的一只木箱顶数。但是，和顺公社地处水网，两三里路必有河涌，农民挑担走的多是单条石板桥，加上田陌之间都是泥泞土路，木轮车无法通行。上边强令实现一户一车，实在毫无用处，全村的车子除了开现场会摆弄过，后来就弃置在村边，经过几个月日晒雨淋，车子就推不动了。
第四件是“艇子化”。上级领导认为农民插秧整日背脊朝天，劳动负荷实在太大（一些下乡的干部跟农民插了一天秧，第二天竟然起不来），于是提出制造插秧船。不久，一批约一米长、一头尖一斗平的小木船应运而生，船上放些秧苗，人坐在船头，双脚着田，好象坐在一个梯型的木盆，时称“艇子化”。山脚村也造了几十条小木艇给插秧的人用，坐着插秧固然舒服一些，但工效却大大减低。所以，“艇子化”也是上级检查时用一用，现场会一过便废弃了。
对于这种凭主观意志做的错事，群众一直拿来当笑柄。二十多年后，我跟随当年担任过佛山地委书记的杜瑞芝先生工作，他对过去的事有所反思，他说，我们的主观愿望是要为人民的，但我们连自己都搞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却要给人民恩赐一个社会主义，所以工作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不过，大跃进也不是所有领导都在“瞎指挥”，也有想办法为人民做实事的。其中，我们南海县搞电气化就是好例子，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和顺人民公社在山脚村的堤埧上建了一个“红旗人民公社电动排灌站”（和顺公社曾叫红旗公社），使和顺埇以南的十多个村庄有水灌溉，使我家乡千百年来最辛苦的农活——人工提水灌田从此成为历史。山脚村的耕地原来有三分一是单造田，经过农田改造和解决了电动排灌，全部成了双造田。由于全县通了电网，不但解决了农田水利，还为农民解决了生活用电，如照明和粮油加工等。当年南海县曾宣布实现全县“电气化”﹙我想我们南海人说事也夸张了些﹚。南海县是如何实现“电气化”的呢？据说是这样的：经济困难年代，北方一些工矿企业面临“关、停、并、转”，大量的物资要处理，南海县的领导抓住这个机会，用珠江三角洲的食品物资到北方换回大批的机电器材和电线电缆，接上了新丰江水电站的电网，使南海县的工业和农村都用上了电。
现在回头来说一点山脚村“大跃进”的事情。当社会上轰轰烈烈的时候，山脚村也一样轰轰烈烈。中国几十年来什么事都搞群众运动，这除了政治路线所决定，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的领导机关、我们的干部缺少科学精神，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给人民。这里，我从一个村庄的角度去展示农业生产的瞎指挥。
第一件是“深耕改土”。北方的农业专家认为深耕改土可以多产粮食，于是提倡使用“双轮双桦犁”。“双轮双桦犁”是当年全国农具改造的先锋，在华北及中原起到一定的作用，北方土地松软又有大骡大马牵引，在南方别说耕牛拉不动，就是十个壮汉也拉不动这把双轮双桦犁。我们的“深耕改土”只好发动农民用挖壕沟的办法让农田大翻身，当年和顺公社就在“基头何”对出那块农田搞试验，让全公社的农民参观学习，可是从深层翻上来的却是粘土，沒有肥效的粘土破坏了农田的表层。北方种的小米包粟根深杆粗，深耕或许有好处，但岭南的水田稻米，只须十五到二十公分的土层，深耕改土实在没有意义，不但让农民白白折腾了一场，还把好端端的肥田造成了减产。
第二件是插秧要密植。有农业专家说，通过秧苗密植可以大幅提高粮食产量。当年提出的播种方式主要有“蚂蚁出洞”和“狗脚跡”等。“蚂蚁出洞”顾名思义，就象一群离窝蚂蚁那样在地上密密麻麻。“狗脚跡”提得有点艺术，它象几年前“搜狐”网站广告中那只狐狸的脚印，品字形的三点，密集分布。实施的结果，严重妨碍了中耕除草和除虫，导至粮食减产。
第三件是“车子化”。上级领导看到农村大兵团作战时，农民还要肩挑背驮，实在辛苦，而且劳动效率低。一些经过战争年代的领导人，想起当年北方根据地农民用手推车运送粮食浩浩荡荡支援前方的情景，提出人民公社也要用手推车来提高劳动效率，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要求各村各队实现“车子化”，时称“半机械化”，和顺公社要求每户一车。但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对农业机械无所作为，连简单的手推车也不生产，只好靠农村的能工巧匠想办法。农民的车子从车轮、车架到车斗全部用木头，农民还要亲手制造“滚珠轴承”。山脚村所有能作材质的树木都被砍掉，为了找结实的木头做车轴，不惜砍掉开花结果的龙眼树，还发动农家把各自的板材拿来作车斗，我家没有板材，只好拿母亲出嫁时的一只木箱顶数。但是，和顺公社地处水网，两三里路必有河涌，农民挑担走的多是单条石板桥，加上田陌之间都是泥泞土路，木轮车无法通行。上边强令实现一户一车，实在毫无用处，全村的车子除了开现场会摆弄过，后来就弃置在村边，经过几个月日晒雨淋，车子就推不动了。
第四件是“艇子化”。上级领导认为农民插秧整日背脊朝天，劳动负荷实在太大（一些下乡的干部跟农民插了一天秧，第二天竟然起不来），于是提出制造插秧船。不久，一批约一米长、一头尖一斗平的小木船应运而生，船上放些秧苗，人坐在船头，双脚着田，好象坐在一个梯型的木盆，时称“艇子化”。山脚村也造了几十条小木艇给插秧的人用，坐着插秧固然舒服一些，但工效却大大减低。所以，“艇子化”也是上级检查时用一用，现场会一过便废弃了。
对于这种凭主观意志做的错事，群众一直拿来当笑柄。二十多年后，我跟随当年担任过佛山地委书记的杜瑞芝先生工作，他对过去的事有所反思，他说，我们的主观愿望是要为人民的，但我们连自己都搞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却要给人民恩赐一个社会主义，所以工作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不过，大跃进也不是所有领导都在“瞎指挥”，也有想办法为人民做实事的。其中，我们南海县搞电气化就是好例子，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和顺人民公社在山脚村的堤埧上建了一个“红旗人民公社电动排灌站”（和顺公社曾叫红旗公社），使和顺埇以南的十多个村庄有水灌溉，使我家乡千百年来最辛苦的农活——人工提水灌田从此成为历史。山脚村的耕地原来有三分一是单造田，经过农田改造和解决了电动排灌，全部成了双造田。由于全县通了电网，不但解决了农田水利，还为农民解决了生活用电，如照明和粮油加工等。当年南海县曾宣布实现全县“电气化”﹙我想我们南海人说事也夸张了些﹚。南海县是如何实现“电气化”的呢？据说是这样的：经济困难年代，北方一些工矿企业面临“关、停、并、转”，大量的物资要处理，南海县的领导抓住这个机会，用珠江三角洲的食品物资到北方换回大批的机电器材和电线电缆，接上了新丰江水电站的电网，使南海县的工业和农村都用上了电。
在肥料厂的日子
大炼钢铁的队伍解散以后，一些炼过铁的青年被安排到公社农具厂。同我一起在西林村开矿石的同村兄弟多数都回到村里，我不甘心回到村里跟着妇女挑泥，便自告奋勇投奔到公社新办的肥料厂。肥料厂设在金溪墟原来烧石灰的地方，但我被调到金溪北面靠近花县的“万顷洋”挖泥炭土，去挖土的约有三十个人。泥炭土是一种深埋在田野下面的腐植质，挖出来的泥块有点象云南的普耳茶砖，农业专家说，把泥炭土和猪粪搅在一起制成颗粒，是一种很好的有机肥。
在“万顷洋”挖了半个月，虽说当了肥料厂的工人，但远不如在西林村打石放炮快乐。动摇我思想的并不是劳动的辛苦，而是万顷洋这支挖泥队伍。经过十多天的了解，又从领队对劳动者的大声苛斥中，知道这个队伍有不少人是各村送来改造的“不满分子”，也有几名地主富农的子弟。满腔热情报名到肥料厂的我，竟然“误入歧途”，我实在没有想到万顷洋这个队伍带有“改造”的成份。我没有看不起这群劳动者的意思，但我认定这个地方对我不利。不久我又知道，带领这个队伍的一位和顺村的转业军人，因为非礼妇女，被单位处分后下放到“万顷洋”来。我知道要离开这个地方并不容易，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中，如果擅自回家将得不到任何食物分配，我感到孤立无助，也感到没有父兄、没有强势家庭的悲凉。
万顷洋的挖泥队伍虽然各怀心事，但多数还是善良的农民，日子久了大家还是有说有笑的。一个比我大十多岁的青年经常给我帮助和指点，这个青年农民叫姚文，是大文教村人，解放前曾在南海县石门中学读过书，与我们村的李德才是同学，他后悔没有跟其它同学一起去投奔解放军，以至在家乡成为地主仔。在万顷洋那段日子，使我领略到弱小在强者面前所受到的压抑，万顷洋这三十多人的队伍，每到吃饭，大家围成十人一桌（其实没有桌，个个蹲在地上围成一圈），打饭盛莱，毫无礼让可言，开头一阵子我几乎每天都吃不饱。后来姚文老哥指点我，说我们吃饭的大碗，强壮劳动者最少两碗才够饱，而象我这样的少年，力气不大，一碗半就够了。他建议我吃饭时，开头先盛半碗，吃完半碗很快就抡先第二轮，在第二次打饭时，才把饭碗盛得满满的，这样就可以慢慢吃饱。他还叮嘱我，吃饭时不要和别人说话，因为有些人专门在吃饭时说笑话，让别人笑得捧腹喷饭时他就大口大口地吃莱。我在后来的人生经历中，参加过不少“人海战术”的生产劳动，吃过不少“田头饭”，姚文的经验使我受益不浅。
万顷洋的劳动强度很大，不满十五岁的我实在吃不消，幸好我自小放牛，还会游泳，也略略懂得划船，不久领队便派我跟船队运泥，工作主要是帮船家划船，如有搁浅就下水去推。运泥一个多月，我学会了划动双桨，还学会掌舵和摇橹，在湾湾曲曲的河埇里行驶。
一九五九年春天，我回到山脚村过春节，想不到这个春节竟是我人生重要的转机。山脚村有一间民办小学，执教的是本村自学成材的李礼桓先生，因为他要调往公办小学工作，丢下十多个小朋友没人管，山脚村的领导要我接管这帮入不了正规学校的孩子。谁知回到万顷洋，领队不但不让我走，还说我影响军心。我当时不知那里来的勇气，同领队大闹了一场，说我还未满十五岁，是个未成年人，凭什么要我在这里当童工，陪你们在这里改造，“改造”两字太敏感了，这位领队本来也是铿锵铁汉，只因调戏妇女才被人弄到万顷洋来的。两个敏感的字眼令他的气势有所低落，最后他说没有权放我走，叫我到金溪墟找厂长。我到金溪找到厂长，厂长一面的和颜悦色，夸我年纪小有志气，鼓励我好好干将来一定有前途。厂长也许是好意，也许是怕我走了影响万顷洋的队伍，总之不放我走就是了。从金溪墟回万顷洋的路上，我一路思量着怎么办，因为有山脚村收留，心里有点底，大不了不要工棚里的旧棉被，只身逃跑回去。走到万顷洋的住处，领队和工友正在几百米外的深坑挖泥，此时我当机立断，马上收拾行李离开。那天正是姚文轮值做饭，与他话别时，我不能要求他不向上级报告，因为他明知我走而不告发，有包庇之嫌，但我希望他让我离开人们的视线之后才去报告，这样，即使有人追赶也不容易追上。人生天地间有时也很窄小，兜兜转转过了三十年，我在南海县石门中学校庆活动中再见到姚文，此时他已经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原来当年投奔革命的几个石门中学同学，退休后泛起一阵念旧情怀，专门派车到大文教村接他出来聚会。
大炼钢铁的队伍解散以后，一些炼过铁的青年被安排到公社农具厂。同我一起在西林村开矿石的同村兄弟多数都回到村里，我不甘心回到村里跟着妇女挑泥，便自告奋勇投奔到公社新办的肥料厂。肥料厂设在金溪墟原来烧石灰的地方，但我被调到金溪北面靠近花县的“万顷洋”挖泥炭土，去挖土的约有三十个人。泥炭土是一种深埋在田野下面的腐植质，挖出来的泥块有点象云南的普耳茶砖，农业专家说，把泥炭土和猪粪搅在一起制成颗粒，是一种很好的有机肥。
在“万顷洋”挖了半个月，虽说当了肥料厂的工人，但远不如在西林村打石放炮快乐。动摇我思想的并不是劳动的辛苦，而是万顷洋这支挖泥队伍。经过十多天的了解，又从领队对劳动者的大声苛斥中，知道这个队伍有不少人是各村送来改造的“不满分子”，也有几名地主富农的子弟。满腔热情报名到肥料厂的我，竟然“误入歧途”，我实在没有想到万顷洋这个队伍带有“改造”的成份。我没有看不起这群劳动者的意思，但我认定这个地方对我不利。不久我又知道，带领这个队伍的一位和顺村的转业军人，因为非礼妇女，被单位处分后下放到“万顷洋”来。我知道要离开这个地方并不容易，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中，如果擅自回家将得不到任何食物分配，我感到孤立无助，也感到没有父兄、没有强势家庭的悲凉。
万顷洋的挖泥队伍虽然各怀心事，但多数还是善良的农民，日子久了大家还是有说有笑的。一个比我大十多岁的青年经常给我帮助和指点，这个青年农民叫姚文，是大文教村人，解放前曾在南海县石门中学读过书，与我们村的李德才是同学，他后悔没有跟其它同学一起去投奔解放军，以至在家乡成为地主仔。在万顷洋那段日子，使我领略到弱小在强者面前所受到的压抑，万顷洋这三十多人的队伍，每到吃饭，大家围成十人一桌（其实没有桌，个个蹲在地上围成一圈），打饭盛莱，毫无礼让可言，开头一阵子我几乎每天都吃不饱。后来姚文老哥指点我，说我们吃饭的大碗，强壮劳动者最少两碗才够饱，而象我这样的少年，力气不大，一碗半就够了。他建议我吃饭时，开头先盛半碗，吃完半碗很快就抡先第二轮，在第二次打饭时，才把饭碗盛得满满的，这样就可以慢慢吃饱。他还叮嘱我，吃饭时不要和别人说话，因为有些人专门在吃饭时说笑话，让别人笑得捧腹喷饭时他就大口大口地吃莱。我在后来的人生经历中，参加过不少“人海战术”的生产劳动，吃过不少“田头饭”，姚文的经验使我受益不浅。
万顷洋的劳动强度很大，不满十五岁的我实在吃不消，幸好我自小放牛，还会游泳，也略略懂得划船，不久领队便派我跟船队运泥，工作主要是帮船家划船，如有搁浅就下水去推。运泥一个多月，我学会了划动双桨，还学会掌舵和摇橹，在湾湾曲曲的河埇里行驶。
一九五九年春天，我回到山脚村过春节，想不到这个春节竟是我人生重要的转机。山脚村有一间民办小学，执教的是本村自学成材的李礼桓先生，因为他要调往公办小学工作，丢下十多个小朋友没人管，山脚村的领导要我接管这帮入不了正规学校的孩子。谁知回到万顷洋，领队不但不让我走，还说我影响军心。我当时不知那里来的勇气，同领队大闹了一场，说我还未满十五岁，是个未成年人，凭什么要我在这里当童工，陪你们在这里改造，“改造”两字太敏感了，这位领队本来也是铿锵铁汉，只因调戏妇女才被人弄到万顷洋来的。两个敏感的字眼令他的气势有所低落，最后他说没有权放我走，叫我到金溪墟找厂长。我到金溪找到厂长，厂长一面的和颜悦色，夸我年纪小有志气，鼓励我好好干将来一定有前途。厂长也许是好意，也许是怕我走了影响万顷洋的队伍，总之不放我走就是了。从金溪墟回万顷洋的路上，我一路思量着怎么办，因为有山脚村收留，心里有点底，大不了不要工棚里的旧棉被，只身逃跑回去。走到万顷洋的住处，领队和工友正在几百米外的深坑挖泥，此时我当机立断，马上收拾行李离开。那天正是姚文轮值做饭，与他话别时，我不能要求他不向上级报告，因为他明知我走而不告发，有包庇之嫌，但我希望他让我离开人们的视线之后才去报告，这样，即使有人追赶也不容易追上。人生天地间有时也很窄小，兜兜转转过了三十年，我在南海县石门中学校庆活动中再见到姚文，此时他已经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原来当年投奔革命的几个石门中学同学，退休后泛起一阵念旧情怀，专门派车到大文教村接他出来聚会。
我在民办小学
我离开山脚村参加大炼钢铁和挖泥炭土前后四个月，回到村里，使我这个掘泥的孩子换了一份斯文的工作——当民办小学教师。
大跃进时期的人民公社既是个基层政权，又是个福利社会，尽管当年的经济总量很低，福利也很微薄，但却样样俱全。如儿童保育方面就有托儿所、幼稚园，还有民办小学；卫生方面就有卫生员和接生站；服务方面还有缝衣组和理发室等等。
中国农村的教育历来薄弱，解放前的乡村学校虽然叫“国民小学”，但其办学的经费多来自乡村自筹。解放后政府出资办学，但幅盖不大，只有中心村镇才有学校。合作化特别是人民公社以后，提倡普及小学教育，在一些比较大的村庄设立民办学校，师资和办学费用则由乡村自己筹措。山脚村民办学校第一任老师是本村自学成材的李礼桓，他排行第六，童年长得细小，村人叫他“细六”，几十年来很多村民只知“细六”而不知李礼桓，我对他很敬重，一向称他“六叔”， 我长大后，特别是读了大学，他就叫我“侄哥”。因为他曾经是我儿时的偶象，所以我要在这里扯开主题说一说他。
李礼桓先生长我八岁，出身极贫，童年时还要过饭，他不但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严格来说还未正式读过一天的书。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期，山脚村有一处“蒙馆”，请了一个叫吴省三的外乡人当老师，李礼桓偶然跟族中小朋友到书馆旁听，连书本都没有，他却能背诵《幼学琼林》和《千字文》，可谓无师自通。他喜欢听人谈古论今，进入青年之后竟能看章回小说。他以偶然旁听这种学历，成年后居然能阅读长篇小说《封神榜》、《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公案小说以及《红楼梦》等等，其阅读范围，其领悟能力，在当年的山脚村可说无出其右。他时常出语惊人，语句词章常引演义之书。李礼桓解放前生于极贫之家，刚解放其兄长就参加了解放军，他的家庭成了新政权的依靠时象，但他天生叛逆，竟然看不起文化不高的村干部，常与干部唱反调，只因他有极红的阶级成份，当权者对他也无可奈何。合作化后村里安排他当民办教师，凭他的学识和能言善道，教学得心应手，没到两年时间上级便提拔他为公办教师，从赚工分走进了赚工资的队伍，我少年时代很羡慕他，也很崇拜他。想不到这一提拔不但没有发挥他的作用，反而让这个无学历无文凭的人，在知识分子堆里难以自容，李礼桓自尊心很强，在公办小学不到一年便“知难而退”，回到村里种田。不久，他弃农经商，跑到城里做小生意，曾被城里当作“外流”人口收容，还受到家乡地方政府的处罚。此后他索性走得更远，不但离开家乡，而且还自我脱离人民公社体制，不要户口四次流荡，成为社会上的自由人。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稍及其身，都因为他解放前“苦大仇深”而安然无事。他脱离体制当自由人的第一份工作令人匪夷所思，因为当年做任何行业都有组织管，他不想人管，便选择了千人万人都不愿意干的工作——到城乡大小公共厕所打捞“屎虫”。“屎虫”学名叫做粪蛆，这东西可以配制中药，知道这东西用途的人不多，即使有人知道，这种脏活也是没人愿意干的。试想，一撮撮粪蛆在粪池蠕动，别说去打捞，就是看看也让人恶心。李礼桓就选择这种千百人都不愿意干的事业，方横几十里就他一人，不用依靠什么单位，也不用归谁领导。
打捞屎虫的工作只能在天气好的日子进行，如果天气不好晒不干不但发臭，还影响质量。李礼桓的屎虫事业与中药行业有点相辅相成，这东西没有不行，多了也卖不起价，他掌握了这个独门生意，也知道有个供求规律，便常常要药房或药厂下定单才开工。当年他告诉过我，捞一天屎虫，大约可赚十元钱，当年有不少农民两个月也赚不到十元钱呀！一年选择三分之一的好天气开工，他的年收入就有一千多元，超过了中等技术人员或机关科长的工资。李礼桓捞屎虫的工作一直干到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后他仍然站到主流社会之外，这时他不捞屎虫了，转行去捡垃圾，这又是一件在家乡人看来同当乞丐差不多的事。开始时是骑着自行车后边挂两只大竹箩框，行走墟场镇集，他告诉我有一次守候一个露天会场，散会时人们用来垫坐的旧报纸、旧杂志就装了满满一框。不久，他的垃圾事业提高了档次，从捡拾垃圾发展到收购垃圾，开辟了一个晒场请工人进行分类，使这些没有用的零星废物，经过分类变成了可用物资。后来乡镇工业大发展，工厂垃圾百倍增加，李礼桓的垃圾事业也大有发展。上世纪末我参观过他的垃圾场，里边的东西已不再是又脏又臭的废品，而是工厂清理出来的各种下脚料，这些东西只要稍加处理就能变废为宝。李礼桓最终从垃圾事业发家致富，在官窑镇建了大屋，买了汽车。
我曾想李礼桓先生如果生于小康之家，接受良好教育，他可能有大成就，但转念他性格乖张，恃才傲物，也难容于主流社会。学问越高深，反叛性越大，这是中国某些知识分子的悲剧。造物主有时也公平，知其心志，安排他经苦历难，从而保存他的自由与生命。
我之能当民办小学教师全得李礼垣先生的推荐，他在上调公办小学时向村干部推荐了我。当年农村的民办小学只开小学一、二、三年级，叫做初小，学生读完初小有能力的就转到中心小学继续读书。山脚村的学校有十五、六个孩子，这些小孩的年龄在七岁至十岁之间。到我教他们的时候，只有一、二两个年级。教这些孩子要开课四门，一是语文，二是算术，三是音乐，四是图画。语文教的是“人、口、刀、牛、羊”，大一点的学生就教短文或造句，算术学的是阿拉伯字和简单的加减乘除，有现成的“九因歌”可教可念，但图画和音乐我不会，就不上这两门课了。当然，我对音律也并非一窍不通，我会点广东音乐，识弹秦琴，也会唱些粤曲，但小孩的音乐是要从“简谱”教起的，我不懂“五线谱”，连“简谱”也不会。不过，我还是利用我小小的专长每天给孩子们上一堂讲故事的课。那时候我还不懂《安徒生童话》，也不知道“白雪公主”与“灰姑娘”，我给学生讲的是刚从小人书那里得来的《东廓先生和狼》、《农夫和蛇》、《狐狸与乌鸦》这些故事。偶尔有感而发，给孩子们讲《白蛇传》里的《许仕林祭塔》和《水漫金山寺》。我发现，孩子们听民间故事时比听童话故事凝重、认真得多，可见小孩子是可以听懂比较高深而且带有哲理的故事的。
教孩子们读书的过程，也是我自己读书的过程，我只有小学的根底。当年乡村小学生除了课本，很难读到其他的书，因为书本有“半夜鸡叫”的课文，我才从班主任那里借过一本《高玉宝》，这算是我小学阶段唯一看过的现代小说。离开小学，经常听人讲故事，也看过很多小人书，中国的一些名著我都是先看小人书后来才看正本的。有了小人书的阅读基础，我逐步看了不少解放前出版的章回小说，如“我是山人”著的《洪熙官大闹娥眉山》、《方世玉打擂台》以及“衬叔”著的《鬼才伦文叙》等等。随着阅读能力的提高，我还看过《今古奇观》和一些公案小说。我对故事记忆较深，常常读后能讲，一次我看了一本《红楼梦》的“小人书”，书名叫做《晴雯补裘》，看后还兴致勃勃讲给小朋友听，被村民李岳棠发现，说我小学生竟然讲“红楼”，真是莫大的误会。我后来能读上中山大学的语言文学系，实在要拜托那个年代小人书给我打下的基础，我对古代汉语及文言的认识，也有赖我少年时代读过的市井章回小说，因为旧时代的章回小说词语之间有很多文言及文言虚词，开始看不懂，看多了就慢慢知道意思了。
民办小学设在中医李少初先生的私宅，因为我在村里居无定所，晚上就住在学校。民办小学有小小的公共开支，如文具、煤油及油灯，还有一份几天才出一次的《南海农民报》。这些东西，给我教学和自学提供了有利条件，起码我夜里能够写字和看书。我读小学时写字基本用毛笔，因此我的书桌都放着笔和砚，每日都有机会磨墨写字，养成我能写一手整齐的小楷。
我离开山脚村参加大炼钢铁和挖泥炭土前后四个月，回到村里，使我这个掘泥的孩子换了一份斯文的工作——当民办小学教师。
大跃进时期的人民公社既是个基层政权，又是个福利社会，尽管当年的经济总量很低，福利也很微薄，但却样样俱全。如儿童保育方面就有托儿所、幼稚园，还有民办小学；卫生方面就有卫生员和接生站；服务方面还有缝衣组和理发室等等。
中国农村的教育历来薄弱，解放前的乡村学校虽然叫“国民小学”，但其办学的经费多来自乡村自筹。解放后政府出资办学，但幅盖不大，只有中心村镇才有学校。合作化特别是人民公社以后，提倡普及小学教育，在一些比较大的村庄设立民办学校，师资和办学费用则由乡村自己筹措。山脚村民办学校第一任老师是本村自学成材的李礼桓，他排行第六，童年长得细小，村人叫他“细六”，几十年来很多村民只知“细六”而不知李礼桓，我对他很敬重，一向称他“六叔”， 我长大后，特别是读了大学，他就叫我“侄哥”。因为他曾经是我儿时的偶象，所以我要在这里扯开主题说一说他。
李礼桓先生长我八岁，出身极贫，童年时还要过饭，他不但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严格来说还未正式读过一天的书。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期，山脚村有一处“蒙馆”，请了一个叫吴省三的外乡人当老师，李礼桓偶然跟族中小朋友到书馆旁听，连书本都没有，他却能背诵《幼学琼林》和《千字文》，可谓无师自通。他喜欢听人谈古论今，进入青年之后竟能看章回小说。他以偶然旁听这种学历，成年后居然能阅读长篇小说《封神榜》、《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公案小说以及《红楼梦》等等，其阅读范围，其领悟能力，在当年的山脚村可说无出其右。他时常出语惊人，语句词章常引演义之书。李礼桓解放前生于极贫之家，刚解放其兄长就参加了解放军，他的家庭成了新政权的依靠时象，但他天生叛逆，竟然看不起文化不高的村干部，常与干部唱反调，只因他有极红的阶级成份，当权者对他也无可奈何。合作化后村里安排他当民办教师，凭他的学识和能言善道，教学得心应手，没到两年时间上级便提拔他为公办教师，从赚工分走进了赚工资的队伍，我少年时代很羡慕他，也很崇拜他。想不到这一提拔不但没有发挥他的作用，反而让这个无学历无文凭的人，在知识分子堆里难以自容，李礼桓自尊心很强，在公办小学不到一年便“知难而退”，回到村里种田。不久，他弃农经商，跑到城里做小生意，曾被城里当作“外流”人口收容，还受到家乡地方政府的处罚。此后他索性走得更远，不但离开家乡，而且还自我脱离人民公社体制，不要户口四次流荡，成为社会上的自由人。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稍及其身，都因为他解放前“苦大仇深”而安然无事。他脱离体制当自由人的第一份工作令人匪夷所思，因为当年做任何行业都有组织管，他不想人管，便选择了千人万人都不愿意干的工作——到城乡大小公共厕所打捞“屎虫”。“屎虫”学名叫做粪蛆，这东西可以配制中药，知道这东西用途的人不多，即使有人知道，这种脏活也是没人愿意干的。试想，一撮撮粪蛆在粪池蠕动，别说去打捞，就是看看也让人恶心。李礼桓就选择这种千百人都不愿意干的事业，方横几十里就他一人，不用依靠什么单位，也不用归谁领导。
打捞屎虫的工作只能在天气好的日子进行，如果天气不好晒不干不但发臭，还影响质量。李礼桓的屎虫事业与中药行业有点相辅相成，这东西没有不行，多了也卖不起价，他掌握了这个独门生意，也知道有个供求规律，便常常要药房或药厂下定单才开工。当年他告诉过我，捞一天屎虫，大约可赚十元钱，当年有不少农民两个月也赚不到十元钱呀！一年选择三分之一的好天气开工，他的年收入就有一千多元，超过了中等技术人员或机关科长的工资。李礼桓捞屎虫的工作一直干到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后他仍然站到主流社会之外，这时他不捞屎虫了，转行去捡垃圾，这又是一件在家乡人看来同当乞丐差不多的事。开始时是骑着自行车后边挂两只大竹箩框，行走墟场镇集，他告诉我有一次守候一个露天会场，散会时人们用来垫坐的旧报纸、旧杂志就装了满满一框。不久，他的垃圾事业提高了档次，从捡拾垃圾发展到收购垃圾，开辟了一个晒场请工人进行分类，使这些没有用的零星废物，经过分类变成了可用物资。后来乡镇工业大发展，工厂垃圾百倍增加，李礼桓的垃圾事业也大有发展。上世纪末我参观过他的垃圾场，里边的东西已不再是又脏又臭的废品，而是工厂清理出来的各种下脚料，这些东西只要稍加处理就能变废为宝。李礼桓最终从垃圾事业发家致富，在官窑镇建了大屋，买了汽车。
我曾想李礼桓先生如果生于小康之家，接受良好教育，他可能有大成就，但转念他性格乖张，恃才傲物，也难容于主流社会。学问越高深，反叛性越大，这是中国某些知识分子的悲剧。造物主有时也公平，知其心志，安排他经苦历难，从而保存他的自由与生命。
我之能当民办小学教师全得李礼垣先生的推荐，他在上调公办小学时向村干部推荐了我。当年农村的民办小学只开小学一、二、三年级，叫做初小，学生读完初小有能力的就转到中心小学继续读书。山脚村的学校有十五、六个孩子，这些小孩的年龄在七岁至十岁之间。到我教他们的时候，只有一、二两个年级。教这些孩子要开课四门，一是语文，二是算术，三是音乐，四是图画。语文教的是“人、口、刀、牛、羊”，大一点的学生就教短文或造句，算术学的是阿拉伯字和简单的加减乘除，有现成的“九因歌”可教可念，但图画和音乐我不会，就不上这两门课了。当然，我对音律也并非一窍不通，我会点广东音乐，识弹秦琴，也会唱些粤曲，但小孩的音乐是要从“简谱”教起的，我不懂“五线谱”，连“简谱”也不会。不过，我还是利用我小小的专长每天给孩子们上一堂讲故事的课。那时候我还不懂《安徒生童话》，也不知道“白雪公主”与“灰姑娘”，我给学生讲的是刚从小人书那里得来的《东廓先生和狼》、《农夫和蛇》、《狐狸与乌鸦》这些故事。偶尔有感而发，给孩子们讲《白蛇传》里的《许仕林祭塔》和《水漫金山寺》。我发现，孩子们听民间故事时比听童话故事凝重、认真得多，可见小孩子是可以听懂比较高深而且带有哲理的故事的。
教孩子们读书的过程，也是我自己读书的过程，我只有小学的根底。当年乡村小学生除了课本，很难读到其他的书，因为书本有“半夜鸡叫”的课文，我才从班主任那里借过一本《高玉宝》，这算是我小学阶段唯一看过的现代小说。离开小学，经常听人讲故事，也看过很多小人书，中国的一些名著我都是先看小人书后来才看正本的。有了小人书的阅读基础，我逐步看了不少解放前出版的章回小说，如“我是山人”著的《洪熙官大闹娥眉山》、《方世玉打擂台》以及“衬叔”著的《鬼才伦文叙》等等。随着阅读能力的提高，我还看过《今古奇观》和一些公案小说。我对故事记忆较深，常常读后能讲，一次我看了一本《红楼梦》的“小人书”，书名叫做《晴雯补裘》，看后还兴致勃勃讲给小朋友听，被村民李岳棠发现，说我小学生竟然讲“红楼”，真是莫大的误会。我后来能读上中山大学的语言文学系，实在要拜托那个年代小人书给我打下的基础，我对古代汉语及文言的认识，也有赖我少年时代读过的市井章回小说，因为旧时代的章回小说词语之间有很多文言及文言虚词，开始看不懂，看多了就慢慢知道意思了。
民办小学设在中医李少初先生的私宅，因为我在村里居无定所，晚上就住在学校。民办小学有小小的公共开支，如文具、煤油及油灯，还有一份几天才出一次的《南海农民报》。这些东西，给我教学和自学提供了有利条件，起码我夜里能够写字和看书。我读小学时写字基本用毛笔，因此我的书桌都放着笔和砚，每日都有机会磨墨写字，养成我能写一手整齐的小楷。
十五岁为人师表加快了我的成熟，钢铁厂和肥料厂时期有点野性和讲粗话的少年被迫收敛了许多。在民办小学，村干部管我的行为表现，而鹤暖岗小学则管我的业务。我每个月都有两趟到公办小学观摩和听课，这些活动不但增长我的知识，而且还让我同公办老师有较多的接触。全公社的公办、民办教师数我年龄最小，而学历则未必最低，在当年乡村教师当中，未上过中学的人也不少，连基本未上过学的李礼桓先生也因教民办小学表现良好而被提升教公办。乡间一些语文老教师，早年读过几年蒙馆就出来社会工作，失业后回乡教“子曰”，解放后农村师资缺乏，一些公办小学便吸收这些“乡儒”教语文。城乡交汇的农民多少带些市井习气，有些农民自己没有知识，却看不起乡村教师，还尖酸刻薄把乡村教师称为“无实学”，又说“唔穷唔教学，唔饿唔抓镬”。所以，我能当民办教师实在不是有什么能耐，而是很多有为青年都不稀罕。
面对原来的老师和前辈，我觉得自己永远是个学生，我并没有打算同他们平起平坐，所以我没有李礼桓先生那样的自卑感。小学的老师们对我很好，特别是那些从师范出来的青年教师，当他们了解到我的家境和经历，都劝我找机会再读点书。
解放以后，农民要离开农村走向社会比较困难，除了土改、合作化运动和“大跃进”年代，有少数青年农民进入了干部、职工的队伍，平常的岁月，农村人要离开土地就只有通过当兵或读书了。当兵的出路不是人人都可以选择的，当年参军的政治条件比较严格，只有“苗红根正”的人才可以参加解放军。我只能靠读书。我想，如果能读上中学或师范，毕业后当个农村教师就不会被人叫“无实学”了。年轻的师范生告诉我，读师范不用钱，读普通中学，穷学生也会得到政府的补助。在几个年轻老师的鼓励下，我不露声色地做报考中学的准备。但是，象我这样的“社会青年”，报考中学除了经济因素，还要面临更大的难题，因为我不是应届毕业生，在人口管理非常严格的中国，我报考中学必须经过行政渠道推荐，就是要有生产大队批准才行。我当民办教师才几个月，加上难以找人接替，村干部和生产大队是不会同意的。幸好鹤暖岗小学的老师支持我，帮我混在应届毕业生中报考，考上了生产大队准不准再说，考不上就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中国人对考试很认真，因为中国历史上考试是读书人取得功名改变人生的重要途径，我少年时代虽然早已没有科举，但能考上县立中学，就等于旧时代县学的“童生”。但是，当年乡村的公办中学很少，平均每个公社摊不上一间，家乡普通小学的毕业生能考上初中的不足二成，多数人名落孙山。为了增加胜算，我偷偷回到鹤暖岗小学参加毕业班的复习补课。复习补课并不是重温学过的课文，而是反复地进行各种模拟考试以及猜估试题，特别是当年政治风云多变，政治口号年年更新，如果不及时了解社会信息，政治考试就不能有高分。幸好我有半个月跟应届生一起复习，要不然，再熟悉多少公案小说，对考试都意义不大。
一九五九年八月中旬，我收到南海县麻奢中学的入学通知书。
面对原来的老师和前辈，我觉得自己永远是个学生，我并没有打算同他们平起平坐，所以我没有李礼桓先生那样的自卑感。小学的老师们对我很好，特别是那些从师范出来的青年教师，当他们了解到我的家境和经历，都劝我找机会再读点书。
解放以后，农民要离开农村走向社会比较困难，除了土改、合作化运动和“大跃进”年代，有少数青年农民进入了干部、职工的队伍，平常的岁月，农村人要离开土地就只有通过当兵或读书了。当兵的出路不是人人都可以选择的，当年参军的政治条件比较严格，只有“苗红根正”的人才可以参加解放军。我只能靠读书。我想，如果能读上中学或师范，毕业后当个农村教师就不会被人叫“无实学”了。年轻的师范生告诉我，读师范不用钱，读普通中学，穷学生也会得到政府的补助。在几个年轻老师的鼓励下，我不露声色地做报考中学的准备。但是，象我这样的“社会青年”，报考中学除了经济因素，还要面临更大的难题，因为我不是应届毕业生，在人口管理非常严格的中国，我报考中学必须经过行政渠道推荐，就是要有生产大队批准才行。我当民办教师才几个月，加上难以找人接替，村干部和生产大队是不会同意的。幸好鹤暖岗小学的老师支持我，帮我混在应届毕业生中报考，考上了生产大队准不准再说，考不上就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中国人对考试很认真，因为中国历史上考试是读书人取得功名改变人生的重要途径，我少年时代虽然早已没有科举，但能考上县立中学，就等于旧时代县学的“童生”。但是，当年乡村的公办中学很少，平均每个公社摊不上一间，家乡普通小学的毕业生能考上初中的不足二成，多数人名落孙山。为了增加胜算，我偷偷回到鹤暖岗小学参加毕业班的复习补课。复习补课并不是重温学过的课文，而是反复地进行各种模拟考试以及猜估试题，特别是当年政治风云多变，政治口号年年更新，如果不及时了解社会信息，政治考试就不能有高分。幸好我有半个月跟应届生一起复习，要不然，再熟悉多少公案小说，对考试都意义不大。
一九五九年八月中旬，我收到南海县麻奢中学的入学通知书。
回忆录已发了三章，是为走过六十年的第一部，名曰乡情。多谢众人关心点击，更多谢投入兄弟一路跟进和点评。在下要远行，回忆录就暂停了。到了大洋彼岸，若有闲睱，当再续前文。第二部书名曰读书。有一事请教版主及各位，日后的续集是一直跟下去呢还是每部另立门户？一直跟下去可以首尾连贯，但太长，不便阅读。分部发贴则方便阅读，但部与部之间就断节了。请赐教。
下边将全书之后记奉上。
后记
中国古代没有出版社，读书人的文章，基本是以手抄本留传下来的，经过漫长的岁月，很多文本便消失了，以至古代不少文人只留下文名而留不下著作。自从发明了印刷术，读书人的书便可以批量印刷出来。古时候印书，多数不会拿到市场去卖﹙故旧书例外﹚，主要用来送给亲朋友好。书友之间送文章，是文人的雅兴，木刻印刷三几百本就够了。然而，印几百本书，却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儒林外史》有不少关于印书的故事，刻印一本诗集，动辄要花百多两白银，而当年一个私塾先生一年的收入才二、三十两，所以大多数读书人都付不起印书的钱。
现代出版业始于清末，主要是因为报业的兴起，随后便有了印书馆和出版社。令后人惊讶的是，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思想非常自由活跃，他们可以随意成立诗社、组织文学团体，把所想所见写成文章，或出书或办报，政府好象不知道什么叫做文章尺度，也没有什么新闻检查。不过，那个时代的文坛，只是上层人士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从少年儿童走过来，一直仰视着为数不多的作家，他们一旦有了一本著作，便进入到“一本书主义”的俱乐部（作协）。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走富贵之路逐渐宽广了，普通的著书立说已经不能表现功成名就，况且从不写文章的人，只要他事业有成，便有人替他写传记或写他发达的文章。
正所谓“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这边厢少了一些专业“爬格”仔，那边又多了一批业余写作的老同志，如今令书坛“洛阳纸贵”的一个因素，就是众多离退休干部写回忆录。有人回顾自已大半生的奋斗历程，写出宏篇巨作；有人把工作期间写过的文章、工作报告集结起来，汇编成大部头。职位高的人有秘书和“工作人员”帮着整理，多数人则自编自写。我退休以后，收过十多本前辈或同辈人的著作，对于他们能静下心来思考国事、家事，很是钦佩。不管职位高低，大家都想把人生的亮点显示出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和思想感情，但凡得意之事都会津津乐道，失意或错事便躲躲闪闪，这是人之常情。
时下出书有“上架”和不上架之分，“上架”就是可以摆到新华书店出售，图书馆给你收藏，有影响的可以进“作协”。但是，出书要上“架”，必须经过出版社，而出版社除了审查内容，还要作者注册买书号，一本书的注册书号动辄一二万元，离退休干部多数都不想花这个冤枉钱。老干部写的书，除了某些触及政治内幕、述说历史事件之外，很多都不为社会所关注，即便由官方出版社出版也不畅销。因而，不少老干部出书都不上架，人们私自印好了，就分送同道和朋友，常常利用同乡会、同学会或单位的雅聚，互送文章，不意之间继承了古代读书人以文会友的遗风。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电脑网络的兴起，世间出现了很多电脑“博客”，不知道最新的词典是否有“博客”的解释，我想“博客”就是用电脑写文章又在电脑网站发表的人。在网络写文章与出书不同，时兴的网络文章一旦出现，数日之内读者就成千上万。我写过一些怀旧文章，自念跟不上时代潮流，姑且放在女儿的休闲网上试探，居然有几千人看过。由此，对我产生了深刻启发。时下一些退休老人写书，通常只印几百本多至一千本，还要辛辛苦苦地送人“雅正”，充其量只有几百人看过，不多久废纸收购站便堆满了老人们的作品。所以，时兴的玩意儿应该是上网，不管你是鸿篇巨制，还是应时小品，在茫茫的网海里总会有人与你同声同气。不过，象我们这样的“花甲老人”，思想和语言都跟不上潮流，我们的文章多属冷门，因而别奢望成为热点。
穗南山客
二零零九年夏天
下边将全书之后记奉上。
后记
中国古代没有出版社，读书人的文章，基本是以手抄本留传下来的，经过漫长的岁月，很多文本便消失了，以至古代不少文人只留下文名而留不下著作。自从发明了印刷术，读书人的书便可以批量印刷出来。古时候印书，多数不会拿到市场去卖﹙故旧书例外﹚，主要用来送给亲朋友好。书友之间送文章，是文人的雅兴，木刻印刷三几百本就够了。然而，印几百本书，却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儒林外史》有不少关于印书的故事，刻印一本诗集，动辄要花百多两白银，而当年一个私塾先生一年的收入才二、三十两，所以大多数读书人都付不起印书的钱。
现代出版业始于清末，主要是因为报业的兴起，随后便有了印书馆和出版社。令后人惊讶的是，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思想非常自由活跃，他们可以随意成立诗社、组织文学团体，把所想所见写成文章，或出书或办报，政府好象不知道什么叫做文章尺度，也没有什么新闻检查。不过，那个时代的文坛，只是上层人士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从少年儿童走过来，一直仰视着为数不多的作家，他们一旦有了一本著作，便进入到“一本书主义”的俱乐部（作协）。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走富贵之路逐渐宽广了，普通的著书立说已经不能表现功成名就，况且从不写文章的人，只要他事业有成，便有人替他写传记或写他发达的文章。
正所谓“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这边厢少了一些专业“爬格”仔，那边又多了一批业余写作的老同志，如今令书坛“洛阳纸贵”的一个因素，就是众多离退休干部写回忆录。有人回顾自已大半生的奋斗历程，写出宏篇巨作；有人把工作期间写过的文章、工作报告集结起来，汇编成大部头。职位高的人有秘书和“工作人员”帮着整理，多数人则自编自写。我退休以后，收过十多本前辈或同辈人的著作，对于他们能静下心来思考国事、家事，很是钦佩。不管职位高低，大家都想把人生的亮点显示出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和思想感情，但凡得意之事都会津津乐道，失意或错事便躲躲闪闪，这是人之常情。
时下出书有“上架”和不上架之分，“上架”就是可以摆到新华书店出售，图书馆给你收藏，有影响的可以进“作协”。但是，出书要上“架”，必须经过出版社，而出版社除了审查内容，还要作者注册买书号，一本书的注册书号动辄一二万元，离退休干部多数都不想花这个冤枉钱。老干部写的书，除了某些触及政治内幕、述说历史事件之外，很多都不为社会所关注，即便由官方出版社出版也不畅销。因而，不少老干部出书都不上架，人们私自印好了，就分送同道和朋友，常常利用同乡会、同学会或单位的雅聚，互送文章，不意之间继承了古代读书人以文会友的遗风。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电脑网络的兴起，世间出现了很多电脑“博客”，不知道最新的词典是否有“博客”的解释，我想“博客”就是用电脑写文章又在电脑网站发表的人。在网络写文章与出书不同，时兴的网络文章一旦出现，数日之内读者就成千上万。我写过一些怀旧文章，自念跟不上时代潮流，姑且放在女儿的休闲网上试探，居然有几千人看过。由此，对我产生了深刻启发。时下一些退休老人写书，通常只印几百本多至一千本，还要辛辛苦苦地送人“雅正”，充其量只有几百人看过，不多久废纸收购站便堆满了老人们的作品。所以，时兴的玩意儿应该是上网，不管你是鸿篇巨制，还是应时小品，在茫茫的网海里总会有人与你同声同气。不过，象我们这样的“花甲老人”，思想和语言都跟不上潮流，我们的文章多属冷门，因而别奢望成为热点。
穗南山客
二零零九年夏天
山脚村背靠山岗及河流，有竹簕密围村后方。村前有三口水塘拱卫，除了保安，亦便于防火取水。水塘之间有便道及闸门，也是为村社安全而设。贵乡的三口塘，也许亦为安全而设。中国人以家庭为中心，以宗族为依托，不同姓氏的宗族之间除了有姻亲来往，其它交往就少了。是故中国虽云大国，但国人极不团结，这同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很有关系。
在下到北美几天，时差基本度过，回忆录将发第二部，名曰读书，望各位朋友捧场。
各位老友，穗南山客回忆录第二部名曰读书，为兔冗长，不再跟本贴，另起炉灶，请朋友移玉步到本栏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