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序言（上）
人生，像是一个游泳池。我们每个人，自生下来，便开始在我们人生命运的游泳池里，翻来覆去地游——蛙泳、蝶泳、仰泳、侧泳和自由泳，从生到熟，由生至死。在这个人生的游泳池旁，我们会遇到许多人，包括我们的邻居和亲朋好友，情人和恋人。有的关系是阶段性的，有的是时期性的，还有的，是终身的。有的，数年后我们忘记了名字；还有的，却像在我们的心底深处印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烙印，可以记一辈子。
在洛杉矶的时候，我收藏过两台从国内运来的老摄影机。一台是一部三十年代美国密歇尔的手摇摄影机。另一台，是我国自行生产的第一台摄影机——一个仿美国密歇尔Mark-II造的中型单反摄影机，上面还有零零壹的字样。后来，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一台卖给了好莱坞的罗艾德斯摄影机公司，另一台卖给了英国明星约翰•瑞戴维斯。现在回想起来，有些遗憾。可是一晃，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
记忆就是这样一个东西。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偶尔它还会在脑海里呈现。
对于自己年轻时候的记忆，像一部用柯达三原色胶片拍摄的影片，静静地陈放在脑海深处一个已经被遗忘了的角落里。一天，无意中将它拾起，放到放映机上，自坐在黯淡小放映厅的银幕前，又把自己带回了过去：年轻时，我们都是那样的天真和赋有朝气。
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就是朱塞佩•托纳多雷导演的意大利影片《天堂电影院》。这是一部即使我感到悲哀又使我感到温馨，同时，充满感性和爱的电影。可能，影片主人公多多的少年生活，使我联想起了自己。
虽然是北京人，幼儿园后，家里一直住楼房，故此，我没有胡同里那种浓重的京腔。有趣的是，我的出生地，却是在京城的一个老胡同里。
北京西单有一个叫舍饭寺的胡同，里面有个大宅院。明代时，它被称为舍饭蜡烛寺；清代年间，改名为舍饭寺。北平解放后，舍饭寺12号的大宅院成了老式京城旅馆，叫“花园饭店”。我就出生在这个京城的老字号“花园饭店”里。院内，满是藤萝，还有漂亮的长廊和一扇蛮有庭院色彩的圆洞石门。
解放后，国家成立了中央电影局和电影艺术委员会。这个艺术委员会和后来的中国电影出版社，著名的电影月刊《大众电影》和《电影艺术》编辑部，就设在这个宅院里。它成了很多知名影人聚集和居住的地方，里面还设有一个电影放映厅。文革前，那里每天都放几部片子。我的外公和外婆也住在园内的一个二层洋房里。
文革后，舍饭寺胡同听起来有些陈旧，又改名为民丰胡同，直到上个世纪末建西单商场的时候，被推土机碾为灰烬。现在，像《天堂电影院》里的那个小城影院，它只是老影人脑海里的一个幻影。
我家里，兄弟俩，我是最小的。哥哥从小就是个孤言寡语的人，一心闷头搞学问。相对来说，我是个外向性格的孩子。母亲说，这都是因为小时候带我的那个“苏州阿姨”——一个嗓门大、爱叨唠和喜欢昏睡的长舌妇。哥哥的阿姨，是个闷声和贤朴的北方老太太。父亲说，在我会说话之前，已经看过上百部电影。因为阿姨懒、好睡，每天都偷偷地带我到放映厅去，自己在黑乎乎的屋子里酣睡，由得我，在银幕前自生自灭。父亲还说，也正是因为这个“苏州阿姨”，我眼睛从小就不好，怀疑是看电影给看坏了，怕是得了近视眼。
五岁那年，爸爸、妈妈听说北京儿童医院发明了一种用远视镜校正近视眼的临床治疗方式，送我去了医院。医生说，第一次戴远视镜，景物会是模糊不清的。但我说，我看得很清晰。那个女大夫断定，我一定是瞎说。可是，我坚持说看得清楚。后来，我才在无意中被确诊为先天远视眼。那时，中国孩子患这种远视眼的不多，我是家里近代史上的一个先例。
我从小就爱看傅雷翻译的法国小说和苏联列宾的画册，这些都是从中央美院附中图书馆偷着拿出来看的。也就是从这些在酷暑的高中假期和深夜打着手电筒在被窝筒悄悄阅读的书籍里，我第一次意识到了什么是美和我幻想中的那种崇高的爱情。
那时候，我还没有料到，老天爷给我在太平洋的彼岸安排了另一种人生生活，而我真正人生和爱情生活也是从那时才开始的。
那是一九八一年的仲夏。
那年，我一个人从北京跑到南加利福尼亚，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
那年，我正是十八岁。
出国前，除了文化大革命就是混乱，没有尝试过什么叫幸福和恋爱。
和其他十八九岁的美国男孩儿一样，我在大学课堂上常常幻想。那时候，我们在脑海里总是问自己一些赋有哲理的问题：我是谁？为什么生？人生目的是什么？还有的就是：女生们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追求的是什么？现在想想，好像是太荒唐和幼稚了。可是，那时候我们都又是那么的认真和严肃。
南加州大学是一所私立学校，也有人称它为“贵族学校”。在上电影入门课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从纽约来的年轻犹太帅哥，一头蓬蓬卷卷的黑头发，总是穿着双黑色的皮靴。那年秋天，在去图书馆的路上，我偶尔遇见了他。他告诉，我他准备过几天就退学，回纽约了。我好奇地问：那是为什么？他很严肃地回答说：我是学哲学的，突然之间，意识到自己已经悟出了生活的意义，所以，没有必要再学下去了。
那时，我几乎愣住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只不过是只笨鸟罢了。
序言（上、下）
人生，像是一个游泳池。我们每个人，自生下来，便开始在我们人生命运的游泳池里，翻来覆去地游——蛙泳、蝶泳、仰泳、侧泳和自由泳，从生到熟，由生至死。在这个人生的游泳池旁，我们会遇到许多人，包括我们的邻居和亲朋好友，情人和恋人。有的关系是阶段性的，有的是时期性的，还有的，是终身的。有的，数年后我们忘记了名字；还有的，却像在我们的心底深处印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烙印，可以记一辈子。
在洛杉矶的时候，我收藏过两台从国内运来的老摄影机。一台是一部三十年代美国密歇尔的手摇摄影机。另一台，是我国自行生产的第一台摄影机——一个仿美国密歇尔Mark-II造的中型单反摄影机，上面还有零零壹的字样。后来，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一台卖给了好莱坞的罗艾德斯摄影机公司，另一台卖给了英国明星约翰•瑞戴维斯。现在回想起来，有些遗憾。可是一晃，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
记忆就是这样一个东西。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偶尔它还会在脑海里呈现。
对于自己年轻时候的记忆，像一部用柯达三原色胶片拍摄的影片，静静地陈放在脑海深处一个已经被遗忘了的角落里。一天，无意中将它拾起，放到放映机上，自坐在黯淡小放映厅的银幕前，又把自己带回了过去：年轻时，我们都是那样的天真和赋有朝气。
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就是朱塞佩•托纳多雷导演的意大利影片《天堂电影院》。这是一部即使我感到悲哀又使我感到温馨，同时，充满感性和爱的电影。可能，影片主人公多多的少年生活，使我联想起了自己。
虽然是北京人，幼儿园后，家里一直住楼房，故此，我没有胡同里那种浓重的京腔。有趣的是，我的出生地，却是在京城的一个老胡同里。
北京西单有一个叫舍饭寺的胡同，里面有个大宅院。明代时，它被称为舍饭蜡烛寺；清代年间，改名为舍饭寺。北平解放后，舍饭寺12号的大宅院成了老式京城旅馆，叫“花园饭店”。我就出生在这个京城的老字号“花园饭店”里。院内，满是藤萝，还有漂亮的长廊和一扇蛮有庭院色彩的圆洞石门。
解放后，国家成立了中央电影局和电影艺术委员会。这个艺术委员会和后来的中国电影出版社，著名的电影月刊《大众电影》和《电影艺术》编辑部，就设在这个宅院里。它成了很多知名影人聚集和居住的地方，里面还设有一个电影放映厅。文革前，那里每天都放几部片子。我的外公和外婆也住在园内的一个二层洋房里。
文革后，舍饭寺胡同听起来有些陈旧，又改名为民丰胡同，直到上个世纪末建西单商场的时候，被推土机碾为灰烬。现在，像《天堂电影院》里的那个小城影院，它只是老影人脑海里的一个幻影。
我家里，兄弟俩，我是最小的。哥哥从小就是个孤言寡语的人，一心闷头搞学问。相对来说，我是个外向性格的孩子。母亲说，这都是因为小时候带我的那个“苏州阿姨”——一个嗓门大、爱叨唠和喜欢昏睡的长舌妇。哥哥的阿姨，是个闷声和贤朴的北方老太太。父亲说，在我会说话之前，已经看过上百部电影。因为阿姨懒、好睡，每天都偷偷地带我到放映厅去，自己在黑乎乎的屋子里酣睡，由得我，在银幕前自生自灭。父亲还说，也正是因为这个“苏州阿姨”，我眼睛从小就不好，怀疑是看电影给看坏了，怕是得了近视眼。
五岁那年，爸爸、妈妈听说北京儿童医院发明了一种用远视镜校正近视眼的临床治疗方式，送我去了医院。医生说，第一次戴远视镜，景物会是模糊不清的。但我说，我看得很清晰。那个女大夫断定，我一定是瞎说。可是，我坚持说看得清楚。后来，我才在无意中被确诊为先天远视眼。那时，中国孩子患这种远视眼的不多，我是家里近代史上的一个先例。
我从小就爱看傅雷翻译的法国小说和苏联列宾的画册，这些都是从中央美院附中图书馆偷着拿出来看的。也就是从这些在酷暑的高中假期和深夜打着手电筒在被窝筒悄悄阅读的书籍里，我第一次意识到了什么是美和我幻想中的那种崇高的爱情。
那时候，我还没有料到，老天爷给我在太平洋的彼岸安排了另一种人生生活，而我真正人生和爱情生活也是从那时才开始的。
那是一九八一年的仲夏。
那年，我一个人从北京跑到南加利福尼亚，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
那年，我正是十八岁。
出国前，除了文化大革命就是混乱，没有尝试过什么叫幸福和恋爱。
和其他十八九岁的美国男孩儿一样，我在大学课堂上常常幻想。那时候，我们在脑海里总是问自己一些赋有哲理的问题：我是谁？为什么生？人生目的是什么？还有的就是：女生们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追求的是什么？现在想想，好像是太荒唐和幼稚了。可是，那时候我们都又是那么的认真和严肃。
南加州大学是一所私立学校，也有人称它为“贵族学校”。在上电影入门课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从纽约来的年轻犹太帅哥，一头蓬蓬卷卷的黑头发，总是穿着双黑色的皮靴。那年秋天，在去图书馆的路上，我偶尔遇见了他。他告诉我，他准备过几天就退学，回纽约了。我好奇地问：那是为什么？他很严肃地回答说：我是学哲学的，突然之间，意识到自己已经悟出了生活的意义，所以，没有必要再学下去了。
那时，我几乎愣住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只不过是只笨鸟罢了。
谈起爱情，我这个人有点怪，想的太多，追求的太完美。有一位美国女士曾对我说，我在女人身上真正想寻找的，并不一定是肉体或性方面的某种满足，更恰当地说，可能是一种心态和心理上的深层感情沟通和理解。
最近，在广播媒体、网上和家庭生活里，我常常听人们谈起爱情问题。谈到爱情，男人和女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和看法，往往是各持己见、各说不一，仿佛像是从火星来的战神和金星来的维纳斯。这使我联想起自己年轻时的爱情和恋爱生活，回想起自己在爱情道路上的幸福和坎坷，同时，回忆起在这个人生征程上所遇到的恋人和难忘的往事。
说到恋爱，一个人怎么意思到自己第一次真正地“爱”上了另一个人？
我所说的，不是一个过程，而是那自我悟知的一霎那。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那种男女之间的像火焰一样的痴爱，又是一种什么滋味呢？
爱情，它是一种稀奇和奇特的非物质财富。这种情缘往往是太虚、太渺茫。如果一个人真想尝到这种滋味，要有足够的运气。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真正体验到这种神秘滋味的，因为它需要追求和勇气。一旦我们的痴爱和热恋成了泡影，这个滋味也会随之变得酸辛和苦辣。如果感情是赤诚的，爱心是炽烈的，即便有一天，我们的感情终于破裂，恋人离弃而奔了，那种记忆里的炽热和酷爱，会像一个隐讳的幽灵，悄悄地潜伏在我们心灵深处，陪伴着我们，直到永远永远。
可是，对很多人而言，谈恋爱的目的，是为了搞对象和弥补个人精神生活上的空虚。还有的，是在自己生物钟、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下去搞的，目的是为了婚姻；而婚姻的目的，是为了传宗接代、生儿育女。所以，在很多夫妻的生活里，缺乏一种爱情味精。婚姻成了过日子，一辈子，为自己的儿女奔波，爱情上，过的却是同床异梦的生活。有一天，孩子长大，远走高飞了，俩人成了空巢夫妇，坐在一个空空的房子里，第一次彼此相互望着，愣愣地看着对面那张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那一刻，虽然身体在一起，但在内心深处的情感上，却早已多年前相互离弃，只是在形式上，还维持了一个家庭结构、承担了一份责任和维护了社会面子。
其实，婚姻可以破裂，人可以离合。与婚姻相反，爱情是不
点击此处继续阅读》》》
@黄瓜黄了吗 1楼 2013-04-10 20:31:57
支持好文~
-----------------------------
多谢！
[第一章] 莎娜，我的启蒙老师 （一）
一九八一年八月，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出远门，而且一去就是美国。
航空公司是中国民航，我坐在倒数第二排。一个十八岁的孩子，没有见过任何市面，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别在飞机上吐了，在人家面前丢人现眼。
一路上还好，只是当飞机在洛杉矶国际机场上空盘旋，开始下降的时候，飞机颠颠荡荡，我实在忍不住，还是吐了。幸好，都吐到了卫生袋里。
下了飞机，乘计程车直奔学校——南加州大学电影系。开车的是个憨厚的中年黑人，说话还带着很重的中非口音。下了车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手提包在付车费的时候，一疏忽，落在后座上了，我的护照和钱包都在里面。
我报了警。
正当我着急得团团转的时候，那个黑人气急败坏地回来了。他从驾座上跳起来，歇斯底里地喊，说我忘了拿自己的包，让他一通好找。可是，他拒绝收取一分钱，又气呼呼地飞快驶去了。
八一年，是里根总统执政的年代，也是二战后美国最后的一个鼎盛时期。那时，美国刚从卡特时期的经济危机和伊朗德黑兰使馆人质问题的阴影里解脱出来。三月里，一名叫约翰?欣克利的年轻男士企图暗杀总统，以此表达自己对年轻好莱坞性感女星朱迪?福斯特的青睐。不幸，30日里根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门前遇刺。可是，这个好莱坞影片里的倔强牛仔神奇地从手术台上死里逃生。里根，像个“不倒翁”——他的形象，成了美国英雄本色的代言。他的身影，使美国人重新找回了自己失去的自信。整个国家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样子。
那时的南加大电影系，设在一个二战时期的木板结构平房院落里，布局酷似一个北京的宅院，周围布满了藤萝和绿油油的热带植物。木地板下面是空的，走起路来，轰轰地颤抖，整个屋子都可以听到嗡嗡的回音，像是在一列火车上似的。我有时幽默地称它为“列车皮里的电影学校”。
这个“梦工厂”门口，有一个由某匿名人撰写的标语。上面写着：“现实在这里结束”。无论学校多少次把它刷掉，在夜幕里，总会神秘地再次出现，黎明后，呈现在世人眼前。这件事，成了学校的一个传奇故事。
乔治?卢卡斯，是我们的老校友。他的影片《星球大战》，不仅给他和夫人玛莎带来了好莱坞和世界影坛的称赞，还给南加大电影系带来了荣耀和国际公认。
两年前，女歌星邓丽君在南加大进修英语。据说，她本想进修后留校学习电影，后来，还是决定搞自己的演唱会巡演了。遗憾，我没能和这位当时风靡大陆的台湾女歌手结成同班校友。
刚到校不久，我就被安排住宿在离电影学院只有一个绿色草坪之隔的学生宿舍楼里。那是个雪白色的小楼，叫克里基幽尼。它是一个女生宿舍楼，只有右面的第一层，留给了第一年级的男生。我宿舍的同屋，是一个从德国莫尼黑美军兵营来的高个子美籍男生，叫安德鲁斯。我们的爱称却是同名，都叫安迪。
我们的宿舍里， 挂满了当时风靡西方世界的英美艺坛年轻偶像女星海报。出国前，哥哥送给了我一张英国女歌手金怀德（Kim Wilde）巴黎个人演唱会的海报。那是一张法文版金怀德头像的黑白照，额头上覆盖着简洁和厚实的金黄色头发，左侧的上臂撑着自己的半个脸，深思的浅色眼睛望着镜头外，性感和富有个性的脸庞上，却没有一丝微笑。她的流行歌曲《美国孩子》，在美国和欧洲的音乐舞台上及无线电广播里红得发紫。那时，美国男孩儿们最崇拜的性感女郎大都来自美丽的加利福尼亚州。她们是名模克莉丝蒂?布林克利和卡丽?奥蒂斯，还有性感女影星宝黛丽。金怀德和克莉丝蒂的海报贴满了我床头侧面的半壁墙。
我们的楼顶上设有一个露天游泳池。一到太阳天，金发碧眼的女生就成三结四地云集在游泳池边，穿着粉色或白色的分体式巴西超短泳装，在那里聊天，放音乐和晒太阳。这些女孩子一般都是贵族家的千金小姐，穿的都是比弗利山庄名牌店的法国或意大利款式，开的大部分是敞篷宝马325系列跑车。对男生来说，这是我们的一个天堂宝地。
在美国，对有车族来说，一部汽车不只是一个交通工具。在美国的文化里，汽车代表着个性、自由和美国精神。
我第一部汽车，是一辆二手的奥迪福克斯，原车主是位美国中年女子。售车广告是我在《洛杉矶时报》的广告栏里发现的。车身呈褐色的，看上去一股的老成气。买了后，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喷成鲜红色，锃亮的漆在加利福尼亚强筋的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像部新车似的。
我购置的第一台电影摄影机，是贝尔(Bell & Howell) 公司生产的1237型超8毫米携带式有声摄影机，用的是柯达Kodachrome 和Ektachrome 反转片，配有自动变焦镜头 和一个30度直角的麦克风话筒。这是我从罗马来的一位满头卷发，戴着细金丝边近视镜的大班留学生手里买的二手货。那个年月，这个贝尔摄影机和索尼Walkman袖珍录音机成了我形影不离的工具。
我认识的第一个女生，是满头金发、有着健美身段的安德森小姐。她的父亲是一位南加大著名的商务系教授。她说，她的家族有非常纯正的瑞典血统，而她是家里的第三代。是安德森小姐，第一次带我去设立在玫瑰园南端的著名古罗马式洛杉矶露天体育场，观看南加州大学校队的西海岸橄榄球大赛。好莱坞西部片巨星约翰?韦恩，也曾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校队里踢过球。同样，是安德森小姐，第一次邀我去她的宿舍，介绍我英国“披头士”乐队的歌曲。出国的前一年，我在《美国之音》的英语短波广播里，得知“披头士”领衔主唱约翰?列侬不幸在纽约遇刺，但是，此前从未听过他的曲子。在某种意义上，安德森小姐，也是我美国的第一个女友。
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校长罗斯先生。美国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曾遗憾地说，上大学时，他报考过南加大电影系，却没被录取。罗斯校长幽默地回答道：史蒂文，这该怪你。如果事先告诉我们你将来会成为《大白鲨》和《外星人》的导演，就不成问题啦。正巧，在我来美国的前两年，罗斯校长访问了中国，还在北京电影学院做过讲座。学院把他的讲座印成了一个中文册子，赠给了他留念，这使他非常开心。我是这个世界著名南加大电影系的第一个大陆学生，罗斯校长慷慨地给了我人生中第一个职位——在校长办公室里，作为他的个人助理。
在大学时期，这个性格开朗，开着一辆日本敞篷赛车的苏格兰裔罗斯校长不仅成了我的导师，同时，也成了我的美国父亲。每逢过年过节，总是邀我到他家在帕萨迪纳的花园别墅作客，和其他电影系的老师们共庆佳节。
但是，我的爱情启蒙老师是莎娜——一个二十六岁的金发美国姑娘。
莎娜是个与众不同的人。首先，她是个美貌出众的业余模特。在街上，常常有人盯着她看。男人的贪婪眼光使她反感，好像他们的眼光在窥探自己裸露的身体。
对莎娜而言，那时，我只不过是个孩子。
在国内，大家常说，美国人是吃牛肉长大的。到了美国，你才会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八十年代初，正是施瓦辛格健身热的时代。和华人相比，美国男人的却是膀大腰圆，一个个长得像牛仔，特别是那些穿着讲究的年轻男士。为了和这些白人孩子抗衡，我也加入了一个洛杉矶海边的白人西区健身房。
也就是在那个健身房的游泳池边，我第一次认识了莎娜。
那天，是南加州的初秋。与其它地方相反，一入九月，洛杉矶地区进入了“印第安暑期”，气候开始一天天干热起来。热热的海风和足足的太阳把山坡上的草晒得个干黄，就连街旁光秃秃的高耸棕榈树，也晒得低了头。
健身房里挤得满满的，人气十足。
男生在练哑铃和举重。女生穿着澳洲歌星奥莉维亚?纽顿强的健身衣，在疯狂的摇滚乐陪伴下，跳着健身操。
我独自在跑步机上小跑了二十分钟后，换上了游泳裤，向走廊尽头的游泳馆走去。
上个学期，在自选科目里，我曾选修了一门救生员培训课。结业时，我还领到了一张救生员执照。作救生员，是个好差事。你不仅可以整天泡在游泳池旁边晒太阳，欣赏皮肤晒得黑黝黝的金发女郎，而且还可以得到些外快。
在大学校园的西北角，有个五十米长的奥林匹克游泳池和二十米宽的跳水池。一九八四年夏季奥林匹克的跳水和游泳比赛，就是在那里举行的。
有个叫托比的美国男孩，他是那里的一个救生员。每天下午，他总是戴着墨镜，身着一件雪白的衬衫，半缅着袖口，高高地坐在救生员瞭望椅上，好个潇洒。
那儿的水，清澈和碧蓝。没事儿的时候，我常到那里坐坐，和托比抽根儿烟，聊聊女孩子。
在那里，我最喜欢看的，是女生水球队的训练。在水球队里，大部分是有德国和北欧血统的女生，辔着一头的金发，肩膀宽宽的，睫毛长长的，眼睛是不同色调的蓝——从淡淡的浅灰直到碧色的海兰。
她们的体态是那么无忧无虑，好动，甚至有些滑稽。水花在她们的身上，像一颗颗闪亮的珠子。她们跳入水中，游起泳来，像小海狮那样的熟练和自如。有的可以潜在水下，游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更像美人鱼。
“为什么水球队里有这么多黄头发的姑娘？”我问托比。
“因为她们的体质好。”托比懒洋洋地回答说。
后来，我才明白，有些人是有游泳天赋的。要游得快，人的身体要有浮力，骨头要轻，双臂和小腿要有好的爆发力。黑人的体型，据托比说，是不适合游泳运动的，因为皮肤黑的人，骨架子重，不容易浮水。
那天，当我踏进健身房游泳馆的时候，我已不是个游泳新手。可是，四年前在北京生活的时候，我才是在母亲的辅导下，第一次在八一湖学习换气。出国前，我只会蛙泳和“狗刨”。
“一，二，三，抬头。睁眼。”
“出手，画圈，回手，抬头，睁眼，换气……”
小时候，家境不好。我没有记得穿过多少像样的衣服。但是，母亲说，虽然我们穿的一般，但是，家里的伙食比别家的好。
闷热的夏天里，爸爸、妈妈和哥哥，我们骑着自行车，从甘家口到玉渊潭。我还记得，八一湖岸上长长的柳絮在微风里荡漾，低空中飞着密密麻麻的蜻蜓。我们在混浊和布满水草的湖里游泳，嬉戏。
每年，那里的水草会缠住一些游泳人的小腿，把人淹死。父亲、母亲和哥哥的水性好，他们可以游到对岸。我从来也没有游过去。我瘦小体弱，总是挎着个用解放卡车轮胎内芯做的救生圈。一夏天里，我们晒得黑黑的，游完泳后，坐在岸上的树阴下吃“野餐”：茶鸡蛋，果子面包和香肠。
到了美国，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救生员，大腿变得粗粗的，胳膊挽起来时会露出一块硬硬的肌肉。
我的步伐轻快，好像脚底有风，感觉一切都是可能的。这是一种我从未感觉过的东西——自信。可能，加利福尼亚赋有了我这个中国孩子一种新鲜的自由感，像是一支刚刚从笼子里放出来的麻雀，徜徉腾空。
我在尝试我人生的美国梦想！
步入游泳馆的那一刻，我的眼睛突然像是长了个自动变焦镜头，从大远景变到了特写，定焦在莎娜的身上。她身着一件一体的乳白色紧身衣，皮肤是如此的白，有点半透明，好像可以从表皮上看透下面的血色，有点发粉。她的腿又细又长，金沙色的黄发被卷了起来，在头上扎了个结，可是还有几根攒了水的发丝覆盖了她的脸颊。
从远看去，莎娜在众人面前似乎有点拘束和害羞，扶着游泳池旁的梯杆，用一个大的白浴巾遮住了她的腿，像个东南亚女人的长裙。
几秒钟过去后，游泳馆里荡漾的回音使我又回到了现实。
那里的水，没有大学的清澈。在阳光的反射下，水面上浮着一层蒸汽。整个泳池又沉入了宁静，只是在进右侧的一个泳道里有一个退役老人将头侵在水里，慢慢地游着蛙泳。
左侧，有一个大的按摩浴缸，咕嘟咕嘟地滚着热水泡，里面坐满了些毛烘烘的中年白人男士。我发现，他们的目光也一丝不苟地盯着那个水边的女子。
莎娜的头微微地侧过来，像一只谨慎的白猫，用自己眼角的余光窥探了一下周边的环境。
我想，莎娜几经对周边中年男士的贪婪目光有了警觉。
她装着用自己身上的白毛巾擦去脚腕子上的滴水，然后，静悄悄地向泳池的另一端走去。
她踮着脚尖，脚后跟旋在半空，步子是那样的飘飘然，屁股有点左右摆动，像是个油画中希腊神话的仙女。
突然间，一声赋有狼性的男人尖叫声打破了暂时的宁静，随后，是一片哗然。
咕嘟浴缸里的男人们嘻嘻地开着玩笑。
莎娜顿时惊吓住了。她加快了脚步，跑到了对岸。
下意识里，我觉察到了她的惊恐。
在不知所措时，我手忙脚乱地戴上了Speedo泳镜，一头跳入水里。
一霎那，水里的寒气刺骨的凉。
我感觉头发根儿上都凉，像是长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我学着学校女生水球队员的模样，潜水游向了莎娜，想逞逞能，一气游到对岸。浮出水面时，我第一个看到的是莎娜的脸和她大大有神的眼睛，浅绿色的，接近暗蓝，有时可以变色。
“嘿，你好。”
“你是谁？”
莎娜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我是个救生员。”
这次，莎娜真正地笑了，而且，笑得是那么开心。
“救生员？”
“嗯。”我深吸了口气。“我看到那些人好像在嘲笑你。”
莎娜的眼睛盯着地。“别理他们。他们的眼神好像是要拖我的衣服。”
莎娜抬起头来，静静地望着我：“那你要什么呢？”
“保护你！”
莎娜笑了。她的两只大眼睛望着我，闪闪发光。
“真的？那你叫什么名字？”
“安迪。”
“多大了？”
“十九。”
莎娜弯下身子，蹲在泳池边，细细地打量了我一下。
“好年龄。对我来说，好像是昨天一样。”
“你呢？”我傻乎乎地问。
“这个嘛，是个秘密。”
“对不起。”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鲁莽。
“没事儿。反正我比你大。”
“我也快二十了。”
我的话把莎娜逗乐了。她用手揉了揉我蓬乱的头发。
“别傻了。”她把我推入了水里。
当我再次浮出水面的时候，我只看到了莎娜的背影。一口气，我从水中爬出来，追了上去。
“你要走？”
“时间不早了，该回去了。”
“我们能再谈谈吗？能认识你吗？”
“不可以。”
“为什么？”
“哪那么多为什么？”莎娜有点不耐烦地反问。
突然，她停了片刻，好像是有些犹豫。
“这样吧，留个电话。”她说。
我留了我和安德鲁斯学校宿舍的电话。
“一定打电话给我。”我迫不及待地嘱咐着。
莎娜在空中摆了摆手，她的身影就这样消失在游泳馆的门口。
那天傍晚，我的红色奥迪福克斯，在加州10号高速路上畅快地飞驰。我的身体，感觉像飘起来了一样。天边是一片胭红色，在那瞬间，我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快活。
回到学校，我把车子扒在停车场的楼顶，匆匆从悬在楼侧面的铁梯子上小跑下来，迫不及待地想把我和莎娜的偶尔相遇告诉同屋安德鲁斯。我快速地穿过了挂满刺眼日光灯管的宿舍走廊，打开了宿舍的房门。
使我吃惊的是，里面一片漆黑。
屋里有一股浓郁的大麻味，混杂着女人的香水。
“别开灯。”安德鲁斯从床上用沙哑的声音说。
我停住了。
下意识里，我晓得了。屋里有女人。
“好吧，给我三十分钟。”安德鲁斯说。
“没问题。”
我又回到了车里。
这是我和安德鲁斯间的一个默契。
那天夜里，我和安德鲁斯各自躺在自己的床上，在黑暗里，聊了大半夜。我们所谈的，大部分是关于女人。但是，我对那天与莎娜的相遇，只字不提。安德鲁斯也从未提起那个在夜幕里匆匆离去的女子。对于安德鲁斯来说，一个新的女人，就像是一顿便饭。
“你第一次做爱是什么时候？”安德鲁斯在床上抽着一根儿万宝路。
“哦，十七岁。”我瞎编了一个谎话。“你呢？”
“十四。”安德鲁斯漫不经心地答道。
“在哪儿？”
“在一艘去英国的船上。”
我想起了莎娜。“那个女人多大年纪？”
“二十多岁吧。我不知道。”安德鲁斯侧过身来对着我问：“那你呢？”
“哦，也二十多。”我又编了个谎。
“是啊，还是二十多的大龄女子好。有经验。”他干笑了一声。
后来，我听到的，只是安德鲁斯的鼾声。
那天晚上，我通宵未眠。
我想，我和安德鲁斯是那样的不同。十四岁，安德鲁斯已经在一艘从德国去英国的船上和一位二十多岁的女人发生了性关系。可能，他的父母也在船上。
而我呢？
十四岁那年，我还在北京上初中。
有一天，听说一个住在八号院的十四岁女生得了肾炎，无意中怀了孕，还办了退学。
此后，学校组织学生去甘家口商场的一个破旧电影院观看所谓的“性教育”科教片。那是一部黑白的片子。我们学生在去的路上，都咯咯笑。
什么“性教育”呀！？
我记得，这个片子告诉人们，如果中学生有了性冲动，预防的办法是先冲个冷水澡，接着是学习毛主席语录。
在家里，也从未听过爸爸、妈妈谈起男人和女人间的事情。
那个年月，男人和女人都打扮得很类似——绿色和蓝色的中山装或外褂，有的还戴顶同色的帽子。外表上，女生和男生的唯一不同，就是女生脑后缠了两根短短的辫子。
我起初对美和爱情的理解，是从美院附中偷偷拿出来的那些傅雷翻译的法国古典小说和西方油画里自己悟出来的。后来，是在父亲带我去看的那些电影届组织的内部参考片观摩后，自己幻想的。《飘》、《瑞典女王》、《北非谍影》、《魂断蓝桥》和 《巴黎圣母院》……
十五岁那年,母亲建议我和哥哥多读些书。从小父母很少让我们做家务活。母亲说，这是你们最好的年华。小时候读的书，一辈子也忘不掉。那年暑假，我一口气读完了《九三年》、《红与黑》和《约翰?克里斯多夫》。
那些轰轰烈烈的场面，那些故事里的法兰西贵族小姐和夫人，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法兰西和巴黎成了我崇拜的偶像。
对我来说，傅雷所描述的，才是真正的美。
@小崔113 10楼 2013-04-12 09:48:30
文章越来越精彩了，虽然字数还少但是已经可以看出作者的潜力啦。不过这里的水太深，文冷是很正常的，作者何不考虑换一个更广阔的平台呢。写文无非为了名、利或者兴趣，如果为名，我们有各种推荐，最终能推荐到无线或者出版。如果为利，我们的福利业内数一数二，如果为兴趣，我们有责编指导、推荐，而且我们站的流量很大，很容易就被更多人看到了。最重要的是那里有欣赏你的人，可以省掉新人不少麻烦，所以何不尝试一下？□，......
-----------------------------
有意思。将来，可以谈谈。
在国内，我不是没有和异性谈过爱。可是，那种娃娃爱，是另一种情感。
十四岁那年，我喜欢上了一个坐在班里最后一排的女生。那时候，我发现女生已经开始长乳房，分泌一种女性特有的荷尔蒙芳香。一天下午，我爬楼梯跑到她家里，给她送书，好像是传送我对她的感情，结果给拒绝了。
十六岁上高中的时候，在文科班里，我认识了一个皮肤刷白的女孩，叫莉莉。她父亲是个严厉的留美数学老师，舅舅和舅妈还住在西雅图。我们牵着手逛中山公园，在河边嬉戏，亲吻。她父亲在课堂上叫我的名字，好像是在同学面前故意给我出难题。
毕业前，我暗暗喜欢上了二十六岁的中文老师。那时，北京第二十八中设在天安门的左侧，和北京卫戍区为对门。放学后，我们从天安门漫步到西单，有说不完的话，有时甚至一直走到南礼士路。但是，我们的感情从未越轨。
还有那个苗条的芭蕾舞独舞演员。在北京展览馆演出后，我陪她坐着公交车回歌剧舞剧院。后来，她和歌舞团访问了华盛顿，一举成名。
还有，那个混血儿——那个某某名导的情人。我们俩应该才算是对真的“情侣”。在移居柏林前，我和她度过了我在北京最愉快的夏天，还陪她去过德国大使馆。我给她拍过黑白艺术照。她是我最欣赏的模特儿。临出国前，还是她给我织了茸茸的褐色毛衣，是《恋人曲》主人公穿的那种。
这些都是我心爱的女人。但是，她们都不是我真正的恋人。
那都是在莎娜之前……
说莎娜的出现改变了一切，不如说我渐渐地在一个男孩蜕变成男人的征程中迈进。
好几天过去了，没有听到莎娜的音讯。
我放弃了在游泳池旁看女孩子和与托比聊天的机会，天天开车去西区，到健身房等莎娜，孤零零地坐在空旷和寂静的泳馆里，看着水中自己的倒影，从未再见到她的身影。
那些天，好像是生活在一个长长不醒的梦幻里。我失去了食欲，吃进口里的东西，感觉像是坡岭上晒干了的枯黄干草。
在学生宿舍饭堂里吃饭，是件非常有讲究的事。
通常，我和一个带着浓郁挪威口音名叫皮特逊的金发瘦高个子留学生，与宿舍里的其他美国男生坐在一个固定的长桌上。那些孩子大部分来自美国中部。他们的个子都不高，长相也平淡一般。他们最爱畅谈而我又最反感的一个话题，就是匹萨，滔滔不绝地谈如何使用不同的佐料。我真希望自己的耳朵能带有一个过滤器，把这个烦人的噪音自动删掉。
那年，皮特逊是他奥斯陆近郊小镇上唯一一个考上南加大的高中生。他们镇的小报还把他赴美留学的事儿登了报。那些孩子总是用皮特逊来开玩笑。他们问：在北欧，孩子晚上如何消闲？皮特逊总是回答：下棋和看电视。可是，十一点后，电视节目就结束了。之后，孩子干什么？皮特逊的回答总是“睡觉”。他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可是，皮特逊却对自己能来美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
“美国真是个富饶的国度。”他钦佩地说。“要看遍整个美国，是一辈子也做不完的事儿。”
“此话有理。”一个从印第安纳州来的学生颇有同感地赞了个。“我这辈子哪儿也不去，就在美国。每年，我可以带着老婆和孩子开旅宿车去旅游，就是一年逛一个州，也得花五十年，才能看完整个美国。”
“从今天起，我要徒步去看遍洛杉矶。”皮特逊发了誓。
那时，我就想，很多美国老百姓并不知道在美国以外，特别是世界东方的中国所发生的巨变。这种美国至上的思想好闭塞。
安德鲁斯从不和我们坐在一起。他通常和他的好友汉斯和保毕单独坐在一个小桌上。或者，他会和学生会里漂亮的姑娘们坐在一起。那些娇生惯养的漂亮富家姑娘只和她们的同类扎堆儿，等级非常鲜明。她们一辈子都是在私立学校的蜜罐里养大的，出入有私家的车夫接送，穿戴的都是世界第一流的奢侈品。要加入她们的餐桌，需要得到特殊的邀请。不漂亮的女生，只能坐在其它地方。还有不合群的，独自坐在暗暗的角落里。
有一次，安德鲁斯邀我过去，和那些赋有优越感的美貌女郎寒暄，像是拜见英国皇室。现在回想起来，她们傲慢外表的背后是空虚。她们生活在一个完全赋有安全感的环境里，一切挥手便来。家族的历史积累或父辈的爆发，赐予了她们这种安全感的根本经济基础和社会势力的法律保障。她们的一举一动，像是在模仿自己的母亲或时尚杂志里的偶像，仿佛是小女孩儿在给芭比梳妆打扮和玩过家家。
正因为如此，从小我就不愿意和同龄人在一起。
那时，在我的心目中，莎娜已经成了我幻想中的恋人。
一天下午，一个电话把我叫到了国际学生主任托尔伯特女士的办公室。
“你最近怎么样？”托尔伯特开门见山地问。
“都好。”
“我一直想和你谈谈……”托尔伯特夫人抿了口咖啡。“校园里的美国学生对你还友好吗？”
“嗯。还不错。”
我坐在她的对面，洗耳恭听她的下文。
“在这个校园里，有上万名学生，外来的学生有时感觉不好交朋友。”她说。“美国孩子有个特点，在交朋友上比较慎重，尤其是对外族彝的孩子，往往先试探一下自己对手的情商深浅，甚至会很苛刻。可是，一旦通过了这个‘考验’，他们就会接受你为一名之心的好友。希望你不要介意。像你们中国人所说的，这叫不打不成交。”
我会意地点了点头。
“我应该早些时间告诉你，你的美国监护人和赞助人的背景。他们都是好莱坞的名流。虽然学校已经做了表示，你自己也应该抽时间亲自去看看他们。”
“他们是谁？”我问。
“主要是廷克先生和里尔先生。”
我熟悉这两个人的名字。他们是美国电视巨头NTV的董事长和一个好莱坞超级片商。
出国前，好莱坞组织了一个高层影视代表团，第一次来华访问。当时，电影界还在北海公园的仿膳设宴给他们接风。后来，得知几位著名好莱坞巨头给南加大捐赠了供我留学的一笔全额奖学金。在录取信里，托尔伯特女士透露了这一消息，但是，没有揭示赞助商的具体背景。当我去美国大使馆北京签证处办理签证时，那个女签证官读完信后，两眼一眨不眨地瞪着我，然后，把那封信递给屋里其他的签证官一一轮流看，好个神秘。此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那些好莱坞代表团的成员。
“抽空去看看他们。”托尔伯特夫人微笑着说。“此外，今天得到华盛顿国务院方面的通知，明天一个中国电影代表团要来学校参观，希望你能陪陪中国客人。”
我高兴地答应了。
其实，当天中午中国电影代表团就已经抵达了洛杉矶国际机场。当天下午，我就接到了美国国务院陪同翻译玛丽小姐的电话，希望我能陪代表团参加当晚美国电影剧作家协会在比弗利山庄为他们组织的晚会。她说，她会派车接我。
那是一部黑色的凯迪拉克。开车的是个穿着藏蓝西装的黑人。车牌是美国联邦政府的号码，上面有“美国政府”的字样和浅色美国国旗的衬底——像前几个月《美国之音》广播电台接我们国际学生接受访谈的那部车子。
玛丽小姐穿着一套浅灰色的西服和锃亮的黑色高跟鞋，坐在后面。
“安迪，你好。”玛丽小姐用带口音的汉语说。“谢谢你能抽时间帮助我们。”
“没事儿。应该的。”我用英文回答。
玛丽小姐打量了我一下，问道：“你说，是你的英文好还是我的中文好？”
我灵机一动：“还是我的英文好。”
我笑了。玛丽小姐也笑了。
当我们到比弗利山庄的时候，已经快7点了。小礼堂里，挤满了很多人，大多是好莱坞电影剧作家协会的会员。大家都对从中国这个远东神秘国度来的客人充满了兴趣和好奇心。
过了一会儿，两辆国务院的深灰色大面包车驶入，下来了中国客人。大家都用好奇的眼光盯着他们。首先，接待他们的是剧协主席伦泰尔先生，他是廷克先生的知己。
晚会开始时，伦泰尔先生讲述了他自己的观点，认为电影制作的领衔人是脚本的创作者，因为，没有好的本子，就不会有好的电影。
他的话是在和当时流行好莱坞的“导演中心制”唱反调，为此，得到了协会成员的阵阵喝彩和掌声。
当代表团长要上台讲话的时候，玛丽小姐说，可能我对电影的术语比较了解，还是让我做即兴翻译。
杨局长的讲话是事先写好的，说的话，也是一口官方套语。
发言的标题是：电影是为社会服务的工具。
他强调说，电影创作人员和电影界有义务引导社会。
起初，听众的表情好像有些失落，对代表团长的话，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这一点，我可以理解。
在这一年的大学学习中，我已经初步了解了美国好莱坞电影工业和中国大陆电影业的差异：好莱坞首先是一个电影工业，它属于娱乐业。它的目的先是票房价值，其次是艺术创作。因为，电影制作是一个极其耗资的行当。在当时的中国，电影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是一个宣传机器，不受票房因素所驾驭。这两种电影业体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讲话后，杨局长回答了与会者的问题。大多问题是关于如何与大陆同人合作，如何在大陆合资拍片，和现行的中国电影生产、发行、放映和审查制度。
后来，一个光头的中年犹太作家问：现在中国大陆放了什么美国影片？
杨局长兴致勃勃地答道：“《白雪公主》，《施恩》和《黑马驹》。”
不想，他的话逗得全场哄堂大笑。
这几部片子是前年美国国务院为在北京举办的美国电影展挑选的主题片。除了《黑马驹》是一九七九年的作品，其它的都是四、五十年代的老片。它们的质量和风格根本无法代表美国好莱坞当今的电影工业和生产水平。
好莱坞的内部人士恍然大悟。中国大陆对美国的电影工业怀着极大的误解。
八十年代初的好莱坞，电影工业已经从制片厂制走向独立制片人制。同时，它经过了越南战争，嬉皮士运动，自由恋爱，反英雄主义和迪斯科音乐，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摇滚乐年代，日趋走向成熟。
次日，玛丽小姐和我陪杨局长一行参观了南加州大学电影系和在校友卢卡斯夫妇和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赞助下筹建的新电影系校址。罗斯校长又兴致勃勃地把他珍藏的那本他在北京讲座的中文小册子拿出来给大家观赏。
中午，罗斯校长请中国客人在学校的会所吃饭：蔬菜沙拉，牛扒，巧克力派和咖啡。
在国内，大家都说美国人是吃牛排长大的，而且，赫鲁晓夫的苏联修正主义也被说成是“土豆烧牛肉”式的。所以，大家都想试试牛扒。可是，一吃就都拉了肚子。
午饭后，按照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文化参赞的建议，国务院还特意为代表团在一个会议室安排他们午睡，关了窗帘，还发了枕头和毯子。
玛丽小姐故意逗我，问是不是也想和大家共睡个午觉。
我死死地瞪了她一眼。
她弯着腰，咯咯地笑。
学校对这次中国代表团的访问还挺重视，罗斯校长让我为学校的电影报写个报道，我一口答应。周四，我的文章在报纸的头版发表了。
中国代表团走了，平淡的大学生活继续。
我还在等莎娜的电话，还是没有她的消息.
周二中午，有人敲我们宿舍的门。安德鲁斯过去开了门，回头说有人找我。
“是个女的。”他悄悄地说。
我疑惑地看了他一眼，半信半疑地走上前去。
的确，门口站着一个女生。
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短发的中国留学生。
“你好。我叫苏。”她首先做了自我介绍。
不用介绍，我听说过这个“苏小姐”。 她是新闻系大三的学生，北京某某部副部长的女儿，那年二十一岁。
“哦，你好。”我感觉有点诧异。
苏小姐开诚布公地问道：“我们可以谈谈吗？”
“当然。当然。”
苏小姐看了一眼安德鲁斯。我立即理解了她的意思。
我建议道：“好吧，我们出去走走。”
苏小姐点点头。
穿过一个两侧高耸棕榈树的林荫道，我和苏小姐来到了一块开阔的草坪，在一条石板凳上坐了下来。
苏小姐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半挑衅地说：“听说你很狂妄，瞧不起国人。我倒是想领教领教。”
“瞎说。听谁说的？”
“反正有人这么说！”
“那你也不作个调查，就误认啦？”
“这不，我在调查嘛！”苏小姐说。
看着苏小姐那半严肃、半认真的样子，我笑了。
“欢迎！ 欢迎！热烈欢迎!”
“有人看见你在图书馆察看英汉字典，人家跟你说中文，你还装着听不懂。”
“不可能。”我反驳道。“我从未拒绝和任何人说中文。”
“就是你。”苏小姐追了一句。“人家看着你在察英汉字典。”
“真是搞错了。”我试图为自己搞个清白。“我从不带英汉字典去图书馆。一定是认错人了！”
“人家这么说，确实钩起了我的好奇心……”
“我还听说，你想成为中国的第一个芭芭拉?华特呢。”（美国ABC广播公司老牌资深新闻主播）
“我是。哪又怎么了？”苏小姐反问道。
“那你找我干吗？”
苏小姐的口气变得温柔了一点，脸上也稍微露出了一丝笑容和少女特有的那种腼腆。
“想和你聊聊……”
甭聊了。那一片刻，我突然明白了苏小姐这次拜访的含义。
我们的眼睛对视了许久，没说一字。
后来，我们又低声寒暄了一会儿，语调也变得客气和融洽了许多。我们同意下次再见，一起去看场电影。
我送了她半程路，看着她的背影渐渐远去。
我想，苏小姐好股傲气，又出于高官名门，的确是个非凡女子。遗憾的是，在苏小姐的眼睛里，我没有看到在莎娜眼里的那种亮光，而且，好像怎么看也看不到底。
下午上课前，我给廷克先生在洛杉矶影城伯班克的办公室挂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他私人秘书琳黛小姐。她说，那天廷克先生在纽约，周四飞回来。她会把我来电话的事情通报给他，有情况和我联系。
挂了电话，我上课去了。
那天下午的课，是一堂西方文化艺术欣赏选修课。一下午，我都心不在焉，总是望着我侧面的一扇窗子。从外面，隐隐约约可以听到学生们练球的声音和女生们的嬉笑，甚至可以闻到她们身上清淡和诱人的芳香。
我真想变成一只小鸟，从那扇半开的窗里飞出去。
下课前，老师留了作业，要求自己组织一个幻灯演示，介绍一位著名的西方艺术家和他的作品。听到了这个课题，我的眼睛一亮。顿时，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和他的雕像呈现在我的眼帘。
罗丹，一个多么伟大的艺术家，他的塑像又是那么震撼、深沉和赋有动感。
法兰西——一个伟大的文化发源地。
那个学期，我开始学习法语。我的第一个法语老师，是一位来自法国南方港市尼斯的美貌女子，说话非常柔软和赋有雌性。我的第二个法语老师，是个从巴黎来的小伙子，叫法波利斯，长得像是法国现实主义导演戈达尔影片里的年轻让-皮埃尔?利奥德，穿着打扮是一股的巴黎气。我和他很快成了好友。
在此之前，我从未去过巴黎。我所说的那个“法兰西”，只不过是我想象中一个虚构的和偶像化的东西。那时，在我们家里，也只有哥哥去法国留学了。
从小，我和哥哥就非常崇拜法国的东西。
十五岁那年的暑期，我们一口气读完了《红与黑》和《约翰?克里斯多夫》。
当时，对我最震撼的是《约翰?克里斯多夫》里的主人翁，因为，这个角色实际上是德国著名音乐家贝多芬的化身。罗曼?罗兰的这本史诗般的小说细腻地描述了这个音乐天赋满幅沧桑和爱情坎坷的一生——从出生的那一刻直到过世的那一瞬间。
我想，哥哥更喜欢的角色是《红与黑》里的于连。与丑陋的小克里斯多夫相似，司汤达笔下文弱清秀的于连从小也是个梦想飞黄腾达的少年，十九岁就爱上了年轻美貌的瑞那夫人，结果，被送上了断头台。
哥哥去法国的那年，正是十九岁。
在那个年月里，我们少年的头脑是那样赋有幻想。幻想，它成为了我们手里的唯一武器。
幻想，它可以使我们超脱，超脱凡俗。
幻想，可以使我们承受现实的磨难。
幻想，可以创造我们心里含苞待放的荷花——身出于淤泥而一尘不染。
幻想，可以创造我们心灵深处的仙境和美丽。
也许，在最黑暗的日子里，人们才最渴望黎明。同时，最黑暗的时刻，才是拉开黎明帷幕的起始。
是外婆，她总自言自语地说，有一天，你们都会出国。
那时候，我和哥哥嘀咕，想必外婆在说疯话。
幼年时期，我对外婆的印象不深，只知道她在三十年代是个了不起的名流，一位中国新女性的代言。从小学习于上海秋瑾学校，二八年，她在静安寺路创办了新女性时尚公司，推出了曾风靡一时中西结合的民国海派改良旗袍，还去过日本巡展。
三十年代，当蓝苹从山东试验剧团赴上海滩从影时，是我外公亲自到黄浦江码头接的船。蓝苹心中最恨的人之一，就是我外婆。在上海滩，我外婆最看不起的女人之一，也正是爱出小风头的二流客串——蓝苹。文革时，外婆被蓝苹（江青）关在了北京郊区的秦城监狱。
一九七四年的初春，家里接到了通知，第一次可以去秦城探监。
一家人挤在一辆120吉普车里，在白雪覆盖的郊区公路上颠荡。我小，坐在前排副驾驶的位子。开车的司机是个年轻军人，穿着一身绿军装。
那时家里穷，没有什么好带的礼品。我给外婆画了一幅“报春图”——腊梅在飞雪中含苞待放。现在回想起来，那幅画的寓意和当时的处境是那么的贴切。其实，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只希望能献给外婆一番心意。
不久，监禁了八年之久的外婆终于被释放了出来。由于多年与世隔绝，外婆变得白发沧桑，忘了如何用舌头发音，谈吐和咬字非常艰难，穿着也与众不同，像个刚到内地的港人。我们都叫她“归国华侨”。
在我的心目中，外婆是个最伟大、最赋有信心和心胸开阔的人。
从小，外婆的身子就弱，文革前，还得了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那个年月，国家粮食紧缺，家里的阿姨就喂她蒿子杆。不曾想，她的溃疡被治愈了，同时，自己也像是换了个人似的。入狱后，老太太神经上受了刺激，人瘦得像是皮包骨，墙壁和地面都是防自杀的胶面，想死又无门。一气之下，老太太向天发誓，一定要活着出去，讨个公道。她要吃，要锻炼。没力气怎么办？爬。一天要在屋里爬来爬去。有劲了，就站起来。每天在屋里练下蹲壹千次，望着窗外的桃园和春季的桃花，称自己住在一个“世外桃园”。这个一辈子软弱的女子，一下子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强人。
可能，因为多年的独身监禁生活，她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超脱尘世的人。从她的谈笑声中，我从未听到过对过去的悔恨和埋怨。对于未来，她却又是那样充满信心。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垮台。七七年四月十日凌晨一时，江青——这位红都女皇被秘密押送至秦城监狱。
老天爷有眼，真是好事不负有心人。一九七八年，哥哥参加了教育部组织的全国高考，考上了他的第一志愿——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次年，教育部保送他赴法国留学。那是我国第一批公派的赴法留学生。
还记得，我陪爸爸、妈妈送哥哥去首都机场。哥哥坐在教育部大轿车的后排，从后车窗里向我们招手。飞机起飞后，我们呆呆地站在空旷的机场跑道旁，望着载他的那架民航班机腾空而起，直到消失在远远的云层深处，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第一次，哥哥回家探亲，带来了家里第一部便携式录音机和轻音乐磁带、意大利通心粉和巴黎卢浮宫的画册。
那个重重的漂亮册子把我带到了一个美的世界……
回到宿舍，屋里是乌烟瘴气，充满了一股大麻味和吵闹的摇滚乐声。安德鲁斯和他的好友汉斯和保毕在一个小桌上玩牌。他的眼睛通红，手里拿着一个玻璃的水烟斗。
“哦，安迪。来的正好，轮到你了。”安德鲁斯把烟斗递了过来。
我摇摇头，蜿蜒谢绝了。
汉斯是个奥地利留学生，个子高高的，长了一头卷卷和油亮的金黄头发。保毕来自印第安纳州的一个闭塞小镇，是个说话有点迟钝的二年级学生。俩人都是拿全奖学金的大学游泳队运动员。
“那就不够哥们儿了。”汉斯半开玩笑地说。“这是个规矩。轮到谁，谁就得抽一口。”
保毕看着我，慢条斯理地说：“你们俩是同屋，一个抽一个不抽，那多别扭。”
“别勉强。”安德鲁斯说。“不抽就不抽。”
安德鲁斯用打火机点燃了水烟斗，深深地起了一口。
“中国孩子不抽大麻，是吗？”汉斯问。
“嗯。”我回答说。“那儿没大麻，况且抽大麻要被判刑的。”
“这儿也一样。如果我在中国抽大麻，他们能把我怎么样？”保毕迷迷糊糊地问。
“那要看是谁。”我回答。“如果是外国人，罚款和驱逐出境……”
“那要是你呢？”安德鲁斯笑着问。
“枪毙。”
“刺激。”保毕笑了起来。“我们应该去中国看看，在他们的公交车上抽根儿，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一群疯子！”我笑着说。
“犯法又能怎么样？”汉斯问。“不犯法的事儿还有意思吗？共产党人不是讲革命吗？抽大麻也是一种革命啊！”
“你叫嬉皮士运动一场革命？”
“对，革命。不仅是精神上的，还是性的革命。”汉斯说。
“摇滚乐也是一种革命！就是造反！”保毕追了一句。
保毕把音乐声调高了一档。
“造反！Right on.” 安德鲁斯赋有同感。
他们半麻木地同笑。
汉斯说：“生活是一场梦。对我们男人来说，在死之前，应该多吸点大麻，和漂亮的女生谈情说爱，去渺无人烟的地方历险，纵看大千世界……”
突然，安德鲁斯想起了什么：“哦，刚才有个女的找你，叫什么来着，叫莎娜……”
我的脑袋翁的一声，像是血一下子涌了头顶。
“她说了什么？留言了吗？”
我迫不及待地逼问是否莎娜留了她的电话号码。
安德鲁斯摇摇头。
“我等这个电话好久了，她对我很重要。你这人，怎么能不问她的号码呢？”
我气得真想把安德鲁斯这个吸毒鬼掐死。
“我怎么知道你在等这个电话？”安德鲁斯反驳道。“从来也没听你提过这个‘莎娜’。不过，在电话里，她的声音还挺性感。”
“将来再来电话，拜托了，请高抬贵手。”
“哎呀，不就是个女的吗？”安德鲁斯反问道。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那样，是个女人杀手啊，兄弟。”我回了他一句。
安德鲁斯打量了我一眼。
“看来，这个女的让你动情了。这个莎娜是谁呀？漂亮吗？”安德鲁斯逗乐地问。
保毕说：“怕是新女友吧？”
三人同笑。
电话铃响了。
我们四人的目光同时望着小衣柜上的电话机。我抢了一步，拿起了话筒。
对方不是莎娜，是苏小姐。
安德鲁斯和他的朋友在后面呵呵地笑。
“是我。说话方便吗？”苏小姐问。
我没有回声，脑子里还在想莎娜。
“喂，”苏小姐追了一句。“你屋里有人？方便吗？”
我瞪了一眼安德鲁斯，让他们收敛点儿。
“你说。”
苏小姐说：“今晚陪我去看电影吧。”
我想了一下。
“嗯。”
虽然手头上还有些作业，我还是勉强答应了。
过了一会儿，汉斯和保毕走了。
安德鲁斯的大麻劲儿还没下去。他心血来潮，鼓动我和他一同到楼顶上的游泳池去冲冲凉。
虽然已经快五点了，外面的天还是格外的蓝。为了哥们儿情谊，我也勉强答应了。
我们快速地换上了泳裤，两人的右肩上都披了一条半折叠的白色长浴巾，一溜烟地从楼梯向上跑去。
安德鲁斯用自己的钥匙打开的通往女生宿舍的公共大门。
我们进了女生宿舍。
顿时，一股女生特有的香味扑鼻而来。
“性在空气中荡漾。”安德鲁斯回味地说。
他的鼻子深吸了一下气。
我们的步子放慢了。
安德鲁斯的腿很长，脚上没有穿鞋，突然间，走起路来飘飘然，半无忧无虑，半自信，蛮性感的样子。
“女人喜欢自信的男人。”安德鲁斯低声自言。
我们穿过了一个过道，向右转，继续前进。左侧是一个公共洗衣房。
一个褐色头发女生拿着装满衣服的笸箩，从洗衣房里走了出来，和我们打了个照面。
“女士……”安德鲁斯绅士般地说。
那个女生先是一愣，然后像是见了鬼似地，一个字不说，便低着头快速离去。
看着她的背影，安德鲁斯说：“一只自傲的小狸猫。”
安德鲁斯悄悄向洗衣房里窥探了一番。
里面有一排排白色的大型洗衣机和烘干机。一些烘干后的女生衣物还陈放在烘干机上。
我们好奇地走了进去。
在一摊衣物里，我们看到几件精致的真丝女生内衣。
出国前，在我的记忆里，男生和女生都身着清一色的藏蓝或军绿的“毛服”，我从未见过这么赋有小资情调和性感的女生内装。
安德鲁斯用自己的中指挑起了一条暗粉色的蕾丝三角裤，它是那样的薄，可以清楚地看透他的手指。
他把那条内裤攥成了一个小团，在鼻前闻了闻，然后，将它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还没等我有机会吐一个字，安德鲁斯将我推出了门外。
我们继续前进。
穿过了另一个楼层通道，前面是个女生淋浴室。门“哐”的一下从里面打开，一个头发湿湿的金发女生从里面出来，和安德鲁斯打了个照面。
“啊……”她尖叫了一声。
安德鲁斯也愣了一下。
也就是那一霎那，他们的眼睛相遇了。那一霎那是那样的快，同时，又是那样的灵敏。
“对不起。”安德鲁斯抱了个歉。“吓住你了。”
我在旁边看着他们。
那个女生的脸红红的，仿佛是刚从淋浴里出来。模仿着当时风靡乐坛的洛杉矶女星摇滚乐团Go-Go’s的主唱贝琳达-卡莱儿，她的头上高高地扎了一条浅粉色的毛巾，将自己的头发裹在里面。一条同色的长毛巾缠在自己裸露的胸部，好似一条超短裙。毛巾上方，露出丰满和赋有青春细胞的乳房，像一对儿蓬松的富强粉馒头。她脚上也没有穿鞋。
瞬间过后，那个女生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眼睛好像也亮了些。
“不好意思，失礼了。”安德鲁斯再次抱歉道。
那个女生没说一个字，静静地向通道的尽头走去。
不久，我们戴着太阳镜，在顶楼游泳池边的白色折叠式躺椅上安置了下来。躺椅的高低恰到好处，一方面，能黯然地躺着，另一方面，视线还可以窥看到周边的女生。
一群穿着巴西超短泳衣的女生在水里嬉戏。
鼻子里，可以闻到一股防晒霜的味道。
我想，安德鲁斯像一只非洲金钱豹，在一群非洲鹿前，静静地将自己的身躯埋伏在平坦的躺椅上，可墨镜后面的眼睛，却一时不停地盯着自己的下一个目标。
过了一会儿，安德鲁斯翻了个身。
“想跟我打赌吗？”他问。
“打什么赌？”
“刚才那个女生想和我睡觉。”
“你怎么知道？”
“那你敢打赌吗？”
“怎么个赌法？”我问。
“如果你输了，陪我吸大麻。”
我笑了。
他将自己的墨镜放下了半寸，露出了一半贼贼的眼睛，也会意地笑了。
那天傍晚，在学校饭堂里，我又见到了安德鲁斯。
那时，他正和一群漂亮姑娘坐在一起。其中几个，是我们下午在游泳池边见过的熟悉面孔。端着晚餐的托盘，我的眼睛盯着他看，但是，他就是死活装着没看见或根本不认识我。
无奈，我回到了我熟悉的长饭桌，又和宿舍里的那些烦人的讨厌鬼坐到了一起。奇怪的是，和往常不同，我没有看到皮特逊的影子。我的眼睛视线又回到了安德鲁斯的那张餐桌。
好像是无意中，安德鲁斯的视线向我的方向射来。很快，他对我眨了眨眼。
我气呼呼地一个人回到了宿舍，开始为那天晚上和苏小姐的约会换衣服。安德鲁斯也随着进了屋。
我对他一顿臭骂。
“你这死家伙，装着不认识我。”
他咯咯笑了，同时，也开始换起了衣服。
“怎么？”我问。“有约会？”
安德鲁斯换了一身以色列军人用的军绿色上装，像是马丁-斯科西斯影片《出租汽车司机》里的越战退役军人特拉维斯。
他在墙上的镜子里得意地打量着自己，从口袋里取出一把小梳子，将自己的头发更往背了背，然后，拿起了一瓶暗军绿色的侯司顿古龙香水壶，往自己的脖胫上喷了些香雾。
顿时，空气里散发出一种浓郁的麝香味，冲得呛鼻。
瞧着他那副得意的样子，我皱了皱眉头。
“瞧你那得幸样儿，真该给你拍下来。”说着，我从小衣柜里取出了贝尔超8摄影机。右手握着机子的手柄，眼睛盯着取景器，我按了快门。调了变焦，安德鲁斯的面孔逐渐变得清晰，他的中景呈现在眼前的框子里。160定的柯达Ektachrome反转片快活地在片盒里刷刷地跑着。
安德鲁斯的脸逼近镜头，做了一个鬼脸。
“忘了吗？”安德鲁斯反问。“我们打过赌。”
在取景框里，我仔细地打量着他的影像。
“你这是要去干吗？穿的好像是要去为朱迪-福斯特杀一个总统侯选……”
安德鲁斯笑了。
他在镜子里，用手比划成一把手枪，装着瞄准了对手。
他翻过身子，突然将“枪口”对准了我的胸膛。
“啪”。
我装着倒在了床上。
贝尔摄影机继续跑着片子……
七点多钟，有人敲我们的房门。
外面站着的是苏小姐。她穿着一件真丝白上装，上面还嵌着秀气的蕾丝花纹，下身是一个短短的牛仔裙，水灵的样子，像个天主教会学校的女生。
安德鲁斯望着苏小姐，对我眨了眨眼。
“祝你走运！”他说。
“你也是。”
我和苏小姐徒步去了大学村。那晚，电影院放映一场波姬?小丝主演的《青春珊瑚岛》。导演兰德尔?克莱泽，据称是一位电影系的校友。
因为是部老片，上座率并不高。影厅虽不大，但是，地上盖着茸茸的红地毯，墙壁挂有专业的卢卡斯THX音响和隔音系统，还有足足的空调——这和那时拥挤闷热和臭烘烘的北京胜利和首都电影院相比，还是奢侈和强了一筹。
我和苏小姐坐在靠后的一个角落里，我们的脚，可以轻松地撬在前排棕红色的靠背上。在黯淡的灯光下，苏小姐的眼睛盯着我的脸。
我微笑着。
“你笑什么？”她问。
“你盯着我干吗？”
“这是盯吗？”她的眼睛还是没放过我。“我在猜你在想什么。”
我问：“那我在想什么？”
“……”
我们的眼睛对视着。
“看来，过去你没曾遇见过主动出击的女生。”
“你确认吗？”
“确认。”
“为什么这么自信？”
“为什么？”她笑着答道。“我是新闻系的，这该算是我的本行吧。”
“那你错了。”
“哦，是吗？我不信。”（她没错）
“真的。”
“那么，她是美国女孩还是中国女孩？”
无语。
苏小姐的眼睛亮了，她的瞳孔也好像是放大了几分。
“哦，”她慢慢地吐着字，好像是悟出了答案。“原来是这样，你喜欢美国女孩。”
“为什么这么说？”
“有人在公众场合见你和一位金发女生牵着手。你不否认，不就等于是承认了吗？！”
想必有人看见我和安德森小姐了。灯暗了下来，苏小姐的视线渐渐地转向了银幕。
《青春珊瑚岛》是一部超现实的青春浪漫影片，讲述的，是一对美貌幼年男女，在一次狂风暴雨的夜晚轮船失事，家人丧亡，独自漂流到了一个无人的海南珊瑚岛；此后，相依为命，逐渐长大成人，经历了性冲动、恋爱和建立自我家庭的爱情故事。
影片里，十五岁的小丝美貌不凡，在碧蓝的大海边和洁白的沙滩上，青春自然的艳美是那么的受人青睐。不能回避，这是一部超现实的逃避主义小资情调片，但是，拍得又是那么单纯，赋有唯美，有时令人陶醉。
当影片演到小丝发现孤岛的土族部落后，惊慌逃入丛林，第一次经历月经的那场戏时，我感触到了苏小姐微带寒气的手。在黑暗里，我们的手牵到了一起。不久，她的头落到了我的肩上。隐隐约约地，我察觉到苏小姐牛仔裙下裸露的腿，渐渐地在往我的方向靠，直到我可以感觉到她滚烫和白嫩的皮肤下的体热。
我愣了一下，神经下意识地有些绷紧。
在黑暗里，我悄悄地瞅了她一眼。她坐在我身旁，双眼聚精会神地盯着银幕，对我的反应，毫不留意，仿佛没有察觉任何异常和蹊跷。我们的身体黏黏地粘在一起，直到影厅的顶灯又亮了起来。
我们走出了电影院的大门，在夜幕的陪伴下，静静地在大学村里漫步。晚风吹来淡淡的夜丁香味，像是少女芬芳而赋有含蓄的清香。
“你想去哪儿？”苏小姐问道。
“你说……”
“我首先问的。”
“那好，我们……”还来得及说，苏小姐打断了我。
“我想吃冰淇淋！”她突然心血来潮。“我要吃香草和草莓味儿的。”
“好吧。”我笑了。“我们吃冰淇淋去。”
我们调了头，向大学村的冰淇淋店走去。
望着无际的夜空，我感叹道：“哦，今晚的月亮好亮好圆啊。”
“是吗？”苏小姐低着头。
“你看……”我站住，对着星空望去。
那一刻，苏小姐的双手紧紧地抱住了我的肩膀，踮着脚，吻了我的脸颊，同时，用自己的胳膊，把我们紧紧地裹在一起。我可以感觉到对方皮肤的体热和湿润。
在异国他乡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们像两个自由的小幽灵，或许像电影里的波姬?小丝和克里斯托弗斯，玩耍着一场幼稚和天真的爱情游戏。
“快着，我已经馋了。”苏小姐低声道。“快！不然，我的哈喇子就要流出来啦。”
我们手牵着手，向冰淇淋店小跑而去。
在洛杉矶夏天的夜晚，去遛遛弯儿，兜兜风，再吃点儿冰淇淋，的确是个好主意，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足。你可以称它为一种年轻快活的“自有感”，这是今天用一百万人民币也买不到的感觉。我们边散步边吃着手里的冰淇淋，嘻嘻哈哈，悠闲地走在弯弯曲曲的红石砖路上，在不知不觉之中来到了大学德悉尼图书馆门口的喷泉前。面对古香古色的图书馆和淡淡的灯火，我们放慢了脚步。
“现在你想干什么？”苏小姐问。
“你呢？”
“我先问的。”
“哦。那好，我们可以坐这儿聊聊。”
苏小姐看了看眼前的喷泉，点了点头。
“好主意。咱们聊聊。”
我们在水边儿坐了下来。
苏小姐望着图书馆的灯光，两颊上的表情突然间变得有些严肃。
“哎，再过一年多，我就该毕业了……”她叹了口气。
“毕业后，你想做什么？”
“回国去，去中央电视台当主持。”苏小姐自信地说。“你呢？”
“我……”我犹豫着。
“……”苏小姐圆圆的大眼睛望着我。“我以为你会说你回北京当名导。”
作为一个出生于中国电影世家的小字辈，我深深地意识到，要在那个年月的中国，导演一部赋有“真善美”和敢说实话的影片，是如何之难啊。
出国前的那年冬天，我在中国电影局礼士胡同129号院的小放映厅里，看了文革后最使我震撼的一部影片——那就是由彭宁导演颇有争议的送审片《太阳和人》。它是一部根据剧作家白桦先生的脚本《苦恋》改编的片子。那个小影厅里坐了仅有二十几号人，即便是穿着件军棉猴，还是刺骨的冷，可以在放映机投射的光束里看到自己鼻子冒出的热气。
我记得片子里的一句台词，那就是主人公的女儿在出国留学前对自己父亲发自肺腑的一句指责：“你爱中国，可中国爱你吗？”这句台词像一把锋利的匕首插入了我的心里，眼泪一下子就忍不住地涌了出来。
在国内，大家常说，隔行如隔山。行外人并不知道艺术家的苦衷。
我用回避的言词说：“我刚来美国，想体验一下美国的大学生活和社会，还没有想下一步。”
“不像你。”苏小姐有点失望。“我觉得你应该是个有抱负、胆识和野心的男人。”
“怎么讲？”
“你的高傲在留学生圈子里是赫赫有名的，我一直认为你应该是个雄心勃勃的人。”
“那现在，你认为我是什么样的人？”我问。
苏小姐瞟了我一眼，说：“我看啊，你还没有认真考虑过自己的走向和未来的位置。”
当时，我已经意识到，我和苏小姐是两路人。
她并不了解我的过去，也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艺术创作和新闻报道还不一样，它是一种内心深处的耕耘和收获，需要自由的土壤和空气。 在那个年月的中国，这是个不可求的奢侈品。
“苏，你看看那些美国孩子在干吗？”我忍不住了。“他们在玩，在体验生活，在做爱，在无拘无束地狂欢和party。难道，你不觉得我们太认真、太严肃了吗？”
“我们和那些美国孩子不一样。”苏小姐的音调抬高了一节。“我们和他们有截然不同的文化和生活背景。同时，我们也走的不是一条路。”
“这里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可能的。我们可以做一切……”
“美国是好，但这毕竟不是我们的地盘儿。在中国，一切都将从零开始——那才是我们真正的未来。” 她拉住了我的手。“答应我，我们一起回国去，去创造新的历史。”
我愣愣地看着在月光下的苏小姐和她倔强和赋有信心的面孔。
“不急，你有足够的时间去考虑。”她低声道。
她的眼睛在黑暗里聚精会神地打量着我。
“……”我正想说什么，苏小姐的食指遮住了我的上嘴唇。
“不急。时间可以改变一切。”
那天晚上，我们谈了许久，直到深夜。后来，我送她回女生宿舍，在楼梯口和她告别。黑暗里，我们相互拥抱和做离别前的吻别，然后，苏小姐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楼门，轻声地进了去。我站在夜幕里，望着她苗条的身影，一直等到她打开二楼的台灯后，才静静地离去。
在回家的路上，我快速地穿过了一个昏暗的林荫小道，几个学生慌张地迎面跑过来。我问他们，前面出了什么事？一位男生告诉我，有个从挪威来的留学生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遭了抢劫，被歹徒用枪打死了。不久，我看到了前面数辆闪烁着红白色警灯的警车和一辆白色的急救车，路的左面，已经被黄色的警戒线拦住了。
我加快了脚步，匆匆地返回了宿舍。
屋里较暗，只亮着一盏小台灯。安德鲁斯已经睡下了。听到门声，他侧了个身，半眯缝着眼睛，瞧着我。
“刚回来？”他问。
“嗯。”
“听说了吗？”他低声道。“那个叫皮特逊的挪威小子，给人毙了。”
“哦，当真？难怪外面有好多警车。”
“这家伙也是自找……”
“怎么了？”我问。
“人的命，就是这样，说走就走。今天下午，他说要去逛逛好莱坞大街，自己又没车，我劝他，说这儿危险，和奥斯陆不一样。可他就是不听，偏要步行游遍洛杉矶，直到黑灯瞎火的，才回来。这不，出事儿啦。”安德鲁斯叹了口气。
我想了一下，人生真是太短暂了。老天爷随时有可能把你的小命夺走。
“他妈的，该怪我。当时，我就该阻止他。”他有点自咎地自言自语道。
“唉，可别和自己过意不去啊！”我劝他。“这不该怪你。”
“嗯。看来你今儿晚上倒是走运了。”他调转了话题，用滑稽的声音说。“唉，伙计，你的那个中国妞长得蛮有特点。你们还挺般配。”
“ 还行吧。”
“她叫什么名字？”
“苏小姐。”
“苏小姐？”他微笑着说。“还挺神秘。”
“你今晚儿走运吗？” 我问。
“问我？你说呢？” 安德鲁斯得意地反问。
“算我没问，成了吧。”
“哈哈，你输了。” 安德鲁斯得意地从枕头底下取出了一件抟起的黑色蕾丝女生三角裤。“看，是安娜的。就是今儿下午咱们遇到的那个妞儿的。”
“我哪敢和你打赌啊！你这坏家伙也太厉害了，简直是个女人杀手！”
“人家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嘛。”安德鲁斯干笑了一声。
我脱了衣裤，关了灯，躺在了自己的床上。
安德鲁斯说：“我们有言在先，该罚你跟我抽一袋大麻。”
“我看，你是有意把我这个无产阶级脱下污水啊。”我笑着。“好吧，到我们毕业那天，我一定陪你抽。”
“哥们儿，那就太晚啦。看到皮特逊了没有？人生啊，我们只能为今天活着，明天怎么样，还在镜子里照着呐。”安德鲁斯有些低沉地说。
黑暗里，他突然坐了起来，从自己的裤兜里，取出了打火机，点燃了一个用大麻做成的卷烟头。烟头的火焰，像是深夜荒凉坟地里的萤火，一闪一闪的。 安德鲁斯将头往后仰着，深深地吸了一口。
顿时，屋里有一股麻辣的大麻气味。
“你抽，我过你的二手烟瘾。”我发着牢骚。“将来肯定得肺癌。”
“去你的。”安德鲁斯说。“抽大麻得不了肺癌。”
渐渐的，我的瞳孔适应了黑暗，可以看到一线月光，透过半透明的白色窗帘，勾画出安德鲁斯的轮廓。
“我要转学了。”他憋着一口烟。“将来，就没人再惹你，让你得肺癌了。”
“转学？” 对他突如其来的话语，我有点吃惊。“什么时候？”
“今天刚办了手续。”
“去哪儿？”
“纽约。”
“纽约？”
“对。西点军校。”
“天啊，你要去服役？”我惊讶地问。
“不是。”他回答说。“那是咱的第一志愿，我在等名额。”
“去西点军校干吗？”我诧异地问。“你疯啦？”
“我们一家都是军人，从小我就想参军。”
“越战的时候，人家都往加拿大跑。”我说。“如果打起仗来，他们把你送到新的越南战场去怎么办？”
“西点军校是个军官学校，他们培训的是军官和绅士，不会送学员上前线。”
“毕业后呢？”
“毕业后？”他在黑暗里哼了一声。“我去进修医学院，当一名军医。”
我想了想，电视剧“M*A*S*H”(罗伯特?奥特曼导演的流行美国战争电视喜剧《陆军野战医院》)里，那些朝鲜战场上的美军医务人员形象，呈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家的父辈，没有一个军人。但是，母亲在一九五零年参过军，那是抗美援朝的年代。
那年，母亲才十六岁。
从小，母亲是个孤癖和内向的女人。虽然外公、外婆是苏杭人，自幼就去上海滩闯荡，母亲和舅舅也都是在那里出生的。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外公在上海一举成名，当了电影大导演。外婆也成了上海滩社交场合的名角儿。
日本入侵中国，上海沦陷后，外公奔赴武汉，参加了左翼文艺运动。为了逃难，外婆蒙蔽了母亲，偷偷带着三个舅舅，连夜乘渡船去了重庆，把母亲一个人留在了上海的叔爷爷家。次日凌晨，母亲从梦里醒来，已是家离人散。母亲嚎啕大哭，日夜难眠，不久得了胃溃疡。次年，小姨在重庆出生了。上海的沦陷，母亲的离弃和小妹妹的出生，这些不愉快的事件在母亲的人生中永远是一片阴影。此后，她从未与外婆和小姨有过和睦的家庭关系，这也使母亲变成了一个叛逆性的中国年轻新女性。
抗美援朝开始后，母亲第一个去报名参加新中国的空军，志愿奔赴朝鲜战场，去打美国侵略军，做一名新中国米格15战机女飞行员。
临行前，母亲去见了外公最后一面。那时，外公正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拍摄一部开国大片。外公是个对时间要求非常严谨的导演，他给了摄制组十五分钟的休息时间，陪母亲在摄影棚外谈了谈。
外公说：在前线不同在家里，要自我保重。战争是残酷的，可能会有牺牲。如果为了国家，你可以牺牲自己，但是，千万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就这样，母亲告别了外公，迈着轻快的步子，向北影厂的大门走去，没有回过一次头。母亲说，外公在摄影棚门口站了许久，而且掉了泪。可是，母亲无法面对自己父亲的泪水。
那个年月，部队是不容许女兵赴前线开飞机的，空军把母亲和其他女生送到了东北的某个空军军官学校成为了文化教员。在空军学院，母亲第一次和一名空军上校初恋。后来，那个上校提升为将军。在部队，母亲治好了多年不愈的胃病，学会了开又笨又重的苏式军用摩托车，而且，两次立了三等功。
有一次，我和母亲在甘家口外出采购，路上遇见了一个憨厚和粗框的北方叔叔。母亲介绍说，他是一位抗美援朝的英雄。在上甘岭战役中，部队的死伤惨重，最后，志愿军从战壕和洞穴中冲出来时，弹药一空，步枪都上了匕首，要和从下面冲上来的美军拼一场肉搏血战。面对美国兵的枪口，那个叔叔的步枪卡壳了。他灵机一动，从地上抓了一把土，扔到了面对他的美国兵脸上，然后，用枪口上匕首穿透了敌人的胸膛……
上甘岭，那真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残酷战役。
十五岁那年，我在北京第二十八中学上高中，我的校长就是当年母亲在空军军官学校的老首长。我同桌的父亲，也是一位空军军官。有一天，他邀我到家做客，偶尔遇到了他父亲。当他父亲听说我母亲的名字时，突然变得眉飞色舞，脸颊都发红了，像个第一次初恋的害羞高中生。回家后，我问母亲，认识不认识这个叔叔。母亲笑了。过去，他曾是母亲在军官学校的一个农村来的学生，家境很穷。母亲送给了他一件棉袄。后来，他向母亲求过爱，被母亲拒绝了。母亲说，对他的关爱是对任何一个子弟兵的“爱”，是“亲情”，不是“爱情”。
在此之前，从未想过，自己的母亲年轻时，还曾伤过其他男人的心。
与许多其他美国学生不同，安德鲁斯是个冷静和不露政治偏激的理智者。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他好像是个局外人。虽然是美国公民，他并没有生长在美国本土，对于美国政治，他也看得较淡么。对他而言，没必要有太多的政治主见。他既不信共和党也不信民主党，更不愿意参与任何辩论。他只想干他自己想干的事情——女性，大麻，篮球，橄榄球和摇滚乐。
我想，这与他的个人生活和家庭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那个晚上，我和安德鲁斯一直聊到凌晨。他给我讲述了自己的家史。
安德鲁斯出生于德国慕尼黑美国兵营的一个军官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美国军营里的德语教官。在德意志霍亨索倫王朝执政时，爷爷曾是威廉二世下的一个军官。到了二次大战时期，在纳粹的白色恐怖下，盖世太保从他的家谱里发现了犹太血统，将他父亲一家关进了集中营。到了美国军队第一次进军柏林，家里人基本上死光了，只剩下了父亲一个。美国大兵进驻德国后急需翻译，凑巧他的父亲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就这样，他父亲被纳入了美军编制。
四六年，大批美军返回美国大陆，他父亲也随军到了美国东海岸，入了美籍。但是，他非常怀念德国和生他养他的那片黑红色的土地。五十年代末，美军将他调回德国，成了美军驻莫尼黑莫克?凯圣（McGraw Kaserne）军事基地的一名德语教官。那时，美国马里兰州大学莫尼黑分院也设在这个基地上。
某个夏天，在莫尼黑的一个露天农贸市场，他父亲认识了一个骑着自行车，带着漂亮草帽，身着白色土布长裙的金发碧眼德国乡村姑娘。两人一见钟情。次年，他们结了婚，一年后，安德鲁斯出生了。
虽然在家里接受了传统的德式教育，安德鲁斯从小调皮，是一盏不省油的灯和一个早熟的孩子。住宿在美军兵营里，与美军官兵和他们的家眷朝夕相处，内心里，他却非常敏感自己和其他美国孩子的不同。尽管自己和父母是美国国籍，毕竟他们是德国血统，家里说的话和吃的东西都是典型德国传统的，骨子里还是德意志的筋髓。
在美军驻莫尼黑莫克-凯圣军事基地，第七楼是基地的主楼。一九四五年它曾是美国驻德国军事政府的所在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成了美国陆军空军物贸交易服务局和 陆军第66情报旅的所在地。这个基地还有曾活跃一时的“莫尼黑社区俱乐部”，保龄球场，图书馆，牙科医院，加油站和 美军平价超市。美国陆军空军物贸交易服务局的主要业务是为美军海外机构提供物美价廉的军需品和日用品。美军平价超市的价格一般比美国市场上的便宜30%，和当地德国市场相比，往往便宜一半以上。
从小，安德鲁斯和他在基地上的哥们儿就意识到了这个市场差价的优越性。国产的“骆驼”和“万宝路”牌香烟，也成了勾引当地德国小姑娘的一个窍门。
十一岁那年，精明的小安德鲁斯就在莫尼黑的街头巷尾开始变卖“万宝路”香烟，每个月都可以随意地赚几百美金的差价。一时，他成了一个小红人，同时，也受到了当地德国女孩子的青睐。对当地的德国人而言， 莫尼黑莫克-凯圣基地的这一边和那一边不仅仅是一个铁丝网之隔，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征服者和占领者的强者世界，另一个是被征服和被占领的战败国度。
小安德鲁斯就活跃在这两个不同世界的边缘线上。表面上，他扮演的是一个受益的佼佼者和征服者。
一九七九年，著名德国导演法斯宾德拍摄的电影《玛利亚-布劳恩的婚姻》反映的，也是战败后的德国和德国人在美军占领下生活的艰难和内心的苦闷。在这里，是安德鲁斯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让我更清楚地了解了幕后德国人的文化背景和暗藏在内心深处的创伤。
很多年轻漂亮的德国姑娘很渴望进入莫克-凯圣，小安德鲁斯成了她们的钥匙。有时，小安德鲁斯给喜欢他的女孩子几支“骆驼”牌香烟，就可以搞定和她们上床。有时，他邀请女孩儿到基地上打保龄球，完事儿后，就在黑暗里做爱。上了高中，小安德鲁斯开始抽大麻。渐渐地，他和军营的哥们儿学着美国陆军空军物贸交易服务局的模式，开始和其他美国海外兵营和美国本土军事基地的孩子开始通过美军军事邮件进行“交换”。
美国国防部为美国世界军事基地通邮特地在美国纽约设立了一个秘密邮箱，邮票是美国本土平信的价格。每周两次，美国国防部用C130军用货机将这些邮件运往世界各地的美军基地。安德鲁斯的“交换”也是走的这条路线。
我想，安德鲁斯的内心深处很复杂。在他的心灵深处是一个绞缠在一起的混合体，既有征服者的强势，同时，又有德国人的内疚和苦闷。
那晚，我答应安德鲁斯，如果他被西点军校录取，我陪他抽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根大麻。从那以后，我渐渐对他建立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和兄弟情谊。 虽然我们出生于截然不同的家庭和国度，甚至有相反的信仰或文化背景，我们却都有人类共有的追求、渴望和爱情故事。
第二天中午，苏小姐来电，让我快看看刚刚出版的大学报《木马日报》。“木马”是大学橄榄球队的吉祥物。
“哎呀，吓死人了。”苏小姐惊恐地说。“昨晚出人命案啦。”
“嗯。”我说。“回家路上，我正好路过现场，还看到了警车和拉死尸的救护车。”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她用谴责的口吻说。“昨晚作案的时候，我们也在外面散步。如果是我们的话，就没命啦。”
“不是怕让你害怕嘛。”
“哼，讨厌。”她撒娇地说。
我嘿嘿地笑了。
我拿了一份《木马日报》，读了刊登在头版关于皮特逊死因的文章。据警方分析，那天晚上，皮特逊从好莱坞返校，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遭到了一伙歹徒的袭击。他想快跑，逃离抢劫团伙，结果，没有逃过劫机者的冷枪，死于背后中的两颗子弹，其中一颗，穿透了他的心房。警方一再强调，遇到歹徒，不要用侥幸的心理，去做愚蠢的事情。更不要为了钱和财产，丧失性命。
后来，宿舍学生会主任敲了每个学生的宿舍门，要求大家给皮特逊在挪威的父母写封联名的追悼信，还募了捐。我也捐了二十美金。
可怜的皮特逊，他成了我认识的第一个“美国梦”的牺牲品！同时，我也意识到，人生是短暂的。人活着，能够感觉到大自然的大千变化，体验美和爱情的极限，感触到夜晚的微风和回味淡淡夜丁香的清雅，生活才有意义。人生是一次体验和创造的机会，每人一辈子只有一次，时不可错，生不再来。
那天，是个难忘的日子。
那天下午，我接到了莎娜的电话。
听到她赋有性感和温柔的声音，我的脸突然变得滚烫，心怦怦地跳，好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似的。
青春的冲动和欲望，一下子，使我忘了一切。
“你还好吗？”莎娜有点羞怯地问。
“嗯，好。”我愣愣地答道。
莎娜笑着说: “昨天整理我的提包，翻出了你的电话号码。”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
“我心里也在矛盾，想打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她说。
“那就说hello。”我说。
“Hello。”莎娜笑着说。“还记得你第一次从游泳池探出头的那一刻，好天真可爱哦。离开大学那么多年，我几乎忘了‘天真’是什么样儿了。”
“我也忘不了第一次看到你的那一刻。”我说。
我还记得莎娜头上淡淡的金发，乳白的皮肤，细长的腿和一双会说话，时而浅绿时而暗蓝的大眼睛。
“我想见你！”我请求道。
莎娜停了片刻，然后低声道：“我只想听听你的声音……”
“天啊，求你了。”
我的傻话把莎娜逗笑了。
“那好吧，我约你吃饭。好吗？”
我欣然答应了。
挂了电话，内心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喜悦。用英语来形容，应该是像是只刚吃了金丝雀的小猫。我高兴地蹦了起来。
@传特使殴 38楼 2013-04-20 01:35:52
人生中出现的一切，都无法拥有，只能经历。深知这一点的人，就会懂得。
-----------------------------
同感。嘿嘿。
我和莎娜约好了，星期五中午在海滨小城玛丽安德尔湾的一家餐馆见面。
为了这次约会，我翻箱倒柜，不知站在镜子面前试穿过多少件衣服。可是，就是没有一套诚心如意。这时，安德鲁斯成了我的即兴时尚参谋。
看着我身上的那套西装，安德鲁斯摇了摇头。
“这不成。”他用审视的眼光盯着我的衣服。
“为啥？”我问。
“太拘谨，像个老学究。”
我在镜子里瞟了自己一眼。
“这不挺斯文吗？”我反驳道。
“哈哈，‘斯文’。”安德鲁斯奸笑了一声，然后把自己的嘴唇贴近我的右耳低声道：“哥们儿，你以为女人需要咱们男爷们儿的‘斯文’吗？”
我的眼睛愣愣地望着他，说：“按你的意思……”
“她们要的是原始的冲动、性欲和昏头的激情。”他自信地说。“当然，女人嘛，还得有点儿罗曼蒂克。”
“你这家伙可真刁。”我会意地笑了。
安德鲁斯也笑了。
他坐在床头，嘴里叼着根万宝路香烟，打量着我。
“我看啊，还是休闲的好。”他吸了一口烟。“你们不是打算去海滨吗？休闲一点，可以让你的对手心态放松，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麻痹她对你的警戒。”
“厉害。”我说。“在女人身上，你怎么有这么多的花招？”
“你学过《孙子兵法》吗？”他反问道。“这是你们中国人的东西，但是，也是我们美军的第一本战略经典。”
“呵，你把《孙子兵法》都用到女人身上啦。”
“难道对付女人不需要一种‘战略’？”
“那罗曼蒂克和感情呢？”我问。
“呵，你脑子进水啊？”安德鲁斯从床上蹦了起来。“爱情，是一场情战。感情是女人的领地，那是她们要的东西。有了这种感觉，她们才能接受你。也只有你给与了她们这种感觉，你才能突破她们对男人的警戒，征服她们的心灵。”
约会那天，我最终选了一件法国鳄鱼牌白色短袖网球衬衫，白色细麻线织的舢板长裤，细了一条藏蓝的帆布带，还配了同色的球鞋和奥克利牌的宽黑遍墨镜。
安德鲁斯还好意地在我的内领上喷了些他非常吹捧的侯司顿古龙香水，说它对女人有一种特殊的魔力，能征服任何女人。我笑了，想必是在吹牛皮。
那天中午，天空是格外的蓝，我的红色奥迪福克斯在10号高速公路上飞驰，向洛杉矶西区和海边驶去。 每逢九月和十月，那是南加州最宜人的季节。气候十分温暖，空气里的湿度不高，脸颊上有从太平洋上吹来的甘甜微风。我的身体感觉很轻，像是要飘起来似的。
从10号高速公路，我并线向南，驶入405号圣地亚哥高速公路，然后向右，驶向通往海湾的玛丽安德尔湾车道。不久，碧蓝的海湾，高耸的棕榈树和一片片停泊在海岸帆船的白帆进入了我的眼帘。 路边，有一个简易的花房，一位带着墨西哥草帽皮肤黝黑的墨西哥人在卖花。我想，应该绅士点儿，给莎娜买些花。买什么花好呢？玫瑰花，是爱情的象征。可这次是第一次约会，突然献玫瑰花，会不会吓住她？我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还是选了幽美和秀气的白色郁金香。
我和莎娜约定见面的餐馆，是一个南加州有名的连锁店，叫奶酪工厂。在玛丽安德尔湾的那家店，就设在离码头不远的海边上。靠海的窗户都是打开的，外面还设有一个露天的餐厅，四周长满了英国常春藤。海边上，设有一排木板制成的入船坞，里面停泊着刷白锃亮的私家游艇和帆船。
我早到了约半小时，在前台先预定了一个露天餐厅里靠海的位子。手里拿着那束白色的郁金香，我感觉有点出众和拘谨。正好，那时一对儿情侣和我打了个照面。那个女的，眼睛看着我，露出一种加州女人特有的真挚友好。
“好漂亮。”她低头闻了闻花朵。“好香啊。”
他们走了。
“该你了。”一个女招待走了过来，微笑着说。“跟我来吧！”
我跟着那个女招待，向海边的一个盖着雪白桌布的餐桌走去。我在那个餐桌的右侧坐了下来，她在桌上放置了菜单和酒单。
看到了我手里的花，她笑眯眯地问：“哦，真美。怎么，你们是第一次约会？”
“哦……”
“要一个玻璃水瓶吗？”她问。
“那好，非常感谢。”
“不客气，马上就来。”她笑了一下，转身走了。
我坐在那儿，看着碧蓝的海水和阳光明媚的海湾。这是和莎娜约会的一个最佳地点。过了一会儿，那个女招待带来了一个装满半瓶水的花瓶，还帮我把白色的郁金香优雅地摆放到了瓶子里。
“祝你走运。”她对我眯笑着眨了眨眼，走了。
乳白色的郁金香散发着微微的清香，淡绿的茎杆，清秀大方，在闪闪发光水晶玻璃的衬托下，给我们的进餐增加了些温馨的气氛。
当我的视线回到主餐厅大堂时，我看到了莎娜的身影。
那一刻，像是电影里的一个抒情慢镜头，莎娜的形象好像是《瑞典女王》里的葛丽泰-嘉宝。
她那俏佳人的样子，是如此幽美，肩直直地挺着，二十八英寸的腰围，使她显得格外的苗条。她的臀部，性感地左右摆动。她健美而细长的大腿，迈着猫步，充满了西方女性对自己的自信和好莱坞明星所赋有的那种范儿。
那个梦寐以求的她，渐渐地向我走来。
“不好意思，我迟到了。”她笑着说。
我站起来迎她，和她拥抱，闻到了从她身上散发出的香水。与此同时，莎娜灵敏的鼻子也在空气里嗅了一下。
她皱了皱眉头：“让我猜猜你戴的是什么香水……”
“嗯?”
“侯司顿古龙水喷雾Z-14号。”她睁大了眼睛，像是在等待我的答复。“怎么？猜得不对吗？”
“你的鼻子好厉害！” 我惊叹道。
的确，她敏感的嗅觉让我有些吃惊。
沉默了片刻后，莎娜接着说：“希望你不介意，遗憾的是，这个味觉不合适你。”
“为什么？”我问。
“之前，我脑子里已经有了一种你的味道……”她说。“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怎么？”
“这个太浓，肤浅，缺乏优雅和回味的余地。”
我愣了一下。我想，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女子不仅是个外在的丽人，还有内心的敏锐判断和思维能力。
“那你想象中是什么样的味道？”我好奇地问。
“清淡、干爽，带有些东方的神秘和含蓄……”
“你不喜欢戴这种香水的男人？”我追问道。
“哦，如果没有见过面，只是嗅到了香水味儿，我是不会选择的。”她笑着眨了眨眼。“我们女人在男女关系问题上，是有最终取决权的一方。不是吗？”
“不错!”
“因为女人需要对周边追求她的男性有种敏锐的判断和选择。”她说。
“当然。”我赞了一个。“你读我，像个娴熟的心理医生。”
莎娜有点羞涩地笑了。
@孙小魂 45楼 2013-04-20 11:12:39
支持
-----------------------------
谢啦！
我们面对面，坐在餐桌两侧。我情不自禁地打量着莎娜的美貌，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她身着一件半透明乳色略微浅粉的太阳裙，做工非常精致，脸上戴着一个时尚的椭圆形棕色法国香奈儿墨镜，肩上挎着一个超大的LV包；脚上，穿着一双Prada牌子的浅粉色open-toe两英寸根的皮制拖鞋，略微露出亮晶晶的性感贝壳色指甲，在太阳下闪闪发光。
“啊，你真美。”我感叹地说。“像个好莱坞的大明星。”
她从LV挎包里取出了一个圆形的折叠小镜子，打量了一下自己的脸，然后，用手指握着一只木莓色的兰蔻精粹唇膏，滋润了一下艳丽的嘴唇。
“哦，是吗？”莎娜笑了。
我点了点头。
这次，她开心地笑了。
莎娜瞟了我一眼，说道：“你也挺帅气，像个帆船手。”
“是吗？”
“嗯。”莎娜望了一眼海边的白帆。“今天真是个开帆船的好天气。”
我盯着墨镜背后莎娜柔情的眼睛。她的上眼皮有一层暗紫和银色的眼影，给人一种视觉上的深度和神秘感。而那双墨镜，像是用来遮蔽她内心世界和个人隐私的一个帷幕。
瞅见我窥探的双眼，她问：“为什么这么盯着我？”
“不好意思。”我说。“我在欣赏你。”
“真会和女孩子说话。”莎娜笑着。
“沃，真的！”我半认真地说。
“我看啊，你跟所有的女孩子都这么说。是不是？”她眨了眨眼。
“真不是。”我摇着头。“这话我只对你一个人说过。我发誓！”
“当真？”她半信半疑地望着我。
“当真！”
我的表情好认真，像是想从心底里表述自己的诚意。
莎娜将自己的香奈儿褐色墨镜往上抬了半寸，露出了她暗蓝色的眼睛，瞳孔在太阳下一闪一闪的。我们之间的身距很近，可以嗅到她身体散发的淡淡香水味儿。
莎娜的脸上，露出一种欣慰的颜容。接着，她的视线又落到了桌上摆置的那瓶郁金香上。
她闻了闻乳白色的花朵，低声问道：“啊，好漂亮的郁金香。怎么，是你买的？”
我点了点头。“喜欢吗？”
“为什么选了郁金香？”莎娜笑眯眯地打量着我。
“洁白、绚丽和高雅——像是我印象中的你。”
莎娜咯咯地笑了。
“甜心，在欧洲，只有在葬礼时，别人才送你白色的郁金香。”莎娜开玩笑道。“怎么，嫌我不再是青少年，想早给我送葬啊？”
我红着脸，惭愧地说：“这辈子，我没给任何人送过葬，还真不知道有这个规矩。让你见笑了。”
“亲爱的，你知道我最欣赏你什么？”莎娜问。
“什么？”
“真诚。”莎娜说。“你呢？”
“我喜欢你的一切……”
“这是因为你还不了解我。”她说。“如果有一天，你真的了解我了，可能就不会这么说了。”
“无论如何……”我坦然地答道。
“承诺我一件事，永远也不要丢掉你现在的这种天真和真诚。”她说。
我点了点头。
“发誓？！”莎娜追了一句。
“发誓！”我说。
莎娜伸出了她的双臂，细长手指和我的手紧紧地扣在了一起。
“我最喜欢男人逗我笑。可是，好久没人能让我这么开心了。”她说。“自从那次在游泳池认识你，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忘不了你这张天真的脸和微笑。”
“我也忘不了你……”
莎娜调转了话题：“哎呀，我饿了。咱们还是先点菜吧。”
“好的。”我点了点头。
我们互相望着，会意地笑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点了菜。
莎娜选了一份正餐卡尔顿沙拉，里面配有罗马生菜，清脆的甜梨，新鲜的加州葡萄干，美式烤鸡丝，羊奶酪，甘酸果蔓，美洲山核仁和蜜柑，还有意大利青橄榄油和葡萄香醋混制的沙拉酱。
我也陪她点了一道叫“中式鸡沙拉”的主菜，里面配有生菜，鸡柳，豆芽，砂糖桔，北京式的排叉条，香脆的炸米粉线，上面还撒了些细细的黑芝麻粒和酸甜的李子味佐料。在国内，我从未听说任何菜系里，有这道菜。想必，像“运气饼干”（fortune cookie）一样，是一种美国发明。
莎娜用餐的习惯，颇为讲究；吃的都是有机的新鲜蔬菜，忌禁红肉、奶油和含高胆固醇或淀粉的食物。
她特意向服务员要了些冷压的清橄榄油和葡萄甜醋，把橄榄油倒在白色的面包盘里，然后，往上面浇了几滴甜醋。她从盖着白布的面包篓里，取出了一个刚出炉的黑燕麦面包，把它掰成一小片，蘸了点油醋，优雅地将它放置在自己的嘴里。
她慢条斯理地嚼着燕麦面包片，没有一丝声响。她的刀叉，有规有矩地放置在乳色瓷盘的两侧，白色的棉布方餐巾叠成了一个有棱有角的长方形，规整地放在她的右侧。
看着她那赋有贵气的用餐样子，真是一种艺术享受。她的双手，握着刀叉，像欧洲人似的。而我，像在大学食堂里的那些美国中部洲的孩子，只有右手里攥了一把叉子。
我愣了一下，手里的叉子，也悬在了半空。
莎娜看着我，疑惑地问：“怎么不吃了？”
“在你面前，我感觉有点笨拙。”
莎娜笑了。
“你在恭维我。”她说。“可我并不是个十全十美的女人。”
我左手攥着叉子，右手握着餐刀，模仿着莎娜一板一眼地吃着。
看着我那福样子，她笑了。
“你在模仿我，还是在讥笑我？”她问。
“当然不是讥笑。”我回答。
“你是个男孩。对你们来说，没有那么多规矩。”
“那你为什么用双手拿刀叉，而且还不换手？”我好奇地问。
“哦，这是欧洲人的方式。”她回答说。“也可以说是传统的进餐方式。我本人喜欢传统。”
“是这样……”我会意地笑了。
“你知道在二战时，盖世太保和纳粹SS黑杉队，是如何发现欧洲美国特工间谍的吗？”
“不知道。”
“就是他们用餐的方式。”莎娜笑着说。“在用刀叉时，美国人本能地用右手握叉子，德国盖世太保一眼就看出咖啡馆里哪个是美国人。”
“有意思。”我点了点头，问道：“那你怎么知道这些？”
“我在欧洲旅行时，无意中听到的。”莎娜说。“这不，你也知道了。”
“你像是我的老师……”
“不是老师，是朋友。”莎娜说。“可能，会是好朋友。至少，希望如此。”
“不仅是好朋友……”我说。
莎娜停了片刻，探着脖子问：“而且……？”
我觉得脸颊有些发烫。
莎娜瞪着我，像是在等待我的答案。
我突然感觉有些害羞，尴尬地不知如何表白自己。
莎娜笑了。
“我是你的心上人，是不？”
没有回音。
“是不？”她追问道。
我腼腆地点了点头。
莎娜的脸，往前倾了一点，离我的眼睛很近。那一刻，我发现她漂亮的暗蓝色眼睛，渐渐地变成了绿色。
她问：“怎么？你爱上我啦？”
我的脸变得滚烫，想象中，已经是红得发紫。
“害羞啦？”莎娜微笑着说。“我是个过来人，能理解你。几年前，我和你一样。但是，经验可以使人成熟。”
“你爱过，所以，一定知道我的感受。”我说。
莎娜叹了口气：“宝贝儿，你现在的感觉并不是‘爱’，而是‘迷恋’infatuation)。”
“不是。”我反驳说。
“这是你脑子里幻想的那种‘爱’。”莎娜说。“如果有一天，你真爱上了一个女人，而且，那种‘爱’是成熟的，你心里会感觉得到。”
“那是什么感觉？”我好奇地问。
“一种坦然和平静。”她说。“这种感情，是一种伴随和寄托，好像世界上的琐事不再烦恼和重要。它也是一种心态。”
“那你爱过吗？”
莎娜停顿了片刻，像是在想什么，接下来说：“嗯，一次。”
“只有一次？”我问。
“这已经是很幸运了。”她说。“很多人一辈子也未曾感受过真正的爱情。”
那时，我有些诧异，还没有足够的情商，去理解莎娜的思想内涵。
“莎娜，你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女孩子里，最有意思的人。”
“一生? 可你才十九岁啊。”她笑着说。“而我呢，已经不是姑娘了。我是个女人。你还是个无忧无虑的男孩子。”
“我不是个孩子。”我反驳道。
“当真？”莎娜的脸色突然有些严肃。“如果你不是个孩子，我们就不会坐在这里了。”
“为什么？”
“为什么？”莎娜反问道。“那好，我问你，在游泳池，你为什么潜泳来‘救我’？”
“因为……”我有些支支吾吾。“因为，因为他们像似在嘲弄你。”
“谁？”
“哦，那些男人。”
“男人？”莎娜说。“你是说那些坐在按摩浴缸里，脱了发和肥胖的中年男人？”
我偷偷地瞟了她一眼。
“你看，你和那些‘男人’不一样。不是吗？”莎娜微笑着攥住了我的手。“他们在讥笑我，而你却是保护我的救生员——我的小天使。”
我笑了。
“那些男人没有自信。我只不过是他们梦里的一个性偶像，他们没有勇气去追我，和我寒暄，更害怕我的拒绝。但是，他们又青睐我的美貌，所以，只能在背后讥笑。”
我的脑袋里像是触了电，一下子“嗡”的一声。突然之间，我悟出了什么。
“你很了解男性。”我说。
“了解？”莎娜苦笑。“对他们的这种性游戏，了如指掌。”
我呆呆地望着眼前的莎娜，哑口无言。
@小猪芈匣孤 51楼 2013-04-21 15:15:55
持续关注中
-----------------------------
欢迎来访。感谢关注。
莎娜换了话题：“哎，别谈这些没趣的事儿了，还是谈谈你自己吧。”
“其实，没有什么好谈的。”我略带沮丧地说。“我住校，校园的生活很平淡乏味。除了上课、做作业，就是在图书馆里读书……”
“像你这样的男生，一定有一群女孩子，在后面追着。”莎娜在逗我笑。
“哼，哪儿有这种美事？”
“是你条件太高，人家高攀不上，还是你自己的情商不够啊？”
“如果老天爷真有眼，那得算我自己不走运。”我气馁地说。
“怎么？你现在还没有女朋友？”她追问道。
“那要看什么叫‘女朋友’。”一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苏小姐的形象。接下来， 我说：“是女性的朋友，还是女‘性’的朋友？”
“情人。”她说。
“你是说‘心上人’？”我暗地里捅了一句。“你知道谁是我的心上人……”
莎娜的手，掐了一下我的脸蛋，会意地笑了。
“那你主修什么？”莎娜问。
“电影。”
“电影？”她的眼睛一亮。
“嗯，不错。”我回答说。“可是，现在还没有进入专业，只是在修普通科目。”
“怎么？不喜欢现在的大学生活？”她问。
“喜欢。但是，缺乏挑战性。”
“甭着急。”莎娜安慰道。“你会有足够挑战的。”
“你在哪儿上的大学？”
“迈阿密，佛罗里达大学。”她的眼睛略微眯着，像是在回忆往事。“那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日子。大学时期，应该是人生中最难忘和值得记忆的。亲爱的，你一定要珍惜啊。”
“你学的是什么专业？”
“心理学。”
“心理学？”我惊讶地说。“难怪你看问题与众不同，看来，是戴了一副心理医师的眼镜。”
“是吗？”莎娜笑了。“人家都说，女生选择心理学科，可能有两个原因——或许是想当一名小学老师，或许是想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
“那你是哪一种？”
她想了想， 然后，低语道：“想必是第二类。”
“为什么？”
“天啊，别谈我了。”莎娜的脸上，隐隐地流露出了一丝烦恼。“还是谈谈你自己吧！谈谈电影。你为什么要学电影？”
“我们一家三代都是搞电影的。”
“哦，是个电影世家。”她好奇地问。“将来想干什么？拍什么样的电影？”
“当编导。”我回答道。“拍有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的影片。”
“你的意思是‘悲剧’？”她问。
“有思想的影片不一定都是‘悲剧’，也可以是情节剧呀。”
“让人思考？还是让人逃避？”她笑着问。
“哦，反正不是喜剧。”我说。
“可惜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太多的悲剧了。”她眨了眨眼，露出了一丝淡淡的苦笑。
我暗想，莎娜是个赋有悲剧色彩的女性。
“那你想看什么样的电影？”
“我很少看电影。”莎娜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那你喜好什么？”
“读书。”
“什么类型的书？”
“带有哲理色彩和关于感情问题的题材。”
我点了点头，会意地笑了。莎娜也微带腼腆地笑了。
“不好意思。”她说。
“哪里。”我说。“我说过，你是我一生中所见过最有意思的女性。”
“亲爱的，你才十九岁。”莎娜笑眯眯地说。
“那好。在我二十岁之前，你是我认识的最漂亮和有趣的女人。”我痴情地反驳道。
莎娜的脸上露出了少女般的红润，眼睛里闪烁着青春的火焰。
正餐后，我和莎娜点了意式浓咖啡和拿铁，还共享了那家店有名的德国黑森林奶酪蛋糕。然后，她向那个高个子的长发男招待要了账单，将自己的右手放置在附着账单的黑皮簿子上。她从一个新款的博柏利钱包里，取出了一张美国特快铂金卡，将它插入了账单夹子里。那个男招待先是一愣，仿佛想确认付款女子和我的关系，接着，对我会意地眨了眨眼。
“你不该这样。”我对莎娜说。“我该付。”
莎娜笑了，侧了一下身子，然后说：“怎么？不爽？”
“男人应该付饭钱。不是吗？”
“那要看什么场合和什么人了。”她说。“谁付钱，表示某种承担。这也是一种潜在的权益暗示。如果你是个有钱有势的花花公子或自我炫耀的大款，我决不会掏一分钱。这次，是我自愿的。不然，我会装着去上厕所，让你自己晒在那儿，吃买单。”
“明白了。”我会意地说。“谢谢。”
“应该的。”她眯着眼，聚精会神地观察着我脸上的表情。“怎么？你不会是个大男子主义者吧？”
我摇了摇头。
“这是你的幸运。”她接着说。“我并不是个少花钱的女人，而且，很多男人争着付我的消费。那些男人，用金钱在我面前炫耀权利和社会地位。男人给女人买单，是有目的的。吃喝了男人的，就欠了一笔账，他们会期待在感情或其它方面的某种回报。 我们女人拒绝大多数男人的买单，除非我们不介意和他们上床，发生性关系。所以，买单是一个下意识的暗号，也是一场权力和性政治的游戏。在这个游戏里，我们女人或许是男人的战利品。可在某种意义上，男人在经济上，也成了我们女人的消费品。这成了一种相互利用。不是吗？”
莎娜晃了一下自己性感和华丽的身段。
“你说‘性政治’，什么叫性政治？”我问。
“就是男女之间在地位和权益上的社会关系。”
“嗯。不愧是个心理学家。”我说。“为什么我这么幸运？”
像玛丽莲-梦露，她蛮性感地低声道：“因为你是我的救-生-员。”
我得意地笑了。莎娜也笑了。
“所以啊，我不是个适合你的女人。在男女关系上，我有点看破红尘了。你应该选择一个真正爱你的女孩儿。”莎娜说。“爱你这个人，而不是你的金钱和地位。在大学里，是个选择女友的最佳地方。选择一个志同道合，有同样追求和思想共鸣的东方女生。”
“要有思想共鸣，非要选择一个东方女生吗？”
“族裔并不重要。”她想了想，然后说。“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不是一个完美的整体。你读过柏拉图的《会饮》吗？”
我点了点头。
“像阿里斯托芬在书里所说的那样，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不只是男、女两个性别，而是三个——男、女，和男女的结合体，像宇宙里的太阳、月亮和地球。男人是太阳的长子，女人是地球母亲的闺秀，而男女的结合体是月亮的宠儿。后来，这第三个性别只是名称在世，实体，却不复存在。所以，在这个世上，男人和女人一辈子在寻找我们的另一半。这个知音 (soulmate)，可能流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也在迫不及待地寻找我们这个上辈子遗失了的自我。你的知音，可能是一个东方女孩儿，也许是和你截然不同和说异族语言，有着金发碧眼的女子。有一天，你们相遇，在俩人的眼睛里，会发现自我的影子，在心底里，找到自己的自然归宿，像是第六感觉，实现上帝赋予我们的人生使命。这才是真正的爱情。”
午饭后，我们肩并肩，在滨水港湾的岸边漫步。莎娜的个子高，比我高出半个头, 走起路来，帅和潇洒，像个走猫步的模特儿。她半仰着头，戴着太阳镜的脸，面对加利福尼亚明媚的太阳。
“多美的天啊。”她伸开双臂，像个自由腾空的鸽子。“我喜欢阳光。”
我说：“跟你在一起，真幸福。”
“是吗？别这么恭维我。”她说。“不然，我该当真了。”
“真的。”
“对了，刚才我说今天是个划船的好天气，想不想和我到海上去逛逛？”她问。
“去海上？”
“嗯。”
“那我们有船吗？”我问。
“当然。”莎娜笑了。“不然问你干吗？”
“太棒了！” 我情不自禁地说。
我和莎娜向滨水码头方向走去。穿过一排排白矾和锃亮的游艇，我们来到了一个用巴西硬木制成的入船坞，里面，停泊着一艘崭新的Formula26英尺雷鸟快艇。船身很高，贯穿全身，像个美女的身段——是一个延续的弧线形。雪白的油漆在湛蓝的海水和太阳的衬托下，荧光夺目。
“这是你的？”我好奇地问。
“朋友的。”莎娜答道。
“什么样的朋友？”
“朋友。”她轻描淡写地说。
“……？”
“别愣着。”不由我细想，她说：“伸个手。”
“哦。尽管吩咐。”
她把自己的LV挎包，往我的怀里一塞，我们上了船。甲板上，莎娜像是换了个人似的，身体变得灵活自如。虽然我自己穿着一身白色，莎娜才是真正的水手。我随她来到了船头，船舷上，有齐腰的护栏，可以坐人或当瞭望台。洁白的甲板，高出水面许多，想必是为利用空气动力学的原理。在那个高度，我可以看到这个海湾的全景。
“如何？”莎娜笑着问。
“非常酷！”我赞叹道。
莎娜问：“会开吗？”
我摇了摇头：“不仅不会，还是第一次上这样的游艇。”
“那就当我的大副吧！”她说。
“没问题。”我欣然地点了头。
我随她，扶着一个铁梯子，下到甲板底部的船舱里。里面的摆设，很精致，配有一圈环绕式的意大利肉色小牛皮沙发座椅、桃花心红木和水晶玻璃茶几、佩带冰箱和储藏柜的吧台、欧派大理石的水池，右侧，还有一个装潢华丽的卫生间。
“沃，里面好大。可以睡人。”我说。
“当然。这个海湾里，有些人一年四季都住在船上。”
“好潇洒。”
过了一会儿，我们又回到了甲板上。莎娜熟练地检查了一番甲板上航海设备——导航仪、海洋与陆地对讲机、蓄电池、船尾的发动机和油箱。接着，我和莎娜穿上了橙色的救生衣，再次检查了设备，然后，我帮她解开了岸上的缆绳。
她从挎包里取出了一把钥匙，启了火。立刻，船尾的强力马达“轰”的一声，快艇急剧地左右晃动了一下。莎娜挥了挥手，示意我坐在她左侧的乳白色皮椅上。我刚坐了，船又颠荡起来，噌，快速地驶出了暗黑色的巴西硬木板入船坞。
强筋的海风，迎面扑来，带有一种鱼腥气和海盐味儿。莎娜的金发，被海风吹得在空中飞舞。在阳光下，她真像《瑞典女王》中的葛丽泰-嘉宝。
一群海鸥和另一种白色羽毛的尖嘴、长腿海鸟，从我们头顶飞过。我们渐渐地驶出宁静的玛丽安德尔海湾，向开阔的大海前进。左面是一条长长凸起的防波堤，底下覆盖着黝黑和长满青苔的礁石，低潮的海水扑向石头，浪淘沙，溅起一层层的银色浪花。
我们的雷鸟快艇飞速地行驶在浪尖上，仿佛在飘，只是偶尔与水面冲撞，底部发出轰轰的震荡声，掀起四处奔放的浪花。 不久，我们驶入了辽阔的太平洋。碧蓝的海水和清澈的天空辉映，远远地看不到头，像是无边无际。
莎娜停熄了发动机，我帮她抛锚泊船。一时，快艇在海风中随波荡漾。我们回头望去，可以看到长长的海岸线——从北面影星豪宅云集的马里布海村，到洛杉矶最南端的海滨城市帕雷斯沃迪斯，绿色的丘陵岩壁和隐隐约约的西班牙风格的白墙红瓦建筑物。
水面上，只有我和莎娜。
我从后面抱住她，将头轻轻地搁放在她的肩上，脸颊相依。
“好漂亮的景。”我赞叹道。
“嗯。”莎娜说。“告诉我中国在哪儿？”
我指着海天边际说：“那儿……”
我们两人静静地望着辽阔的大海。我紧抱住莎娜，感触到她细嫩、洁白和半透明的皮肤，带精致刺绣的真丝胸罩和柔软的太阳裙。与往常不同，她身子没动，也未吐一字。
加利福尼亚在美国的西海岸。有时，西海岸的人会幽默地说，我们是文明世界的尽头。因为，我们是在西方世界和椭圆形地球的最西端。穿过太平洋，就是远东——那里有一个沉睡着的中国。
面对太平洋的彼岸，我脑海里浮现出母亲、父亲、外婆和年轻聪明表妹的身影。我想，亲人，我们离的很近。我们之间，只有一水之隔，看到的，是同样的碧海和蓝天。
还记得，我第一次出海，是一九七三年的夏天，在近邻天津渤海湾的一艘中国海军战舰上。渤海湾与南加州的海湾不同，海上笼罩着一层雾气。海水澄绿黄色，泥沙性很强，浑浊的一眼看不到底。我和父亲站在船头的甲板上，航行到二十海里，船舷已经翘出水面，海水像雨点一般地向我们扑来。我晕了船，吐了。
那是我和父亲住在天津团泊洼农场的最后一个暑假。当时，文化部分配了一大批文艺界的知识分子在那里劳动改造。在团泊洼，我接触到了一群那个年代中国最优秀的文人、戏剧家和画家，包括著名的漫画家华君武和写团泊洼《秋歌》的著名诗人郭小川。那年，我才十一岁。
虽然，那年还是文革期间，一年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基辛格第一次访华，还带来了费城交响乐团。人们心灵上的枷锁，有些松动。第一次，中国人在自己的电视机里，看到了中央台直播的美国人在北京的实况演出。第一次，中国人在自己的耳朵里，听到美国人在北京演奏贝多芬的雄伟和宏壮的小调第五《命运交响曲》。这是一个地震般的举动——它的声音也开始改变中国人民自己的命运。
那时，我随父亲住在团泊洼农场的一个用屠宰场改造的尖顶二层宿舍楼里。底下，是一个简易的大食堂，总是乌烟瘴气。我们睡在楼上，门前有一个护栏，从那里往下看，可以看到一个二十米见方的空地，上面摆着些破旧的木板凳和自做的折叠椅。前面，有个遮着紫红色绒布的台子。台子上，放置着一台用报废的9寸圆形军用雷达监测屏掺制而成的“电视接收机”。房顶上，还接了一根“王”字形的天线。那个简陋电视机经常坏，而且，影像和雷达视屏的颜色一样，呈暗绿色，只能收两个台——中央台和地方台。可是，它是农场的唯一个奢侈品和可以听到外面声音的工具。
为了收到中央台的直播讯号，能亲眼看到和亲耳听到来自北京的美国费城交响乐的声音，几个懂技术的叔叔连夜干了个通宵，才终于修好了那台破旧但价值连城的机子。那天晚上，整个宿舍的人们，都屏着呼吸，聚精会神地盯着那个暗绿色的荧光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讯号——中国在变。它也给大家带来了梦想和中国人命运之春的一线曙光。
太平洋上的暖风，从远处吹来，深海处涌来的海水，向海岸线的方向扑去，形成一组接着一组赋有韵律的波澜，先是静静的无声，只是到了邻近岸边，才变得汹涌澎湃，像是爆炸了似的，产生阵阵轰鸣声。戏水的冲浪手，静静地等候着浪潮的到来。在三米高的海浪向划水板冲来的那一瞬间，他们突然站立起来，划水板被海浪推倒浪尖，划水手们用自己的手脚掌控着平衡点，随着海浪的冲击，飞速地向沙滩划去。随后，是一阵阵的海潮声和鸟鸣。
我们的船，在海潮的波澜里，随波荡漾。
“想不想在海里游游泳？”莎娜问。
“唉，可我没带泳装。”我遗憾地说。
“生活应该是即兴的，像海水，随波逐流，不总是事先安排好的。”她笑着说。“不然，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呢？”
“这……”我身不由己地摸着自己的长裤。
看着我那腼腆的样子，莎娜问：“怎么? 害羞啦？”
“哪里。”我用夸张的口吻说。“我不怕。我们一起跳下去。”
“我想看着你游。”她说。“……欣赏一下我救生员的泳技。”
我拖了衣服和鞋，只剩下了一条白色三角裤。
莎娜笑眯眯地坐在那儿，眼睛上下打量着我，说：“好个矫健的小伙子。”
我摘了墨镜，对她眨了眨眼，扑通一下，跳入了深蓝色的太平洋里。
海水刺骨的凉，使我浑身的肌肉绷紧，一直凉到发根。在大洋里，水质和水感与游泳池里的淡水和质感，截然不同，周围深蓝的海水，无边无际，盐碱性的海水，浮力很大，我的身子一下子轻了许多，嘴里还可以抿到咸苦的海水味。我迅速地甩去头上的水珠，脚底踩着水。强劲的太阳，悬在碧蓝的天空，从水面上， 我望着莎娜美丽的剪影。
“海水好爽啊。”我逗笑地说。“你快下来吧！”
正说着，一个浪扑天盖地而来，嗡的一下，我被头顶的海浪打入水下。我呛了一口水，顿时，有些惊恐。那一刻，我回忆起北京暑期和家人在八一湖游泳嬉戏的场景，想到被水草缠腿泥水的泳人，仿佛那一刻，可以看到了他们临死前苍白的面孔。
我心一慌，紧张地踩了一下水，又迅速地浮出水面。
“哎呀，好让我一场惊恐。”莎娜半开玩笑地说。“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甭紧张。”我在给自己打气。“我是个名副其实的救生员。”
“你的眼睛有点红。”她说。“怎么？呛水啦？”
“没有。” 我笑着答道。“只是我一个人在水里孤零零的，你下来陪陪我吧。”
我踩着水，四周的海水还是如故的澎湃和颠荡，同时，却又是那样无声的盎然和宏伟。在渺茫的大洋里，我感觉自己的躯体，是那样的渺小。
突然，另一个浪头打来，又把我劈头盖脑地打入水里。我又呛了一口海水。
那时，我的确有些惊慌失措。不错，我是个有执照的救生员，可毕竟在游泳方面，还只是位初来乍到者。四年前，在北京的八一湖上，才第一次在母亲的陪伴下，学习潜水换气。湖面上，阳光明媚，风平浪静。在大学，学习游泳和救生时，也是在平静的室内游泳池里受训——像是一个在温室里培育的盆景，未经过任何惊涛骇浪的洗礼。
我听到背后的水里，嘭的一声，随着，感觉有人抱住了我的身子，顿时，有种温暖的安全感。
当我再次浮出水面时，我和莎娜已紧紧地抱在了一起。望着她明亮水灵的大眼睛，我再也无法抑制内心错综复杂的感情，吻了一下她的下唇。接着，我们像吸铁石一样，粘在了一起，温情地亲吻了很长时间。在深蓝色的海水衬托下，她的皮肤，更显得格外的白和洁净。透过湿淋淋的胸罩，我可以清晰地看到她丰满的乳房，乳头尖尖的凸起，边缘的乳晕呈深玫瑰红色。金黄色的头发在她的头上已经湿了，水珠子在她的发尖上闪闪发光，像是一枚枚夺目的南非钻石。她的眼睛呈浅绿色，而在我瞪着她细看的那一瞬间，突然，变成了暗蓝色，像是太平洋里的海水。
就这样，我们在海水里，随波颠荡，像是一对儿出恋的鸳鸯情侣。
莎娜的水性很好，在大洋里，好似如鱼得水。与她在一起，我的心态放松了许多。手牵着手，我们俩，在海上飘浮，脚底却不停地踩着水。另一个大浪迎面扑来，莎娜尖叫了一声，声音里，不是恐惧，而是对生活的追求——即兴的快乐和刺激。
她从水里轻快自如地蹦了起来，我们随着浪头的冲击力，自然而然地飘浮到了浪尖上。然后，高高浮起的海水，在我们的背后继续向前，向海岸线的方向冲去。我们又回到了平坦的水面，等待另一个波浪的到来，像是生活里的一种韵律。
从莎娜的举动里，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人应像海水那样，随其自然。征服海洋，首先要追随自然规律，征服自己对大自然的畏怯，利用海洋的威力，而不是抵抗和畏惧这种滂湃的力量。
过来一会儿，迎面扑来了强劲的海风，海水和气温也变得凉了些。我们决定上船。
莎娜向船尾的侧面游去，轻快地上了船。我在她的后面，随着，也上了船。我可以清晰地看到她美丽的轮廓，湿淋淋的细腻和单薄的内衣，紧紧地贴着她的身子，在海水的侵蚀下，已经变得半透明，接近肤色，几乎是裸体的。
她的动作，有点儿像我记忆中大学女生水球队队员的姿态，但是，更加优雅、成熟和性感。站在船尾的甲板上，她半裸露的躯体和花瓶似的身短儿，赋有一股莎娜特有的自我意识和气质——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范儿”。
在那一霎那，我们的眼睛相遇。她的神态，酷似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肖像作品里蒙娜丽莎的微笑，隐藏着女性的含蓄和微妙情感。对男人来说，深不可测。察觉到我在瞧着她，她眯着眼，望着甲板，有意识地回避我的视线。接着，她向我的方向走来，可是，只是擦肩而过，顺着我侧面的扶梯，进了船舱。
我先是一愣，随着，也跟了进去。
还没有进入舱门，我听到里面卫生间的门声。进舱后，面对我的，是一个空空的船舱。卫生间的门上，贴着一扇精致的落地玻璃镜。镜子里，我可以看到一个蛮帅的小伙子。我得意地做了一个鬼脸。
趁莎娜不在，我打量了一下舱内的布置。里面，颇有一股豪华气派，船主想必是位有钱有势的大款。舱内，有一种幽闭压抑感。我可以听到船底发出的轻微海水冲撞声，从舱门口，还可以听到外面海风的呼啸。由于舱内空间小，海潮的冲击使人感觉更是格外的颠荡。一时，我有些晕船，在那个环绕式意大利小牛皮沙发座椅上坐了下来。通过卫生间的门，我可以听到轻微的自来水声。
不久，莎娜从那扇玻璃镜子门后走了出来。她的头上，系了一条浅粉色的长巾，像 Go-Go’s唱片封面上的领衔主唱贝琳达-卡莱儿那样。另一条同色的毛巾，缠在了她的上身，粉色的长巾齐着胸，上面露出半个丰满的乳房。长巾的另一头齐着膝盖骨上端，仿佛是一条简易的太阳裙。 她的的手里还攥着一条折叠得四四方方的浅灰色茸茸长浴巾，看见我坐在那儿，她将手里的浴巾扔给了我。那是一条男式的浴巾，无疑是船主的。我暗想，船主必定是一位洛杉矶的显赫人物。模仿着她，我迅速地将那条灰色长绒毛巾裹在自己的腰上，像个泰国男士。
莎娜在我身旁坐了下来，默默无言，好似沉浸在一种迷睡状态。她侧着头，背靠着沙发扶手，将自己细长的腿放在我的膝盖上，皮肤细腻而嫩滑，散发出淡淡的香水味儿。她的瞳孔半透明，半雾状，朦胧的视线，仿佛可以透过我的瞳孔和眼底。
我意识到，她的目光和身体语言传递了一个讯号。 她在等待我的下一个举动。
我轻轻地抚摸着她光泽的皮肤。她的腿骨细，比东方女人的长，身子显得格外苗条。美丽的指甲上，涂了一层透亮的珍珠色甲指油，在阳光的衬托下，闪烁着贝壳色的银光。无意中，我触到了她的膝盖。她的腿神经质地颤了一下，像是痉挛。我下意识地将自己的手抬了起来。她先用奇特的目光瞧了我一眼，接着，悄然地又将我的手放回了她自己的膝盖上。
我明白了这个举动的含义，但我的手，却像只不听话的倔毛驴，呆板地停滞在那里。她先是一愣，身子往后退了半尺，然后，静静地坐在那儿，观察着我的面部表情。
看着我那僵硬的手，她用温柔的口吻问：“怎么？这是第一次？”
“……”
“怎么？”她在等待着我的答复。
无语。
莎娜笑了。
“亲爱的，请原谅我的鲁莽。”她低声道。“我不知道是这样。”
她那慈祥的样子，仿佛是年轻的圣母玛利亚。
“别笑我。”我说。
“不会的。”她说。“对男女方来说，第一次，都是人生征程上的另一个开始，必然有些尴尬和忐忑。这是正常的。”
“你怎么知道我是第一次？”
“因为，我记得自己的第一次。”她略带伤感地说。“出于一时的年轻草率，很多人都是为了过这个‘槛’而过这个‘槛’，在此后的人生中，渐渐地将它淡忘了。”
“那你呢？”我问。
莎娜默默无言，脸色变得有些黯淡，眼神里也流露出一丝沧桑。
“我？我的情况例外。”她沉思了片刻，接着说：“如果双方的感情没有成熟，没能自然发展到那一步，不能勉强。在心理上，要有足够的准备，双方应是情愿和平等的，感情发自内心，而且，彼此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共同追求和乐于分享生活中的甜蜜，而不仅仅是暂时肉体上的满足。你还年轻，再等等，等到你找到一个真正的知音，一起踏上这个感情的征程。”
少年时期，记忆中列宾油画里美女的形象和傅雷古典法语小说里贵族小姐的身影，像是一幅幅幻灯片，在我的脑海里呈现。这些图像和我眼前的莎娜，形成了一个叠影。
幼年时，我很孤独。六岁那年，父亲被打成文革时期电影届反革命团体5.16的头子，下放到天津静海团泊洼“五七”干校，去参加劳动改造；母亲也被打成了“黑帮”，下放到北京郊区的大兴县黄村“五七”干校。城里头，只剩下了我和哥哥俩人。那时，母亲的月工资，只有十八块人民币，除去几块钱自己的伙食费外，全部交给了家里临时雇佣抚养我和哥哥的“大脖子”阿姨——一个患有慢性甲状腺瘤，京城胡同里的地道“老北京”。之前，她在国家教育部部长家当佣人，直到那个部长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此后的童年时期，我很少见过母亲的影子。由于母亲拒绝交出所谓的“反革命黑帮”团伙名单和“认罪”，被强行分配到养猪场，当了一名猪圈的粪工，长时间隔离审查，不能回家。每个周末，当我看到别人的父母回家，总问阿姨，为什么自己的父母不能回来看我们？我孤独一人，趴在窗户上往外看，希望能像在电影里那样，看到父母安详和高大的身影，从一个远景的慢镜头里向我缓缓走来。
有一天，母亲终于回来了。看到我脚上几乎露出脚趾的布鞋，母亲心疼地彻夜未眠。在一盏昏暗的台灯下，她趴在缝纫机上，用衣柜里的碎布和糨糊，打鞋帮子，再用针头上系的粗粗白线，捺鞋底。一个周末，母亲没有合过眼，直到礼拜一下午快擦黑了，看到我穿着崭新的布鞋后那欣喜若狂的幸福笑脸，才欣慰和依依不舍地又踏着一辆陈旧和笨重的苏联女式自行车，在黑蒙蒙的月光下，去赶五十里的夜路，回干校。她在前面，一路骑一路哭，我在后面，一路跑一路叫着“妈妈”，从家门口，一直追到邻近复外西口的103路公交车站，才气喘吁吁地停下来，独自站在那里，望着母亲远去的身影，在夜幕里渐渐消失……
幼年时的往事和酸甜苦辣，一股脑地涌了上来。一时的冲动，我情不自禁地抱住了莎娜，将她牢牢地搂在了怀里。心贴着心，我可以清晰地听到她心脏的跳动。她用那惊讶和诧异的眼神看着我，手轻轻地触摸着我的脸颊。
“这是怎么了？”对我这莫名其妙的举动，她有点不知所措。“别这样，亲爱的。”
“莎娜，能走进你的生活，是我的幸运。”我诚恳地说。“这些日子，我一直在等，盼着有一天，能像这样的和你在一起……”
她握住我的肩膀，将我往后推了一把，瞳孔里，闪耀着一个亮晶晶的高光点。在那个距离，盯着我的眼睛，仿佛想透过眼帘，窥探我的内心世界。
“当真？”她半信半疑地问。
“发誓！”
她笑了，接着说：“OK。既然如此，别愣着了。让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我从头脑中的云里雾里钻出来，镇定了一下心态，问道：“我们去哪儿？”
她神秘地说：“这是个秘密。”
我们再次回到了甲板上，外面的阳光显得格外刺眼。一股强筋的海风，迎面扑来。我的身子颤抖了一下，可以感到，浑身起了一片鸡皮疙瘩。
我帮莎娜从水中捞出了抛在海里的锚。我们又戴上了太阳镜，坐回了原位。莎娜起了火，快艇轰的一声，左右摆动了几下，然后，向深海处快速直线驶去。莎娜渐渐地调转了船头，沿着海岸线的方向，继续向北。我们的头发，在海风里蓬乱地飞舞，船尾螺旋桨下，呈现出由浪花组成的弧线型白色泡沫，仿佛是一条用长缎子做成的美丽西藏雪域哈达，在船尾碧蓝的海面上，随风漂浮，自由荡漾。
不久，海滨城市圣莫尼卡和岸外码头浮现在我们右侧。成群结队的海鸥和水鸟在空中鸣叫，在海阔的蓝天中飞翔。沿着海岸线，是一条贯穿加利福尼亚的沿太平洋州际公路。公路上端，有高耸的岩石绝壁和一片甘绿的丘陵，上面覆盖着各式西班牙风格红瓦白墙的豪华私家住宅。再往北，便是好莱坞明星云集的著名马里布海村。云雾笼罩的绿色山坡顶端，是被称之为美国最漂亮校园的教会学校——佩珀代因私立大学。
莎娜调转了船头，我们的快艇向海岸线的侧方向驶去。远远的，我可以看到马里布海滩边的冲浪手、船坞码头和金色沙滩上晒太阳的人群。可是，我们的船并没有直接驶向码头，而是避开了船坞码头和游人，沿着海岸线继续向北。前面，是高耸的巨大岩石壁垒，滔滔的海浪，上面覆盖着一片黑绿的野生植物和灌木丛。
我脑子里在猜想，我们要去什么地方。我聊了莎娜一眼，看着她那聚精会神的样子，没敢吱声。我们的快艇沿着海岸线向北，驶过了一片空旷的海滩，岸上是私家沙滩和富丽豪宅。那时，莎娜再次调转了船头，我们的船直线对着海岸线驶去。
在临近沙滩的水面上，浮着一个长长的私家木板泊船坞，从沙滩一直延续到海里，海浪从上面穿过，下面全部浸在海水里。我们在那个漂浮在海面的岸外船坞泊了船。海浪向我们冲来，掠过我们的小腿，冰凉刺骨。莎娜的手里，拎着她心爱的浅粉色Prada鞋子的后襻，尖叫着，向沙滩跑去。我咯咯地笑着，跟在她后面。
我们就这样，在这个私家海滩上了岸。金色的沙滩前方，是一个高耸的岩石陡壁，左侧的悬崖上，有一个白色的木制扶梯。
望着眼前的景象，我愣住了。莎娜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
“怎么啦？”她问。
“哦，我们去哪儿？”
她神秘地说：“我说过，这是个秘密。”
我跟在她的后面，向那个白色的扶梯走去。我们一起上了扶梯，扶梯很陡，直上直下，一眼看不到头。莎娜没有吱声，我们就默默无言地在海浪声的伴随下，爬上了悬崖。当我爬到气喘吁吁的时候，我眼前浮现出一个棕榈树环绕的私家豪宅，周边覆盖着五颜六色的南方花卉和野生灌木，相似一个世外桃源。悬崖峭壁的两侧，是一个高耸的护墙，上面长满了绿油油的厚实英国常春藤。
在我眼前，是一个漂亮的游泳池，仿佛是悬浮在悬崖上。清澈的循环水，从泳池里溢出，沿着悬崖边流下来。里面覆盖着不同蓝色图案的精致马赛克锦砖，像是奥逊-威尔斯影片《公民凯恩》的原型威廉姆-赫斯特私家城堡里那个游泳池似的。它的尽头，沿着悬崖是一个环状的咕嘟浴缸。泳池边的地面上，铺盖着乳白和浅陶器色的瓷砖。上面，摆放着一排整齐的雪白色太阳椅和阳伞。椅子上，铺着碧蓝色的绵垫。椅背上，披着雪白的埃及棉浴巾。
游泳池的前面，是一个以玻璃、钛钢和石砖饰面为主体的两层加州式现代派豪宅。屋檐上，有两棵高耸的棕榈树，树梢在海风和碧蓝的天空里，前后摇摆。
莎娜回过头来，微微一笑，接着，向那个庞大的两层玻璃房走去。我跟在她的后面，从一扇褐色木框的法式推拉玻璃门进了屋。里面，是一间三面环海的宽阔客厅。高高的落地窗上，挂着半透明的乳色纱帘，在海风里飘荡。
屋子中间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盏华丽的水晶灯。下面，有一个意大利大理石浮雕贴面的精美巴罗克风格茶几，上面摆放着一盆秀气的新加坡白兰和旅游画册。锃亮的木地板上，铺着一块大幅乳黄色衬底的古典波斯丝绸地毯，周围是三个现代派风格的奶白色长沙发。
屋子的另一侧，是一架半开盖的立式三角钢琴。后面的墙壁上，挂着展示家庭生活照和合影的各式精致镜框，中间是一张全家福。照片里，只有三口人，却没有莎娜的影子——一位头发有些稀落，发梢略带银灰色的中年男士、一位与那个男士年龄相差明显的年轻美貌金发女子和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儿。全家福的右侧，是一张那个中年男士和里根总统合影的黑白照。周围的照片里，还有些熟悉的好莱坞影星和商业界巨头的面孔。
面对海的那侧墙上，有两个拱形的门洞，中间，是一个嵌着意大利大理石浮雕的壁炉。壁炉上，还陈列了些私家照片，其中有一张，是莎娜少女时的半身黑白照。照片里的她，一表容颜，倾城的微笑，仿佛是微微花开。诱人的眼睛里，闪烁着迷人的光芒，流露出一种少女的方刚倔强，生性酷似一束含苞待放的蔷薇。靠海的玻璃窗前，放置着一台高倍落地式单筒望远镜。
莎娜穿过客厅，从右侧的拱形门洞走了进去。里面，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四周环绕着乳白色的木制壁柜和储藏柜。厨房中间，有一个大理石贴面的中心台，上面悬挂着一盏吊灯。另一侧，是一个可容纳8位的餐桌。餐桌上，摆放着一个玻璃花瓶，里面放着开放的凝星百合。
莎娜打来了一扇柜门，里面露出了一个高档双开门落地式冰箱。她从里面取出了一个装冰茶的玻璃壶，然后，再从柜子里取出了两个玻璃杯子，按了一下冰柜的按钮。冰块自动放置到了杯子里。她倒了些冰茶，将一杯递给了我。
“一定渴了吧。”莎娜笑着说。“喝点儿冰茶。”
“谢谢。”我接过了冰茶，抿了一口。“是甜的？”
莎娜喝了一口，说：“哦，我忘了告诉你，这是美国南方式的。小时候，我很喜欢喝冰茶，但是，在其它地方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喝这种甜茶。”
我聊了一眼厨房，叹了口气：“这个厨房好大，比我的宿舍大好几倍。”
莎娜笑了。
“怎么？这是你家？”我问。
莎娜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敷衍地说：“我带你去参观参观……”
就这样，我跟着她走出了厨房，进了过道。
过道的右侧，是一个酒窖，里面陈放着上百瓶红酒。旁边，是一个宽敞的娱乐厅，里面的三面墙壁上，嵌着红木书柜，摆放着各式书籍。另一侧，有一个吧台，后面的墙头柜里，陈放着名牌威士忌、金酒和伏特加。屋子中间，是一个标准的斯诺克台球桌。再往前，是一个书房。
楼上，有六间卧室，一间主卧和两间客房。莎娜的卧室，在走廊的尽头。里面，是一个带卫浴乳白色调的套间，很清秀。中间摆放着一个女皇式双人床，上面铺着淡粉色的缎纹床单和床罩。紧靠乳白色床头板，摆置了三排大小搭配的洁白方形多纹真丝嵌花靠枕。房间的另一侧，是一个衣帽间，对着门，有个衣柜，里面装着莎娜的内衣和首饰。两侧的衣架上，挂着琳琅满目的时尚衣物。侧面的墙上，还有个凹进去的鞋柜，里面摆放着五颜六色的精致名牌女鞋。
“好时尚的衣橱。”我说。
莎娜眨了眨眼，说：“别介意，我很少住在这儿。这些衣服都是不常穿的。”
“那你住在外面？”我问。
她“嗯”了一声，没有细说。
靠窗，是一个乳色的床头柜和法式梳妆台，上面摆放着她的个人照和一个水晶花瓶，里面是雪白的郁金香。我一愣，心里暗想，原来，郁金香是莎娜心爱的花卉。
“你不是说不喜欢郁金香吗？”我诧异地问。
“谁说的？”她反问道。“我只是说它的一种用途，但从未说过不喜欢。”
我想，她是在和我玩一场情商游戏。
在空气里，我可以嗅到鲜花和莎娜淡淡的芳香。柔和的光线，透过飘窗上乳白色的纱帘，给房间一种明媚的温暖。从窗户里，我可以看到幽静的后花园和辽阔的大海。花园的另一头，是一个铺着绿色胶面的私家网球场。
小时候在北京，大家的住宿条件都极为艰苦。那个年代，就是要吃米饭、白面和食用油，都需要粮票和油票，更别提私家豪宅和游泳池了。我懂事后不久，家里就从西单的舍饭寺，搬到了海淀区甘家口的一栋简易四层红砖楼房里。楼前，是一块荒地。解放前，从那儿往西，是一片荒凉的坟地。地底下埋的，都是用破席子卷着匆匆下葬了的没名没姓尸体。在黑暗的夜晚，可以在远处的旷野里，看到时隐时现微微暗蓝色的磷火，
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晦气。我们家住在三层，附近总有一群电影界的子弟和孩子，在楼道里，楼前楼后，玩耍和打闹。
我们的整个小区，没有一个游泳池。
后来，听说那片荒地上，要盖新楼了。推土机和铲土车在楼前挖了一个巨大的坑。那年夏天，北京连续下了数天的暴雨，坑里积满了污水，仿佛是一个深深的游泳池。我们孩子聚在那个积水坑前，打水漂。胆子大的，还敢下去游水。
一天晚上，隔壁邻居的一个孩子没有回家，家长急得团团转。八点钟，有人敲门。一个居委会的干事说，要求每家每户出男人，到那个水坑里去趟水、捞人。黑灯瞎火的，一群男的，拿着手电筒，提着灯笼，在那个死水坑前晃悠。我趴在靠阳台的窗子里，朝下看，瞧见一些彪悍的男人下了水。九点不到，从窗外，传来了噩耗，听到一声歇斯底里的女人尖叫，像是晴天霹雳，接着，是一通嚎啕大哭。孩子找到了，他静静地飘在那浑浊的污水里……
这件事，使我从小就对水和黑夜产生了某种不祥的畏惧，特别是深更半夜里女人的哀嚎。
我和莎娜换了衣服，然后，又回到了那个户外游泳池旁，枕着埃及棉的浴巾，躺在折叠至70度角的白色太阳椅上晒太阳。不远处，是碧蓝的大海，滔滔不绝的海浪，冲击着金色的沙滩和岸旁的礁石，发出阵阵轰轰的响声。
她穿着一件乳白色的分体式游泳衣，半闭着眼，躺在我的旁边，脸上戴着那个椭圆形棕色法国香奈儿墨镜。躺椅下面的瓷砖地上，放着她的LV挎包。
我侧着身，打量着她，记得在西区健身房的游泳池边，第一次见到她的场景。那时，她穿的，也是一个乳白色的泳装。洁白的皮肤，仿佛是半透明的；表皮下，有一层透亮的血色，略微发粉。金发卷在头上，几根湿漉的发丝，遮住了眉梢，手里攥着一个白浴巾，害羞地掩饰着自己细长和性感的腿。
莎娜翻了个身，一只手伸进了地上的挎包，从里面取出了一管防晒霜软膏。无意中，一个心形的铂金吉祥符，从包里掉落到了瓷砖地上。她探着身子，轻手拾起了那个吉祥符，放在嘴唇前，吻了一下，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将它放回了包内。
她往手心里挤了些防晒霜，在胳膊和腿上涂抹着。
“亲爱的，我够不着后面。”她说。“帮我个忙，在我背后涂些防晒霜。”
“好的。”
我生疏的手，在她的背后涂着防晒霜，从脖子根到她的胳膊和后身。
“轻点儿。”她轻声说。
“嗯？”
“温柔点儿。放松。”她嘱咐道。
“好的。”
我的手放松了些，手面轻轻地拂擦着她柔嫩的皮肤。
“好了。差不多了。”她不耐烦地说。“你要不要也擦点儿？”
“不要。”我说。
她看着我，哼了一声：“随你。不过，如果你被太阳晒脱一层皮，可别怪我。”
“那好吧。”我说。“我也抹一点。”
我往身上涂了些防晒霜。
“站起来，我帮你涂涂后背。”她说。
“OK。”
我站了起来。莎娜在我的后面，温柔的手，触摸着我的后背。我闭着眼，沉浸在陶醉中。突然，她在我的后面推了一把，我的身子一歪，被推到了游泳池的边缘，摇摇晃晃的身子扑通一声，掉到了水里，掀起了一片银色的浪花。莎娜站在那里，幸灾乐祸地笑着。泳池里的水，是恒温的淡水，水感十分宜人和清澈。蓝色马赛克瓷砖，像是蓝色的宝石，在水底部闪闪发光。
我踩着水，头浮出了水面。
“你给我使坏。”我逗笑地说。“等着我收拾你……”
在岸上，她还在咯咯地笑着。
我迅速地向池边游去。她惊慌地尖叫着，向相反的方向逃去。我爬上了岸，在后面紧追不放。我们就这样，围着游泳池转来转去。最后，我还是从后面抱住了她。她尖叫着，我们俩人一同跳入了泳池。扑通一声，水花四溅。
莎娜沉入水中，然后，身子在水里浮了起来，潜水游着蛙泳，手脚自如地摆动，酷似一条白色的美人鱼。我也潜着水，跟在后面，直到追上了她。我在水中抱住了莎娜，开始和她接吻。我们同时浮出了水面，像是一对儿电影旋转镜头里的恋人，踩着水，相互拥抱着，仿佛可以延续至永远的永远。
我们上了岸，彼此的目光，锁在了一起，没有说一个字。下意识里，仿佛互相心心相印。她牵着我的手，向那扇法式推拉门走去。我随她，跟在后面，心里面，像有把明亮的镜子，理解她一举一动的内涵。 在那个时刻，语言已不是一个必须的沟通工具。在我们之间，情感和肤体的接触，已经传达了一切所必须传达的信息。
我跟着她走进了淋浴房，冲了澡，第一次，我触摸到了她的乳房。我虽她进了卧室，第一次，感触到了她床上缎纹床单的细腻质感。 我们裸露的身子，在柔软的床单下紧紧地粘在了一起，第一次，我感受到了爱的滋味——像是上帝赋予人类的一个神奇顿语和显灵。
在海边那个明媚的下午，莎娜所追求的，不是某种自我享受，而是赋予我人生的第一次感受，充满了温柔和体贴。做爱后，我们默默无语地搂着，拥抱了许久，仿佛像莎娜所说的那样，失去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俩人变成了一个第三性别的男女结合体，一个月亮的宠儿。
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对儿带翅膀的金发白肤幼童天使。男童是射手座的天使，撑弓拉箭；女童是处女座的天使，双臂抱着一颗赤诚的心。他们自如地摆动着赋有丰满羽毛的双翼；常常的睫毛下，两只大眼睛，一眨一眨地，飘逸在白茸茸的云朵和碧蓝的天堂里。嘴里和心里，有一种棉花糖那般甜滋滋的感觉。
我柔情地吻着莎娜的皮肤，她的脸颊，耳朵，脖颈，肩膀，上肢，乳晕，腰和腿——她的一切的一切，仿佛是在她的身上，烙下一个永远不会磨灭的情感烙印。她安详地躺在厚厚的鸭绒枕上，牵着我的手；会说话的蓝眼睛，亮晶晶地闪着光，一动不动地盯着我。
她渐渐地闭上了眼睛，眼角里，溢出一滴晶亮的泪珠；脸上略带微笑，呈现出处女般的红润。
我惊讶地看着她，轻声问道：“怎么啦？怎么哭啦？”
她侧过身子，背对着我。
“亲爱的，这是怎么了？”
她静静地躺在那儿，一声不吭。
我推了推她的身子，她紧握住我的手。
“抱着我。”她轻声道。“再躺一会儿。”
我在她身旁躺了下来，从后面抱着她，默默无言。
窗外，是一阵阵海浪的轰鸣声。
过了一会儿，我从床上爬起来，发现莎娜的手里攥着那个铂金的心式护身符。
我好奇地问：“这是什么？”
“护身符。”
“能看看吗？”我问。
她摇了摇头。
“为什么？”
“个人隐私。”她低声道。
我握住她的腕子，渐渐地，她松开了手掌。从她的手里， 我接过了那个精致的护身符，扒开旁边的扣别儿，里面露出了一个暗箱。盖子背后，镶了一面镜子，底座的玻璃下面，有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是一个满头蓬松金发的英俊青年，嘴里斜叼着一根抽了半截的香烟，身上穿着一件敞胸露怀的军装，肩上挎着一条自动步枪的子弹袋。
“他是谁？”我疑惑地问。“这是在哪儿？”
“我的哥哥。在越南战场。”
“他现在在哪儿？”
“在天堂，和上帝在一起。”莎娜擦去了眼角的泪水。
“亲爱的，别伤心。”我抱住她，好似在哄一个孩子。
“小时候，我是个‘假小子’。家住在佛罗里的罗德岱堡（Fort Lauderdale），那里被称为美国的威尼斯，一年四季有明媚的阳光和雪白的沙滩。”她说。“我们城市的水道两侧，有各式各样的豪宅和游艇。我和哥哥是水边长大的孩子，相互形影不离，像是一对双胞胎。我们在海边和游艇上，度过了我们的童年。他教我如何驾驶游艇，如何潜水，如何在沼泽地里抓蟒蛇和鳄鱼。可是，当他的哥们儿喜欢上我的时候，又是那么呵护备至。在我的眼里，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看着莎娜伤感的样子，我叹了口气：“咳，可以看得出来，你们很亲。”
她点了点头，低声道：“他没有死在战场上敌人的枪口前，而是死于自己战友背后的误伤。”
我抱着她，在怀里摇来摇去。
“他是我一生中最能理解我的人。”她哭哭啼啼地说。
“嗯。”
“在我的生活里，每逢使我痛苦的时候，我想起他；使我感到幸福的时候，也想起他……”
我望着她，会意地点了点头。
突然，莎娜撇开我的手，坐了起来。她呆呆地愣在那儿，仿佛沉浸在迷睡里，然后，光着脚下了床，独自一人，轻飘飘地走进了旁边的衣帽间。
她小心翼翼地打量了一下衣架上琳琅满目、五颜六色的衣物，选了一件半透明的乳白色真丝短睡衣。接着，她从鞋子陈列柜里挑了一双带暗红色绒毛毛的半高跟拖鞋。穿着那件白色的睡衣和半高跟拖鞋，她从里面走出来，像换了个人似的。
她的脸颊上，失去了往常的微笑，眼光暗淡和深沉。她迈着缓慢的步子，走到了挂着纱帘的瓢窗前，从梳妆台的抽屉里取出了一盒经典大卫杜夫特醇香烟和火柴。她推开了那扇窗子，海风迎面扑来，一下子，头发和纱帘在风里飘舞了起来。她的脸对着大海和太阳，半眯着眼，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
我从身后抱住了她的腰，吻着她细长和白嫩的脖颈。她偷偷地瞟了我一眼，脸上这才露出了一丝笑容。
她从烟盒里取出了两支烟，递给了我一支。接着，她点了火柴，火焰立刻被从海滩吹来的风挂灭了。她又试了一次。同样被海风刮灭了。她摇了摇头，笑了。
我接过了她手里的火柴，背对着风口，点着了自己的烟，接着，把点着了的烟递给了她。借着我的火，她这才点着了手里的香烟。
她深吸了一口烟，可是，并没有把那口烟吞下去，而是直接从嘴里吐到了窗外。
我打量着她的样子，说：“你不像个爱抽烟的人。”
她瞟了我一眼，半挑衅地问：“嘿，怎么知道我不抽烟？”
“你只吐不吸啊。”
她笑了。我也笑了。
“我只是在公众场合应酬时，偶尔抽几次。”她解释说。“这叫‘a social smoker’。”
“现在我们并不在公共场所，而是在你家的卧室啊。”我说。
莎娜想了片刻，点了点头，说：“不错。因为我有点心事。”
“什么心事？”
“个人隐私！”她迅速地打断了我的思路。
“哦，是这样……”
“我问你一个问题。”她反问道。“假如上中学的时候，爱你上了一个漂亮可爱的女孩子。你们爱得很深，像是鸳鸯映月，形影不离，可是，你们的家庭不容许你们之间的爱情继续。当你们的苦恋发展到极至时，你会选择做什么？”
我愣了一下。在我的脑海里，呈现出梁山伯与祝英台和恋童双双投井的殉情。
我想了想，问道：“你的意思是，像罗密欧和朱丽叶？”
她点了点头。
“那我们就私奔。”
莎娜吸了一口烟，想了想。
“当真？”
“当真。”
她转过身来，两只炯炯有神的暗蓝色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
她低声问道：“为什么？”
“因为爱情胜过一切（love conquers all）。”
她暗暗地笑了，接着，追问道：“在吃中饭的时候，你说我是你的心上人。这是真的吗？”
“真的。”我胸有成竹地答道。
她的视线避开我的目光，又回到了辽阔的大海和阳光，低声道：“如果你真的爱我，现在敢和我私奔吗？”
我的心咯噔一下。
“私奔？”
“嗯。”莎娜微微地笑了。“我们有船，现在就可以走，今晚就能到墨西哥的下加州半岛。”
我的心怦怦地跳着，被她的话惊呆了。
“我们怎么生活？”
“我有钱。”她说。“我们可以去南美的一个四周环水的小岛，在那里，过乌托邦式的无忧无虑幸福生活。”
“那我的大学……”
莎娜狠狠地瞥了我一眼，愤愤地说：“有情人，难成眷属。你看，你们男人都一样。”
这是第一次我听到莎娜用“男人”的字眼来称呼我，同时，觉察到她情绪的变化。她扔掉了手里的烟头，关了窗子。
“亲爱的……”
莎娜推开我，说：“爱情需要勇气。可是，一谈到爱情，你们男人最缺乏的，就是勇气。”
“可是，我们要面对现实。”我说。
“现实？”莎娜哼了一声。“一个人眼前的现实，只是一种现实。在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现实’。我们可以创造新的‘现实’。如果我们一辈子，总是小心翼翼地面对我们眼前的现实活着，就不会有文艺作品中那种崇高的爱情了。”
“可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呀。”我说。
莎娜反驳道：“但是，真正的爱，超脱世俗。”
我揣摩着她话里的含义。
莎娜回过头来，笑着眨了眨眼，说：“我在和你开玩笑，你当真了。”
我站在那儿，察言观色，猜疑是否她是故弄玄虚，在试探我。暗中我在想，眼前的她，是一位与众不同的非凡女子。不仅她美貌出众，而且，赋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即兴的情感发挥和心理上的多面性，仿佛是一个谜，更像是法国存在主义小说里的一个角色。
突然，楼下传来开门声。莎娜敏锐地侧耳倾听后，漫步走到了房门口。
“哈喽？”她探着头，喊问道。“罗萨？”
“Si，小姐。”一个中年妇人用混杂的西班牙语和英语回答道。
“是罗萨。”莎娜对我低声说。“她是这儿的女佣。”
莎娜让我等在屋里，关了门，下了楼。从楼梯口，传来她半高跟拖鞋的踢踏声。我穿上了衣服，将门开了一个缝，窥听着楼下前厅的动静，可以听到莎娜的笑声和她与那个女佣用西班牙语寒暄。
过了一会儿，莎娜回来了。她匆忙在衣帽间挑了几件衣服，然后，进了卫生间。我站在飘窗前，瞭望着窗外的大海和后花园。天空中的阳光变得红润，天边露出黄昏前的晚霞，染红了无际的大海。莎娜开了门，我侧身看着她在镜子前，用脂粉给自己的面颊润色。在银灰暗紫色眼昏和黑色睫毛膏的纯托下，她有神的暗蓝色大眼睛，显得更明亮和迷人。我踮着脚尖，来到了门口，悄然出现在她的背后。她瞟了一眼镜子里的我和她，微微一笑。
我们下了楼，莎娜将我介绍给那个叫罗萨的矮胖墨西哥女佣。她穿着一件浅粉色的棉布裙，脚上穿的，是医院护士穿的那种白色厚胶底鞋，腰里还缠着一条白色的围裙，露出一副憨厚的样子。
罗萨说，“老爷”和家人如故，去棕榈泉沙漠度假村，参加影星鲍勃-霍普的高尔夫球公开赛和过周末了，恳求我们留下来，在家里吃饭。莎娜蜿蜒谢绝了。最后，她们的话题，转到了卧室里美丽的白色郁金香上。罗萨咯咯地笑着，用西班牙语说，那都是“老爷”的意思。最后，她们相互拥抱，罗萨在莎娜的脸颊上，深深地吻了一下，像是告别自己亲闺女似的。
我们从靠海的法式推拉玻璃门出去，穿过带游泳池的花园，向那陡峭的扶梯走去。眼前的大海，在薄暮的晚霞映照下，显得格外深沉，远处，闪烁着一片灿烂的斑斓。
我们上了船。莎娜起了火，游艇倒出了浮在水里的泊船坞，掉了个头，向大海深处驶出。我们俩，肩并着肩，干爽的海风，迎面扑来。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和绚丽的晚霞。不远处的深水区域，停泊着一艘深灰色的美国海军USS战舰。在我们身后，马里布海滩和高耸在峭壁上的那个神秘的宅子，渐渐远去了。我可以看到，一对儿情侣带着一条活蹦乱跳的金毛犬，在空旷的海边散步。
当我们再次回到玛丽安德尔海湾时，已近傍晚。夜幕即将降临，海岸线上的物体，已经模糊不清了。远处的天边，炽烈的嫣红色晚霞，已接近尾声。 船舷前方，是拦着一条黝黑礁石防波堤的入港通道。里面，有几艘返航的游艇和白帆船。
一艘开启前照灯的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艇，迎面驶了过来。莎娜调了一下船舵的方向，向右侧让行。巡逻艇上，站着两个穿制服的巡警，他们用鸣笛回应，当与我们打照面的时候，向我们敬了一个礼。
我们泊了船，上了岸。
莎娜说，时间不早了。那天晚上，她和朋友有约，要回去。我们就这样，互相拥抱，亲吻，在玛丽安德尔海湾的码头上告了别。
站在码头，望着她在黑暗中渐渐消逝的背影，我心里，有一种错综复杂的暧昧情怀。那天，我仿佛是一只蚕蛹，蜕蚕成碟。在那个明媚的下午，在碧蓝的玛丽安德尔海湾和悬浮在马里布悬崖峭壁上的那个泳池边，我得到了人生最宝贵的东西。一个男孩子，踏入一个奥秘的女性世界，获得了对性爱的第一次尝试和对美的第一感觉，第一次零距离与一个异国女性接触，第一次体验到了过去只曾在书本里读过或看到的那种虚构的、梦幻般的美丽世界——性感、自然、纯洁和罗曼蒂克的西方式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