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 才是维系一个社会 正常的稳定和发展的根本基础。
预测只是股市入门的标准 续 第二部 交易策略
稳定性 同时保持创造力 保持新城代谢功能的正常。不然你自己就把自己给毒死了，就如一个肾衰竭的病人。
情可无言喻，文期后世知——我的父亲梁漱溟
1梁培恕：中国的知识分子曾经有过一个春天
2梁培恕：中国今后若想要找前途，应先认清我们文化的本质和历史
3梁培恕：今人倡导的儒学跟我父亲心中的儒家思想不完全是一回事
1梁培恕：中国的知识分子曾经有过一个春天
2梁培恕：中国今后若想要找前途，应先认清我们文化的本质和历史
3梁培恕：今人倡导的儒学跟我父亲心中的儒家思想不完全是一回事
编者按：早年潜心佛学，于山河破碎间出佛入儒，漱溟先生上下求索东西文化，为往圣继绝学，开新儒家之山；二十世纪初，望民生凋敝、风云变幻之中国，漱溟先生疾呼“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投袂而起，奔走于大地；悲天悯人，铮铮铁骨，漱溟先生敢于为民请命，犯颜进谏，新中国成立后曾向毛主席讨要“雅量”……
但凡谈及中国之前途，无论海内外，直至今日，他都是绕不过去的大师。梁漱溟是上世纪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代学人，亦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参与者与见证人。
先生过世二十年有余，一部始自1932年、终于1981年，横跨先生五十年生平的日记手稿经后人整理出版，成《梁漱溟日记》，这一份历经劫难而保存下来的实录与独白，实乃新旧中国半世纪的国运缩影。
今天，梁漱溟之子梁培恕先生做客凤凰网读书会，讲述他眼中的父亲，且听“中国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先生为苍生起的傲然一生。
但凡谈及中国之前途，无论海内外，直至今日，他都是绕不过去的大师。梁漱溟是上世纪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代学人，亦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参与者与见证人。
先生过世二十年有余，一部始自1932年、终于1981年，横跨先生五十年生平的日记手稿经后人整理出版，成《梁漱溟日记》，这一份历经劫难而保存下来的实录与独白，实乃新旧中国半世纪的国运缩影。
今天，梁漱溟之子梁培恕先生做客凤凰网读书会，讲述他眼中的父亲，且听“中国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先生为苍生起的傲然一生。
梁培恕：中国的知识分子曾经有过一个春天
中国的知识分子曾经有过一个春天，当然换个角度也可以说那时是国家的不幸。中国有一个军阀混战的时期，军阀轮流跑来当政，一个人上台，干几年被推翻了，然后又换上另一个人。那时的北京或者叫北平有过一个形式上的中央政府，那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
民国5年，袁世凯当皇帝，当了五十几天就死了。他死了以后，他的部下分成了各种派系，开始在北京抢夺政权，这样一种环境下，直到北伐军打倒军阀，他们才结束了在北京轮流的你上我下。这一段时间里，知识分子得到一个机会，为他们自己的思想和学术发声，这在别的国家比较少见。
我父亲正好是一个非常关心国家和社会的人。按照他自己说的，他受梁启超影响最大的时候，把梁启超的著作搁在床上，有时候就当枕头就这样入睡，着迷到这个程度。但他当时并没有受到梁启超思想的约束，又有他自己的一套。不管怎样，他的成长和这个时期大有关系，他说自己是一个按照自己的兴味读书的人，看什么书，总是心里先有问题，然后再去找书看，找书看的目的基本上不是充实自己的知识，而是要证实我想得对不对，这是他读书的一个特点。这也可以看出来，他这个人的自主性比较大，看书是用来证实自己想得对不对。
他的第一阶段，是对佛教产生兴趣，要出家，但是后来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不是受到家里的阻拦，我的祖父一点都不拦他，想出家可以去。那是什么东西把他牵扯住了呢，是对中国问题的关心放心不下。他一方面想出家，一方面又记挂着社会上的很多问题，他说“我的感情和思想分成了两半，这种日子不能过，在一两年内我必须选择其一”。最后他选择了留在俗世间，不当和尚。大家不要以为他放弃了佛学，放弃了出家思想，他是把这个思想和情感转移到关心具体的人类社会。他的最后一本书是《人心与人生》，阐释了按照他一生的思考，人是一种什么物种，人应该怎样。他把自己的一生从离开这个世界变为用终生的时间来认识人类社会，包括他自己。这个转向和一般人的生活上有什么遭遇完全无关，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在他还不到20岁时，他写了《究元决疑论》。这篇文章在当时最著名的杂志《东方杂志》上登了，大家看了，都说写得好，大家以为他对佛学或者哲学问题有很多的知识，把他看得比他实际情况要高。于是蔡元培当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让他去讲印度哲学，我父亲坦言没有研究过印度哲学，就是看了一些佛书，对佛教有一点认识，但那只是印度哲学的一小部分。蔡元培说除了我父亲以外没有更合适的人选，可以让我父亲一面教，一面学。他就觉得蔡先生这个建议是不可推辞的，既然没有要求现在就讲得怎么样，自己可以边学边讲，他就接受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个决定跟他一年多以后最终选择了留在社会不当和尚也有关系。到了北京大学以后，他就进了知识分子的堆，知识分子之间容易有一种竞争，思想学术上的竞争。这种竞争是会激发人的，他开始了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竞争、辩论。
举个例子来看一看当时北京大学的自由度是如何的出人意料，刚才说了，他进去的时候是讲印度哲学，后来只讲了一年，到1918年他就在当时北京大学每日一期的校刊上，登了一个启事，建议北京大学组织一个孔子研究会。外国人若是到中国来问孔子是怎么回事，当然要到北京大学来，但我们居然没有一个研究的机构，这不行。这个行动说明他已经转变了方向。过两天他又在这个日刊上登了一个启事，从那天起不讲印度哲学了，讲他对孔子的认识，课程改了，换内容了。改变讲的内容也不需要通知校方，登一个启事就改了，大家也都不觉得奇怪，愿意听的就来。后来他又登一个启事，如果有谁想要问佛法，也可以另外选一个时间，他在教室里等学生，星期五下午几点到几点，其他上课的时间就讲孔子。可以想一下当时的北京大学有多自由。不只是他一个人这样自由，普遍这样，风气和现在极不相同。当时胡适也是非常受大家景仰，影响很大，上课的时候，教室里装不下，在礼堂里讲。我父亲和胡适都是在礼堂里讲，不是在教室，据他记忆，胡适每一次讲有三四百人听，他也有二百多人听。听的人不一定是学生，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包括五十几岁的人，只要有兴趣就可以去，门是开着的，随便去。他们两个人就这样讲了很长一段时间。
还有一个例子，当时的教育部长到美国去参观了一次，回来之后跟我父亲说，美国的小学生都是采取启发性的教育，不是灌输性的。我父亲听了之后非常振奋，这太好了，他立刻又登一个启事，说他以后绝不妨碍别人思想发展，他现在发誓，这种事以后绝不干了。之后他又提议，哲学系是不是可以停止教授在课上授课，不要讲，哲学这个问题是自己摸索的，以后哲学系的课就是大家互相启发和讨论，不讲课了。这个提议可能是没有通过，没有下文，可能是没有批准。他有一个学生，后来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这个学生发了一个启事，他说从现在起不参加考试了，考试没有意思，教务长就回答了他的这个启事，说不参加考试可以，但是毕业文凭就不好发了，因为作为学生没有分数就无法知道水平，够不够及格呢，够不够毕业呢，还是得考虑这些问题。教务长就和学生通过发启事的形式各抒己见，当时是多么自由啊。
当时的北京聚集了各种人，有讲佛学的，讲道家的，讲外国学问的，给了大家很多机会，你自己想讲，有人想听，你就可以讲，有人在自己家里，有人在同乡会里，能容下几个人的任何地方，都是讲学的场所，谁愿意来谁就来。就是在这种环境底下，他认识了他的第一批朋友，这些人不一定都是做学问的，比如说李济深，建国初期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其实是军人，也听别人讲佛学讲孔子，他们两个人就在这种讲学的环境下认识了，两个人越聊越投机，成了朋友，终生的朋友。我父亲的好几个终生的朋友都是在这种环境下认识的，这种讲学没有课程可说，你今天有空你就去听，下次没空就不去听，完全不想再来了也可以。
这种环境给我父亲后来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家都知道他曾经倡导乡村建设运动，他把这个运动叫做社会改造，有别于社会革命。这个运动其实就是从李济深那里开始的。李济深在北京当了几年陆军部的官，在这期间两个人听人讲学时认识了，后来李济深回到广东成了军长，慢慢就掌握了广东的政权，我父亲去北伐前夕，听周围的朋友就说广东一派新气象，就去了广州。这个时候他萌生了从乡村起来改造社会的念头，既然李济深现在在广东掌权，他便问李济深可不可以给他一点机会，让他开始试着搞乡建运动。李济深同意了，在广州市的文庙，那里房子很多，给他开一个训练班，训练他的第一批干部。这时的北方有几个地方已经搞了某种程度的乡村工作，我父亲就和几个朋友去这些地方学习。到北方参观的结果，是写了一本《北游纪略》，一共5个地方，有像阎锡山官办的，也有像晏阳初这样民办的，有外国色彩的，也有比他更土的，5个地方他都看了，得到了一些印象，应该避免什么，应该偏重于什么，做了一个初步的结论。这个结论得到后却遇到了变卦，李济深被蒋介石搞掉了，蒋介石把李济深骗到南京、软禁起来，几年内都无法离开。我父亲辞掉了当时广东的工作，回到北京来。不久有一批河南人搞了一个防止匪患的民间运动，当时匪患很厉害，这几个人发动群众自卫，越搞越大，就把好几个县的土匪都给挤跑了。这几个县非常感激这些人，于是乎好像形成了一种风气，要搞农民自卫，想搞农民自卫，就去找把队伍驻扎在河南的冯玉祥，冯玉祥一听，说，“好，你们就办一个村治学院吧”。当时韩复榘是冯玉祥的一个军长，冯玉祥让他当河南省的主席，所以形式上是河南省主席批准了建这个村治学院。但是第二年蒋介石又要消灭冯玉祥，冯玉祥跑了，村治学院又停办了。而韩复榘倒戈到蒋介石这一方，他倒升了官了，他的队伍从河南开到山东，蒋介石又让他做山东省主席。大概第二年，村治学院的学生又自发去找韩复榘，感谢他当年给他们一个机会办了村治学院，韩复榘一高兴，说“那你们到山东来吧”，于是乡村建设运动就这样到了山东。这样一个过程，以及包括前面简单叙述的当时的求学、做事，都是环境所使然。这种军阀割据，你说好不好啊，当然不好，割据混战，事情在这儿不行，人们就到那儿去试一试，不能持久。
大家知道民国初期有一个总统曹锟，他给所有国会议员各五千块钱贿赂，投票选他当总统，大家都知道他是靠贿选当的总统。曹总统完全是个大老粗，不认字。他同乡亲戚也跟着到了北京，成了有重大影响的人。这时有人就去跟他的亲戚说，某人想去外国去瑞典当大使，看看行不行。这个人觉得自己跟曹锟关系不错，就去说了，问派能不能谁谁谁去瑞典。曹锟就说，你们两位什么时候起精通外交了？那两个人就不好意思，说对外交非常外行。曹锟说，既然不懂外交就不要插手，顾维钧懂外交，所以我让他当外交部长，你们两个不要插手。这两个人就回去了。由此可见，曹锟虽然大字不识，但懂得一个道理，他是外行，那他就不管知识分子的事。他的这个自知之明可能在其他的军阀里也有，在老中国有一个风气，念书的地位高，受社会尊重。所以这些老粗们有了枪杆子，但是心里还有一个自知之明：我是打出来的，不懂事，知识分子们懂事，让他们干他们的，我不干涉。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春天就是这么来的，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不一定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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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知识分子曾经有过一个春天，当然换个角度也可以说那时是国家的不幸。中国有一个军阀混战的时期，军阀轮流跑来当政，一个人上台，干几年被推翻了，然后又换上另一个人。那时的北京或者叫北平有过一个形式上的中央政府，那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
民国5年，袁世凯当皇帝，当了五十几天就死了。他死了以后，他的部下分成了各种派系，开始在北京抢夺政权，这样一种环境下，直到北伐军打倒军阀，他们才结束了在北京轮流的你上我下。这一段时间里，知识分子得到一个机会，为他们自己的思想和学术发声，这在别的国家比较少见。
我父亲正好是一个非常关心国家和社会的人。按照他自己说的，他受梁启超影响最大的时候，把梁启超的著作搁在床上，有时候就当枕头就这样入睡，着迷到这个程度。但他当时并没有受到梁启超思想的约束，又有他自己的一套。不管怎样，他的成长和这个时期大有关系，他说自己是一个按照自己的兴味读书的人，看什么书，总是心里先有问题，然后再去找书看，找书看的目的基本上不是充实自己的知识，而是要证实我想得对不对，这是他读书的一个特点。这也可以看出来，他这个人的自主性比较大，看书是用来证实自己想得对不对。
他的第一阶段，是对佛教产生兴趣，要出家，但是后来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不是受到家里的阻拦，我的祖父一点都不拦他，想出家可以去。那是什么东西把他牵扯住了呢，是对中国问题的关心放心不下。他一方面想出家，一方面又记挂着社会上的很多问题，他说“我的感情和思想分成了两半，这种日子不能过，在一两年内我必须选择其一”。最后他选择了留在俗世间，不当和尚。大家不要以为他放弃了佛学，放弃了出家思想，他是把这个思想和情感转移到关心具体的人类社会。他的最后一本书是《人心与人生》，阐释了按照他一生的思考，人是一种什么物种，人应该怎样。他把自己的一生从离开这个世界变为用终生的时间来认识人类社会，包括他自己。这个转向和一般人的生活上有什么遭遇完全无关，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在他还不到20岁时，他写了《究元决疑论》。这篇文章在当时最著名的杂志《东方杂志》上登了，大家看了，都说写得好，大家以为他对佛学或者哲学问题有很多的知识，把他看得比他实际情况要高。于是蔡元培当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让他去讲印度哲学，我父亲坦言没有研究过印度哲学，就是看了一些佛书，对佛教有一点认识，但那只是印度哲学的一小部分。蔡元培说除了我父亲以外没有更合适的人选，可以让我父亲一面教，一面学。他就觉得蔡先生这个建议是不可推辞的，既然没有要求现在就讲得怎么样，自己可以边学边讲，他就接受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个决定跟他一年多以后最终选择了留在社会不当和尚也有关系。到了北京大学以后，他就进了知识分子的堆，知识分子之间容易有一种竞争，思想学术上的竞争。这种竞争是会激发人的，他开始了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竞争、辩论。
举个例子来看一看当时北京大学的自由度是如何的出人意料，刚才说了，他进去的时候是讲印度哲学，后来只讲了一年，到1918年他就在当时北京大学每日一期的校刊上，登了一个启事，建议北京大学组织一个孔子研究会。外国人若是到中国来问孔子是怎么回事，当然要到北京大学来，但我们居然没有一个研究的机构，这不行。这个行动说明他已经转变了方向。过两天他又在这个日刊上登了一个启事，从那天起不讲印度哲学了，讲他对孔子的认识，课程改了，换内容了。改变讲的内容也不需要通知校方，登一个启事就改了，大家也都不觉得奇怪，愿意听的就来。后来他又登一个启事，如果有谁想要问佛法，也可以另外选一个时间，他在教室里等学生，星期五下午几点到几点，其他上课的时间就讲孔子。可以想一下当时的北京大学有多自由。不只是他一个人这样自由，普遍这样，风气和现在极不相同。当时胡适也是非常受大家景仰，影响很大，上课的时候，教室里装不下，在礼堂里讲。我父亲和胡适都是在礼堂里讲，不是在教室，据他记忆，胡适每一次讲有三四百人听，他也有二百多人听。听的人不一定是学生，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包括五十几岁的人，只要有兴趣就可以去，门是开着的，随便去。他们两个人就这样讲了很长一段时间。
还有一个例子，当时的教育部长到美国去参观了一次，回来之后跟我父亲说，美国的小学生都是采取启发性的教育，不是灌输性的。我父亲听了之后非常振奋，这太好了，他立刻又登一个启事，说他以后绝不妨碍别人思想发展，他现在发誓，这种事以后绝不干了。之后他又提议，哲学系是不是可以停止教授在课上授课，不要讲，哲学这个问题是自己摸索的，以后哲学系的课就是大家互相启发和讨论，不讲课了。这个提议可能是没有通过，没有下文，可能是没有批准。他有一个学生，后来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这个学生发了一个启事，他说从现在起不参加考试了，考试没有意思，教务长就回答了他的这个启事，说不参加考试可以，但是毕业文凭就不好发了，因为作为学生没有分数就无法知道水平，够不够及格呢，够不够毕业呢，还是得考虑这些问题。教务长就和学生通过发启事的形式各抒己见，当时是多么自由啊。
当时的北京聚集了各种人，有讲佛学的，讲道家的，讲外国学问的，给了大家很多机会，你自己想讲，有人想听，你就可以讲，有人在自己家里，有人在同乡会里，能容下几个人的任何地方，都是讲学的场所，谁愿意来谁就来。就是在这种环境底下，他认识了他的第一批朋友，这些人不一定都是做学问的，比如说李济深，建国初期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其实是军人，也听别人讲佛学讲孔子，他们两个人就在这种讲学的环境下认识了，两个人越聊越投机，成了朋友，终生的朋友。我父亲的好几个终生的朋友都是在这种环境下认识的，这种讲学没有课程可说，你今天有空你就去听，下次没空就不去听，完全不想再来了也可以。
这种环境给我父亲后来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家都知道他曾经倡导乡村建设运动，他把这个运动叫做社会改造，有别于社会革命。这个运动其实就是从李济深那里开始的。李济深在北京当了几年陆军部的官，在这期间两个人听人讲学时认识了，后来李济深回到广东成了军长，慢慢就掌握了广东的政权，我父亲去北伐前夕，听周围的朋友就说广东一派新气象，就去了广州。这个时候他萌生了从乡村起来改造社会的念头，既然李济深现在在广东掌权，他便问李济深可不可以给他一点机会，让他开始试着搞乡建运动。李济深同意了，在广州市的文庙，那里房子很多，给他开一个训练班，训练他的第一批干部。这时的北方有几个地方已经搞了某种程度的乡村工作，我父亲就和几个朋友去这些地方学习。到北方参观的结果，是写了一本《北游纪略》，一共5个地方，有像阎锡山官办的，也有像晏阳初这样民办的，有外国色彩的，也有比他更土的，5个地方他都看了，得到了一些印象，应该避免什么，应该偏重于什么，做了一个初步的结论。这个结论得到后却遇到了变卦，李济深被蒋介石搞掉了，蒋介石把李济深骗到南京、软禁起来，几年内都无法离开。我父亲辞掉了当时广东的工作，回到北京来。不久有一批河南人搞了一个防止匪患的民间运动，当时匪患很厉害，这几个人发动群众自卫，越搞越大，就把好几个县的土匪都给挤跑了。这几个县非常感激这些人，于是乎好像形成了一种风气，要搞农民自卫，想搞农民自卫，就去找把队伍驻扎在河南的冯玉祥，冯玉祥一听，说，“好，你们就办一个村治学院吧”。当时韩复榘是冯玉祥的一个军长，冯玉祥让他当河南省的主席，所以形式上是河南省主席批准了建这个村治学院。但是第二年蒋介石又要消灭冯玉祥，冯玉祥跑了，村治学院又停办了。而韩复榘倒戈到蒋介石这一方，他倒升了官了，他的队伍从河南开到山东，蒋介石又让他做山东省主席。大概第二年，村治学院的学生又自发去找韩复榘，感谢他当年给他们一个机会办了村治学院，韩复榘一高兴，说“那你们到山东来吧”，于是乡村建设运动就这样到了山东。这样一个过程，以及包括前面简单叙述的当时的求学、做事，都是环境所使然。这种军阀割据，你说好不好啊，当然不好，割据混战，事情在这儿不行，人们就到那儿去试一试，不能持久。
大家知道民国初期有一个总统曹锟，他给所有国会议员各五千块钱贿赂，投票选他当总统，大家都知道他是靠贿选当的总统。曹总统完全是个大老粗，不认字。他同乡亲戚也跟着到了北京，成了有重大影响的人。这时有人就去跟他的亲戚说，某人想去外国去瑞典当大使，看看行不行。这个人觉得自己跟曹锟关系不错，就去说了，问派能不能谁谁谁去瑞典。曹锟就说，你们两位什么时候起精通外交了？那两个人就不好意思，说对外交非常外行。曹锟说，既然不懂外交就不要插手，顾维钧懂外交，所以我让他当外交部长，你们两个不要插手。这两个人就回去了。由此可见，曹锟虽然大字不识，但懂得一个道理，他是外行，那他就不管知识分子的事。他的这个自知之明可能在其他的军阀里也有，在老中国有一个风气，念书的地位高，受社会尊重。所以这些老粗们有了枪杆子，但是心里还有一个自知之明：我是打出来的，不懂事，知识分子们懂事，让他们干他们的，我不干涉。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春天就是这么来的，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不一定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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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培恕：中国今后若想要找前途，应先认清我们文化的本质和历史
知识分子的春天，其实就是一个思想自由的环境，我就想到了一句话，“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大家知不知道谁说的？毛泽东说的，他说“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我看了这句话高兴地不得了，两者如果能同时存在的话，那就太好了。世界无非就是各个国家组成的，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什么是好的？没有效率的国家不行，但是如果只是有效率，没有自己个人心情舒畅，那也不好。所以我就喜欢毛泽东这句话，他说到点子上了。可惜后来情况不是这样，大家都知道我们曾经有过统一意志，曾经一个时期我们心都往一处想，劲都往一处使，但是因为没有个人心情舒畅，所以这个统一意志也不能长期存在下去。
我父亲有一次去听预算报告，国家预算明年怎么花钱，做报告的人最后说了一句话，“党负责管理一切”。我父亲回家在日记上写了他的感想：党管一切，好也好得很，糟也糟得很。什么叫做好得很，毛泽东说统一意志，党什么都管，包括残疾人在内通通要管，这在军阀时代的政府那儿绝对考虑不上，建国后的预算里就能考虑到残疾人要怎么样，分得很细，管得很细。好是好，但把社会给压抑了，都由党管，社会没有了自动性，没有了活力，颓废。社会被动，个人被动，也不好，所以他说糟也糟得很。这跟毛泽东说的那句话其实是一个道理，不能只有一面。
说一件跟出版有关的事情，我父亲有一本书叫做《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他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时候，觉悟到了西方文化在中国不适用，中国有自己的一套学问，当时在书里初步地说了这个道理。整整十年之后，父亲写了这本《最后觉悟》，把之前的认识作了更深一步地阐述，于他而言是最终地解决了问题。以前只提到了西方文化如何不妥，他认为还没有追到根上，十年后他追到根上，这个根就是西方的文化是有宗教的文化，而中国的文化是无宗教的文化。大家可能会想，中国也有宗教啊。对，中国当然有，而且不止一种，但这个不止一种和它们的影响力之小是中国的特色。在西方的社会，宗教的控制之严密，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宗教的性质有什么特点？是让人信他而不自信。“他”就是例外，其他的一切东西，自己以外的一切东西，上帝也是“他”，我们相信金钱，相信权力，金钱和权利都是“他”。我父亲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是让人信自己，这是孔子的优点。如果去找一找《论语》里孔子的话就会发现，他不给别人做决定，这样做才对，那样做不对，他从不做这种论断，他让别人自己考虑。
说个简单的例子，那个时候每个月的初一十五要做一次对神的祈祷纪念，要杀一批羊放在神位前面。子贡，孔子的大弟子，问孔子，每次初一十五杀一批羊是不是浪费，是不是可以不杀。孔子就说，“你考虑的是省去羊，我考虑的是礼仪很重要，我们各有所重，各有所见。”他并不批评子贡的想法。再举一例，他的另外一个弟子叫宰我，宰我认为父母死了要守三年丧有点太长了，孔子问道，不守三年丧自己心里过得去吗，宰我说他心里过得去，孔子就说，过得去就行。所有这些硬性规定的事，孔子都是让人自己想。他还说过他不讲鬼不讲神。这些合在一起就能看出来，孔子不借外力，让“人”自己考虑，自己做决定。这个精神没有被充分的标举出来，它一直扎根在中国人心里，只有与西方的那种决定化相比较，中国人的这种自由才凸显出来。按照基督教传说，酒里有耶稣的血，面包里有耶稣的肉，谁敢不相信这一点就杀了他，死罪。这个规定在英国的议会里是通过的，不是随便说说，可见社会的强制性有多么大，对神力的屈服有多么厉害，可以到杀人的地步。在西方社会，对神要遵从，而人卑微，没有地位，压抑得非常厉害，正是这种极端的压制，才导致了后来的自由。西方的个人自由思想，是从那翻过来的，没有这么一个大翻转就没有这么大的劲。中国人好就好在没有受过这样严酷的思想控制，但也就因为没有那个翻跟头的劲，中国的事情不能痛快地一下子就断然改变方向。中国社会之所以有后来的方向不明确，进度缓慢，和我们那个时候没有那么极端的压制有一定关系。我父亲的觉悟大概就是这样来的，把问题追溯到宗教的有无以及盛与不盛。这个看法非常有道理，西方现在所有的法制精神，我们都觉得很好，很有用，应该学。但它的来源跟我们的历史不相符，我们总是想学，学了之后又不彻底，或者流于表面，如此之类。主观上的“我想学”，与因被剥夺而迸发的找回自己的强烈欲望，这欲望里包含对社会构造的改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中国人老说学习，但学着学着就变样了，也不是谁故意不想学或者捣蛋，根本原因在于向上追溯中国是一个非宗教的文化，而西方是宗教的文化。这本书能够说明，中国今后若想要找前途、找出路，应该首先对我们文化本质有清楚的认识。可惜这本书现在还不能出，其实它的出版应该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大家现在迫切需要知道，中国人的文化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人们找来找去，都没有找到我父亲讲的这个“根”。建议大家回去看一下，看完就会知道问题在于两种文化、两种社会大不一样，包括人的行为。现在西方的衰落，生活上的乱来，正是由于他们宗教不起作用。宗教不起作用一开始都是好现象，恢复人权，科技发达，但是这种好的影响几百年下来就不行了，走样了，现在处在一种走样的环境中。如今西方人自己也很苦恼，他们好像知道了这跟宗教的衰微有关系，但还是没能够真正明白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与此同时我们也发觉自己的社会问题很多，那我们应该往上追溯，看看中国文化的上源是什么样子。
我今天就说到这，下面看看你们有什么问题。
知识分子的春天，其实就是一个思想自由的环境，我就想到了一句话，“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大家知不知道谁说的？毛泽东说的，他说“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我看了这句话高兴地不得了，两者如果能同时存在的话，那就太好了。世界无非就是各个国家组成的，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什么是好的？没有效率的国家不行，但是如果只是有效率，没有自己个人心情舒畅，那也不好。所以我就喜欢毛泽东这句话，他说到点子上了。可惜后来情况不是这样，大家都知道我们曾经有过统一意志，曾经一个时期我们心都往一处想，劲都往一处使，但是因为没有个人心情舒畅，所以这个统一意志也不能长期存在下去。
我父亲有一次去听预算报告，国家预算明年怎么花钱，做报告的人最后说了一句话，“党负责管理一切”。我父亲回家在日记上写了他的感想：党管一切，好也好得很，糟也糟得很。什么叫做好得很，毛泽东说统一意志，党什么都管，包括残疾人在内通通要管，这在军阀时代的政府那儿绝对考虑不上，建国后的预算里就能考虑到残疾人要怎么样，分得很细，管得很细。好是好，但把社会给压抑了，都由党管，社会没有了自动性，没有了活力，颓废。社会被动，个人被动，也不好，所以他说糟也糟得很。这跟毛泽东说的那句话其实是一个道理，不能只有一面。
说一件跟出版有关的事情，我父亲有一本书叫做《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他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时候，觉悟到了西方文化在中国不适用，中国有自己的一套学问，当时在书里初步地说了这个道理。整整十年之后，父亲写了这本《最后觉悟》，把之前的认识作了更深一步地阐述，于他而言是最终地解决了问题。以前只提到了西方文化如何不妥，他认为还没有追到根上，十年后他追到根上，这个根就是西方的文化是有宗教的文化，而中国的文化是无宗教的文化。大家可能会想，中国也有宗教啊。对，中国当然有，而且不止一种，但这个不止一种和它们的影响力之小是中国的特色。在西方的社会，宗教的控制之严密，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宗教的性质有什么特点？是让人信他而不自信。“他”就是例外，其他的一切东西，自己以外的一切东西，上帝也是“他”，我们相信金钱，相信权力，金钱和权利都是“他”。我父亲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是让人信自己，这是孔子的优点。如果去找一找《论语》里孔子的话就会发现，他不给别人做决定，这样做才对，那样做不对，他从不做这种论断，他让别人自己考虑。
说个简单的例子，那个时候每个月的初一十五要做一次对神的祈祷纪念，要杀一批羊放在神位前面。子贡，孔子的大弟子，问孔子，每次初一十五杀一批羊是不是浪费，是不是可以不杀。孔子就说，“你考虑的是省去羊，我考虑的是礼仪很重要，我们各有所重，各有所见。”他并不批评子贡的想法。再举一例，他的另外一个弟子叫宰我，宰我认为父母死了要守三年丧有点太长了，孔子问道，不守三年丧自己心里过得去吗，宰我说他心里过得去，孔子就说，过得去就行。所有这些硬性规定的事，孔子都是让人自己想。他还说过他不讲鬼不讲神。这些合在一起就能看出来，孔子不借外力，让“人”自己考虑，自己做决定。这个精神没有被充分的标举出来，它一直扎根在中国人心里，只有与西方的那种决定化相比较，中国人的这种自由才凸显出来。按照基督教传说，酒里有耶稣的血，面包里有耶稣的肉，谁敢不相信这一点就杀了他，死罪。这个规定在英国的议会里是通过的，不是随便说说，可见社会的强制性有多么大，对神力的屈服有多么厉害，可以到杀人的地步。在西方社会，对神要遵从，而人卑微，没有地位，压抑得非常厉害，正是这种极端的压制，才导致了后来的自由。西方的个人自由思想，是从那翻过来的，没有这么一个大翻转就没有这么大的劲。中国人好就好在没有受过这样严酷的思想控制，但也就因为没有那个翻跟头的劲，中国的事情不能痛快地一下子就断然改变方向。中国社会之所以有后来的方向不明确，进度缓慢，和我们那个时候没有那么极端的压制有一定关系。我父亲的觉悟大概就是这样来的，把问题追溯到宗教的有无以及盛与不盛。这个看法非常有道理，西方现在所有的法制精神，我们都觉得很好，很有用，应该学。但它的来源跟我们的历史不相符，我们总是想学，学了之后又不彻底，或者流于表面，如此之类。主观上的“我想学”，与因被剥夺而迸发的找回自己的强烈欲望，这欲望里包含对社会构造的改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中国人老说学习，但学着学着就变样了，也不是谁故意不想学或者捣蛋，根本原因在于向上追溯中国是一个非宗教的文化，而西方是宗教的文化。这本书能够说明，中国今后若想要找前途、找出路，应该首先对我们文化本质有清楚的认识。可惜这本书现在还不能出，其实它的出版应该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大家现在迫切需要知道，中国人的文化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人们找来找去，都没有找到我父亲讲的这个“根”。建议大家回去看一下，看完就会知道问题在于两种文化、两种社会大不一样，包括人的行为。现在西方的衰落，生活上的乱来，正是由于他们宗教不起作用。宗教不起作用一开始都是好现象，恢复人权，科技发达，但是这种好的影响几百年下来就不行了，走样了，现在处在一种走样的环境中。如今西方人自己也很苦恼，他们好像知道了这跟宗教的衰微有关系，但还是没能够真正明白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与此同时我们也发觉自己的社会问题很多，那我们应该往上追溯，看看中国文化的上源是什么样子。
我今天就说到这，下面看看你们有什么问题。
【这本书能够说明，中国今后若想要找前途、找出路，应该首先对我们文化本质有清楚的认识。可惜这本书现在还不能出，其实它的出版应该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大家现在迫切需要知道，中国人的文化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人们找来找去，都没有找到我父亲讲的这个“根”。建议大家回去看一下，看完就会知道问题在于两种文化、两种社会大不一样，包括人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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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培恕：今人倡导的儒学跟我父亲心中的儒家思想不完全是一回事
读者：梁先生您好，我是《北京青年周刊》的记者，想问问您，梁漱溟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您在整理梁漱溟先生的文稿的时候，对您的父亲有了什么新的认识？
梁培恕：一个很好的问题。我的祖父是一个很不一般的祖父，我的曾祖父死得早，是曾祖母当家，曾祖母自己是个读书识字的女人，当时很少有女性识字，她因为家庭的缘故，能读书识字。她非常严厉，对孩子管得太严，不懂就打，任何小孩式的天真活泼都会惹她生气，她认为只有不断地念书背书才是小孩应该做的，一点小事就很容易大发雷霆。我的祖父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等他成年以后，特别是生了孩子以后，他就想：我自己当年太受管制，太压抑，不好。他觉得这是个大的缺憾，他于是决定对自己的孩子要放宽，给他们自己发抒的机会。祖父给了我父亲极大的空间来发展自己，我父亲要出家，别的家庭当然会阻拦，但我祖父不拦。我的伯父，结婚十年，只生女孩不生男孩，当时的社会家里没有男孩是万万不行的，按理就轮到二儿子、也就是我父亲来完成这个任务--传宗接代。但是我的祖父对我父亲说，你有你自己的志向，不结婚可以。这样的父亲是极少的。他当然不是完全不管孩子，先看看他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康有为、梁启超讲维新，是去找皇帝，希望从皇帝那得到一个圣旨，给予权力，开始他们的维新。而我的祖父和他的一个好朋友彭翼仲，是面向群众的，他们从来不想着给皇帝上一个奏折。他们办报纸、搞改革，用现代的语言是从基层来改变。他的好朋友就说，要开民智。他们办的报纸不只是介绍时事，还要介绍西方的学术，让中国人打开眼界。我祖父是这样一个开明的人，他把这种决心首先在自己家里执行，别人家里都要守的规矩这他这儿都没有。后来有一天他忽然发现，中国以前座位有上座下座，上面是长辈，小孩坐在下面，他当时一看居然是孩子坐在上头，他坐在下头，就叹气说，哎呀，我给他们这么多的自由，连该坐在哪都不知道了。后来我的父亲对他的学生说：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现在我有了孩子，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像我的父亲那样对孩子放得那么宽。我认为他做到了。他对我是放得非常宽的，比如我一会想学这个，一会想学那个，可以说是胡想一气，但他都不阻拦。我是断断续续上的学，辍学，不想上了，自己学吧，别人都说不行，但是我父亲说自学也可以。于是我曾经几度不上学了，在家里自己看书，就这么胡折腾，所以我这个人的学问也就是东拉西扯，没有什么系统。回顾过去，我觉得我最大的幸福是精神自由。他给我的影响不像他受他父亲的影响那么大，他是得到了自由之后有所成就。当然并不是说人必须有成就才行，但我的确是没有系统知识的人，聊起来好像知道的不少，但其实都是很浅的、很表面的东西，有了自由才有了现在的我，不足为例。
读者：梁先生您好，我是外交学院的学生，您刚才提到了中国现在发展要向上看，请问您对中国现在文化的发展有什么看法？现在也在倡导儒家的回归，您怎么看？
梁培恕：我有一个感觉，我只能说是感觉，现在大家说的儒学和我父亲心中的儒家思想还不太是一回事或者不完全是一回事。我父亲嘴上常说的是儒家的生活态度，而不是孔子在哪一本书里强调过什么东西。别人把孔学当成一种学问甚至一种哲学研究，而我父亲则认为不可以将儒家本身看作是一门哲学，如果说存在这种哲学的话，那也是儒家思想的副产品。孔子没想过要把自己标榜为哲学家，他的徒弟也没有这个意图，儒学作为一种哲学乃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术”，是后人讲求的结果，特别是之后历代的皇帝，搞出一种文化的统治，科举不考其他的道理和学问，就考有没有把四书五经念透，倒背如流。这都是后来的毛病，不是儒学的本身。如果想从儒学里找到什么现在仍可遵循的东西，只有脱离开死的条条框框，真正看到孔子的生活态度和精神。孔子的这种精神，前面我已经举了几个例子，他让人自己思考，没有定规，英国人可以杀掉一个不虔诚信奉宗教的人，可是在孔子看来，礼节可以剔除，可以不实行，这种态度是非常宽容的，灵活的。后来礼教附加的东西，是对孔子根本精神的歪曲，甚至跟孔子宽容不强制的基本态度背道而驰。我有一次去山西平遥，看到一个大财主家里挂着的对联，这对联显然是他的家教，大意是在这个世界上一要听从上天，二要听从公婆，儿媳妇绝不能忤逆公婆的意愿。这种礼教显然扭曲了孔子的精神。今人提倡《三字经》《弟子规》以及家训等等，是没把礼教跟孔子精神区分。在中国最近这几百年里的的确确有过那么一套东西，它曾经对中国造成很大的伤害，我曾祖母对我祖父的教育就是鲜活的例子。今天的我们到底应该倡导什么样的精神？我的父亲有一本书叫《人心与人生》，这个书至少在他自己看来，是要解决人是什么以及该怎么活的问题。他尽其所能地把西方对人的认识和中国对人的认识融合在一起，给出尽可能完备的阐述。直到现在，西方也好、中国也罢，对人这个主体的认识都还是各有偏颇之处的，两种观点放在一起对照着看会更好。
读者：先生您好，您能说几件发生在您和您父亲之间、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梁培恕：那是我15岁的时候。刚才提到，从我祖父到我父亲，他们传承的精神就是让孩子自由发挥，小孩可以说话，什么都可以说。我的母亲1935年去世，10年之后我的父亲再婚，就在1944年，我父亲、我继母跟我之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继母作为后来者，对于父亲对孩子的教育态度并不清楚，有一次他们两个人在讨论事情，我也发表了意见，结果继母就说，小孩不要乱插嘴。这种声音是以前不曾有过的，作为小孩子，不许说话。我带着非常沮丧的表情走开了。我的父亲就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不许小孩说话不是他赞成的态度，这是其一，但是另一方面呢，新娶来的夫人不知道我们家风，他也不能批评她，批评她对孩子的管教方法，所以他就沉默着。我离开他们，在别处呆了十几分钟。后来好像又有什么别的事，我又回去了，回去之后我的态度就变成了不在意，当做之前的事情没有发生。我感觉到他在心里非常高兴，为我懂事的态度高兴。后来，他就向我背诵了三段《论语》，其中就包括我前面提到的孔子不去限制弟子想法和行为的段落，我立刻就通了。我父亲对孩子的教导态度，有别于传统中国人，这种态度也影响了我，现在我的孩子也长大了，我也给他们充分的自由，从来不去做具体的指点，这样做可以，那样做不可以。比如我的大儿子从浙江大学放寒假回来，留着很长的头发，我看了一眼，觉得不好，他看出来我对他的头发有意见，就变得很不安，怕我会指责他。但我跟他说，留头发是你的自由，我觉得不好看是我的自由，你可以继续决定留什么样的发型。他听了当然高兴啦！
读者：梁漱溟先生以前在北大跟胡适先生是同事，他们之间学术思想应该是有交流和交集的？漱溟先生还是一个行动派，被比喻为中国的甘地，他倡导了乡村运动，深入基层，接触落地的现实问题。我了解到有些乡村立人图书馆后来办不下去，想问一下梁培恕先生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梁培恕：我不能直接回答你的问题，因为具体情况我不了解。写《最后的儒家》的美国教授艾恺有一次就问我父亲是不是跟胡适的关系挺紧张。我父亲跟胡适曾经有过争论，他发表一个意见，胡适不同意，甚至定下日子要公开辩论。但是我父亲的对艾凯的回答是这样的，他没有敌人。他说到，“胡适先生好像把我当作敌人，认为我的主张妨碍了他，但我是没有敌人的，我不觉得别人的意见有任何妨碍到我的地方。”这是他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你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我父亲搞乡村建设，其中一个目标就是要通过教育来改变人，世上一切事情都由人来完成，改变了人，就从最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法律、法规乃至生产工具，都远没有人本身的意志重要。于是他主张村里的大小事情都要大家集体讨论来决定，而非上头直接下达指示，他甚至把县政府都给改了，把各种科各种局的机构去掉，让更多的干部下台，让他们明白，领导干部的任务就是引导群众去讨论他们本村的事儿该怎么办。给予人生活态度的改变，而不是给他们具体的知识或者技术，这是我父亲搞乡村建设的指导思想。这种做法跟我父亲所处的时代有直接关系，那时的中国还很难给农村提供多么先进的生产工具，通过先进技术去改变农民的生活，所以就只能从基本风气入手。但你提的问题是针对当前的，和他几十年前的环境不一样。我只能说，他之所以选择乡村，是认为乡村的人比起城里的人，相对更简单，更容易接受思想的影响，他的教育是从乡村开始，并不是说只局限于乡村不到城市，是先在农村这样小的基层开始他的工作。大家容易误解他只注意乡村，其实不是，他的眼光放在全社会，只不过要选择一个起点。
主持人：谢谢梁先生，我们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到来。
读者：梁先生您好，我是《北京青年周刊》的记者，想问问您，梁漱溟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您在整理梁漱溟先生的文稿的时候，对您的父亲有了什么新的认识？
梁培恕：一个很好的问题。我的祖父是一个很不一般的祖父，我的曾祖父死得早，是曾祖母当家，曾祖母自己是个读书识字的女人，当时很少有女性识字，她因为家庭的缘故，能读书识字。她非常严厉，对孩子管得太严，不懂就打，任何小孩式的天真活泼都会惹她生气，她认为只有不断地念书背书才是小孩应该做的，一点小事就很容易大发雷霆。我的祖父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等他成年以后，特别是生了孩子以后，他就想：我自己当年太受管制，太压抑，不好。他觉得这是个大的缺憾，他于是决定对自己的孩子要放宽，给他们自己发抒的机会。祖父给了我父亲极大的空间来发展自己，我父亲要出家，别的家庭当然会阻拦，但我祖父不拦。我的伯父，结婚十年，只生女孩不生男孩，当时的社会家里没有男孩是万万不行的，按理就轮到二儿子、也就是我父亲来完成这个任务--传宗接代。但是我的祖父对我父亲说，你有你自己的志向，不结婚可以。这样的父亲是极少的。他当然不是完全不管孩子，先看看他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康有为、梁启超讲维新，是去找皇帝，希望从皇帝那得到一个圣旨，给予权力，开始他们的维新。而我的祖父和他的一个好朋友彭翼仲，是面向群众的，他们从来不想着给皇帝上一个奏折。他们办报纸、搞改革，用现代的语言是从基层来改变。他的好朋友就说，要开民智。他们办的报纸不只是介绍时事，还要介绍西方的学术，让中国人打开眼界。我祖父是这样一个开明的人，他把这种决心首先在自己家里执行，别人家里都要守的规矩这他这儿都没有。后来有一天他忽然发现，中国以前座位有上座下座，上面是长辈，小孩坐在下面，他当时一看居然是孩子坐在上头，他坐在下头，就叹气说，哎呀，我给他们这么多的自由，连该坐在哪都不知道了。后来我的父亲对他的学生说：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现在我有了孩子，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像我的父亲那样对孩子放得那么宽。我认为他做到了。他对我是放得非常宽的，比如我一会想学这个，一会想学那个，可以说是胡想一气，但他都不阻拦。我是断断续续上的学，辍学，不想上了，自己学吧，别人都说不行，但是我父亲说自学也可以。于是我曾经几度不上学了，在家里自己看书，就这么胡折腾，所以我这个人的学问也就是东拉西扯，没有什么系统。回顾过去，我觉得我最大的幸福是精神自由。他给我的影响不像他受他父亲的影响那么大，他是得到了自由之后有所成就。当然并不是说人必须有成就才行，但我的确是没有系统知识的人，聊起来好像知道的不少，但其实都是很浅的、很表面的东西，有了自由才有了现在的我，不足为例。
读者：梁先生您好，我是外交学院的学生，您刚才提到了中国现在发展要向上看，请问您对中国现在文化的发展有什么看法？现在也在倡导儒家的回归，您怎么看？
梁培恕：我有一个感觉，我只能说是感觉，现在大家说的儒学和我父亲心中的儒家思想还不太是一回事或者不完全是一回事。我父亲嘴上常说的是儒家的生活态度，而不是孔子在哪一本书里强调过什么东西。别人把孔学当成一种学问甚至一种哲学研究，而我父亲则认为不可以将儒家本身看作是一门哲学，如果说存在这种哲学的话，那也是儒家思想的副产品。孔子没想过要把自己标榜为哲学家，他的徒弟也没有这个意图，儒学作为一种哲学乃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术”，是后人讲求的结果，特别是之后历代的皇帝，搞出一种文化的统治，科举不考其他的道理和学问，就考有没有把四书五经念透，倒背如流。这都是后来的毛病，不是儒学的本身。如果想从儒学里找到什么现在仍可遵循的东西，只有脱离开死的条条框框，真正看到孔子的生活态度和精神。孔子的这种精神，前面我已经举了几个例子，他让人自己思考，没有定规，英国人可以杀掉一个不虔诚信奉宗教的人，可是在孔子看来，礼节可以剔除，可以不实行，这种态度是非常宽容的，灵活的。后来礼教附加的东西，是对孔子根本精神的歪曲，甚至跟孔子宽容不强制的基本态度背道而驰。我有一次去山西平遥，看到一个大财主家里挂着的对联，这对联显然是他的家教，大意是在这个世界上一要听从上天，二要听从公婆，儿媳妇绝不能忤逆公婆的意愿。这种礼教显然扭曲了孔子的精神。今人提倡《三字经》《弟子规》以及家训等等，是没把礼教跟孔子精神区分。在中国最近这几百年里的的确确有过那么一套东西，它曾经对中国造成很大的伤害，我曾祖母对我祖父的教育就是鲜活的例子。今天的我们到底应该倡导什么样的精神？我的父亲有一本书叫《人心与人生》，这个书至少在他自己看来，是要解决人是什么以及该怎么活的问题。他尽其所能地把西方对人的认识和中国对人的认识融合在一起，给出尽可能完备的阐述。直到现在，西方也好、中国也罢，对人这个主体的认识都还是各有偏颇之处的，两种观点放在一起对照着看会更好。
读者：先生您好，您能说几件发生在您和您父亲之间、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梁培恕：那是我15岁的时候。刚才提到，从我祖父到我父亲，他们传承的精神就是让孩子自由发挥，小孩可以说话，什么都可以说。我的母亲1935年去世，10年之后我的父亲再婚，就在1944年，我父亲、我继母跟我之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继母作为后来者，对于父亲对孩子的教育态度并不清楚，有一次他们两个人在讨论事情，我也发表了意见，结果继母就说，小孩不要乱插嘴。这种声音是以前不曾有过的，作为小孩子，不许说话。我带着非常沮丧的表情走开了。我的父亲就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不许小孩说话不是他赞成的态度，这是其一，但是另一方面呢，新娶来的夫人不知道我们家风，他也不能批评她，批评她对孩子的管教方法，所以他就沉默着。我离开他们，在别处呆了十几分钟。后来好像又有什么别的事，我又回去了，回去之后我的态度就变成了不在意，当做之前的事情没有发生。我感觉到他在心里非常高兴，为我懂事的态度高兴。后来，他就向我背诵了三段《论语》，其中就包括我前面提到的孔子不去限制弟子想法和行为的段落，我立刻就通了。我父亲对孩子的教导态度，有别于传统中国人，这种态度也影响了我，现在我的孩子也长大了，我也给他们充分的自由，从来不去做具体的指点，这样做可以，那样做不可以。比如我的大儿子从浙江大学放寒假回来，留着很长的头发，我看了一眼，觉得不好，他看出来我对他的头发有意见，就变得很不安，怕我会指责他。但我跟他说，留头发是你的自由，我觉得不好看是我的自由，你可以继续决定留什么样的发型。他听了当然高兴啦！
读者：梁漱溟先生以前在北大跟胡适先生是同事，他们之间学术思想应该是有交流和交集的？漱溟先生还是一个行动派，被比喻为中国的甘地，他倡导了乡村运动，深入基层，接触落地的现实问题。我了解到有些乡村立人图书馆后来办不下去，想问一下梁培恕先生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梁培恕：我不能直接回答你的问题，因为具体情况我不了解。写《最后的儒家》的美国教授艾恺有一次就问我父亲是不是跟胡适的关系挺紧张。我父亲跟胡适曾经有过争论，他发表一个意见，胡适不同意，甚至定下日子要公开辩论。但是我父亲的对艾凯的回答是这样的，他没有敌人。他说到，“胡适先生好像把我当作敌人，认为我的主张妨碍了他，但我是没有敌人的，我不觉得别人的意见有任何妨碍到我的地方。”这是他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你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我父亲搞乡村建设，其中一个目标就是要通过教育来改变人，世上一切事情都由人来完成，改变了人，就从最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法律、法规乃至生产工具，都远没有人本身的意志重要。于是他主张村里的大小事情都要大家集体讨论来决定，而非上头直接下达指示，他甚至把县政府都给改了，把各种科各种局的机构去掉，让更多的干部下台，让他们明白，领导干部的任务就是引导群众去讨论他们本村的事儿该怎么办。给予人生活态度的改变，而不是给他们具体的知识或者技术，这是我父亲搞乡村建设的指导思想。这种做法跟我父亲所处的时代有直接关系，那时的中国还很难给农村提供多么先进的生产工具，通过先进技术去改变农民的生活，所以就只能从基本风气入手。但你提的问题是针对当前的，和他几十年前的环境不一样。我只能说，他之所以选择乡村，是认为乡村的人比起城里的人，相对更简单，更容易接受思想的影响，他的教育是从乡村开始，并不是说只局限于乡村不到城市，是先在农村这样小的基层开始他的工作。大家容易误解他只注意乡村，其实不是，他的眼光放在全社会，只不过要选择一个起点。
主持人：谢谢梁先生，我们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到来。
【梁培恕：今人倡导的儒学跟我父亲心中的儒家思想不完全是一回事】很正常的事 皇帝才不在乎孔子是啥精神呢 他在乎的是 可以利用来统治他人。
军阀战乱 不就是和战国前秦一样的嘛。 所以知识分子才有春天，思想自由发表 不会被统一掉。 一旦是天下一统 就不存在了 这种宽松了。这是几千年以来 一脉相承的。
梁漱溟：
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最后一位儒家”
20世纪中国最具独立风骨及知行合一的思想家、社会实践者。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早岁信佛而后归儒，亦不废佛；以中学学历而执教北京大学。壮年辞去教职，长期从事乡村建设；发起民盟，为调停国共奔走呼号。1949年后屡受批判而始终不屈，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一生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相号召，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社会问题，亦可云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主要作品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最后一位儒家”
20世纪中国最具独立风骨及知行合一的思想家、社会实践者。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早岁信佛而后归儒，亦不废佛；以中学学历而执教北京大学。壮年辞去教职，长期从事乡村建设；发起民盟，为调停国共奔走呼号。1949年后屡受批判而始终不屈，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一生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相号召，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社会问题，亦可云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主要作品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熊十力的狂放与疯癫
【---------------------在这样无限寂寥的暮年，熊十力感叹：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问学之青年，后顾茫茫……即使如此，这位现代中国新儒家最富原创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托宏愿于未来：“有依人者，始有宰制此依者；有奴于人者，始有鞭笞此奴者。至治恶可得乎？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倚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唯自救而已哉？”
谈论熊十力的一生，最令人惊讶的，莫过于他从并不坚实的幼教出发，中年才志于学，在霸力治世的20世纪，自成天地，在政界学界纵横意气。他的行迹不同于陈寅恪那样的“自由民”学者，也不同于甘地那样的圣雄，他更像一字不识的六祖慧能，又像乱世之际的孔子，自成教化，从风从雨，以弘大道。但话语传达出来的神奇，并不能掩盖熊十力在生活当中的平凡，当时的他也只是一个寻常的中国人，他不过把普通中国人内心都能感受到的人性“仁守”了一生，并培养了极为优秀的弟子弘扬这种道德自我、个体本位和文化自觉。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大字不识的慧能做到了，幼学功夫不好的熊十力也做到了。
谈论熊十力的一生，最令人惊讶的，莫过于他从并不坚实的幼教出发，中年才志于学，在霸力治世的20世纪，自成天地，在政界学界纵横意气。他的行迹不同于陈寅恪那样的“自由民”学者，也不同于甘地那样的圣雄，他更像一字不识的六祖慧能，又像乱世之际的孔子，自成教化，从风从雨，以弘大道。但话语传达出来的神奇，并不能掩盖熊十力在生活当中的平凡，当时的他也只是一个寻常的中国人，他不过把普通中国人内心都能感受到的人性“仁守”了一生，并培养了极为优秀的弟子弘扬这种道德自我、个体本位和文化自觉。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大字不识的慧能做到了，幼学功夫不好的熊十力也做到了。
熊十力先生的简介
熊十力（1885-1968），原名继智，号子真，晚年号漆园老人，黄冈（今团风）县上巴河张家湾人。著名哲学家。幼时在家随兄读书，14岁从军，1905年考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在校期间，加入武昌“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反清革命团体，武昌首义后参加光复黄州，后赴武昌，被任命为湖北军政府参谋。1917年赴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后，决意专心从哲学研究。先后在武昌文华大学、天津南开中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任教。全国解放后，"特别邀请人士"身份参加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后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1968年因病在上海逝世。 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家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熊学”研究者也遍及全国和海外，《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
熊十力（1885-1968），原名继智，号子真，晚年号漆园老人，黄冈（今团风）县上巴河张家湾人。著名哲学家。幼时在家随兄读书，14岁从军，1905年考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在校期间，加入武昌“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反清革命团体，武昌首义后参加光复黄州，后赴武昌，被任命为湖北军政府参谋。1917年赴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后，决意专心从哲学研究。先后在武昌文华大学、天津南开中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任教。全国解放后，"特别邀请人士"身份参加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后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1968年因病在上海逝世。 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家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熊学”研究者也遍及全国和海外，《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
要看就这些大师的书 当下的所谓的儒学专家 都是个P。
当下的这些国学专家 不过是在体制内 混口饭吃罢了。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在说啥，说话时想的是 自己的领导会不会不高兴----
@xy041 2014-11-28 09:13:15
还没有看到内容，先看到了茅与屎，被恶心到了。
我不觉得他是为了名利，他只不过是为了报仇。对共*党的仇恨，使他下决心要搞垮中国。 “我不赞成建设航母”，呸！，个老不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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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 你还没成熟呢 ，再过20年 你也许有可能看懂他----。目前你还没有这个可能。
还没有看到内容，先看到了茅与屎，被恶心到了。
我不觉得他是为了名利，他只不过是为了报仇。对共*党的仇恨，使他下决心要搞垮中国。 “我不赞成建设航母”，呸！，个老不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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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 你还没成熟呢 ，再过20年 你也许有可能看懂他----。目前你还没有这个可能。
茅于轼是国内最早的民间智库 【天策经济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 四个发起人之一。国内很多大佬的幕后智囊。很有影响力。凡是真正的做学问 不是混口饭吃的专家学者 都将不可不免的遭受 各方的压制 这是中国几千年的定律。
看看那些真正国学大师 真的认知到了国学 那摩就一定和西方现代普世价值观 产生交集了。所以国学凡是真正的大师级的 都不会有好下场的，只能是那些混饭吃的国学伪命专家们 在掌握话语权。
你说这个人大代表 他到底代表了谁？ 我是搞不明白的，肯定不是代表P民的 不然他敢这样的做？ 他应该反过来做才对的吧。
不赞成建设航母 就是汉奸了---，那摩汉奸太多了哦。你愤怒的过来嘛。孩子 我理解你的，谁没有年轻浮躁过呢。
航母不建 有不建的道理，最终选择建 也是现实综合的考量 这只是权衡的结果。 认为航母是靶子 即使建了 也无法取得优势 你追不上美国航母的水平的。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你有核武和导弹 再先进 你也无法把核武和导弹 放在南海上去的 对吧。
要是这样 那就只要核武就可以了 一直鸟飞进领海 就直接导弹发射核武好了。
不现实的，就如钓鱼岛 你是否觉得 既然是中国的领土 那就导弹覆盖好了 小日本敢等到就直接导弹覆盖 连招呼都不需要， 抗议个毛啊。 还海警巡航个毛啊。
@xy041 2014-11-28 09:13:15
还没有看到内容，先看到了茅与屎，被恶心到了。
我不觉得他是为了名利，他只不过是为了报仇。对共*党的仇恨，使他下决心要搞垮中国。 “我不赞成建设航母”，呸！，个老不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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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风有雪 2014-11-28 09:56:04
孩子 你还没成熟呢 ，再过20年 你也许有可能看懂他----。目前你还没有这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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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041 2014-11-28 10:42:53
放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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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天天的放屁玩的 你看不惯能咋地呢 呵呵
还没有看到内容，先看到了茅与屎，被恶心到了。
我不觉得他是为了名利，他只不过是为了报仇。对共*党的仇恨，使他下决心要搞垮中国。 “我不赞成建设航母”，呸！，个老不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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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风有雪 2014-11-28 09:56:04
孩子 你还没成熟呢 ，再过20年 你也许有可能看懂他----。目前你还没有这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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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041 2014-11-28 10:42:53
放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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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天天的放屁玩的 你看不惯能咋地呢 呵呵
你这种人 是一个被别人控制了情绪的二愣子罢了。你去医院检查一下 你的肝部一定是肿大的----
真有意思 强迫症患者真多 现在信息太多了 你完全可以有选择的去接收的 。你非要较劲 搞的自己那摩的愤怒 不是自己找别扭嘛。 就是智商-----
唐山最牛婚礼 30辆幻影接亲(
豪华摩托开道，红色法拉利打头阵，30辆劳斯莱斯幻影排成纵队。11月23日，这支价值超过2个亿的婚礼车队在唐山市区街头一露面，立即惊呆路人，并被手快的网友上传到网上。
当天上午，这支500米长的车队浩浩荡荡，沿途引来无数路人的注目。据估算，迎亲车队所用的劳斯莱斯幻影每辆价格在680万至800万元，再加上法拉利和豪华摩托，车队总价值超过了两个亿。
据参加婚礼的宾客介绍，这场婚礼在唐山学院路一家大型酒店举行，摆了100桌酒席，每桌标准1万元，到场宾客1000多人，酒店一至四层厅堂、包间全部爆满。来宾中包括不少明星大腕，婚礼由李湘主持，还有刘能、赵四、李玲玉、张卫健、萱萱、黄格选、黄安等诸多演艺界人士。
豪华摩托开道，红色法拉利打头阵，30辆劳斯莱斯幻影排成纵队。11月23日，这支价值超过2个亿的婚礼车队在唐山市区街头一露面，立即惊呆路人，并被手快的网友上传到网上。
当天上午，这支500米长的车队浩浩荡荡，沿途引来无数路人的注目。据估算，迎亲车队所用的劳斯莱斯幻影每辆价格在680万至800万元，再加上法拉利和豪华摩托，车队总价值超过了两个亿。
据参加婚礼的宾客介绍，这场婚礼在唐山学院路一家大型酒店举行，摆了100桌酒席，每桌标准1万元，到场宾客1000多人，酒店一至四层厅堂、包间全部爆满。来宾中包括不少明星大腕，婚礼由李湘主持，还有刘能、赵四、李玲玉、张卫健、萱萱、黄格选、黄安等诸多演艺界人士。
【有些人 还是不知收敛----】某高层说过。
天涯老爷 你绝的屏蔽掉 有意思吗？
官方报告：过去5年中国造成42万亿投资浪费 高层担忧
【独家评论】
财知道：四万亿的教训不能忘
【推荐阅读】
林毅夫：2008年四万亿助世界经济复苏 我非常骄傲
人民日报：新一轮投资与当年“4万亿”不同 不会浪费
凤凰财经讯11月28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闲置公寓楼林立的“鬼城”、被遗弃的高速公路和被关闭的炼钢厂遍布中国全国各地。政府研究人员撰写的一份报告称，自2009年以来，政府刺激措施和建设活动已造成6.8万亿美元(约合42万亿人民币)的投资浪费。
根据政府规划机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徐策和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王元进行的研究，2009年和2013年，“无效投资”均占到中国经济总投资的近一半。
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很可能是自1990年以来增长最慢的一年。这份报告突显出，中国领导层越来越担忧，如果这些投资浪费造成项目烂尾，不良贷款充斥金融体系，造成不良经济和社会后果。
报告称，浪费的投资大部分被直接投入钢铁和汽车生产等产业，这些产业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得到了最多的政府支持。
徐策和王元表示，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政府投资计划极少或根本没有监督，在很大程度上酿成了这些浪费。
“近年来投资效率明显下降，”他们在报告中表示。“这一特征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尤为明显，并且出现了不少过度投资和浪费的现象。”
近年，中国试图转变严重依赖投资和信贷的增长模式，转向在更大程度上依靠消费和服务业。
但今年以来随着经济增长下滑，中国已再度依靠宽松信贷和政府规划的基础设施投资来支撑经济，保障就业稳步增长。
近年有很大一部分投资流向房地产项目，但住宅销售和价格今年双双下跌。房地产行业的配套产业，如钢铁、玻璃和水泥，多数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受到楼市低迷的沉重打击。
资本错配和糟糕的投资决策，还不是中国经济中巨大浪费的唯一解释。
咨询机构Emerging Advisors Group创始人乔纳森?安德森估计，过去五年里中国有大约1万亿美元不知去向，原因在于监督不力和投资繁荣带来的巨大机会。“那相当于每年损失差不多5%的GDP，”他说。
【独家评论】
财知道：四万亿的教训不能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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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新一轮投资与当年“4万亿”不同 不会浪费
凤凰财经讯11月28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闲置公寓楼林立的“鬼城”、被遗弃的高速公路和被关闭的炼钢厂遍布中国全国各地。政府研究人员撰写的一份报告称，自2009年以来，政府刺激措施和建设活动已造成6.8万亿美元(约合42万亿人民币)的投资浪费。
根据政府规划机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徐策和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王元进行的研究，2009年和2013年，“无效投资”均占到中国经济总投资的近一半。
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很可能是自1990年以来增长最慢的一年。这份报告突显出，中国领导层越来越担忧，如果这些投资浪费造成项目烂尾，不良贷款充斥金融体系，造成不良经济和社会后果。
报告称，浪费的投资大部分被直接投入钢铁和汽车生产等产业，这些产业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得到了最多的政府支持。
徐策和王元表示，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政府投资计划极少或根本没有监督，在很大程度上酿成了这些浪费。
“近年来投资效率明显下降，”他们在报告中表示。“这一特征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尤为明显，并且出现了不少过度投资和浪费的现象。”
近年，中国试图转变严重依赖投资和信贷的增长模式，转向在更大程度上依靠消费和服务业。
但今年以来随着经济增长下滑，中国已再度依靠宽松信贷和政府规划的基础设施投资来支撑经济，保障就业稳步增长。
近年有很大一部分投资流向房地产项目，但住宅销售和价格今年双双下跌。房地产行业的配套产业，如钢铁、玻璃和水泥，多数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受到楼市低迷的沉重打击。
资本错配和糟糕的投资决策，还不是中国经济中巨大浪费的唯一解释。
咨询机构Emerging Advisors Group创始人乔纳森?安德森估计，过去五年里中国有大约1万亿美元不知去向，原因在于监督不力和投资繁荣带来的巨大机会。“那相当于每年损失差不多5%的GDP，”他说。
想想看，2009年的某天，每一个地方政府早上醒来发现，中央取消了经济中每一种形式的信贷限制，”他表示。“在没有人监督钱箱的情况下，要抗拒种种诱惑（挪用资金、将资金悄悄转移到相关官员的账户，或者通过暴利合同支付给其他有关系的供应商和朋友）是很难的。”
一个严重失衡的社会 这一切都是正常的 是去可避免的。
不能“放弃”朝鲜这65年的伙伴
李敦球
近些年中国不断出现否定中朝关系的声音，“弃朝论”的呼声在中国舆论时而出现，它甚至成为一些中国战略学者的建议。可见，在中朝建交65年后的今天，就如何对待中朝关系，不但分歧巨大，而且问题还异常严重。
主张“弃朝论”的人主要有两个理由。一个是传统的地缘政治观念已经过时，现代战争已不需要地缘屏障，朝鲜失去了充当中国战略屏障的作用。假如这个理论成立，那么，为什么美国不但不从韩国和日本撤军，反而在不断强化其军事存在。毋庸置疑，朝鲜半岛地缘价值依然存在。二是因为中朝之间存在许多矛盾、摩擦和分歧，在国际事务上朝鲜有时不听中国的话，成为中国的负资产，所以中国应“放弃”朝鲜。这个理由似乎更具有煽动性。但这只是表层现象，根本经不起推敲。
首先，中朝是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国家利益不可能完全相同，也不可能所有事情都做到协调一致。即使同盟国之间也或多或少存在着矛盾和分歧。问题是要区分矛盾的性质并管控好矛盾。
其二，当前的中朝矛盾在性质上不同于中日矛盾，中日矛盾涉及领土领海、历史认知和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等问题，属于战略层次，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中朝关系也不可能重蹈当年中苏关系破裂的覆辙。因为中国不是当年的苏联，不想也不可能控制朝鲜。朝鲜也完全不具备中国当年对抗苏联的力量，朝鲜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它难有替代中国的地缘政治选择。中朝友好是双方共同需要，不是中国一厢情愿。
其三，朝鲜问题本质上是冷战遗留问题，它是与朝鲜半岛冷战基石即《停战协定》和“美韩同盟”绑在一起的。朝鲜为了自身生存和安全有时不得不“单打独斗”。可以肯定，两个冷战基石不除，朝鲜问题也会长期存在，中朝关系也必然受其影响。尽管如此，中朝两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至少在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前，中朝两国的根本利益就不会改变。
退一步来讲，如果中国真的“放弃朝鲜”，则可能出现以下三种结果：第一种是朝鲜投入中国之外第三国的怀抱;第二种是朝鲜在敌对各方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共同围困和压制下崩溃;第三种是朝鲜孤立无援，决一死战，朝鲜半岛再燃战火。无论上述哪种结果都对中国不利，还可能再次引来海洋势力控制整个朝鲜半岛，那就又犯历史上的大忌。甲午战争的起因正是日本与清朝为争夺朝鲜半岛而引发的，其余波尚存。当前美国取代日本作为海洋势力规制朝鲜半岛秩序，如果中国“弃朝”，那么美国就可能重新获得当年在朝鲜战争中都没有得到的战略利益。切忌因战略误判给美国送上大礼。主张“弃朝”的人真可谓是伤疤还未好就忘了痛。(作者为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李敦球
近些年中国不断出现否定中朝关系的声音，“弃朝论”的呼声在中国舆论时而出现，它甚至成为一些中国战略学者的建议。可见，在中朝建交65年后的今天，就如何对待中朝关系，不但分歧巨大，而且问题还异常严重。
主张“弃朝论”的人主要有两个理由。一个是传统的地缘政治观念已经过时，现代战争已不需要地缘屏障，朝鲜失去了充当中国战略屏障的作用。假如这个理论成立，那么，为什么美国不但不从韩国和日本撤军，反而在不断强化其军事存在。毋庸置疑，朝鲜半岛地缘价值依然存在。二是因为中朝之间存在许多矛盾、摩擦和分歧，在国际事务上朝鲜有时不听中国的话，成为中国的负资产，所以中国应“放弃”朝鲜。这个理由似乎更具有煽动性。但这只是表层现象，根本经不起推敲。
首先，中朝是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国家利益不可能完全相同，也不可能所有事情都做到协调一致。即使同盟国之间也或多或少存在着矛盾和分歧。问题是要区分矛盾的性质并管控好矛盾。
其二，当前的中朝矛盾在性质上不同于中日矛盾，中日矛盾涉及领土领海、历史认知和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等问题，属于战略层次，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中朝关系也不可能重蹈当年中苏关系破裂的覆辙。因为中国不是当年的苏联，不想也不可能控制朝鲜。朝鲜也完全不具备中国当年对抗苏联的力量，朝鲜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它难有替代中国的地缘政治选择。中朝友好是双方共同需要，不是中国一厢情愿。
其三，朝鲜问题本质上是冷战遗留问题，它是与朝鲜半岛冷战基石即《停战协定》和“美韩同盟”绑在一起的。朝鲜为了自身生存和安全有时不得不“单打独斗”。可以肯定，两个冷战基石不除，朝鲜问题也会长期存在，中朝关系也必然受其影响。尽管如此，中朝两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至少在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前，中朝两国的根本利益就不会改变。
退一步来讲，如果中国真的“放弃朝鲜”，则可能出现以下三种结果：第一种是朝鲜投入中国之外第三国的怀抱;第二种是朝鲜在敌对各方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共同围困和压制下崩溃;第三种是朝鲜孤立无援，决一死战，朝鲜半岛再燃战火。无论上述哪种结果都对中国不利，还可能再次引来海洋势力控制整个朝鲜半岛，那就又犯历史上的大忌。甲午战争的起因正是日本与清朝为争夺朝鲜半岛而引发的，其余波尚存。当前美国取代日本作为海洋势力规制朝鲜半岛秩序，如果中国“弃朝”，那么美国就可能重新获得当年在朝鲜战争中都没有得到的战略利益。切忌因战略误判给美国送上大礼。主张“弃朝”的人真可谓是伤疤还未好就忘了痛。(作者为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作者为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专业学者？-----
我这个半文盲的 非学者 就试着反驳你：
第一 朝鲜是独裁国家 金家王朝用封闭愚昧在实行统治 中国和他搞在一起有损名誉
第二 朝鲜半岛 韩国的价值远远高于朝鲜，所以争取韩国就可以了，朝鲜弃不弃的 无关痛痒 就是个鸡肋。
第三 朝不可以拥核是中国的底线，和三胖那样的幼齿小儿 只能唱蹩脚戏 烦不胜烦。
第四 你的其他的说法 不值一驳，都是无关痛痒的旁枝末节。
第一 朝鲜是独裁国家 金家王朝用封闭愚昧在实行统治 中国和他搞在一起有损名誉
第二 朝鲜半岛 韩国的价值远远高于朝鲜，所以争取韩国就可以了，朝鲜弃不弃的 无关痛痒 就是个鸡肋。
第三 朝不可以拥核是中国的底线，和三胖那样的幼齿小儿 只能唱蹩脚戏 烦不胜烦。
第四 你的其他的说法 不值一驳，都是无关痛痒的旁枝末节。
作为一个【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的专业学者 你这篇文章 我觉得只能给你 25分【100满分】-----
弃朝交韩 才是正确的战略。对于朝鲜 我们以前的投资 得不偿失。投资，投的是人。朝鲜的人 能和韩国比吗？ 那就是一群烂人 扶不上墙的。
中国要养狗 那也要“非虎狼 岂配你我兄弟豢养”【大秦帝国之纵横】 养个癞皮狗丢不起那人----
做交易那也要看资本的 朝鲜那点鸡零狗碎 就是鸡肋。韩国才有这个资本。
美国也不可能 不顾及韩国 去和朝鲜苟合的，至于日本那是病急乱投医 没人搭理了 只好和一个同样也是 没人搭理的无赖小丑 和找话说了。俄罗斯也是这个原因。就如一个村庄里 都不搭理你了，你就和一个人人不搭理的无赖 搞在一起了。你攒动那个无赖 去骚扰那些 不搭理你的邻居 出口恶气好了。----呵呵。
看一个人 就看他和啥样的人交往 就知道了。一个国家岂不是也是如此嘛。
陈虎：歼-11大战F-22？看国防“裤衩还是别太红”
这些年涉及如何评价中国军队建设的时候，网络上有一种被称为“红裤衩”的现象：凡是国防科研新装备基本上大家普遍都会高看一眼。比如说讲到中国四代机就会去跟美国的F22、F35“PK”一下；讲到中国发展超音速导弹，就会说中国在这个领域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那么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实际上不光在网络上，在媒体中这种现象也是相当的普遍。比如媒体报道部队训练和演习最常用的一些词就是“首次”、“第一”、“最”、“突破”，和网络上的“红裤衩”现象遥相呼应。
其实这种现象从某些角度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网友和军事爱好者们看到军队建设的一点点进步都会感觉很兴奋、都会往上“顶上一顶”。
从部队的角度来说，训练和演习也希望吸引眼球、多出成果，让全国人民看到我们在加紧建设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军队，在这种心理引导下出现“红裤衩”现象很正常，但是这样的“红裤衩”现象毕竟是和实际情况不相符的。
十八大报告在加速国防军队现代化建设一节中有明确的表述，就是国防军队现代化的目标和时间节点是到2020年全面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战争史上第一场信息化战争，从这个角度来衡量比对，可以说我们2020年军队和国防建设的目标是瞄准了美军在伊拉克战争前的水准。
可能有人感觉这个指标太低，因为到2020年我们和美军还有20年的差距。但是细想一下，这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目标。因为从现在的总体评价来说，比较客观的专家们普遍都认为我们和世界先进水平还要有三、四十年的差距。
我们用几年的时间把这么大的差距缩小到二十年，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个目标也体现了中国国防建设和世界先进水平的真实差距，也就是说“红裤衩”现象跟现实状况确实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料敌要从宽、料己要从严，看到差距才会有压力，才会促成我们的军队建设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质量向前推进。
如果过多的对军队建设的一些成果夸大渲染、沉迷于“红裤衩”现象，对军队建设反而有害，也为某些国际势力制造的所谓“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口实，所以看待军队建设，“裤衩还是别太红”。（陈虎）
这些年涉及如何评价中国军队建设的时候，网络上有一种被称为“红裤衩”的现象：凡是国防科研新装备基本上大家普遍都会高看一眼。比如说讲到中国四代机就会去跟美国的F22、F35“PK”一下；讲到中国发展超音速导弹，就会说中国在这个领域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那么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实际上不光在网络上，在媒体中这种现象也是相当的普遍。比如媒体报道部队训练和演习最常用的一些词就是“首次”、“第一”、“最”、“突破”，和网络上的“红裤衩”现象遥相呼应。
其实这种现象从某些角度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网友和军事爱好者们看到军队建设的一点点进步都会感觉很兴奋、都会往上“顶上一顶”。
从部队的角度来说，训练和演习也希望吸引眼球、多出成果，让全国人民看到我们在加紧建设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军队，在这种心理引导下出现“红裤衩”现象很正常，但是这样的“红裤衩”现象毕竟是和实际情况不相符的。
十八大报告在加速国防军队现代化建设一节中有明确的表述，就是国防军队现代化的目标和时间节点是到2020年全面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战争史上第一场信息化战争，从这个角度来衡量比对，可以说我们2020年军队和国防建设的目标是瞄准了美军在伊拉克战争前的水准。
可能有人感觉这个指标太低，因为到2020年我们和美军还有20年的差距。但是细想一下，这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目标。因为从现在的总体评价来说，比较客观的专家们普遍都认为我们和世界先进水平还要有三、四十年的差距。
我们用几年的时间把这么大的差距缩小到二十年，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个目标也体现了中国国防建设和世界先进水平的真实差距，也就是说“红裤衩”现象跟现实状况确实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料敌要从宽、料己要从严，看到差距才会有压力，才会促成我们的军队建设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质量向前推进。
如果过多的对军队建设的一些成果夸大渲染、沉迷于“红裤衩”现象，对军队建设反而有害，也为某些国际势力制造的所谓“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口实，所以看待军队建设，“裤衩还是别太红”。（陈虎）
清醒理智的人 才是真正的勇者和智者。 那些看似高调自信满满的人 做任何事都会虎头蛇尾。 有点成绩就天下第一了 受到挫折就另一个极端 觉得天生不如人了----
一种就是国粹主义上国 天下第一 一种是只有外国的月亮才是圆的 这都是同一样的状态 一种简单的非黑即白 非左即右 非好即坏的童稚化思维。
一个成年人 却是童稚化的思维模式 --- 其实 一点都不可爱，只能是可悲
所以有些人 你就不可能做好交易的 学再多的技术理论 都没有用。
我可以这麽说 由于这三年的专研把握走势的技术理论 才是我以前的那些【杂学】 给真正的整合并突破了 我到达了人生的 崭新视界。很多以前朦胧不清的东西 都豁然开朗了。
之前我从来没有真正的如此系统的去 专研哪一类的学问，都是蜻蜓点水 庞杂无序的 包括那些自我的修行 都不是专业系统的。看来这次 我是因为足够系统完整 才取得了突破。 所以啊 事物都是两面性的 过于专业系统那就有局限性 不利于深入；过于庞杂不系统 也不利于深入。 平衡才是王道。
广度决定了深度 但是广而空洞 没有足够的专业系统 就毫无意义了。
【 如果过多的对军队建设的一些成果夸大渲染、沉迷于“红裤衩”现象，对军队建设反而有害，也为某些国际势力制造的所谓“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口实，所以看待军队建设，“裤衩还是别太红”。】那摩美国的军力 更加的强大 人家为何不担心【美国威胁论】呢？
你去问问新加坡 他为啥不担心【美国威胁论】 而是担心【中国威胁论】？
为啥 美中俄印=都可以拥核 世人却不容许朝鲜 日本 伊朗拥核？
世人有中国是否 会成为前苏联的担忧。就是人类的共产主义 仅剩下的中国 军事强大了以后 会不会再次的引发 世界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争斗 把人类再次笼罩在世界大战的阴影之下。
所以中国的走向时刻的牵动世界的神经。无需慧眼 全球主流意识形态是欧美 绝大多数在想欧美看齐 而不是我们。这是事实 不以个人意识为转移的。
看清了 自己和别人的心思 才是知人者聪 自知者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还远没有摆脱 让这种担忧 可以消失的地步。更多的还是停留在口号上，实际远没有成形。世人搞不清 到底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另一个方面 大国博弈的原因 必然的就会去刻意的放大 这种担忧。
别自以为的 认定西方人都是冷战思维在作怪 别老是觉得 自己被别人给恶意污蔑 或者是误解了。 你无法排除 傍观者清这个可能的。
你的敌人研究你 比你自己研究自己 更可靠。
西方人 比我们自己看的更清楚 我们的问题，这点我坚信不疑。
西方社会学 经济学==领域 的学者 远比我们可靠 远比我们水平高 这是不争的事实。
人文科技哲学===基础学科 都是我们的老师 我们是学生。所以别奢望 人家不了解你 不可能的。
人家民间机构的数据 都比我们官方数据 可靠性要高，去问问相关的人 比如A股交易者 就知道 是不是这样了。
比如JDP 统计方法 的修改，不然的话数据是多少？去掉一些人为的水分 还有多少？再去掉无实际意义的部分 能有多少？
毫无意义的浪费 去除掉的话 JDP数据能有多少？
腐败 不仅仅是贪污受贿和道德败坏，决策上程序性腐败才是对社会更大的危害。决策上的独断独行 和没有问责机制 ；违反经济规律造成的损失 这是合法的腐败。
不作为和干预市场 ====都是腐败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