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庆家 烈士
41军121师后勤部副部长,在带领师后勤前梯队在魁剥山谷遇袭,混乱中中弹牺牲,时年49岁。
王 烘 烈士
41军121师362团副团长,王烘在扣屯地区受伤后被越军俘获,他拒不投降,越军将他吊在树上,惨无人道地虐待折磨他,他都没有屈服,最后被残忍杀害,身中二十几枪。在他的遗物上,发现了“共产党员王烘誓死不投降”字样!
刘粤凤 烈士
41军121师361团政治处副主任,1979年2月21日,随361团直属队向安乐穿插,在栋替附近遇袭牺牲,时年41岁。
山东籍烈士共22名
参战民兵229名。
四十一军作为广州军区的主力部队,从念井出境作战,长途奔袭,与从水口出境作战的四十二军联手钳击越北方重镇高平市。
四十一军在进入越北山区里,多次遇伏,造成重大伤亡。这也是重多中高级指挥员及民兵牺牲的主要原因。四十一军政治部副主任宋子佩将军生前撰写的《生死二十八天》一书详细记载了四十一军的作战过程。
在转载《生死二十八天》之前,让我们先看看军史专家沈晨曦撰写的读后感,帮助我们正确理解书中所记载的战斗过程和总结,客观分析当年对越反击战中的形形色色,以不负宋子佩将军的一片苦心。
生死二十八天-----沈晨曦
2019年是对越自卫还击作战40周年,民间和网络上都以不同形式进行了纪念。其中罗援将军作序“悲荐”的长篇文章尤其引起了很多军事爱好者关注,这就是原广州军区第41军政治部副主任宋子佩的遗著《生死二十八天——四十一军对越作战高平战役纪实》(以下简称《生死二十八天》)。
该书参考第41军参加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大量指示、命令、总结、战例、战评等内部资料,视角宏阔,去粗取精,严谨编排,据史求实,成书篇幅达26万余字,全景式地反映了高平战役北集团方向的作战过程,留下了一部不可多得的军史力作。
《生死二十八天》的初稿完成于1984年,但印制成书却到了2014年。其间作者于2008年7月去世,未能手抚心血墨香,不能不说是极其遗憾的事情。主要原因正如作者在临终前的交待:“之所以没有发表,主要考虑内容太真实,涉及不少敏感事件,以后如果能够在适当时候发表,也算是我最后交给组织的一份作业。”这种对于一生事业的忠诚情怀,更是令人感佩。
《生死二十八天》于2014年面世后,只是少量印刷,赠送给亲属和战友,为的是圆一个梦,当时并没有广泛传播。很多人即使知道了书的内容,但鉴于其敏感性,也没有贸然在网络上扩散。然而世间宵小之徒难防,终于有人肥胆将此书盗印,放到某网上销售,以牟取不义之财。
事情曝光后,引起了作者亲属和战友的强烈愤慨。值此对越自卫还击作战40周年之际,《生死二十八天》全本突然在网络上流传,并借罗援将军的影响力使传播效应迅速放大(有些人习惯性地眼睛只往罗援名字上看,把作者都弄错了),很可能是缘于多种因素的叠加。
《生死二十八天》的内容极具震撼力,对此读过的人无不感到热血惊心。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可以说是负面的倾向,即把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我军的指挥看成一团漆黑,除了指责,就是愤怒,就是感慨,几乎是欲骂无言。《生死二十八天》的作者热爱人民军队,坚持实事求是的信念,创作这一宝贵作品,留下经验教训供后人借鉴,却并不是要让人们以为是一团漆黑,从指责走向否定,那就完全违背了他的本意。
以沈版主看来,之所以产生上述的负面倾向,除了这段历史长期被尘封造成的原因外,未免还也有些大惊小怪的因素,理解这个世界的心理并非是那么的健康。战争是个什么东西?那是无数不可预料因素集合的系统工程,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从来没有完美的设计,只有喜悦或无奈而接受的结果。阅读和检视历史,需要读者的冷静态度和平常心,绝不是一会儿东来一会儿西的极端情绪。
简单来说吧,《生死二十八天》中披露的一些我军作战失误,来自于各种复杂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些复杂原因在其他战争中也不同形式的存在,并非1979年所独有。如果有人眼中就是歌颂某场战争,而指责另一场战争,对其中发生类似作用的负面因素却厚此薄彼,指一不说二,那么评价一句大惊小怪可能还是好听的。
战争就是这样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纪律再好的军队,政治保卫部和军事裁判所也是案例一堆;大获全胜的战斗,到战后总结中找问题亦有检讨连篇。军事说到底是一门专业,那就是好的坏的、经验教训都有专门总结,一二三四,分门别类,画图列表,枯燥乏味。你要是只看检讨失误那一部分,不及其余,自然眼前一团漆黑。如《生死二十八天》,作者重在披露真实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拿了很多战例总结来突出指挥作战过程中的失误,有一定水平的读者自然是心如明镜,另外一些分析能力较差、情绪易走极端的人则不免大惊小怪。
最后结论:去审视任何一段历史、检讨任何一场战争,全面的视角和平静的心态极其重要。这世界上你不知道的事情很多,你只需要学习和接受,而不是大惊小怪。
作者宋子佩,1927年10月生,山东省莱阳县人。1944年8月参加革命,194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山东省莱阳县人民联合自卫军战士;4纵12旅35团副班长、班长、排长、36团干事、指导员;123师369团武工队队长兼指导员;41军政治部干部部干事、科长;41军司令部体育主任;41军政治部青年处、组织处副处长;123师369团副政委、政委;123师副政委、政委;41军政治部副主任;41军纪委书记。
1985年5月离职休养,2008年7月因病去世,享年81岁。
宋子佩先后参加过山东胶东打击日、伪、顽军战斗;东北高岭前战斗、新开岭战斗、塔山阻击战白台山战斗、三保本溪四保临江战斗、康怀张追歼战战斗;衡宝战役,入桂追歼作战等战斗。荣立大功4次,小功3次,1968年被评为全军学习毛 著作先进分子,1988年被授予共和国独立功勋荣誉勋章。
为了忘却的纪念——我为什么写中越战争
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中国与越南两国边境地区,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这场战争仅仅历时28天,却以它的奇特而一时间名扬中外。这场战争是中国人民在“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是大小霸权主义者逼着打的。
中越两国长期以来友好和睦相处,在越南抗美战争时期,两国关系亲密到同志加兄弟的程度,抗美战争结束南北统一后,越南背信弃义,蓄意破坏和恶化两国关系,在两国边界不断制造事端。
特别是自1978年以来,他们为了配合原苏联南下扩张政策,妄图拼凑“印度支那联邦”,变本加厉地公开反华仇华,仅在广西边境就驱赶了133600余名华侨、华人出境。在边境地区大量集结军队,在广西南面浅近纵深地域部署了4个步兵师、1个工兵师、9个独立团、13个独立营及若干个公安屯。每天用高音喇叭对我进行攻击与谩骂,狂妄叫嚣要“踏平广西”。在我领土上埋地雷、设路障、挖堑壕、修暗堡,派兵强占我浦汤岛、庭毫山、溥蓄丁等地区,疯狂进行武装挑衅,不断制造流血事件。
至1979年2月16日,越军共向我境内开枪开炮168起,打死打伤我边防军民132人。为了维护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在很长时间内,对越军各种挑衅我国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不进行还击,并多次派出政府高级代表团赴越进行规劝和说服,可越南当局把我们的克制忍让当作软弱可欺,不仅不听我规劝反而越发狂妄,扬言要与中国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战争由此爆发。
这场战争我国取得重大胜利,戳穿了“亚洲古巴”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击了原苏联、越南侵略柬埔寨、拼凑“印度支那联邦” ,向东南亚国家侵略扩张的野心,对维护东南亚以及整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达到了预期目的。
战后,中央军委领导对这场战争作过重要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这场战争,不是大胜,也不是小胜,而是中胜。”“政治上的胜利,大于军事上的胜利,军事上的胜利,大于战场上的胜利。”“这是一场特殊战争的特殊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解放军还是解放军。”
这场战争是特殊的,对这场战争的评价也是特殊的。那么,这场战争为什么特殊?又特殊在哪里?至今仍鲜为人知。虽然在战后,新闻界、电影电视、小说诗集大量宣传歌颂战士卓著的英雄,但战争的“特殊的特殊”毕竟没有充分反映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参战的老红军说“从来没打过这样的仗。
”
老八路也说“从来没打过这样的仗。”
各级指挥员都说“从来没打过这样的仗。
”
这当然是针对这场战争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奇特的、罕见的情况讲的。有人说,战争之所以特殊是由于作战对象、地域、战法等极为复杂的情况而决定的。我认为此说并不尽然。战争这个人类历史的怪物,尽管错综复杂,变化万千。但它总有端倪可察,有规律可寻。特殊的规律总会寓于一般之中,有其普遍性,是可以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遗憾的是战役指挥员对这个“怪物”的主观认识背离了客观。
本来“同志加兄弟”是应该了解的,可是真打起来并不了了解。不了解却硬说了解,总认为越军一打就跑,一打就散,完全低估了敌人同时高估了自己,认为“我军战斗力超过越军几倍”所至之处“一扫而光”。
不切实际的估量违背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战争法则,乃兵家大忌。导致在战役部署上发生严重轻敌的错误。
四十一军方向总兵力与敌对比为1.3:1(敌之民兵未计算在内),作战区域达四千多平方公里。这在异国作战(全民皆兵的国家)是绝无仅有的。原定战役第一阶段,在三五天时间内歼灭敌三四六师指挥的6个团、5个独立营,结果打了28天也未全歼。战役第二阶段根本无法进行。
战役进行到第三天,战局发生逆转,越军并没有像预先设想的那样大量逃跑,而是以分散的战术手段,到处阻阻击,伏击,偷袭、搔扰我军;原定穿插部队12小时到位,结果大部分在60个小时才到位。这时.战役指挥开始慌乱从纵探穿插的一师急倜1个团、3个营增援友邻,造成了部队惨重伤亡。
由于战役部署上轻敌,从未认真考虑保护公路运输线问题,结果穿插部队进至纵深,公路全被越军切断。三至五天弹尽粮绝,烈士不能送回国内,伤员随队11天缺医少药,轻伤不断恶化加重,重任不断死亡。这时,指挥员以盲目下令夺取公路前送弹药,给养,几次突击均未奏效,部队以遭受惨重伤亡,战役第五天,不得不急调部队增援,四十一军方向从原来3个步兵师增至7个步兵师,这时战役指挥员才省悟过来,立即执行“牛刀杀鸡”的战略。
战局顿时好转,歼敌成倍增加,基本歼灭了越军三四六师。28天的战争,绝不是“一打就跑”“一扫而光”、秋风扫落叶。广大指挥员英勇奋战,赴汤蹈火,甘洒热血为祖国.人英雄壮举。为我军增添了光辉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新一代最可爱的人!
笔者有幸参加了这场特殊的战争。随师、团、营、连转战28天战后以陪同总政组织部副部长刘安元到师、团听取汇报,这几年又翻阅了数百万字的资料。在此基础上草拟了此书,敬请读者闲暇一阅,以了解这场特殊战争的特殊战争。
有人问,你为什么要写中越战争?
说也简单,我对写作实属外行。工作之需也是千篇一律的总结报告,但写“对越自卫还击战”我却拼命地写,写了撕,撕了写,反反复复,坚持两年之久,完成初稿。后又以三年的时间,对照军所辖师、团作战中形成的指示、命令、总结、战例、进行反复修改,最后形成了这个纪实。是什么力量触动我呢?是一种信仰,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崇高信仰。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唯物主义的,也没有一个唯物主义者是不尊重历史的。
对越自卫还击战是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我实事求是地把这场战争的局部情况真实反映出来。总结经验教训,是对历史的尊重,也给人们留下一点思索。我热爱人民军队,对这支英雄部队的建设深为关切。在余年之际能再为军队做点有益的事是我的心愿。
“还击战”的经验是丰富的,胜利是重大的,但教训也是深刻而沉痛的!军人要永远铭记“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的真理。
作者 1990年12月
《生死二十八天——四十一军对越作战高平战役纪实》前 言-----范建武
《生死二十八天——四十一军对越作战高平战役纪实》一书,是四十一军原纪委书记宋子佩同志在1979年“自卫还击,保卫边疆”对越作战胜利后,以所在部队作战经过为背景撰写的一部战争纪实作品。书稿完成后,尘封了近20年没有发表。
2008年,他在临终前交待:“之所以没有发表,主要考虑内容太真实,涉及不少敏感事件,以后如果能够在适当时候发表,也算是我最后交给组织的一份作业。”遵照宋子佩同志的生前遗愿,在老部队、老领导、老战友的关怀和支持下,在对越作战胜利35周年之际,出版该书,还原一段历史、铭记这段历史,给人们一些有益的思考。并以此献给英雄的老部队,献给对对越作战的老兵战友们,深切缅怀作战中舍生忘死,英勇杀敌,用鲜血的生命谱写了不朽功勋的英烈们!
宋子佩同志是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老兵,军队的优秀政工干部。他的一生,对党忠诚,信念坚定,人品高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先后参加了山东胶东地区打击日、伪、顽军战斗,东北高岭前战斗、鞍山战斗、新开岭战斗、三保本溪四保临江战斗、塔山阻击战白台山战斗、康怀张追歼战、衡宝战役,入桂追歼作战等战斗。他作战勇敢,曾2次负伤,荣立大功4次,小功3次。任师、团政委期间,他善于学习,工作勤奋,清廉公正,勇于创新,为所在部队全面建设培养了一大批先进典型的优秀人才。
1979年对越作战时,宋子佩同志任军政治部副主任。战前,主抓了部队的政治工作和战斗精神教育。2月17日战斗打响后,他带军工作组跟随担负主要方向穿插任务的121师361团向敌纵深穿插,最早出国,最后回国,在越南战斗28天。是广西、云南方向参战部队中唯一一位随担负团穿插作战的正师职干部。
战中,他与基层官兵同生死共患难、历尽艰辛和磨难。战后,他怀着对军队建设高度负责的精神,怀着对“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的无比崇敬,根据自己的参战经历,结合参战部队的战评总结,采访了近百名军、师团领导和参战官兵、查阅了数百万字的作战文书、资料图表、作战日记、战斗详报和战例选编。
在此基础上,以坚强的毅力,以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精神写成此书,真实地把战争情境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告诫后人要永远记住这段历史,永远不要忘记“新一代最可爱的人”。
写作过程中,他常常陷人深思,常常被战场上激烈的场面和英雄事迹感动得泪流满面。从提纲拟定,到正稿抄写,写了改,改了写,用过的稿纸能装满两大麻袋。工作量之大,写作之苦,可想而知。1984年底完成初稿后,《珠海特区报》一名记者通过熟人找上门来,愿出资30万元买断该书的出版权。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丰厚诱人的收入,但被作者严词拒绝。这就是一个老党员、老军人的高贵人格和高尚品德。
全书约26万字,主要记述了四十一军在总部、广州军区指挥下,在广西方向作战的全过程。内容涵盖了战时部队的政治工作、军事指挥、后勤装备保障、地方支前、战役发展各个阶段的高层决策、战场变化、战斗经过,以及战后烈士遗骨处理、善后工作、国家政策的运用,是目前为止对越作战战役层面最全面、最权威、最真实、最感人,最具学术和研究价值的一部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战史教材。与已经发表的类似作品相比,该书更多地突出了对作战指挥的报道和思考。
书中的每一个章节都是一个完整的战例浓缩,都是一部活生生的实战教材。对越作战中,四十一军参战部队打得顽强,打得艰苦,涌现出一大批英模人物和功勋单位。但是,首长机关在作战指挥上是有失误的。决策盲从,指挥忙乱,准备不足,轻视对手,分析情况不够,战役战术计算不准,在用兵上、指挥上、情况处置上犯了许多兵家大忌,让部队吃了大亏。这些失误和教训在战后的战评总结上,在广州军区综合的《战例选编》上都能够看到。
指挥失误的原因,是指挥员的军事素养和军事民主发扬得不够,没有把平时所学的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用于作战指导。“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实际上是既不知己,更不知彼。特别是“指挥员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侦察和对各种侦察材料的综合运用”,“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仗”,“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等等,这些我军过去在作战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极其宝贵的作战指导原则,真正打起仗来却被抛到了脑后。
结果使本来“三五天打完”的战争,打了28天仍然没有脱离接触;歼灭战打成了攻坚战、遭遇战;战士们负重20-30公斤远距离穿插,在敌人的视线下处处挨打,增大了伤亡,教训极为深刻。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正视这段历史,研究这段历史,总结这段历史,熟悉战争,熟悉对手,走出虚幻战争,打赢未来战争、是作者生前的心愿。
愿此书能给军队建设贡献一份力量,在军事斗争准备中有所借鉴。愿更多的人对战争的残酷性、破坏性有更清醒的认识,更加珍借先烈们流血牺牲换来的和平环境,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更加关心国防,爱国拥军,共同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勤奋努力,多做贡献。
该书尘封二十多年终得面世,令人欣慰。这不是一部普通的作品,它是将士们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读后令人振奋,引人深思,希望这本书能为读者带来有益的启发。
范建武 2014年3月16日于广州
第一章 紧急战备
1978年,越南在我边境地区的军事挑衅和破坏活动步步升级,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中央军委下令广州军区调1个陆军师到边境地区作战。1978年11月28日至12月2日,陆军第四十一军一师奉命开赴南宁以南扶绥至德保县一带待命。
纯属自卫性的防御措施,未能阻止越军的侵犯搔扰活动。
1978年12月12日,广州军区奉命集结3个野战军及所属炮兵、坦克兵、工程兵、防化兵、通信兵等向广西前线开进,一派大战爆发前的景象。
12月15日凌晨,四十一军副军长于海学率领军前指向广西靖西县开进。路上只见广州军区后勤部匆忙开设了几个加油站,他们也是刚刚到达,正在调整油罐车,搬运油桶,支撑帐篷。
四十一军后勤部蔡玉斌副部长到广西军区百色军分区联系后勤供应,他们竟然毫不知情,感到惊讶。四十一军前指到达靖西县边防二团,团长、政委竟感突然,不知野战军开赴边境一线。
12月18日,四十一军基指(基本指挥所)率二师、三师、独立团多路向前线开进,19日到达指定位置,共23000多人(缺编一半)在靖西县念井、平孟、龙邦地区展开,进行紧张的战前准备。
一、 急转弯
战前准备,首位是思想准备,这是解放军的传统。12月23日,四十一军政治部组织召开政工会,各师、独立团政治部(处)主任出席会议,研究部署战备教育工作。
“干部、战士对这次军事行动甚感突然,毫无思想准备,存在许多幻想,许多疑虑和麻痹情绪,以为调动大军是吓唬人的,不可能真打。像1962年紧急战备对付蒋介石那样,大军开赴前线就把国民党吓住了,不敢轻举妄动了,没动真格就完成了任务。”一位师政治部主任在会上发言说。
“边界上的小冲突,何必动用大兵团?把越军占去的几个山头夺回来就是了,这点战斗还轮得上我们?”一位团政治处主任汇报部队思想反映说。
“两个乙种师,兵员、武器缺编一半,打起仗来连战术都无法形成,还打什么仗?”又一位师政治部主任反映意见。
会议发言,争议比较激烈。
中间休息时,我与军炮兵团政委相遇,他用怀疑的口气对我说:“我不相信能与越南发生战争,肯定又是搞什么演习,哪有同志加兄弟互相撕杀的?”我说这次可能是真打,他冲动地几乎要喊起来:“我跟你打赌,如果真的与越南打起来,就把我的头砍掉。”
会议最后确定,战备教育立即在部队广泛展开,以干部为重点,激发对越南的仇恨,树立必打、想打、敢打的思想。
会后,我带工作组下到一师一团。一师丁文奎副政委也带工作组来到该团,军、师、团三级工作组组成5个小组,抓好5个连带动3个营。第二天我便到二营四连。这是全军较好的连队,曾被中央军.委授予“爱民模范连”。该连干部素质好,能力强,富有朝气和魄力,对部队管理严格,军事技术与战术水平较好。后来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敢打硬仗,完成任务好,战后被中央军.委授予“穿插英雄连”光荣称号,还出了两位战斗英雄。
这个连队的驻地,离国境线约有30公里,驻地村庄20多户人家,全是少数民族。村民居住的房屋,是极为简陋的木制板房。房子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住人,下层圈养牛、猪、鸡、鸭等牲畜。下层约有2米多高,地面满是粪便、杂草,污水四溢,蚊蝇成群,结队飞舞,污浊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房屋窗户很小,通风极差,光线阴暗。床上除了稻草、席子和一床棉胎之外什么也没有,枕头是木头的。
有些农户蚊帐也是麻布织的,用了许多年,破得不能再补了。做饭用吊锅,没有炉灶,每次做饭都是浓烟滚滚,熏得人眼泪直流。干部战士进了房子就头晕脑胀,恶心呕吐。所以,白天很少有人进房子,一日三餐都“打野外”,只有在晚上非常疲劳时,才进房子睡觉。
边境的天气阴雨连绵,雾气沉沉,潮湿阴冷,道路泥泞。不用说野外训练,就是在村子里走动一下,稍不留神也会摔倒。衣服整天湿漉漉的,像个泥人。干部战士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备战58天。
经过几天的调查,发现干部战士中确实存在着对战争极为不利的思想认识。
一是中国与越南是同志加兄弟,亲上加亲,为什么变成了仇敌,不理解;二是边界冲突就该解决边界问题,为什么要打出去、规模这么大,想不通;三是几十年没打仗,不会打仗,武器装备又差,怕打不赢吃亏。
其中最不理解的还是中越唇齿相依,同志加兄弟,为什么翻脸打仗?过去中国对越南的支持是无私的、毫无代价的。据统计;“1956年至1963年,中国对越南的军事援助价值3.2亿人民币。”“1965年至1975年,中国援助越南的军事物资约合人民币200亿元。其中包括各类枪支184.2万支(挺);火炮6万余门;子弹10.22亿发;炮弹160000余发;中型水陆坦克500余辆;舰艇150余艘;飞机140余架;装甲输送车300余辆;汽车1.5万余辆人;炸药1.6万余吨;有线电话4万部;无线电台3万余部;军服1000万套,以及大量油料、被装、药品、卫生器材和食品等。这些物资可装备200万人的部队。”
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许多都用于供应越南。当越南提出的要求超过了中国的生产能力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动用库存,甚至抽调现身装备满足越南的急需。
“在1971年至1972年的一年多时间内,属于这种情况的主要武器装备有:飞机14架;红旗2型地空导弹3个营的地面设备以及导弹180枚;警戒雷达2部;水陆坦克20辆;舟桥2套;大口径火炮204门,炮弹4.5万发。”(以上见《军史资料》1989.4)
越南军队吃的、穿的、用的、打的几乎都是中国给的,连战场的急救包也全是中国造,越南的干部还享有来中国治伤、养病,孩子到中国读书的待遇,中国成为越南最可靠的大后方,这是人人皆知、有目共睹的。现在突然翻了脸,要进行你死我活的生死搏斗,这弯子要转多大啊!加上几十年没有打仗,出现一些反映,议论及至思想问题,是正常的、必然的。
工作组深知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但思想认识问题,不能强制,更不能下命令,只有教育疏导。
于是确定集中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树立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必打有理,敢打必胜”的信念,把战备教育与战备训练结合起来;把思想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把一般教育与个别教育结合起来。
工作组请来边防民兵和受迫害的归国华侨控诉越南当局的反华罪行;参观揭露越军在我边境武装挑起事端,炮击民房,杀害我边民的图片展览;通过读报讲课,座谈讨论、典型启发等形式,把越南当局忘恩负义、以怨报德、侵柬反华的罪行彻底予以揭露,从而激发干部战士对越南当局的义愤。
经过教育引导,干部战士一致认为应该报仇雪恨,以战争惩罚那些不义之徒。但也有一些人主张小打,在边境线上浅近纵深打,对上级确定的大打,打出去的方针还不甚理解。甚至有些师、团领导干部在交谈中,也流露出不理解的情绪。
为解决这个问题,军、师工作组提议全连组织一次大讨论,让群众自我教育。
连队集合在离村庄几公里的山坡上,指导员余林龙对大家说:“经过揭露越南当局的罪行,激发了我们对越南当局的仇恨,树立了必打的信念,但有些同志对大打、打出去的问题还不够理解。今天我们全连讨论,互相学习,能者为师,目的是把我们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认识,提高到中央军.委作战部署上来,大家想一想,中央军.委为什么要把'还击战’打大一点?”
八班长李争首先发言,他说;“大打和打出去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互为联系不能分割。'还击战’就要打出去,不打出去怎么叫反击?至于反击的纵深有多远,是以消.灭敌人多少有生力量决定的。
有的同志主张以消.灭敌人前沿阵地的兵力为主,这也要打出去,因为要分割包围,断敌退路,阻敌增援。这样打出去的纵深很浅,几公里即可,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也少。我看上级的意图是要消.灭越南相当多的有生力量才这样部署的,消.灭少了打不痛他,不行呀!”
但是我却仍然有些担心。干部战士的话讲得很好,盼胜希望很大,如果在战役、战斗指挥中出现差错或失误,没有歼灭那么多敌人,人们会怎么想呢?
任何一种战争,都离不开胜败、生死这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参战者人人担心顾虑的问题。和平时期没有人去想它,现在要打仗了,就成了人们思想里的一个主要矛盾。这是政治思想工作必须面临的尖锐问题,也是各级指挥员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一师一团的战前教育开展得轰轰烈烈,不仅坚定了敢打必胜的信念,也给参战部队带来许多启示。在随后铺开的全军战前教育中,干部战士最担心的还是指挥问题。
有的战士说:“任何战争都是要死人的,但只要指挥正确,讲究战术就可以避免无谓的伤亡。”
有的战士说:“相信同志们会在战斗中勇敢杀敌,绝不会给解放军抹黑,给祖国人民丢脸。但我们害怕瞎指挥,瞎指挥会造成无谓的伤亡。”
战士们最怕的是在紧急情况下,干部惊慌失措,瞎指挥或自己跑掉造成伤亡。30年没打仗了,各级指挥员的素质如何?能不能正确指挥战斗?
干部战士的忧虑和担心,被一级一级反映上去。各级指挥员根据不同情况,加大了教育力度,同时加强学习和情况研究,努力提高自己的带兵打仗能力,使战士们能够相信自己,战场上有所依赖。
战前思想教育为确保战争胜利提供了有力保证。一师警卫连连长李庆海在战前教育中说:“一个指挥员,在战斗中关心战士的切身利益,莫过于爱护战士的生命。”
“要使战士信得过干部,首先干部自己要英勇战斗,沉着冷静,因势利导,果断灵活地指挥,在危急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化险为夷。”一师一团100炮迫击炮连指导员徐家钦说。
在后来的作战中,二师五团四连在长白山进攻战斗中根据地形敌情改变进攻战法,采取小群多路,夜战、偷袭、巧插歼敌,以较少的伤亡取得了较大胜利,战士们十分满意干部的指挥。
一师二团在穿插战斗中200里行程不迷路,作战28天,团指挥所22次转移开设,特别是5次夜间开设,10多次临时改路,2次按方位角开进,由于指挥得当,从未判错位、走错路,伤亡小,干部战士没走冤.枉路,创全军奇迹!
然而,也必须承认,这次“还击战”指挥失误之多,造成的无谓伤亡也是非常惊人的。
战前教育中还遇到不少实际问题,如基层干部对作战牺牲后家中老小生活问题有后顾之忧。为些,总政治部保卫部孙处长曾专门召开干部座谈会了解情况,做思想工作。
一位干部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有战争就有伤亡。为保卫祖国而战,死得其所,无尚光荣,我们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但我们死后父老妻儿怎么过?”
“打起仗来我们不会经祖国丢脸,个人死了也不怕。只是我们的父母老、孩子小、妻子又无工作,以后怎么生活啊?国家、政府有什么规定吗?”
又一位干部心有顾虑地说。
“我家里人口多,生活很困难,平时借了同志们的钱,现在也没还清,如果我牺牲了怎么办,要家里帮我还吗?”一位干部说。
“我也有欠债,请告诉党支部,我牺牲后就用抚恤金还吧!”大家纷纷议论起来。
参加座谈会的干部中竟有一半人经济上很困难,家庭生活负担重,欠了别人的债。
孙处长把国家和军队对烈士的抚恤规定讲给大家听,听后每个人都沉默无语。此时此他们能说什么呢?这确实是个新问题,过去在解放战争年代不成问题,可现在不同了,是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
还击战结束后,国家出台政策,凡战中牺牲的干部生前因家庭生活困难而欠债的一律由公家偿还。
战斗教育和准备中,师、团领导干部的顾虑,多是在战斗的胜败问题上。大战之前心中没数,需要进行近似实战的检验性演习,摸摸打仗的底究竟怎么样。
1979年1月4日,一师一团决定进行一次综合性穿插演习,行程40公里。晚上7点钟,部队按照预案进行紧急出动,结果问题层出。先是二营作为前卫营耽误了出发时间,全团等了二营20多分钟仍未赶到;行军途中人员掉队走散很多,三三两两,懒懒散散不成建制。
整个演习从晚上7点钟开始,到第二天早上4点钟结束。不少掉队失散人员在第二天上午10点钟仍在返回的途中。每个连队都有10至20人掉队,只有四连无一人掉队。
此次演练,由于二营耽误了出发时间,受到时光银团长毫不客气的批评。二营长却当面顶撞并挖苦团长:“我耽误了时间怎么样?你有什么了不起的,还不是把全团指挥得乱七八糟!”
一团的演习没有搞好,师、团干部大为震惊?觉得这是很反常又很费解的“谜”。于是,他们的顾虑更加严重。时光银团长一直怀着顾虑的心情参加战斗,直到牺牲。
中央军.委和总部也担心部队能不能打好这一仗。
一天上午,于海学副军长到一师一团,说总政治部韦国清主任要亲自下来看两个连的战术技术综合演习,看看部队准备得怎么样,能不能打好这一仗。团长、政委建议让最好的四连完成这个任务。于是,团指挥所马上研究了演练课目内容、路线和时间。确定由四连搭乘坦克穿插,夺取敌山隘口火力点,最后向山地进攻,攻占要点后转为防御。
四连能不能按设想方案很好地完成演习任务?军、师领导都暗暗为这个连队加劲,心情紧张不安。中央军.委首长也是担心这一仗能不能打好才派人下来检验的。演习当天,小雨连绵,雾气茫茫,道路泥泞,视线不良。但战士们在演习中像进入实战一样,严肃认真,勇猛顽强,几个小时就把规定的课目全部演习完毕。总政韦国清主任看后高兴地说:“演练不错,像个打仗的样子。”
我这次到文本来看看,杨勇副总长去云南看看,都要回去汇报。昨天看了坦克搭乘步兵连的进攻演习射击技术还是不错的,坦克炮打得准,只是战术差一些,实战中会伤亡大一些,看来还是能打好的。
现在时间很紧了,要抓紧准备特别是穿插部队的装备太重,一个战士负重50斤,怎么走那么远的路?而且还要打仗。你们这些指挥员,背上战士的装备试试看嘛!指挥战斗半点主观主义也不能有,要战士背五六天的干粮,怎么背呀?背那么多干什么?只背三天的干粮就够了。前面打了三天了,后勤还送不上吃的,要后勤干什么?就带压缩饼干好了,这里面的营养够了。”
他最后说:“还有几天的准备,你们要把工作做扎实些,这太重要了。祝你们胜利!”
韦国清主任走后,军常委立即召开了作战会议,确定1月15日开战,各师、团立即进行最后的准备——召开誓师大会。
1月11日,一团在一小学内召开了全团干部誓师大会。总政治部保卫部孙处长及4位干事,一师彭福信副师长和丁文奎、王仕诚副政委等参加了会议。大会气氛很热烈,连、营争先恐后表决心、挑应战、夺红旗,人人精神振奋、情绪激昂,把写好的血书一封封交给团党委。
对越自卫还击,完全是被大、小霸权主义逼的,我们绝不能在侵略者面前丧失尊严!绝不能看着柬埔寨被灭亡而见死不救!绝不能对越寇杀害我同胞的罪行置之不理。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把这场战争打胜,给他们以狠狠打击。每个人满腔怒火,摩拳擦掌,表示要杀敌立功。会后,连、营相继召开了誓师大会,等待着1月15日的到来。
然而,1月15日并没有开战。据说,中央军委慎之又慎推迟了时间。
战争的气氛弥漫着,各级指挥员都在焦急地等待着。
四十一军政治部再次召开政工会,专题布置战时政治工作。参加会议的有:广州军区单印章副政委,军2号首长,军政治部领导及各处处长,各师、独立团政治部(处)主任。
在大会发言时,我讲到战区政策纪律,要求各部队一定要认真学习广州军区政治部下发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政治工作指示,落实军区提出的“军政双胜”要求。这时军2号首长大发脾气,当场质问:“什么军政双胜?你怎么乱提口号?总部只提出'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的口号,就这一个口号,再没有其他口号。”顿时,举座惊讶,会场鸦雀无声,我也感到突然的尴尬。
其实“军政双胜”的由来,谁都清楚,是写在军区政治工作指示中的,是政治工作极为重要的内容,不仅是口号,而且是对战时政治工作级为重要的内容,不仅是口号,而且是对战时政治工作的要求。午饭时,军政治部几位副主任议论纷纷,都认为军2号首长文件不看,乱讲一通,实在令人费解。
1月15日,各部队因没有接到作战命令或推迟行动的通知,干部、战士的思想又活跃起来了,出现了很大的波动。
有的说:“金边已经丢了,等于人死救不活了,这个仗打晚了,再打也无法挽救,不如不打。”有的说:“波尔布特这个党不怎么样,现在支持他将来反咬你一口像越南一样,再不要干那种蠢事了。”还有的说:“这个仗打不打,党中央也未下最后决心,不要把话讲得太绝了。”
种种说法就像开了锅似的沸腾起来。战士们公开讲,基层干部悄悄讲,师、团干部背后讲,一时间各种各样的思想问题都跑出来了。当时谁都没有解释,也不必要解释,只等枪一响,这些思想问题就会立即被赶跑。这也是解放军的传统,枪炮声就是命令,军人以服从为天职。
二、 临阵磨枪
战斗力是人与武器装备的结合,军政素质好的人与现代化武器装备有效结合,才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战争的实质,是双方人员与武器装备的较量,而人又是决定性的因素。
四十一军有两个乙种师,缺编兵员近两万人,缺编武器装备约一半。部队开赴前线一个月后才陆续补充齐全,补充兵员和装备的时间占战前准备时间的一半。战前,据说军委、总部领导根据部队的实际情况主张在营区内按甲种师编制把兵员和装备补充到位,但战区指挥员一定要先开进后补充。这笔账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算准,既浪费了运输经费又拖延了时间还增加了困难。
新兵到达连队后,由于战斗任务不明确,装备不到位,训练无从着手。临战训练仍然与在营区训练一样,每天立正稍息、左右转法、齐步正步、举手敬礼、投弹刺杀、瞄准射击,根本不像临战训练。二师、三师两个乙种师要扩编为甲种师,都要从一师抽调老兵充当骨干。战斗连队新兵占了三分之二,一个班除了正副班长和战斗小组长,其余全是新兵。新兵补入连队一个多月就参加战斗。
有人说,这次作战不是训练好了去打仗,而是打完仗再训练。新兵记不住本单位的番号代号,班长记不住新兵的姓名籍贯。看看下面的时间表就知道这场战争的准备是何等的紧张和匆忙。
1978年12月13日,四十一军召开作战会议,部署全军部队立即收拢向前线开进。
12月15日,军前指(设营性质的)向广西靖西县开进,17日到达。
12月17日,四十一军所属部队向集结地域开进,19日到达。
1979年1月7日,陆续补充兵员和武器装备。
1月9日,营、连明确临战训练的基本内容(即根据作战任务进行针对性训练)》
1月26日,又明确指示一师和三师七团使用于念井方向,八团佯攻茶灵。
会后,各师、团根据自己的作战任务进行了紧张的有针对性的应急训练。一师担负穿插任务,战士负重平均在20至30公斤(步兵20公斤左右,轻重机枪兵25公斤左右,炮兵30公斤左右,昼夜在各种不同的道路和地域训练行军作战本领。
不少战士的负荷超过自己体重的一半。
谁能减轻战士的负重?不知道。指挥员既怕携带东西多了影响行军速度,又怕装备少了需要时不够用,左右为难。最后领导形成共识,还是多比少好,宁多勿少。张林副军长曾下连专门称过各种战斗兵员的武器装备,认为负荷太重,肯定影响作战,但上面没有发话,他也不敢减少。
直到战斗打响,战士自己解决了。办法很简单,就是“丢”,走一路丢一路,漫山遍野丢弃武器装备。他们并不愿意这样做,是被逼无奈,不然就要累死。
三师只有七团担任纵深穿插任务,在28天作战中,全师共丢失各种枪支314支(挺),装备器材35054件,其中七团就丢失了14833件[(79)师字第1号,《XXX师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总结》],人均丢失6件以上。
据目击者说,丢弃武器装备的场面,人数之多,数量之大,是我军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若在战争年代,那些丢掉手中武器的干部、战士,肯定要军法处置,但现在谁都不怕,谁也不管。
临阵磨枪,不快也亮。部队昼夜不停突击训练。晴天在野外,雨天在屋里,因天候制宜。新战士在不到30个训练日内(不含元旦、春节假期和政治教育时间)必须学会基本军事技术与战术等40多个课目,上千个动作概念,谈何容易?
直到战斗打响,战士自己解决了。办法很简单,就是“丢”,走一路丢一路,漫山遍野丢弃武器装备。他们并不愿意这样做,是被逼无奈,不然就要累死。
三师只有七团担任纵深穿插任务,在28天作战中,全师共丢失各种枪支314支(挺),装备器材35054件,其中七团就丢失了14833件[(79)师字第1号,《XXX师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总结》],人均丢失6件以上。
据目击者说,丢弃武器装备的场面,人数之多,数量之大,是我军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若在战争年代,那些丢掉手中武器的干部、战士,肯定要军法处置,但现在谁都不怕,谁也不管。
临阵磨枪,不快也亮。部队昼夜不停突击训练。晴天在野外,雨天在屋里,因天候制宜。新战士在不到30个训练日内(不含元旦、春节假期和政治教育时间)必须学会基本军事技术与战术等40多个课目,上千个动作概念,谈何容易?
一个月的临战训练期间,三师七团组织进行了山地多目标仰俯角射击,手榴弹实弹投掷,地雷、爆破筒和炸药包实爆,埋排雷、土工作业等训练;完成了从单兵到连的进攻,再转入快速防御,伏击与反伏击、遭遇战斗、班排夺取山隘口、攻占制高点和各种火力点的打法等战术训练。
勤务课目训练重点进行了尖兵班、尖兵排、排哨、潜伏哨训练;夜间训练和共同课目训练着重进行了“三防”、自救互救、爬山越野及体质锻炼、夜间拉练、识图用图夜间按方位角行进训练。还进行了防毒面具实毒试验(详见”步兵XXX团组织部队临战训练的做法“,《四十一军战例选编》第23页)。
在临战训练一个月内,新兵要完成单兵到合同战术训练,军事技能达到二年度兵的实际能力,这种“大跃进”式的训练方法,不扎实的训练功底,使我们的战士在作战中吃尽了苦头并造成较大伤亡,这不能不说是个悲哀!
三师八团要求新兵三天内学会打枪,五天内学会打炮。射击训练推广“距、尺、修、瞄、击”五字法;战术训练推广“五看一动,八个方面”(即看敌情、地形、天候、指挥、友邻行动来决定自己的运用,八个方面即射击、隐蔽、前进、停止、观察、战救、鼓劲、报告),以缩短训练时间,取得好效果(“步兵XXX团临战训练的做法”,》四十一军战例选编》第25页)。
二师各团均选择了模拟越军阵地和崇山峻岭,昼夜组织演练山地进攻作战。因为时间紧迫,部队从分训到合练采取一条龙的训练方法,大大缩短训练时间,简化训练内容,只能囫囵吞枣,食其果而不知其味。这是该师几十年来第一次突击性训练,过去一直搞生产,与土地打交道,真正懂军事训练的人不多。朔江天险对他们是个严峻的考验,他们也确实经受住了考验。“泥巴兵”也能打硬仗,打胜仗,这是解放军的“特殊”。
一师一团根据穿插任务的要求,开展了“尖刀连”训练。在临近边境一线的山岳丛林地带,干部战士全副武装急行军、强行军,走小路、山路、夜路,没有路就开路通过,昼夜行程达三十多公里。
很多战士从未见过中越边境这样的大山、从未走过这样的路,也从未吃过这样的苦。虽然训练艰辛,却颇为受益,战士们初步学会了在各种复杂道路上行军、着装、携带武器装备、简易通信联络、判明方位等知识要领。
该团四连结合穿插战斗可能遇到的伏击战、遭遇战等各种情况进行演练,使人人懂得穿插部队要按时赶到指定地点,断敌退路,阻敌增援,不能恋战延误战机。遇到小股敌人,就用火力掩护部队迅速通过,遇到敌人有组织的阻击,就用小部队打,大部队继续穿插,前面交火,后面穿插,不能通过就绕路走;遇到敌伏击不慌、不乱、不散,迅速组织火力反击,抢占有利地形,有组织地指挥突围。
由于训练强度很大,十分艰苦,基层干部战士每天训练都是汗流浃背、全身湿淋淋的,沾满了泥浆。一停下来休息寒风袭骨,冷得发抖。很多战士脚上都磨起了水泡、血泡,肩膀磨脱了皮,被汗水浸湿疼痛难忍。
一天, 我到四连八班问班长:
“很苦吧”
答:“不苦!”
问:“是真不苦还是假不苦?”
答:“不苦是假的,实在太苦了!”
问:“你现在想什么?”
答“想睡两个小时的觉!”
问:“休息十分钟又要急行军你怎么办?”
答:“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训练越苦越累,越能更快提高打仗本领,为了打胜仗再苦再累也不怕!”
他说得多好啊!这位班长叫李争,是解放军某学院组织部长的儿子。战前其父多次写信要求他当好班长,勇敢杀敌,报效祖国。他没有辜负父亲的嘱咐,战中表现突出,多次出色完成任务,荣获二等战功。
大战在即,却还有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仍未能解决,基层干部心急如焚,议论纷纷:
“作战熟食给养不够要干部自己掏钱买!”
“参战人员每人携带五六日的熟食给养,师、团无法解决,只好把白面、沙糖、食油发到连队,连队发到班,要战士自己动手做。紧张训练间隙日日夜夜做干粮成了基层连队的一项主要任务。每个战士3斤白面要做几百个手指大的'面果子’,并用各种工具烘烤,然后装进干粮袋,每过了两三天还要倒出来晒一晒,以防发霉,真是烦人(后来全部发给了压缩干粮)。”
“各种弹药箱不准开箱分发,发了一双防刺鞋还算年度供应指标(打仗回来撤销了这项规定)。”
“有些武器弹药、装备器材,该发的不发,该换的不换,放在仓库里不准动。”
“战士们昼夜苦练杀敌本领,但伙食费标准仍和营区一样,每天4角8分没有一点补助(打仗回来才补上),体质如何跟上?”
“发给战士的蔬菜罐头,一个四五斤重,规定一桶罐头1个班吃两餐,打开后却再不能密封,很难携带,未开罐的1个人带1桶相当于1支冲锋枪的重量。”
这些后勤保障问题,一直在困惑着基层官兵。难怪干部、战士发牢骚说:”当年支持越南要什么给什么,应有尽有,今天打越南要什么没什么,处处别扭。整天喊备战,现在真要打仗了却手忙脚乱。”
基层干部、战士们的这些话听起来虽然有点刺耳,却也不无道理,令人深省。
三、 三五天打完
1978年12月11日,广州军区第一次作战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只部署部队开进集结,未讲作战任务。四十一军1号首长根据本军集结地区的当面敌情,设想了三种作战方案,即:平孟、龙邦、岳圩三个方向作战的部队使用意见。
12月25日,军在靖西县召开了师、团长及参谋长会议,将上述设想传达下去,这是作战计划的酝酿阶段。
1979年1月5日,广州军区在南宁召开了第二次作战会议,明确了四十一军从平孟、龙邦向高平方向突击的作战任务。
1月7日,军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初步确定一师和二师使用于平孟方向,三师使用于龙邦方向。军司令部根据军首长的意图,拟制了作战计划,1月18日,军司、政、后机关召开协同会议。
1月22日,军召开各师参谋长、作训科长会议,传达研究作战计划,组织协同。至此,军、师作战计划初步定型。1月23日,军作战计划书面上报军区前指。
1月26日至30日,广州军区向仲华政委等五位首长,亲临前线逐点勘察地形,对每个师的作战方向、作战方案进行了检查。向政委在听取汇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原方案作了调整,指示一师及三师主力使用于念井方向,龙邦方向只留三师八团负责担任牵制性进攻。
2月1日,军李参谋长带着军区向政委等首长调整后的计划,到南宁向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周参谋长汇报。军区首长批准了军的作战计划。
事实上,在四十一军制定对越还击战计划的过程中,始终存在不同意见。
一说:以歼灭敌前沿阵地为主的浅近纵深作战,先把朔江、莫隆、茶灵地区3个多团的敌人歼灭后,再视情况确定进一步作战计划,毕竟30年没有打仗了,还是稳打稳扎更有把握。
二说:以茶灵之敌防御强点为主攻方向,集中强大炮火和兵力,硬对硬突破,夺取公路,有利于机械化部队开进,畅通无阻,直插高平。
三说:要歼灭敌人更多的有生力量,就要撒大网,实施大纵深的包围迂回,把敌人主力围在高平市区全部歼灭最为理想。
四说:大纵深穿插的第一关是要打开口子,夺取公路才能使重装备参加战斗,在我军作战正面有3条公路可通高平,一是茶灵,二是朔江,三是通农。敌人的主要防御方向是茶灵和朔江,通农前沿的莫隆只有敌独立营防守,容易突破,但念井至莫隆8公里地段无路可走,需临时开辟道路。
五说:对异国作战,尤其是全民皆兵的国家,大纵深穿插没有把握,穿插进去敌人会把你“包了饺子“,公路被切断,给养弹药送不上,伤员运不出,进退两难,不好处理。
六说:上级的作战意图是大打速决,但我军作战范围太广,兵力不足,不易奏效。
七说:战争是以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这次“还击战”的意图就是胃口大,吃得多,这只是主观愿望,客观条件是否具备,关键在于是否知己知彼。
……
七嘴八舌,众说纷纭。究竟怎么打,最后都要听上面的,但有一种看法是一致的,即:兵力不足,未形成优势,如把越方民兵计算在内,我军在兵力上更不具备优势。
有人说:战争就像赌博,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和盲目性。但它绝不是赌博,绝非靠运气决定胜负,而是靠着知己知彼和大智大勇。这是每个指挥员必须明白的道理。
在战斗打响前,四十一军召开的最后一次作战会议上,军1号首长传达了广州军区前指首长的作战决心,并非常自信地对大家说:“这次对越作战总称为:牵越援柬,自卫还击,保卫边疆。具体叫高谅战役,即:高平、谅山战役。这个战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歼敌二三个师、三五天内完成。战役第二阶段歼敌四、五个师。”
第二阶段几天完成军1号首长没有说,但从整个战役预计时间可以算出,也就七至十天的样子。他目光扫视了一下会场,继续说:“我军的任务是,在第一阶段,必须吃掉高平之敌三四六师4个团及2个地方团,15000余人,为战役第二阶段创造条件。所以,我们的任务既艰巨又光荣,最好三天完成,最多五天,然后转为预备队,准备参加战役第二阶段战斗。”
大家听完这充满神奇的作战计划,肃然而坐,会场鸦雀无声。
这里,军1号首长压低声音向大家说:“下面,由参谋长李祝庆同志介绍具体作战方案。”
李参谋长站起来看了一下与会人员,介绍说:“据上级通报,敌三四六师在朔江、河安、茶灵、重庆、班庄、高平等地组织防御。朔江1个团,河安1个团,班庄1个团,师炮团在河安与高平之间。茶灵1个地方团,重庆1个地方团,另有5个独立营和若干公安屯。敌三四六师师部在高平,前指在河安,除了班庄1个团可能是八五二团为师预备队外,其他部队都布置在前线防守。敌人防守正面宽,兵力分散,机动部队较少,很容易被我突破围歼。”
军1号首长插话说:“我们的兵力超过敌人数倍(不知他用什么方法算得出这样的结论),部队拿出打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劲头,是“'手拿巴卡’的。”军1号首长这时拿国民党的军队与越南军队相比,来为大家鼓劲,因为蒋介石是手下败将,一败涂地,已经成为历史了,在他的心目中,四十年代中期和七十年代末期都是一个样子。只要拿出三十年前打仗的劲头,就可以横行于天下。
接着1号首长又说:“另外告诉大家,四十二军的四师,也担负穿插任务,到纳隆安钉子断敌退路。在围歼高平之敌时,我们要和四十二军并肩作战,这里面有个比赛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打好啰。”
大战尚未打响,就自认为已稳操胜券,可见军1号首长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和宽慰啊!
李参谋长继续说:“军首长对敌人的估计是,我发起进攻时,敌人可能跑掉,从侦听台获悉,敌人原军区向河内报告,当我军进至三五公里,他们坚守,进至二三十公里,他们就散掉。”
这里,军1号首长又插话说:“我们现在有两个担心,一个是担心敌人跑掉,那就遭了。花这么大力气打个击溃战,实在是得不偿失!这就要靠一师和七团的啰,只要你们按时看插到扣屯,把大门关死,我们就有绝对胜利的把握。其实有个担心,就是如何押送俘虏。战场上那么多俘虏,让干部战士怎么办呀?都没干过这样的事,只是在电影里看到过。我提醒在座的各位领导,要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这段话使会场立即活跃起来了,有的面带笑容窃窃私语:“首长想得真是太细微了,连怎么押送俘虏都想到了。”有的低声细语说:“我担心的并不是这个,女儿还没有出嫁就担心生孩子,奇闻!”
我对某师政委说:“大战之前高级指挥员竟是这两个担心,完全与中央军委和总政韦主任的担心不一样啊!”
后来实战中这两个担心完全是虚幻。担心敌人跑掉,敌人偏偏不跑,而是以化整为零的战术手段,到处伏击,阻扰我军,使我军遭受很大伤亡。担心干部战士不会押送俘虏,却没有多少俘虏押送,全军俘敌仅320人。这“两个担心”导致我军轻敌麻痹,遭受重大损失。
这次作战会议,还确定了以下作战方案。
第一,“三手”穿插。一是步坦穿插,由一师三团二营和三师七团二营,搭乘3个坦克营,在7小时内分别穿插到董赛和扣屯。二是侦察大队穿插。军、师临时编成4个侦察大队,每个大队辖3个连,在12小时内,分别穿插到指定位置。三是步兵团轻装徒步穿插。
一师3个步兵团(欠三团二营)和三师七团(欠二营和一营二连、机枪连、炮连),在12小时内穿插至班庄、董赛和扣屯。军里制定的“三手”穿插方案、穿插距离都在80到100公里之间。异国作战,远距离穿插迂回,情况复杂,道路崎岖,让人不可思议。战后证明,这个决策是造成我军重大伤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各部队在穿插途中,处处遭到越军特工、民兵的阻击袭扰,有时战斗几个小时,才能前进一步,遇到深山峡谷,1小时只能走一二公里。担任穿插的部队没有一个单位按时到达指定位置。最快的一师三团,用了32个小时,比规定时间晚了25小时,其他均在60个小时才到达,比规定时间迟到48小时,有的部队甚至根本没有穿插到位。可见,战前上级赋予部队的穿插任务,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第二,朔江攻坚。军命令二师进攻朔江,2月17日拂晓发起进攻,当日歼敌1个团,尔后乘坐汽车和坦克向河安开进,配合三师,在当日19时前,歼灭河安守敌三四六师前指及所属部队。歼敌后,当夜再乘车进至高平外围与军主力会合。2月18日拂晓进攻高平,全歼敌三四六师。
命令1个师在1天之内,在两个相距几十公里的地区,歼敌相当于两个团的兵力,这在异国作战初次交战是从来没有过的,就是古今中外的军事资料及战例中也是少见的。战斗打响后,二师攻打朔江用了6天6夜,也未能全歼守敌,最后朔江虽被夺取,但残敌分散游击作战。该师只好重新部署,根据敌情、地形变化,小群多路,逐点清剿歼敌,一直持续到3月16日撤军回国,残敌仍未完全肃清。
第三,佯攻茶灵。命令三师八团佯攻茶灵八姑岭,九团为军预备队,七团向扣屯穿插,插至扣屯后,横扫高平,尔后去茶灵配合八团围歼茶灵之敌。1个师3个团三种任务,三个方向,部队之间相距几十公里,师如何指挥?
军事科学之所以是一门科学,是因为它有规律可循。制定这样的作战计划,根据和把握在哪里?可以说,我们对越军的战斗力及其特点全然不知,对自己的情况,新兵多、几十年没打过仗的问题以全然不顾。军事科学的规律、原则在哪里?
一个最令人难忘的事实也被忽视了,这就是美军在侵略越南时,几十万大军集结舰港而很少出击,他们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占领一个地区后大搞战略村,有时出击运用一二个师也是稳打稳扎,不突入冒进。就是因为越南的游击战水平已经超过了他的中国“老师”。难道越南对付中国军队能比对付美国军队“客气”吗?
大家听完作战部署后,个个眉头紧锁,一言不发,心绪深沉。这时,军后勤部长惊讶地说:“按照这个命令,部队不打仗,光走路也赶不到啊!”
“你别担心,一扫而光!”军1号首长十分自信地说。
此时,我心中七上八下,充满了忧虑。会议休息期间,我对一位军领导谈了我的看法。我说:“这个作战计划没有贯彻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指导原则,用兵太分散了。我们指挥员头脑发热,敌人绝不是豆腐兵,我们也不是'天兵天将’。按现在制定的作战方案,凭我们的人员素质和武器装备以及对敌情、地形的判断了解,下一步打起来恐怕要吃大亏。”
该领导沉默片刻,说:“打着看吧,现在谁敢说熊话呀!”稍后,他又笑笑说:“当年我们不是他们(越南)的教官吗?老师打学生,还不容易啊!”
本老兵注(现在谁敢说熊话呀----山东土话,意思是谁敢有不同意见呀)!
会议没有进行讨论,各师领导只是静态拥护和汇报本师完成任务的计划和措施。最后,军1号首长站立起来,斩钉截铁地向大家庄严宣布:“军区许司令说,他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这次谁打了败仗,就杀谁的头!”“部队多年没打仗了,没有夜战经验,只能在白天打,夜间不打。”他接着又提高了声音宣布:“各师在这次战斗中,都要活捉2000名俘虏才算完成任务!”
会后,各师、独立团迅速将作战会议精神向各部队进行了传达。会上军首长“一扫而光”,“一打就跑”,“俘虏很多很多”,“要拿出打蒋介石国民党部队的劲头打好这一仗”的指示。使大家都感到这一仗一定能够大获全胜。
有一位师政委在战前对干部动员时说:“军功章就挂在扣屯的树上,只要你能走到就保证拿到。似乎没有什么敌情,只要体力就行了。可见麻痹轻敌到了何等地步!”
四、开赴战场
2月13日,广州军区正式下达了作战命令。命令四十一军参战部队14日从集结地域向边境一线作战地域开进,16日18时前完成一切战斗准备,17日零时穿插部队越过国境线,7时发起总攻。
一声令下,四十一军参战部队4万多人及各种车辆、火炮、坦克、骡马等,沿着指定的路线,浩浩荡荡向边境进发。
各部队的任务:
一师,加强坦克1个营、水陆坦克1个连、工兵2个连,向念井急进。二团直奔念井打开莫隆口子,排斥师主力在12小时内,沿莫隆、通农、黄得轴线直插班庄、董赛地区,切断3号公路,阻止高平之敌南逃、太原之敌北援,保障广州军区集结主力,全歼高平之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