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时期建军思想的思考——张又侠（副师长）
（他现在37岁、将门之子。1968年父亲被批斗时托昆明军区一位战友将他带到云南当了兵。他见我开宗明义地说：“你不要以为我沾了父亲的光，实际上我受他的连累可大了，我是自己打出来的！”
不止一个人对我说：“他太狂！”但也不止一个人说：“该他狂！小子真能打！进攻老山时他指挥的团担任侧攻，七分钟拿下662.6高地，然后又扫荡了这高地前一大片敌人阵地——有友邻团一个营参加。7.12粉碎敌人大反扑，他的团在最前头顶着，打得漂亮，再建奇功。”
下面记下他的一段话，只是他与我四次长谈中的一小部分。不难看出，“小子”见解很新颖，也很大胆，个别话也许有点儿出格。但我在想，像我们这一代比他大十几二十岁的军人，终生都不曾说过一句出格话的人，不是除了比他多穿烂十几套军装，至今也想不起来自己究竟作了什么，甚至想不起来自己是谁吗？我们在十几年前他这个岁数的时候，什么时候说出过一句自己的思考，拿出过一个书上没有过的观点见解和主意？
希望在他们和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代人身上，当然还有更年轻的一代又一代，但不能太晚了。因为世界不会停下来等着我们跟上去。）
……老山，从进攻到防御，到彻底粉碎敌人精锐师团大举反扑，是我军自抗美援朝以来最大的一次合成军作战程度的提高。
……中国军队如果没有十年浩劫，决不是这个样子，越南他岂止远不是对手，他跟本不敢动，他背后靠山再硬也不敢一味胡行！
宣传对越作战，这样一个小小的局部战争，声势、规模、格调不能太大太高。不然老百姓会有这么个问号：这是你十亿人口大家的军队光荣么？
1979年打出去，邓 提出“杀鸡用牛刀”。这不是他一贯的战略思想，他一向是主张精兵强将，出奇制胜。大概也是考虑到军队好久未打过仗，十年浩劫给它留下满身创伤等方面的因素。
那一仗，政治上是胜仗，达到了预期目的，军事上也比预想的好，至少部队没打散，但战术上不敢恭维，老观念指导现代化战争，暴露的矛盾很突出。有炮不用炮，提出要用奇袭突破敌前沿一线阵地，用这种笨招对付擅长游击战运动战的越军，使它得以节节退却，在它熟悉的地形上对我阻击拦截。
我们大兵团在依山傍水的小道上未能形成总体优势，打出很漂亮的歼灭战，更不可能像我们有的同志事先想像的出现我百万雄师渡长江后的形势，给他一个“秋风扫落叶”，而只是给他来了一次“赶鸭子”。相反，我们有的部队在一些地段遭敌埋伏，伤亡不少！这个仗，要放到现在是很好打的：集中我强大炮火，突袭前沿，让它顷刻之间变成一片火海，然后我大军长驱直入！那样时间也许用不了十几天，战果不知大多少倍！
有人说：这是一场特殊的战争，对象特殊，目的特殊……不能那么干。我认为，任何一次战争都是特殊的——一次与一次不同，何时任何一次战争都有其共同点，那就是尽快更多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如此你就干脆别打，要打你就难免自己吃亏！
朱可夫说：打仗不用炮，那真是一个天大的玩笑！没想到，他这话说了几十年后，我们还给自己开了这么个玩笑，天大的玩笑呵！
老山攻防战，虽不尽如人意，但在指挥上体现现代化战争观念与规律，在步炮密切协同，各部队支援配合上，应当说是我军初步实现现代化后一次最成功的战例，一个历史性转折的标志，也是我们多年梦想的实现。当然它仅仅是一个开始。这个转折最集中的体现又是7.12大战。
我说是多年梦想的实现，这就不能归功于某一个指挥员。像科学家搞发明一样，是多少人的心血，是几代人的努力，尤其是近几年我们国家经济实力有所增长的结果。
对比1979年那一仗来看，再搞“突出政治”那一套，光喊口号，我们只能走清朝军队那条路——在任何敌人面前都一触即溃！
我们也不能再再拿建海军的钱去建颐和园了！
军队不能腐败。中国军队如果指挥思想再解放一些，把精力用在研究军事上更多一些，针对现代战争的需要把部队训练再搞好一些，我们定能创造出世界上的第一流的军事强国！
邓主度提出栽军一百万，目的是加强加速军队现代化，决不是如有人误解的，世界从此太平无事了，我们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
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观念更新，要对军队从建军思想上、原则上、根本体制上进行一系列改革。
军队属谁的？首先是属于民族的！
我们的敌人是谁？谁侵犯了我们民族的疆土与利益，损害了我们民族的尊严，剥夺了我们民族对世界应有的发言权，威胁着我们民族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权，它就是我们的敌人！
军队的最高任务是什么？保卫我们民族的“四化”建设与和平劳动，保卫我们民族在这个世界上的发言权与生存权！
我们过去太多地讲了阶级斗争，太少讲民族利益，我们讲了太多的国际主义，太少讲爱国主义。
过去，我们还以我们在国外没有一兵一卒为而自豪自夸。这个算我们的光荣吗？美国成立二百年起，国内无战争，它把战争引到国土之外去打，使美国今天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这能说不是美国军人的光荣？
把战争引到国外去就是侵略？不说远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世界遍布它的军队，能说它是侵略？
朝鲜的例子不用举了，是说战火烧到了我们国门口才派了志愿军。假若它不烧到我们国门口呢？那当然就不能派了——这就是我们过去教育上的片面性！
种种陈腐的、僵死的、功利性的军队政治教材必须清理，对几十年来一贯制的建军思想、原则、体制都要重新认识，清除它不科学不合理的部份。这些部份极大地限制了、束缚了、阻碍了我们在近十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对部队、对人民的动员工作。
昨天你说的越南是我们的同志加兄弟，今天你们又说它是仇敌加恶邻。支援柬埔寨？柬埔寨和我们中国多大关系，给了我们什么好处？我们自卫？怎么我今天守的山头在越南这一边？指导员回答了：军人服从命令！叫你守哪你守哪！他服从了，守了，但他心里是否接受了呢？
一个仅仅依靠服从、上级叫咋就咋的军人是不能成为一个最好的军人的，他们是不能组成世界上第一流军队的！
我们不搞霸权，不会去侵略别人，这是对的，我们已经向世界宣告过了。其实你不发这种宣言更好，因为现在外国人谁不清楚：你中国有多大力量，搞什么霸权，谁怕你来着？
从现在起，我们不要向世界发这类宣言了。我们要好好建设我们的军队，要从现在起向每个军人响亮地提出：从你们这一代起，创造中国一百年国内无战争的历史！要尽快作到：当中国军队出现在哪里，哪里的敌人就不敢动，它只能打抖！到那时我们再向全世界宣布： 我们决不称霸，决不当超级大国！
信任——最高明的指挥艺术——陈知建（副师长。陈赓大将之子）
我是刚打完老山那一仗来的，本无发言权，但接触了一些人，有点这样那样委屈的同志还最爱找我聊，我也就多少了解了一点情况。
我们这个军打得确实好，但战斗胜利成果战后都叫自己否定了。
战中，领导人揽权，指挥欲太强，不信任下级，“保姆式”的传帮带；战后推卸，胡处理干部……于是包括领导自己在内大家都“倒霉”！这是我最突出的感觉。
战场上，指挥员的思想压力不仅来自敌情，同时也来自内部，大量精力化在这上面。战后内部斗得更厉害，互相告状。尤其在听说要提拔谁的时候，一连串的告状信都冲他去了。
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有，也不只我们这个部队有。恐怕和我们军队长期“运动”不断有某种联系。有的人打仗不行，平时三头六臂，很能施展。我老爹（陈赓）在战争中也很为“内斗”伤脑筋，他本人也受过这方面的压力。
“内斗”会不会坏大事，就看有没有一个好的领导掌舵。
领导包揽下级指挥，也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不行，偏要他说了就算，那就只有一个结果：部队尸横遍野！
老山“7.12”打得漂亮，关键一着是指挥权集中到我们师，令出一门。几位师的主要干部都是打出来的，又经过院校培养，对地形熟，在部队威望高。当然我不是说指战员英雄牺牲的精神就不重要了。没有后者，再高明的指挥也等于零。特别是情报部门、炮兵部队应当这一仗的功劳榜上，名列榜首。
敌人在哪里集结，我们知道了，第一批炮火覆盖过去，差不多叫它报销了三分之一。——可在这之前呢，打两发炮弹你得请求上头。打这么几千发呢？上头要问了：你知道一发炮弹多少钱么？打错了谁负责？上头如还得研究研究，请示请示呢？敌人怕早上来了！
现在好了！师的几个主要指挥员在一张地图上指挥。从接到情报到作出决定，三分钟，几句话，XX个炮营“万”炮齐鸣！
中国战史上哪有一个师长指挥XX个炮营的战例？
怪不得，当上头指挥所一撤，我们的参谋们高唱“解放区的天”。
有些干部没打过仗，有点怯阵是难免的。指挥员要善于教他、帮他、鼓励他，不要动辄就是：打不好，我毙了你！这是你对下级没有起码的信任与尊重。耍权威只能说明你无能，不懂指挥艺术。
又说到我老爹——我不避嫌。因为他战斗一生经验不是我的私产，它应当留给我们军队。我其实也没专门研究过他，只是随一个作家采访时听说过他的不少故事。一个当年的通讯科长说，他去执行一个任务，我老爹送别他时只说了两句话：路上危险，你注意点，无论如何要活着回来！这话多平常，但几十年后这位通讯科长回忆时哭了：陈司令员没一个字提任务，更没说要拼死拼活。但我感觉得到，他不但关心我，而且信任我。
打仗，有胜必有败，这是千古常理。如何对待战斗失利的干部？我还是举一个我老爹的例子。有一次战斗，刚进入敌前沿，被敌两侧的暗火力点将我一个突击排完整地打倒在一处。战后，我老爹叫不准动战场，组织大家来看。他大骂团长：“你他妈为什么不事先侦察清楚？”还骂了一些难听的——我老爹这方面缺点严重哩。
团长请求处分，我老爹说：“不是为处分你叫你来看，是要你接受教训。看看，你的突击排，有一个头朝后的没有？他们多勇敢！怪就怪你这个指挥员，你不是怕死，不是打滑头仗，你他妈是个瞎子！”说完，我老爹脱下帽，向烈士深深行躬身礼，又和大家一起抬烈士。那个团长挨了骂，但没受处分，接下来几仗，都打得很好。我老爹见了他只说了一句话：“你狗日的总算把眼睛睁开了！”几十年后，这个团长还牢记着当了那回瞎子的教训，并以陈司令员后来的表扬引为终身荣誉。
最宝贵的是指挥干部的实战经验，光靠书本课堂培养不出真正的将军。打过败仗的干部，也比没打过仗的干部强！这也是我老爹的观点。
打老山，仗不算大，但地形复杂，打得确实残酷。二十六个山头同时攻击，哪能不在某一点受点挫折？我们有的领导不加分析，究竟是干部怕死还是某个环节上困难太大或措施不当，尤其不应当的是：明明自己决策不当，该罪已，却以罚人来推卸责任，撤了一大些干部，非常可惜！
如像主攻团副团长向昆山，自1979年以来一直打得不错，被撤职后还带领部队冲锋陷阵，打了一个很漂亮的仗，炸了敌人一座军火库。怎么能把“怕死鬼”的名字安在这样干部的头上？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人家转业，叫人家怎么抬头？因为你不公正，伤害的不是他一个，而是伤了更多干部的心。
爱护部队，爱护干部，关键是危难中替他们担担子。我们不少干部不安心，想法很多，主要是一个：我不管怎么卖命，一仗打不好，彻底完蛋！实事求是说，不能完全怪罪某位领导，还有互相攻击。连师里的领导XXX也差点中箭落马。告状信一大堆，其实就是两个干部炮制的！
还有一批干部损失在文凭上，他能打，但文化低了点，上头给你分来了一大批，他只好走。我们军作战最多，出的干部最少，是各种原因造成的，这个损失太大太可惜，再这样搞，今后谁跟你“玩命”，弄不好最后垮台。
我们老爹的“魅力”就在战时信任干部，战后保护干部。刘帅更不用说，他不但指挥高明，对干部是“老妈妈、老奶奶”！所以他们有那么大吸引力、凝聚力，不管在哪里留下伤员，他伤好了，千山万水也找回来。
领导的威信不是靠行政命令、靠处分、靠官职，而是靠同生共死的同志情、靠知心、靠危难中见真情！
布琼尼，老脑筋，指挥上并无新招，但在卫国战争初期苏军大溃退时，他来了：我是布琼尼！大家就跟他上！靠的就是危难中挺身而出。
我们有的连长，爱发火，气头上也骂人，甚至踢人一脚，但没人告状，没人记仇，战士说：他平时好。
好在哪？过年了，没钱买鞭炮。连长说：“咱们放炸药！”领导知道了，一顿臭骂！你这领导怎么就不懂战士的心，你多扫战士的兴！
一个侦察参谋抓了一个俘虏，半路上枪走火把俘虏打死了。回来，我们的干部对他比对战俘还凶。他好伤心呀！他经历好大的艰险，是豁出命把俘虏逮到的，他何尝不想带回个活的。你安慰他几句多好，何必显示你的威风？
这个侦察参谋叫杜边生，“文革”中父亲被关起来了，他带弟妹沿街拣烂菜叶过活，入伍后多次战场立功，是个“亡命徒”。从那后，他伤透了心，只有和老婆说。老婆原来一直支持他好好干，这回变了：“回家吧，你司令员拿钱不比我多，你在那干啥？”他转业了，给他作什么工作也顶不上那顿骂！
部队改革，有千头万绪的工作，核心问题是从体制上保证选贤用能，提高指战员素质，最关键最首要的又在选好掌舵人！
我们的干部制度亟待改革——赵中奇（团长）
我1970年15岁时入伍，当了八年战士才提干，但其后五六年我“一路顺风”，从排长当到团长，是战争把我推上来的。
（他如今当了三年团长了，但还是集团军里最年轻的团长之一。）
15岁时我和别人干一样多的活，二百斤的打谷机我扛了就跑。18岁我参加侦察技术集训，获全队总分第一，结业时教员不敢和我对打。回连后我当侦察班长，代理排长，我们班是尖子班，八个兵号称“八大金刚”。我能砍三块砖头，射击比赛，军区专业射击运动员败在我的枪下……满了十八，我就开始申请入党，十一次党员大会通过，十一次批不下来，到后来四个排党小组一致提出：一班长（我）不入党，我们就再不讨论别人入党问题。
但我还是入不了党，当不成干部，我坚决要求走，指导员同意，连长不放。
关键是指导员认为我“骄傲”！这两个字压了我几年，什么才叫不骄傲呢？把牙膏挤到他牙刷上，他坐下你就得把他茶缸端来，他家属来了你去给他挑水扫地，这样的人不骄傲，入党提干都好办。
我来不了这一套！
我成长在军营，父亲是军校教员，为部队培养了大批人材。他的学生成了军师干部的不少，他还是团职教员，但办事仍一丝不苟，从无怨言。他从小教育我：挺起腰杆作人，拿出自己本事，不问别人给你多少……他对我的为人处世有很大影响。他后来得癌症逝世，临终前给我留下的还是这两句话。
最后一次提干，指导员还到团里告我的状，说我这人提起来就是“不问政治”的表现，但我在军区比武取得优秀成绩，扛回了几面奖旗，最后还是被任命为侦察排长。
我的那位指导员人并不坏，工作也很积极负责，就是观念陈旧，认为听话、老实就是政治。他转业时，我当侦察参谋，给他送了酒和肉去，他很内疚，眼泪都流出来了，很真诚。但反映的还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
1979年打仗以后，我从排长到侦察处长，一直在前沿活动。我化装成当地少数民族，和他们滚在一起，喝血酒，吃带毛的开水烫鸡，从那时我学会了大碗喝酒，把最能喝的哈尼老乡也喝翻了。在他们帮助下，我在全师第一次抓到了活俘，受到张铚秀司令通令嘉奖。
1979年出境反击，我排打了八仗，歼敌七十余名，打掉敌一个营指挥所。1984年我当侦察处长，还是亲自带侦察队出境行动。10月一次战斗，我们捕获敌一个工兵排长，歼敌四十，我无一伤亡。那一仗相当漂亮！
在山岳丛林地敌阵前捕俘，无异虎口拔牙，地雷、火力密度都大，敌人高度警觉，牵一发而动全局。但我们对敌方地形与活动规律摸得很清，反复演练、最后还是如探囊取物，马到成功。这一仗我分队立一等功，向好几个友邻侦察分队介绍了经验。
当侦察兵几年，我一直在前沿，老山那一仗每个山头我都跑遍了，我只带一件雨衣，无论什么天候季节，我猫到哪儿都可以睡。当侦察处长后，不认识的人仍叫我排长，别人介绍我是处长，对方还以为是开玩笑的。
我大胆说：什么地方有战斗，什么地方有我，什么地方能搞清敌情，我往什么地方跑！我也多少积累了一点带侦察兵的经验，首先是平时训练要严，对敌情要清，在这个基础上，越到敌人纵深越安全。一次出境侦察，被敌发现，如果回撤，必然正中敌人下怀，我决定再插向敌人纵深，换一个方向把部队完整地带回来了。
打完战，部队从第一线撤下来，开始精减整编，我又遇到了当战士时同样的难题——觉得自己“不适应”了！
有个领导找我谈话，问我一个问题，我如实谈了自己的看法，提了批评意见。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次谈话是准备把我调到某个岗位的一次“考核”。有两个侯选对象，那一个答对了，“考核”上了！我答错了，落榜！后来还是另一位领导为我说了话，我才幸免于“刷”调到这个团当团长。
对这件事，我很寒心，很痛心。不是我对当这个团长不满意，我很愿意在基层锻炼，何况这是个主攻老山的威名远扬的团。但我不能不想，假若我不能打仗只会说话，我岂不就“考核”上了，或者我能打仗却没有另一个领导为我说话——我可没找过他，是后来别人告诉我，他为对我的使用问题顶了上头——我岂不也就“向后转”了？
我决不是对那个“考核”上的人有意见，在这儿影射他不能打仗，他是很能打又在别的方面比我强的干部。我发出这么一番议论也决不是仅仅根据我个人的经历与体会。类似的现象我见过多了。战后成批处理干部，提拔干部，这是精减整编的大局需要，军队长远建设的需要，但确有为数不少不当减而减了的，不当提而提了的。有人说，这是难免的！也确实如此。但，这种“难免”的情况如果太多了，后果就不堪想象了。
有个副师长，在几年自卫反击战中屡建功勋，是有名的战将，他自己和别人都没想到他会被处理，但被处理了。转业后，挤在岳母家，三代人同住一室，还是在大街上碰到他师里一个当了专业户的战士，才给他一间偏棚安身。别人说：他从敌人手里不知夺回了多少山头，多少平方里土地，可是后方却没有他的立锥之地。
再举一个相反的例子：一个指导员，当年年年学“毛著”积极分子，年年立功，年年到处作“讲用”报告，打起仗来，不敢出猫耳洞，连长牺牲了，战士们请他去看一眼他也不去，拉屎也拉在洞子里……战后，他提升了，整编他调到一个新单位，不久又提升了。
联系到我当战士时入党提干所遇到的波折与我的一些见闻，我认为军队改革固然有军事思想、战略战术原则、装备、编制等一系列问题要研究，要在实践中不断去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但当务之急，是对干部制度的改革，对干部的升降去留要立法，要尽快结束一个干部——也包括战士的命运，取决于某一个人和他的关系，对他的一次印象，对他一句话的评价。
一般说，战争时期的指挥员看干部，选干部还是比较准的，“关系网”起不了多大作用，因为他要打胜仗他就得公正而慎重地择“将”。就像人们说的，谁走后门也走不进中国女排去！但战后呢？就不是每个当权者都像战中那么公正了，甚至有意把那些有功但不听招呼的“将才”快快打发走，免得他碍手碍脚吧，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
——朱国保（营长）
我是1979年打仗前从南京军区补来的老兵。
1984年战前我是五连副连长，战斗中调机枪二连当连长。
战前、战中、战后我都搞过几道题，挨个找战士谈话，把他们的回答记在这本上，事后又作了个统计。
（他拿出了一个本。）
战前——
问题之一：要打仗了，你有什么想法？
回答：“服从命令呗。”占百分之四十七。
“惩罚越南小霸，为国争光！”占百分之二十一。
“接受组织考验，锻炼自己，争取入党！”占百分之十一。
“死没啥，只是怕父母受不了！”占百分之六。
“啥想法也没有！”占其余部份。
问题之二：你对组织有什么希望？
回答：“希望入党，立功，给家里寄个喜报。”占百分之八十五。
“如果我牺牲了，希望组织派人到我家，安慰老人，最好给份立功喜报，哪怕照顾一下……”占百分之七十。
“把X百元抚恤费交到我父母手里……”占百分之五十一。
“叫我弟弟来当兵，接我的枪！”占百分之五。
“抚恤金太少了！（当时战士500元）”占百分之三十。
“希望国家对打仗的有点特殊政策，回去安排个工作，死了给兄弟姐妹一个名额。”占百分之十七。（有这想法没说出的可能更多）。
“我家穷，父母年老体弱，吃饭成问题，希望政府定一个长期优抚政策，一月十元八元也好。”占百分之八。
问题之三：打起仗来你最怕遇到什么事？
“没完成任务就倒下了！”占百分之六十一。
“伤了没人救。”占百分之十三。
“怕上级胡指挥。”占百分之九。
“我体力不行，怕冲不动上级说我怕死。”占百分之四。
“怕回不来，死了划不来、残了这辈子也不好过。”只有三个人直率说出——战前我共谈了九十八人。
战中——
问题：你现在想什么？
回答：“坚决守住阵地，为烈士报仇！”占百分之六十二。
“想家，想妈妈。”占百分之三十八。
“太可怕了，”占百分之十一。
“想吃一顿热稀饭，来点馒头花生米。”一个班八个人一致的回答。
“想一台钻洞机，把猫耳洞钻深点、大点、牢靠点。”一个防炮洞里五个人的一致回答。
“肚子饿，身上痒，顾不上想别的了。”占百分之七。
战后——
问题：“你对这一仗第一体会是什么？想什么？”
回答：“我们打得英勇顽强，吃了大苦，精神是超人的……”占百分之五十七。
“上级指挥有失误，穿插部队太大，路线没选对；主攻部队没得到必要的休息，还没全部到位就发起攻击；伤员没有得到及时抢救。”回答的全是干部，另有五个班长。
“通讯联络不畅。”干部都对86.1指挥机不适应山岳丛林地很有意见。
“想立功！但上级号召让伤员、烈士，应该！我不想了。”占百分之四十。
“想回家种地。”八个战士这么说。
“想给家里拍个电报：我平安。又怕烈士的家里人受不了……”五个战士这么回答。
“想去医院看伤员。”六个班长要求。
……
我也不认为战士们百分之百说的真心话，但大部分是不会对我有什么顾忌的，我和他们还是能交心的，他们也不认为我在作什么调查统计。
我认为我的调查是有价值的。它说明，我们的战士太好了，他们在准备奉献自己最宝贵的生命时、所希望的是那么低，那么微薄。他们首先想的是祖国、亲人、战友，当然还有努力去争取荣誉的高尚目标。
我的原始记录都在，如你认为还要详尽些，准确些，我再给你写信。
这里面包括了战士们的呼声，如抚恤金、立功和伤残战士退伍后的待遇、改善战场救护，通讯设施等问题，希望反映上去。
我们一等功团大院坐轮椅的人——王为民（团政委）
我们团还住着六个重伤员，都是因各种原因，无法安置的。
一个战士双目失明（1984年作战），一直住在连队，为了照料他的生活，我们给他在当地找了个农村姑娘。结婚时就是两张单人床并起来，团后勤送了一套堪用旧被褥。婚后，连队的照顾只能是不收他的伙食费，团里再给他每月20元补助。
女方没工作，两人就靠这20元补助和他的战士津贴与伤残费（加起来每月共40多元）维持生活。他抽烟，爱人给他拣烟锅巴抽，别人给他烟他不接。烟锅巴短，烧手了，爱人喊：烧手了！他说：不要紧，不要紧，很香。令人目不忍睹！成都军区一位副秘书长来，见到这情景，顿时泪下。自己拿出一百元钱买了一部“半导体”送他。
天冷了，晚上北风呼呼的。他叫爱人推着（轮椅）来找我：“政委，我冷呀！两床单薄被……”我立刻抱起我床上的厚被给他。他不要，说：“政委，我或不是给你找为难呀！”我说：“我也不是和你怄什么气呀，你把我的被拿走，等会我叫管理股长来，如实告诉他，他会让我冻着吗？”
小两口含泪抱被而去。这一夜，我确实没冻着，但我的心冷嗖嗖的。
另一个伤员，他的孩子病了，我去看。他要我写个条让卫生队给孩子看病。但长了好久，小屋里既无纸又无笔。我说你咋连个铅笔头也没？话出口，我后悔了，他尴尬地只抓头。我说行啦行啦，快带孩子打针去吧，我跟着叫人送条子去。我一直在想，就是在农村不识字的人家，也不会“干”成这个样呵！
还有个干部伤员，爱人无工作，在院里摆个小摊卖点瓜子花生贴补家用。有时也上火车站卖。这里离车站两三公里郊野路，晚上一个人走连队不放心，派战士去接她，有人说长道短的，传到她耳朵里，她找我大哭一场。
我这个政委不好当呀！平时比战时的生活还复杂，工作更难作。
咱们国家还穷，处处都有困难，干什么都得有钱，咱也不能老向上级叫唤，向国家伸手，但心里还是盼着对战后诸多遗留问题好好调查研究一下，定个政策，逐步加以妥善解决。
就说这几个坐轮椅的人，乍一看也没什么，他们对国家很体谅，对部队的尽力而为的照顾也心怀感激的。战士们对他们更是十分尊敬喜爱，见了他们的轮椅车就抢着推，见了他们的孩子抢着抱，看电影让他们坐中间，他们每到一处都是一片欢声笑语迎上来。然而这欢笑常常令我心酸，促我思索！
我老在想：这六个坐轮椅战友的形影，必将陪随我们团每个干部战士重上战场。这是比你一个政委，所有政工干部，整个政工部门的战前动员、战场鼓动更实际更深刻的“教材”！
我们的经济发展不是到了最好的时期么？不是大城市一座比一座高级的宾馆在兴建，一辆比一辆高级漂亮的洋车在逐日增加么？我们在战争中负伤的人不是极少数么？
为什么就不可以使他们得到与国家经济建设相协调一致的安置？五十年代抗美援朝下来那么多伤员不是安置得很好么？至少我们比那个时候更有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吧？
炮火不都在前面——罗甲和（后勤分部汽连兵指导员）
（这其实是一次座谈记录，但我未能全记下插话者的姓名。）
我1973年当兵就是汽车兵，就在这个营，近十年我们营番号有变动，但一直在敌人炮火下跑任务没变。原先我所在的九连——现称三连是军区授予的“老山模范运输连”，志愿兵李义华获得过“英雄汽车兵”光荣称号。
要我说说“炮火下的汽车兵”这个题目，晚上我想了很多，想来想去还是那几句“顺口溜”——几天几夜不睡觉，敌人炮火追着跑，往前运炮弹，回来拉彩号……那些情景叫人们见了确实胆战心惊，但写出来也就一般化，因为论艰苦危险，汽车兵到底不如步兵炮兵。
所以我想另讲一个题目——汽车兵遇炮不都在前头，后头也有。
汽车兵不同于其它兵种的最突出的特点是流动性大。不用一天，个把小时内我们就能同时见到前方流血牺牲和后方歌舞升平的场景。前后方的差别在汽车兵里反映最强烈……（插话：写这方面的戏或电影，用汽车兵当主角最好。前一个多小时，他还在炮火下，生命时刻受着威胁，见到战友们冲锋陷阵，还可能是血肉横飞；一个多小时后，他放空返回，把车停上，坐到一个舞厅里了，眼前是轻歌曼舞，灯红酒绿，还可能有个女的跑到他面前来：“解放军同志，跳一个吧！”
他不敢跳，也许是不会跳，只是来看热闹的，却回答人家：“不行，我这身上有血！”——吓唬人家。）确实，前方后方，战争和平，是两个境界，两种天地，但前方后方对汽车兵来说，都有考验他的“炮火”！是不是有进舞厅的，出事的，我没听说（插话：我也只是打个比方。）我见到的是这样一些事：
你车一停，有人过来了：“解放军，有油票么？”他要买军用汽油票。到哪去加油？他既然买就自然能找到加油的地方。来找你的不是一个两个，有时是这个走了那个来，一个比一个出价高。
你从前面拉一车空炮弹壳回来，要么你不在闹市停车，停了就会有一串人来缠你，五十元一个，卖么？或者：两个炮筒，我给你一块“海上霸王”（表）！或者，他先把表放进了你兜里，你不吭气，他就爬上车把两个炮弹壳装进他带来的麻袋里了。名牌表绝对是真的。他买去的炮弹壳也不是干别的，是打火锅。据说，大口径 炮弹壳打的火锅金黄金黄，一个至少买二百元。
还有。你在馆子坐下，要两碗小面，他给你端来了大肉大鱼，甚至山珍海味。你只要动了筷箸，他就说，我有个亲戚，到某地，请你捎带一下。其实不是什么亲戚，是行商，都是带了大包大包三七，火腿等什么的。当然给你的好处不一定只那顿饭，还会有别的，多少视情况而定。
说不定，某个商家从此和你交上了朋友，他要捎带什么也就更方便了，他对你的报酬也会接踵而来。
……
在我们去老山这条路上，好几个大街成了十里洋场，什么人都有，什么货都有。
我们国家需要发展商品经济，大家都靠吃国家的“大锅饭”是不行的，这十年的成就已经证明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是对的。在讲清这一条的前提下，我们也大讲不是商品经济市场上一切现象都是好的，更不是所有的人都在搞改革。我们更多的是讲我们部队不是商业部门，我们只能“一切为前线，一切为胜利”！你来服兵役，尽义务，只能奉献，不许索取，用任何方式赚一分钱也是犯纪律的，一经发现，轻者处分，重者追究法律责任！
我们“老山模范运输连”模范就在于，十年来她经受了前方炮火的考验，也没有一个人被后方这类没有声光的炮弹击中，这方面没人写过。
现在的麻烦在于，我们教育了这个连这个营，可是我们的车，我们的兵天天在外面跑，他们什么不知道？我们不敢干的，别人照干不误！我们推掉的生意，别人揽上了！确实，别的部队的汽车兵成队成批往外拉土特产，往回拉洋货“慰问品”，我们知道！这些慰问品是什么，分到兵们手里是什么，我们也知道！
于是我们部队也就有了反映：只有我们领导土、傻、保守、死板！……（分部张副政委：“是呵，这方面我们的压力大呵！老是说人家洋我们土，人家解放，我们保守。过去我们不敢摆酒，下面摆酒，赶快叫撤，怕告状，当典型，规规矩矩。后来人家对我们一个助理员也大摆宴席。这个助理员回来说了，人家不是对我一个人，是对我们部队表示热情呵！人家来了，我们也不能太寒酸了呵！找到我这纪委书记，我说：摆吧，第一不要过头，第二不能揣荷包……于是你来我往，大家都摆，越摆越大，招待费大幅度上升。”）
部队如何在新时期过好几“关”，不但靠教育，还在全军要有统一的法规，并作到令行禁止，不是纸上谈兵。
（插话：不能只要下面讲奉献，上面还得作好调查研究，给部队解决实际困难。前几年老山打得最激烈，伤员后运理最大的时候，我们用大解放运伤员，为防震防颠，我们想了先在车上装上沙，铺上麻袋的办法。可是路况不好，还要时开时停，时快时慢防炮。等把伤员运到地方，连人带担架都滚到沙里去了。伤员、医生、汽车兵谁不哭？谁不说大街上跑了那么多外国车，怎就没人想着给前线进口一些高级的伤员运送车呢？后来，这种车来了，有外国的，我们自己设计制造的，汽车兵从心里高呼万岁！）
急需编写一部中越现代关系史——后勤分部两位干部
邓星田（分部副参谋长）
我1965年当兵就来这个分部。那时分部成立不久，任务就是援越抗美。
北部湾事件后，美国大举入侵越南，对北越狂轰滥炸，许多城市都成了一片废墟。
我们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提出“七亿中国人民，辽阔的中国国土是越南的坚强后方”。全军都进行了动员，准备开过去和美国再次较量。
其实我们已经参战了，但只限于高炮部队，筑路部队、汽车运输部队，仅云南这面出去的最多时达二十万人。当时是秘密，其实美国也知道，不过我们只在河内以北执行任务，穿灰衣服，叫支队，它抓不到把柄。现在美国人自己也把那场战争否定了，我们还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我们分部就是担任入越作战部队的后勤保障，还有几个汽车团专门给越南运送援助物资。兵站、医院、食宿加油站等后勤人员有一万七千人。
我当时是汽车兵，从麻栗坡、船头出去往前运物资，往后运伤员，有时从河口方向走。都是晚上闭灯行车。我所在的那个七车，光翻车就死了七个。沿路都是炸弹坑，弯急坡陡。南越派过来的特务很多，我们得随时防他们袭扰，食宿加油站常挨炸，都是敌特给飞机指示目标。
那时的艰苦性不亚于抗美援朝。二十几万人都当无名英雄，死亡通知书只写“因公牺牲。”我的排长赵善忠，在美机轰炸车队隐蔽地时，单独把车开出去，引开了敌机。开车前他脱了装钱的外衣，还有一件新点的毛衣，说了三个字：交党费！……他的事谁也没写，写了往哪登呀？
伤亡数高炮部队大，宣光渡口一个连挨炸，只剩下十几个人。由我们供应的高炮部队打下美机一千多架（不包括广西方向出去的部队），我们高炮部队很英勇，没有一个连完整回来。
筑路部队修了现在成了越南北方主要交通干线的几条公路，还有几个飞机场，都是在敌机日夜轮番轰炸下干的。
越北安沛、奠边府等好几处有我们的烈士陵园，埋了我们几千个烈士。墓碑上一律写：中国工程XX支队XX大队XXX烈士。清明节越南人去烧香的很多，老人还哭坟，像哭自己亲人，情真意切。现在，恐怕这些烈士墓就不一定留着了。
那时我们真是举国一致，倾家荡产支援越南呀！光我的汽车运去的，可以说应有尽有，都是我们国内定量供应的——吃的粮油烟酒糖，穿的从头到脚。什么他都要，他要我们就给，侍候老子似的。
我们的兵，不但不能动越南一草一木，也不能动一丝一毫援越物资。一个兵，吃了几颗麻袋裂缝掉出的花生，遭了一个处分。据说川陕交界某地一伙饥民拦了一辆运粮车、撕开麻袋捧起大米就朝嘴里塞，但听司机说是援助越南兄弟的，他们把吃到嘴里的米也吐了出来。后来抓住了这伙饥民首领，原来是个大队党支部书记。这支书说：“我们听说是给越南运去的，不但没吃，连撕破的口袋也缝好了或！”
我们打肿脸充胖子！
越南老百姓对我们好。但有的“接收”人员说三道四，说我们大米不白呀，这个那个数量不够呀！好象我们欠他的！
我们给他们汽车，还得给他们训练好汽车，给他们飞机，还得给他培养出驾驶员。他们的中上层军官在我们国家留学、休假、治病，营长享受我们军职待遇。现在和我们对面站着的越南第二军区司令武立，就是我们昆明步校毕业的，和我们分部曹政委是同学。
这真是：猫教老虎虎伤猫！
我们分部援越八年，从1979年起又负责抗越部队的供应八年，当初谁想得到！我们分部收到的缴获战利物资，大都是经我们自己的手运出去的。我们高炮XX旅某连当年从某地撤出时人民夹道欢送，1979年他们又到这个地方，抓到一个打黑枪的“游击队员”正是他们连昔日的房东老乡，亲朋变仇敌！
为什么会这样？越南为什么恩将仇报？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要总结一下历史经验教训？部队提出这样的问题很多。我很支持我们政治部周文辉副主任的主张，要就这个问题敞开来专门写一本书。
但我认为，我们缺乏这样一本书，把中越关系从古到今讲透。越南人在这方面抢了先。最近我看到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的一本书，还有两个越南将军写的另一本书，都是大讲历史上中国“侵略”越南，说什么越南版图早在四千年前形成，包括中国的广东、广西直至洞庭湖……全面歪曲编造历史，对它的军队乃至全到进行煽动性“教育”。我们必须据史实予以痛斥批驳！
最为迫切是，应是立刻着手编写一部《中越现代关系史》，只讲军事关系也行。因为我们参加部队干部，包括一些中高级领导干部对此了解甚少，有的甚至完全不了解。他们对下面也就只能讲一点一般常识性的道理。还有的基层干部，只能对下面讲：我也闹不清越南咋变了，我只知道，当兵就是打仗，军人就要服从命令。甚至有个别干部讲：叫你侵略你就侵略！
作为一个有政治远见的指挥员，不能仅仅满足于部队求仗情绪高，人人争当英雄、“嗥嗥叫”的现象。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群众对战争原因和目的的认识具有巨大意义，这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一本《中越现代军事关系史》，当然应讲清美苏争霸的全球环境、苏联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苏联南下战略、七十年代初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变化、战后越南、柬埔寨问题……等等，以至1979年以来中越之战的各个阶段情况和我们对未来中越关系的展望。
编写这样一部历史书当然是个大工程。有关领导部门要舍得花大力气，组织专门研究写作班子。还要解放思想，消除神密观念，对当时出于国家利益，军事保密考虑没有讲出来的史实，今天可以公之于世，都应当讲出来，也不要避讳我们国家长期以来“极左”的指导思想对外交路线的恶劣影响与后果。
我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请向领导反映呼吁一下。
（据我所知，周文辉同志已搜集这方面的大量资料，并已写出一本《中越近年军事关系百题问答》一书的草稿。）
二十个工作日落实十五年优抚补助（把信访问题解决在基层）-----本报记者
退休干部、军烈属王昌群的“心病”解决后，激动地给云南省领导同志写去感谢信：“当收下（云南省信访局）赵局长等亲自送来的复函时，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万万没有想到，领导在日理万机的工作中，能这样重视，亲自批示，多次督办……省信访局及有关部门在不到20个工作日就给了一个满意的答复……在两个儿子牺牲20多年后，党和人民仍没有忘记我们。”
72岁的王昌群，一直在文山、思茅等边疆地区工作，后组织照顾将其异地安置到昆明，调入省粮油运输公司工作。公司被私营企业兼并后，她每月只有689元的养老金和27元的门诊费。老人患有高血压等疾病，由于养老金和医疗费偏低，老人有病不敢医治，尽量自己买药吃，服药的钱比吃饭的钱花得还多。
老人的丈夫，原保山军分区司令员刘斌年事已高，身体健康状况很差，患有严重肺心病，一年中有半年住院治疗。两位老同志认为，他们目前的工资共同用于生活、治病，还能维持下去，但刘斌老人担心自己身体状况不好，老伴今后的生活会有困难。
王昌群、刘斌及其子女都曾长期在部队工作。在战争中，他们的两个儿子刘光、刘明先后为国英勇捐躯，被中央军委和昆明军区授予英模奖章和称号。他们一家报效祖国的忠烈事迹，经众多媒体报道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面对生活的困难，王昌群老人于去年年底给省领导同志写信，反映自己工资低、年老多病和医疗困难等问题，要求按照有关文件规定解决实际困难。省领导立即批示。接到批示后，省信访局局长和三位处室负责人看望慰问了两位老人，进一步听取其意见和要求，并带去了1000元慰问金。同时，向两位老人细致地解释，王昌群老人的问题不属于文件解决的范围，但民政部门会如实向省领导汇报，争取妥善解决。
3天后，省信访局局长主持召集省民政厅、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粮食局、昆明市信访局和市民政局等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对王昌群来信要求妥善解决其医疗生活等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会议认为，可以从特殊优抚方面予以妥善解决。具体办法是，每月给予王昌群一笔特殊优抚补助费，按15年计发。此笔经费由省财政厅支出，并由省财政厅一次性拨付给省民政厅设立专户，由昆明市五华区民政局为王昌群按月发放。15年后如果经费还需继续发放，仍由省财政厅拨付民政部门，并补助至王昌群同志终年。
省领导很快作了批示。省信访局领导同志随即把书面答复交到王昌群手中，五华区民政局开始逐月兑付特殊优抚补助费。
全文完
2017.11.18 西畴县——文山市
北回归线经过云贵高原上的西畴，独有的北回归线贯穿，亚热带和北温带在西畴交汇。
西畴县到文山市分别有大路和小路相连，大路就是回走s211省道到兴街镇，从兴街镇转s208省道去文山市。我选择走小路xh04线，经蚌谷乡到追栗街镇，再上s208省道到文山。
到蚌谷乡驻地时被告知，xh04线修路不通车，只好从蚌谷乡改走蚌八线(蚌谷乡到八嗄乡)，到长菁村走032乡道，在大路边回到xh04线。小路路好，车少，风景原生态，只是全天阴天，照片灰蒙蒙的。
高原水库，有山有水，湖光山色，须晴日会更美。山坳里有小村落，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老伯赶着牛车，拉着阿婆笑嘻嘻的走来。
傍晚到达文山市城区。
2017.11.18 文山烈士陵园
文山烈士陵园位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头塘公园旁。陵园大门和牌坊均采用仿古建筑。
纪念碑为尖堆体三棱塔身，红五星下方书有“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
2017.11.19 文山市-----丘北县
2017.11.22 丘北县——广南县
2017.11.23 广南县——八宝镇
2017.11.24 八宝镇——富宁县
“喂，你好！是富宁县民政局吗？”
“你好！我是民政局，请问你有什么事？”
“我是山东来的参战老兵，来陵园扫墓的，现在关门了，请通知陵园管理员来开门。”
“好的，你稍等。”
2017.11.25 富宁县——那坡县(广西)
富宁是骑行云南的最后一站，安葬在云南境内的对越反击战牺牲的烈士陵园共14座，已全部完成拜谒祭奠。
2017年年春季，在骑行广西境内的烈士陵园时曾到达过靖西县，原计划从靖西去那坡，因要参加全国部分参战老兵在凭祥的公祭活动，返回了凭祥没有去那坡，当时就计划秋季去云南时顺路再拜。
烈士陵园安葬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期间牺牲的烈士952名，其中部队723名、参战民兵229名。主要安葬的是41军及配属部队的烈士。
纪念碑基座正面为对越作战的大型浮雕。
姜利民 烈士
山东省掖县人，1969年4月入伍，53015部队(41军121师362团)8连2排排长，中共党员，1979年2月17日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光荣牺牲，终年28岁，追记一等功，中央军委授予“爆破英雄”荣誉称号。
潘心亮 烈士
广西荔浦县人，1977年1月入伍，54037部队(汽车46团)司机，中共党员，1979年2月23日运送弹药途中在考兰地区遇敌袭击光荣牺牲，终年21岁，追记一等功，广州军区授予潘心亮同志“英雄汽车驾驶员”荣誉称号。
肖富洪 烈士
山东省肥城市人，1971年1月入伍，53014部队(41军121师361团)8连连长，中共党员，1979年2月19日凌晨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宗梅吊桥战斗中光荣牺牲，终年27岁，追记一等功，广州军区授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林振钦 烈士
广东省河源县人，1977年1月入伍，53015部队(41军121师362团)79分队班长，中共党员，1979年2月17日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光荣牺牲，终年23岁，追记一等功，广州军区授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