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顺发长得比较黑，不苟言笑，脾气倔强。
罗顺发每天的劳动是搬砖，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大约有百米。如果使用手推车或用箩筐挑，这点活并不多。但不给工具，只能用双手搬，每次要搬10块砖。罗顺发的两只手都磨出血了，他要求过给一副手套，得不到。更可气的是，好容易把砖搬完了，又有新命令：把砖搬回去！管教者想的是，不能让这些“牛鬼蛇神”过得太舒服。
批斗会是经常的，台上被批斗的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几个人。群众的情绪总是那么高昂，口号声不断，群众中谁愿意谁都可以领着大家喊几声口号。喊口号时，人们握紧右拳，举起右臂，不管喊什么口号，台上挨斗的人也得跟着喊。有的挨斗的人懂得配合群众的情绪，老实、谦卑，这样可以少受罪。罗顺发却不够配合，性子犟，比如大家喊“打到特务罗顺发”，他就不喊。不配合的结果就是经常遭受拳打脚踢，甚至用皮带抽、用自行车链条抽。罗顺发遭的罪最多啦！
一天，在牛棚，有人通知罗顺发说他妻子来看他了，他说不见，他知道自己怎么被抓进牛棚的。飞飞妈妈还是进来了，并带来换洗的衣服、毛巾被，还有一条普通香烟和一副工人劳保用品纱手套。罗顺发板着脸不说话，飞飞妈妈拿着纱手套说：“搬砖时你戴上它！”
“你是真关心还是假关心哪？”罗顺发没好气地问。
“老罗，对不起你，我没想到他们对你这么狠，我看着也很心疼！”飞飞妈妈又说，“你性子也别太犟了，顺着他们点儿嘛。好汉不吃眼前亏啰，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哇。”
“我是人，我还有人格吗？我还有尊严吗？”罗顺发虽然压低声音，仍让人感觉怒火熊熊。
“看守”听到，过来命令不准吼。
又一天，吴四看罗顺发正在搬砖，过来说：
“罗顺发，今天你去修一辆车！听到了没有？”有一辆汽车其他人修不好。
罗顺发放下一摞砖，面无表情地说：“我是你的棋子，想放哪儿就放哪儿吗？”
“怎么，你还不服吗？”
罗顺发冷笑着不回答。
“你是不是想再背一个破坏生产的罪名？”吴四说。
“是你无理剥夺了我工作的权利，是你在破坏生产。”
“你别给脸不要脸啊！”吴四咄咄逼人，“我再问你，你去还是不去？”
“不去！”
“好哇，你还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你等着瞧！”吴四悻悻而去。
吴四起初还真怀疑罗顺发是特务，但查来查去，什么证据也没有。他已经清楚罗顺发不是特务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良心发现，内心生出一点歉疚。错了也要继续错下去，似乎这也是革命的需要。他想，不管怎样，一定要把罗顺发整服了。
上面来了通知，几天后，全市各单位的“牛鬼蛇神”要统一押出去在市内游街，并要求全市人民出来观看。这是一场极大规模的游街，空前绝后。
这天一早，吴四就调来了几辆卡车。本单位“牛鬼蛇神”有几十人，吴四一个个点名，然后一个个被押上卡车沿两边朝外站着，每人胸前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了罪名和姓名。
当点到罗顺发时，他却站立不动。吴四再点罗顺发时，他干脆取下牌子一下砸在了地上，嘴里叫着：“我不是特务，我是爱国归侨！”
吴四示意，很快上来两人，一人扭住罗顺发一只胳膊。吴四恶狠狠地说：“今天我要看看谁更硬。给我跪下！”
后面扭住罗顺发胳膊的人使劲往下按，罗顺发挺直了，就是不跪。罗顺发说：“你算什么东西！我只能跪天跪地跪爹跪娘，岂能跪你？”
吴四瞪着罗顺发，眼露凶光。他转到罗顺发背后，对准罗顺发膝盖后面，猛一脚踹去。罗顺发重重地仆倒，额头碰到水泥地，鲜血直流。罗顺发挣扎着爬起来，指着吴四说：“你作恶多端，会有报应的！”
吴四叫人拿来手铐，把罗顺发两手铐在了头顶。吴四说：“就凭你这恶劣态度，不是特务也是反革命。今天我非制服你不可，你说，你服不服？”
“老子不服！”罗顺发吼着。
“你还真有点像黑李逵呀，那好，我成全你！”说着，吴四拿来墨汁，用排笔在罗顺发脸上刷起来。顿时，罗顺发满脸墨黑，已无人样，墨汁顺着脖子流遍全身。
对罗顺发来说，这是最黑暗的一天。
周围的“牛鬼蛇神”都看得心惊肉跳。
吴四还不解气，他把牌子挂到罗顺发胸前，并在名字上用红墨水打了个叉。
最后，几个人硬把罗顺发架上了卡车。
罗家婆婆被飞飞拉着来看游街了，他们站在巷子口。罗家婆婆心里七上八下，想见着儿子又怕见着儿子。
游街队伍来了，好长好长，难以想象有那么多的“牛鬼蛇神”。有些“牛鬼蛇神”站在卡车上，有些步行，那步行的竟然还能组成一个个大大的方阵。
载着罗顺发的卡车过来了。人们看到满脸墨黑、手铐举过头、姓名打上红叉的罗顺发时，内心震颤，窃窃私议，都以为他是罪行严重到要枪毙的人。罗家婆婆和飞飞开始都没看出那是罗顺发，直到卡车开到身边，车上吴四揪住罗顺发头发对观看人群喊着：“罗老太婆，看看你的儿子吧！”
罗家婆婆看见了儿子，泪水奔涌而出。飞飞看见了爸爸，“哇”的一声大哭。罗家婆婆搂住飞飞，退出了人群。
罗家婆婆吃过很多苦。像她这样年纪的老太太，大都缠过脚。可她没有，她有一双大脚板。她老家在广东沿海，因为穷，女人要顶男人用，要下田种禾、上船打渔，缠了的小脚如何做得来。罗家婆婆十七岁嫁给了罗顺发父亲，婚后不足一年，罗顺发父亲就独自下南洋了，当时她怀罗顺发有五个月。生下罗顺发还没坐满月子，她就下田耘禾。罗顺发父亲一去多年没有音信，公婆都是她送终。虽然家里不富裕，她还是让罗顺发读了私塾。在罗顺发十五岁时，同村有人从南洋回来，说看见了罗顺发父亲。她又 让罗顺发跟着熟人下南洋找父亲，期盼着某一天父子一起返乡。
罗顺发找着了父亲，可父亲已在那里与当地女子另组家庭。罗顺发在那里打工，学了修汽车的技术，但深感华人受当地人歧视。新中国成立后，他向往祖国自由的天空，想念勤劳、慈祥、受苦的母亲，他毅然返回了祖国。他把母亲从穷苦的山村接出来，在南昌安了家。
人世无常，世事难料。一个月后，罗顺发平反回家了。头两天，他不跟飞飞妈妈说话。第三天，他拿出一张离婚协议书要飞飞妈妈签字。飞飞妈妈一看就哭了：“老罗，求你原谅我！”
“叛徒！”罗顺发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他们折磨我，我实在受不了啦！”
“那就可以出卖我吗？”
“怪我软弱，吴四说，只要你回来说清楚，他们会实事求是。”
“他的话，你也信？”
“我被他骗了。”
“反正我要跟你离婚，你把字签了吧！”
“我不离婚！”
“我现在看到你，就会想到这一段我受到的侮辱，我心里就难受。我没法同你生活在一起啦，你走吧！”
“老罗，是我害了你，你有气就打我一顿吧！求你不要跟我离婚，不要让我离开这个家！”
听到两口子吵，罗家婆婆、飞飞、圆圆都跑来了。飞飞、圆圆求爸爸不要让妈妈走，罗家婆婆劝儿子原谅媳妇吧，说她也是受了大罪呀。
正在此时，吴四、“红眼病”被人押着来到罗家门前。两人对着罗家人，左一掌右一掌不停地扇起了自己的嘴巴。两人嘴里说着：“我有罪，我有罪，我赔礼道歉，我赔礼道歉！”
罗顺发大喝一声：“滚！”
@兰莎你好 2016-01-17 22:44:06
支持喽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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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支持！
六 父亲和母亲
叔叔从乡下来了。以往叔叔来家里，看见方木，总是笑呵呵的，他带方木回老家有几次。这回不同，叔叔的脸是阴沉沉的，父母的表情也是愁云密布，似乎一场“暴风雨”正在逼近。
吃过晚饭，大家进屋围着炉子烤火。外边的风“呜呜”叫，从门缝里钻进来，凉飕飕的。叔叔对父亲说：“村里有一伙人正在酝酿重划阶级成分，说要揪出漏网地主和漏网富农，并说第一个揪的就是你！”
父亲面色严峻，他慢慢地喝了一口水，说：“前几天我才听说有的地方重划阶级成分，我正担心呢，没想到这么快祸就要降到我们头上了！”
“那怎么办呢？”母亲焦急地问。
“虽然是听天由命，但也要早做准备！”父亲转脸问叔叔，“现在谁在台上？”
“还是歪头。”叔叔回答，歪头是大队书记。
“歪头跟我有仇，土改时我让他丢了面子，这一回肯定他不会放过我。”父亲说。
“还有我们屋子里的老五，”叔叔说，“他最不是个东西，仗着他是贫农，最会做害人的事！”
“这种人你少惹他。”父亲说。
“谁愿意惹他呀？”叔叔说，“可住在一个屋子里，抬头不见低头见，想躲都躲不掉。”
父亲又问叔叔：“重划阶级成分，公社有没有指示呀？”
“这倒没听说，”叔叔说。
“附近有没有已经重划成分的？”父亲再问。
“有，对新划的地主、富农还抄了家。”叔叔对父亲说，“有的新划的地主、富农都离开农村进城了，那也不放过，一伙农民进城来抄家。”
这也是父母现在最担心的。
@玉林风行 2016-01-17 23:31:20
不错，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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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第二天一早叔叔走了。走前，父亲让叔叔叫他儿子进城来拉粗糠，顺便带点东西给方木外婆。
父亲读过几年私塾，解放初期他进城在运输公司谋了个工作，不久当了科长，入了党。后来为了哥哥、姐姐有个好读书的地方，才全家搬进了城。刚进城，父亲告诉母亲自己换了个岗位，现在是人事科长。母亲没听懂，听成是临时科长。她问父亲：你犯什么错误了，怎么从科长变成了临时科长？这让父亲好一顿解释。
后来父亲调动了工作，去了一家粮库当会计主管。父亲一直在这个岗位，他勤勤恳恳，奉公守法，工作上让人挑不出错来。虽然在单位父亲的干部级别是最高的，党龄也是最长的，但他从没去谋求当领导。
文革中，派别林立，父亲哪派都不参加，真正是个“逍遥派”。而各派也都不找父亲的事，因为父亲没有得罪过谁，对谁也都不构成威胁。父亲既不与人争执，也不曲意逢迎。
父亲不抽烟、不喝酒，只喝一点清茶。一撮茶叶泡一杯茶，不断续水，可以喝一天。文革中，当许多人忙于运动的时候，父亲找到了一个休闲的好方法。父亲喜欢听京戏，也喜欢拉京胡，但家里却没有一台收音机。当时，在中学生中，掀起了一股装半导体收音机热。父亲向屋子里的中学生们请教，理论上一起探讨，实验中一起摸索。父亲最先是装了一台矿石收音机，当然已经用锗二极管代替了矿石。当从自己制作、调试的矿石收音机听到广播信号时，父亲喜笑颜开。但毕竟矿石收音机音质差，经常会几个广播电台的声音混在一起。父亲装的第二台收音机是四管来复式收音机，音质大大改善，父亲经常捧着它听“样板戏”。父亲还想进一步，想装七管超外差收音机。但这种收音机无论是理解还是制作都比以前的难了很多，父亲的办公桌抽屉里就打开了一本讲解超外差收音机的书。无事时他拉开抽屉就可以看书，常常凝神细思。
叔叔走的这天是星期天，父亲在家休息。由于怕农民进城抄家，必须把家里与“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有联系的东西都清掉，以免增加罪状。旧社会，父亲当过几年私塾先生，教孩子启蒙知识，比如《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增广贤文》、《论语》等，学得好的孩子再学《古文观止》和唐宋诗词。这些书父亲都保留着，这次拿出来烧掉，因为它们和封建主义沾了边。父亲入党以后，也学过一些政治理论，有苏联教科书《政治经济学》、《苏共（布尔什维克）党史》、《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这些书和修正主义沾边，也要烧掉。家里还有一大捆毛笔和一大包墨，这些东西容易同搞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解放初期，九江姑姑做过摆摊的小生意，合作社后就没做了，姑姑把没卖掉的这点笔墨送给了父亲。父亲不舍得把笔墨全毁掉，留下了约二十支毛笔，十块墨。其余的笔让方木掰断了，其余的墨让方木扔进了垃圾桶。家里还有一本厚厚的书，差不多有两块砖厚，它是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早年父亲节衣缩食花了十块银元才买下这本书。现在，父亲又翻开这本书看着，手爱惜地抚摸着，他实在舍不得把它烧掉，又把它放回去了。
掰断的毛笔装了半个箩筐，再加上要烧的书，一箩筐快满了。父亲和方木抬箩筐到了平台上，点着火，把它们都烧了。
叔叔只有一个儿子，后边是几个女儿。堂兄比方健小两岁，在老家务农。叔叔回家的第二天（星期一），天还没亮，堂兄就拉板车上路。他在下午赶到父亲单位（粮库），父亲再带他到旁边的粮食加工厂用麻袋装了约1000斤粗糠。农村原来种的是高杆稻，近几年改种矮杆稻，粮食增产了，但稻草少了，分到家里的稻草不够烧。粗糠可以烧，适合农村的灶，堂兄经常进城拉粗糠就是为了解决烧的问题，当然没有父亲的关系弄不到粗糠。
第二天一早，父亲先让堂兄吃饱，再在食堂买了一斤多馒头和一点咸菜让堂兄在路上吃。这一天堂兄会非常辛苦，天黑了才能到家。
堂兄走前，父亲给他一包东西，让他放好。那包里是四十块银元，父亲让他回家后送方木外婆家。这四十块银元是父母多年的积蓄，解放初期没舍得换成人民币。现在怕抄家，所以要转移到外婆那里。外婆家的阶级成分是贫农，不会有事。
堂兄打着赤脚，穿着草鞋，拉着板车上路了。父亲问他冷不冷，他说，不冷，拉一会儿车就会出汗。草鞋是自己打的，每年都得打不少。打草鞋是有讲究的，打得好穿着舒服，打得不好硌脚。当时农村人没有皮鞋，有布鞋和胶鞋，在家里穿或走路穿。拉车挑担，上山下田，节俭的人都穿草鞋。拉车穿草鞋好，不打滑。堂兄还多带一双草鞋在身边备用。
叔叔一家是很节俭的，这是传统，是从公公、婆婆那里传下来的。叔叔、堂兄在生产队还没挣够家里的口粮，要买油买盐买肥皂，更需要另想办法找钱，通常是一家人白天黑夜纺纱织布挣点零花钱。钱来得不容易，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家里每天早晚喝粥，中午吃饭，菜是自己园里种的。园里的菜品种有限，有时十天半个月就吃一种菜。比如芥菜熟了的时候就天天吃芥菜，吃不完再做成咸菜。芥菜本身就有点苦味，天天吃，口能不苦吗？有时卖豆腐的在门口叫，谁不想吃块豆腐改善一下，但舍不得花钱。自己养的鸡下了蛋，也舍不得吃，要拿到集市上换钱。
叔叔经常到城里收购旧棉絮，做适当处理后再弹棉花，再纺纱织布，再卖钱。堂姐、堂妹们纺纱，婶婶织布。这种土布幅窄，只有一尺多，叔叔家、方木家冬天都穿这种布做的内衣裤。这种布表面不够光滑，有较多小疙瘩，穿在身上刺得人痒痒。
婶婶是童养媳，小时吃过很多苦。方木来老家时，婶婶会讲古代故事，也讲公公、婆婆和自己。
公公、婆婆解放前去世的，方木当然没见过，哥哥、堂兄见过，但没多少印象。公公、婆婆前两胎生的是两个姑姑，可是两个姑姑很小就送出去给人当童养媳了。他们认为养女儿是给别人家养孩子，养大了嫁人时还要一笔陪嫁费，不划算。两个姑姑到老了都在埋怨她们的父母心太狠了。其实，公公、婆婆家境算是比较富裕的，有田、有房子。而外公、外婆家里穷，却能养女儿（方木母亲）到18岁出嫁。
公公有一个典型故事。公公一次走亲戚，在亲戚家喝了不少茶水。回家的路上，尿急，但他憋着。其实在乡下，找个地方撒尿是很容易的。最后尿都要憋不住了，他干脆跑起来。路上熟人问跑什么，他也不回答。终于跑回了家，一泡尿撒在了自家的尿桶里，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浑身松快。公公说，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婶婶作为童养媳是可怜的，如果是女儿可以在父母面前撒娇，童养媳却不行，地位只相当于丫头。婆婆管她很严厉，要她一天到晚纺纱织布、洗衣做饭。婶婶虽不识字，但从小就喜欢看戏，喜欢听人说古，并且很用心。她给方木讲过“薛仁贵征东”、“薛丁山与樊梨花”的故事，还会用某些文雅的词语，比如：衣衫褴褛、敝舍、令尊等，让方木感到吃惊。小时候婶婶贪玩不听话时或事没做好时，婆婆会用缝衣针刺她的手指头，或者用纱缠住她手指，捉着在油灯上烤一下。那时的婶婶经常抹眼泪，恨婆婆恶，也恨自己的爹妈不要自己。直到和叔叔拜堂了，婶婶地位才有所改善。在生下堂兄后，婶婶地位才彻底改善，从此才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下午，堂兄拉板车在路上，婶婶织布在堂屋，叔叔的生产队在队部开起了批斗会。
批斗的对象通常是地主、富农，但这次不是，地主、富农只是在旁边陪斗。叔叔以前老看人家挨斗，今天却稀里糊涂地被推上了台，成了批斗对象。主持会议的是生产队长老五，他个子不高，声音挺大，阶级成分是贫农，与叔叔住同一个大屋子，共一个太公。他对叔叔说：“你老实交待，为什么念念不忘走资本主义道路？”
“我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哇。”叔叔茫然。
“纺纱织布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大家都不做了，就你还在做。”
“不做，那不是买油买盐的钱都没有吗？”
“不许你污蔑社会主义！”老五厉声呵斥。
群众喊起了口号：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坚决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
叔叔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只懂得过日子，不懂政治。堂兄年纪也不小了，最近说好了一门亲事，但女方家庭要求600元礼金。叔叔愁哇，家里的钱凑不够这个数，不纺纱织布到哪里去弄钱哪！叔叔也知道最近得罪了老五。方木父母进城后，在老家的两间房就给叔叔用了。当时老五住房紧张，叔叔就借了一间给老五。现在堂兄要娶亲了，叔叔找老五想要回那间房，老五一听，脸立刻拉下了。叔叔心里也不高兴，房子让老五住了十几年，没收过一分钱房租，老五也没送过任何一点东西表示一下，甚至一句好话都没说，好像这房子本来就是老五的。
面对老五和群众，叔叔不说话。老五又说：“你不仅走资本主义道路，还贪污了祖宗留下的老古董砚台。你把那块砚台藏起来了，还是换钱了？”
解放前，父亲替村里记家谱；解放后，父亲离开老家就不再做了。他把家谱和祖上传下的一方古砚让叔叔交到村里。当时贫农团管事，叔叔就把这些东西交给了贫农团。可现在老五说叔叔贪污了砚台，这是从何说起？叔叔备感委屈：“你不能冤枉我啊！家谱和砚台我一起交的。”
“一起交的？现在家谱在这里，砚台会长脚走啦？”
“这我不知道，反正我交了。”叔叔坚持。
“我知道你喜欢古董，喜欢藏东西，”老五又说，“我们屋子的那块匾不就是你藏起来了吗？”
一百多年前，老祖宗在外做了官，回家建了三进的大屋子。不知是谁送了一块匾，上写“清直名家”，一直挂在门口。文革初期破“四旧”，红卫兵要烧掉它，叔叔想这是老祖宗传下的东西，就把它藏起来了。叔叔说：“匾是我藏起来了，但我没藏砚台。”
“那你说砚台交给谁啦？”老五问。
“家谱和砚台一起交三叔了。”当时三叔是贫农团成员。
“交三叔？三叔都不在了，能证明吗？”老五又问，“你有收条吗？”
“三叔和我都不识字，怎会有收条？”叔叔说。
“你不能证明你交了砚台，那就是你藏了或者卖了。”老五下了结论，“你或者交出来，或者照价赔偿！”
“冤枉，冤枉啊！”叔叔喊叫着。
“你一点都不冤！你哥和你，一个是漏网地主，一个是漏网富农，这十多年，让你们逍遥法外了，你们还喊冤？”老五越说越激动，嘴角都出白沫子了。“土改让你们逃脱了，文化大革命你们别想逃脱。解放前，你们过得比我们好；解放后，你们过得还比我们好。岂有此理！穷人要翻身，就要革命，就要斗争！你为什么对搞资本主义那么积极，这是由你的阶级本性决定的。今天，我们就要彻底斩断你那资本主义尾巴。”
说着，老五手一挥，叫一声“走”，一伙人跟着他出了队部，进了一个大屋子，来到婶婶织布的堂屋。
婶婶正在织布，织布机旁边正堆着织好的几匹布。老五叫人把布抱走，婶婶扑在布上不让抱走。但一伙人对婶婶连拉带抢硬把布抢走了。老五拿来一把剪刀，把织布机上正在织的布横着就剪过去。婶婶气得哭叫着，疯了一般冲到老五面前，手在老五面上抓了一把。老五疼得“哇”叫着，脸上有几道血印子。老五暴怒，拿来一根竹杠，砸向织布机，接着又砸向旁边的两台纺车。
起初，叔叔被控制在队部。等老五闹完了，叔叔回家，见一片狼藉，欲哭无泪。婶婶哭着：“这日子没法过啦！”
天都黑了，一家人谁都没心思做晚饭吃。叔叔越想越难受：不能纺纱织布，今后日子怎么过；本来自己一身清白，现在还背个贪污的罪名；如果重划阶级成分把自己升为富农那更是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叔叔万念俱灰，拿了根草绳，向村西头走去。
堂兄拉车一整天，天黑了才到了村西头。快进村时，看见歪脖树下隐隐约约有个人影在做什么，感觉不正常。堂兄停下车，朝歪脖树走去。叔叔正拴一根绳子到歪脖树上，然后引体上升，要把自己挂在绳子上。可绳子不够结实，身体刚挂上，绳子就断了。叔叔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堂兄上前一看，是自己的父亲，忙问：“发生什么事啦？”叔叔这才哭出了声。此时婶婶也带着女儿们找来了。
堂兄怒不可遏，操起一根扁担直奔老五家。
老五坐在堂屋中间的饭桌旁喝茶。其实，关于古砚台的事，他心里明镜似的，正是他多年前偷偷把古砚台换钱了。歪头书记最近追问此事，为了洗脱自己，他就想把赃栽在叔叔头上。
老五呷一口茶，一抬头，忽然看见堂兄拿着扁担气汹汹闯来，他“嗖”地一下滑进了桌子底下。堂兄被旁边的人拉住了。老五在桌子底下说：“好哇，你胆子大了，我是你叔，你敢打我了，有种的你就打呀！”
星期六晚上，父亲回家了。方木半夜醒来，母亲没在身边，母亲同父亲坐在床另一头说话。父亲说：“形势紧张啊！要是阶级成分升了，往后我们一家的日子可就难了。”
土改时，土改工作组先是划定父亲的阶级成分为地主。父亲研究过土改政策，当然不服，半夜与工作组激辩。激辩无果，父亲告状告到了县委书记那里。经县里干预，父亲的阶级成分改为小土地出租。小土地出租和地主差别大了去了，可谓天壤之别，一个是团结的对象，一个是专政的对象。
母亲说：“你再想想办法！土改时你不是把事情挽回了吗？”
“不一样了，”父亲说，“那时有土改政策，我可以根据政策据理力争。现在乱了，没地方讲理呀！”
“方才怎么样？土改时，他不是帮过你吗？”母亲问。
“方才现在是走资派，靠边站了。”
方才是父亲的堂弟，土改时在县委工作，父亲正是通过他告状告到了县委书记那里。他后来是县党校的校长，半年前，他半夜里从单位逃出来，在方木家躲了一个星期。
父亲说：“要是升了成分，我们这个年纪，就对付着过吧。但孩子们就可怜了，会影响他们一辈子，他们今后的日子还长啊！以后哇，好事摊不上，坏事躲不掉。”
父亲和母亲都沉默着，不时一声长叹，那是为将来发愁。
父亲握着母亲的手说：“到时候，我们告诉方红吧！”
方红就是方木的姐姐。母亲警觉地问：“告诉什么？”
“告诉她……她的亲生父母哇。”
母亲的眼泪出来了，她激动地说：“不，不行，方红就是我的亲生女儿！”
父亲冷静地说：“她的亲生父母是贫农。让她去认亲生父母，以后填表，家庭成分这一栏就可以写贫农，这对她有好处哇！”
母亲抽泣着，不停地摇头：“不，我不同意！日子过得好，我们要在一起；日子过得不好，我们也要在一起！我们就是一家人，谁也不能离开！”
方木听到母亲说这些，躲在被子里偷偷地流泪。
父亲为母亲擦去眼泪，回想起了那共同走过的路——
父亲年轻时喜欢读书，不喜欢种田；叔叔相反，喜欢种田，不喜欢读书。父亲成人时，公公、婆婆要为他说亲，他没答应，要自己先见一下人，看上了再去提亲。父亲不愿像别人那样，到揭盖头时夫妻才第一次见面。公公、婆婆要提亲的那家，就是外公家，外公就一个女儿，就是母亲，母亲有一个哥哥（大舅）和一个弟弟（二舅）。
外公与婶婶父母有点亲戚关系，所以与公公、婆婆就有点关系了。父亲认得外公，但没见过母亲。父亲听说开港了，外公打了很多鱼，母亲正在船上替外公卖鱼。父亲以买鱼为借口，要看一下母亲。
父亲找到了外公的船，向外公招手：“老伯，我要在你这里买点鱼。”
“上船来，上船来！”外公招呼着，又对身边的女儿说，“这是你方家哥哥。”
母亲穿着一件蓝底花衣服，扎两个长辫。母亲问：“方家哥哥，要买多少鱼？”
“买一斤鱼。”
“多买一点嘛！现在的鱼又好吃，又便宜。”
“那好，那就称一斤半左右吧。”
母亲称了一斤六两鱼，秤尾是翘起的，并很快算准了价钱。
父亲付钱后，提着鱼就走。走到船头，父亲又回头看一眼母亲。正在此时，一个浪打来，船晃得厉害。父亲摇摆着站不住，母亲赶紧上前抓住父亲的胳膊，父亲这才没掉到水里去。母亲说：“方家哥哥，走路小心哪！”
父亲尴尬地笑着说：“是，是。谢谢你呀！”
一个星期后，媒人来外公家提亲了。母亲问是谁？外公说：就是前些天来买鱼的方家哥哥。母亲心里高兴，她还记得那天父亲穿着灰布长衫，高个子，瘦瘦的，斯斯文文，是个读书人。外公、外婆问她愿意不？她害羞地说“爸妈替我做主”就跑了。
当在洞房父亲揭开母亲盖头时，两人相视笑了。
母亲很勤快，一天忙到晚，纺纱织布，洗衣做饭，侍奉公婆，人人都夸是个好媳妇。晚上，她还要点灯纺纱，但又怕多点了油，灯芯做的细细的，灯也就比萤火虫亮一点。父亲想教母亲认点字，但母亲的心思不在认字上。父亲费了好大的力，那斗大的字，母亲也就认得几箩筐。
不久，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在外婆村子一带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起因是：一天上午，一鬼子军官骑东洋大马在镇街上搜寻，他看见一对母女夹着红伞和包裹匆匆行走，立即下马拔出东洋刀横在这对母女面前；鬼子军官迫不及待要强奸女儿，因在大街上找不到拴马桩，就把缰绳系在自己的小腿上，省得马乱跑，万一有个风吹草动也能翻身上马逃之夭夭；母亲无力反抗，又不忍光天化日下目睹鬼子肆意蹂躏女儿，她本能地打开手中红伞遮挡视线；这时，马儿见到突然张开的红伞受惊了，倒拖着鬼子飞奔了100多米；事发突然，鬼子无力挣脱拴在腿上的缰绳，他的身体在沙石地面上磨烂了，面部及头部也磨得血肉模糊，最后一命呜呼。这件事很快传开，日本指挥官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当地村民的挑衅。为了报复，第二天，几百鬼子对附近一带进行了残酷的“三光”大扫荡。有860多人惨死，700多栋房屋被烧毁。死者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怀孕的妇女，以及吃奶的婴儿。还有三十多位年轻妇女被先奸后杀。抚河岸边，尸横遍野，抚河的河水被鲜血染红。
鬼子如此残暴，谁还敢呆在家里，尤其是年轻的姑娘、媳妇。父母加入了跑反(逃难）的队伍。父母各挎着一个包袱，跟着人流匆匆奔跑，经常是饥肠辘辘。最恐惧的是日本鬼子追来了，大家到处躲藏。熟了的稻田里、草垛里、门背后、床底下都藏人，姑娘、媳妇这时不能忘了往脸上抹一把锅灰。这时最怕有婴儿了，婴儿一哭就会把鬼子引来，多少人要遭殃啊！曾经一母亲捂住孩子不让发声，竟把孩子闷死了。过后，这位母亲哭得呼天抢地！
父母最危险的一次是渡河。说鬼子就要追过来了，很多人往河堤的渡口跑。来的人太多，渡船就那么几条，严重超载。船到河心时，鬼子飞机来了。飞机扔炸弹，炸起的浪有几丈高；飞机还俯冲扫射，尖叫声比鬼叫更恐怖。有一艘船翻了，多少人葬身河底！父母在另一艘船上，他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目睹了这悲惨的一幕。
跑反去哪里跟各自的家境有关。家境好、盘缠足的，干脆往云南、贵州、重庆方向跑，次之则往赣州跑，再次跑到吉安就不跑了。父母就是在吉安附近的泰和停下了。当然更多的人，因为没有钱，只能在家附近跑一跑、躲一躲，过几天听鬼子走了又偷偷溜回家。
父母停下了，盘缠也不多了，必须考虑生计问题。父亲作为私塾先生上门问哪家孩子要读书。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要读书的孩子少，即使读，出的学费也很低。不得已，有时父亲还会在邮局旁边帮人写家信挣点钱。有段时间，父亲几乎没挣着钱，他为生活发愁。他来到码头，对管事的说，他想扛包挣点钱。管事的看他身体瘦弱，问：你行吗？父亲硬撑着说行。可只干了一天，他就起不了床了。
在老家，母亲可以纺纱织布挣钱。可出门在外，要找一个挣钱的事做不容易。母亲终于找到一件事：帮人洗衣服。每天母亲去比较有钱的人家问有没有衣服要洗，洗好了再把衣服送回去。
父母在泰和的生活很艰难。一年后，看到有同乡回家了，他们也启程返家。
年轻人跑反时，公公、婆婆没跑。他们想，年纪这么大了，跑不动了，家里总还要人看一下。
日本兵在老家驻扎了一段时间。因为公公所住的大屋子在村里算是一栋好屋子，所以里面住了不少日本兵。家里的鸡、猪，还有一头黄牛，都被日本兵宰了吃了。母亲结婚时置办了16套衣服，单的棉的，里面的外面的，四季衣服都有，基本上一辈子就穿这些，以后很难再添衣服。跑反前母亲把衣服装在箱子里，再把箱子藏在草垛中间。谁知日本兵端着刺刀对草垛捅，发现了箱子，衣服全拿走了。不知日本兵要女人的衣服干什么？可能是卖钱或者送人。
公公的鼻子是个酒渣鼻，红红的。一次，公公坐在堂屋，一日本兵对他的鼻子好奇，用手来拧公公的鼻子，另一只手指着旁边的公鸡说：“你的学它的叫的！”公公不肯学公鸡叫。又来了几个日本兵，其中一个“沧啷”一声抽出日本军刀，恶狠狠地说：“不叫的死了死了的！”公公知道这些日本人就是一群畜生，毫无人性，杀一个人比杀一只鸡还容易。公公老泪纵横，学公鸡一样叫着。这群日本人“哈哈哈哈”地笑了，笑得极其狰狞！
公公从此病了，很少出门。
土改时，歪头是土改工作组组长，他是村里最早的党员。歪头家世代贫穷，小时候他得了歪脖子病，家里没钱治。不过随着年龄增长，他的歪脖子病好了许多，头只是有点子歪，不很明显。歪头没读过书，不会写字，但作为村领导经常要签名。这时，歪头就会像鬼画符似的画一下，不熟的人不知道画的是什么。
那时，村里成立了贫农团。贫农团管不少事，老五是贫农团成员。老五家本来并不穷，老五的父亲染上了抽大烟的毛病，田和房子就败掉了一半。老五也不是个勤快人，还喜欢摸牌九，运气又不太好，赢的少、输的多，在他手上，家产几乎败光。不过这倒好了，土改时他是贫农。
父亲非常关心土改政策，通过他堂弟方才，拿到了土改文件。公公、婆婆去世前，父亲、叔叔已经分了家，田地、房产基本均分。叔叔分得的田全部由自己耕种。父亲不愿种田，就把田租给了别人，每年收些租子。父亲并不是闲着，他办过私塾，也去城里当过店员和公司职员。母亲更是每天忙着纺纱织布。一家人生活也相当节俭。
土改工作组和贫农团在村祠堂挑灯夜战，歪头主持会议，讨论如何划定各家的阶级成分。
已过半夜，父母都入睡了。
门口敲锣打鼓的响声忽然把父母震醒。父亲开门，锣鼓停住，几人中老五举着火把说：“恭喜恭喜，你家被划上地主了！”
父亲一震，母亲听到也心里哆嗦。大祸临头了！
父亲与老五并未结怨，他为何如此相逼？父亲作为兄长曾骂过他好吃懒做，是个败家子，这也不能构成他如此这般的理由哇！是真有阶级仇恨，还是心里阴暗？他那点鬼心思父亲清楚，不就是想着分田、分房、分浮财吗？父亲现在没功夫搭理老五，他冷冷地说：“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不要吵闹左邻右舍。谢谢你们报信，你们回吧，我找歪头讲理去！”
父亲点个火把，手握土改文件来到祠堂，歪头还在。父亲说：“歪头，小时候我们一起玩过，还不错，是吧？”
“是，有点交情，”歪头说，“但现在讲的是阶级。”
“那好，公事公办。”父亲说，“我问你，我弟弟划的是什么阶级？”
“上中农。”
“我和弟弟田一样多，他是上中农，我为什么是地主？”
“你弟弟的田全部自己种，你种了田吗？你自己不种田却收佃户租子，当然就是地主。”
父亲把土改文件拍在桌子上，歪头一看吃一惊：“你怎么会有这党内文件？”
“我没有岂不由你草菅人命！”
“你说的什么意思？”歪头不懂。
“共产党最讲政策对不对？”
“对！”
“那你说说，你对我讲的是哪条政策？”父亲指着文件。
“我不认字。”歪头说，“你也别以为你认得几个臭字就想难倒我。我不会背条条，我的方法是向搞过土改的地方学。”
“那也不能偏离共产党的政策。”
“那你说，你怎么就不是地主了？”歪头问。
“很明显，我虽然收租子，但这点租子能维持我家的生活吗？它不是我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我家的生活主要靠我教书、靠我进城给老板打工、靠我的妻子没日没夜的纺纱织布。有这样的地主吗？贫农每天吃两顿粥、一顿饭，我家不也是吃两顿粥、一顿饭吗？”父亲说得非常激动。
“你说破天也没用，你是不劳而获！”
“我怎么没劳动啊？”父亲问。
“你是肩扛了，还是手提啦？”歪头反问。
“我教书不是劳动吗？我给老板站柜台、做管理不是劳动吗？”
“只动动嘴皮子不能算劳动。”
“那是脑力劳动，也是劳动。这个世界不仅需要体力劳动，也需要脑力劳动。”
“如果那也算劳动，那它也不是劳动人民的劳动，在我这里等于没劳动。”
父亲无语。歪头又说：“你收租子有没有剥削？”
“有剥削，”父亲说，“可是，我给老板打工不也被剥削吗？”
“那我不管，你有剥削就是地主。再看看你父母的坟，同别人家一样吗？占地就大了一圈，墓碑也比别人的大，比别人的厚。不是地主家能有这气派吗？”
父亲同歪头讲理讲不通，回家在油灯下写了个状子。天没亮父亲就赶往县城，找到在县委工作的堂弟方才。经方才引见，父亲见到了县委刘书记。
刘书记看了状子，听了父亲的叙说。最后，他说：“这事我们会做进一步调查，我们要求各个工作组严格执行党的政策，也希望你帮助我们纠正偏差。”
在县里干预下，父亲的阶级成分纠正为小土地出租。
文革中重划阶级成分的闹剧不久被纠正了，压在方木家头顶上的那场“暴风雨”最终没有降临。
七 回家
白朵丢失两年了，方健两眉之间“川”字渐渐形成，岁月的风霜在他的额头也“刻”下了长长的“一”字。二胡是他的亲密伙伴，从白朵与他住过的后间小屋，常传出悲凉的琴声。白朵在时，琴声是由白朵伴唱的《花儿与少年》，是那么的欢乐、激情，富有青春的力量。而如今，琴声是忧伤、无助的《病中吟》。
下午上班前，方健又拉起了《病中吟》，哀婉的旋律透着凄凉。方木通过门缝朝里看，哥哥坐在床上拉琴，眯着眼睛。右手缓慢地运弓，左手柔滑地按弦，拉着拉着，伴随着沉吟的音符，两颗豆大的泪珠渐渐形成，溢出眼眶，顺着脸颊往下流、往下流，最后滴落在琴筒上，绽成无数小水花……突然，琴声骤变，方健右手强劲运弓，左手指法加快，旋律犹排山倒海的波浪冲击而来。那是内心里的抗争，是在奋力扼住命运的咽喉；那是绝境中的呐喊，是在热切期盼黎明的曙光。高潮如暴风骤雨般来临，之后又回归平静。接着又是如泣如诉的低吟，是忽而向上、忽而向下叫人柔肠寸断的滑音，还有那故意产生的略带嘶哑的不和谐音，这一切都在透露出一种浓浓的忧伤。最后，琴声又骤变，如海啸般汹涌而来，忽又戛然而止。
方健把二胡放在床上，闭目呆呆地坐着，良久。然后，他取下戴着左手腕上的手表，那是白朵交换给他的那块瑞士手表，金黄色的。他把手表举到了离眼睛很近的地方，直勾勾地盯着它，右手拇指柔柔地擦着表面，嘴里发出了一声轻轻的叹息。
方木都看见了，他知道哥哥在想什么。方木深深地同情白朵和哥哥，希望白朵病能好，也希望她再回来。方木手放在胸前，摸着了白朵送的那支钢笔。
方健起身上班去了。
母亲坐在堂屋手握针线缝补衣裳。
大门口，进来一女一男，女的手中抱着一个小孩，神情有些紧张，男的一看便知是乡下人，并给人有点憨的感觉。他们的出现让楼下邻居感到吃惊，目光跟随他们上了楼梯。他们来到堂屋，看见母亲在低头缝衣。女子爆发般地叫了一声：“妈——”
紧接着，她嚎啕大哭。
母亲抬头一看：是白朵。
母亲颤颤地站起身子，伸手在白朵的脸上抚摸着，手被泪水打湿了。母亲也泪水盈眶，止不住汩汩地流。母亲说：“闺女，想死妈妈啦！你终于回家了，回家就好，回家就好哇！”
母亲看到了白朵抱着的小孩，心中悲伤，又有些疑惑，问：“是男孩还是女孩？”
“是女儿，岳……母。”一旁站着的男子上前来招呼，说话有点结巴，“我叫……葫芦，拜……见岳母大人。”
听男子叫自己“岳母”，母亲看了他一眼，但没给他笑脸。
母亲又问：“孩子多大了？”
“一……岁过了。”葫芦回答。
“什么日子生的？”
“去……年这个月9……号。”还是葫芦回答，白朵什么也没有说。
母亲心里默算，知这孩子不可能是方健的。
白朵怀里的孩子总是哭闹，白朵解衣给她喂奶，可吃一会儿她又会哭。母亲摸摸孩子额头，还好不发热，估计是奶水不够没吃饱。一邻居也有小孩，看到这情形，送来了半包米糊。母亲去楼下大厨房煮好米糊端上来，孩子喜欢吃，吃饱了就不哭了。
葫芦看孩子不哭了，傻笑着说：“我……怎么不知道孩子是没……吃饱呢？”他又上前对母亲说：“岳母，我……们坐了一天火车，没有吃饭，只……吃了一点干粮。”
母亲说：“现在离吃晚饭还有3个钟头，既然你们饿了，我就先给你们做饭吃吧。”
母亲又跑厨房去做饭做菜。
饭菜做好后，母亲端到堂屋的饭桌上。葫芦饿狠了，狼吞虎咽地吃着。吃完后，又舒坦地用手抠着牙缝。母亲把白朵拉进房间，问：“白朵，你还记得方健吗？”
白朵点点头。
母亲又问：“你还记得这两年的事情吗？”
白朵又摇摇头。
母亲心里难受。她又把葫芦叫进来，问：“我闺女和你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两……年了。”葫芦回答。
“你把这两年她的情况说给我听吧！”母亲要求。
葫芦结结巴巴说了个大概。
两年前，白朵从家里出走，又是汽车，又是火车，然后迷迷糊糊在福建某站下了车。那里周围是大山，她胡乱走着，在一个村庄后面的尼姑庵里落了脚。当时尼姑庵里已没了尼姑，尼姑被逼着还俗了；里面供奉的观世音菩萨也在最近的“破四旧”中被推倒而侧躺在地上。
尼姑庵并不大，但有悠久的历史，清朝时就有了。曾经三三两两的女香客们来此敬香火、拜菩萨，但它现在已破败得不成样子，倒也成了白朵遮风挡雨的一个地方。
白朵来到尼姑庵后，曾经的女香客们可怜她，偶尔会送来一碗饭，白朵就这样有一顿、没一顿。大热的天，她也不换衣服不洗澡，浑身脏兮兮的，脸上有黑道道，头发里有碎稻草。到了晚上，蚊虫肆虐，她只好用衣服包住自己的脸，可是手脚却被叮烂了，有的地方在流脓水。
一天，几个小孩子在逗着她玩。她实在饿了，就在她随身带着的包裹里乱翻，她翻出了一张10元的人民币。她还能意识到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她把钱举得高高的，说：“换饭吃，换饭吃！”
有一个瘦小孩“机灵”，立刻跑回家，端来一大碗饭，说：“我跟你换。”
一手交钱，一手给饭。那瘦小孩知道得了个大便宜，乐颠颠地跑回家去了。
第二天，又一个胖小孩早早地端了一大碗饭过来，饭还是热腾腾的。昨天他看到那瘦小孩得了那么大的便宜，心里后悔自己晚了一步。他晚上就筹划着，让妈妈早点做饭。饭一做好，他立刻盛上就跑来了。
胖小孩把饭举到白朵面前，说：“拿钱换饭吃！”
白朵摇摇头说：“没有钱了。”
胖小孩用手指着白朵包袱说：“有的，你找哇！”
白朵翻包袱没找着钱，但她找出了一个金耳环，那是白朵妈妈给她的。胖小孩知道金耳环更值钱，他指着金耳环说：“用它换！“
白朵看着金耳环犹豫了一下，还是和胖小孩交换了。旁边还有小孩看到了，他们都惊得张大了嘴。
瘦小孩、胖小孩占便宜的事全村都知道了。
第三天，来了一帮孩子都拿着饭来换东西，为了增加竞争力，有的饭里装了好菜。大家一窝蜂地抢着要同白朵换。其中一个小孩个头最大、样子最横，他小时候生过癞痢头，虽然好了，但留下一头疤瘌。疤瘌小孩拦住其他小孩，说：“我第一个到，我先换完了才轮到你们。谁要敢跟我抢，那就要看看我的拳头答应不答应。”
疤瘌小孩对其他小孩晃了晃拳头，然后把自己带来的饭递到白朵面前，说：“拿钱或东西来换饭吃！”
白朵又是摇头说：“钱没有了，东西也没有了。”
@annabelle8266 2016-01-21 19:4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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疤瘌小孩说：“我不信，肯定有，你再找哇！”
白朵的手在包袱里翻着，疤瘌小孩把头凑过去，想看清里面的东西。白朵翻到了一块钱给他，他摇摇头，说不要不要。他要白朵继续翻，他一下看到了里面有一块手表，正是那块方健交换给白朵的上海牌手表。疤瘌小孩指着手表说：“用它换饭吃！”
白朵右手紧紧抓住手表，朦朦胧胧中，残存的某些意识在告诉她，这是她最宝贵的东西。她说：“不能用它换饭吃，不能用它换饭吃！”
疤瘌小孩上前要掰开白朵的手，强行交换。
白朵紧抓住手表不放，大叫：“我不换，我不换！”
看见疤瘌小孩抢手表了，其他小孩一拥而上也来抢，他们想谁抢到了就是谁的。
挣扎中，白朵跑出了尼姑庵。
疤瘌小孩追上，双手紧抓住白朵握住手表的右手，但不能使白朵松开手。这时，疤瘌小孩对准白朵右手一口咬去，白朵疼得手松开了，手表掉到了地上。疤瘌小孩捡起手表跑了。
白朵看手表被抢走了，跌坐在地上震天般痛哭，满脸的泪水，两只手发疯般地不停地向地上捶打着。最后，她张开双臂举向天空，大声哭叫着：“天哪，天哪！”
@嘉陵江上的渔夫L 2016-01-21 23:33:07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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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一直关注！
这时，葫芦正在不远浇自己的菜园，他也听说了小孩占便宜的事。他看见小孩抢劫白朵，心里气愤。他拦住疤瘌小孩，疤瘌小孩抓起一块石头对他砸过来，他躲过了。疤瘌小孩又捡起一根树枝对他扫过来，葫芦没躲过，胸前被重重地打了一下。葫芦忍住痛，一把抓住了疤瘌小孩，狠狠地扇了他两个耳光，再把手表抢了回来。
葫芦过来把手表还给白朵。
白朵停住了哭，用袖子擦去眼泪。她双手抓住手表，贴在心口窝里，不知她想到了什么，无声无息的泪珠儿又从眼眶涌出，长长地流，长长地流……
许久，她才想到了帮助她的人，她对葫芦连连鞠了三个躬，嘴里说着：“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这几声“大哥”触到了葫芦心里的柔软处。
葫芦看白朵真可怜，尼姑庵里实在住不下去，就说：“妹子，你……愿不愿意住到我家去？”
刚才看到葫芦为自己抢回了手表，产生了信任，所以白朵点头同意。
白朵来到葫芦家。
葫芦家有父母和一个妹妹。葫芦的父亲身体不太好，腰有病，做不得用力的事。葫芦二十六、七岁了，还没说上对象，在当地是很少的，这和家里穷有关系。葫芦只读过小学，认不得几个字，村里人说他有点“憨”，也就是没有其他人灵活吧，做事凭一股子“傻”劲。
葫芦让母亲和妹妹给白朵洗洗身上，换换衣服，白朵包袱里有几件衣服。
经过收拾的白朵把葫芦看呆了，原来是个漂亮姑娘，只可惜脑袋不太清楚。
白朵与妹妹住一间房，独自睡在竹床上，竹床上吊了蚊帐。每顿饭葫芦妈妈或妹妹会送来。
一次，葫芦问白朵：“妹子，你……叫什么名字？我们以后好叫你呀。”
白朵摇摇头说：“我不记得了。”
葫芦又问：“你……家里有什么人？”
白朵又摇摇头说：“我也不记得了。”
从说话的口音可以判断，白朵不是附近的人。
葫芦有了“娶”白朵的意思，葫芦父母也觉得可以，希望这个“儿媳妇”能给他们家传宗接代。
事情说办就办。“婚礼”这天，葫芦家摆了几桌酒，请来了亲戚和大队干部。葫芦的房间贴上几个喜字就是“婚房”。吃酒前，白朵被葫芦妈妈和妹妹推到“婚房”，坐在了“婚床”上。葫芦妈妈说：“儿媳妇，以后你就住这里。”
“为什么？”白朵不懂。
“今天你就是新娘子啦！”
“新娘子是什么？我不要做新娘子。”白朵要回原来的住处。
葫芦妈妈和妹妹赶紧拉住白朵，把她按回到床上。葫芦妈妈温柔地劝说：“你不要怕，你是新娘子，葫芦哥哥是新郎，新郎同新娘子玩游戏，很好玩的。”
糊涂的白朵不懂得玩什么游戏，酒席间，她一直坐在“婚床”上。经常有大人、小孩在门口向里望，想看看“新娘子”。葫芦妈妈和妹妹想给白朵盖上红盖头，总是被白朵一把扯下来，并埋怨说：“好热，不好玩。”
酒桌上，葫芦代表“新婚夫妻”向来宾敬酒，大家举杯贺喜，然后开吃。由于菜不多，人们肚子里油水又不足，所以风卷残云般很快每桌都光光的，酒席也就到此结束，那也就是“婚礼”结束，特殊情况下其他的程序都免了。
面对大家的程序结束了，但两口子之间的一项程序——揭红盖头——还须进行。葫芦妈妈又把红盖头盖在白朵头上，并叫她忍一下子，葫芦哥哥马上会来揭盖头。然后葫芦妈妈退出新房，让葫芦进去。葫芦进门，看见“新娘”盖着红盖头，他缓步走向床边，伸手正要揭盖头，红盖头却突然被白朵扯了下来。这种情况按当地风俗是不吉利的，葫芦要重做一遍。他把红盖头又盖在白朵头上，叫白朵不要扯下来，要等他来揭。葫芦退到门口，又是缓步向前，正要揭盖头时，盖头又被白朵扯下了。葫芦叹了一口长气。再重做时，葫芦先给盖上盖头，手还没离开，立刻就揭盖头，一气呵成。
“新婚之夜”，“新房”里打仗一样，葫芦使用蛮力“征服”了白朵，白朵“呜呜”地哭了，同时在葫芦的手臂上重重地咬了一口。
不久，白朵出现了害喜的症状。葫芦妈妈叮嘱葫芦不许再与白朵同房，否则肚子里的孩子难以保住。
后来，白朵生了个女婴，由村里的“赤脚医生”接生的。葫芦和他父母都有些遗憾，指望白朵再生个男孩。
葫芦家给女婴起的名字是阿玲。
随着阿玲渐渐长大，白朵也在渐渐清醒。
她开始喜欢唱歌了。她常常望着远方的天空，轻轻地唱出：
…………
他们谁更适合于我的心愿？
我却没法分辨我终日不安。
他们勇敢更可爱呀全都一个样，
亲爱的山楂树呀要请你帮个忙！
哦，最勇敢最可爱呀到底是哪一个？
哦，我亲爱的山楂树请你告诉我。
哦，最勇敢最可爱呀到底是哪一个？
哦，我亲爱的山楂树请你告诉我。
不知歌曲《山楂树》唤起了她哪些记忆，她眼泪流下来了。
另一首歌也是她喜欢唱的，那是《花儿与少年》：
春季里到了，
迎春花儿开，迎春花儿开，
年轻的女儿家踩呀踩青来。
小呀哥哥小呀哥哥，
小呀哥哥手牵着手儿来。
…………
谁是她的“小呀哥哥”？她记起了方健。
病前的越来越多的记忆被唤醒，病中的过程没有记忆。
旁边的人感觉白朵歌唱得好听，但不知唱的是什么。
葫芦家里的人感觉白朵在清醒，既高兴，又担忧。
一天晚上，白朵对葫芦说：“我想回家！”
葫芦吃惊：“你想起了你家在……哪儿啦？”
“我想起来了，”白朵点点头，“我家在南昌。”
“家里有……谁？”葫芦问。
“有……”白朵停了一下，“有妈妈。”
“还……有谁？”
“哥哥。”
“哦！”葫芦想了想，“丈母娘和大舅子我也应该见一见的哦，阿玲也应该见见外婆和大舅哦。”
“你同意啦？”白朵问。
“我同家里再商量一下。”葫芦说。
可商量的结果是：不能答应，尽量往后拖。他们意识到，她回去了，恐怕就回不来了。
一天，葫芦和爸爸、妹妹到生产队上工去了，葫芦妈妈去了自家的菜园。白朵几乎没收拾什么，抱起阿玲就朝火车站方向跑。等葫芦妈妈回来，发现白朵和阿玲不见了。葫芦妈妈立刻去找葫芦说儿媳妇跑了，村民们很快被发动起来了，大家活也不干了，都帮着葫芦去追白朵。
白朵到了火车站，这是一个小站。她只有两块钱，她花了一块钱胡乱买了一张票过了检票口，她这样考虑：先上了火车再说，不管是哪个方向的火车。她站在月台上，一列火车正向小站驶来，火车在减速。就在白朵即将上火车时，葫芦带领一伙村民冲过了检票口，白朵就是在登上火车的铁楼梯上被葫芦抱住了。葫芦哭着说：“你……真狠哪，就这么走……哇，你一点也不念……我们的情哪！”
白朵逃跑失败了。
她被关在屋子里，门外加了锁，并且随时都有人监视她。
但铁锁锁不住她的心，她已经明白她是谁啦！
某一天开始，她绝食了，她要以此抗争。
葫芦着急啊！几天啦，再不吃饭人会饿死的。他让妈妈、妹妹劝白朵，毫无作用。最后，他一咬牙，说：“我答应你，我陪……你回家！”
说好一个星期后走，白朵停止了绝食。
有人劝葫芦不要放白朵走，说走了，十有八九回不来。葫芦说，他已经答应了，不能说话不算数。葫芦父母说，孩子不要跟着去，白朵不答应，说不让带孩子去，她就继续绝食。走前一天，葫芦妈妈教葫芦在丈母娘和大舅子面前怎样说话，以及问到某些问题该怎样回答。
终于，白朵乘上了去南昌的列车。
方健下班回家了。一进大门，他就感觉到邻居异样的目光。他上楼梯到了堂屋，一眼看见了白朵。同时，白朵也看见了他。两人各叫着对方的名字，紧紧拥抱在一起，放声大哭。周围观看的邻居们都不免为之动容，唏嘘叹息。葫芦却看不下去了，他拍着方健的肩膀说：“大……舅子，我是她老公，你们哥哥、妹妹怎……么这样亲哪，比……夫妻还亲，她对我还从没这……么亲过。”
邻居们听葫芦说话又忍不住笑。
方健听着倒感觉像是在云里雾里。自己成了大舅子，这个人（葫芦）是白朵的老公？这是怎么回事？方健冷静下来，他必须搞清楚情况。
母亲过来把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告诉了方健。
白朵抱着阿玲，方健过来看一看。阿玲吃饱了，乖多了。方健轻轻地捏一下阿玲的脸，阿玲对方健笑着，一点不认生，并且手举起来，对方健的眼镜感兴趣，要抓眼镜。方健低下头，让阿玲抓住眼镜。阿玲抓到了眼镜，很高兴，小手不停地晃着，嘴里发出“咯咯咯”的笑声。
葫芦又感到奇怪了：“这小妞也怪吔，平时我抱她，她总……是哭，不亲我。可头一回见……大舅，就笑成这样。你说怪不怪！”
方健问白朵：“阿玲出生日是哪天？”
白朵摇摇头说：“我记不得。”
“能记得是春天还是夏天吗？”方健继续问。
白朵仍然摇头。
母亲轻声对方健说：“是去年这个月9号，葫芦说的。白朵是两年前在这里，这个你能懂吧？”
方健点点头说：“我懂，我懂。”
方健脸上露出几分遗憾。
母亲说，晚上她会同白朵好好谈一谈，了解白朵的想法。
晚上睡觉，母亲安排白朵和阿玲同她一起睡，方木睡到哥哥床上去，葫芦睡在堂屋竹床上。
堂屋里，葫芦鼾声如雷。
房间里，母亲问白朵：“你现在心里是清楚的吗？”
白朵回答：“我的病好了，我心里是清楚的。”
母亲又问：“你还愿跟那个男人回去吗？”
白朵坚决地说：“不，我决不回去！”
“那阿玲呢？”
“阿玲要跟着我，我不能没有阿玲。”
母亲再问：“你还爱方健吗？”
白朵点头。
“愿意同我们一起生活吗？”
白朵眼里渐渐含了一泡眼泪：“妈妈，你们还愿意接受我吗？”
说着，白朵低声抽泣。
母亲抱住白朵，为她擦去眼泪：“好闺女，这就是你的家！”
“母女”俩泪水涟涟。
方健躺在床上睡不着，母亲同白朵的对话他都听到了。他在想白朵这两年吃了多大的苦哇，不能再让她走啦！既然白朵愿意留下来，那明天就可以向葫芦摊牌。
早晨起来，母亲和方健悄悄商量怎么办。
方健上午上了班，为下午请了假。
下午，堂屋里有方健和葫芦、母亲和方木、白朵和阿玲，还有不少邻居，那是母亲和方健请来的，为了做个见证。
方健和葫芦对面坐着，方健说：“葫芦兄弟，我们年纪差不多大，今天我要当着这么多邻居同你谈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希望你能够冷静，好吗？”
葫芦看这阵势，心里有些紧张，他点点头。
“你读过几年书？”方健直接问。
“小……学没读完。”
“你知道她的文化吗？”方健指着白朵。
葫芦摇头。
“她读过大学，生病前是中学老师。你想啊，她病好了还会跟你回去吗？”
葫芦茫然。
方健又说：“特别要告诉你，我不是白朵的哥哥，我是白朵的丈夫，她以前住在这里，我的邻居可以作证。”
邻居们纷纷作证白朵两年前住这里。
方健又指着母亲说：“她也不是白朵的亲妈，她是我妈，是白朵的婆婆，但她待白朵像自己的亲女儿一样。”
听到这些，葫芦脑袋要爆炸了，大舅子、丈母娘变成了白朵的丈夫和婆婆，他万万没想到，他不能接受。
方健继续说：“你文化低，不懂婚姻法，我告诉你，在她犯精神病的时候，你是不能娶她的，那样做是犯法的。”
邻居们七嘴八舌：
“是啊，报告派出所，就会来抓人的。”
“说不定要坐牢哟。”
葫芦猛地站起，来到白朵面前，抓住白朵的手说：“媳妇，我们走，你跟我回……家！”
白朵挣脱葫芦的手，说：“我不会回去了，你回去吧！”
“那我至少要……把妞儿带回去。”葫芦要抢孩子。
“不行，我要孩子，我要孩子！”白朵抱紧孩子，哭叫着，阿玲也吓得哭起来。
葫芦看事情变成这样，突然“哇哇”地坐在地上哭起来了，并在地上打起了滚，一个大男人哭得眼泪花花的。他边哭边说：“我真傻呀，我们村里人都劝……我别答应她回家，可我疼她，怕饿坏她呀！她说家里有妈妈和哥哥，原来是婆婆和丈夫，她骗……我啊！媳妇，我对……你不好吗？别人抢你的手表，是我拼命帮你抢……回来。我舍不得吃的，留……给你吃。你都忘了？你病好了就把我……忘了？”
葫芦的话又让周围的人同情。
白朵把阿玲递给母亲，她过来拉葫芦起来，说：“葫芦哥哥，我生病时你照顾了我，我永远会念你的好！可是，我真不能跟你回去，阿玲也不能回去。”
葫芦看着白朵许久，说：“以后你还能记得你有个葫芦哥哥？能念我以前的好？”
白朵哭着点头：“能，能，只要我不是病的，我就不会忘记！”
葫芦叹口气：“罢……罢了，老话说得好，是你的，跑……不掉，不是你的，想……也没用。我就算是认过一个妹子吧。我想通了，明天我一……个人回家。”
大家松了一口气，也感受到了葫芦这位乡下人的气量。
方健过来，从身上掏出500元钱递给葫芦，说：“葫芦兄弟，我们家也不很宽裕，这也是几年才积到的钱。你把它拿回家正常地娶一个媳妇，这就算是我们对你的一点补偿吧。”
葫芦愣住了：“我怎么好拿你这么多钱？”
母亲过来说：“收下吧！这两年你们照顾了白朵，没有你们，她还不知会是怎样的呀！这点钱表达不了我们的感谢呀！”
葫芦收到钱，眼泪出来了，嘴巴抖动着：“好人！你们是好人哪！妹子应该回家呀！”
八 生活的重压
白朵回家后，方健给白朵姐姐写了信，白朵姐姐带着父母从乡下赶来了。当白朵与父母和姐姐相见时，一家人抱在一起哭，那眼泪里有几多辛酸、几多安慰！
哭完后，白朵抱来阿玲，来认外公、外婆和大姨。
方健向白朵父母和姐姐介绍了这两年白朵的情况。
白朵姐姐也说了白朵工作和户口的问题：
半年前，白朵原来工作的中学把白朵除名了，理由是长期不上班。白朵原在学校的城镇集体户口也要撤销，并通知白朵姐姐来办理。白朵姐姐不同意撤销，认为人只是失踪了，说不定哪天就回来了。但派出所说，只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一个是撤销，另一个是把户口迁到农村父母家。无奈白朵姐姐选择了后者。所以，目前白朵工作没有了，户口也是农村户口。
方健和白朵了解到这种情况，心中悲凉。
姐姐说回去她要为妹妹争取工作和户口。
白朵父母带来了户口本和大队为白朵开的证明，问是不是需要用。方健说：“需要用，如果爸爸、妈妈、姐姐同意，明天我就同白朵去打结婚证。”
白朵已是这样一种状况，而且带着同别人生的孩子，方健还能够接纳她，那还有什么可说的。白朵父母、姐姐想，白朵遇上了方健，那是她的福气。
第二天，方健和白朵在当地公社办理了结婚证。
办证时，年轻的派出所女警察小王在旁边，她看着白朵有些吃惊：“你大学毕业，怎么还是农村户口？”
白朵和方健都只是苦笑着没有回答。
这天晚上，母亲做了一桌当时还算丰盛的饭菜摆在堂屋，父亲、姐姐也都回家了。再借着白朵父母从乡下带来的糯米老酒，这桌酒就算是方健和白朵的喜酒。方健和白朵也来不及置办衣服，只是每人胸前佩了朵大红花。
堂屋里围了不少邻居。
两家人落座后，方健和白朵起身，方健说：“今天，白朵同我打了结婚证，法律上我们已经是夫妻了。特别难得的是两家人都在，所以我们的婚礼也就在今晚举行。现在讲移风易俗、婚事新办，我们也简化程序。婚礼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在吃酒前拜双方父母。我们感谢父母不仅把我们养大成人，还给了我们一颗善良的心，我们一定会努力地生活，不让父母操心，以后还要好好地孝敬父母。下面就举行拜父母仪式，我们先拜岳父母。”
白朵父母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按规矩得先拜男方父母。”
父亲过来说：“老哥哥、老嫂子，不要客气，你们长我们几岁，先拜你们也应该。”
白朵父母还是不肯，说那样他们就失礼了。
父亲说，那就同时接受他们跪拜吧，白朵父母才同意。
于是，搬来两条长凳，父母、岳父母各坐一条，方健和白朵在他们面前跪下叩了三个响头。
周围邻居们鼓起了掌。
方木和姐姐向邻居们散糖、散烟。接着，他们又去大屋子里的每一家送一小包糖。
酒席上，母亲对白朵父母说：“白朵是个好孩子，我很喜欢她，我会待她像自己的亲闺女一样，你们放心！”
父亲也说：“白朵吃了很多苦，我们很同情！我们会好好爱护她，不能让她再吃苦啦！”
白朵父亲感慨地说：“我们女儿能嫁到你们这么仁义的家庭，我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们知足啦！”
婚礼两天后，白朵父母和姐姐回家了。
方健和白朵的婚房在婚礼一个月以后才有了点样子。
原来父母和方木住前间，方健和白朵住后间，前间稍大，中间有个门。后来调换了一下，为了减少干扰，在堂屋为后间另开了一个门。前后间无论房顶还是墙壁都用新报纸裱糊了一遍，感觉亮堂了不少。新房里，床是父母原来睡的床，已经脱了不少漆，方健、方木各扛一半送到油漆店再漆了一遍。唯一的一件新家具是二舅送的一张写字桌，按本地风俗在亲戚中舅舅要送最重的礼。二舅在轮船上工作，所以在出木材的地方买了这张桌子。新房里还添了一件虽旧但有些古味的家具，考虑到常用的衣服没有地方放，父亲让叔叔从乡下用板车拉来了一件红色的橱柜，那是父母留在老家的旧家具。
白朵姐姐为白朵的工作首先找了县中，县中的一把手是关不平。关不平现在可发达了，不仅是学校革委会主任，还是县革委会副主任。白朵姐姐向关不平介绍了白朵的情况（包括最近结婚了），要求恢复工作。关不平一口回绝，说已经除名了，不可能恢复，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白朵姐姐找其他人也毫无作用。白朵姐姐又找派出所想为白朵恢复城镇户口，可办理人员说，工作恢复了户口可以恢复，工作恢复不了则户口也恢复不了。
白朵姐姐给方健、白朵写了信，说了情况。
为此事，方健陪白朵回县里找学校，但关不平在位，毫无希望，只得无功而返。
回家的路上，白朵歉疚地说：“方健，我现在这样，太拖累你啦！我没有户口，就是找个临时工都找不到哇！我们以后生活会很困难哪！”
方健安慰说：“别这样说，我们多想想办法，困难的日子会过去的！我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强！”
结婚一年后，白朵为方健生了个儿子，叫阿有。
当时，到处敲锣打鼓送干部下放农村，不知什么原因，方健躲过了这一“劫”，他是他们单位唯一没有下放的。可能他没得罪过谁是原因之一。另外，据说有一张表他填得好，在社会关系一栏，他把父亲、舅舅、表兄、堂兄等是中共党员的都填上，一大堆。某领导看见后，说这个同志可靠嘛，于是临时调他去了公安部门做档案工作。不久，他又调到某中学当了老师。
方木已是中学生了。夏天的夜晚，方健、方木常搬两个竹床到平台上睡觉。看着满天的星斗，方健给方木讲恒星、行星、卫星，讲太阳、地球、月亮，讲为什么有白天黑夜，为什么有春夏秋冬。方健教方木认最亮的天狼星、不动的北极星和会转动的北斗七星，又认银河两边的牛郎织女星，并讲他们的传说。望着横亘天空的河汉，方木的思想在遨游。
方木好想游泳，他想学会。但几乎每次去游泳，都会被母亲发现。方木游泳后，母亲用指甲在他身上一划，就会出一道白痕，方木就要挨一顿打。母亲边打边哭，她是怕方木出危险。最近，方木又偷着去游泳，母亲发现了，正要打，被白朵拦住了。白朵对方木说：“看你把妈妈气得？你自己去赣江游泳多危险哪，往后要去让哥哥带你去，行不行？”
方木当然愿意。后来，方健带方木去游了几次，方木总算学会了游泳。以后，方木夏天洗澡就是去赣江游泳，经常一个人游到赣江中间的沙滩上，再往上游走一段，再游回来。一次，游回来的路上，一个不认识的人对方木说：“兄弟，求求你，我游不动了，你帮帮我好吗？”方木说：“可以，你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方木奋力划水，游回了岸，当然累得够呛。
一天，母亲跟方木说，家里粮食不够吃，让他去买一点粮票来。母亲叮嘱方木，要机灵点，看见有人来抓，就赶紧跑，跑远一点。
方木了解了一些情况，知道某些妇女在街头巷尾转悠，看见合适的人就会悄悄地问：“要不要粮票？”
现在，方木在街头巷尾转悠，看见疑是卖粮票的，就悄悄凑上去问：“有粮票卖吗？”起初，方木识人不准，搞错了，挨人家骂；后来，看人比较准确了，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方木已多次买粮票了。上一次，方木看准了一个卖粮票的妇女，就走到她身边小声说：“大嫂，有粮票卖吗？”
“有，”大嫂赶紧答应，“小兄弟，你要什么粮票？本地的、全省的、全国的都有，但价钱不一样。”
“我要本地的。”
“要多少？”
“五十斤。”
“可以，九分钱一斤。”
“不对吧？”方木知道行情，“现在是八分钱一斤。”
“小兄弟，八分钱一斤我没钱赚哪，我还冒了这么大的风险呢。”大嫂又说，“最便宜我八分半卖给你。”
方木不同意，要离开，最后还是被大嫂叫回，以八分成交。
这一次，离上次一个月了，母亲又要方木去买点粮票。在“一人巷”旁边，方木一眼就看出一位稍大年纪的妇女是卖粮票的。方木走近叫大婶，正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时候，谁也没想到突然窜出几个人上前抓人。原来他们早有准备，躲在旁边等着抓现行。以前方木逃脱过一次，这次一滑溜又逃了，但他逃进了“一人巷”。顾名思义，“一人巷”只能走一个人，两边是高墙。方木常走这条巷子，可这次，在巷子另一头也已经埋伏人啦。方木插翅难逃，没有了以前的幸运，他和那位大婶都被抓进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大婶被搜出一百多斤本地粮票。
男民警小周训斥大婶：“你知道你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吗？”
“不懂啊！”大婶回答，“我没有文化。”
“那我告诉你，你这是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挖社会主义墙脚。”小周又问，“你的粮票从哪儿来的？”
“从粮票有多的人那里收购来的。”
“收购价是多少？”
“七分一斤。”
“卖多少？”
“八分一斤，就赚一点点钱，我家里穷啊！”
大婶粮票被没收了，人没有放。
轮到审方木，方木准备买粮票的四块钱被缴了。小周问了方木住址，再让居委会通知家长来领人。同时，小周还问了方木的学校、班级、班主任，方木一五一十地回答了。小周说，这事得告诉学校，让学校教育教育。方木害怕，学校知道了，自己肯定要挨斗，并且斗得不轻。
当居民代表吕阿姨来方木家通知去派出所领人时，母亲和白朵都在。白朵对母亲说，她去领人，并说明情况。
在派出所，白朵指着方木对小周说：“他是我小叔子，是我叫他买粮票的，责任都在我。我和两个孩子都没有户口，实在是粮不够吃。警察同志，请你多多原谅我们！”
小周看着白朵，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这时女民警小王过来了，她看见了白朵，吃了一惊。方健和白朵办结婚证时她就在旁边，当时她就感觉白朵是个谜。她同居民代表吕阿姨熟悉，后来她从吕阿姨处了解到了白朵的情况，心生同情。
小王过问了一下后，对小周轻轻地说了一些话。
之后，小周对白朵说：“我对你们家的情况有一些了解了，你把方木领回去吧。本来买粮票的四块钱是要没收的，这次就不没收了，还给你们。不过，你们最好想个其他的办法解决你们的困难。”
白朵连声道谢，拉着方木就走。至于想其他办法解决粮食问题，谈何容易，亲朋好友帮忙那也是很有限的。
刚出派出所，方木对白朵说：“嫂子，他们说要把这事告诉学校，那样我就惨了，非得挨斗不可。你能不能再帮我说说？”
白朵说好，让方木先回家，自己又返回派出所。她请求小周不要把这事告诉方木学校，小周答应了。
当时，打米都在国营粮站。早米是每斤0.142元，晚米是每斤0.146元，一斤仅差4厘钱。谁都知道，早米比较糙，晚米口感好。可方木家自从缺粮后，母亲带方木去打米，每次打的都是早米。价格便宜一点也是母亲考虑的因素之一，但不是主要因素。
主要因素是早米出饭多，一斤早米能多出一碗饭。
在冬天，粮站有时卖红薯，母亲不会错过，排好长的队也要买到红薯，因为一斤粮票能买十斤红薯，省粮票。
其实，方木家不仅是粮食紧张，油、肉、糖等计划供应的都紧张。好在父亲工作在粮食部门，食堂养猪有比较便利的条件。逢年过节单位常常杀猪，能分上几斤肉。过年时，父亲经常分一个猪头回家，猪头肉质量差一点，但重量上多不少。来了客人，就在猪脸上割一块肉炒着吃，那脆脆的猪顺风（猪耳朵）还是一盘下酒的好菜。那割了的猪头经常吊在堂屋里，有时挺吓人的，特别是黑咕隆咚、隐隐约约的时候。一天夜里，方木抱阿玲在堂屋玩，堂屋没有灯，阿玲看到猪头吓得哭了。
一次，某邻居的乡下亲戚杀了一头猪在大屋子里卖起来了，价钱比凭票供应的贵一些，一块多钱一斤，瘦肉、肥肉一样的价。母亲买了不少肥肉熬猪油，猪油渣子一家人吃了几天。猪油渣子可是个好菜，比如猪油渣子炒大蒜，别说当时，就是现在也是个好菜，上饭馆老想点它。
白朵很想挣点钱贴补家用，父亲为她找了个补麻袋的事做。市粮食局下面有个器材库，经常收集各粮库破损的麻袋，做点修补又可继续使用。白朵每天下午骑自行车把补好的麻袋送回去，再把要补的麻袋搬家里来。每个麻袋修补费按破损的洞的大小、多少从半分钱到一毛钱不等，白朵修补一天大约能挣一块钱。
一天，白朵在堂屋里补麻袋，方木凑过来说：“嫂子，你教教我补麻袋吧？”
白朵说：“你读书去吧，学补麻袋干什么？”
方木说：“现在也没什么书读。我手比较笨，学学补麻袋可以把手练灵活一点。”
白朵看方木真想学，就教了教他。方木学会了，补得也不错。以后方木经常帮嫂子补补麻袋。
为了多挣一点钱，白朵晚上还点着马灯补麻袋。母亲不想要她那么辛苦，劝她歇一歇，不要补，但白朵不听。
这天晚上，白朵又在补麻袋。方木过来说：“嫂子，你该歇歇，马灯给我用，好吗？我要看书。”
白朵问：“你不是说没什么书读吗？”
方木解释说：“我刚借到了小说，要赶快看，要尽快还给人家。你再看，我们两个房间，中间吊一个15瓦的灯泡，我就是站在灯下看都看不清哪，太昏暗了。这个马灯你还是给我用吧！”
白朵有些无奈：“好吧，那马灯归你用。”
以后几天，方木都是晚上用马灯看书，早晨天不亮就起来，又点着了马灯。母亲看到了，知道方木的意思，心中暗暗地笑了，什么也没有说。
白朵这几天有点吃惊，自己晚上没有加班，却也能像以前一样赶在下午两点左右把活干完。她想是自己熟练了、做事快了的原因，她心里比较高兴。
一天早上，白朵醒得早，看到后间亮起了马灯，心中有些疑惑，就问：“方木，你这么早起来干什么？”
方木赶紧说：“我看书，这本书今天就要还给人家，要抓紧时间看。”
白朵相信了。
又一天早上，阿玲早早醒了，不想睡，自己爬下床在马桶里拉了尿。她看见后间亮着马灯，就过来拉开中间的门。看见叔叔，她问：“叔叔，你在做什么？”
方木示意小声，轻轻回答：“叔叔在看书。”
阿玲摇头，大声说：“叔叔不是在看书，是在补麻袋。”
阿玲的话白朵听到了。白朵起床看见了方木在马灯旁补麻袋，她忽然什么都明白了，眼睛潮湿了。
方木有些尴尬：“我睡不着，补补麻袋也挺好玩的。”
白朵说：“小叔子，你不用这样帮你嫂子。你正在长身体的时候，要多睡、多吃、多锻炼，你不要再这么早起来补麻袋了！嫂子求你，好吗？”
方木赶紧答应：“好好，嫂子放心，以后不补了。”
一个月后，白朵领了工钱，她花5块钱为方木买了一双当时的名牌“回力”牌运动鞋。
@嘉陵江上的鱼夫 2016-01-25 20:26:33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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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看的人不吱声让我感到寂寞和无趣。
当时，农村姑娘嫁到城里来是一个常见现象，但户口进不了城，并且孩子户口跟随母亲。有许多这样的家庭，他们是城里的困难户，是生活重压下的一群人。那时户口非常重要，城市户口体现了城里人的优越，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各种定量供应，也不可能在城里找工作。后来，政策略有松动，规定女方若父母双亡、无依无靠，可投靠丈夫，即可迁户口至丈夫户口所在地。
此政策松动露出的一线希望，让许多人暗中奔忙。
白朵姐姐写信来，说机会难得，她会去疏通门路，打点各相关人员。但方健必须亲自去办理，要带上介绍信、证明等等，这中间要盖不少的公章。
方健、白朵矛盾哪，内心痛苦地斗争着。他们在组织面前没有说过谎话，这次要欺骗组织了，这使他们愧疚、忐忑不安。特别是还要说健在的岳父母（父母）双亡，于心何忍，这不是在“咒”老人家吗？良心不安哪！
方健、白朵迟迟没有行动，白朵姐姐来信催促，说：为了活着，放下那些顾虑吧！
方健来到了白朵老家，白朵姐姐一路陪同，大队、公社转了不少地方，盖了不少公章，事情总算办成了。
方健要离开的头天晚上，白朵父母弄了点酒菜招待女婿，白朵姐姐也在。饭桌上的鱼是白朵父亲特意在村子前边的河里钓的，脆嫩的冬笋是白朵母亲上午在山上挖的，酒是家里新酿的糙糯米酒：清而淡绿，酒香纯正。喝着酒，白朵父亲问方健：“你父母身体都好吧？”
方健点头说好。
“你父母是好人，老天就该保佑他们身体好。”白朵父亲忽又问，“我外孙多大啦？”
“一岁多了。”方健回答。
“叫什么名字？”
“叫阿有。”
“好哇，这名字好。”白朵父亲感慨地说，“虽说现在困难点，将来都会有的。”
“那就借岳父吉言。”
“可惜呀，我们还没见过这个外孙呢。”白朵父亲看着方健说，“以后要带他来呀！”
方健点头说：“会的会的，要来认认外公、外婆和大姨。”
酒喝到中间，谈着谈着又谈到办户口的事，方健突然起身，朝二老跪下，流着眼泪说：“这次办户口，我和白朵亏良心了，对不起二老啊！明明父母健在，却要打证明说父母双亡，我们有罪呀！心里实在是不情愿哪！都怪晚辈没有能力，被逼走上这样一条路，没能孝敬老人家，却让老人家挨骂、受辱。我们愧对父母啊！”
岳父母赶紧起身拉起女婿回到酒桌，白朵父亲说：“女婿啊，可别这样想，你们能过好比什么都强啊！我们老人家怕什么，就算是‘咒’几句又有什么，我们不一样好好地活着吗？看到你们好，我们就高兴哪，就能多活几年。我们不在乎那个，你不要有负担。”
白朵姐姐也说：“你们有这个心就够了，不要自责了。能把日子过好，那才是最重要的。”
方健回家了。事情最后一关就在派出所。
方健想到了居民代表吕阿姨。吕阿姨同方健家住同一个大屋子，住在楼下，她大女儿同方木还是同班同学。
吕阿姨同派出所的人比较熟，她答应先弄清谁具体管这件事。
一天后，吕阿姨告诉方健，具体管这事的人是民警小王和小周。吕阿姨说：“小王和小周我都熟，人挺好的，他们也了解你们的一些情况，我看这事不难办。我想，为了表明你们的诚意，你们给他们每人送一份礼，礼不需要很重，每人一条烟、两瓶酒就够了。”
按吕阿姨的建议，方健买了两条“牡丹”香烟，四瓶“四特”酒。吕阿姨告诉了小王家和小周家的地址，并说她与他们打过招呼了，让方健趁星期天把礼物赶快送过去。
上午，方健在犹豫着，没有去。
下午，方健还在犹豫。
吕阿姨来问礼物送过去了没有，方健为难地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呀？如果人家不收礼那怎么办哪？这事太难啦！”
吕阿姨气得骂方健：“你这么有文化的人，怎么这么点小事都不会办哪！磨磨蹭蹭，磨磨蹭蹭，你就是爱你那臭面子！我看你是读书读迂了，没用的学了一大堆，有用的一点不会。”
方健厚着脸笑着说：“是不会嘛，还是要请你帮忙嘛！”
吕阿姨无奈地说：“罢罢罢，我替你去送吧。”
晚上，吕阿姨从楼下上来说话，说礼物人家收下了，让方健和白朵明天上午带材料去派出所。
第二天上午约9点，方健和白朵来到小王和小周的办公室，递上了各种材料。小王和小周翻看着，方健和白朵站在旁边，心里紧张。小王客气地说：“你们坐着吧！”
方健和白朵忙不迭地说：“不坐不坐，谢谢谢谢！”
小周看着白朵说：“看你气质，你是个有文化的人，不是一般的农村姑娘。”
方健过来解释：“的确，她大学毕业，和我同校，比我低一年级。”
“那怎么是农村户口，工作也没了？”小周不解地问。
白朵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泪水夺眶而出。
方健轻声说：“她文革中受到了打击，得病了，失踪了两年，后来清醒了，又找回了家。这中间，他们单位以她长期不上班为理由，把她除名了，户口也迁到了乡下。”
“哦，是这样。”小周沉默一会儿，又说，“他们单位应该恢复她的工作和户口哇！”
“原来整她的人还在台上，正当权，我们去要求过，但没用。”
“那也太欺负人啦！”小周愤愤地说。
小王也说：“现在冤案太多，有机会，你们还应该去告他们。说心里话，了解到你们的情况后，我们很同情，也想帮你们！”
方健和白朵连声表示感谢。
小王又说：“材料我们都看过了，应该说是全了。你们耐心等一等，这件事情不是我和小周两个人就能作主的，还要交到所里去讨论。有一点你们放心，我们会尽最大能力帮助你们！”
遇见好人了，方健和白朵舒心地走出派出所。
其实，小王和小周心里知道，这类事情大多是假的，怎么可能一下子冒出那么多“父母双亡”，但他们也只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手续全了，就不要去鸡蛋里头挑骨头了，人家活得不也是没办法嘛。
十天后，派出所通知方健和白朵去办户口，一家人欣喜若狂。
又几天后，吕阿姨拿着原来送给小王和小周的礼物来了，说：“小王和小周托我把礼物送回来。他们说：当时收下，是为了让你们放心；现在事情办好了，但你们生活也不宽裕，还是拿礼物去退钱补贴生活吧。”
帮了这么大的忙，却一点礼不受，这让方健和白朵过意不去，心生万分感激。
不久，父亲为白朵找到了工作，在制面厂上班，待遇还可以，但早班、中班、晚班三班倒。
九 姐姐
姐姐名字叫方红。方木家里其他人都很少照相，只有方红照得多，照得也好看。邻居也在背后议论过：方红长得蛮漂亮的，可惜就是不会说话。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多次检阅红卫兵，激发了多少年轻人火热的心。方红当时在聋哑学校读书，她也想大串联去北京，希望能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希望能亲眼看到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方红同母亲比划着想见到毛主席。毛主席下巴上有一个痦子，哑语就用这个特征来代表毛主席。
母亲不同意她去。母亲想：虽然红卫兵坐火车不要钱了，但挤得不得了哇，听说想解手都没地方，厕所里都挤满了人；身上没有钱，到了北京，要去找住的地方、吃的地方，天气冷还要去借衣服，就是正常人都不容易，何况她一个天聋地哑的人。那还不把人担心死呀！母亲让方木写“不准走”三个字给她看，然后又悄悄地把她要用的衣服藏起来。
凌晨四、五点，母亲醒来。拉开灯，她看方红睡的竹床上没人，立刻警觉起来。母亲在四周找人，没有。再回屋看，方红的一个军用书包和几件单衣也不见了。母亲心里急呀，知道方红是想偷着往北京跑。母亲知道方红最要好的同学叫高菊兰，她家住在滕王阁附近，离这里不远。母亲想，她俩很可能会一起走。母亲拉起方木就往高菊兰家跑去。
母亲和方木拍打高菊兰家的门。高菊兰父亲开了门，他认得母亲，问：“什么事啊？”
母亲焦急地问：“你看看你女儿在不在？”
高菊兰父亲回头寻找女儿，吃了一惊，说：“菊兰不在了！”
母亲说：“菊兰和方红肯定去火车站了，她们要大串联去北京！现在这么乱，她们怎么去得哟！要把她们追回来呀！”
高菊兰父亲的工作就是骑三轮车送货，所以家里有一辆三轮车。他推出三轮车，让母亲和方木坐在车厢上，三轮车向火车站奔去。
到了火车站，天刚亮，三人直奔站台。站台上挤满了人，路都走不动，基本都是学生。不少学生穿着军衣、军裤，戴着军帽，腰间系着军用皮带，肩上斜挎军用书包，虽然没有领章、帽徽，但也显得英姿飒爽、精神抖擞。方木在人群中寻找姐姐，方木知道，姐姐穿的是一件普通的花格子衣服。姐姐也想要军衣、军裤，但家里没钱，没满足她。
@袭秋心 2016-01-26 21:21:53
写的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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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夸奖！读者的支持让我内心快乐！
这时，开往北京的火车来了。人群涌动，所有的人都在拼命地挤，不少人从窗户往里爬。
母亲透过窗户朝车厢里看，大家都是前胸贴后背。母亲想，如果方红上了车，你就是看见了要她下来，她也下不来。
很多人已经上了车，各车厢门口还有很多人在挤，但挤不动。方木在一个车厢门口看到了姐姐和高菊兰，他们没挤上去。方木上前，扯住姐姐的衣服往后拉。方红回头看见方木，吃了一惊。母亲上来把姐姐拉出人群，高菊兰也让她父亲拉出来了。
方红原来是两根粗辫子，现在变成了短发。她左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标，胸前挂着毛主席像章，军用书包里只有几件换洗的单衣服及洗涮用品，还有一样不能缺少的毛主席语录。
母亲拉住方红就哭起来了，右手捶打着方红的肩膀，也不管方红能不能听到，嘴里念着：“你好狠哪，你只想自己往外跑，就不想爸、妈会担心死啊！这不是要爸、妈的命吗！”
母亲翻方红的书包，说：“只这么几件衣服，在北京不要冷死啊？”
母亲又比划着问方红有没有钱哪？
方红点头说有钱，然后从里面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元八角钱。
看到这一元八角钱，母亲叹气地说：“就这一块八角钱，你就敢去闯天下呀?!”
母亲、方木把方红拉回了家。
不久，方红参加了工作，单位在抚河桥那边，是个残疾人的福利工厂。学徒期间每月工资只有15元，单位有集体宿舍和食堂。方红还是单位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主力队员，现在正在排练节目。
一天晚上，方红回家了。方木右手比划了一下钱，左手伸向方红讨钱，因为这天过了15号，方红应该发工资了。方红问：多少？方木伸出两个手指头。方红瞪大了眼睛：啊，那么多啊？方木拿来纸笔，写上“2角”。方红又笑了，她给了方木3角。
方木用钱节省，经常是忍住不去买东西吃，即使买也是买便宜的。豆子冰棒和奶油冰棒是4分钱一根，他常吃的是3分钱一根的菠萝冰棒；糖豆子是4分钱一小包，他常吃的是3分钱一小包的“味素豆”；一分钱一颗的糖也嫌贵，他常吃1分钱12粒的“珠子糖”。方木的钱大部分存起来了，他有一个竹筒，那是他的存钱罐。竹筒上锯了一个口子，一分、两分、五分的硬币可以塞进去，但很难出来。实在想要里面的钱出来，需要人躺在地板上，然后摇竹筒，再用细铁丝在口子处小心拨弄。前不久，方木把存了两年的几块钱全拨弄出来了，他用这些零钱交了学费和书费，内心竟有一种自豪感。
方木和方红有许多话比划不清楚，就用笔来写。方木写了“你带我去看你们演节目”，方红点头同意，但又比划说：今天不行。
又一天，方红回家了。方木又写“你带我去看你们演节目”，方红写“今天不排练”。
几天后，方红带方木来到他们的排练场。
聋哑人表演的节目真是蛮好玩的，很逗人。其中有一个节目叫《反对自由主义》。《反对自由主义》是毛主席的一篇重要著作，文革中大家都能整篇背下来。在著作中，列举了“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节目就对这十一种表现逐个表演，惟妙惟肖，令人捧腹。比如自由主义的第二种表现是：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表演分两段，在第一段，二人与一人对面碰着，点头招呼，离开后不远，二人就开始向后指着那人胡乱议论；在第二段，大家围坐着开会，一团和气，可散会后，却互相你指我、我指你，甚至跳起来骂。又比如自由主义的第九种表现是：办事不认真，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表演就表现懒懒散散的状态，真演一个和尚在懒洋洋地撞钟，钟都没撞好，还摔了一跤。
还有一个节目是舞蹈，叫《千年的铁树开了花》。由于聋哑人听不到音乐，所以在舞台一侧有人用手势指挥。《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原是一首歌曲，表现的是聋哑人在亲人解放军的医治下开口说了话。表演中，有群舞，有独舞，表演独舞的正是姐姐方红。方红舞姿优美，富有感情，把聋哑人想要说话的心愿表达得非常到位。歌伴着舞蹈，舞蹈伴着歌，歌中唱到——
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开了花
万年的枯藤发了芽发了芽
如今咱聋哑人说了话
感谢毛主席恩情大恩情大
医学史上几千载
聋哑人有口说不出话
今天我长在红旗下
我要放声歌唱毛主席
歌唱咱们的新国家
我盼哪我盼哪
我盼望着开口说出我的心里话
…………
这时，舞台上发出一声“妈——妈——”的喊声，声音确是聋哑人对妈妈的呼唤。这一声呼唤，令人热泪盈眶……
舞蹈《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在方红心里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当表演到激动处，她泪光闪烁！她有盼望了，她懂得了聋哑人通过治疗可能开口说话，她好想大声喊出“妈妈”！
几个月以后，方红连写带比划对父母说：九江有一个部队医院能治聋哑病，我要去治！
父亲写字问：用什么方法治疗？
方红比划针灸，又在纸上写了个“针”字。
父母知道这病难治，但方红的热切期望，又使他们不忍心拒绝，他们答应了方红，但愿奇迹能出现。
母亲带方红来到九江姑姑家，姑姑、表兄热情接待。
九江姑姑是父亲的姐姐，不到半岁就送出去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姑姑吃过的苦太多了，她就一个儿子，方红应叫表兄，三十多一点，表兄的经历也是极其坎坷。家里还有表嫂和两个很小的孩子。
姑姑家不宽敞，只有两间房。在姑姑的房间里，搬掉一些东西才腾出一点地方放下一张不宽的床，让母亲和方红睡。好在是冬天，挤一挤没关系，还暖和一点。
表兄打听到了部队医院，医院离姑姑家有二十里路。第二天，表兄就领着母亲和方红去了医院。
给方红看病的是一位约40岁的军医，他从外表检查了一下方红的口腔和耳朵，与正常人没有不同。他问母亲：“她的病是怎么得的？”
母亲说：“她是半岁时抱来的，这病不知是先天的，还是半岁前生病得的。反正抱来后没得过大病，顶多也就是小孩子发烧，两三天就好了。”
医生说：“搞不清楚生病的原因，治起来就更困难。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聋哑大都是得了脑炎、伤寒或食物、药物中毒后经西医治疗所致，很多是不当使用卡那霉素、庆大霉素或链霉素造成的。中医对聋和哑是分开治的，中医素有十聋九哑，先聋后哑之说，所以关于方红的治疗，我们还是先从治聋开始。”
表兄悄悄地对医生说：“你能不能给我们透点底，最终效果怎样？”
医生有些谨慎，看周围没别人，轻轻地说：“我们这里确实派人去学习了针灸治聋哑病，但治聋哑病是个世界难题，刚患病时好治一些，时间长了就更难治了。我们的经验还不够，也还在摸索。我可以告诉你们一点，让你们也好有个思想准备，治疗效果不可能像报纸上吹得那么神。”
母亲、表兄有些失望，但方红听不到，她在猜测着他们在说些什么。
治疗的第一天，方红就扎了不少针，她忍受着疼和胀。她想，为了美好的明天，这一切算不得什么。
母亲每天上午带方红步行去医院扎针，她们天不亮就出门，中午赶回来吃中饭。姑姑每天起得更早，她要让母亲和方红吃饱了上路，姑姑对家里来人特别亲。
母亲知道姑姑家也不宽裕，只有表兄和表嫂工作，收入也不高。母亲拿出一些粮票，又拿出一些钱，说是作为伙食费。姑姑、表兄只接受了粮票，钱是死活不肯接受。表兄说：“当年是大舅、二舅（方木父亲和叔叔）供我读了书，我才有今天，这恩情我还没报，我哪能要你们的饭钱？方红看病也还需要用钱哪！”
母亲和方红住姑姑家，姑姑、表兄那是没话说的，表嫂开始也还可以，但方红治病可不是几天的事，时间长了，表嫂就有些烦了。
一天，下雨了，表兄把家里最好的伞给母亲和方红。那天风还特别大，把伞兜翻了，伞坏了，母亲和方红淋了不少雨。姑姑赶紧烧木炭火，让她们脱下湿了的衣服在火上烤。
中午吃饭时，表嫂还没回来，大家以为她不会回来了。可能那天饭菜也不够多，大家又多吃了一点，饭菜全吃光了。可就在这时，表嫂回来了，她没在外面吃饭。她看到什么吃的都没有了，心里气呀！又看到一把好伞变成那样，她浑身都不舒服，嘴巴嘟囔着。
表兄劝解说：“我们以为你不回家吃饭了，你去煮点面条吃吧！”
表嫂没好气地说：“我工作了半天，本来回家歇一下，我还要自己做饭？”
她又用脚对那把伞踢了一下，说：“这伞还能用吗？”
“让修伞的修一下还可以用。”表兄说。
姑姑不满意了，对媳妇说：“你只心疼伞坏了，就不会想到她们母女让雨淋坏了。你的亲戚来住，你没有意见，因为你疼爱他们。我也是啊，我只有这么几个走往的亲戚呀！我请你不要甩脸子给人家看哪！”
婆媳吵起来了，母亲很为难。
方红治了一个多月，自己感觉没什么变化，很失望！母亲也不想太麻烦人家，也怕影响姑姑家婆媳关系，她们回家了。
一年多以后，方红找了个男朋友，是同一个单位的，叫江峰。江峰耳朵聋，但会说话，他十来岁时生了一场病，吃药把病治好了，却把耳朵吃聋了。
这天，江峰来方木家接母亲和方木去他们单位看露天电影《平原游击队》。这部电影方木不止看过一次，但还想看。方木在家时模仿过“鬼子进村”的动作并嘴里哼着“鬼子进村”的音乐，“李向阳”和“松井”的表演也好极了，方木也喜欢学他们说话。方木喜欢看电影，也很用心。曾经有另一部电影叫《南征北战》，当时方木没看过，很想看，但没买着票。方木就和一位同学在电影院外面用耳朵贴着墙听，能听到一些。那位同学看过电影，他给方木讲了故事梗概，听的过程中他会提示方木在演什么。方木一边听，一边想象着“摩天岭”上激烈的争夺战，想象着“张军长”和“李军长”的模样和神态。
母亲去那里不是想看电影，是想看看方红的生活状况。看过电影后，母亲来到方红的宿舍。母亲看方红的床上有一床毯子，那不是家里的，就问方红：那是谁的？方红说：那是江峰的，他说她被子薄，会冷，就拿来自己用的一床毯子。
两个月以后的一天晚上，有男有女几个聋哑人来到方木家，方木和母亲都在。这几个聋哑人自我介绍，说他们同方红、江峰是一个单位、一个车间的。
母亲问：“你们来这里有什么事啊？”
母亲也比划不清楚，让方木来写。
聋哑人说，他们是来告状的。他们中有一个是车间主任，三十来岁，他的聋哑程度较轻，大声能听到，也基本能说。
母亲又问，让方木写下：“方红做了什么错事啦？”
车间主任说：“方红和江峰谈恋爱，那样，不好！”
母亲说：“他们谈恋爱我知道，怎么不好啦？”
车间主任说：“偷偷摸摸，像流氓，影响坏！”
另一女聋哑人比划说“看不得”，又用食指在自己脸上刮几下，表示“羞”。
车间主任又说：“他们一个星期没来上班啦！”
母亲赶紧问：“他们去哪儿啦？”
车间主任说：“不知道！他们私奔啦！”
母亲听到女儿私奔了，就急得哭起来。几个告状的聋哑人赶紧走了。这时，方健回来了，他问母亲：“出什么事啦？”
母亲说：“方红不见了，同江峰不知跑哪儿去啦？”
方健再了解了一下情况，劝母亲：“别急，他俩在一起，估计不会出大事，有可能他们跑九江去了。我现在去给表兄发个电报，问一下。”
夜里，方健去邮电大楼发了电报。第二天下午接到了表兄回的电报，说方红和江峰在他家，他们每天去部队医院针灸治聋哑病，两人都在治。
母亲乘火车又去九江，见到了方红和江峰。他俩住在姑姑房间里，方红同姑姑睡一个床，江峰睡竹床。
江峰对母亲说：“我们听说有一位著名专家来九江部队医院指导治聋哑病，我们不想错过机会，就向车间请假，可车间主任不批准。我们不管它就跑来了。”
方红和江峰治了一个月，感觉没有效果才回家了。
一年后，方红和江峰结婚了，婚房是租的房子，离方木家不远。婚房的墙上有两样艺术品：一个是竖条，那是方健的字；一个是横幅，那是白朵绣的花。当时白朵正怀阿有，绣了一个月，图案是鸳鸯戏水，旁边有荷花。方健的字是隶书，写的是毛主席的词：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蒼……
婚房的主要家具是床、衣橱和书桌，书桌靠窗户放，书桌中央有一尊毛主席的石膏头像，不大，也就五、六寸高，窗户挂上了新窗帘。
一天早上，方红拉开窗帘时窗帘带到了毛主席的石膏头像，头像掉到了地上，摔成了两块。江峰看不能用了，就把石膏头像扔进了垃圾桶，然后两人一起去上班。
下午，一姓夏的居民代表看见了垃圾桶里的石膏头像，问周围，这是谁扔的？有一男孩说，他看见了，是新搬来的哑巴早上扔的。夏代表找来几张报纸，她从垃圾桶里捡起破成两块的石膏头像。由于同其他垃圾混在一起，石膏头像已被弄得污秽不堪。夏代表用报纸包住石膏头像。
方红和江峰下班回家，正准备在门口做饭时，夏代表找来了。夏代表打开报纸，问石膏头像是不是他们扔的？江峰点头。
夏代表气愤地说：“你们怎么能这么做？这是对毛主席极不尊重！你们可是犯了大错，知道吗？”
方红和江峰听不到哇，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一脸的疑惑。
夏代表还在说，也不知该怎么比划，就胡乱比划。方红和江峰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方红赶紧跑到家里，把母亲叫来了。
母亲了解了情况，对夏代表说：“对不起呀，他们是聋哑人，不懂事啊！我会狠狠地批评他们。我代表他们向毛主席请罪，向群众请罪！夏代表，你高抬贵手，放过他们吧！以后他们不敢再有这样的事情。”
夏代表说：“好吧，那把石膏头像擦干净！”
母亲叫方红端来一盆干净水，再让方红用毛巾擦去石膏头像上的污秽。处理完后，夏代表又用干净报纸包着石膏头像，递给了江峰。江峰问：“这个东西，我怎么办哪？”
夏代表没好气地说：“你问我？你自己想办法！”
第二天，江峰把报纸包着的石膏头像塞进书包里。他想在车间里找把榔头，把这个东西捶成粉末，那总不会有什么啰哩罗嗦的事吧？
中间休息时，他找到了一把榔头。然后在一个没人的角落里，他拿出石膏头像，一榔头砸下去，其中一块变成了两块。正要再砸，旁边有人冲了出来，死死地抓住他那握住榔头的手。来人不是别人，正是车间主任。他看江峰有点鬼鬼祟祟，就提高了警惕，躲在暗处观察江峰。正好他抓了个现行。
下午车间停止生产，开批判会批判江峰。
江峰站在台上接受批判，车间主任主持批判会。聋哑人的批判会就是一个个上台比划。
方红坐在下边，为江峰担心。
车间主任在台上比划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你交代，为什么恨毛主席？你家是什么成分？”
江峰比划说：“我没有恨毛主席，我家是贫农。”
一女性聋哑人上台比划说：“你砸毛主席的石膏头像，那就是仇恨毛主席，只有阶级敌人才这么做，你已经走到敌人的一边去了。”
一男性聋哑人上台比划说：“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不是人民内部的问题，这是敌我问题，这是现行反革命，可以把你送去劳动改造。”
然后，大家喊口号，即一起比划：打倒！打倒！打倒！
江峰比划问大家：“毛主席的石膏头像摔破了，我该怎么办呢？”
大家都不说，也不知怎么办。
江峰继续比划：“你们说呀！你们告诉我呀！”
最后，大家都比划说：“你自己想办法！”
从备战考虑，城里的许多工厂要迁到大山里，方红所在的仅生产普通螺丝的工厂也要迁到大山里。那大山就是离城市约50里的湾里。
当时方红怀了孕，而湾里的条件又极差，住房、伙食全都成问题。一个孕妇怎么呆呀？母亲很担心。
方木已是中学生，他们也要参加湾里的建设，要去劳动两个星期。女同学坐汽车去，男同学拉板车去。每个男同学帮一位板车夫拉车，车上是砖。由于板车夫一天要打一个来回，所以早上5点钟就要出发。
母亲惦记方红，头天就买了一只鸡炖烂了。第二天，母亲不到4点就起来了，把鸡再炖热，用保温瓶装着，让方木带给姐姐。母亲弄了一碗猪油炒饭让方木吃饱，还怕方木路上饿，又做了一块面粉粑粑让方木带上。
方木帮助的板车夫快50岁，他给方木一根拉绳。方木把拉绳一头绑死在板车上，另一头套在肩膀上。板车夫看方木比较熟练的样子，问：“你以前拉过车？”
“拉过。”方木说，“帮人拉上坡，可以挣几分钱。”
方木和邻居小朋友不少拉过车，有时跟板车夫一天，能挣几角钱，还管两顿饭。当然，方木这天拉车是义务劳动。
路上很多坡，直到中午方木才到达目的地。
方木吃过中饭，歇了一会儿，然后去找姐姐。
左问右问，方木找到了姐姐。姐姐挺着个肚子同大家一起劳动，在那里夯“干打垒”墙。“干打垒”是一种简易的筑墙方法，在两块固定的木板中间填上黏土，然后夯实。大庆石油会战初期，广大干部职工因陋就简，就用“干打垒”解决居住困难，这成了艰苦创业的一种精神。现在湾里建设学这种精神，到处都在做“干打垒”房子，方木来劳动也是做这个。
姐姐领方木来到她的住处，那是集体宿舍，是用竹子搭的棚子，四面通风，只适合于临时住。好在现在天不冷，“干打垒”的房子要赶在天冷之前完工。
方木递上保温瓶给姐姐，说是妈妈给她做的。方红打开保温瓶，炖鸡还是热的。方红拿来一个碗，从保温瓶里舀了一碗，要方木吃。方木不肯吃，说吃饱了。方红拿出一个鸡腿，一定要方木吃。方木一边吃着鸡腿，一边同姐姐告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