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走出圣约翰的大门口,已是黎明。外面的世界,被一场罕见的大雾所笼罩,白茫茫的迷雾,遮住了一切,几乎看不到马路对面。只有偶尔更换的交通讯号灯,在不远处令人窒息的大雾中,间断地闪烁着橘黄色的警示讯号。自生下来,童年的脚步,随着中国社会命运的步伐,一直徒步在一条坎坷而艰辛的道路上;到了美国,又看到苏颖的梦想,在自己的眼前,成了泡影。人生,为何如此艰难?突然,我觉得四肢无力和晕眩,内心里,感到空虚和茫然。
我坐着空荡荡的头班巴士,返回了学校。下了车,徒步往大学方向前行,真希望能在途中撞上克顿的枪膛,跟他一搏,最后,与苏颖同归于尽,随她去了。刚踏入校园,我就听到不远处的树梢上,传来阵阵“吱吱”的鸟鸣,尖利而又响亮。走近一瞧,原来,是一只俏皮的金丝雀。
我暗想,你个破黄雀鸟,也不是传递噩耗的黑乌鸦,大清早的,起什么哄,架什么秧子?可是,她却叫个不停,不仅叫着,从头顶掠过,而且,还返回来,凌空展翅,追在身后死死不放。我又想了,罕见的大雾和金丝雀,难道说,这又是什么老天爷的预兆?或许,那金丝雀,就是苏颖的显灵?
回到宿舍,仿佛一切的一切,都死去了,是那样的寂静,寂静的,令人窒息。一进屋,看到安德鲁斯还在熟睡。听到门声,他不爽地瞥了我一眼,看见我冰冷、沮丧的面孔和通红的眼睛,他愣了一下,揉了揉惺松的双眼,趴在那儿,差异和疑惑地望着我。
看到他,我欲哭,可就是哽咽地哭不出来。仿佛是第六感觉,他意识到出了什么大事,坐了起来。听到苏颖的离去,他感到十分惊讶,起床后的第一个电话,打给了汉斯和保毕,告诉了他们苏颖的离走。
到了午饭时间,那不幸噩耗,像是燎原的烈火,传遍了校园,很多同学都听说了。就连当日的大学橄榄球对抗赛场上,都为她,降了半旗,以示哀悼。出车祸不久,警方在她挎包里,找到了她的证件,立即,通知了校方。接着,校方从她的个人档案里,查找到了她在美国的紧急联络方式,并通知了她在旧金山的远房亲戚,一个堂兄。紧接着,一个长途电话打给了她在北京的家里。一夜间,这个不幸的信息,传遍了整个世界。
那天下午,我接到了中国留学生会的电话,说学生会当晚将组织一个活动,在圣莫妮卡的事发现场,举办追悼,为她祈祷和送行。那晚,我搭乘一个女生的车子前行;车里,足足挤了七个人,副驾驶的位子上,人叠人,坐着俩女生;一个瘦矮的,躺在了后排的空当里。我们站在凄凉的夜幕下,给她献了鲜花。我专门为她买了她生前最喜欢的那盆薰衣草紫蓝色的新加坡兰。大家还为她点燃了象征福运的红色蜡烛。微微的火苗,在黑夜里,忽闪忽闪地晃动,仿佛是小精灵的眼睛。很多女生都在不停地落泪,泣不成声,祈祷和祝福她一路走好。
我们想为她唱首歌,但不知唱那首好。有个女生提议,唱那首邓丽君的《甜蜜蜜》,但被那个脸色严肃的学生会副主席否决了,称那是台湾反共势力的靡靡之音,建议我们唱《国际歌》,因为,这不仅正派,而且,大家都会。就这样,我们在美国——这个老牌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度里,低声唱起了英特纳雄耐尔,“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我突然意思到,人生,是残酷的,充满了危机和险恶,同时,又赋有活力和生机勃勃。人生,就像穿梭的马路和路上的行人;虽有危险和伤亡,但却是必然和大自然间不可抗拒的规律。活下来的人,都是佼佼者,要为故去的人,活得更幸福和潇洒些。我们唱着、哼着那首嘹亮的歌曲,悲愤而激昂曲调,划破了漫长的夜空。
亲爱的苏颖,大家祝你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