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棉花开的地方(一个越战老兵的回忆)


  这次出任务的阵地条件稍微好点,边上有一条水沟,上阵地后,每个炮位为民兵们准备了两桶冷水和一个大碗,并有一位战士专门为民兵们递水,还给分发了干粮,一位老兵(估计是干部)找到刘孝辉说,上级要求民兵们必须就在这里休息,补充体力,还没等刘孝辉说话,对方炮弹又飞来了,这个人大吼了一身“隐蔽”就走开了。

  刘孝辉通知各班自己就近找隐蔽的地方休息,刘孝辉啃着干粮靠在一棵树下就睡着了,迷迷糊糊中能听到周围的爆炸声和炮弹出膛声,当别人叫醒他的时候,已临近天黑,刘孝辉醒来的第一意识是任务还没有完成,并很快找到炮连干部,询问上级对他们的安排,他说:“你们的干粮已送到包扎所,大家就在这里把水壶灌满,天黑后继续给我们阵地运送炮弹,天亮前返回宿营地抓紧休息”。向各班长传达任务后,照旧按建制系列拉开距离返回包扎所,继续执行前送任务。

  这一晚的任务相对轻松,14号凌晨就已全部完成,到达营地后,部分帐篷已被炮弹炸飞,没有人顾及身上难闻的臭味和想到恢复重搭建帐篷,刘孝辉也不知道怎么安排大家休息,可大家都已经在原来驻足的地方睡着了,睡像千姿百态,本来想送那几个伤口开始化脓的同志到40师救护所处理伤口,但已经喊不醒了。


  刘孝辉只得协调友邻防化连的战士为民兵们担任警戒,天快黑时,担任警戒战士叫醒刘孝辉说有任务,还说指挥所已安排他们连队为民兵们准备了晚饭,刘孝辉迅速安排炊事班烧几锅开水,兑食盐为轻伤员洗伤口,伤口开始感染的人员到救护所处理,并要求各班长统计需送救护所的人员,累计全排共19人伤口开始感染,12人烂裆,5人高烧,但没有人愿意去救护所接受治疗,都说等完成任务再说,就这样相互用盐水简单清洗后,做好了上阵地的准备。

  天刚黑,有个穿四个兜衣服的的人来告诉刘孝辉说:“你们今晚的任务是给146高地送30箱子弹、10箱手榴弹,然后接运伤员烈士,刘孝辉所带民兵排共54个人,炊事班3人留下,5个正规班还可各班留下伤情特别重的两人。

  当刘孝辉通知各班长时,各班的人都自告奋勇不愿留下,炊事班的也坚决要求上阵地,刘孝辉再次被这种奋不顾身的精神所感动,只得用强硬的口气,强命令发高烧的5人留下,并给他们安排了第二天恢复帐篷的工作,到达存放弹药的地方后,给各班明确了任务安排警戒时,才发现又是全员在位,大家什么都不说,都在默默用自己的行动做出榜样。


  到阵地后,一位老兵(后来才知道是119团参谋长李明书)对我说:“收复老山和坚守防御作战的胜利,是你们民兵用肩膀扛出来的,你们的行动了坚定前线战士有我无敌的信心和决心,你们是楷模,是真正的英雄”。

  大家放下弹药后,刘孝辉才知道,五班民兵吴兴荣在通过百米生死线时不慎摔倒,导致左肘错位,却坚持把30公斤重的弹药扛上阵地,阵地上的战士知道后,坚持要用担架先送这位民兵,但吴兴荣却说:“我自己能走,把担架留给其他伤员”。

  

  这就是边防民兵,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却把奋不顾身、无私奉献诠释在无言的行动中,并与参战官兵共同创造了“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不计个人得失”的“老山精神”。

  这种精神,无论是在当代和后世都有存史和教化的价值,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英雄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更是我们边防民兵强边固防、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不竭动力。

  抗击敌人加强师的大规模反扑作战取得全面胜利后,7月底,收复老山首战部队14军40师完成作战任务归建,前线转为轮战防御,刘孝辉报带民兵排按上级指示继续保障11军32师执行任务,直至8月25日才奉命回撤归建。此次参战支前,全排荣立集体三等功,5人火线入党,6人荣立三等功,12人受嘉奖。


  担任基层武装专干的刘孝辉(中)与民兵谈心交流

  

  麻栗坡县民兵中共有12人荣立一等功;68人荣立二等功;839人荣立三等功;3970人受到各级政府和两级军区的嘉奖;458人“火线”入党;17人被云南省政府记支前大功,12人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5人被10家中央新闻单位联合评为“边陲优秀儿女”;9人被授予“新长征突击手”;1人被中央军委评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十大新闻人物”。4人参加了“全国边防民兵英模事迹报告团”,16个单位分别被云南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成都军区、国家民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授予先进、模范等荣誉称号。


  老山主峰有一座雕像,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用以表彰支前民兵的英雄精神。

  

  十四军四十师医院护士杨雪参加收复老山伤员救护的经历

  1984年老山作战,我们师医院驻扎在老山曼棍洞外边的一片香蕉林里,手术室的帐篷就扎在香蕉树下,大叶的香蕉叶成了我们的伪装网。对面有七口窑洞,救护所使用两口,第一口是检伤分类组,第二口是药库医疗器械组。

  伤员被送到我们救护所,先查伤分类(轻、重、四肢、腹部伤等),分好类后再通过简易的小木板桥过河,送到手术帐篷,伤员才能得到及时救治。从4月28上午9点多第一批伤员下来,一直到7月11最后一批伤员,都是在帐篷里救治的。

  

  7月12日的大战,打乱了我们师医院救治伤员的秩序。那天早上刚吃完饭,我们做好了接收伤员的准备。我刚从药房窑洞里出来走到小木板桥上时,就听到身后一声巨响,回头一看火光冲天,越南开始了对曼棍地区的炮击,我第一反应就是我们这里驻扎的人多,肯定有受伤的,赶快跑到帐篷里准备抢救伤员。

  第二发炮弹落在了半山上,弹片把手术帐篷炸了一个洞。这时就听到防炮的警报声,让所有人赶紧进猫耳洞防炮,可我们不能进猫耳洞,伤员来了怎么抢救?当炮弹连续在我们驻地落了三发后,为了伤员和医护人员的安全,院长让我们马上转移,把手术室搬到猫耳洞里去。

  猫耳洞刚能摆开一张手术床,我们冒着炮火来回搬运手术帐篷里的用品和器械,十几分钟后,刚把手术床和器械安置好,伤员就来了,是农场的一对母女,母亲30多岁下肢炸伤,女儿8岁是腹部伤。听说是炮弹落在他们家里,小女孩的爷爷已经被炸死了。


  在猫耳洞里做手术难度很大。猫耳洞黑暗潮湿,没有电和水,每落一发炮弹洞顶上都会落泥石,无法保证无菌操作,但8岁的小伤员腹部脏器多处有穿孔,急需要剖腹探查手术救治。小伤员处于重度昏迷状态,血压降到20毫米贡柱以下。

  院长命令我们,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救活小伤员。她是老山作战时我们抢救的最小年龄的伤员。我们想办法,把四个手电筒捆绑在一起当手术无影灯,找来塑料布,四个兵一人拿一角用手举着,顶在猫耳洞的顶上把手术床遮住,保护伤员不受到二次伤害,让手术顺利进行。

  猫耳洞里随时都掉下石头来,我们都带着钢盔,开始了剖腹探查手术,这时炮弹不停地落在我们猫耳洞的周围,洞内的泥石随时都往下掉,我们边抗休克边作手术,输液瓶也是战友们用手举着。打开伤员腹腔后,看到整个腹腔都是血,探查发现肝、脾、胃、肠都有穿孔,小伤员失血太多,血压到零了。


  我让手术医生停止手术,先纠正失血性休克,赶紧给小伤员输血,先输了4OO毫升血,开了四个输液通道,我们医院没有血了,和后方医院联系血一时送不上来,因从三转弯一直到曼棍和老山阵地这一地段,越军一直在炮击,后方医院的血送不上来。

  小伤员是B型血,院长下命令,我们医院谁是B型血马上献血,有四位战友和她匹配,战士的鲜血输到小伤员身上不到十分钟,血压就升到30亳米贡柱了,手术可以进行了,边纠正休克,边输血,边做手术,三项工作同时进行。这时一发炮弹落在我们洞上,手术医生不约而同地趴在小伤员的身上,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住小伤员。我把小伤员的头抱在怀里。洞顶掉下来的石头大的有碗口大小,砸在我们的背上。爆炸过后马上起身,继续手术。就这样反复几次,手术持续做了两个多小时。

  手术做完应该把伤员往后方医院送,可是到后方医院去的路一直被越军炮击封锁,无法运送。我们只能在猫耳洞里输血抗休克,直到13号上午,已经给小伤员输了1200毫升鲜血,这个血量等于是给她整个身体换了一次血。她血压稳定,脸色潮红,生命体征基本正常了,但出现发烧,体温到了40度,有腹膜炎的体征,必须要送后方医院,需要用抗生素治疗才能保住生命。

  我们救护所抗生素药不全,从各个阵地下来的伤员,在我们救护所清创缝合、处理好伤口纠正休克,随后马上后送。我们在步兵的后边,炮兵的前面,救护所随时有转移阵地的可能性,所以不留治伤员。

  我们都在着急等待越军停止炮击,等到下午4点左右时,小伤员出现了高烧抽搐,预示着小伤员炎症严重危及生命,院长命令汽车司机冒着炮火,在天黑之前把伤员送到后方医院。

  小伤员刚被送走,大批伤员从前线下来,我们又投入到了紧张的抢救伤员的工作中了。这时院长不知道从哪里搞了一台手摇发电机,两个战士手摇发电,给抢救伤员带来了便利,不用手电简照明,也替换下了好几个兵,帮助抢救伤员,伤员能得到快速救治。

  

  从12日到15日,狭小的猫耳洞就是我们的阵地了,从手术洞到抗休克洞要爬一道两三米长不到一米高的狭道,伤员躺在单架上,战友们把伤员拖过去。这个小狭道就是我和丁护士晚上安身休息的地方。

  单架放在我们身下一人一半,头枕着石头,四肢在地上。这已经是对我们两个女兵特殊的照顾,我们感觉这个地方很安全,而男医生们只能带着头盔斜靠在洞壁上休息一会。猫耳洞非常潮湿,战友们都受不了,白天只要不落炮弹,在没有伤员的情况下,大家都要跑到猫耳洞外边晒晒太阳。当太阳光照到身上,感觉暖暖的,一刻是最幸福的,觉得能晒到太阳是最奢侈的生活和享受了。

  

  一九八四年的八一建军节,我和我的战友,还有没有后送的伤员一起在曼惃度过的。自7月12号大战后,每天都能听到炮声,我们的驻地也被越军标注为101号炮击目标,,八一节前后几天把后送伤员的公路一封锁,伤员无法后送,我们救护所,就留治了好多伤员,轻伤员多一点。

          八一节昆明军区歌舞团来前线慰问,因炮火封锁公路她们也下不去,下午五点多时院领导决定和军区歌舞团的一起和伤员们搞一台八一节联欢晚会,除重伤员,在输液抗休克治疗以外,所有轻伤员都在手术账篷外的小空地集合过八一节。



  

  五点半大家刚坐好,又一轮炮火开始了,炮弹滑出炮膛,带着火花划破黑夜,一道道火花就像是为我们的联欢会特别设置的礼炮一样,伤员们听到炮声一点都不紧张,因为他们在阵地上听的炮声太多了,听声音能分辩出炮弹的落点,或近或远。

  但是我们有点紧张,最主要的是怕我们驻地受到炮击。伤员和歌舞团的战友,做好了隐蔽怕他们再次受伤。这时普院长讲话了,先争取了伤员的意见,后又争取了歌舞团战友的意见,大家统一回答是开始搞联欢。

  

  在没有灯光,没有舞台,没麦克风的情况下联欢开始了,我报幕,第一个节目是舞蹈,第二个节目是《再见吧,妈妈》,第三个节目我给大家唱了一首《英雄赞歌》,"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人民战士驱虎豹,舍身忘死保和平",唱到这里又看到伤员们,我的喉咙梗塞了,眼泪流下来了,这首歌没有唱完,有几个伤员也哭了,我这首歌把战友的欢乐情绪一下就拉下来了。

  这时感觉气氛不对,敢紧把话题转开,请了几个伤员站起来唱了两首歌,一个伤员唱了一首,〈我的中国心〉把大家情绪调动起来了,这时炮弹一直在我们的头顶上搜搜的飞过,就像电影〈凯旋在子夜〉一道道火光划破黑夜。

  我们晚会开的既紧张又开心,既害怕又豪迈,当时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虽然我当兵时间不长,但我赶上了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战争,作为一个军人来说,这是光荣的,作为一个和平年代的军人来说是荣耀的。也是我个人一生中最难忘,最有纪念意义的八一建军节。


  18岁,女兵,战争,荣誉称号,这些词汇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当然引人注目。

  1984年9月15日,南疆的硝烟并未完全消散,昆明军区在春城召开老山、者阴山自卫还击作战庆功大会,时任总长杨得志亲临会场。在众多参会的英模代表中,杨得志见这个被授予“模范卫生员”的女兵如此年轻,不禁夸赞:“不简单,不简单!18岁就做出这么大的成绩!”

  这名18岁的女兵叫钟惠玲,陆军第72医院野战医疗所一名卫生员。在老山和者阴山作战中,她创造了一个纪录——成为唯一获荣誉称号的女兵。

  

  18岁,18岁,参军到部队

  钟惠玲文静,秀气,带几分腼腆。

  和那个年代的很多年轻人一样,穿上绿军装,是少女钟惠玲最大的梦想。1983年1月,她如愿从云南大理参军入伍,到72医院当了一名话务兵。这一年,她还没满18岁。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南疆战事一直持续。打仗是要死人的,参军对钟惠玲来说,固然是莫大荣耀,但也意味着风险。相比于和平年代,在那个年代当兵显然需要更大的勇气。


  

  让战友们诧异的是,这个看起来怯生生的小姑娘,对战场会如此向往。

  1984年1月,钟惠玲调到医院传染科当卫生员,当年2月医院接到参战任务,紧急抽组野战医疗所开往前线。她当即报名,却被传染科领导一口否决,理由:战场血腥残酷,一个刚入伍一年的小姑娘,照顾自己都成问题,怎么照顾别人?哭起鼻子来怎么办?

  钟惠玲果真哭起了鼻子,再三央求科领导让她参战。但科领导内心强大,根本不被她的眼泪打动,宽慰道:小钟,等你当兵时间长一点,会有机会的!

  钟惠玲年龄虽小,却也知道这叫忽悠。见到生人还会脸红的小姑娘,此时胆量爆棚,冲到了医院领导办公室。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院领导终被她感动,同意她加入野战医疗所。


  现在的花季少女,可能很难理解钟惠玲上战场的愿望为何如此强烈。其实在那个年代,经过1979年对越作战的洗礼,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在青年人心中充盈。所以,即使是一个入伍仅一年的女兵,如此执着地争取“上战场、当英雄”,也毫不奇怪。

  18岁的钟惠玲,终于如愿成为一名战地卫生员,开始了她的战争。

  钟惠玲初到战场的经历,和《芳华》中的何小萍有些类似,长相看起来也挺像。

  初上战场戴三层口罩,后来从不戴口罩

  虽然预想过战场的种种残酷,但钟惠玲对战地救护的血腥仍然猝不及防。

  

  1984年4月28日,收复老山的战斗打响。担架队抬到野战医疗所的很多伤员,皮开肉绽,断肢残臂,内脏外露,血腥味、硝烟味、汗味混合,让见到杀鸡都害怕的钟惠玲惊恐不安。她里里外外戴了三层口罩,仍然挡不住浓浓的血腥味,几度晕眩。

  精神的力量是强大的。置身战场的钟惠玲,经历最初的不适后,迅速成为一位真正的白衣战士。她给伤员拆换绷带、擦洗身子、协助手术,从4月28日到30日,整整三天三夜没回宿舍睡过觉。

  至5月3日,前线战事持续紧张,钟惠玲忙得脚不沾地,刷牙洗脸都顾不上。躺的病床上的伤员刚刚经历生死,居然也有心情开玩笑:“小钟小钟,真像一刻不停在转的‘小钟’!”

  伤员们的坚强和勇敢,让钟惠玲经受了灵魂洗礼。有的伤员意志模糊,或是在睡梦中,依然大喊“卧倒”“冲”;有的伤员拆绑腿时,布条跟皮肉连在一起,拆开后溃烂得如同“煮烂的芋头”,战场经受的艰难不言而喻;还有的伤员上午还在病房,下午却失踪了,一查,回前线为战友报仇了。


  30多年后,钟惠玲依然清楚地记得,有位四医大的军医奉命去前线接伤员,可当天抬下来的是他自己。原来,他在前线负伤后,担架队要抬他走,他说“我是医生,能救自己,先抬战士!”当担架队回来接他时,他已停止了呼吸。

  几乎每天,钟惠玲都被指战员的故事感动流泪。她没有再戴口罩,因为她认为这是对伤员的不敬之隔。她也不再怕血,因为她真切感到受伤的是自己的亲人,有什么好怕呢!自己不努力工作,就对不起受伤的战友,更对不起牺牲的烈士。

  野战医疗所的条件十分艰苦简陋

  

  没有惊天动地,将小事做到极致,成就战地女神。

  很多参战老兵虽然不怕死,却有“两怕”:一怕受伤,二怕被俘。在老山战场,因为钟惠玲的存在,老兵们多了一分安心,也多了一个谈资:万一受伤了,没准能得到女神的护理,那可是美差啊!

  确实,护士这个职业,一旦赋予崇高的精神,注入亲人的情感,再加上美丽的容颜,在浴血战场的青年人心中,很容易成为女神。

  前线流传“战地女神”的誉美,忙碌的钟惠玲并不知晓。她的工作琐碎无奇,日复一日。拆解地看,这个女兵并未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却将无数小事做到了极致,日日累,月月加,成为另一种传奇。


  为减轻伤员痛苦,她清洗伤员凝固的血迹时,会先用湿毛巾润湿后,再轻轻擦洗。伤员耳朵、鼻子里有泥土,她会用手一点一点抠洗,再用棉球蘸水揩净;伤员指甲里的污垢洗不掉,她会用小刷细细地刷。中午,见病房蝇虫乱飞,钟惠玲会守在病房用扇子扇很久,守候伤员午休。

  钟惠玲给伤员清理指甲。65式军服,应该是我军最好看的军服了

  

  不仅伤病护理无微不至,钟惠玲对伤员饮食也悉心照料。伤员入院后,每一阶段的饮食要求及个人饮食偏好,她一清二楚。北方籍的伤员总是能吃到面条馒头,川渝籍的伤员也常常能吃到辣味,负伤住院的老兵们几十年后依然记得钟惠玲的好。

  重伤员自己无法吃饭,钟惠玲便一口一口地喂。到了饭点,好几个伤员要喂饭。钟惠玲担心后面吃的伤员饭菜冷了,便先给这名伤员喂一口,待他咀嚼时,迅速给旁边的伤员喂两口,如此来回跑动。伤员们见她这个样子,打趣道:“小钟给我们表演杂技啦!”

  一个18岁的姑娘,要照顾这么多行动不便的大男人,当然有许多不便。起初给重伤员处理大小便,钟惠玲十分害羞。后来她想,这些战士在前线流血牺牲,连命都不顾,自己有什么难为情?一次,她见有个伤员一瘸一拐去房外如厕,强行背他去厕所,而后气喘吁吁背回,累得满脸通红。


  16岁的战士晋方立在战斗中大腿骨折,手臂负伤。到了医疗所一言不发,蒙头大睡,对谁都爱理不理。钟惠玲给他喂饭喂水,洗脸洗脚,时间一长,晋方立对她有了信任,说了心里话。原来他很担心自己从此残疾,应了那句老话:“死了光荣几代,伤了痛苦一生。”

  说到伤心处,小晋哭了,钟惠玲也非常难过,陪小晋一起抹泪。此后,钟惠玲经常跟他聊天,讲很多战斗英雄战胜伤残的故事。转院时,钟惠玲扶他上车,还给他准备路上吃的水果,小晋泪光闪闪,汽车开出一大截,还向钟惠玲挥手。

  有时候,钟惠玲还会给伤员唱歌,有的老兵至今记得她唱的那首《我们相会在攀枝花下》:

  你看那山岭上一片红霞,那不是红霞,是火红的攀枝花。攀枝花,青春的花,美丽的生命,灿烂的年华。当你浴血奋战的时候,勿忘家乡的攀枝花……当你凯旋归来的时候,我们相会在攀枝花下……”


  钟惠玲的善良、细心和热忱,先是在伤员中受到称赞,进而在老山战区部队中流传。参战老兵在战场上豁了出去,看淡了生死,心中却有“两怕”:一怕受伤,二怕被俘。以钟惠玲为代表的白衣天使,确实让老兵们多了安心。有的老兵调侃:老子受伤了,就能到医院去住院,有小钟的护理,那是个美差啊!

  对于外界的赞美,钟惠玲并不知晓。她的工作琐碎无奇,却能把小事做到极致,日日累,月月加,成就另一种传奇。

  老山作战基本结束后,医院以无记名方式推荐立功人员,全票推荐为钟惠玲报请一等功。随后,上级又将她确定为医疗战线的典型、授予荣誉称号。钟惠玲对此毫无心理准备,她认为自己很普通很平凡,相较于冲锋在枪林弹雨中的战友,相较于长眠在麻栗坡烈士陵园的烈士,她已经很幸运,从未想过能获如此高的荣誉。

  

  1984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大阅兵,观礼台上站着一位来自老山前线的女兵。她只有18岁,是受邀观礼的英模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位。

  当时,南疆的硝烟并未消散,老山回到祖国怀抱只有5个月。披着战场的硝烟来到阅兵场,钟惠玲在雄壮的阅兵乐曲中,看到一个又一个方队铿锵通过广场,心中无比激动和自豪:祖国,老山儿女没有辜负您!

  1984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大阅兵,钟惠玲(中)受邀观礼

  

  201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阅兵,当年的小女兵再次接到了阅兵观礼的邀请,又一次站在观礼台上。

  时隔35年,青春渐行渐远,脚步已迈向另一个人生战场,女兵心中的激动依然:我爱你,中国!


  

  战后35年来,她在参战老兵中非常低调,非特殊场合不戴军功章,也不接受外界采访。只有两种情况会高调出现:一种,是宣扬老山精神,在战士们面前,在学生们面前,她语气凝重,时常含泪讲述战友们的英雄事,讲述老山战士心中的祖国。

  另一种,是帮助老兵。涉及老兵的公益事,烈士家属的困难事,她仍像当年的“小钟”一样,热忱,真挚,细心,亲切依然。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钟惠玲再次受邀参加国庆观礼。她像18岁参加观礼时一样,激动得彻夜难眠。战后的坎坷,生活的重压,让这位退役女兵时常怀想昔日虽然艰苦,却纯粹的战场青春。


  

  1984年2月12日,由原昆明军区第五十八医院组建158医疗所参加老山、者阴山作战,158医疗所102人开赴前线,4月28日战斗打响后,158医疗所全体医护人员开展了近半年战地救护,最终圆满完成战地救护任务。受到了昆明军区、老山前线指挥部的嘉奖。

  一组图片记录了158医疗所在老山前线抢救伤员的情况。
  
  158野战医疗所警卫班战友合影.


  
  图片左起闫琼、杨丽华、范素玉战友在医疗所。


  
  向长洪、李应树、赖世永医生在前线。


  
  158医疗所赖医生、李卫国、刘秋安等战友在直升飞机旁紧急转运伤员。


  


  
  边疆群众送来的慰问品,舒英模助理员在统计。


  



  
  赵德魁院长到158医疗所看望大家,左起曾照寿、成毅、金国庆、赵德魁、王克奎战友合影。


  
  不爱红妆爱武装普建英战友


  
  范全莉、刘海琴、普建英、朱莉莎、薛赛湖、在医疗所驻地后山留影。


  



  


  


  
  58医院领导欢迎凯旋归来158医疗所全体队员


  四十师一一八团政治处干事刘瑞平回忆参与安葬老山烈士的过程

  有战争就有烈士,只是伤亡大小而已。烈士工作是我军战时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这项工作做的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我军的战斗力的发挥。

  由于战场地处相对密闭的环境,一般人很难身临其境,就连一线作战部队也未目睹过烈士处理的全过程,因此难免以诈传诈,以至前几年还出现过一个战士拿84份所谓的阵亡通知书,花一年多时间送遍全国各地的荒唐闹剧,这不单是脑残无知,还是对我军烈士工作的严重污蔑。

  如何还原那段血与火造就的历史,得益于我有记日记的好习惯,在整个老山作战期间,我把从事烈士工作的所有见闻和感想都记了下来,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尊崇季羡林老先生的一句话,不说假话,真话不全说,真正做到无愧我心。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不得不隐去某些烈士的姓名,我只是根据日记来还原历史的真实,,看看这些平均年龄只有21.9岁的战士是如何面对生死,,又如何开宗大义为国分忧,用蹈死不顾敢于献身的行动向世人宣布,他们才是共和国的脊梁,他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中国军魂。


  战前,我是准备回家陪妻子待产的,一纸命令将我召回,部队进入攻打老山的作战程序。等我见到儿子时,儿子已是十个多月了。

  由于本人在1979年作战中负伤致残,团里几经考量并征求我的意见后,把我组合进了烈士组,分管为烈士登记拍照运送等后期一系列工作。金戈铁马,钢铁洪流中有我这个二等乙级伤残军人,经三天昼伏夜行,我们来到麻栗坡的茅草坪。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烈士的善后工作,战前在茅草坪临战训练时,我们会定期不定期抽查连队标识牌,也就是传说中的生死牌,其实他是作战部队每名指战员所配戴的个人信息标致(如图),是在人员牺牲或重伤后对其身份的一种识别。

  然而光有这种标识牌还远远不够,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在老山地区作战,白天酷热难耐,有时不得不把军衣脱了,造成人牌分离,根据以往战争的经验,在鞋子腰带甚至短裤上写名字是最好的办,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现无名烈士。



  

  紧张的临战训练结束后离开驻训地,我们于4月22日晚上11点20分到达磨刀石,再挖猫儿洞显然来不及了,天又下着小雨,周围雨雾蒙蒙,就在我们下车的地方,有军马队的稻草,我和倪学付商量着先钻进稻草凑合一夜再说。

  学付先钻了进去,还没有搞停当,就听稻草堆里发出尖叫,踩到人了,原来特务连里几个兵已捷足先登,我们围着稻草堆转圈,用脚试探着问下面有没有人,没有反应才钻进去,真没有想到,老山第一晚竟然是在稻草堆里度过,在稻草堆里闻着那稻草独特的香味,一觉睡到大天亮。

         4月23日,花一天时间挖出的猫耳洞晚上睡觉时垮了,幸好人没事,此后几天都在选地形做准备工作。我们选择地形的条件必须有水源,通公路,还要便于隐蔽,有利于灯火管制。

  4月27日,全天都在帐蓬里为烈士服装订领章帽徽,我们真的希望这些军装派不上用场,这样我们就少牺牲些战友,少些家庭的悲剧。

  然而,战争的残酷性是我们当时所想不到的,下午出征部队正在垭口外作战斗动员,有心急者开始去设置路标牌子了,抬伤员抬烈士的路标,我怕影响部队的情绪马上制止了,等主攻部队出发后我们再开始这项工作。4月27日晚上将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所有参战将士将记住这一天,他们趁夜暗开始隐蔽接敌,明天4月28日也必将被载入我军历史的一天。


  4月28日晨5点56分, 随三发信号弹腾空而起,我数百门大炮开始轰击老山,老山上下被打成一片火海,在黎明的朝霞映衬下,那是一幅绝美的画面,我目睹了由炮火组合成的特殊天象,作为一名军人 值了。垭口是观察老山全景的最佳位置,炮弹呼啸着掠过我们的头顶,一起打向老山。

  到了下午一点,伤员烈士仍没有运送下来,两点半,接基指命令,后指及烈士组人员到响水去抬伤员,雨后的老山道路泥泞,抬着抬着不时有人摔倒,但摔倒的同时还是把手举过头顶,为的是伤员的安全,没走几步累的已满头大汗,我们这只是下山,可想而知,那些负重的战士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向上冲击的,困难程度要比我们现在大多少倍。

  刚回到烈士组,本团八二无炮连的黄正权、熊代亁两名烈士已运达,我们的工作就此开始,拍照、清洗、修面、穿军衣、装袋等。晚上出发,连夜运往麻栗坡烈士陵园,我们运送烈士的车辆全部挂有红十字会的红白色十字旗,按照联合国有关公约,这种车辆是不能袭击的。


  

  我们是第一辆从磨刀石方向下来的车子,整个麻栗坡县城,早已被军事交通所接管,凡是军车都是优先通行。我们一路狂奔于九点钟到达麻栗坡烈士陵园,找到雷洪久同志,他在师烈士组负责整个烈士陵园的烈士安葬工作的,我和他1979作战同为六连,彼此比较熟悉。

  此时的麻栗坡烈士陵园,挖坑的,做棺材的,车辆来来往往,人员各施其职,,抱着对革命烈士的崇敬心情,不分昼夜地工作着,为的是一个共同的目的,把我们的烈士安葬好,让他们入土为安,不让他们暴尸疆场。

  忙碌中带有庄严,严谨中又带有忧伤,面对这些为国捐躯的烈士,能亲自为他们工作,也算是我们的荣幸了。但是我们多么希望烈士组的人员能清闲一点,这样就不会牺牲这么多烈,然而,战争是残酷的。

  我们的烈士组忙活了一天,全体人员滴水未进,后勤炊事班也给大家送来了红烧牛肉和米饭,但是看到那红烧牛肉就与烈士残缺不全的遗体产生某种联想,别说吃,看一眼就想反胃,我送达第一批烈士后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




  路经麻栗坡县城时,我敲开了一家商店的门,买了几把大号剪刀,部分烈士遗体糊满血水和泥巴,有些还有包扎后的绷带,脱起来非常麻烦,只能用剪刀剪开。

  我看货架上有水果罐头,这时我才有些胃口了,我让服务员拿出一个,我把瓶子往水泥柜台上一墩,把玻璃渣子往旁边一扒拉,和司机就抓着吃了起来。当我抬头看服务员时,她已泪流满面,说大军你们太辛苦了。

  我让她搬了两箱水果罐头到车上,马不停蹄赶回战区,当晚形势仍然紧张,车过南温河,一块警示牌上写着,进入战区,一切无关人员和车辆禁止通行。无关人员也不会到这里来,这里可不是闹着玩的。

  刚进入战区,炮兵阵地一个接着一个,有执勤哨兵不时提醒,前边正是射击时段,提醒尽可能谨慎行驶。回到烈士组,同志们都睡下了,我把他们喊起来,每人一个水果罐头,用冲锋枪弹夹打开,这是二十几个小时后吃的第一次食物。


  4月29日,麻栗坡的一名副县长带领民兵把大批烈士运到烈士组,我们处理烈士的程序是,先把烈士抬到第一块床板上,我拍一张照片,把血衣剪掉,在第二块床板上用泉水清洗后擦干,第三块床板是穿好军装,并再次拍照,第四块床板上装入大塑料袋中,最后写上烈士的部队和姓名,这层塑料袋主要是防运输中的污染,到烈士陵园后会把袋子去掉装入木头棺材埋葬。

  我们收到最惨的烈士遗体,一个没有上半身,一个没有下半身,从身高和肤色看,他们绝不是一个人。装到袋子里只有半袋,怎么办?我们就用棉被和棉垫向里填充,帽子军衣衬衫一样不能少。

  4月30日凌晨一点多,当我们处理完所有烈士后,有一名烈士死因不明,按照规定,我无法填写牺牲原因,大家都回帐蓬休息去了,我一个人面对这名烈士,上上下下都看完了,全身硬是找不到任何伤口,说句不好听的,我把肛门都掰开看了,也没有任何伤口。

  我把汽灯对着了头部,烈士理的是光头,在正中部位我看到一个小圆点,颜色稍有些异常,我拿草棒试探着往里一插,很轻松地插进去了,据此判断,这名战士是在卧姿中弹的,子弹经头部脖子进入身体后没有出来,最后我填写上牺牲原因后才休息。


  5月2号我们收到收复战斗中的最后一名烈士遗体,这名烈士已经不能用力来抬了,稍一用力肢体就有断裂的危险,看伤势他可能是头部中弹的,我们想把他头部的蛆冲洗掉,一桶水泼上去,从头颅中流出白花花的蛆,强烈的尸臭味让几人开始呕吐。

  我马上让通信员朱蓝田到帐蓬里拿来防毒面具,我们戴着防毒面具才把军衣给他穿上,外边裹上两层被子,装进袋子后还有臭味出来,后来装了三层袋子,这才勉强隔离了气味.。

  有些烈士牺牲时过于痛苦,有的紧紧地抓一把泥土,有的抓着一把青草,有的烈士嘴里还含着压缩饼干,不难看出是因抢救不及时由伤员变为烈士的。我们用镊子轻轻地帮他清理口腔,有的烈士牺牲时,大小便失禁,裆部糊满了大便,用水多次清洗,然后擦干,用酒精为其消毒,穿好军衣,让其庄严上路。

  

  有时处理完烈士太晚了,我们只有待第二天送到麻栗坡烈士陵园,烈士和我们就紧挨着睡,没有哪个说是害怕的,我们只把他们当成睡熟了的战友。在处理场地旁边,烈士的血衣已堆积成小山,没有哪个说是嫌脏的,因为他们的灵魂比谁都干净,他们就是我们的兄弟,你能嫌兄弟脏吗。

  烈士组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收集烈士身上所有带文字的东西,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在收集之列,如烈士写在腰带或帽子上的杀敌口号等。这些文字也成了与烈士对话的重要方式,有书信,决心书和战地日记等珍贵资料。在这些遗物中,收到的最多的现金是两毛六分钱,在前线,被无数人崇拜的钞票基本作,,这真是个有钱也花不出去地方。

        5月26日,老山主峰下来一批提干对象,这是总部特批从战士当中直接提干的,这些人提干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说不定哪天他们将献出自己的生命。当我在磨刀石看到这些战士时,他们个个衣衫褴褛,头发胡子一般长,解放鞋有的已露出了脚趾,有的鞋底已掉,用草绳捆着,他们个个面带疲倦和菜色,其中一个负责的找到我,说能不能从烈士的服装中每人借给他们一套,好到后边的一三八医院去体检身体,他说话的声音非常小心和胆怯,生怕被我拒绝。

  我咽泣着对他们说,衣服可以给,但不是现在,你们现在就这样去,让后边看看什么是真正的老山战士,回来后我再给你们发衣服,这十几个战士到了医院后,医生都是哭着骂着给他们体检报告上全部填上正常合格,没有想到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居然到了炮火连天的战场上,能在老山那种残酷的环境里固守老山,身体能不合格吗?他们回来后每人领到了一套新衣服,高高兴兴地回到老山阵地。


  我所拍摄的大量照片,战后洗印成了一大难题,我拿到部队驻地的宜良县城,无论拿多少钱人家不给你洗,他们都被照片的惨状吓坏了。他们说,大军我们真的没有人敢洗。

  我们在礼堂前说起这事,团里1979年作战的一等伤残军人严学良也在,他说拿来我洗,经历过战争的人,何惧尸体,就这样几天时间,严学良就把照片洗完了。买了些水果去,就算是给人家的报酬了,为这事我后悔了多少年,怎么也得给别人些劳务费啊。那时的军人就知道奉献,包括像严学良这样的受人尊重的伤残军人,好人必有好报,严学良现在贵州省荣军疗养院安度晚年。

   只发一张烈士遗照,没有对烈士不敬的意图,是为了让大家更加缅怀烈士们的英灵。


  

  6月8号接李长奎主任通知,烈士事迹材料要整理上报,此时部队全在老山上,要我6月9日带通信员朱蓝田上山,从这天起,我便进入了老山防御模式。谢圣明团长出于爱护的角度,令我不可越过主峰一步。但我还是抽空到了1072阵地,因为那里有我最挂念的战友四连连长李新富,为他,也为好战友郭兴科拍摄了最为珍贵的战地照片。


  

  司政机关加炮兵前指及配属部队的前指等都集中在60号高地,这里是老山主峰的反斜面,相对安全,牛毛毡棚子加猫耳洞一个挨着一个,团长下达命令了解部队情况,还有炮兵前指调动炮火清晰可闻。

  转入防御后,基指每天已能吃上两餐热饭,都是炊事班在敌人炮击的间隙把饭送上来的。背饭的战士个个都汗流浃背,背部紧挨着饭袋,汗水都浸到了米饭里,大家开玩笑说,素菜也变成了有肉味的荤菜了。

  炊事员黄光云给大家打菜时,你看着一滴滴的汗掉到菜里,没有一个人嫌弃,还是照样吃,由于运送太困难,每人一小勺菜,四小块鸡肉一目了然,包括团长政委都和大家一样,没有任何特权。四小块鸡肉如何把这一斤多米饭送进胃里,旁边有两麻袋大蒜,可以敞开供应,大蒜下饭大概也算老山上的发明吧。

  60号高地饮水困难,团长谢圣明带着一干人马去找水源,走在路上,团长突然说,大家散开,我踩着地雷了。他顺着鞋后跟摸到地雷,紧紧按住压发机关,用力扔出去爆炸了。团长找水,后来登在了报纸上,团长本来就瘦小,这老山百日防御,饿的更加小巧玲珑了,我们私下里给团长开玩笑,说他体重太轻没有压响地,团长笑笑说,扯淡!


  6月10接报,四连李绍国,炮二连罗绍金牺牲。

        6月11日,凌晨三点,敌向我662.6高地反扑,我炮击开始,6点50份,基指所在60号高地遭敌炮火袭击,有几发炮弹落在仅十米的地方,幸好都是哑弹,随后敌我双方炮战激烈,各种枪声不断。8时师通报敌已占领143表面阵地,师侦察连及119团二连经激战夺回143高地。二连连长、侦察连副指导员牺牲,此战抓获越南俘虏一人。

  晚上敌又向我八里河东山阵地反扑,6点半接技侦通报,敌在7时30分炮火准备半个小时,7点半,敌准时开炮,我基指人员全部进入猫耳洞,敌炮火猛烈,60号高地又遭敌数十发炮弹袭击。据此,敌肯定知道60号高地为我指挥部,只是没有更有效的炮火打击罢了。我火箭炮群进行了5次压制性射击,8点10分雾起,我阵地实行灯火管制,炮战至晚12时,因下雨双方暂停炮击。

         6月12日,上午先下雨后起雾,无战事,在猫耳洞里整理烈士事迹材料,下午四点雾散炮击开始,6时敌突然向我1072高地炮击,四连战士陈创牺牲,晚上雾起炮击暂停。

         6月13日,上午阴天有雾,同陈守宣副主任到一营了解烈士有关情况,敌于下午6时30分向1072高地发起进攻,被我四连击退,此后双方炮战激烈,接报晚上9时四连高道军牺牲,凌晨3时炮二连周世军牺牲。


  6月14日,上午同陈副主任到六连了解烈士生平及先进事迹,在50号高地正好遇上从1072高地抬下的高道军和周世军烈士的遗体,我通知在马嘿的烈士组人员作好准备,12点到主峰所在的五连,了解五连烈士事迹,下午准备同何兴平政委一起去1072高地,无奈敌炮火封索无法前行。

  回60号高地吃饭后四连形势聚然紧张了,通往1072高地的有线通信已被敌炮火炸断,指挥中断,后紧急启用无线通信,接报四连陈再贵牺牲,四点传来指导员郭兴科负伤,连长李新富负伤,5点半前方通报,郭兴科已经牺牲。

  约六点钟郭兴科遗体抬到60号高地的路口,团长政委都去给郭兴科送行,政委走在最后。他拿起电话呼叫炮火,命令所有配属炮火一起向1058射击,以表达他痛失爱将的愤怒。我们来到路口,郭兴科静静地躺在担架上,两眼瞪的大大的,团长想帮他把眼睛闭上,几次都没有成功,我弯下腰去,在他的耳后轻轻按摩了几下,并给他说,兴科,你放心走吧,你的事情我会给你处理好的,郭兴科总算闭上了眼睛。


  团长命令我陪郭兴科的遗体下山,七点半我们到达马嘿,马上给郭兴科洗澡换上军衣,呆明天送麻栗坡。通报说李新富负伤了,一直也没有见人下来,离开马嘿到卫生队去等,九点多李新富下来了,好在负伤不是太重,车管助理员陶洪军开车,将李新富送到位于曼棍的师医院。

  此时炮战仍然激烈,车辆一律灯火管制,我们从师医院开出不久,猛然间已看不见公路,原来一棵大树被炮弹炸断横在了公路上,四周漆黑一团,也没有我方人员,没有任何求救方式。

  我告诉陶洪军大哥,你千万别熄火,我下去搬开,你马上加大油门冲过去,此时的我只穿了条短裤,脖子上挂棵手榴弹,我把冲锋枪的保险打开拨到连发上,用尽全身的力气把大树移到一边,我让陶洪军加大油门开过去,树枝挂得小车噼啪作响,开出来惊出一身冷汗,如敌人设路障来抓我们舌头,那就遭了,回到马嘿已是凌晨三点半了。

  6月15日,早上起来填写郭兴科、常开学还有35202部队王新安三名烈士护送卡片,开车启程去麻栗坡,午饭后回到马嘿,炮二连彭贵平、四连陈再贵两名烈士遗体抬下来了,二连四名伤员、特务连三名伤员被抬下,过马嘿送往师医院。


  6月25日接主任通知,让我先期回营房,清理并清洗登记烈士遗物,为部队归建后通知烈士家属工作打好基础。回到营房后,大批烈士遗物需要清洗,这项工作家属区里的军嫂们可是帮了大忙,包括团长夫人曹大姐在内的所有家属都积极投入其中,杨发春的爱人有孕在身,赵子恩家属一个人带着双胞胎小孩,他们都不讲任何条件,也没有任何人提出劳动报酬,每人每天都来领取烈士遗物,拿回家后洗净晒干叠好后送回来。

  最使我感动的,她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表示过任何忌讳,她们都把烈士当成了自己的兄弟看待。烈士遗物分三部分,一是在战场上的,这部分很少,有的根本就没有;二是在临战训练驻地茅草坪的;三是在部队营房中的遗物。战后烈士工作通知家属,不是各团自行决定,而是根据上级通知,什么时间开始,什么时间结束,都有严格的规定,所有工作完成后还要作出烈士工作总结。 

  

  9月5日我们一行人赶到四连清理烈士遗物。四连牺牲人员最多,我们清理郭兴科烈士的遗物时,打开郭兴科的箱子,所谓的箱子就是几个炮弹箱子加了把锁而已。首先进入视线的是一包烟,烟的下面是一张纸条,条子上写着:刘干事,麻烦你们了,让同志们抽烟吧,我的遗书在箱子的最下面一层。此时我拿纸条的手在发抖,郭兴科想的这么仔细,就像是站在我面前与我说话一样,也许他出征前有某些预感。

  往下清理,有部队的一个铝制菜盆,我拿起来还没有多想,盆子下面放着一张收据,收据上写着,价拨菜盆四元整,作为连队干部,炊事班如有多余的菜盆,用一个也算不了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郭兴科想的就是这么仔细,怕别人说闲话,因此把交钱的收据和菜盆放在了一起,在箱子底部,终于看到了郭兴科的遗书,郭兴科烈士给妻子的信,全文如下:

  忠芬:您好!

  我们部队就要出去执行战斗任务了,我能参加这次的作战感到高兴,但是在战斗中是会有伤亡的,我万一不行了,我的一切担子就只有落到你的肩上了。在这样的时刻本来有许多的事情都要去信向你说明的,但由于保密问题,不准写信,因此我只有把信写好请人待战后转交给你。信的主要内容是后事的安排,供你参考。


  一、我近30岁了,对父母还没有尽过一点责任,还没有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牺牲后如有抚恤金就把它交父母处理,这是理所当然的。并注意安慰老人,我相信你是能做到的。

  二、我的工资和存款加起来,再把我做的几件家具处理了,已近千元,原准备再节约一点修房子的,这就交给你处理行了。因为我不赞成你这样守下去,此钱你收下后作为我在你改嫁时送你的一份礼物;同时向你表示祝贺,并请代向你的丈夫表达我的心意。

  三、咱们结婚已几年了,在这几年中,我没有给你带来过幸福,只给你带来灾难、痛苦和负担,实在是很对不起你,没有尽到过我做丈夫的职责。每当我想起这些,就会流下心酸的眼泪。要是我没有记错,兰兰快两岁了。对于咱们的孩子,如你在改嫁时不会成为你过重的负担,你可带走。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亲骨肉,谁能舍得让其离开呢?如果负担重你可将其交给老人们,交给他们的叔叔和大孃去带。

  四、你收到我信后,将是会非常痛苦的。但要注意克制自己的感情,要坚强些,要注意保重身体,要安慰老人,要带好孩子,不能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上带来创伤。我的事情在今后也不要向孩子提起,如她提起自己的爸爸在干什么?怎么见不着!你可告诉她的爸爸在搞“地下工作”,不能回来和她见面就行了。

  今天没有时间多写,写多了你会更伤心!相信你会处理好我的一切后事。能找到更为理想的丈夫,这也是我的愿望。

  忠芬!永别了!
  郭兴科

  写于1984年2月16日


  看完遗书,我早已泪流满面。1984年2月16日正好是我们离开营房奔赴前线的日子。

  我与兴科相识于1979年的8月,那时我在远离团部的六连整理先进事迹材料,接团里的电话,团长要到四连中蹲点,政治处战后工作多人手少,已派不出人了。六连挨着四连,让我白天跟团长在四连蹲点,晚上抽空再写六连的材料。

  郭兴科那时是四连副指导员,1979年作战郭兴科荣立二等功,郭兴科和老山作战中牺牲的王真学、叶小乖都是79年作战的二等功,战场上的二等功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立的,没有点战绩和不怕死的精神是立不成的,你就是立了也会愧对烈士。郭兴科于1984年9月被中央军委授予““战地模范指导员”光荣称号。

  刘瑞平缅怀郭兴科烈士

  

  9月16日我们将所有烈士遗物运至宜良县邮政局,邮政局会免费将遗物邮寄到烈士所在的县市区民政局,由民政局收转烈士家属。

  这些遗物中,每名烈士都有一个小木箱,有些怕压的遗物就装在小木箱里,这也是根据上级指示在宜良县木器厂订制的,有人却把它误以为骨灰盒了,其实所有烈士均安葬在麻栗坡烈士陵园。

         9月17日团里召集赴全国各地16个烈士工作小组人员开会,工作组成员由各营连抽调综合素质高,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担任。在抽调干部时,团里还有意把烈士所在地或就近的干部抽出来,好让他们在处理完烈士工作后,顺路回家看看,这也是团领导最大限度地照顾了。

  战后探家矛盾突出,经历过这一生死离别战事,有谁不想最先见见自己的父母妻儿。抽调干部在全团集中在一起学习有关政策,由团首长提出要求和工作要点及注意事项,领取带给烈士家属的慰问品,还有每个工作组可以领两条香烟,作为工作之用,所有工作必须在一个月内完成,最后写出烈士工作总结,上报师组织科。


  9月18日,这16个烈士工作小组同时出发,奔赴全国各地。从心理上来说,我真的想尽可能让他们晚些出发,晚出发一天,烈士家属至少还多存在一天的希望。

  当我们工作小组的人员会同地方民政局及武装部的同志,把烈士牺牲证明书拿给他们时,最后的一点希望将被撕的粉碎。那种时刻什么叫撕心裂肺,什么叫肝肠寸断,父母悲痛欲绝,大部分工作组都会由地方的医护人员陪同,以防万一。

  对部队来讲阵亡率是百分比,但对烈士家属来讲就是百分之百。我也受团首长照顾,到当时的巴县做三名烈士的家属工作。当我在即将离开巴县时,得知陈创烈士的父亲,因遭受不了这突然的打击而导致精神分裂住进了医院。

  我得知后准备返回去看望老人家,民政局的领导怕耽搁部队工作,让我放心回部队,一切工作由他们来作,不让部队首长分心。遇到像巴县民政局这样负责的好领导,真的千恩万谢。临别,我给他们全体人员致以军人最崇高的军礼。


    六连杨有云烈士,1979年2月21日在进攻62号高地上英勇牺牲,当民政局把烈士牺牲证明书拿给烈士的母亲时,老人家始终不相信这么好的儿子会牺牲,,三十八年来老人家并没有感觉儿子己经在另一个世界了。杨有云永远活在父母的精神世界。

  老人家经常对家人说,儿子是受伤了,在医院治呢,一会又说儿子可能被敌人俘虏了,过几年就会回来,家人也总是迎合着母亲的话说,有可能,在妈妈的脑海里,儿子是不会死的,因为儿子从小董事孝顺,个子长的高,又帅气,兄妹中,妈妈最喜欢有云,父母都是申明大义和爱囯情怀很高的人。

  1979年10月,父母同意妹妹去哥哥部队,接过哥哥的枪,离家前父母一再叮嘱要向哥哥学习,当一个好兵,就在妹妹离开家门时妈妈悄悄的说,到部队后先去部队医院找找你哥哥,他是不是伤的很重还没有治好,再到部队首长那里问问,你哥哥是不是被敌人俘虏了,还是在大山里迷路了,找到了给我写信,妹妹含着眼泪不说话,只是点头答应着,离开家门回头看不到妈妈了,妹妹才敢放声大哭一场,在妈妈面前不敢流泪,不敢放声大哭,因为在妈妈的心里哥哥还活着。我真佩服杨妈妈,她把自己设置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这样就可以永远和她心爱的儿子在一起。

         烈士的妹妹1984年又跟随部队来到老山前线,抢救伤员,为伤员献血,她负责麻醉,什么手术都少不了她,常常几天几夜得不到休息,数次晕倒在手术台上。



  工作小组返回部队后,我们又在一起汇总情况,几乎所有烈士家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贫穷,。大多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从1984年4月1日起,烈士的一次性抚恤金提高到2000元,这在当时已不是小数目了,但要解决家中的贫困仍是杯水车薪。

  遗书中几乎都提到了欠款,他们又都想到的是抚恤金,只有这是他们生前可以预支的,后来部队特事特办,凡烈士欠款,均由部队代为偿还,,多多少少是对烈士是一种安慰。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多年来我们的优抚政策还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扶贫思路,有些施舍的成份在里面,。在优抚工作中 “拿一不拿二”的政策,却一直延用至今。

  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的同班战友龚建斌在1979年2月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牺牲,但是他至今健在的老父亲38年未领过一分钱的抚恤金,为啥?就因为老父亲有工作,这合理吗?如果他的儿子在,再不孝敬春节总能给老父亲一个红包吧。难道真的让这些优抚对象流血又流泪吗?我们不是为老人家抚慰伤口,却无情地往伤口上洒盐,这是人干的事吗?

  优抚对象符合两种优抚政策只能享受一份,不可叠加,只能就高不就低。这种政策在计划经济时代,不论干部还是职工只有一份基本工资,此规定具有一定合理性,而现在早已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企事业单位工资福利的分配呈现多元化的格局,除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岗位津贴、住房基金、车补、房改、房补和住房(租金)补贴和逐月住房补贴等,即使是退休了,还能同时享受几种待遇,退休金是烈士抚恤金的好几倍,这显然有失公平。


  英雄烈士,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坐标,是一个国家的宝贵财富。长期以来,英烈所代表的不怕牺牲、英勇献身的爱国主义精神,已熔铸为我们中华民族不容侵犯的精神图腾。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一个只出大流氓不出英雄的民族难称其"伟大",一个诋毁自己英雄的民族也必受外人蔑视。

  近年来,敌对势力不遗余力地攻击、诋毁、抹黑英烈,为的正是冲击我思想阵地、侵蚀我民族根基。“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能缺席。”2015年春节,习 总 书记在118团视察时,谈到了这支部队19岁的烈士王建川在战场上写给母亲的诗,称赞他“为了祖国不惜血染战旗”的军人血性。习 总 书 记指出,打仗从来都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军人必须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关于烈士纪念日的决定(草案)》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以法律形式将9月30日设立为中国烈士纪念日,不少在中越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友,被当地大力宣杨并为其建立塑像。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守卫英烈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民族才能进步,国家才有希望。我们对烈士无需美化,因为他们本身就够美够亮。

  几十年来,有人提倡向钱看,但我永远向烈士看。特殊的环境里,我接触过太多太多的烈士,我与他们结下一种情节,我能安安全全地活着知足了。有些想不通的事情,到麻栗坡河口水头烈士陵园走走,你的灵魂就会得到净化,一切烦恼皆可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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