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战士扶起我，给我包扎。我才看清，我的腿还在，只是成了烂肉。与我同时负伤的还有步谈机员、通讯员、文书。新战士杨中武满脸血，对我哭喊：“指导员，指导员。”他不哭自己，哭我。
我又听到连长微弱的声音：给我包扎一下……
伤太多，战士们也不知给我包扎哪儿好。我准备了药片杜冷丁，吃了，我叫战士把连长抬下去，自己包扎了一条腿。
炮弹还在周围炸。这时大家只有拼杀的愿望，生死已置之于度外了。都在喊：“指导员，咋打？你说一句话！”我想调整一下部署，又一炮打来，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来，我已在四班副背上，我问：“你干什么？”他说：“我背你下去。”“这是哪？”他说：“不知道。”
我一会清醒一会昏迷。到了营救护所，我才知道，我们营大部份都没有到位，全营伤亡很大。我忍不住大声哭喊：“完了，完了！”教导员说：“你现在什么也别管，快下去吧！”
接着，我开始呕吐，这是休克前的征兆。
从营救护所再往下抬的途中，我被颠醒了，看到我连副指导员汪斌，我很吃惊：“你怎么到了这儿？”
他说他来找军工连上去抬伤员，还说了什么，我记不清了。我叫他好好组织部队，他满口答应，还给团里写了个条，大意是连队伤亡很大，连长指导员都负重伤，他们表现很好等等。
就是这个汪斌，后来被敌人俘去，并且在广播上发表讲话，说了一些迎合敌人政治需要的话，成为我们连营团师军的奇耻大辱。不管我们在这次攻克老山的战斗中有多大战果，多大牺牲都不能消除它的极恶劣影响，至今也抬不起头，翻不了身！
我认为，战争中被俘是难免的，我们不是先后也抓了越南成百上千的军人么？各级都有，提供什么情报的都有，不必把这事看得多重。
汪斌战前几个月从别的部队调来，他知识面广，能说会道，但作的不如说的好，我的他的印象总的说不坏。我至今认为，他是中途遭遇敌人被俘，不会是有意投敌。
那次我见了汪斌，继续往下走不了多远，敌炮又来了，八个抬担架的人都跑了，我动不了，眼睁睁看着炮弹炸，看着我们的人在炮火中飞。那是敌人炮火重点封锁的一条狭谷，是死亡狭谷。
我只有等死。这时反倒忘了伤痛，脑子格外冷静清醒。我想起，1979年我们攻进老街后，往在一座大楼里，敌人一个特工抱了炸药包来炸楼，刚要拉火，被我们一个游动哨兵发现，一枪击中对方要害，不然那次我们就完了。
1979年我也在三连，是进攻老街的突击班长，我们冲进敌营房时，收音机还在响，被炮火摇动着的电灯也还亮着。过后我们班在老街城里守护三天。老街相当漂亮，我们的任务就是防止敌人自己烧城，有些屋里还有人，但我们不曾无故忙惊扰价格体系一家老百姓。
一棵大树干被劈断，直直地朝我倒下，我闭上眼睛，但它只是砸在我的伤腿上。我第三次负伤，腿断了，象切豆腐，我当即昏死过去了。
事后我得知，是护送我的号兵潘贵德把我拖出来，他拖起我到另一棵树下包扎，没有救急包，他向本营一个背了很多救急包的事务员借，对方不干，说这是有数的，只能给本连的伤员用，还一再强调他得遵守纪律！
这说明，我们以往对战士纪律性教育是有片面性的。我的号兵哭了，他也哭了，但就是不给。
我终于被抬到团卫生所，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了。团卫生所长后来对我说，抬来时你的血压脉搏都没有了。
我还是活了下来，真是侥幸。
@吉祥S4 2020-06-28 08:21:07
我有个同事，一级战斗英雄，现在退休了。就是反击战六战六胜那个连队，打出军威那个连队，他叫龙常棣，估计是唯一的一个肢体健全的一级战斗英雄。
可惜我们本地都很少有人知道他，网上资料也很少。我们对于英雄，过了，就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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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常棣是湖南省桂阳县欧阳海镇人，1956年6月出生，1976年2月参军， 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后，龙常棣所在的部队入越参战。1987年转业回到桂阳，当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根据他参战经历，我判断他和本老兵均是55军的，龙常棣是164师的。
@吉祥S4 2020-06-28 08:21:07
我有个同事，一级战斗英雄，现在退休了。就是反击战六战六胜那个连队，打出军威那个连队，他叫龙常棣，估计是唯一的一个肢体健全的一级战斗英雄。
可惜我们本地都很少有人知道他，网上资料也很少。我们对于英雄，过了，就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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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雪满竹8 2020-06-28 08:53:24
龙常棣是湖南省桂阳县欧阳海镇人，1956年6月出生，1976年2月参军， 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后，龙常棣所在的部队入越参战。1987年转业回到桂阳，当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根据他参战经历，我判断他和本老兵均是55军的，龙常棣是164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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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常棣是55军164师491团一连六班长，在巴外山的战斗中带领全班掩护连队撤退，完成了任务，战后荣立一等功，没有授予一级战斗英雄。
家乡为我举行庆功火把节——金古阿格（指导员，彝族）
打完“7.12”那一仗，军区授予我英雄称号，报上也登了我的事迹，写清楚了我是云南宁蒗彝族自治县的人，县武装部、丽江军分区立刻到我家去报喜，还放了鞭炮。
我父亲金古尔石认识汉字，接过喜报一看，连忙把喜报塞回报喜人手里：莫忙，莫忙！我儿叫金古阿各，不是金古阿格！再说，他当英雄除非山鸡变凤凰！
不怪我父亲主观。我过去在家的确是个捣蛋鬼，给他添了好多乱子。
1979年我高中毕业，考大学没“眼”，成天到处跑。父亲怕我和不三不四的人伙在一起学坏，就给我找了个临时工，给邮局往各山寨送报纸。有时我十几天也不送一回，还和人家打架。次年父亲又托人送我去“考”兵，验上了，我很高兴。
当兵的通知发下来，父亲要我把亲事定下再走。我们那地方有订娃娃亲的习惯，我小时和表姐订了亲，她比我大两岁，我本不愿意，怕父亲不让我走，不敢说，由随父亲杀了猪宰了羊给表姐家送去。我想订亲又不是结婚，走了我就不认帐。谁知表姐也不愿意，还和我家的人吵了起来，说她根本不喜欢我，骂我是“野鬼”。
我当时很“牛”心想我不喜欢你可以，你怎敢不喜欢我，还骂人！我找到她家，要回骂她一顿，把猪羊肉扛回来。表姐躲了，不敢见我。父亲说算了算了，其实没“算”，送了猪羊就是“定”了。
到部队后，我开始和班长也搞不好。排长找我谈话，我说：“为啥每次评好都没有我？”后来，我考上了特等射手，拉练是全连第一，我入了团，当了班长。但在搞生产时又和指导员吵了一架，他给了我个行政警告处分，我的情绪落下去了。临打仗前，各班争尖刀班，比谁训练好、体力好、团结好、纪律好……连里决定我们班当尖刀，我的情绪又起来了。
收复老山的战斗结束后，连里叫我代三排长，很不巧，关键时刻我病了，两条腿肿得又亮又粗，还流黄水，腿打不了弯，裤子也脱不下，连长指导员强迫我去住院，送我下山，把好吃的放在我担架上，我是一路哭着走的。
在医院，我听说连队打了一场大仗，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疯狂反扑，光8班就毙敌50多名。我病未全好，但再住不下去了，坚决要求出院回连。大家见了我高兴得一个个抱住转圈。
7月12日，敌向我老山地区大规模反扑，团命令我连增援7连，到达后，连又命我带一个排增援7连2排阵地。中途，我们遇到敌人各种火器拼命拦阻射击，我排8个同志负伤倒下了。7班又走错了方向，只我带了八个人上来。这时，二排阵地到处是浓烟弹坑。堑壕被炸成一段一段的，他们排伤亡很大，只剩下五个战斗员了。排长王尚荣见我们上来了，紧紧握住我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2排阵地前七八十米处是169高地，敌人刚从我们手里夺去的。这高地控制着通向我方防线几道山梁，敌人多次想从这里突破，付出过很大代价，只这次它终于得手了，猖狂得在那上面又敲打又喊叫：“中国兵完蛋了，投投降吧！”
团里命令我连必须迅速夺回169，我向连长指导员要求：“我带我排剩下的六个同志打头阵，打不下169我不回来！”
我在阵地上掏通一个洞观察169，看清了敌人穿的马裤，正在加修工事，压子弹。
连长指导员又交给我几个人，说这十二个人交给你了，怎么打你决定。我说行！
下午5时，我们强大炮群开始向169袭击，正当炮弹呼呼从我们头上飞过，轰轰在敌阵地上爆炸时，我们已前进到离敌前沿30米处，清楚地看到敌人在我炮火下鼠窜嚎叫。炮火一停，我们只用几秒钟就冲上了高地。敌人作梦也没想到我们来得这么快，一团团抱头往石缝、堑壕里钻。我们端起冲锋枪猛扫，边打边冲，仅用五分钟，我们夺回了169高地，击溃敌一个加强连，毙敌45名。
后来我听说，这天指挥全线抗击越军大反扑的一位师首长，听到我们夺回了169，掐熄了他连续抽了一天的最后一根烟，跳起来喊：“投入预备队，全线出击！”
（这位指挥员对笔者说：“敌人丢了169，暴露出它后劲不大了，我下子放心了……并说：“金古阿格，真是好样的！”）
7．12！这是我们师光辉的节日，它叫敌人在我们阵地前留下了几千具尸体，至今我们师无论上下，提起它都眉飞色舞的。
回头再说我父亲，他嘴上说：“我高矮不信！”但对我叔说：“八成是那小子！龟儿犟，从小屁股打烂了也不叫一声，你去打听打听！”
我叔跑到县武装部翻名册，全县参加的只有一个金古阿格。我叔还带回一份报纸，对我父亲说：“看，这上写的是翱翔在老山之巅的凉山雄鹰，是他，没错！亲戚们开始牵线地来我家道贺了。我父亲说：“莫忙哆，是不是，只有等和他本人照了面才算巴实。”
1984年底，我回去了。我的乡亲、母校老师和同学，排了两公里的长队，敲锣打鼓迎接我，地方领导还早早把我父母接了来，给我，也给我父母带红花，感动得我父母直掉泪。县委书记县长还讲了话，说我为家乡争了光，为我们彝族争了光，奖励了我父母五百元钱。
晚上，又在我家所在的战河区坝子上为我举行庆功联欢火把节。我们家乡一年一度的火把节早在阴历五月二十四日举行过了，专为庆贺一人一家的喜事另举行火把节，这在过去是没有的。
远近来了几千人，当然这就不都是我家的亲戚朋友了，彝族居多，也有汉族，机关干部，学生……乡亲们抬来了甜米酒，拉来了羊，烧起大火，者沱沱肉下酒。一坝子燎眼的火把，一坝子欢歌狂舞的人群，闹了几个晚上！
表姐没来，我姑也没来。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她们家，故意装腔拿调问我表姐，别人都为我贺喜庆功，你为啥不来？表姐低着头不敢看我，我姑先也愣了，后来过来劝解，说她女儿过去不懂事，求我谅解。我大笑，对表姐说：“表姐，我是来谢你的哩！”她抬起头，似信不信。
我又说：“我在部队当英雄，半靠你呐！部队有规矩，当英雄，不光要看打仗，还得是没有违法乱纪行为的。你想，我如真和你订了婚，那可就违犯了婚姻法，那上边规定表姊妹是近亲……”表姐跳起，拉着我的手说：“金古阿各，你现在长大了，懂事了。这规矩我早知道，怕和两家人说不通，只好说我不喜欢你，还说你是头‘野牛’。”
跟着，表姐，我姑来到我家贺喜，还带来了一个小伙子，是运输站一个会计，我已听说表姐和这会计好，就叫了他一声姐夫，表姐好高兴！他们给我家送来了羊子，鸡和酒作贺礼，其实也算退还了“彩礼”！
但还是出了一个事，第二天火把节上，我姑喝醉了，又闹着要把她小女许配我。她小女才十一岁。我父亲这时“开通”了，说“这不行，不合法”。姑妈说：“不是不合法，是你儿子出了大名，你门第高了，我攀不上了。”
归队前，父亲再次叮咛我：“记住乡亲们的厚望，可不要让几晚上的米酒灌迷糊了。牛皮鼓经不经得起敲打，要过三伏三冬才知道！“临离家，父亲把我抱住了，久久不放，我们两父子还从来没有这么亲热过。
今晚我们举行婚礼——杨正宏（伤残战士、新郎）
（来到收复老山的英雄团队，刚落座，政委就说，可惜你们来晚了，打老山时的战士，走了几批，明天是最后一批了。我当即提议，我们今天就开一个老兵离队前的座谈会如何？政委说，他们今天都忙着在车场交运行李，如本人不在场，怕把行李搞错。我实在不愿和这批大多是有战功、部队想留又留不住的老兵失之交臂，决定到车场去看看他们，找他们交谈几句。在车场，最先见到就是这位杨正宏。
他的连长先介绍，他是二等功臣，二等甲级残废，战场上一直跟着已牺牲的全国著名战斗英雄，副连长张大权，在给各攻击点传达命令时，多少次往返于敌密集火力下……
正说着，杨正宏远远地走过来了，一看就是一个乐观灵活，很有风度的小伙子。待他在我面前站定，我禁不住在暗中一声惊呼。他的鼻孔窄陷，色泽有些黑黄，一只眼睛上贴一块胶布，——后来他揭下了——那只眼球显大、浑浊、下斜。这副面目比之于他的潇洒身段，不能不使人惋惜！
我首先想到，这个昔日的漂亮小伙今后找对象麻烦了！
车场的阳光烤人。连长问明白杨正宏的行李已交运完，便邀请我们去他的连队坐坐，又对小杨说：“几位首长从军区来，专为参加你今晚的婚礼！”
杨正宏高兴得直搓手：“欢迎，欢迎！”
余连长告诉我们，他的未婚妻是他家乡人，来接他。但全连离队和留队的同志一致要求，一定要给他们热热闹闹办个婚礼。
同来的一个年轻干事消声问我：“你猜，会是个什么样的姑娘？”我没有回答。事后他自己回答了：“我原以为是个黑瘦矮小、一头黄发、嫁一个正常人很困难的女娃子。”
我虽没作过这番猜想，但当见到杨正宏的新娘时，惊异之情丝毫不亚于我的年轻朋友。说实在话，昆明街上走过这样一位姑娘，也是会引人注目的！
很多战士在忙乎张贴大红喜字，我们则在新人的洞房内采访他们的恋爱经过。
可惜，那位姑娘怕羞，很少说话。）
我负伤后，五天后才恢复知觉，已经住在昆明的医院里，后来又到西安、上海整容。
1986年8月，我回了一趟家——云南蒙自芷村乡。我知道自己丑，怕见人，在村外林子里等到夜黑才进村的。
父母见到我的样子很伤心，想哭又不敢哭，怕我多心。其实他们那个样子还不如哭出来我心里轻松些！
我四弟兄，两姊妹，父亲是个风湿残废人，我是老大，家里指望我当顶梁柱，哪能不伤心？
我安慰他们：我不过变了点相，手脚还是好的。其实我背部还有几处伤，天阴闷热时有点疼。
她叫李丽琴，我们从小在一块，小学中学是同学。我当兵后，她先给我写的信，我也给她回过信，说的都是一般的话。她说家乡生活好了，我就说我们连队的光荣历史，我对她有好感，但没有往那方面想，因为她家富，她父亲是乡长，不可能……
(我们问李丽琴：“你先给小杨来信是为什么？”)
她答：“问他呀！”
问：“你给小杨写信有那方面的意思么？”
（答：“没有。小时候我喜欢和他一起玩。他父母不会写字，而我想，他一定想知道家乡情况，就经常给他写信。）
我负伤住院时，又收到她的来信。她是在我家要到的地址。信上只说，全村人都关心我，要我好好养伤，最后说，全村还只你一个功臣，我向你敬礼。
（我问：“小李，你这时候有点什么意思了吧？“她笑而不答。）
我到家后，最怕的是见她。我想过，我没在信上给她说我安了假鼻子假眼，原来我就觉得自己配不上人家，现在就更配不上了，她也从来没表示过啥，有什么必要说那些呢？
她来了，我戴了口罩、墨镜见她，很客气也很冷谈地对她说：“谢谢你的关心，以后你不要来了，我不愿意见别人，因为我太丑了，连我自己都害怕照镜子。”
她又来了，是串通了我妹妹在我睡觉时来的，到过我的床前，妹妹说，她是哭着走的。我听了很火，骂了我妹妹，也骂了她。后来，她叫我妹妹拿来了她的日记，那上边写着：“他自己说他很丑，我觉得，他还象过去那么漂亮，甚至比过去还漂亮。
（我问：“李丽琴，是这样写的么？“）
她大大方方地回答：“是这样写的。我真的不认为他变丑了。”
问：“为什么你觉得他更漂亮了？”
（答：“不知道。”）
日记里还说，可惜他不如过去活泼了！
我怎么能活泼得起来？我也不因看到她的日记高兴。我决定，假装什么也没看见，而且从此躲开她，远远地躲开。
假期还长，我想出去走走。那天清早我在乡场上等去蒙自的车，她也来了。上了车，她对我说：“你给我买张票”。我问：“你去哪？”她说：“你去哪我去哪。”
我心里咚咚跳。我知道我长期梦想的，盼望的，但又认为是不可能得到的幸福已来到眼前。
在部队几年，我心里时刻有她的影子，受表扬受批评时我想到她，看到一对对亲热的情侣想到她，看到人家两口子打架也想到她，我总把她和我的未来连在一起，又明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正因为不可能才叫我老是想，而且想得厉害，想得有滋味的。大概这就叫幻想，叫做追求吧！
但这个时候我很冷静。自从看了她的日记后，我就细细思量过了，我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伤残躯体，什么的未来在等待我？我怎么能把她和我的痛苦、贫穷、漫长黑夜拴在一起呢？
我决心推开她，躲开她。
在蒙自下了车，我对她说：“你去忙吧，我要再买到开远去的票，给部队办事。”她不假思考地说：“那我也去开远！”
“你干什么去？”
“你管不着！我自己有钱买票！”
我以为她是斗气的话。等我真买了去开远的票，她也真买了。
我们又到了开远。我先问：
“你到哪？”
她也问：“你到哪？”
我说：“我哪也不到！”
她：“我也哪不到！”
我再也不忍心推开她了，何况是在这陌生的城市。
我带她去馆子里吃了顿好的，然后来到怒江公园，在一个僻静处，我们摊牌了。
“李丽琴，你是不是真有哪意思？”
“啥意思？”
“和我好。”
“你自己看！”
“我看？我看你是逗着我玩的。”
她哭起来了，哭得一发不可收拾。
我只好说：“我是早想过和你好啦，只是我哪方面都不行，现在我……”
“我都看到了，我愿意！”
“你这是自找苦头，你会后悔的。”
“决不！”
（我们问：“李丽琴，你为什么下这大决心？”
她不回答。
我又问：在学校，老师讲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吧？你爱他，是不是你……
“才不是哩，我可不图这光荣，我懂事后，就自己定下了。”）
今晚我们举行婚礼，欢迎首长们参加！
《战争，让女人走开》之后——戴钱鑫（团政治处主任）
（这个故事的前半段，和电影《战争，让女人走开》的主要情节很相似，但它毕竟不是电影，而是一个不曾看过这电影的人讲述的真实故事……）
老山战前，我爱人来电报，要来部队探望。当时部队战备训练很紧张，但还未接到作战命令。我们已两年不见，孩子生下才一个月我就离开了，现在已经两岁多，听说什么都会说，还会讲故事，唱歌了，我当然很很想念他们。回电说：“要来，就尽快动身。”
估计她要到达时，我们突然接到去远地演习的命令。营长外出，我作为教导员不能不去，只好把到火车站接家属的事托给了通讯员。
几天后我演习回来，已是晚上十一点，我以为他们可能已经来了，来不及拍打一下满身的尘土，卸下武器装备，兴冲冲、急忙忙奔向我的宿舍。想到我将要高高举起她在信上一直夸奖长得漂亮、而我一直想象不出是什么模样的儿子，我的心猛烈地撞击着喉部，也顾不得同志们在我背后大声取笑了。
但我的铁宿舍窗口是黑的，门上依然一把大锁。通讯员说，他连续三天去接站，都没见有带孩子的妇女下车。我想，也好，我终于没有耽误接站的时间，免得落下埋怨。
火车到县城车站是凌晨三时。我很疲劳了，怕睡过头，从炊事班借了小闹钟来。但怎么也睡不着，干脆往车站走，在那里坐着等。火车按时到达，但没有他们母子。又连续三个晚上都如此，那三天我坐立不安，反复看她的来电，猜度她可能在途中遇到的不测，似乎肯定了她在车上又发作了头痛病。我决定，再等一趟车不来，我就上昆明，请铁路局查找从上海来的一位带着孩子的中途病倒下车的女客。
第四天晚上，终于把他们接到了！一下子，我的疲劳、焦虑都飞了九天之外。
她带了四个大提包，其中两包是中草药。她是请了长假安心到我这来养病的。
我什么也顾不得问，抱起孩子就亲。他叫我叔叔。她敲了他一下。
她为什么晚上几天才到？上海正下大雪，她为买集那两提包药材晚了几天，到昆明，由于行李超重，遭罚款，又误了一趟车。
就在他们到来的第二天，团里开会传达了作战命令，限令家属按期离开。
我不忍心立刻告诉她。她正兴致勃勃收拾这个家，砌灶台，修门窗，一副长住久安的架势。
这时候，战备训练更紧张了，我没时间也没心思照顾他们母子。她叫我买些肉来作腌腊、香肠，我没买，她叫我找药罐，我忘了，她说孩子流鼻涕，叫我带去看看，我把他交给了通讯员……
我这时心里想的不能不只有我这个营怎么完成训练科目，因为这是关系我们能不能完成作战任务，关系到每个参训的人能不能完完整整回来的大问题。妻子已经开始埋怨我了，但没等她发作，她已经从家属们那里听到了风声，也看到了我们发的绑腿、救急包、光荣弹。
我只有如实告诉她：你和孩子必须在春节前离开。
第二天，我照样去出早操。回来，她还躺在床。我喊她，她说她的病发了。我以为她是怄气，还逗她，把她抱起来。她喊：不要动我，不要……接着是一阵翻肠倒肚的呕吐！我心里叫苦不迭：她是真的犯病了！
团里又叫开会，我只好请假，到卫生队请来医生，医生又报告团，团里领导说：她这是特殊情况，不要走了，留在部队治疗。
人们走后，我问她：你真的不能动么？她没有答话，只有一声声委屈的恸哭。
我在西双版纳当知青时就学会了抽烟，抽得很凶，后来戒了，戒得很彻底。当天，我又叫通讯员买了烟来，破戒了。她听见我在门外划火柴，喊我进去，抓过我的手，闻了闻，哭着说：你不要难过，我走，我心甘情愿走，我全明白了，不埋怨你……
我决定派人把她和孩子送到昆明，又打电话托昆明的朋友买一张到上海的卧铺票。
团长张又侠知道了，说：无论如何不行，路上出问题怎么办……我考虑再三，觉得我不能特殊，再说把她留在营房，不如送回上海老家放心，也免使她常受前线消息的惊扰。我叫来了卫生车，用担架把她抬上去，我自己抱着孩子，把他们送到县城车站。这趟火车没有卧铺，只好请列车长通融，让她在过道上铺上毯子，席地而卧。
回到宿舍，我在清理她散乱的药包时，发现她留给我的除付车票多余的十元钱，还发现被子里塞着我的小儿子贴身穿的毛线衫，线衫上传来我熟悉的儿子身上的汗气，我用它捂着脸，情不自禁地哭起来了。
“戴钱鑫，你干什么？”团长张又侠出现在我的门口，厉声喝斥。
我以为他发现我在哭，一时真感到难为情。却听他说：“不是叫你爱人不走的吧？你怎么就自行其是？”
我说：“团长，我感谢组织，我领情了……”
他不由分说地：“跟我上昆明，把你爱人堵回来！”
我不去，团长知道我牛，我决定了的事别人劝不转来。他只好改口：“那就陪我到昆明去送她上车！”
越野小车抄的小路，团长还一直催司机：快，快！他想赶在火车到达昆明之前赶到。但我们还是晚到了一步，进了站台，那趟火车的旅客已散尽，只有我的妻子抱着孩子坐在冷清清的月台上，两个护送她的同志代她寄运行李去了。
我走近她，喊：“小万，团长赶来给你送行……”
她很奇怪，突然爆裂出一声声号哭……
当晚，团长去军医院请来了医生，拿来了一大包药物，把他们母子送上到上海的卧铺车厢。
回来，我把留下的东西捆成包，上面插一朵玫瑰花和一张字条：“我是军人，共产党员，我的生命属于党和人民，余下的则属于你……”
（老戴讲到这里，我问：“你看《战争，让女人走开》的电影么？他摇摇头，似乎很不解我怎么突然问起这无关的问题，我给他讲了这电影里的故事，他哈哈大笑，并且立刻说出了这电影编剧的名字，因为他也曾经和作者摆谈过这事。）
既然故事都进了电影，我就再给你讲一段这故事以后的故事吧。
两年多以后，我的孩子快五岁了，他妈妈又带他来部队看我。
在昆明南行的小火车上，她遇见了北京市人民赴前线慰问团的同志。团长李素静是个五十开外的女同志，全国劳动模范，特级教师。她见我爱人身体单瘦，一脸病容，便和她闲聊开来。我爱人也是先和她谈起两年多前第一次来部队探亲的经历，李老师听着听着，已经很感动了，她问：
“为什么不叫你爱人回去看你，反要你带着病，拖着孩子长途奔波呢？”
“大姐，不瞒你，我常常请病假，工资不多，他那点钱，除了养活孩子，再付不起两个人来回跑的车费，只能一个人跑单边……”
“那就叫他跑呀！”
“他跑不如我跑。我在家，常犯病，有几次病得不能动了，还是邻居破窗挑出钥匙，把门打开把我救活过来的。我怕有那么一天我的孩子成个流浪儿，不如把他带到他父亲身边来。再打仗，我们再走，不打仗，我就宁愿死在他身边……”
这时，李老师忍不住泪下如雨。她抱住我的爱人说：“小万，你信得过我么？”
“大姐，你说哪里的话，你是慰问团团长，我怎能信不过？”
“那好，你不要让大姐白来前线一趟，你让大姐为前线将士尽一点微薄的心意好不好？”
“大姐，你要哪样？”
“我要把你的孩子带走，让他住在北京，进最好的幼儿园，上最好的小学，尽我的全力护侍他，教育他，让他什么都不缺，健康活泼，学习好，你相信我吗？等你病好了，完全康复了，你把医生证明寄来，我立即把孩子送回来。”
“我要把你的孩子带走，让他住在北京，进最好的幼儿园，上最好的小学，尽我的全力护侍他，教育他，让他什么都不缺，健康活泼，学习好，你相信我吗？等你病好了，完全康复了，你把医生证明寄来，我立即把孩子送回来。”
李老师到了我的部队，又一再动员我，动员我的部队领导，慰问团的同志也帮她动员，由于她的真诚，恳切，也由于我的孩子也很快喜欢上了这位大妈妈，嚷着要跟大妈妈走，部队领导也就“动摇”了，转而来劝说我。我和妻子虽觉得这是对李老师无端的打扰，很过意不去，但拗不过她的盛情，只好同意了。
今年国庆，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老山的孩子在北京》。我的孩子出现在屏幕上：“爸爸、妈妈，你们看见我了吗？我在北京、很好很好，大妈妈对我好，小朋友对我好，阿姨们对我好，他们都叫我向老山的爸爸和叔叔们问好，向你们敬个礼！……”
看着电视，我和妻子都哭了。不是想念孩子，是心里不安，为李老师和北京市人民的深情厚意。在这之前，我们听说了，北京市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都来看望我的孩子，给他送礼——都被李老师谢绝了。
李老师不要我们一文钱……直到现在，我偿心里还是觉得不妥、不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还有个排长杨盛碧，负伤后高位截肢。他要求在某市安置。部队派人联系多次，不得要领，后来一个负责安置单位提出要一台北京吉普作为交换条件，部队照办了，但到现在还没安置下去。
局部战争有很大的特殊性，它不是举国动员，全民参战，敌人对我们人民生命财产的威胁只在极小的区域，你怎么宣传战争的意义与战士的英雄艰苦，大多数人的理解仅仅是理论上的，有的人甚至不以为然，漠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几机”，哪管你前方流血牺牲。加上我们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形成了前后方极大的反差，加大了我们部队，尤其是面临生死选择的战区部队各项工作的艰巨性。
伤残战士、转业干部的安置，每每发生令人不愉快的事。你到每个团去都会看到至今无法安置的伤残军人，不少人生活确实困难，好多问题无法解决，有的情绪悲观，满腹怨言。这对于活着的人，未来还将投入战斗的人心理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不可小视的。上面那位县领导的话，则是对我们部队战斗力的一种瓦解，是把我们战士火热的爱国心塞进了冰箱。我们有多少转业干部为谋得一份职业费尽心，跑断腿，花完几个转业费，最后还得不到合理安置。
我们还有多少干部在前方出生入死，他们妻子在后方没房子住。一些地方分房时把军队干部列入“另册”，她们只能看着别人乔迁，自己望房兴叹！至于干部战士的子女弟妹招工上学，被别人顶替掉，他们的未婚妻“吹灯”的就不是个别的了，我希望作家们拿出勇气，反映部队真实情况，干战的内心思想，不要只报喜，不报忧。
他的要求是什么呢？很简单，给他爱人在工厂附近换一间房子，不要大，能放下他爱人和小儿子睡下的一张床就可以了！
可这要求他从没向上级提，只和我念叨过。他说：“部队又不管房子，提了也白提。”
他还告诉我，他爱人为这事一直和他闹。“也难怪她呀！”他说。早晨孩子睡不醒，几巴掌打醒来，等再在她背上睡过去，又尿湿了她一身，在轮渡上江风一吹，母子俩都透身凉……
休假期间，他就在家带孩子，孩子要什么他买什么，以此来讨得母子的欢心与谅解。一次，他给孩子买了对小鸟，父子高兴地回家来，妻子一把夺过鸟笼，扔多远，说：“我给你儿子当马骑还不够，还得给他提个鸟笼子？”孩子大哭，他给了妻子一巴掌……
唐副营长在侦察中触雷——我也负伤，现在是三等一级残废，但远不如他伤重，住院回来赶上了者阴上战斗。他临终前，说了一句话。“不要暴露……”然后再没说话，眼泪不断地流。我想他这时候准想到他的背负着儿子匆匆赶车赶船的妻子，想到他给过妻子那一巴掌。
战后，我没去他家，但对去慰问他家属的人讲过他生前告诉过我的话。那人回来说，他家里仍然挂着鸟笼，那对小鸟还是活蹦乱跳的。他妻子说，那小东西珍贵、不吃一般的食料，她得专给它到鸟市上买小虫来喂。至于换房的事她一字没提，只说，老唐说了，现在国家困难，千家万户都有难题，等经济发民了啥都好办。
我们连还有个张景波，班长，全团军事尖子。攻打者阴山16号高地，他第一个冲进敌堑壕，毙敌多名。荣立一等功。战后，我去过他家，问他双目失明的父亲有没有困难。因张景波生前讲过，他家受人欺侮，有家人常打上门来，家里来信不说，张景波有个女同学又是女朋友的气不过，写信叫他回去打转来。他回信说，国仇当前，家事只有先放一旁了。女朋友一气之下，和他吹了。他老父亲对我们还是不说受人欺侮的事，只问：“景波真的立功了吗，不是你们给我说宽心话吧？”
当我们提出要当地政府解决他受欺侮的事情时，张父说：不用了，不用了，我听说乡上在整党，整好了党，公道就自然明了！
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很深！这是一个深山老农对我们党的无限信赖与希望呵！
再说说我自己。我从小跟叔叔长大，叔叔其实就是我父亲，他是个老兵，后来是一个中学校长。
高考时，我考分较高本可上名牌大学，却分到最后一个志愿上——军事学院指挥系，我哭了一场。叔叔给我讲了中华民族悠远而伟大的历史，又给我吟诵壮烈雄浑的边塞诗词，说：国之不固，何以家为？鼓励我勇敢从军。
南疆的战事还在进行，但我们的部队撤下来休整了。不久我被派去贵阳接兵，把别人安顿下，我连忙往家跑，深夜十一时敲响了叔叔的门。我激动得呼呼喘息，眼泪也快掉下了。
我心想：差点见不到你了！真是的，在阵地上作梦，也常常是敲响这扇熟悉的小门，一头扑在叔叔的怀里，给他讲战场的经历。没想到，叔叔怔怔地看着我，象不认识，突然地一声喝问：“你干什么？”我说：“么爸，我回来了呀，我出差回来的。”他不相信：“正打仗，出哪样的差？”我说：“我回来接兵。”他说：“拿你的通行证、介绍信我看！”
“我没带，放在招待所提包里了。”他指着门：“你给我走！马上就走！回你的部队去！”我才明白了，他把我当开小差的了，立刻抱住他大笑，直笑得他看出来我不是个逃兵，也跟着我嘿嘿笑起来！
我们这个民族伟大呀！唐副营长的妻子，张景波的父亲，我的叔叔，他们各方面不同，但又都是我们民族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每一个人身上都体现了我们民族明大义、顾大体的传统美德。
我不赞成把战争写得凄凄惨惨的，英雄人物的下场都不好，这样的宣传好象是叫人家同情我们，理解我们。其实我们最需要的不是这些，而是国家兴旺，人民富裕，社会公正！
这也是我们父老兄弟的希望。如果我们唐副营长家属所在的工厂能主动关心她，免除她每天背着孩子长途奔波之苦，如果张景波家乡政府能使他的瞎眼老父亲不致时时受到别人的威胁……这就是对我们当兵的阳好理解，最大的支持了！
理解——我心中的诗河——谭忠兴（战士，业余作者）
我是怀着没能进大学门的遗憾来当兵的！
现在我当了四年兵，我再无遗憾，只有庆幸。
者阴山战后，我写了《战士和母亲》，《薄情女》等，最近《滇池》《西南军事文学》等发表了我多篇小说和诗。
（与我同时采访小谭的一位总编辑看了他的一个长篇小说部分初稿，认为很有苗头，小家伙很有才华，并且决心抓出来，在他们那里出版。）
我庆幸，不是我写了一点东西，而是我心里有一支号，一面鼓长鸣不歇！
我理解我的战友。这是四年来在哪里也得不到的收获。
者阴山战斗是1984年4月30日打响的，29日我作为宣传科报导员到了一个尖兵班待机地。那天下大雨，地面是烂泥，战士们都斜躺在泥水里，雨衣都盖在弹药上。大家很严肃，不吭气。一个战士在吹笛，我是个“音盲”，但他的笛音不仅使我听懂了，动情了，而且落泪了。我似乎是第一次领悟出人间怎么会有音乐。那悠远而又恢宏的音响比一个交响乐团还使我震动，好象把天上地下都塞满了！
我问班长：“你们不怕吗？”他说：“不怕！副团长和我们连在一起！”
他再没多说一句。副团长和他们在一起就能使战士们无罪，使战士们自豪。我多少希望我们所有的干部永远和大家在一起呀！尤其在危难面前。
（小谭翻开笔记本，我记下了他们班长叫蒋兴宽，吹笛小兵叫紫有和，彝族，当时十八岁。）
战斗结束后，我在机关分到六个苹果，请新闻干事孙大阳带去主峰，转送给这个班。不想，他们大都牺牲了！两个重伤员已送去后方医院，我再没见到他们。
但他们的名字我记着，他们的模样我也记着，那小兵的笛声将永远在我耳边震荡，在我心中长鸣！虽然我们从相识到永别只半个小时。
祖国亲人的理解也是我心中的长号与战鼓。
从贵州遵义来了一对老年夫妻，他们的儿子牺牲了。见到廖锡隆师长时，他们第一句话问的是：“我们儿子立功了吗？”廖答：“立了”！其实没立。老俩口笑了，虽然笑得很苦，但这笑容就象在我心上刻了一刀似的。老俩口到儿子坟前，拣了块石头，回去了。廖师长把他们送了很远，又派组织科长送到车站，给买了票又另三百元作路费。
XX团一个战士，负了重伤，在昆明住院时家乡来了一位姑娘看望他。战士没钱，连津贴带补助一月只25元。姑娘每天只在街上吃一碗素米线，直到三个月后这战士痊愈。后来他们结了婚。
1984年8月，各地大学生组织“振兴中华旅游考察团”来到者阴山，上级叫我带他们上山。他们男男女女，穿牛仔裤，高跟鞋，一路欢欢腾腾。到了主峰，一下子庄严起来了。猝不及防的战士们也傻了，都“唉哟唉哟！”不知道该上前迎接还是赶紧躲藏。
因为他们一个个都穿的短裤，长裤也磨得只剩了半截，破烂不堪，风吹来，有的屁股都露出来了。加上他们头发老长，胡子拉渣，赤膊上流着污黝黝的汗水。女大学生们流露出惊恐的眼神看着我，好象说：“你把我们领到什么人跟前来了？”幸好，指导员机灵，抓了顶钢盔扣在头上，向考察团长敬了个军礼：“报告团长，XX团5连正在加修工事，请指示！”女大学生们“呜哇”一声哭了，主动上前抓住战士们的手：“同志，你们辛苦了！”战士们一个个后退：“不辛苦，不辛苦，等我穿好衣服哆！”
连队要给客人备饭，大学生们非要吃压缩饼干不可。后来和战士们开始交谈、照相。女大学生要给战士缝补，拉他们签名、合影，战士们都不好意思。
6时上山，到晚11时离开，大学生本主愿走，但我们怕他们万一遇上敌人炮击，坚决请他们当晚下山。
下山一路，我再没听到他们嘻哈打笑，每个人的心情都十分沉重。不断重复几句话：“真没想到！”“真了不起！”“令我们终生难忘！”
女大学生戴华，给我送了一个书签。说：“我是个学生，送不起别的，只有这……”书签上翱翔一只搏击长空的鹰。这礼物我视为珍宝，决不是别的意思，而是这礼物代表着同代人对我和我的战友们的理解。
我后来也给她寄去了一块弹片，一张越币。我写道：“感谢你对前线战士的理解！那只鹰将永远在我们阵地上空翱翔，告诉我们人民的期望和鼓励，也带给了我一条长流不息的诗河……”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我们。四川资中籍战士李大辉，排雷牺牲。他父母是退休工人，原叫他回去顶替，他把顶替名额让给了妹妹。未婚妻有意见，和他吹了。作战期间，他父亲去世，哥哥来信要他分担安葬费二百元，他把烟断了，到死时积攒了一百元。
我们在清理遗物时发现他哥哥的信和这一百元钱，才明白别人打仗拼命抽烟，他却把烟断了的原因。后来他母亲和他哥哥来队，为分配一千元抚恤金他哥大闹，提出要分五百元……全连人听了都很寒心。
沈阳来了个李教授——普友福（师医院院长）
李教授60多岁了，他是听英模报告得知老山这地区湿气大，战士长期住猫耳洞，风湿病、皮肤病很普遍才主动请求到我们师来治病的。他带来了几种外用药，一试果然见效。
他来的第一天，听我讲起前线作战，救护的艰苦情况，非常感动，从怀里掏出了介绍信，说：“院长，我原来只想送几副药，告诉他们用法就走，现在我决定留你这儿当战士了，请收下我吧！要看我没用，你再叫我走。”老教授站起来给我敬了个举手礼。我说：“老教授，我早就久仰大名了，我不敢说收下你，请受我一拜，收下我当徒弟吧！”我向他三鞠躬。
军区卫生部和我们军师首长都闻讯赶来看他，他更感动。不久，他把带来的一个高徒打发回去了。我不理解，问他：“老教授，就身边有个年轻人不是方便得多么？”他说：“不瞒你，我已教了她几手，还有几手我在学院都没露过，我不传外人，只传给你这个解放军。”我说：“我要给你拜师费，要重谢你。”他生气了：“那我就不传了。我要你报酬干啥？我只要你好好为你部队治病，也济世救民，医德为上，不计钱财。”
他先带我在驻地附近治病。在华宁，一个多年偏瘫病人，他给扎了针，吃了药，病人自己走回去了。一个地区公安处长，多年胳臂抬不起，他一针扎好了。他每到一地，病人半夜开始排队，有爬着，抬着来的，一个个都走回去了。
他毫无保留，对我无方不教，手把手教我配药，研制、作丸、炼膏。360高温炼膏炉呛得他咯血。他说：“只要老山战士日后说我的药对他们有用，我就死而无怨！”
他也对我无话不说，曾告诉我，他这一生很苦，少年时起就跟一个中医学徒。师傅没儿子。后来他结了婚，送了一个儿子给师傅，还签了字契，儿子跟师傅姓，名字也改了。师傅见他心诚，传给了他几样秘方。也传下一个规矩——不传外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觉得自己真正翻身了，各方面都改善了，还得了个过去连做梦也做不到的教授名号。他想了好久，决定把秘方献出来，但不知献到哪里好。听了老山的英模报告，他决定来看看试试。
最后下决心把秘方传给我，还不是第一天来听我介绍情况，也不是后来首长来看他，是看了我们医院战地抢救伤员的录相，他当晚没睡着，眼泪跟着流，他对自己说：“我再有一丝一毫保留，我就不是个中国人！”
老教授不但教给了我秘方，也教给了我无私奉献的精神。你看到了的，我们医院现在开设了十几间治癫痫病的病房，全国来的病人都有，还来过一位从国外回来的华侨，他几十年的病，在许多国家都没治好，我们给治好了，《春城晚报》登了他给我们的感谢信。这门技术也算我的“拿手戏”、“看家本事”。
原先地方有人高价聘我，还许我盖一个专门医院。我也想走，感到在部队没搞头。我在前面打仗，读小学的儿子叫同学扎瞎一只眼，那家人是“地头蛇”，派出所断了个“自己打着的”完事。我爱人在城市，一家住两间小房，别人搬新房她没份，原因是“你爱人是军官，部队解决”。部队上哪解决去？还有一些别的事，让我心灰心凉。
老教授来，我不能不想：人家与我非亲非故，无私教我，不就看在我是个老山战士么？人家老远赶来为老山战士献医送药，我怎忍心凭自己一技之长调头走开呢？人家爱我这支攻下老山的光荣部队，我是这部队培养大的，不是应当加倍热爱她么！我向老教授表示：“只要部队需要，我决无二话，干到老干到死都行！”
（我在这个师医院，看到了李云德教授，后来在师里又看到他。但我们只在饭桌上见面。他早出晚归，归后屋子内外又有许多病人，没能找他深谈。我从老山下来，半路上遇见由普友福陪同上老山的李云德教授。1988年6月，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老山前线某部授予李云德教授军功章，李教授在授奖会上受到战士们热烈赞扬和欢呼的消息。李教授，我也在这里向你表示祝贺，向你敬礼！）
十一、边民篇
对越自卫反击战胜利，是全国人民支援的胜利，尤其是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人民作出了最大的贡献，承担了最重要的支前任务。文山州仅在1984年“两山”作战中出去的民兵就数以万计，骡马数以千计。麻栗坡县上百的边境村没有一个人不曾直接间接为部队出过力。7.12大战，南疆五条公路上设关立卡，动员所有过往汽车向老山输送弹药，几个弹药库前排了十里长龙的车队，没有一个司机打一声“嗯吞”，没有一辆车讨过报酬，没有丢失过一发炮弹。
向敌占老山炮击前，许多大炮是前一个晚上才推向预定发射位置的，为的是给敌人以突然猛烈袭击，无论是构筑炮位，推炮都必须是附近村寨各民族乡亲倾巢出动。有一个连指导员告诉我，当晚滂沱大雨，该连几门炮都陷入泥潭，但他们还是按时把炮推到位了。第二天才发现，这个村寨几十户的门板，床板都填进了泥浆坑里，而被泥浆糊成一个模样的100多个乡亲中，有11个70岁以上的老头老太婆、9个11岁以下的少男少女。
当然，部队支边助民也同样作出了显著成绩，有许多感人的故事。文山州战区附近有800个军民共建点，各县到州原来只一条公路，现在是四通八达，密如蛛网，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文山州的乡亲至今想念在他们村寨住过的部队，我想从那里回去的如今遍及全国的军人，也不会忘记他们。
“兄弟打架还是快一点和好吧！”——赵枝（麻栗坡县支前办公室主任）
我1953年十几岁就来边境工作。先在一个培养越南干部的地方当招待员。六十年代我们这里组织了一个二办，专门负责支援越南抗美的物资供应，我又在二办工作采购当地的山珍海味招待越南“客人”。他们住满了我们专设的高级宾馆和招待所。还采购柴禾、鲜肉、蔬菜、香菇、烟酒以及日杂用品给越南运过去。每到天黑，从船头（老山脚下）开往越南的汽车十几里不断线，想横穿那条公路只有白天。
越南人也过来，边境线几十上百条路随他们来去。六十年代初，我们很困难，粮肉都定量，但从越南过来的人，每次一人供应三斤猪肉，二十斤米，不收票，平价。我们自己人看着流口水，没听哪一个人说“不该”。也没听说有人假冒越南人去买米买猪肉。“中越人民是亲骨肉！”这话当时深入人心。
1975年后，我们开始发现越南人在边境上挖陷阱，埋竹签，埋雷。从此不时发现自古通行无阻的边民——越南人也有，但很少——落进陷坑遭竹签扎伤的事。竹签是楠竹经烧烤后用桐油浸泡过的，尖上有倒刺，比钢剌还凶。
不久，我们的华侨被越南军队赶过国境这面来，1978年初到了高潮，仅麻栗坡县金厂公社不到一季就过来了四五百人。他们拖儿带女，又都是赤手空拳，有的人只穿一条裤头，所有的财产都被越南人扣留了。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把他们堵在边界上了。
后来一级级请示上去，才把他们放进来。进来的人哭声震天，男女老少抓到能吃的东西就往嘴里塞。有个孩子已经饿死在娘怀，娘也疯了，死死抱住孩子不放。现在，；每个边境县都有难民点，政府给他们盖了房，分了责任田，买了耕牛、农具。但他们还是很困难，房子大都是石棉瓦、泥巴墙，勉强能遮风避雨。
接下来就是边境冲突，报纸上天天都有登载。文山州那几年被越南地雷、炮打死的，被他们过来抢牛打死的，当靶子打死的，有几百人。1979年自卫反击战前，不单我们的边民想不通，连越南的边民也想不通。他们还是悄悄地过来，对他们的亲戚说：大朝——越南边民中有的少数民族称我国为大朝——为什么软杷杷的呢？
后来我们收拾越南，边境的老百姓很高兴。1984年我们夺回老山、者阴山，边民，尤其是越南过来的难民看到我们的炮火呼呼打过去，跳起来欢呼：对，就这样打！
什么时候两国边民都没有断过来往。老山炮战最凶的时候，越南老百姓照样过来，大概是越南兵不敢露头了，卡子把得也不严了，老百姓就“钻了空子”。
我们这面哨卡上守着我们的民兵，都是当地人，张三李四都认得，也就把他们放过来了。他们有的来亲戚家看望的，有来说媒相亲的，更多的是来赶街作买卖。卖的大多是芭蕉、牛皮、黄草——一种药材，买回去粮食、棉布、各类日用品，还有香烟、白酒。
越南的特工不敢冒充老百姓过来，当兵的当官的有亲戚在这边的也不敢来，除非由这边的亲戚和我们区乡政府事先说好。因为两面的边民本是一家，混过来一个坏人即使我们没认出，那边的乡亲也会把他逮出来。
现在，我们有几个集镇已由政府宣布为互市点，公开允许越南人过来作交易，春节、国庆又给他们发纪念品。主要是考虑到两边边民本是同族同根，那面大山里的少数民族不来这边买粮食布匹盐巴，生活会更困难。
董干离边境有三十多里，现在每逢赶街有上千的越南人过来。他们对这场战争有自己的理解：“大朝的炮火都在山头上，打越南官家的兵丁，不是打我们的，我们不怕！”
越南官方军方对这么多人过来采取什么态度我不了解，估计他们不会不知道，但只能睁个眼闭个眼，总不能看着老百姓饿死。据说还有当兵的把老百姓买回去的东西抢走的。
两面通婚现在还有，越南那面嫁过来的姑娘不少，我们这边嫁过去的也有。
和过去只有一点不同，再看不到两国边民一块唱歌跳舞了。集市上只谈生意，其他话不多说，亲戚见面也如此，热乎劲大不如前。你要细问，两国边民都有一个心愿：兄弟打架，打一阵就行了，还是快点和好了吧。
别忘了文山州的老百姓——左珍一（女，原文山州支前办负责人）
这一仗对全国是局部，很小的局部，对文山州党政军民学可是一次总动员，总体战。
老山、者阴山、扣林山、八里河东山、罗家坪山都在文山州。
远的不说，只说1984年初，部队开进来干什么只有州里几个领导知道。提出的任务很吓人：一个部队一次要柴火几百万斤！要砍光几匹山，得动用多少劳动力呀！接着是要民工民马……由谁来组织，经费怎么办？州委派我跟马副州长到省里请示。
省上赵副书记说：凡是部队要你们办的事，要全力办好，有求必应。要钱找财政厅，要物找经委，不知找谁就找办公厅，找我，先办事后扯皮。于是我们成立了支前办公室。
刚把锄把运走，又来了电话，说不能让部队总吃干粮，要给他们送上一顿热饭去，X千分，每份用塑料袋装，几两粮、几片牛肉、几片酸菜、几瓣大蒜……还要在每道工序上把好关口，防止坏人放毒。早晨的电话，下午一时就要送去。
当时麻栗坡不过一万把人，没有办法，只好中小学一律停课，学生剥大蒜，县委书记、县长带机关人员洗塑料袋，医院、商业局、公安局都有分工，各司其职。天热，塑料袋内的饭菜到山上都捂酸了，但战士们还是很感激。
麻栗坡县从领导到工作人员一半在家，一半支前。苗族县委书记吴廷贵亲自到火线上抬担架，白族武装部长杨文团带民工在敌炮火下修路。伤员下来，全县自动组织起输血队，妇女们等在门口，给伤员喂水喂食，洗伤、抬担架。医院门前，总是有人问：我能给你们作点什么？
烈士都是棺葬，机关分工挖墓坑。留下的女同志很多，挖不动，先是家里人帮忙，后是居民争着来挖，你不叫他挖他也挖，还说，解放军又不是为你们一家打仗的！于是，白天黑夜墓地上都是人，夜晚一片灯笼火把，到处叮叮当当，男女老少都在挖。我对公安局的人说，不要叫这么多人挖，万一混进个外人照个相，拿到外国，人家不知怎么宣传？公安局同志回答：大家都说睡不着，都想表示一份心意。
烈士来后，洗、缝、换新衣、装殓、入葬都是大家动手。所有的人边干边哭。我也在场，想不哭也不行，几天几夜吃不下，睡不着居然也顶了下来，完全没有工夫去想自己。
那时节，麻栗坡街上没听说有打架的，很多铺面敞开——服务员输血去了，给医院送东西去了，回来，货架上好好的，没人偷东西。大家说话都显得和气，一家人似的。
在那里路过的伤员烈士，我想老百姓永远都忘不了，到现在我闭上眼睛就想起他们。八十年代的中国，谁也不如麻栗坡人知道战士们奉献有多大，谁也不如老山的战士懂得人民的恩情有多深！
猛洞有个老太婆民歌手张翠华，五十年代到北京演唱受过周总理接见。这几年，每逢年节，她都要到部队演唱，还送去些自己绣的鞋垫荷包等小礼物。一回还杀了一头猪，她叫儿子们冒着炮火送到扣林山阵地上。
石荣斌、石华山两父子争着去支前，半路上夺马缰绳，武装部杨部长以为他们是在打架。后来两父子在杨部长面前比高低，让他断定谁去合适。父亲会看马病，比儿子高一手，杨部长断下“官司”：一家人只能去一个，只好让父亲优先了。
最厉害的地雷阵——民兵
文山军分区民兵座谈会
鲍廷湘（傣族，民兵英雄鲍朝元之子）：
我们家五个民兵，有机枪、半自动、冲锋枪。
我父亲54岁，是我们那一带民兵联防片片长。这一片边境线有几十里，是一整天路程，别人称我父亲是“镇关大将”“最高司令”。
我母亲是越南人，那边还有我两个舅舅和外婆。我家离边境两小时，过去再走一个小时就到外婆家。小时候我常去，现在没来往，不知他们死活。母亲想起他们就哭。但她支持我们当民兵。她懂，我们是保卫自己国家和家乡，不是侵犯别人。
我姑爷也是越南人，这家伙坏，给越南通风报信，现在跑过去了。
我们父子兵几年来打了几十仗，打死抓获越南特工十多个，人人都立了战功。我父亲是成都军区授予的“民兵英雄”。越南人恨得他死，出了三万元买他的人头。
我们寨立功的民兵很多，王开林一人排了几百颗地雷，堆了半屋子。他只有小学文化，是自己跑到驻军学会这一手的。他把地雷献驻军时，驻军连长说，我们有地雷阵，但最厉害的地雷阵是民兵。
王和文（苗族，民兵英雄）：
我家住八里河村，村后的大山就是八里河东山，我喜欢打猎，所以对东山很熟，每块石头，每棵树我都摸熟了。山上没有人家，有一天我发现山上有人砍树，一看是越南兵，触近去看，又发现他们在埋东西，我当过兵，知道他们在修工事埋地雷。
紧接着山上就往我们村打炮，我们村只28户人家，打死36人，一个是在地里收谷子的老人，一个14岁的小姑娘。
所以后来找我带路，问我有什么要求和困难，我说：“要求就是你们狠狠打，困难就是你们来晚了，弄得我这当过兵的在村里抬不起头。”
代成宽（万元户民兵连长）：
人家叫我们“万元户民兵连”，我计算过，我们连100人，现在60人是万元户，其余是半万元户。（插话：老代本人十万元户不止！）没这么多，反正这些年我们古木乡大家都发了财是事实。我们古木乡原是三七之乡，后来叫割了尾巴，割得一干二净，党的新政策一来，三七棚盖没了几匹山。
要我们组织100人民兵连去支前。外乡的人说，古木乡去成10个人，我的名字倒起写！谁知我们报名的有500！争得个脸红筋胀。大家就一个心思：“不能叫人家说富起来的人眼里除了钱就没别的！”
100人都有枪，任务是前送后运，时间是1985年初，公路还没修通，80多人的肩膀、背都磨烂了。临撤下时，部队首长知道了我们有个“万元户民兵连”外号，说：“世界上由腰缠万贯的‘财主’组成一个连队只你们一家。”我说：“不敢当，我们只能说给中央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争了一口气。”省委省府给了我们“支前模范民兵连”称号。
熊天才（苗族，民兵英雄，党的十三大代表）：
1964年我到越南支过前。
我当英雄，出乎意外。1978年底，我带民兵巡逻——那时我是区委副书记兼民兵营副教导员，遇着越南武装人员一百多人，由一个中尉领着。我们站在边界上，喊他退回去。他们仗恃人多，冲到我面前，刺刀对着我胸前，有的还推枪机。我对我身后十一个民兵说：你们站到高处去，他们把我打死，你们就给我猛扫！敌人有的还想往前拱，有的蔫了，咕噜咕噜争论一阵，退转去了。
对越反击战打开后，我带民兵在边境上守哨。一次战斗中，我负了伤，住进了野战医院。医生说，暂时不能开刀，要等伤口消炎。我问等好久，他说两三个礼拜。我躺不住，自己跑回家来了。我父亲是中草药医生，我也懂点，叫爱人找了些草药，当天就消了炎，也不痛了。
第二天来了三个民兵，叫我到县上开会。到了县，又到州，再到省。省上说要我参加英模报告团上北京，还说总政要派飞机来接。我沿路问：你们没搞错吧？我不是啥英模呀！回答说：你不是叫熊天才吗？面对一百多敌人没后退一步不是你吗？
我们坐飞机先到了广西，和广西几个同志一同又飞到北京。在总政招待所住下后，我才看到别人给我整的材料。总政黄副主任来看我们，我说：“首长，这材料有几处不实，能不能改？”首长说：“当然能改，你咋干咋说，不用照材料说。”
我作了二十多场报告，都是按实情讲的，主要讲我们民兵连。
没想到，那份我到北京才看到的材料还是传出去了，确有好些不是我干的事也安到我头上，有些吹。有人便说：“熊天才的英雄事迹是假的，是编出来的。”我在北京作报告，妹妹来信说，全家为你感到光荣。我回来，妹妹一见我就哭了：“你光荣个屁！你叫我们全家不好出门见人！为什么你要夺别人的功？”
县武装部政委叫我去县开会，我说，我不好意思出门了。我丢了电话。
第二天，政委亲自坐车来接我，问我咋回事。我说我在战场上没死，出生入死我不怕，在谣言的子弹面前我倒下了。政委要我再带民兵守罗家坪大山，我说我不去。
我最受不了的是和我一起深入敌境侦察，算得上同过生死的一位部队领导见面，他居然不理我。县上选干部，有人提我当候选人，一位部长当众这么介绍我：“他为人民立了功，当了英雄，可是骄傲了，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一位县领导补充：“骄傲到要小车去接才来开会。”
我气了，哪也不去，躺倒了一年。
后来，我仔细想，没有党的培养，我今天又算个啥？有人造谣言，有人嫉妒，也不是党对我不好。我爬起来了，找到组织上谈，我有什么意见，有什么错误，无话不说，这以后我该干什么干什么。我终于度过了那一段很消沉很苦恼的时期，只管加倍干，不计个人得失，不看别人脸色。没有想到，不久我被选为县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出席党的十三大代表。
段茂森（文山军分区副政委，白族）：
从1979年以来，我区共动员民兵数万人支前参战，毙俘敌数百名，在运送作战物资、修桥筑路、巡边守卡、抢救伤员等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到1987年4月为止，有92个单位和一千多个人荣立战功，真可谓涌现了无数英雄人物。
1986年春节前夕，砚山县要组织8个支前民兵连，几天内报名数超过任务数七倍多。民兵排长李明远推迟婚期上前线，老民兵杨代富卖了两头肥猪一头牛，买马支前。在收复老山战斗中，民兵段光祥连续作战20小时，脚被扭伤仍往前运送火箭弹，光荣牺牲。原是富民子弟的骆科邦，要求参加守卡未被批准，后来接过一位烈士的枪，主动上前线，战绩突出，被成都军区授予“模范民兵哨长”光荣称号。
民兵王汉祖新婚三天上前线，屡过家门而不入。完成任务很出色。还有麻栗坡南温河“支前模范蔬菜站”的彝家姑娘李云，她一心当好部队后勤，为解放军办事，她的讲话多次在电视台实况播送。我们还有数百民兵至今坚守在一线的许多哨所阵地上。
十二、思考篇
我虽仍穿着军装，但十几年不曾好好接触过部队了——也算是分工不同使然吧。十几年后重返，我对它有一种恍如隔了一个世纪的感觉。
外表上看部队的着装、内务、队列等等还是我熟悉的，但人员的精神面貌大不同了，最突出的印象是她再不像过去那样鸦雀无声了。
十几年前我们干什么呢？早请示，晚汇报，唱忠字歌，跳忠字舞，一个连甚至一个团集体背诵语录，背诵“老三篇”。
我给年轻的战友们讲这些，他们捧腹大笑。有人问：
“你当时干什么？你不觉得可笑么？”
“我……觉得可笑，但我不敢笑。”
“你打过仗么？你看不出那一套在战场上毫无用处？”
“我……看出了一点点，我想每个人都看得出，但没有一个人敢说出来。”
这就是当年的鸦雀无声！
今天，我无论找个什么人来谈，在谈了他们的亲历与见闻之后，必有许多条他们自己的“认为”和“体会”，这是他们的议论，也是他们的思考。从战场感受到国家命运，从军事到政治、经济、文化，从现实到历史，对上级的批评意见，无论是在座的不在座的，是直接上司或高层领导，都指名道姓，有褒有贬，毫无顾忌！
我不认为他们每个人的意见都是对的，更不能要求他们每句话都严谨确切，但至少这些意见总体是一个呼声——军队也要改革！值得上级认真听取，作为制定决策的参考。
不能说我们军队这些年没有改革。这种鸦雀无声的状况不复存在的本身，人人议军议政的本身，说明我们军队在响应和贯彻邓 解放思想的号召和“鸦雀无声不好”的指示方面，已经腾飞到一定高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