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棉花开的地方(一个越战老兵的回忆)


  这种方法精度高,能保证对目标射击的突然性,但试射时容易暴露企图。最后是精密法,它体现在射击诸元准备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精密测定。

  首先,炮阵地和观察所的坐标要经过精密测地获得,其次,整个弹道的气象条件必须有专门的气象分队进行精密探空测量,从而计算出弹道条件修正量。这样不用经过试射,弹群直接对目标进行覆盖,达到炮兵火力的准确性和突然性。上级一下令,我们不用试射就给他来个炮火全覆盖。

  现代火炮要打得准,虽然不像导弹在发射前那样繁复,但也是不能马虎的。气温、气压、风速都对炮击准确性有很大影响。气温高发射药就燃烧充分,温度低就影响发射药作功(俗语就是没劲儿),弹药受潮了甚至火药就着不了。由于炮弹速度、弹道等因素的影响,风大了把炮弹吹偏的情况是很常见的。

  尤其是迫击炮弹道弯曲、速度低,这种情况更多。当然雨雪等众多气象因素还很多,就不一一说了。还有一点是必须讲的,炮阵地的设置也是很重要的,也是炮兵能否打得准的重要环节,比如阵地的土质、坡度、遮蔽度等。


  加农炮属直瞄火炮,那它的阵地前就不应该有大的遮蔽物遮挡。迫击炮、榴弹炮对此则不过分苛求。当然,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战场地形十分复杂,需随机应变,不能硬搬教条。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炮兵尤其是远程炮兵是看不到目标的,都是由设在高处的观察所指挥炮兵射击的。

  观察所离敌目标的距离太远也会影响精度,观目距离最好能在3 000米以内,太远了连观察所也看不到或看不清目标,就打不准了。虽然现代有许多先进的观测器材,如炮位雷达、声测定位,也包括无人机等,但在战场上炮火连天瞬息万变的情况下,目视观察仍是最可靠直观的。观察所与炮阵地的距离没有严格界定,当然太远了也不好。

  作战中,炮兵要保证快速顺畅的完成射击任务,炮兵通信分队是炮火随叫随到的关键。一个炮兵连队有两个通信班,即有线班和无线班,两个班的任务都是一样的,就是保证连长的射击口令快速、准确、顺畅地传达到阵地。


  山岳丛林地作战,有线通信兵(又名拐子兵,即通信线料都是缠绕在一个木制的线拐上)是十分辛苦的,山高林密,方向难辨,加之敌人炮火袭扰,特工的破坏等等,都需要单人面对这一切。

  炮阵地到观察所的计算距离通常都是3~5千米,而实际的放线距离往往是要翻倍的。只要炮兵展开战斗队形,有线兵就要迅速把观察所和炮阵地连接起来,一个有线兵就要身背多个线拐,在密密丛林中判定方向,放着电话线,寻找着阵地和观察所,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相对有线兵来讲,无线兵的情况会稍好一点,两个人各一部报话机,分别配置在观察所和炮阵地。战斗打响前,通常是在静默状态,并以提前约定的不同吹风方式按时联络。战斗打响后,在有线难以保障的情况下,无线执行任务。当炮兵需要开设跟随步兵的前进观察所时,无线兵就要担负通信保障任务。

  在传递指挥员口令或指示的过程中,使用密语或明语(不是摩尔斯电码,因而不用翻译,只是报务员根据密钥表报出4个阿拉伯数字(1——0)一组的密语)。平时的训练中,无线兵早已把密语表背的滚瓜烂熟,发送和接听的报务员都会随机知道密语的内容用明语报告给指挥员。报务员及时准确是基本功,必须熟练掌握,不打仗时,他们也每天都练,丝毫不能偷懒。当然,在情况危急时,前方也可像王成那样用明语喊“向我开炮”!但那种情况也是特例,极少应用。


  我在连队当了两年计算兵,三年侦察班长,在此期间我经常参加上级组织的比武或集训,均取得好成绩,得到很多奖励。由于工作出色,1975年,我被提升为指挥排长。

  后来我又被推选去学习了一段时间炮兵参谋业务,1976年我被调到炮团司令部任作训参谋。1978年我被调到11军军部炮兵处任参谋,结束了我从军生涯三分之一在基层部队的工作。


  右为邢团长

  

  1984年两山作战时,我们炮兵团的规模和装备质量都有了很大提高。122榴弹炮增加到两个营,每连由4门增加到6门,这样一个团就拥有122榴36门。原来的76加也换装成了85加,一个85加营编制是18门。原来12管的107火箭炮也换装成19管的63式130火箭炮,编制也是18门。

  另外还装备有当时我军刚研制定型的“红箭”-73反坦克导弹。由于两山地区都是高山深谷,坦克无法作战,所以有用红箭-73打敌火力点的,那肯定是百发百中了,但价值很高,一发反坦克导弹当时也得十几万人民币吧。到这时120迫击炮已淘汰没有参战。

  

  两山作战,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炮击作战,代号为一四工程。第二阶段为拔点作战,代号为一七工程。在执行一四工程时,11军军部进驻在西畴县城,当时军领导都在那里坐镇,各团指挥所根据上级部署,尽量靠前配置。

  当时执行老山作战任务的是友军14军,我们军的31师担负的是者阴山方向的作战任务。由于这次作战的主动权在我们手里,因此作战准备时间比较充裕,尤其是炮兵,可以在此期间进行精细的准备,以最大限度发挥所有炮兵的射击效能为目的。

  如炮兵阵地的勘察、配置、观察所的最佳位置,以及当地气象条件的获得等等。尽管如此,山岳丛林地作战的炮兵配置,不可能完全符合教程规范的条件。炮与炮的间隔,炮与炮的纵深,炮兵连、营展开的幅员等等,都必须是因地、因势而异,随机应变,不能完全死抠教程书本。

  我们必须在现有的客观条件下,通过主观的努力,保证我们的炮火发挥最大的效能。这里不仅与在开头讲的火炮射击诸元的准确性有很大关系,阵地方面的因素同样关系重大。


  读者们一定都知道地炮的驻锄,它的主要作用是防止火炮发射时发生炮身的后移下陷或左右方向的倾斜,所以要挖一个助锄坑,把驻锄放进去并与坑的斜面很吻合的结合。如果你挖的驻锄坑斜面与驻锄的结合有悬空,两驻锄受力不一致的话,那么火炮发射时产生的强大后坐力,就会由于驻锄受力不一致而导致火炮水平倾斜,炮自然也就打不准了。

  就是用精密法射击,也很难达到理想的射击效果。还有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战斗中,炮阵地的转移是常有的事情,此时,时间就是生命,就是胜利。构筑火炮阵地不能“慢工出细活”,必须又快又好,而且丝毫马虎不得。

  所以,炮兵在日常训练中,挖驻锄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训练科目。还有两山作战中炮兵都是营、群射击的比较多,极少有单炮射击,因此以连为射击单位,每门炮的瞄准手对瞄准点的同一动作和手法等,都是影响射击精度的重要因素。


  我们执行一四工程任务是从1984年4月2日开始的。我们31师从1984年1月份就开始陆续进入战区。在执行一四工程任务期间,炮击的规模不是特别大,每个连每天也就打40~50多发炮弹。尽管如此,战果还是很大的。

  我们战前已经就通过各种渠道,掌握了越军的许多重要工事、营房、火力点、弹药库、军需库及油库等目标,战斗一打响,我们首先对这些目标进行了重点打击,效果很明显。

  我当时是11军指挥小组成员,执行一四工程前军首长派我跟随31师作战,协调军、师属炮兵的协同,并对炮兵的使用提出建议,这是我继1979年之后第二次参加作战。

  1981年我曾到解放军宣化炮兵学院学习了一段时间,这次学习,使我的炮兵知识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对我的炮兵生涯产生了很大影响。过去对一些炮兵知识只知道“是什么”,现在是懂得了“为什么”,把过去的一些零碎的、孤立的、不系统的炮兵知识连贯在了一起,很多东西豁然开朗,加之把训练和作战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使我有了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在炮兵业务上获得了自由。不管是作战还是训练,我都能够以科学的态度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


  在这次执行一四工程作战中,大家研究对一个重要目标射击时,为了达到射击效果,决定对目标进行直接试射。很多人认为,已经打了好几天了,对目标发射两发炮弹后,即可进行效力射。

  我立即提出反对意见,坚持发射四发后进行效力射,因为无论是从成果法的教程规定(这些规定也是经过多少次科学的论证形成的,必须要尊重它),还是从概率论的角度讲,两发炮弹结束试射,是没有精度保障的,由两发增加到四发,其射击效果会提高百分之五十。

  有的同志不服气的讲,那么打六发八发不是精度更高吗?这就涉及到我们炮兵的射击理论问题,不多赘述。但可以明确的一点就是,如果增加到六或八发,对射击精度的提高微乎其微。在我的说服和坚持下,他们尊重了我的意见,四发结束试射后,立即转入效力射,射击效果非常理想。

  

  无论是1979年我们军在金平方向的作战,还是1984年执行老山防御或收复者阴山的作战,我真切地体会到了炮兵作为“战争之神”在战场上发挥的巨大作用。我亲眼目睹成群的敌人被我们猛烈的炮火袭击炸得溃不成军的场面,亲耳听到步兵畅快淋漓发自内心欢呼“炮兵万岁”的那种激动。

  每一次战斗之后都有进攻部队的领导,在电话中大叫“为炮兵请功”的话语,那些感人的场面至今还经常浮现在眼前。通常情况下,进攻作战部队的攻击出发位置与我炮兵射击的目标都应保持200米的安全距离。但在作战中,我步兵随着战斗的深入,对炮兵越来越信任,“胆子”越来越大,别说是200米的安全距离,很多时候距我炮火不足百米,个别情况炮火未停,他们就冲上山头。

  如者阴山进攻战斗中,攻打16号高地时,原来的步炮协同是对16号高地进行两次火力袭击。战斗打响后,我炮火对16号高地第一次射击完毕,步兵就趁我延伸射击的五六分钟时间、越军还未反应过来时,就占领了该高地。


  当我炮兵开始第二次火力袭击装填完毕准备发射时,指挥所接到报告,16号高地已被我占领,千钧一发之际,炮兵下达了停止射击的口令,避免了一次重大事故的发生。

  事后我了解到,在我炮火第一次袭击时,我步兵看到炮火打的很准,就大胆运动到山顶几十米远的距离,在我炮火延伸射击后,几分钟就攻上了山顶。这种情况在战场上是不应该出现的,但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我炮火的准确猛烈。

  战斗中,大口径火炮是不可或缺的火力保障,但团营属随伴的轻便火炮,更是指战员们的最爱。在这里我还要点赞一下团属100毫米迫击炮,那种炮真的是太棒了。我是迫击炮兵出身,对它也算是有一种情结,两次作战它都是立了大功的。

  这种炮总重量75千克,分开单件不超过30千克,炮筒才15千克,几个人就可以背走一门炮,射程近5 000米,射角可达80°。而且射速可达每分钟几十发,只要炮弹供得上,一门炮可顶几门炮使。


  尤其是山岳丛林地作战,大口径火炮受观察条件限制,很多与步兵近距离接触的目标,大口径火炮有时“爱莫能助”。而迫击炮则可以充分发挥其特长,近距离射击,目标清晰、直观、射击精度高,有时一发就解决问题。

  但随着战斗的发展,其弹药保障也因运输能力不足而变得困难。攻击分队的指挥员带头背炮弹,同时发动炊事员、通信员等负重轻的人员也背弹。

  在1979年作战中,我师攻击分队一位副营长甚至把炮弹放在自己的背囊里行军。战士们也主动把不重要的用具丢掉,多背一发炮弹。有时他们采用少带炮、多背弹的方法,以保证火力。“存在决定意识”,炮兵在作战中的作用,步兵们的这些真诚就是最好的诠释。

  可以这样讲,没有炮兵,仗根本没法打。我真心理解步兵动辄则呼唤炮火支援,甚至有些依靠炮兵来为自己“壮胆”的心情。有步兵部队连、排指挥员很后悔自己平时没有多懂点炮兵知识,在战斗中未能尽可能多的为炮兵准确地指示目标,错过不少歼敌机会,留下很大的遗憾。


  1984年4月28日14军40师收复了老山,4月30日我11军31师攻占了者阴山,完成了一七工程任务。7月中旬我们32师接替了40师的老山防御任务。我又随军部来到老山。

  就在几天前的7月12日,40师击退了越军的一次大规模反扑,炮兵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以快速准确猛烈的炮火击退了越军的大反扑,阵地前沿越军尸横遍野,此后再无较大规模的反扑。

  为了防敌贼心不死,我们一点都不能马虎,认真细致地进行各项作战准备,炮兵更显忙碌。我方进入老山战区有10多个炮兵群,除本军区炮兵外,其他军区也有,我开始协调这些炮兵群的工作。

  在老山工作不久,我便接到命令,要我立即到31师炮团任参谋长。于是我从老山回到者阴山,与31师炮团全体官兵一道配合步兵防守者阴山。这是我入伍以来的又一次调动,先在基层部队,后到军机关,现在又回炮兵团。


  我反复讲过,那些年西南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炮兵的重要性,作为一名老炮兵,我得替我的弟兄们点个赞。我们的战士真是好样的,战争是锻炼人的大熔炉,他们那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一直铭记在我心中。

  122毫米榴弹炮炮弹,有近60斤重,在平时的训练中,一些战士装填个五六发就嚷嚷胳膊疼,但在战场上,他们连续装填60多发,不叫一声苦。一场仗打下来,他们的脸被炮烟熏得比下煤窑的还黑,耳朵被震得流血(用耳塞子又怕听不准口令),很多士兵的头发都烧焦了。

  85加农炮每分钟射速15~20发,战斗中的射速会更快,炮管打红了,烟卷儿一挨就点着了,再加上刚退出炮膛的滚烫的弹壳(发射药筒),整个炮位就像一座大火炉,当部队完成任务回撤时,火炮几乎全成了黑色。

  我军的炮阵地也是敌人火炮的重点打击目标,一旦哪门炮被敌人的火炮击中,那这门炮的几个战士差不多也是非死即伤,所以作战中炮兵的伤亡也不少。


  我们友军的一个炮阵地就遭敌炮火袭击,一下子就死伤30多人。为了迷惑敌人,保存自己,我们就用很粗的野芭蕉杆,包上伪装网,设置假阵地;或在阵地附近点燃小炸药包,让敌人误以为该炮阵地已被毁。当时我们的伙食费是每天0.47元,每月45斤大米,在当时来讲还凑合吧。那时,我们的国家也不富裕啊。

  不过由于战况紧急,炮兵们很少能坐下来踏踏实实地吃顿饭。有时刚端起饭碗,命令马上开炮,等打完炮再吃时,饭碗里早就落满炮口冲击波扬起的沙土,有时连饭碗都被敌人炮弹炸得飞向九天云外了。为了不误事,我们就吃压缩饼干,可那东西乍一吃挺好的,老吃真不行,但战士们没有怨言。

  我前面所讲的这些困难,在一定时间内,都是可以坚持的。更让人难以克服的是长期的防御坚守作战所带来的精神压抑,烦躁和空虚。这种遥遥无期的坚守,没有任何文化生活,一张报纸都碎成片片,战士们还要捡起来看看,这才是对炮兵部队的真正考验。他们不仅仅面对的是生与死的抉择,更是一种灵与肉的磨砺,但我的好弟兄们都挺过来了。话说得再广一些,不仅战士是好样的,干部通过战火淬炼也成了“好钢”。


  我在老山主峰检查部队防御作战的准备情况时,参加了某营的党委会,主要是营的领导工作分工。其中,一位副营长被分配到担任警戒阵地任务的那个连队,警戒阵地是首先与敌交火的最前沿阵地(是最危险的)。

  会议中这位副营长打着赤脚,双手捧着个云南特有的大竹筒烟斗,一边开会,一边咕噜咕噜的抽着大烟斗,看上去有些吊儿郎当,有点像电影《高山下的花环》那个一连长靳开来的样子。我真的没有看好他,并怀疑他能否完成这样危险艰巨的任务,但那天他的表态发言让我至今想起仍肃然起敬。

  离开会场,我赶紧把这段话记下来。讲到这儿,邢团长打开一册很旧但丝毫没有破损的笔记本,念了起来:“我现在要表个态,我到四连,请营长教导员放心,四连的阵地就交给我了,只要有我在,四连的阵地就在,一寸也不能丢。我走后,营长教导员的工作会更忙,你们只有多辛苦了。

  还有,如果我回不来了,我家的那个婆娘不太懂道理,她来部队,你们就按照国家规定把她打发走就是了,不要理会她。”后来副营长带队上了阵地,表现非常好,圆满完成任务,平安归来。


  也许是巧合,也是那个师的一个团副政委被分配上前线,他老婆每天都找领导又哭又叫要求留守。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最后她丈夫还是上了前线,偏偏又在前线阵亡了。看来老兵常讲的那句“上了战场,你越怕死就更会死”还是有些道理的。扯远了,还是讲火炮吧。

  两山作战初期,前方战局一直很紧,所以炮弹特别是大口径炮弹消耗量很大,以致昆明军区的炮弹保障有些紧张,只能从外军区抽调。而有些弹种,全军都告急了。

  炮战后期,我们打的85加炮弹竟都是新出厂的炮弹,而按常理都应该存新打旧。昆明军区的炮兵从1979年就开始打仗,养成了巧用炮的好传统,也很节约炮弹。

  但后来轮战的部队就不太注意这方面,我们几个月的炮弹储备,他们来了不到一个月就打光了,而我们又不能说什么!所以后来闹到发射大口径炮弹也要报请昆明军区前指批准的地步(外地轮战部队原则上也要接受前指的命令)。


  在协调兄弟军区部队关系方面,我们的老司令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做得非常好。他一直强调昆明军区的部队要做三实部队(老实、朴实、诚实)。当然张司令讲的内容也包括尽可能帮助好兄弟军区轮战部队。那时经常有来自不同军区的炮团和技术分队在两山作战。

  有一次北京军区炮兵声测分队同志找到我,希望我们能为他们的声测分队提供一些安全保障(当时“辛伯林”和其它先进的炮位侦察雷达很少,其它军区炮兵没有配属,所以他们仍使用脉冲声测,即根据布置在不同地点的接收器,接收不同炸点,最后推算出发射这些炮弹的那门炮的具体位置)。

  他们的声测连,只有几支轻武器,自卫能力很弱,但他们要在一个正面五千米幅员内,设置五个监测点,每个点五个人,根本对付不了越南特工。偏巧他们展开的区域又是越军特工活动十分频繁的区域。我找了相关领导,说明情况后,同意从步兵团抽调一个加强排给他们,增强自卫能力。他们团领导非常高兴,再三道谢。


  从总的方面讲,越军的炮兵比我们差得多,因而他们也非常害怕我们的大炮。我曾亲自审问过越军俘虏,他说:“你们的大炮太厉害了,我的伙伴有的就是被你们的炮给震死的。”

  顺便说一句,越军的士兵尤其是特工还是挺厉害的,他们的单兵作战能力是比较强的。但越军的装备后勤供应是较差的。

  有一次一个越军特工利用夜暗摸到了我们的指挥所,被我哨兵发现后丢下背囊逃跑了。背囊里带着一把匕首,一袋加工好的熟米和一块雨布(从我们捉到的俘虏看,很多人都不穿鞋子,因为他们一年发一双鞋,不到三个月就穿烂了,那家伙脚板老茧很厚,不怕扎)。俘虏还讲,他们的工资很低,一个月的津贴也就能买4盒香烟。

  无论是1979年在金平方向的作战,还是这次两山作战,我们的炮兵是占绝对优势的。1979年越军的主要火力是107火箭炮和120迫击炮,再有就是82迫击炮。他们纵深内在我当面的大口径炮兵更少的可怜,敌我双方炮兵兵力对比1:4。


  1984年两山作战,由于双方都是局部作战,兵力兵器相对集中,越军的炮兵,尤其是老山方向增加不少。但其纵深内大口径远程炮兵也只有168和368两个炮兵旅,装备有122和130加农炮以及152榴弹炮,其次再有122和105榴弹炮(这种炮是美军从越南撤退时留下的)以及85加农炮。他们参战兵力约15个营180门火炮。

  我方参战约22个营,244门火炮。在一四工程的炮击作战中,越军较少使用纵深内的大口径火炮,多以单兵火箭、迫击炮、85加农炮进行干扰射击。

  有一次越军的单兵火箭弹把师的通信枢纽的线路打断了,上下联系顿时中断,情况不明。当时战场形势急如星火,整个枢纽如被破坏,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这时师领导很镇定,安抚大家“慌什么,快派人查明情况!”结果只是几条线被炮弹炸坏,通信兵很快恢复了通信。

  敌人在老山搞的7.12大反扑,被14军部队彻底击败后,大伤元气,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他们又改变战法,经常对我进行小规模的或单炮不停的袭扰。比如他们掌握了我们轮战换班的时间,便利用这个时间,加大对我炮火的袭扰和步兵前沿阵地的争夺。当然我们也不能让他们好受了,同样以更加猛烈的炮火还击。


  邢团长为了使自己的讲述更具有说服力,便从一册日记本中拿出了一张稿纸,上面用漂亮的行书体记载着11军炮兵在三次大规模炮击作战中的弹药消耗,摧毁目标数字。

  1979年金平方向弹药消耗总数:xxxxx发(152加榴—xxxx发;122加农—xxxx发;85加农—xxxxx发;76加农—xxxx发;107火箭—xxxx发;122榴弹—xxxxx发)。摧毁敌炮阵地18个、火炮18门、摧毁汽车21辆;击毁弹药所1个、压制火力点71个、压制炮阵地58个次;摧毁观察指挥所7个。

  1984年者阴山方向弹药消耗情况:一四工程xxxx发;一七工程xxxx发(85加农、122加农、152榴弹、130火箭、122榴弹)。

  

  1979年,当我军突破越军防御向纵深发展时,在1108高地遇到敌人的顽强阻击,仗打得很苦,许多战士都负伤阵亡了。刚刚拿下主峰,为了随时掌握越军的防御特点,我奉命赶到1108高地,绘制越军防御体系图。30多度的陡坡、两米多高的芦苇茅草、400多米的绝对高差、易守难攻的周密完整防御体系,我真的难以置信,我们的战士是怎么攻上来的。

  我在往顶峰攀爬途中,脚底下的小路难以站稳,那不是雨水,是烈士和伤员们的鲜血浸透了小路。直到现在我都忘不了牺牲在红土地上的那些年轻战士,他们大部分年龄都不到20岁!

  1984年攻打者阴山,为了掌握第一手攻击分队的行动,我们冒着炮火找到第一个攻上山头的战士,亲耳聆听我们的士兵浴血奋战的经过,让我震撼。由于只成功开辟了一条通路,而且与越军的火力点相遇,连续牺牲四名士兵之后,他们自己用手榴弹爆破地雷从侧翼进攻。

  此次战斗出现的滚雷英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下山的路上,同样是鲜血浸透的小路。就我自己而言,1979年我在前线打仗,那年春节,家人也是以泪洗面地度过了一个春节。


  1985年5月,我被任命为31师炮兵团团长,战后的部队管理和军事训练,是摆在我面前的一个全新的课题。在这个岗位上我以丰富的实战经验教训和在炮院学到的理论知识,科学的管理和训练部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上级的肯定。

  在战争中训练部队比在和平时期训练部队要好得多,对此我有深刻体会。打仗可以有各种想到和想不到的敌情,让指挥员去应对,没有演习的框框束缚。还有打仗时炮弹基本没有限制,有时一门炮一天就可上百发,熟能生巧,战士们技能自然提高得很快。和平时期一门炮一年才打几发,顶多不过几十发弹。当三年兵打不了几发炮弹的情况有的是,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如何尽快提高部队的训练素质,我倡导用小场地训练法,目的在于让各个专业分析的人员,都能够清楚的知道自己在整个过程中的位置和作用。我在炮兵射击中,注意哪些方面可以提高射击的精度和速度,尽可能模拟实战环境,教育指战员要树立全局观念,很有效果。这方面可讲的挺多,但似乎超出贵刊采访范围,就不谈了。


  1991年我解甲归田,回到了故乡——美丽的港城烟台,但我现在几乎每年都要到我曾经战斗过20多年的西南边疆去看看。我牵头成立了“炮团老兵救助会”,尽可能帮助那些回到地方有生活困难的老兵。

  我虽然离开军队和心爱的火炮已经几十年了,但作为一个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炮兵事业的老战士,我仍时时记得关注火炮和我军的炮兵建设。毫不掩饰地讲,我对近些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军火炮的飞速发展,从心里感到欢欣鼓舞。

  看着在国庆大典上受阅和重大军演上频频亮相的05式52倍口径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120毫米自行迫榴炮、81毫米自行速射迫击炮等新型火炮,尤其是射程达几百千米带有北斗精确制导系统的大口径远程火箭炮,更是我作梦都想不到的新锐兵器。

  但是,我认为,火炮先进了,可老一代炮兵为捍卫国家民族尊严、浴血奋战勇于牺牲奉献的“老山精神”是永远也不过时的。


  在我们烟台的东山炮台上,有清朝末年花重金从德国克虏伯公司引进的210毫米重型海岸炮,但由于政治腐败,在甲午海战中只是象征性地向一万多米以外海里的日军舰队开了几炮,《辛丑条约》以后,在列强的胁迫下被拆毁(前些年,又依样重新修缮,是国家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现在常到那里去,看着那些锈迹斑驳的大炮,听着海浪拍打礁石发出的轰响,我的心仍感到阵阵伤痛!

  “中华民族复兴之梦”必须从阻止外敌从海上入侵开始。尽管这是一个很老的话题了,但今天谈起,丝毫不过时,必须认真严肃对待!

  前些年,我曾到过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在学院舰炮教研室走廊的墙上,挂着一幅标语:“小打主要用炮,大打首先用炮,维权只能用炮!”

  舰炮、地炮一个理!无论到什么时代,只要世界上还不安宁,“战争之神”——炮兵就不会“下岗”!

  邢团长用带有明显胶东口音的话语,意味深长地结束了记者对他的采访……


  在对越自卫还击战的“两山轮战”作战中,解放军的炮兵部队无疑是最出彩的。他们以猛烈、精准的火力,打得越军闻风丧胆,为我军牢牢掌握住战场主动权做出了极大贡献。我军炮兵之所以在“两山轮战”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一个很大因素是当时我军装备了从西方引进的高技术装备——炮兵侦查雷达。

  炮兵侦察雷达通过探测敌方炮弹在空中飞行轨迹,通过电脑反推出敌方的炮兵阵地。在炮兵侦察雷达出现之前,面对敌方炮兵的袭击,只能靠有经验的侦察兵判断出对方阵地的大致位置。己方炮兵往往不能第一时间做出精确反击。有了炮兵侦察雷达,就能瞬间精确计算出敌炮兵武器(主要是迫击炮)的阵地位置以遂行反炮兵作战。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尚处于“蜜月期”。我军得以进口一些当时西方的高科技武器,其中就包括英国桑恩电子公司于上个世纪80年代新研制出"辛伯林"雷达。

  "辛伯林"的主要特点是:重量轻,包括电源车在内全重390千克;定位和校射精度高;战术机动性高;可靠性高;操作和维护简单;备有机内自检设备;备有训练用的机内目标模拟器;作战准备时间短。"辛伯林"雷达探测距离500~20千米,定位精度40米(侦察迫击炮),反应时间12秒,是一种性能相当出色的炮兵侦察雷达。

  "辛伯林"雷达刚刚列装,就赶上了第一场"大考"——英阿马岛战争。1982年5月中旬,英阿马岛之战已经进入了尾声阶段,登上马岛的英军皇家轻装甲营使用两部"辛伯林"迫击炮定位雷达和拥有8门81毫米迫击炮的炮兵连协同作战,准确地摧毁了阿军在达尔文港周边山头上的105毫米和155毫米榴弹炮的发射阵地,而且是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发起攻击的。

  "辛伯林"雷达通过准确地锁定阿军榴弹炮发射的弹丸的飞行轨迹,反推出了阿军在港口外5千米处的炮兵阵地。英军的81毫米迫击炮群在夜暗中急速射只用了5分钟就结束了战斗。按理说,英军装备的81毫米迫击炮,无论口径、射程、威力都远远无法与阿军的105和155毫米榴弹炮相比,但在炮兵侦察雷达这个"战力倍增器"的支持下,英军却以小胜大,用口径较小的迫击炮击败了大口径的榴弹炮。


  鉴于"辛伯林"炮兵侦察雷达的出色性能和在实战中的突出表现,为了提高我军炮兵作战能力,1984年,我国从瑞典和英国各进口了2台"辛伯林"炮兵侦察雷达。解放军总参谋部兵种部炮兵局决定将其中一台配属到中越边境地区,参加两山轮战,用于侦察越军方面炮位。

  "辛伯林"炮兵侦察雷达部署到前线后,表现非常出色,实战表明,"辛伯林"雷达对81毫米迫击炮的探测距离可达10千米,对120毫米迫击炮的探测距离可达14千米。通过探测敌迫击炮的弹道并进行解算,就可以精确判断出敌军迫击炮阵地的位置,从而引导我军火炮进行反击,打得越军很是狼狈。

  越军在大口径榴弹炮方面被我军完全压制,其迫击炮兵本来伴随步兵活动,能发挥机动灵活的优势,现在也被我军完全压制。这使得越军在两山前线基本失去了炮兵火力的支持,处于绝对劣势。

  "辛伯林"雷达完全压制了敌军迫击炮兵的活动,成了越军的眼中钉,但越军并没有针对"辛伯林"雷达展开袭击活动。"辛伯林"雷达被袭,源自一个意外。


  1984年6月,越军为了夺回老山战区的战场主动权,策划了所谓的"84-MB-北光"计划,企图以加强师规模的兵力再度抢占老山等边境骑线点,在越军的大规模反扑前后,越军特工队很是活跃,经常潜入我境执行破坏、袭扰任务,袭击军事目标、绑架边民,"辛柏林"雷达被袭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1984年7月4日晚23时许,越军821特工团406营7连一个排从1134高程点两侧垭口潜入我境,尔后以逐点观察、逐点推进的方式,于5日拂晓行进至预定集结地——白石岩山洞潜伏。

  5日敌对白石岩地区诸阵地进行了一昼夜的抵近观察。6日0时30分左右,除留一个组在白石岩山洞担任警戒和接应任务,余敌编成4个小组秘密接近目标区,分别以一个组袭击我160迫击炮阵地和陆军第41师第122团9连3排。另二组从左右翼偷袭我昆明军区(后并入成都军区)炮兵仪器侦察营的"辛柏林"雷达阵地。

  2时30分,敌同时开火,2时40分行动结束,我亡10人,伤49人,敌亡1人,伤10人。敌完成偷袭后,各袭击组沿原路线撤退至白石岩山洞,对伤亡人员稍做处理后,于当日6时前按原渗透路线撤至境外。


  事后查明,由于战场管理不严,事发当晚,换岗的哨兵叫醒该上岗的战士后就去睡觉了,但该上岗的战士答应一声又睡过去了,这是敌特工队可以顺利溜进来的重要原因,究其原因,是我军勤务科目训练出现了纰漏。

  然而偷袭"辛伯林"雷达的越南特工并非为此而来,经事后我军侦听敌台通报,越军只表示"摧毁了我军一个通讯台",越军自己并不知道他们袭击的是宝贵的"辛伯林"炮兵侦察雷达。

  幸运的是,事后检查,敌人对雷达的破坏并不彻底,显然是不知道要害在何处,经修理后,这台雷达又继续投入了作战。

  此后,越军还是无法克制我军炮兵压倒性的火力优势,在随后的7·12越军大反扑中敌人就吃尽了中国炮兵的亏,死伤数千人。直到这场战争落幕,越军也只有少量苏制"冰雹"火箭增程弹因射程较远能够成一定威胁,无力改变其在炮战中被动挨打的局面。

  

  据使用"辛伯林"炮兵侦察雷达的老兵回忆:"英国这种雷达天线不用转动,扫描范围囊括整个老山越方正面地区。它不看越南人也不看越军阵地,专门琢磨天上飞过来的越南炮弹。

  大家知道炮弹是不会拐弯的,都有一条固定的弹道,只要越南炮弹出膛,我军的雷达就开始追踪它的飞行轨迹,得到三个点,加上风向影响,就可以准确计算出它的弹道,雷达联机的计算机里面,预先储存了中越双方战场的地形图,只要弹道计算出来,马上就可以接着算出越军火炮的位置,位置精度正负10米。甚至可以根据其弹道推断出越军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火炮"。

  往往越军的炮兵刚刚打出一炮,我军炮兵的反击就如雨点般钉着越军炮兵阵地砸过去,一通炮过后,越军炮兵阵地就彻底哑火了。此后,越军炮兵越来越不敢轻易开炮。我军原本火炮数量、质量和炮兵训练水平就占据优势,这样一来,更是彻底确立了我军在老山前线的火力优势。

  这次越南特工给我军带来了极大的损失,辛柏林雷达遇袭事件引起了上级的密切关注。为了来打击越南特工的嚣张气焰,上级决定抽调野战军军师团侦察分队组成侦察大队,来到了前线参战,长达五年的老山地区对越侦察作战就此揭开了序幕。

  辛柏林雷达遇袭事件,就是15个侦察大队老山轮战的起源。


  长期以来,解放军都习惯于在物资缺乏的情况下作战,并为此曾付出极大代价。不过,到1984年对越“老山、者阴山”作战时,情况终于发生了逆转。解放军终于 “大手大脚”了一把。

  1984年7月12日的老山防御战斗,即著名的 “松毛岭大战”(我军战史称为“船头地区防御作战”),我军在一日之内就消耗各种弹药1261.11吨。正是凭这样的强大火力和物资消耗,解放军在建国后少有的奢侈了一把,一仗击毙越军3000余人,让越军吞下惨败的苦果。

  但是前方战士取得的辉煌大捷不能忘了幕后英雄的默默付出,这就是昆明军区的后勤第22分部。

  1983年12月28日,昆明军区后勤第22分部接到了保障“两山”作战的预先号令,遂立即着手准备各项保障事宜。该分部所属45个独立连以上单位分布甚广,从战役纵深后方的宣威、昆明、楚雄、祥云等地,到“两山”地区,远的近千公里,战线拉得很长。

  虽然自1979年以来便一直身处战区,但22分部多数单位均未达到满编状态。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既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一线作战急需,又要完成好本区域内的各项日常保障工作,困难不是一般地大。


  困难虽不少,但却难不倒经受过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考验的后勤第22分部。在1983年底至1984年底的一年时间里,第22分部组派到一线的部(分)队有:汽车第22、51团,第58、69、72医院的野战医疗所(共4个,400张床位),军马防治所2个防治队,第79医院医疗队,雷达、军械、汽车和医疗器械修理组各1个,干粮加工分队1个,分部通信连150瓦电台1部,警卫班7个,共14个建制单位2300余人;抽调到一线去的业务技术骨干62人;还组织了7个所属后勤部(分)队进行轮换。

  这些单位所面临的首个任务,就是保障参战部队的开进与轮换。

  后勤第22分部保障区域内通往“两山”方向的道路,除一条米轨铁路外,主要有昆明——开远——文山,宣威——曲靖——邱北——文山两条公路,距离在500至1000公里之间。这样的交通状态,使得参战部队途中的加油、修理、卫勤、换乘和输送需求大大增加。


  工兵部队排除万难急造通往战区的运输通道

  

  为保障参战部队通过,后勤第22分部除既有的清华洞、楚雄、关上、天生桥四个加油站外,还先后五次在昆阳、土桥、以且、曲靖等地开设临时加油站。

  除部队自己的保障力量外,第22分部还联系地方加大拥军力度。在军地的统一协调下,沿途地方政府积极组织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群众为部队烧茶送水,准备日用百货。地方交通、监理部门在部队途经的重要城镇、集市协助调整车辆,维持秩序。地方公安部门积极协助部队沿途实施警戒。

  当了解到部队蔬菜供应紧张时,后勤第22分部从四川调来五千多公斤榨菜供应参战部队,同时举办了一期烹调技术培训班,为参战部队培训炊事技术骨干67名。该部派出的干粮加工分队,在一年时间里制作了2万余公斤干粮,供部队开进途中食用,还为部队解决超支粮83819斤,黄豆18000斤,解决了部队急需。

  据统计,在一年时间里,后勤第22分部完成了2个军直、4个步兵师师直、1个地炮师、16个步兵团、1个工兵团、5个侦察大队共5万余参战部队的机动保障任务。


  现代战争的物资消耗是惊人的。事实上在“松毛岭大战”中越军动用的兵力、兵器都超过了解放军。越军动用总兵力为34个步兵营,解放军总兵力仅为18个步兵营。越军动用大口径火炮180余门,解放军仅为174门。而越军的单兵战术素养也不弱于解放军。但越军却遭遇惨败。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仗越军就是输在后勤保障上。1984年7月12日此战,在上午的时候,越军尚火力充足,但到了下午弹药已经严重匮乏,大口径火炮已无力支援其步兵作战,只能眼睁睁看着6个步兵团的精锐之士被我猛烈炮火一批一批的收割。

  众所周知,松毛岭大战,解放军炮兵战前准备了2.5个基数的炮弹,没想到一个上午全部打完。但在战斗的同时组织数百辆汽车进行抢运,车辆来往川流不息,前方炮弹始终保持堆积如山。这种保障力度根本不是一个区区越南能够抗衡的。

  

  而保证弹药充足,后勤人员功不可没。据统计,从1983年12月28日至1984年12月31日,后勤第22分部所属单位中,有7个军械库、3个油料库、3个军需库、2个综合库、1个药材库、1个车材库、1个物资站和1个转运站,1个管线队担负了战役二线物资的收发中转任务。

  共计收发、中转各类作战物资40余万吨。其中收发弹药32286吨,转运弹药4万余吨,火炮300余门,收发武器、器材、零备件132万2700余支(挺、门、具、件);收发输送各种油料81065吨,其中管线输油26460吨;收发补充各种军需物资2526万余件(套);收发各种汽车1100余辆;收发补充营房物资器材价值10万余元,以及一批其他物资。

  

  枯燥的数字并不能完全反映后勤指战员们的工作量。以宣威弹药库为例,该库位于乌蒙山区,距距中越边境各要点600至700公里,属于战役纵深内的弹药储备仓库。

  该仓库在1984年“两山”作战期间,收发弹药91次,47个品种共计11487吨,日均吞吐量为100至200吨,最高达300吨。同时,翻堆倒垛11个品种共3560吨;弹药技术检查31个品种、378个批次共633381发,合计183吨;修理弹药2064发;仓库整修6419平方米。整个物资收发做到了安全、及时、准确。

  而位于昆明东南方向50余公里处的宜良弹药库,距中越边境各要点430至600公里。是弹药储备、中转库。平时年均收发中转200次,年吞吐量约3000吨。1984年,该库收发中转436次,12200多吨,相当于平时4年的工作量。收发量最多的一次,一个晚上就发运了800吨弹药。

  由于库容量不算大,有时候前线物资要得急,因此不仅军械仓库,其他仓库也经常出现“今天收,明天发”,甚至“边收边发”的现象,无形之中增加了工作量和劳动强度。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时代限制,1984年时的后勤第22分部所属各仓库的机械化作业比重仅占14.5%。宣威弹药库于当年组建了1个机械化作业班,配备电瓶车、叉车、拖车各两台,还成为后勤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成果。而这种机械化作业班,在当时属凤毛麟角,绝大多数物资的收发、堆垛和整理,仍是靠指战员们的双手和肩膀完成的。劳动强度之大可想而知。

  在外人眼里,仓库只负责收发、保管物资。但实际上,南疆气候闷热潮湿,库存物资器材容易生锈、霉变。加之库存军械上存在着生产年代不一、质量参差不齐、存放时间长等问题,因此做好技术保障,保证物资出库质量,并不仅仅是一句收发好、保管好,而是倾注了后勤人员无数的劳动和心血。

  据统计,后勤第22分部组织了枪械、火炮、雷达修理小组,深入到前沿阵地抢修战损火炮、轻武器、雷达、指挥仪、发电机等。共计检修各种武器5320支(挺、门),检修雷达、指挥仪、发电机147台(部),改制弹药引信15000个。

  战中配属一线分部的修理分队到阵地抢修各种火炮498门,抢修轻武器20支(挺),雷达45部次,指挥仪8部次,发电机44部次。并为换防轮战部队修理各种火炮195门。在战前就用了152天时间,完成了56个团以上单位的弹药检查工作,保证各单位武器完好率达100%。

  与前线浴血奋战的战士相比,他们没有光环,但一样是英雄!


  1984年4月28日至5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部队发起对越自卫拔点还击作战,胜利收复云南边境中国领土老山地区。

  作战中共歼灭越军营长以下1898人,其中俘敌12人,击毁各种火炮78门、坦克4辆,缴获各种火炮13门、高射机枪6挺、重机枪8挺、轻机枪15挺、冲锋枪77支及军用物资一批,摧毁敌营房、油库、兵器、弹药库等军事设施61座(个),严惩了侵略者。

  老山地区是重要的边境骑线点,具有典型的亚热带山岳丛林地特征,海拔在1000-1400余米,正面宽约12公里。该地区群山连绵,峰险坡陡,幽谷深邃,云雾缭绕,到处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和高大竹木,荆棘刺藤稠如蛛网,葛蔓交织茅草没人,溪流纵横道窄路少,雨多雾大终年潮湿,昼热夜凉毒虫肆虐,自然环境非常恶劣。当地人流传有“猴子难上老山顶,山羊难攀老山岩”的说法,是对老山之险的形象化描述。

  

  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作战,军队只能沿边境一线的制高点配置,远离后方补给基地。收复老山地区之后,阵地进一步延伸,运输路线大大加长。

  由于山高林密,道路稀少,大多数地段不能通车,后勤补给主要通过骡马运输。还有不少地区甚至连骡马也不能通行,前送后运只能依靠人力,对运输人员的需求和依赖非常大。

  收复老山地区的任务由解放军昆明军区第14军40师执行,决定以步兵118团、步兵119团担任第一梯队,同时攻歼老山主峰和662.6高地之敌;以步兵122团为预备队;以步兵120团7个连和步兵118团1个连组成军工队,担任前运后送的保障任务。

  

  老山收复作战打响后,军工队指战员不畏山高、坡陡、雾大、路滑和越军炮火袭击的危险,往前抢运弹药,往后运送烈士和伤员,同一线部队一起在死亡线上冲锋陷阵。军工队在崎岖泥泞的山路上前运后送,即使平时往返一次也需要9个小时,而他们竟在一昼夜内负重往返四、五次,尽管疲惫不堪,却坚持不下火线。

  配属118团1营担负保障任务的120团3连,从4月27日晚到5月2日晨这段时间里,平均每天要在全长约15公里、坡度达70度的山路上奔波往返,5昼夜没睡过一次整觉,3天3夜没吃上一顿热食,流血牺牲无时不在,显示了极为顽强的意志作风。

  

  4月28日早晨,我穿插部队遭到越军炮火袭击,军工队也伤亡重大。但他们不畏牺牲,迎着枪林弹雨履行着自己的使命。为掩护伤员,战士罗定敷扑在战友身上保护,自己却中弹牺牲。

  为抢运重伤的一名连指导员,军工队先后有16人负伤,1人献出了生命。为保护弹药,班长周学明扑在弹药箱上,自己的左臂则被炸断。在整个作战期间,120团3连先后为穿插部队运送弹药、物资24吨,运下伤员和烈士194名,出色地完成了跟进保障任务。

  

  收复老山诸阵地后,第14军40师首长发现阵地上的伤员太多,运下来一个伤员往往需要一个班的人力和8、9个小时,导致前沿兵力非常紧张。

  于是作出指示:为了保证前沿阵地有足够的兵力投入战斗,要优先抢救重伤员。同时联系天保当地农场组织1500余名职工,麻栗坡县组织1500余名群众,共计3000余人开上老山参战支前,争分夺秒将全部伤员抢运下前沿阵地,终于使他们得到了及时救治。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老山收复作战的胜利,担负后勤保障任务的军工民工做出了重大贡献,用自己的英勇无畏和流血牺牲赢得了全军指战员的高度赞誉,不愧为辉映时代的“老山骆驼”。



  

  1984年4月28日收复老山战斗打响,麻栗坡县各族人民积极支前参战,民兵连、民工连、民马连迅速开赴老山前线,在那炮声隆隆,硝烟弥漫,人背马驮,血汗交织的军工路上展现了支前参战的风采。

  收复老山后,部队阵地分散,前送后运点多面广,军工任务十分繁重。加之收复老山初期,老山脚下仅有一条麻船(麻栗坡至船头)公路,通向所有阵地都是崎岖山路,所有军需物资全是靠人背人扛和骡马驮运。尤其是向老山主峰一带阵地运送物资、从阵地上运回伤员或烈士那是最为艰难的。

  老山主峰海拔1422.2米,山脚下的船头海拔107米,比高相差1315.2米,海拔高差较大,山体陡峭,接近主峰坡度达六七十度,上下都是沿着14军40师官兵收复老山时踩出的小毛路和战斗间隙抢修的台梯而通行。那台梯是部队官兵们用一根根竹木条、竹木桩挡土修筑的,有的梯台高达七八十公分,有的甚至将近一米,上去一步吃力,下来一步费劲,那才是真正的上、下两难。


  支前民兵运送物资上去,要抓着边上的竹木或是草丛,一步一台悠悠上行。有的是用一只手撑着膝盖上,有的是用膝盖跪着上。将物资背着走还好些,双手可以抓扶附着物上,要是用肩扛,一手抓扶肩上的物资,只有一手抓扶地上的附着物,上行十分吃力,那才是所谓的上坡脚杆酸。

  运送弹药、食物的骡马上不去,就前拉后推,甚至将驮子卸下来让骡马上去后再抬驮子给骡马驮运,要么就将卸下来的驮子扛在肩上,送到前沿阵地。在有的阵地上运送伤员遇着爬坡时,抬在前面的有时就是双膝跪在地上运送,两个膝盖被划破而留下血痕。加之老山主峰、松毛岭(662.6高地)、那拉口一带都是越军不分昼夜炮击的重点,严密封锁我军这一带阵地的每一条通道,这对支前民兵来说是一个血与泪、生与死的挑战和考验。

  他们在运送过程中,要么遭到越军长时间炮击,要么经过尚未排完地雷的雷场,要么经过越军轻、重机枪火力封锁的地带,要么穿过越军射击精确度最高的狙击步枪时刻射击的生死线。虽然在夜间月光下运送物资、伤员或烈士步履艰难,但是相比白天较为安全一些,白天运送那就是完全在暴露目标的条件下进行,每时每刻都有遭到越军炮击和偷袭的可能,每时每刻都意味着流血和牺牲,前送后运之艰辛。


  前沿阵地部队官兵是白天作战,夜间抢修防御工事。支前民兵除了运送弹药、食物外,还要运送用于修筑工事的材料,有的是用松树加工成15X20公分,3米或4米长,都是100多斤重的方木;有的是修筑工事特制1.6米或2米或3米长,约60公分宽的曲型钢架;有的是用于修筑工事百斤装打包50条一捆的麻袋和100条一捆的编织袋。

  他们向前沿阵地运送这些物资完全是人背人扛,并且也是在夜间秘密行动,要么在夜幕降临后,要么在黎明前。前半夜有月亮就前半夜运,后半夜有月亮就后半夜送。部队侦察分队只要夜间行动,都能知晓他们的踪影,都能听到骡马行走的马蹄声。他们运送物资,一般以连、排为单位出动较多,在夜间运送过程中,虽然前后都安排持枪人员护卫,但是人人都在裤腰带上挂着4枚手榴弹,以防途中遭遇越军特工伏击。

  由于他们是夜间向阵地运送物资,在1984年9月的一个晚上,我夜间行动的师侦察连小分队在途中与麻栗坡县马街区支前民兵相遇,得知他们是向662.6高地运送物资的支前民兵时,侦察兵有趣地说:“大家都是夜猫子。”阵地上的部队官兵用着他们爬山涉水,而且是夜间运送,粘有鲜血和汗水的那些修筑工事的物资时,也感动得热泪盈眶,把他们称赞为“坚强的后盾”。


  不过,支前民兵运送物资到阵地后是不能长时间滞留在阵地上的,把物资清点交给部队后必须立即撤出阵地,有时在返回途中月亮落山了,就在那山间的小道上慢慢爬行,回到驻地帐篷里已是四肢软得无力。

  有的时候运送物资到阵地,返回时还需要运回伤员或烈士,那更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全身筋疲力尽。由于部队急需,一个晚上向阵地运送物资两三次是常有的事,风里来,雨里去。有的肩上肉皮磨破也不叫痛,鲜血浸透了衣服也不叫疼,也没有一个人喊一声苦,没有一个人说一声累。

  从阵地上用担架运送1名伤员或烈士,一般需要8至10个人。由于山高路陡,运送伤员下山时,行进中要等抬在后面的人先蹲下,在前面抬的人才能慢慢往下行一步,要么就是前面的用双手把担架举过头,后面的弯腰爬行才能保证伤员平稳与安全运送,在那坎坷的山路上,下行每一步那才是所说的下坡脚杆软。

  时间就是生命。为使伤员得到及时抢救,有时担架不够用,支前民兵二话不说,背着伤员就走。不管白天黑夜,哪怕是羊肠小道,泥滑路烂,一个接一个换着背,自觉展开生命救援接力,与时间赛跑,与死神抗争。



  只要路况稍好一点,背着、抬着都是小跑步,再苦再累也忍受饥渴,不停一分一秒,火速运送,直至把伤员送到转运点的应急医疗车上或是救护所手术台上。在运送伤员途中,上坡下坎,颠颠簸簸,困难重重。为了伤员不再受到第二次伤害,他们除了给予伤员精神上的鼓励和安慰,还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伤员塞垫舒适,尽量减轻伤员的疼痛。他们把部队官兵视为亲人,把运送伤员或烈士视为己任,同医护人员抢救伤员一样,毫不犹豫,争分夺秒,使尽全力,不把受伤官兵的生命从死神里夺回来誓不罢休。

  在1984年10月25日,马街区的支前民兵运送2名伤员到慢棍32师战地医疗所救治,麻栗坡籍的老军医青流星接诊,顺口就用毛 说的那句名言赞誉他们“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 由于支前民兵一切为了军需,一切为了伤员或烈士,吃苦耐劳,勇挑重担,部队官兵深有感触地称赞他们是一支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送得上、救得下、拖不垮的战斗队。

  

  老山地区气候炎热,在船头一带夏季气温高达40几度,那熏烤的热浪真让人难受,白天夜晚汗流浃背。支前民兵同部队官兵一样,个个把裤脚卷曲起来,有的赤臂,有的只穿着背心,承受着那高温炎热的气候。尽管自然环境恶劣,他们克服一切困难,顶着烈日送,冒着风雨行。有的衣服被汗水染得发白,有的衣服被磨破照样背、照样扛,有的穿着裹满了泥巴的胶鞋、塑料凉鞋,还有的因家庭贫困,穿着用绳索串联“耳朵”的被人们称之为“6个耳子”的黑色胶草鞋,白天黑夜依然出生入死,坚守奋战。

  运送间隙,在驻地帐篷里休整恢复体力,整理好担架,备好特制送水胶袋和自己饮用水壶里的水,做好运送物资,接送伤员或烈士的准备,整装待发。他们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只要接到部队命令,哪怕是雷电交加,大雨淋漓,从不讨价还价,立即行动;哪怕是夜间伸手不见五指,也从不讲条件,随叫随到;哪怕前方枪声炮声不断,都是勇敢地向指定的运送地点冲去,按时完成任务。没有被那战争的惨烈场景所吓倒;没有被那繁重的前送后运任务所压垮;没有因“三伏天”的炎热气候而退缩。

  他们运送物资、伤员或烈士争先恐后,不顾越军炮击,不顾路途遥远,不顾山高坡陡,巍然在前线那炮火连天,艰难险阻的军工路上释放着不怕千般苦、不怕万般难的军工豪情;感受着支前光荣,参战自豪的喜悦;展现着无私无畏、乐于奉献的战斗精神,为老山对越防御作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上个世纪吧十年代我国和越南爆发了强烈两山冲突,但是到了今天,纵然很多人都知道我国在那场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是对于那场战争的种种细节却一点都不了解,也不知道当年我们在取得胜利的背后藏着多少人的血泪。

  在战争开始之前,除了在前线奋勇杀敌的战士之外,还需要后勤的支援,在当年,在中越边境线上生活的中国人民,就在这场战争中充当起了强有力的后援角色,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的支援,我们才能取得这场战争的巨大胜利。

  民兵刘孝辉

  

  当年的刘孝辉正是当年支援战士的民兵之一,他参与到民兵当中的时候还只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年纪,但是因为表现出色,所以组织上要求他带领着一支民兵队伍进行支援老山战斗,说是民兵队伍,但是队伍中的人几乎都是临时拉过来的,他们没有文化,也没有经历过什么正规的训练,但是他们都有着一颗吃苦耐劳和保卫祖国的心。

  当时他们负责了运送伤员的任务,在运送的过程中,不仅要面临着被敌军炮弹打中的危险,还需要翻越过层层布满地雷的崎岖土地,为了让担架上的伤员能够舒服一点,他们不惜用双膝跪下的方法前进,只因为这样比较平稳,于是膝盖的磨破在所难免,磨破的膝盖实在是痛得受不了了,这个时候就换一个人上,等到了救治的地方之后,几乎所有的民兵的膝盖没有完好的了,有的人甚至是多次轮换,膝盖磨损得血肉模糊,但是他们都忍耐了下来,然后继续去投入战斗。

  

  其中麻栗坡一名女杨万乡长蒋顺英在支前中被誉为“壮乡穆桂英”,蒋顺英当时在运输物质时到前线时还经常给前线指战员唱歌鼓劲,许多参战老兵至今还记忆犹新。

  而在在麻栗坡县,对越反击战十几年,改县共有188个民兵连,近29600多名县民兵人员及4340匹骡马参与后勤,为前线战士运送弹药物资2832280余吨,救助和运输战死英雄980余名,为战争修理公路两千多公里。全县一起支前为前线提供粮食共计20万吨,燃料6.473万吨。两山轮战时期麻栗坡县在县境被战争所毁、经济还处于贫困线的状况下还捐款17.3万多元支援前线。

  壮乡穆桂英蒋顺英

  

  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给前方的战士们运送炮弹,炮弹都是一箱一箱的,而且非常重,往往在运送一趟之后肩膀都会磨破皮,这个时候他们就把衣服脱下垫着然后继续抬,有时还遇上大雨,但是他们都没有停止脚步,有一次一个民兵在大雨中昏倒了,刘孝辉让人扶他去休息一下,但是这位民兵在醒来之后,又马上回归的队伍。巨大的劳累使得他们精神无比疲惫,有时候哪怕前面就是炮弹,又或者身处大雨中,他们也能睡着,而且是脚也叫不醒的那种,因为实在太累了。

  两山”战役结束后,蒋顺英立三等战功,而麻栗坡县有12人荣立一等功;68人荣立二等功;839人荣立三等功;3970人受到各级政府和两级军区的嘉奖,有更多的县民荣获模范荣誉。

  在这些民兵战士的帮助下,我们成功地打下了老山,而那些民兵为这场战争所作出的贡献,也让前方战士们深深感动着。

  麻栗坡民族中学设立的支前茶水站

  

  麻栗坡县下金厂乡支前民兵连长刘孝辉讲述三上老山前线的经历

  1979年自卫还击作战刚开始时,刚从学校毕业的刘孝辉就成了一名民兵,虽然那时没有直接走上一线阵地,但他家就在国境线边,每天都得参加村里民兵组织的边境巡逻,或在边境线上修筑防御阵地。

  1984年4月,刘孝辉作为麻栗坡县下金厂乡参战支前队伍的一员,以乡支前民兵连1排长的身份参加了收复老山作战和坚守防御作战(当年5月全线转入坚守防御作战),归建后,刘孝辉被破格吸收为下金厂乡的武装部专干,担负组织民兵潜伏堵卡、巡逻执勤、情报侦察、配合轮战侦察部队执行渗透侦察、捕俘等保障老山主战场安全的警卫作战任务。

  随后,他又两次被上级任命组织带领民兵到老山执行参战支前任务,先后担任支前民兵第32连副连长、第40连连长。刘孝辉在他三次支前和随后的基层武装工作生涯中,前后7次荣立战功。


  刘孝辉1984年收复老山时所在的支前民兵排,包括他这个排长在内没有一个退伍军人,没有一个党员,多数为初中以下文化,都是从小生长在边疆的普通民兵,大部分没有参加过系统的军事训练,第一次穿上65式纯棉战士作训服走进弹雨纷飞的战场;第一次感受地动山摇炮火覆盖;第一次目睹身上正在流血的烈士或伤员;诸多的第一次,紧张和恐惧在所难免,当成千上万发炮弹连续不断地在离自己最远不过300米的地方爆炸时,全部人员不知所措。

  约半小时后,位于后方的炮阵地停止了炮击,但正前方约600米宽的战线,却各种枪声响成一片,大家心里都明白,流血牺牲距自己只有一步之遥,约1个小时左右,解放军战士陆续转送来了伤员,虽然大家都惊魂未定, 1、2、3班还是迅速按指挥口令把第一批伤员放上担架立即后运,作为没有经过指挥技能和专业技术训练的民兵排长,刘孝辉有机会运送第一批伤员到前沿救护所,因为他知道离枪声越远,安全系数越高,但他没有这样做,他的说法是没有理由这样做。


  直接带领4、5班沿冲击部队开辟的通道向枪响激烈的方向靠近,当他们冲到离激烈的枪声只有200米左右时,发现一个头上裹着纱布的烈士,可两个班的民兵都不愿抬烈士,他只得命令几个年长点民兵和自己一起把烈士放上4班担架,捆绑稳妥后带头扛起第一肩,刚走出10多米,5班长喊:“排长,来伤员了”,他急忙把烈士交给4班长,又返回原处准备接运伤员,到了才知道有两名重伤员,但他们只有一副担架,与大家商量后,决定由6个人用担架抬腹部负伤的同志,5个人背腿部负伤的同志。

  前沿救护所开设在磨刀石,现在有车行道人行便道,但如果步行到老山也需要3个多小时,当时三分之二的路段属地雷密布的荒山,且多数地段为七十度左右的陡坡,根本无路可走,运送伤员过程中,为避免伤员二次负伤和增加疼痛感,走在前面的两个同志分别用肩膀扛着担架杠,后面一个同志用绑腿带拴住担架杠挂在脖子上,两手扶着担架杠,采用双膝跪地或者坐在地上得方法,前后协力,在保持担架平稳的情况下,慢慢向坡下运动,后面的同志膝盖磨破了,又交换位置,把伤员安全送到包扎所后,才发现各班负责行进中警戒的同志都多次轮换抬后位,完成后送时才发现全排找不到一个膝盖不掉皮的同志,有的被多次轮换后,膝盖流血又干,干了又磨出血,导致要用冷水浸泡才能把裤腿与膝盖分开,一趟下来,半数以上的同志裤裆被磨烂。


  虽然一天没有进食,并都不同程度受伤,各自用冷水清洗伤口时,年仅16岁的民兵战士聂应聪说:“人家外地人不要命都可以,我们破这点皮算哪样”。洗好伤口卷起裤腿,又继续执行前送后运任务,直至取得收复老山主峰群各高地作战全面胜利。

  随后,全排奉命转移至曼棍安营,担负保障坦克洞、里头寨西侧、138高地等方向的82迫击炮阵地和那拉口方向146、172、142(后改称李海欣高地)等前沿步兵阵地的坚守防御作战前送后运任务。

  那拉口,与越南河江省渭川县北部接壤。距离麻栗坡县城25公里,位于老山东侧,是老山左侧“臂膀”和重要制高点。整个地区成东西走向,向西是松毛岭各高地(含116和662.6高地)、1072高地、756高地、老山主峰群各高地和1426高地,向东是东山和““八十年代上甘岭”各高地,该地区横贯于老山(253号界)与八里河东山(270号界)之间。南面由北向南往越南那沙方向延伸,海拔最低点107米,地势相对平缓。无炮击死角,能使对方曲射火炮威力发挥到极至,越方东山和大青山两面各高地可用直射火器相互支援,形成较强正面、侧射火力网。


  战场环境植被茂密。骑线中方是橡胶林和灌木、青竹、荆藤交织的林区;越方多为竹林、灌木、蒿草和耕地。道路稀少,竹林间距15至20公分,灌木、杂草高达2米以上。最高可达20米。山高坡陡,悬崖峭壁,草深林密,毒虫肆虐,各种毒蛇、蚂蟥、小黑蚊、小黄蜂,对参战人员非战斗减员威胁较大。东西山脊相距约1.5至2公里。均为70度以上陡坡,因此,这条防线是敌方企图突破我方前沿向纵深推进和占领的主要通道。当时前线参战人员对三个方向的评价是:老山是天堂、东山是人间、那拉是地狱。

  刘孝辉所带排的任务区域,全部置于越方东山观察哨的视线范围内,每次前出执行任务,都会遭到越方小炮袭扰,尤其是上那拉口方向的各阵地,必须途经百米生死线,这一代距离越方东山观察哨直线不足300米,凭肉眼和轻武器也能有效控制这里,除随时遭到对方炮火袭击外,高射机枪、重机枪等各种轻重武器也随时向这一带进行压制射击,尤其是有人经过时,肯定有各种弹头飞来。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选择天黑后才上一线步兵阵地

  ,越方就经常派出特工伺机采取打冷枪、刺杀等方式,企图消灭军工和民工的有生力量,但在前沿阵地官兵奋不顾身英勇顽强的精神鼓舞下,全体民工把死的危险置之度外,急前线之所急,每次都能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7月12日凌晨,越方发动加强师的大规模反扑,一线步兵阵地的伤员烈士急需后运,前沿炮兵阵地弹药供不应求,刘孝辉把3名后勤人员全部补充到正规班,加强前送后运力量,天没亮,上级要求全排每人自带一坨压缩干粮,突击保障炮兵阵地,天上下着小雨,地上路滑难走,加上随时遭敌方炮火袭击,但没有一个民兵畏惧退缩,冒着炮火顶着雨水,肩扛两厢82迫击炮弹(每箱15公斤),坚持送弹药上阵地。

  第一趟下来,大家身上就分不清汗水、泥浆和雨水,往返阵地几趟后,每个人的肩膀都已磨破皮,中午,一线战斗异常激烈、保障任务更为艰巨。刘孝辉提议改绑腿带为炮弹箱背带,大家干脆把身上仅有的衣服和外裤脱下来做垫肩,光身背着弹药上阵地。

  下午,自带的饮用水早已喝完,过度劳累加饥饿,大家早已疲惫不堪,但没有人叫苦叫累,更没有人贪生怕死。都自觉坚持运送炮弹,五班战士罗永康,超负荷劳动后,捆绑弹药时突然昏倒,在雨中全身冒汗,班长报告刘孝辉后,刘孝辉命令班长带罗永康到200米外的临时包扎所休息,顺便找卫生员拿点药吃,可当刘孝辉从阵地返回时,发现罗永康和班长同样背着两厢炮弹走在队伍里。


  天黑时,全排把120箱炮弹分别送到两个炮兵阵地后,回到出发地域,才发现每个同志的肩上背上没有一块完整的肉皮,如果是正常情况下,必须安排他们到医院进行消毒治疗,但环境不允许我考虑这些,大家也不在意,还开玩笑说:没事的,隔肠子远。

  还没等刘孝辉下达原地隐蔽休息的口令,大家不约而同的躺在草丛边睡着了,虽然没有吃的,但不忍心打扰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地方是炮击安全区,刘孝辉就叫两个班长和他一起共同担任警戒并清点人数,在大家休息的片刻,我方炮弹从头顶上空呼啸而过,越方炮弹在大家周围100米左右范围狂轰滥炸,可没有人因为这些随时可能夺走自己生命炮弹而惧怕,依然光着身子在雨中呼呼大睡。

  约1个小时左右,军工给他们送来了压缩干粮,并传达上级指示,要求他们吃好后从里头寨东北侧约800米处的临时包扎所对面运送56式普通子弹和手榴弹到146高地,然后转运伤员烈士。


  明确任务后,刘孝辉迅速招呼大家起来吃干粮,可喊不醒任何人,刘孝辉也很累也不爱动,就鸣枪试图惊醒他们,但不济事,只得先把几个班长拉起来,由班长在一个一个地拖起来吃干粮。

  在没有水的情况下,根本咽不下干粮,就自己用芭蕉叶采集雨水,强行把干粮咽下肚,向大家作了简短的动员后,组织班长、副班长、共青团员召开会议,号召大家用自己的行动做出榜样,起好模范带头作用,并建议各班把极度疲劳和伤情稍重的送到医疗所休息,又对全排进行重新编组,然后再上一线步兵阵地。

  几分钟后,各班反馈的说:没有人愿意留下休息,都要求上阵地,一切准备完毕后,刘孝辉重复了大家都很熟悉的口令:“前后距离5米,按1至5班的顺序,各班自行警戒,出发”。

  大家都不知道,56式普通弹和67式木柄手榴弹都是每箱30公斤,别说是已经连续奋战10多个小时,何况体力已严重透支,就是第一次背上30公斤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下,连续行走4个小时有的人也很难坚持,可各班长还要带一支56式木把冲锋枪和几个实弹匣。


  146高地,是172、142高地等十几个高地的转运站,都属境外阵地,伤员烈士被从不同的高地转移到这里,等待民兵们接运,民兵们把后勤补给送到这里,然后各阵地派人来领取。

  百米生死线是上这些高地的必经之路,然后进入交通壕,交通壕内的泥浆一般有20-30公分深,接近高地有一段齐腰深,雨天也能散发出浓重的血腥味,如果你脚上的鞋子被套掉,恐怕捞出四五只都不是你自己那只。凌晨3点左右,民兵们把前沿步兵阵地急需的弹药送到146高地后,各阵地派来搬运弹药的战士已经汇集在这里,一名老兵(都是光身、看不出身份)不由自主地高喊:“民兵万岁”。

  把146高地的部分伤员烈士转运到包扎所后,已是13日上午,依然阴雨连绵,一线步兵阵地抗冲击与反冲击的战斗更加激烈。上级命令民兵排,继续为里头寨后山的炮兵阵地运送炮弹,此时,每个人身上的能量除了“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决心和不怕死的精神外,体力支撑自己身体都几乎很困难,但听到还有任务后,都陆续从地上爬起来,做好前送后运的准备。刘孝辉作了简短的动员后,立即又组织精疲力竭的全排战友投入搬运弹药的战斗。

到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