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们几个人临时成立一个小组，我是卫生员，又是老兵，由我任组长，我作了简单安排后，叫大家赶快追赶部队，安排欧英群战友端着冲锋枪在前面开路，而在欧英群的最前还叫几个民工先走，我和几个伤员在中间，最后由炊事班小李端着冲锋枪在后掩护，就这样我们一直在追赶部队……。
我们离开小竹林后向南走，上坡处有一个V字形的分叉路，左边的小道山高路窄，树林茂密，右边的一条小道比较宽，上坡的地方还有几间民宅。开始我们一行向右边的小道走，上了山坡后有一个比较窄的地方，突然有一个“民工”向欧英群袭过来，抢夺欧英群的冲锋枪，欧英群马上后退，并迅速扣动板机，但是冲锋枪保险机还没有打开枪未响，他打开保险后，就要把这个“民工”击毙，当时被我制止了。
这个民工无疑是混入民工队伍的越南特工，但我考虑到我们几个人没有什么战斗力，路边不远的民宅中还有可能有更多的越南特工或民兵之类的人员呢，若枪声一响，还可能再还会引来伏击。
此时我叫前面的几个“民工”慢慢往前走，我们几个人还要回头找一找伤员。这样我们几个战友返回交叉路口时，听见左边的两座山还有零星枪声，说明左边山峰这一带还有我们的战友，因为战前统一规定，枪声就是命令，掉队人员只能向枪声的地方集结靠拢。
我叫几位战友迅速从左边的小道走，我走不动就由两位民工轮留背着走，翻越第一座山后，我也怕我的手榴弹误伤自己人，就把手榴弹交给了欧英群战友，经过一段路程之后感觉这二位民工值得信赖了，相信他俩是自己人，只是胆子小而已。
我们爬过了第二座山峰之后，由于我失血过多，加上伤痛，出现了多次昏迷。此时，我已经全身乏力，再走可能不行了，而这个时候，天色已全部亮了，站在最高处，看到前面不远处人头涌动，但是分不清是敌人还是自己人呢。
我们这几个人先掩蔽起来，派出欧英群去侦察。在隐蔽的树丛处，我想起了出征前装入口袋里的消炎药和杜冷丁，从口袋里拿出了10多片四环素和土梅素，这种药片在当年我们部队里已经是最好的消炎药了。
我吞下消炎药后，又自己给自己注射了一支杜冷丁。本来血气胸是不可以打杜冷丁注射的，但是当时不注射止痛更不行了，注射后我的精神才好些，也缓解了一些疼痛。欧英群战友侦察回来，讲前面是自己的部队，我们卫生队的战友也有部分在那里，我们几个人迅速赶去，当见到卫生队的领导和军医后，我再次昏迷过去，醒来时我已经躺在担架里了。
二月十九日，我团主力部队继续向目的地穿插挺进，途径越北山区天丰山。
天丰山，是越南北部山区的一座大山，方圆几十公里，山高坡陡，原始森林密密麻麻，山上溶洞毗邻，洞穴深幽，怪石嶙嶙，是一个人迹稀少的地方。它是我部穿插通过通农县之后要到809高地、班俊、班嫩、扣屯、高平以南、纳隆地区所必须要翻越的大山。
我们团主力部队穿插到达天丰山时已是十九日早晨，因为经过一天一夜战斗，部队丢失了很多装备，尤其是迫击炮， 我们穿越天丰山时迫击炮的炮座、无后座力炮架、弹药等也丢失不少。
到达天丰山脚下后部队稍停休息一会，便于补充饮水和检查武器装备及所带器材。此时我就在二营指挥所旁，二营部军医蔡俊池发现我躺在担架上，他对我表示非常关心，给我重新包扎固定、换药，当时同乡战友徐和庭是蔡军医的警卫员和帮背药箱的，他给徐和庭战友做了交待叫他一定要紧跟着我，保护好我。
蔡俊池军医是我的老师，也是兄长般的战友，我俩关系非常好。所以，要求徐和庭战一定要护送着我和我一起翻越天丰山。此时，二营机枪连同乡黄保生战友知道我负伤之后他也过来看我，并拾来干柴给我煮开水喝，还有我们太平镇的其他同乡战友都来看我，当时在异国他乡见到我们老乡战友的那种感情至今终身难忘，当时我们也验证了那句老话，就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我们部队就要开始穿越天丰山了，为我抬担架两位民工根本不可能把我抬得过天丰山的，但是我们的周围再也找不到民工了，只好由几个战友轮留抬着我过天丰山。天丰山，高山峻岭，山路崎岖，一个人走路都困难，何况还抬着伤员走呢。部队从早晨开始一直在天丰山穿越，给养供应不上吃的东西没有了，我们的战友是饿着肚子赶路，饿着肚子战斗。
我躺在担架上模糊地听到政治处谢炎兴干事做宣传鼓动工作，他说：“同志们，攻克高平市，面包和土豆马上就会有的”！大伙这一说说笑笑，减轻很多心里压力，连饿肚子的事情都也差点忘记了。但是战友们忍受着饥饿为我抬担架、掩护着我的安全心里不好受呀，千言万语无法表达，我只是两眼泪往下流。
部队在这种高山峻岭之中穿插作战，没有任何退路，只是坚定不移地向指定的目的地前进。下午三时左右，我们部队穿插通过一个山谷，遭到了越军伏击，这场战斗不算是很激烈，但是也牺牲了几位战友。其中有我们三营七连同乡肖善战友，他当时被敌人子弹击中头部，来不及抢救他就“光荣’’了，我的战友他们就是这样默默地在异国他乡与我们永别了。
在这个被伏击的地方有一道棱坎刚好是敌人的射击死角，我被战友抬到此处时，我从担架上起来叫战友们扶着我低姿匍匐地越过此地段，后来其他伤员也依照我的做法安全过去了。到了晚上，部队还要继续急行军。但是受伤的战友很多，有些受了重伤战友不想拖累部队自己放弃了生还。
如一营营长大腿被子弹击穿贯通，虽然也给他止了血，但是他不愿意拖累部队穿插前进，自己松开止血带大出血之后而壮烈牺牲。但是还有一部分受伤战友在民工抬着在高山峻岭之中，在没有我们部队战友的监视护送之下，被混在民工队伍中的越南特工把伤员丢下山沟而牺牲。
二月二十日，我们团翻越天丰山之后，实施第一阶段的战役穿插作战方案，马上就要攻击敌人防守多年的809高地。
809高地，大约有越军一个营级建制防守，是越南北部城市高平通向扣屯地区的一个战略制高点。夺取809高地，就完全控制越南高平守军346师的退路。
进攻809高地以我们团前卫营三营为主攻营，一营二营从侧翼强攻，当天中午开始攻击，在这次战斗中还是比较顺利，我们部队伤亡也不大。
攻克809高地之后，马上转入第二穿插作战方案，直取班俊、班嫩、扣屯以南地区。
二十日下午，团主力为了抢时间，全部轻装上阵，向指定的目标快速穿插前进。在宗梅战斗中负伤的伤员，随主力部队确实是种拖累，部队要急行军、抢时间，但是又要抬着伤员走，全团100多名伤员，基本上要4—5百人护送着，丢下也不是，走也不行。此时，团指挥所决定，暂时放弃这批伤员的护送，给每一位伤员发一枚“光荣弹”（手榴弹），就这样把这100多名伤员留在809高地侧边，实际上已经是忍痛抛弃了。到了晚上，师机关指挥所通过809高地时才把我们这100多名伤员收集起来随师指挥所向纵深前进。
到了当天的夜晚，大家已经是两天没有食品进肚了，师指挥所决定杀了一匹军马，煮熟分给大家吃。我们部队的军马，在于山高坡陡，原始森林多的地形它是很难通过，在没有后勤供应的情况之下也只好杀军马充饥了。
此时，师首长来看望伤员，我一眼就认出我们四十一军政治部宋副主任（原123师政委），他是军部配属到师一级机关的上级领导。在战前他到我们团里检查指导工作时，我给他过保健卫生员，帮他按摩护理过，所以很熟。他说这匹马是他的座骑，现在也只好让这匹马为大家服务了，大家吃饱了才能有体力战斗。宋副主任应该是一个60岁的人了，首长年纪这么大都能坚持随主力部队穿插作战，我们年轻小伙子还有什么可言呢。
夜晚约十二时左右，有人向首长休息地段投手榴弹，幸好的是没有伤到任何人，只是毛副军长被一小块弹片擦过头皮。此时，部队非常紧张，因为是师指挥所都是领导，如果在半夜之中遭遇越军偷袭那就麻烦了。同时更害怕的是部队混乱，一乱就可能伤害着自己人。
当时，师首长非常冷静，命令部队暂时一律不能使用手榴弹，打枪也要看准再打，别误伤着自己人，若发现随便投手榴弹者当场击毙。在混进民工队伍中还有一名越南特工，就在这一夜被击毙了。师指挥所此后一直很安全，随部队的这批民工也相安无事，最后都能安全回国。
二月二十一日，全师穿插到扣屯地区。我361团在通过河安县的一个开阔地时，团机关遭到越军伏击。当时团长时光银负伤，警卫员尖叫了一声，“团长负伤了”。这一喊叫，越军的所有火力全部集中向团长方向打来，时光银团长当场壮烈牺牲。当时团机关的干部、战士共牺牲了10多人。我们的团旗、公章以及机关的文件资料也在这个伏击的地方丢失，幸好在第二天，二营返回此地方营救时才把团旗、公章以及机关的文件资料找回。
二月二十二日以后，全师主力到达越南高平以南扣屯地区，部队由穿插作战转入战役防御。
我们这批100多名伤员，就在师指挥所旁边露营。由于我们边界通道还未打通，公路运输没有保障，后勤弹药无法输送，受伤的战友无法往后送。在扣屯防御时就出现了有医无药，伤员得不到及时救治，特别是重伤员天天有伤口感染而壮烈牺牲，有一天就有七名伤员得不到救治而牺牲。
我曾经听到师长郑文水口授电台发报员，请求前线指挥部派直升机来救援，说着说着首长也哭了。因为首长爱兵心情我们理解了，但是他也无法解决，只能是看着我们受伤的战友这样牺牲在越南战场。我们这批伤员，在中越自卫还击作战史中曾经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自卫还击作结束之后，《解放军报》记者所采写的长篇报道《新一代最可爱的人》，这篇报道的主要内容就是报道我们师指战员和伤员的事迹的。
我们卫生队秦久栓军医在宗梅同我负伤之后，也被战友和民工抬着随穿插部队前进，由于他的伤是胸肩部贯通伤，右手骨骨折。我虽然也是重伤员，但我四肢齐全，我就一直在阵地上主动为他护理，甚至他拉大便时帮擦屁股。我们受伤后的战友就是这样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地渡过了困难。
三月二日，从扣屯防守阵地到我国龙州方向的公路完全打通，沿线是由四十二军把守。我们这批受伤的战友随后勤保障车返回国内广西龙州县，当时安排在解放军32临时野战医院。在扣屯防守阵地我们准备往后送前，蔡俊池军医从二营防守阵地专程赶来送我，并安慰我回国后要安心养伤。他还特向我交待一句话说：“假如在战场上牺牲了，请转告大嫂不要难过，要带好小孩……”。多好的战友啊！我们这批重伤员经过简单处理之后继续往后送，我和秦久栓军医被火车专列送回广西桂林解放军181医院三内科救治……。我们心情起伏，祝战友们平安归来！
三月九日，我师从扣屯防守阵地主动出击越南守军防线。师指挥所从各团中抽调一个加强营，361团2营、362团1营、363团1营和五个炮兵营以及左邻449团协助下，从扣屯防守阵地出发，向太原方向约10公里的纳隆地区进行反击作战。
纳隆，是扣屯往太原去河内的必经之路。纳隆桥有越军重兵把守，纳隆桥全长约65米，宽7米，是一座公路大桥。为了粉碎越军的进逼，做好撤军准备，让越军摸不透我军的作战意图，我师奉命主动出击防守纳隆地区的越军。
三月九日，在军、师炮火的支援下，向越军防守阵地发起全线进攻，当天攻克多个越军防守要点，全歼越军一个青年骨干营和部分防守越军，取得了扣屯地区防守之后的最大胜利。这次战役，可以说是我们的炮兵发挥了巨大作用，也就是大炮上刺刀，按步兵的作战要求，不断地火炮延伸掩护步兵攻击。攻克阵地之后，同一天就地转入防御。
三月十日，我师的三个加强营，经调整作战部署之后，继续向纳隆桥方向发展进攻，执行炸桥任务。我361团2营沿15、16、17号高地攻击前进，362团1营，363团1营，保护361团2营侧翼安全，火力控制纳隆桥两侧，掩护我团工兵炸毁纳隆桥，共同完成了这次战役作战任务。三月十一日，这三个加强营交叉回撤与师主力部队会合。
在一个月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我121师全体指战员，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先后经历了一百多次大小战斗，先后攻克了边境线910高地，莫隆、朗昌、菲咬等营区，班嫩、扣屯、纳隆等越军防守要点，以及天峰山、809高地、841高地等。歼灭了越军通农独立营、布介公安屯、183团1营，歼灭了346师留守一部及2个特工大队一部等。共歼敌3461名，伤敌237名，俘敌46名，缴获各种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一大批。打出了国威、军威，取得了重大胜利。
3月12日晚，我师接到41军转发广州军区命令，逐步撤出扣屯地区防御阵地回国。
3月14日15时，121师及兄弟单位撤离通过高平大桥之后，我师工兵炸毁高平三座大桥。
3月16日15时，全师按363团、师直属机关、361团、炮团、362团序列经龙帮边界全部撤回国内广西靖西县渠洋公社、大道街公社、都安公社。
战后，由于我361团卫生队在战场上集体表现突出，被广州军区记集体二等功。
我们太平镇同年入伍战友也牺牲了四位，他们是：徐裕聪，师直通信连，仙村人，终年21岁；肖善，361团7连，肖渔村人，终年21岁；杨理，362团4连，塘边杨村人，终年21年；黄保生，361团二机连，卜品村人，终年23岁。
三十年前的二月十七日，我们肩负着向敌后大纵深穿插作战任务，战斗中我们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我们一起攻克通农、穿越天丰山，并攻克越南高平西南的战役要点809高地，我们一起攻克了扣屯以南的数个高地……，我们一起出色地完成了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三十年前的三月十六日，我们胜利凯旋，回到了伟大祖国的怀抱，但是，在凯旋班师的队伍里，再也看不到你们那矫健的身影，再也听不到你们那熟悉的声音，鲜花丛中再也看不到你们灿烂的笑脸；你们没有看到胜利的红旗迎风招展；你们没有听到祖国人民在凯旋门前迎接我们的欢呼声……；你们走了，用生命告诉祖国你们付出的爱；你们用生命展现了出征前的庄严誓言……；你们永远无愧于中国革命军人的光荣称号！你们永远是八一军旗的骄傲……；你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永远！
41军121师362团5连1979年对越作战纪实---赵西贵(时任5连指导员)
一、连队组织和装备配置及战前准备
1、我连在营的编成内行动,全连编制满员128人。
连长郭胜利,原籍北京通县, 1969年1月入伍;副连长马炳文，广东汕头市人，1966年3月入伍，战前原定为转业对象;副指导员李天禄,广西桂平人，1968 年1月入伍，战前原定为转业对象(战中牺牲)。1 排长彭锡江，广东番禺人, 1969年1月入伍; 2排长蒙栋森，广西桂平人，1968年1月入伍，战前原定为转业对象; 3 排长刘汉文，广东揭阳人，1975年1月入伍;炮兵排长卢社照，广西桂平人，1969年1月入伍;司务长吴柏新，广西桂平人，1968 年1月入伍(战中牺牲)。
战斗发起前,五连为加强连,配给团属82无后座力炮一个排,排长周建文,约18人，炮3门;配给师属喷火器1个班3具,6人;师属防化班1个,6人;团属工兵班1个, 6人;营属重机枪1个排, 3挺重机枪,24人;配给当地向导1人，翻译1人(从驱赶的华侨中选拔的进步青年) , 当地民工排1个45人(主要是运弹药、后送伤员等)。人员总计235人,其中战斗人员190人。
2、作战时间:于1978年12月全营进入作战区念井地域,与越军莫隆公安屯的一个加强连接火,至1979年3月16 日撤出战场回国到中国边境德保县待命共计4个月。是121师在自卫还击战中作战中作战时间最长的营。
3、作战范围和次数:越过高平省穿插到越南的高平市以北地区,边打边前进,行程近160公里,作战16次。
4、战绩:在营的编成内全歼越军的莫隆公安屯的-一个加强连120余人,其他战场歼敌50人。缴获武器装备一批, 其中缴获敌军需库、粮库各一处。为后续部队的作战胜利提供了有力保证。
5、我连伤亡:共计阵亡46人，伤28人,军马全部战亡。
战后我英雄五连集体荣立二等功。个人一-等功4人,二等功8人,三等功60人。对烈士的后事由团部专门组织进行妥善处理。
要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首先应先做好干部党员骨干的工作。我们以大量的事实(上级下发的宣传材料)控诉越南军队在中越边境上犯下的滔天大罪，以此激励干部战士们的杀敌情绪;宣揚我国如何强大、越南如何弱小.，选读家中来信，排除怕死的念头。我们提出的口号是:谁英雄谁好汉，上到战场比比看!多多杀敌当英雄，贪生怕死是狗熊!
有道是不怕调皮捣蛋，就怕集中训练。在大众場合，哪个人也不甘心当孬种，战士们都是年轻人，上进心强，再加上政工干部圆满有激励性的说教，部队怕死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有的战士向连党支部递交了血书要求打头阵。某连指导员刘元祥(山东寿光人)在全师出征誓师大会上因没夺到先头连红旗，竟急得在大会上哭起来了。
我晚上查岗时发现个别战士打着小手电在被窝内流着眼泪给家中亲人写遗书。我本人只是在出发前给未婚妻写了安慰信，退回了订婚像片，并告诉母亲不要挂念我。战后我才认识到，不管外界客观上怎样宣传不怕死。但在内心中，主观上求生的欲望人人都是有的!“怕死”与“流泪”才是真实的。因为生比死好。况且95%以上都是未婚的20岁左右的小伙子，只是“忠”“孝”不能两全罢了。
第二项工作，是扎扎实实地进行战前军事训练。
训练也是非常艰苦的，只是没有生命危险罢了，尤其是刚征集来的新兵，他们的命运是艰苦的。30多年中国无大战事，都当“和平兵”还有的“镀金兵”( 指个别非农户口战士服役2-3年就退伍参加工作。
还有个别高干子弟，当兵后提个官就走。还有的他们对中越战争的信息比较灵通，大多数在未战之前就都调离开了参战部队，进到保险柜里去了。战后我看到《高山下的花环》这部电影拍的就比较真实)。而战争的时钟正好指向了这一批兵，当然也包括所有参战的官兵!
部队除了进行战斗技术训练外，还要进行耐力和抗饥饿及耐炎热强化训练，要进行身负50多斤重的全副武装越野、奔袭、爬山、渡河训练。有的战士晕倒、休克、呕吐...但稍作调整后仍继续前进。因为在穿插战斗中，一旦掉队就意味着死亡，与敌国作战的特点是四面受敌。
单兵要掌握的作战技术是比较多的。如:多种火器的射击、手榴弹的使用、武装泅渡;战术动作有防化学、防地雷的动作方法，各种地形、地物的利用，通讯联络、友邻关系，敌情、我情的情况判断分析以及处置方法都必须熟悉。有的战士练匍匐前进时，胳膊和大腿膝盖都磨破了肉皮露出了骨头。
为了在战场上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战士们也毫无怨言。军事训练最苦的科目是单兵训练，因为它是班排连营作战的基础。即便是如此，超负荷训练，对那些新兵而言，时间还是不够的。因为有些技能在短时间内是达不到目的的，如武装泅渡、情况处置等等,那也只能仓促上阵了。这就是平时大家说的:临阵磨刀，不快也光。
第三项工作，是做好作战物资准备:
内容包括:武器、弹药、装具、给养。根据上级明确打3天的时间要求，我们也只能带足3天的物资。战士的子弹都装的鼓鼓的,别的东西少了可以，弹药是绝不能少的。《打击侵略者》电影中有个情节:正打到节骨眼的关健时刻，志愿军没有子弹了，眼看敌人往上攻,战士们急得像热锅里的蚂蚁,后来子弹送上来了,志愿军才打败故人,保存了自己,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否则将全部被歼。
在战场上武器弹药就是战士们的生命。连队炊事班带上了锅、碗、瓢、勺,没带粮食,也许上了战埸后还要为部队做饭用。这3天部队带的特制粮----压缩饼干，这种干粮偶尔吃可以,常吃就受罪了。
上级给每个战士配发了装水、做饭的两用水壶,每人发了3块饼干一样大的燃料,一天1块,不管什么天气用火一点就着火,每人还发了一个2米长、1米宽的黑色特制大塑料袋,当时上级也不说明干什么用,只是私下互相传说是光荣后装尸体用的。这可能就是古代战争中说的“马革裹尸还”的意思吧。
越南属热带气候,虽是2月份,但越南战区仍是阴、雨、雾连绵的闷热天气,蚊子、毒虫较多,部队领导强调必须穿好内衣,用松紧带扎紧裤口和袖口。当时传说:越军在阵地前埋设有竹签陷阱,人掉下去就会被扎死在竹签上,当年美国兵就陷了不少。
此说不管是事实还是谣言，部队首长都十分重视，怕影响士气,所以兵工厂在总攻前特别赶制了防刺鞋,每人一双,鞋底内装有簿钢板,比平时穿的解放鞋稍重,穿上虽不舒服，但消除了怕掉陷阱的心理作用。部队是向战区推进中进行战斗准备的。
1979年1月我师在靖西县西南地区展开。全师进行大纵深穿插作战，这在针对国外的战争史上是不多见的。作战路线是从越南高平省的西部快速打进去,到达高平南部抢占有利地形展开，向北切断高平越军之退路,向南抗击来自越南太原省的增援之敌。
进攻路程约60多公里，作战范围约300平方公里。我们使用的作战地图是30年代法国人测绘的、十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地形、地貌简略幅度很大，只有一些主要的道路和方位物能找到，当时有这么个地图也不错,将就着用吧。
全师部队到边境战区还有50多公里路,这个距离一般的炮打不到,眼看春节到了,我们猜测可能利用春节敌人思想麻痹发动进攻(越南也过春节)。但春节却没动静,我边防军民照常过节,只是不如内地热闹。边境地区的政府有组织地带上猪肉、鸡、鸭、青菜去慰问部队。
部队暂住老百姓家过年,也允许少量饮酒。整个驻有部队的地区春节一律禁止燃放鞭炮,更无娱乐活动。边境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是比较贫苦的,民居密度也很小，居住也很分散。部队到达后很少见到居民活动,气氛显得既紧张又平静。
刚过年初二，我营接到首先开赴边界线占领进攻出发阵地的命令。我营又把我连排列在最前面。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封锁边界的一切通道,总攻开展时，首先消灭边界当面之敌,打开口子，扫平通路上的障碍,确保师主力顺利通过通路,按预定的时间和目标向纵深穿插作战。
我们受领任务后,立即进行战斗编队,部队平时和战时的编制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师团的尖刀连,各级首长寄予了“初战必胜的希望”。战斗编队编好后，我连根据战斗任务和敌情、地形、兵力等情况还反复进行了沙盘作业。一切准备就绪后，部队夜间秘密进入了阵地。
那天天下着雨,我们所处的那段边界是纯山区,石砬子山性质,长满了半人高的原始杂草、灌木。边境线走向是沿山脊划分的,国界碑由东向西编排。我们的作战进攻正面在119界碑与120界碑之间。界线敌方一侧是由人工挖掘的壕沟,深约2.5米,宽3米，底部都插有木棍一样粗小的竹签。但对人并无什么威胁,用手拨掉后人员即可通过。这大概就是人们传说的竹签陷阱吧。真可谓是“三人成虎”呀。我连占领的阵地由5个高地组成,正处在中越边境线上,与对面越军相距最近点只500米。
天亮后,2排向3号高地接近时,突遭对面敌火力射击,这也是首次与敌接火,部队无法前进。我用望远镜观察发现:敌人是无目标盲目射击,属火力侦察。为不影响按时到达地点,我决定干掉它。于是我命令2排的机枪手，首次在国界线上向敌人进行射击。由于难观察敌人的准确位置,开始射击效果不佳,我便急中生智，把望远镜给机枪手戴潜民当瞄准镜用,效果果然很好,敌人应声倒下，2排按时安全到达3号高地。
两国关系正常时,边界特点不明显，有道路直达越南,边民可通商、通婚犹如一国。两国关系为敌了,关口也封闭了,还埋设上地雷,拉上铁丝网,设成了阵地,商也不通了,亲戚也不能走动了。沿公路向敌纵深约2公里就是越军中心阵地----莫隆(即越军边防武警公安屯)。
公安屯西侧为敌方制高点910高地，海拔标高为910米,高差约400米。是该地区的制高点,与莫隆相连,构成互防、互援之势。当时上级通报,在此地敌布置一个加强连,该高地有一个加强排组织防御，企图凭借公安屯原工事及910高地天险,卡死路口通道，阻止我开口子和尔后向纵深发展。
我们充分利用在边界的有利条件,连、营首长对作战地区进行了反复观察。我们与敌人兵力的比例3: 1。 此战的关健,在于能否先攻占910高地,因为敌人公安屯和其他防守阵地要点均处该高地的火力控制之下。只要我方能攻下910高地,其他守敌自然就乱阵脚。而攻占910高地的任务,师、团首长就指定交给了我们连。
受领任务后,我们进行了强有力的动员,动员主要是向大家讲清这一仗的重大意义,务必初战必胜。为更有把握全歼910 高地之敌,在总攻前,马炳文副连长同三排长刘汉文率一个加强班16人,于16日20时秘密越境潜伏910高地以南，在总攻发起时切断公安屯和910高地的相互联系( 比总攻提前9个小时进入敌区)，使其后退无路，增援受阻，通讯中断。
我率80余人的部队从正面积极佯攻,也就是敢死队，以保障主力从侧翼进攻910高地之敌。当时我宣布:我们3支队伍中,谁先冲上910高地就给谁记头功。同时攻占阵地后要立即发射3颗红色信号弹通知师、团主力部队行动。至此我们是万事俱备,只欠一声令下发起总攻。
三、进攻战斗阶段(边界线上开口子战斗)
1979年2月17日凌晨4:30分,中国军队的各种远程大炮按照预先标定的打击目标，在1000公里的中越边境线上向越南进行猛烈炮击,打击时间为30分钟。其场面似电闪雷鸣,震耳欲聋。炮弹就在我们头上“嗖嗖”飞过。.
按常规作战规定,炮火完成打击当面目标任务后，要进行延伸炮击,也就是以炮火掩护步兵向敌阵地冲击。当时我没按常规办，如按常规打，将给敌留下喘息的机会,势必对我造成较大的伤亡。因为全线部队凌晨5点钟发起总攻,我距敌运动距离太长(500米) ,并且地形复杂，在我炮火射击的时间内。我于4: 40 分就命令部队提前20分钟按预定作战方案快速向敌发起冲击。这样我方炮火对我虽有威胁,但我取胜把握大，敌人对我的杀伤会小的多(实践证明此战法是正确的)。
两军作战，牺牲的情况随时都会发生，那时我也来不及考虑死的事,也不害怕,只是想如何按时攻下敌阵地后向师、团发信号。我们冲在最前的大部队会伤亡更多,这时只有拼死向前。平时我接受的教育是党员、干部冲锋在前,要身先士卒作出表率。所以，进攻发起后,我同我连超期服役的七班长唐伍元(湖南祁阳人、党员、73年1月入伍)一直冲在最前,意图是表率。.
但前进至约400米时我听到后边没动静,回头一看只有4、5个人跟上来,当时我十分着急,我对唐伍元和八班副班长向昌太说:“ 你俩带着往前打，我到后边看一下”,我后退约20米，才发现部队上来,这种情况下不能动作慢,慢一分钟就会造成大的伤亡。我强忍着性子说:“ 加快速度,慢了会被敌人消灭的”,这样大部队才快速冲上去,可后边.还有2、3个人动作慢吞吞的，于是我手枪一挥,骂道:“ 妈的!怕死鬼,再不跟上毙掉你们!”这几个人一见我急了,就赶急跟上去了。当时由于天黑看不清是谁。(战后我一想起此事心里就后怕,当时手枪顶着火,要真打掉他们,军事法庭也许会判我个误杀罪)。
战前准备得再周密,一旦打起仗来,也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到敌阵地上全部侦察清楚。我们越过一条水沟，上岸就遇上一道越军利用两座山谷垒起的高4米、宽1米、长约20米的墙,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总攻前没发现这一情况,绕行进攻,方向不能改变,时间也不允许，搭人梯过太慢,怎么办?时间就是生命、就是胜利!
我决定利用随行40火箭筒打开通道。平时进行打炮训练,人员要在200米以外隐蔽起来。可现在通道狭窄、无处隐蔽,更不可能后退。情急之下我命令部队后撤20米卧倒并张大嘴,令40火箭筒手瞄准墙体中心开炮,随着一声炮响, 阻墙被炸开了一个2米宽左右的大洞,部队趁势地勇猛冲过去。
部队接近敌前沿阵地时，我方炮火刚好实施延伸射击,敌散兵开始同我们对抗。我便命令火力队长卢社照组织火力掩护,火力队的60炮、40火箭、重机枪一齐向敌猛烈射击,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步兵趁机冲击。其中有一段距离十分难行,坡又陡,加上阴雨连绵,脚下打滑,我们只能人托人往前爬,手被刺划出一道道血口子，但勇士们已不知道痛了。
2月17号凌晨5点左右，天还没亮,敌不易命中目标，这样我们以压倒敌人的英雄气慨冲入敌阵。我及时进行战斗动员:“ 冲上山头就是胜利,谁先到就给谁记战功,共产党员要冲锋在前”。那时这些口号是管用的。这样未等敌人全部进入工事,就被我基本消灭掉了。
我们打下敌910高地之后，部队搜索转入防御。此时是早上7点,约30分钟后连长率主力到达阵地。约11点钟，马副连长那支队伍才归建。按预先约定的进攻速度,他们应比我这支部队发展的快,在那种情况下我也不宜问他们为什么行动这么慢。
我们粗略清理了战埸,共歼敌19名,缴获60火炮一门、自动步枪6支、机枪一挺、弹药一批,我亡4人、伤5人。我和连长会合后,又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继续进攻莫隆公安屯之敌, 910高地交由边防部队接管。
我营4连、6连在我坦克支援下从下面进攻公安屯(莫隆)。敌工事是由法军占领越南时构筑的,由高标号的钢筋混凝土构成，炮弹是轻易炸不坏的。最后还是用传统战法,派出爆破手用炸药包、爆破筒、集束手榴弹逐个炸毁的,这是用战士的生命和鲜血拼下来的。主要火力点被扫除后,我方步兵在坦克的引导掩护下开始冲入敌阵地。我们的坦克对敌工事出入口直接进行碾压，喷火器、40火箭炮也直接向工事内射击。这样大部份敌人都被消灭在工事内。
步兵在阵地上同敌人展开了近距离搏杀,绝大部份战士是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的。有一个刚入伍的新兵叫曹延军，才19岁，广西百色市人，其父是广西百色军分区司令员。战前他父亲曾驱车来部队看过小曹,所以印象特深。
他在这次战斗中表现的非常勇敢,当时莫隆守军之火力点向我疯狂扫射,我方不断有人员倒下，小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没等班长下令,他就携带炸药包勇猛地接近到敌火力点将其炸掉。但返回时,由于距离远，在外暴露时间长，不幸被敌弹击中光荣地贡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我亲眼目睹越军作战也是很顽强的。有一个越军被我方打的满脸是血,从洞内爬出来仍向我们射击。越军连队 中配有一个女勤务班,打起仗来她们也是战斗员。我连班长夏新军发现有3个女兵向后逃跑,他误认为女人天生不如男,持枪边追边喊:抓活的!可那女兵突然一个转身射击,小夏右手小臂被击断,女兵趁机跑掉了。
在这个阶段我们连出现了一些伤亡，战士的尸体和伤员由民工后送,当时我又不失时机的进行战斗动员: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说是口号,实际上这也是战斗的纪律,这些规定,战士们都做到了。伤员中有断胳膊、断腿的,也有破头、破腹的。我亲眼看到，我们的战士扛着一具尸体后移,头部被打掉一半,脑浆和血滴滴嗒嗒的往外流,这扛尸体的战士也成了血人。我此时目睹眼前的一切,也曾本能地感到心寒,心想:这就是人类相互残杀的结果,刚刚还活着的生命,一会儿就永远地消失了，多么残酷啊!
这些想法不容我多想,因为我还要指挥着二百多人的部队在拼杀,士气可鼓不可泄,我的责任就是要按时完成上級交给的作战任务,要想更好的保存自己，就必须大量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上了战场就不由个人了,为了党和祖国的尊严,为了战斗的胜利,有时我们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于是我通过无线电向各排进行简短动员: xxx同志为了战斗的胜利而光荣牺牲了,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发扬英勇拼杀的精神,不怕流血牺牲,为烈士报仇!
经过近11个小时的搏杀,开口子战斗终于17日下午4时全部打开，为师团主力开辟了通道。对此,师、团首长也不断地鼓励我们，嘉奖我们。边界开口子战斗结束后，我们对部队作了调整,同时给炮排长卢社照、8班副向昌太、七班长唐伍元、烈士曹延军报请了战功。还给其他战士立了战功。由于这是处在边界上的一次战斗,我们各顶准备工作都做的较充分,总的看来打的算是顺利的。所以我连伤亡情况不算太大，仅亡9人、伤13人。越军莫隆公安屯一个连,910高地一个排基本被歼灭,战利品由后续部队接收。下一步我们要向纵深进行穿插作战。
四、纵深穿插战斗阶段
在穿插过程中,我营营长罗良才(广东潮汕人)在一个加强班的护卫下去团指挥部开紧急作战会议,返回时通过一山谷时,被山上散敌枪弹击中大腿动脉,由于流血过多当场牺牲(编按:经参阅有关亲历者回忆，罗营长牺牲时间为2月21日，地点是809高地南侧之那个地区)。这对我营全体指战员是一个很大的震惊。由于当时部队正向敌纵深进攻,罗营长的遗体不便随队抬走,便就地掩埋了。后来战场收容队上来之后,上级领导认为我方尸体埋在敌国不妥,就又将尸体挖出来装在事先备好的大黑塑料袋内运回国内。后来就安葬在广西那坡烈士陵园。原副营长陈楚汉代理营长。
1979年2月18日，我连为营的前卫连向纵深奔袭,当全团部队进至宗梅山崖路口时,同阻击之敌发生了战斗。敌兵力不多，就一个班。但所处位置地形险要:公路北面是高山、南面是一条河,有一夫当道万夫莫过之势。陈代(编按:此时应仍为副)营长、我，郭连长组织炮火打击,但效果不佳。此时我看到部队集中在公路线上,非常危险,便挺身而出,亲自指挥一排在火力掩护之下，沿地形采取迂回战术接近至敌侧后，趁敌不备所有自动火器一起开火, 将这股阻击之敌全部干掉。这是一次小仗,仅缴获左轮手枪1支、步枪6支。我方3人负伤。
我们到现場发现,越军收尸的动作是很快的,他们用事先准备好的绳子绑住脚立即拖走,现埸只留下一片片的血迹,也有拖不走的,但被我打的稀巴烂,面目全非,有的被打死在水田里，大概是由于伤痛挣扎而变成了泥巴人,如不仔细看,还以为是一堆堆烂泥。歼灭了山口之敌,为大部队前插蠃得了宝贵的时间,扫除了路障。
2月18日晚友邻部队(本团3营)攻打了越南通农县,沿途发现有停在公路上的公共汽车、有被敌击毁的我方坦克,也有被我击毁的敌军车,有的民工向前送弹药、有的向后方抬尸体送伤员、还有的回押战俘和地方官员,他们只穿裤头举着双手。一派十分紧张的战斗气氛。那么多人行动,却听不到喧哗声，看不到火光,其原因是怕引来枪弹。部队经过连续作战,己处于高度疲劳状态，队伍哪怕稍停5分钟,战士们困的也打个盹,连撒尿也得边走边尿,寸步不敢离开队伍,因为一旦掉队失散,就意味着死亡。
部队暂停时通信员张棒(广东潮汕人) ,口渴实在难忍，就从路边的甘蔗地里折了节甘蔗,对我和连长说:首长，解解渴吧。我不但没吃而且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责令扔回去。这样连队才没有一个再折甘蔗的,保持了战斗队形及战斗状态。战后,回想起来，张棒这个小战士,在生死攸关的战场上仍关心尊敬干部，战友之情，真是难能可贵!
我们行至通农县以南的大巴地区时,天已黑,接令就地占领有利地形防御。连指挥所令3排前出150米担任警戒，收拢撤离时却与连指挥所失去了联系。当时我只身一人冒着敌杀和被我误杀的危险,翻山越岭终于找到他们归建,减少了不必要的伤亡。在那种特殊情况下我也未询问3排长失散的原因。在寻找3排时我遇到向纵深穿插的本团1营。
战前我去广东接兵时是与该营2连指导员彭耀东同往,他是广西博白人。因各有任务,我俩见面只相互说了几句话就分手了。当时我亲眼看到他们全营指战员全部头戴钢盔。(战后了解到3营每人也发了钢盔),我也不知道何原因，我营多数时间穿插在前，作战次数又频繁,为何不给我们营配发钢盔?也许钢盔的量不够,也许忽视了,也许咱们2营的脑袋比钢盔坚固,也....总之不合理的事任何时候都存在。
1979年2月19日下午,团主力部队通过一座吊桥后,我们5连又担任团尖刀连向天峰山进发。天峰山在图上标高是约1500公尺,地势十分险要,敌万万没想到我们要从这里走,因此也没在此设防。通往山顶的一-条羊肠小道,如果一个敌人在任何一段位置上卡住,部队休想通过。我连按1排、连指、2排、3排、后勤的序列上山。但部队前进速度很慢,营、团指挥部一个劲地催促,但部队依然不动。
天渐渐黑下来,如遭敌袭击,我们是有劲使不上白挨打。我传了几次口令:“不准停止,继续前进”仍无效,后来不知谁说:会不会有越南特工混进来搞破坏。我想:不管有无敌人破坏，只要影响大部队行动,都必须果断采取强制措施。于是我传上一道绝命令:谁堵路不动,就把谁推下悬崖。这一招果然灵,部队开始上行，爬上山顶后，我连即抢占有利地形掩护后续部队上山,一晚上没有安宁。随部队行动的民工不懂作战常识,
他们有的失散后到处乱跑乱喊,免不了会发生些误伤。这天晚上我在山顶共收拢40多名失散的民工，为避免误伤,我对他们进行了严密的组织、检查及控制。天亮后我们把这些人都移交给了营指挥所,没有伤害一人，在别的部队有的把他们误杀了。(对此事的处理，副军长毛余在广西德保县都安我连战评时给予我很高的评价)。
越军在班英、班庄是只隔一座山的两个驻兵点。1979年2 月20日,友邻363团从翼侧进攻班庄,我营按预定方案攻占了班英。班英基本上是座空营,主力已撤退,去向不明。只消灭了少部分留守越军,有战士从一越军口袋中搜出有年轻女人像片和书信,经翻译没啥军用价值,是女人写给死者的情书。看来这个可怜的越女是永远也见不到她的情郎了,战士们把尸体往路边沟内一推了事。
此时2排电告:在高地上抓到了5个女兵，请求我怎么办?她们当时没反抗,我下令先下掉她们的武器后押下山来。战士们用战前学会的战場越语令她们下山,可她们硬是不走,还叽里呱啦地大喊起来,战士们听不懂,翻译说她们在喊人,当时我心情很紧张，以为中了敌人的埋伏，结果没有敌人来救她们。我才真正意识到在你死我活的沙埸上,年轻貌美的姑娘也是凶恶的敌人。
经请示陈代营长的同意,我便令战士们送她们回老家(枪毙) ,接着一阵枪响结束了她们的生命。(战后 有地方上的人谣传解放军在战場上有奸淫越女的,这纯属谣言,绝对没这种事。可以说除了没此事,其他烧、杀、拿这种事是有的,因为这是残酷的战争特点所致,不这样我们的队伍就难以生存,就不可能完成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
后来部队撤离班英战场后,我将此情况汇报给团指,团首长怀疑她们是敌人的情报通信人员,顺便问我们搜身没有,我说没搜,又说为什么不搜?我说:因为她们是女的。团长张志安批评我缺少敌情观念。过后我才体会到，“不搜她们的身是我们平时尊重妇女的一种习惯性,唯恐沾上调戏妇女的边。况且战前也没进行这方面的常识教育,以致不敢搜她们身上是否带有重要情报和信件。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但我祈祷:但愿今后永远不再发生这种悲惨的战事,女人不再死于战争。
班英这一仗,我们歼敌24人,捣毁军营一处。此后我命令部队占领有利地形卡住公路口,准备抗击来自越南太原省向高平增援之敌。约1小时后在我们防御对面的公路上发现有一个加强排的兵力向我方运动,当时天气一 直是昏昏沉沉的,视度不良，上级也没通报是友邻，很难分辩敌我,我们理应做好战斗准备,处于一触即发状态。
有的人说:“对不上信号咱就打吧”!我和连长的决心是:把对方放近搞清楚敌我再处理。没有连指挥所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开枪。因为我在暗处敌在明处，在兵力、火力、地形方面我方占绝对优势,对方一切行动都在我严密监控之下，我不必仓促处置。大概是平时经常进行战术训练的原因,所以参战以来越处于危急情况下，我却能沉着冷静,并能果断予以正确处理。
随即我令通讯兵用旗语、军号等手段联络,但对方均不回音,也没有向我们开火,继续向我阵地运动。200 ....1000米,等进至50米距离时，我们才根据服装标志观察清楚是自己人，原来是我师副师长李培江带领的363团一个加强排约60多人，该团在打下班庄之后与我们会合的。如果当时不是沉着应战,正确指挥,势必造成误伤,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我不知是李副师长,在山上向他们喊道:“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军号旗语联系为什么不回答”。对方也大喊道:“我们一个排有个鸟号 (连以上单位才有军号、旗语)。我一看原来是副师长，谁也不吱声了。
战前有这个作战预案,可战争一 旦打起来,情况都会随时发生变化,精力在极度紧张的条件下，我们根本就没想到这个预案了。师首长到阵地后,我向他如实汇报了部队战斗情况和眼下急需解决的问题。
原来上级说打3天,我们就只准备了3天用的东西。弹药不成问题,消灭敌人后可以得到补充,可给养己经断了一天了,后勤根本送不上来。部队体力消耗这么大，没有吃的仗实在是难打了。
李副师长是山东荣城人,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著名战斗英雄,当时年龄已50多岁,是有丰富实战经验的老兵。他听完汇报后，也感到问题很严重,再不切实地强调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部队都得饿死,更别说去打仗了。我们应从实际出发,无论如何都先要解决肚子饿的问题。
于是,李副师长深思片刻后指示我们:在保障部队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搞些吃的。接着我们便有组织地枪杀越南的水牛、猪、鸡等充饥。在战区的饮水上,有人说越军投了毒,可当时我的战士们实在口渴难忍,也顾不上毒不毒了,死了也不当渴死鬼。
在班英战场.上,有的战士发现在越军的物资仓库里,那些装大米、面条、面粉的布袋上，装武器、弹药的木箱上都写有“中国”字样的文字。有个别战士想不通提出问题:为什么我们支援越南,而他们却反过来打我们?战士们提的问题虽然很简单,我却难以回答，这涉及到国际方面的政治、军事斗争的问题。我只能简单地向战士们解释:这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友好时支援他们是国际共产主义精神,反脸为敌时,他们就恩将仇报推行地区霸权主义行径，黎笋集团太没良心了”,我只有借此激励我的战士。
战士做饭的方式、食品的种类实在是花样百出,有的用菜盆、有的用水壶当锅。“锅”里有煮猪肉的、有煮牛肉的,还有做大米的、面条的。和电影、电视中的反面队伍没什么两样,环境造就人嘛。
当大家正期盼着能美餐一顿，上级突然来了命令,让立即转移。军令如山倒,任何人也不能违抗。这样动作快的饭就做熟了,稍慢的是半生不熟,慢的可能刚下锅。但吃饭的时间则是统一的。战士们把锅一提就边走边吃了。我要组织大家做饭，勤务兵要不时地传令,更来不及吃好,只能冷水和面糊填肚子了。即便如此我们也感到满意,起码总算解决了饿肚子的大问题。
有战争常识的人都知道“立即转移阵地”必然有紧急情况。此时，我和临时来我连查看部队撤离情况的陈营长(编按:此时应仍为副营长)，看到个别民工和战士背囊中装有弄来的鞋、布、酒等物品，这是战场纪律所不允许的。陈副营长喝令民工把弄来的东西丢掉,那个民工硬是不听,陈副营长同我一碰头,陈副营长就把那民工枪毙了。这样其他的人都自行把弄来的东西丢弃了。
部队撤离班英约3公里后,我们就听到原阵地上炮声连天，原来敌己发现我们的位置,开始向我炮击。如果不是上级指挥英明，迅速撤离,我2营将遭受重大损失。
军马是我们无言的战友,营团重武器必须由军马驮载。我们穿插作战深入约100公里左右,而有些路段非常难走,说寸步难行也不为过,有的只能通过单兵单人,而军马由于体积大就过不去了。在战前对这些情况应该是没预料到的,这样那些军马反而变成了累赘,如果放掉其岂不又支援了越军?后经请示上级批准只好忍痛击毙。驮载的重武器分解由战士肩扛,如此一来,我们的战士又增加了负重。
2月20日下午,部队奔袭撤离班英后,在一隐蔽区域休息,2排一名新兵叫解新其,湖南长沙人。当时为解全班之渴,同4连3名战士到一水洼地用水壶灌水,被隐藏附近之敌发现,我们的小解被击中腹部负了重伤,其他3人轻伤,敌火力猛烈封锁，让我们的4名伤员动弹不得。
危急之时，4连政指王华芝亲率1个排与敌激战，终将受伤的4名战士救了回来。小解当时才19岁,负伤后只能由4个民工抬着走,休息时我去看他,只见他脸色苍白、眼神惊恐。他小腹被击中后肠子已淌出体外,卫生员廖其定(广东龙川人,76年兵,荣立一等功)把他的武装带盘成圈,把流出的肠子固定在腹外。
他可能看到抬担架的民工行走非常吃力( 也的确吃力) , 担心丢掉他,他抓着我的手说:“指 导员,生死我和大家在一起，千万别丢下我”。我听后,泪水在眼眶打转心里很难过，我对4位民工兄弟说:“你们 4个一定要把他抬回国去,如果回国后我见不到他,你们4个也活不成”。4名民工点头同意。
配给我连的民工兄弟都是不错的，没出什么差错,很好地完成了战斗任务。他们抛家弃业来参战是很不容易的，牺牲的民工烈士家庭可能更艰难,但愿我们的政府都能处理好他们的后事。小解回国后在部队医院治好枪伤返回了连队，部队给他荣立了三等功,后来一直服役到 82年,现复员在长沙工作。
下面我要说到的情况就是一个血的教训。当时师部有-一个电报上说:“362团2营向扣屯急进,协同已在该地区的367 团2营作战”,正是由于这个通报才导致我营几乎全营覆灭。
当时军、师首长只是按作战方案看地图指挥作战,事实上友邻部队的367团2营根本没进展到扣屯地区,此时此地的扣屯仍由越军重兵把守。我营已是第3天断粮了，当时邓小平在战报中讲到的断粮3天仍继续战斗，就是指我们这支部队。
22日,即1979年的2月22日。是我2营参战官兵永远难忘的日子!经过一路奔 袭,这天凌晨约3: 30分，我营已全部进至扣屯村(事实上我们已全部进入了敌人早已布下的“口袋”,因是夜间辨别不清是不是扣屯)。
4连1排为全营尖刀排,当时在通过扣屯村到达屯东三叉路口时, 1排长郑修达和跟随尖刀班行进的营通信排长刘东华即停下来校对路线,此时全营都在公路两侧停下,并随时准备着战斗。郑修达排长发现公路上有两个人走动，刘即发问口令，稍停,对方便用不熟练的普通话喊:“放 下武器”,郑即判定是敌人无疑,随即投出一-枚手榴弹。
这时,从正面、南面高地上的敌火力开始向公路一线射击, 全营被敌火力压制在公路上。因上級通报是友邻,营指挥所怕误会，没有组织部队还击,甚至连求生本能占领有利地形等等的命令都没有。如果(现在只能是如果)果断地组织还击,我们一个加强营700多人,打他一个加强连(战后查明) 150 余人,兵力对比4. 6:1,火力更不在话下，敌人绝不是我们的对手。此时的部队处境非常危.....
遭敌伏击,组织指挥不当将会全营覆灭,在这种情况下，营指挥核心理应更加要团结一致,不离岗位,确保有效指挥。正像蜜蜂一样,蜜王不动,蜂群不散。可惜,我们的营指首长并没有做到。
由于前方情况突变,加强我营指挥的王烘副团长和陈营长前出到4连查看情况，但在返回营指找郑修古教导员时,两位主要军事主官却没一起返回。 当时,既不能喊,那么多人,加上敌火力密集,一下子又找不到。时间就是战机，就是生命,两军相遇勇者胜。然而，这些战机都在一分一秒地错过。陈营长找到郑教导员后就等王副团长商定对策,左等右等还是没能与王副团长接上头。
而另一边的王副团长就私自指挥部队往后撤。当后退至5连指挥所时,我看到公路上过来一个人，便喊:“谁? !”来人不答,我又说:“不回答就开枪了 !”,此时的王副团长才向后猛挥挥手说:“快撤, 快撤!”受令后，我便说:“向后传,后撤!”
当我连的1排、6连的3排刚撤出村时,其他部队被敌火力隔断并被封锁在扣屯村内无法突围。此时的建制已完全被打乱。
2炮连长王碧秋要求炮火还击，营长不同意，气的王碧秋连长大骂:“你们这些王八蛋,敌人一个劲地打我们为什么不还击!”骂音刚落,敌弹再次击中王连长胸部,他倒下了，战士们流着泪又叫醒他，他一边吃力地从左手腕上摘下手表,一边无力地说:“我欠某某的钱，用这块手表抵上,请照顾好我的家人”。说完就牺牲了。
郑教导员派我连3排长带十几人组成的突击队前去联系,8班副向昌太大腿被打断,营救出来后疼痛难忍,对我说:“ 指导员给我补一枪吧,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说:“不要这样说，死活我们都在一起。(他被送回国后转到部队医院治愈后调到其他部队当干部去了)。后来,营长、教导员才找到王副团长，商定:我营处境危急,请求师团协查扣屯到底是什么人?
就这样,从22日天亮后,营指还是利用各种手段与对方联络,结果挨打完又联络,一直折腾到10: 30 分左右也没查清。不久,团部电告我营: 1营已到距我不远的松树山接应。于是，营指决心组织部队向松树山靠拢,结果又遭敌火力扫射,王副团长牺牲，陈营长负重伤，我连李副指导员、吴柏新司务长及部份战士也在此牺牲!部队再一次受挫。直到22日17时40分才查明:
1、367团2营根本没有到达扣屯, 367团的参谋人员向军师指挥部报错了座标，他们当时所在的位置是距扣屯5公里的无扣,扣屯地区是越军一个加强连设伏。
2、我团1营也没进到扣屯松树山,而是在距扣屯以北3公里的地方。由于上级指挥协同判断错误,至使部队错过反击机会,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结果建制被打乱,多次遭受损失,乃致最后多路向高平、班俊、河安、纳隆等方向自行撤离(实际上是被敌击溃), 进一步增加了部队的伤亡数量。
向纳隆方向撤离的一路有120 余人,其中干部8人。他们是:加强4连指挥的副营长何某、4连长张某、4连副政指林某、4连三排长陈某, 6连政指许某、6连三排长林某,二炮连副连长刘某,二机连二排长曾某。他们是孤军冒进,如继续向纳隆前进,最终可能被纳隆之敌歼灭。
22日20时,他们听到高平方向炮声激烈,何副营长判断枪炮响的方向必有自已的部队,于是便指挥部队返回向高平方向前进,后遭敌追击,何副营长与部队失去联系(后来于25日找到友邻54军参加了战斗),4连长张某担负起了指挥这支寻找部队队伍的重任。张率领的部队多次与敌激战,又被分割成了两路。此时的他们已是断粮第三天了，张连长在往高平方向撤离当中,饿的实在没法，也只得吃生木薯来充饥,结果不幸中毒牺牲,年仅28岁!他牺牲后这路队伍就失散了。
另一路由炮连副连长刘玉娣率领，他们边走边打边撤，一直打到越南的茶灵县时找到了友邻的368 团参加战斗( 战评时刘玉娣荣立二等战功)。这一路120余人的部队除被敌人枪杀外，还有饿死的、渡越南高平河淹死的、中毒死的，最后只剩39人归建。
说到越南的高平河，有必要多说几句。1970 年11月我们应征入伍到达广西贵县这座军营。这座军营是50年代按苏联的军营模式建筑的。贵县境内最大的一条江就是郁江。郁江水就从我们军营东南方向流向东方。我们数年的军旅生活都是靠饮用郁江水,每年游泳训练都要到郁江上去。可以说郁江给部队生活、訓练提供了许多方便,是条幸福之江。
随着星斗月移,历史的车轮运行到了1978 年，中越关系严重恶化,濒临水火不容之境地。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驻扎在郁江河畔的部队几天内就长途跋涉、马不停蹄地开进到中越边界一郁江上游的高平河流域。我部驰骋高平河地区,同越军展开一场殊死的卫国战争。有的战士和军马不幸葬身于该高平河。同一江之水它却成为了战士们的天然障碍,成了一条死亡之江,烈士们的仇恨之水。
5连指挥所率1排、6连指挥所率其3排奉命撤出扣屯村后，迅速抢占公路两侧的有利地形组织防御。这一路的干部骨干还是比较强的。有5连连长郭胜利、政治指导员赵西贵(本文作者)、1排长彭锡江，6连的连长郭光茂、副连长付中华、排长郭太良,2炮连副指导员吴少波、还有2机连的副连长陶锦贤。这路共109人，我是支部书记,便召集二位连长开紧急会议,最后形成一个决定: 一是就地组织防御;二是立即同营指挥所取得联系。
在同营指联系上后，营指即电令:巩固既有阵地，保持联系。到22日12 时再联系时,营主力部队这边却发生了重大的变故。失散的电报机员回答说:“这里没人了,可能都撤走了”。于是我们形成一个错误的判断,断定营指可能从别的方向向祖国撤离了(因为当时上级就说打3天,现在已打了6天，肯定回撤了)。
我们成了一支与大部队失掉联系的孤军。当时，我心里想:无论如何只要我一息尚存也要把弟兄们带回国去!能带多少算多少!我们当时离国界足有100公里的路途，既无粮食,敌人又围追阻截,我想:能活着回国是十分艰难了!便打定主意,就是自杀也要死在战场上,决不当俘虏。我便把手榴弹装在左上军衣口袋内,与敌拼到无奈的情况下，我便于与敌同归于尽。
我们两个排相互交替掩护，有组织地开始向国内回撤,当时,当我们离开阵地约有3公里的-一个山脚下，意外的遇到我营郑修古教导员,略寒暄几句,也没多说,于是我们就以他为领导核心，继续组织部队回撤。我们到一无名高地后,发现山下有一村庄，郑便指派6连长、付副连长加两个兵等4人前出侦察情况,由于山地地形状况十分复杂,结果他们离开我们后就失散了。后来他们4人被友邻部队361团收留,参加了战斗。
越北地区属石垃子山区,灌木丛生,大部队行动非常困难。虽是二月天气,却热得出奇,昼夜温差大,然而我们还有105人,前途到底如何,我们上下都心中无数!情急之下我们尽量采取黑行昼停的办法行动,遇到敌人能打则打，不恋战。渴了,我们强忍着,什么时候遇到水源，什么时候就饮水，有猪粪、牛粪、马蝗也顾不得了。饿了，遇到什么东西能下肚,就往肚里塞什么。有的战士吃树叶、吃野草、吃生木薯,还有的吃带壳的稻谷,遇到当地老百姓种的青菜就是最好吃的东西了，我曾在路边捡到一把别人扔掉的野草,也边走边吃，(战后说起此事时, 4班长说是他捡到一个小南瓜后丢弃的。看来人是有福能享,有罪也是能忍受的)。
由于体力难支,身上的东西也要减少,原来带的雨衣扔了,有的穿着心爱的亲人一针一线织的毛线衣也丢掉了，只带武器弹药。个别战士自觉性命难保,无奈之下只有把重武器附件扔掉。一路上无粮做饭,还要炊具干什么,我让炊事班长把炊具扔掉，在异国大纵深穿插作战,根本没有挖灶支锅做饭的条件。
跟随着我的通信员小朱(湖南人)问我:“指导员，对讲机坏了还要不?”我对小朱说:“扔掉” !鉴于5班的机枪手已牺牲,共产党员、副班长魏成雄(湛江人)背着自己的冲锋枪,还扛着轻机枪,由于饥饿又中暑,索性抱着两支枪躺在地上不走了(中暑休克)。我知道后返回对他说:“小魏,你有一口气就得走,停下只有死路一条”。同时对他采取了一些解暑及减轻装备的措施,把机枪分解后埋掉,只带冲锋枪,这样他才跟上队伍(在后来的防御战斗中他们班又缴获一挺轻机枪)。
由于回撤道路难走,加上敌情不明，我们就像个瞎子。队伍距离拉的太长，就容易掉队。郑教导员便令5连长率11人在后面负责收容,结果他们自己却同我们失散了。失散后不久他们遇敌袭击,造成8人牺牲,最后他们只有3人回国到达平孟。
如此一来,我们这一路还有94人,马春启是我连79年刚入伍的新兵(山东人) ,他因解手方便不幸失散,在敌国失散时间长达9天之多。在这些时间里他孤单只影，忍受的艰险和磨难,这是常人所不可想像的。总体意识中他知道:作战3天后就回国，还知道自己是在路上跟连长回撤时失散的。所以，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他所携带的武器装备丝毫没有减少，遇上敌情时可以防身。孤单一人的小马,只能昼伏夜行，白天他根据太阳方向运转判断北方方向，然后将枪口指向北方,待天黑后就照此方向摸索前进,渴了喝沟水，饿了吃野草。就这样，他硬是坚持向祖国方向前进,奇迹般地坚持了9天9夜,直到被友军收留后归建。
在这路行动的1排长和二位班长也不幸失散,后来在河安随友邻部队参加了战斗。此时,我发现形势不妙,一是我们身处敌国孤军作战,又同上级失去联系,战斗骨干在不断地减少，派出去的两个连长也走掉了;二是剩下的90多人,一看连长们失散了,地图也没有了,我们怎么办?军心开始有些不稳定。
为此我向郑教导员建议:一、不要再盲目地向外派人,我们现有兵力、火力对付敌连以下还是能打能走的,我们自己应形成一个拳头;二、召集现有干部开个紧急会,统一思想及行动;三、向所有指战员讲清当前的情况，作个动员鼓鼓士气,强调一定要服从命令,坚信一定可以回国的信心!
这样,由郑教导员主持，我和陶锦贤、吴少波、郭太良共5人参加会议,会上大家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注:任5连政指,作者曾是师教导大队战术教官)。当时的分工是:郑教导员负责全面管理，我负责军事指挥，陶锦贤和吴少波负责火力支援,任命我5连1班长罗志强为代理排长,负责5连1排指挥( 战后正式任命为1排长) ,6连郭太良负责6连3排指挥。会后，我们即向部队进行了动员,宣布了若干纪律。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克服一切困难,千方百计与上级取得联系，率领队伍返回国内。如遇敌,我们唯有破釜沉舟,死拼突围。
那些通信器材没有电池无法用,也超越了有效的通讯距离,作战地图连长带走了,我们变成了”聋子、瞎子”，幸好我带有指北针。经过千辛万苦，部队终于25日18 时左右在班俊找到团指归建。
在此我遇到师直警卫连的同乡战友马文岱,他是安庄公社张家安人。照理说在战火纷飞的异国他乡遇到老乡应是十分高兴的,可在那种生死离别随时都会发生的环境下，我们怎么也没有高兴的感觉。我们都全副武装,他肩扛着子弹,我倆神情都很严肃,四目相对,只有眼睛在“说话”。
沉默片刻，还是我先说话“没什么事吧, 一定要多保重”。马文岱说:“ 我在师里听说你们营打的很艰苦,你也注意着点”。因部队都在行进中,最后还是互相目送便分别了。如果我俩有一个牺牲了,活着的回家时,连捎个信的话都想不起来说。看来我俩都有信心光荣完成任务、都能胜利返回国去!
到达我方阵地时,跟随我团行动的师副政委孙甫含着眼泪前出阵地迎接我们，我和许多指战员都当场流下了那道不是滋味的眼泪!归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我们先饱餐一顿。炊事班给我们准备的有大米饭、罐头、竹叶青名酒、精装牛奶、香烟等,招待的实在太丰盛了。
我问通信员，这些好东西是哪里弄来的?他说是从越南班俊军需库缴获的。闻此,我才悄然大悟!原来是2月21日下午，我营攻打下班俊后,后方部队得到的补充,而我们却饿着肚子连续几天在一线作战，这真是太不公道了!难怪我们的郑师长当时是流着眼泪给我营下达作战命令的。
直到25日19时30分,我营才收拢300余人，尚有300多失散。战后查明:只扣屯一战,我2营伤100多人,亡89人。现在回想起来感到扣屯村这一仗的失利是很不应该的!但用辩证的方法去分析也属正常，自古没有常胜军。我连作战以来共打了大小11仗,只扣屯一战失利,总评仍是胜仗。但指战员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一定要总结出来!
我认为扣屯村的失利主要原因有3个:
1、军、师首长对情况的判断有误致指挥失当,具体不再赘述，从上述过程中可找到证据。
2、营指首长决心迟缓，对突发情况处置的能力低下，长时间判断不清敌我，延误了战机,最后处于被动挨打。
3、个别基层干部及通讯兵识图用图能力差，致使部队遭受不必要的伤亡及损失。另外，上级领导向部队承诺“只打3天时间仗”。也是极欠缺周详考虑的,也是不现实的。几十万的部队一动就几天?实践证明,不应规定具体时间,更不应以此教育部队，叫有限战争就可以了。规定了时间,超过了,导致参战部队思想准备不足,产生了麻痹、松懈和等待撤返情绪,易造成思想混乱。
有些事情不是每个参战的人都了解内情的,我2营在扣屯被“扣”一战，真正了解内幕的人不多(有些知道内幕的却又三缄其口) ,除部分营以上干部在军战评会上了解“被扣”的原因及真相外,其余参战人员包括在扣屯村牺牲的烈士家属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而我清楚的原因，其一，我是亲身经历的见证;其二，我作为362团的战评讲解员在41军搞战评,时间达半年之久。所以，我也是在战后才搞明白了当时在扣屯所发生的一切的。
五、防御战斗阶段
1979年2月25日至3月16日,我5连在营的编成内转入了防御战斗阶段。由于连长失散,团指暂调6连副连长付中华(66年兵,湖南人)来我连代理连长。新连长初来乍到，对连队情况一时不甚了解。这样，连里的作战、战地管理等几乎全落在我的肩上。由于战斗减员,部队建制需要另行组合。根据上级指示,2月25日我组织召开了火线党支委会,内容: 一是明确连、排代理人;二是进行火线入党;三是进一步明确下一步的战斗任务;四是进行动员，取消作战3天的念头,一切服从指挥,树立长时期作战的思想。
和平时期的干部任命:排长由团级机关任命;连级由师级机关任命;营职由军级机关任命。作战时期属特殊情况,由隶属首长直接指定即可,战后再按程序补充手续。当时我指定原1班长罗志强为1排长(广东广州市人);班长罗青高(广西人)为2排长;原补充兵代理排长凌林(广东信宜人);钟先其(湖南人)为排长继承人。原排长卢社召(广西人)代理副政指;原炊事班长李晓金(广东人)为代理司务长。同时,火线入党12人,兵源也恢复到原建制。这样我5连又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
26日,经过整编及稍事休整的5连,奉命向敌纵深推进。那天黄昏，我们潜伏在公路两侧山地,有3个越南村妇进入了我们的埋伏圈,为防暴露目标，埋伏圈是只给进不给出的。她们的话除了翻译能听懂外,其他的人都听不懂。
经查明:她仨是一家人,一个68岁、一个28岁、一个才19岁。老者是她们的妈,随身一人一个小布包袱,别无其他,那个28岁的女人是个孕妇。她说她男人到柬埔寨打仗去了。我们无意理睬她们，照样给她们饭吃,她们见我们对她们没什么恶意，后来也不害怕了。对不抵抗的非武装人员我们是不随意伤害的，晚上让她仨在一起休息。
部队转入防御后，我便组织各排长察看地形、划分阵地、明确任务、配备火力.设置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及处置办法。构筑工事这项工作是很辛苦的，有的战士双手被镐、锹磨的鲜血直流,战士们全然不顾，与战死的战友相比这点小伤算个啥!遇敌冷枪冷炮，战士们就钻猫耳洞,洞内又窄又小又潮湿,平时是无法藏进去的,有的战士一觉醒来腰酸腿疼,甚至还有爬不出来，需战友帮助拖出来的。
后来，我连转移阵地,我们在向营指移交此仨妇女时,她们竟然哭着不愿离开我们，她们也许意识到离开我们就活不成了。但我们又不是收容队，是决不可能带上她们一起行动的。营指将她们交到战场收容队。
收容队由师炮团的一名副团长负责,主要是看管战俘和其他人员,共收容了60多人。后来(只是听说)在回押时，因怕他们闹事使坏，竟私自把他们全部处决。战后，越南当局将此告到国际法庭,出示照片说中国军队违反国际法，无辜枪杀战俘及平民百姓。我方军事法庭逮捕了这名副团长，判了个3年刑监外执行。
“兵熊烂一个，将熊烂一窝”。打仗尤其如此。一支部队由一个智勇双全的军官指挥，士气就高涨，打胜仗就多。否则相反。陈代营长负伤后，团指又指定了一位政工干部代理营长。那段时间上下都为此担心，生怕政工干部指挥不好作战，都捏着一把汗。后来团指又进行了调整，调团司令部邹安福副参谋长兼任我2营营长。邹历任连长、营长，又干过多年的团作训业务。这样全营官兵的士气又高涨了起来。
根据越北地区和敌人的作战特点，我们的防御作战不宜使用坦克及大部队，坦克的重点只能放在步兵后方以火力支援。大部队也得化整为零，在战术上多以排、连为单位与敌作战，但在总兵力上我仍占绝对优势。这种战法在较小的范围内运用灵活，对攻打小股敌人很有效。但给夜间防止误伤和上下级的指挥却带来一定的困难。这就要求指挥员要具备分析判断的能力及具有独立指挥作战的能力。
我当时处置敌情时的原则是:只要不违背上级的总意图，是攻是守我说了算，因为我处于最前线最了解情况。上级是不可能完全真实的知道一线具体情况的。
在战斗中敌情、我情、友邻等情况在瞬间都有可能发生变数，有时刚报告完这个情况并还未及处理完，那个情况又出现了。所以不能死搬硬套按纸上谈兵去打，只能从实际出发，从利于我之总目的去处置。否则，既完不成任务又给部队造成不必要的伤亡!“赔了 夫人又折兵”。实践证明我这样处理是对的。否则，战后指战员们是不会原谅我的。
2月28日我连转入防御战斗，那晚来我连的是蒙代副营长守值班电话，我则在另一猫耳洞内休息。夜半时分，3号阵地的3排长报告:在阵地前方发现火光。蒙对此事没跟我商量，就将情况直接报告给了团指挥所。团首长电令:“ 立即将此情况查清后报团指”。蒙接着就电令3排立即派出1个班前去执行任务。蒙在处置完后才来跟我说明此事，蒙原是营属机枪连长，没有系统地学习和组织过步兵排以上战术指挥。
军中无戏言啊!我听后马上意识到这样处理不妥!便问他部队出发没有?他说:“我刚挂上电话就过来了，估计还沒走”。这段时间大约有10分钟，我二话没说，立即向3排长挂电话询问，果然还没走，但8班16名战士已准备完毕正待出发，太危险了!再晚个三五分钟就会发生不堪设想的后果。
只要部队一离开阵地，就会消失在茫茫漆黑的黑暗中。于是我便果断地指示他们:“ 暂不要出发，原地待命”!让3排长再重复回答一遍我的话后，我才放心。为什么我用“暂不”而不是用“不准”呢?这是我考虑向团长汇报后留有机动余地。
这时，我才对蒙说:“我认为， 夜间不能轻易派部队前出侦察，理由是: 1、 火光在夜间的距离误差较大，难以准确判断远近;2、我方担任秘密潜伏，决不能轻易暴露目标，否则将易被敌消灭，违背上级意图; 3、部队夜间行动，加上不熟悉地形，难以掌握运动方向，容易失踪; 4、近20人的一个加强班，就这样盲目地放出去，一旦与敌遭遇(无论是敌、友)，不但查不清情况，反而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5、团长并没说一定要派兵前出查看。为此，我的意见是不派兵前出，做好战斗准备，原地监视前方情况就可以了。蒙认为我分析的有道理，但又有些为难地对我说:“ 我已经安排了，怎么好再跟他们说呢”?
我想此事事关重大，无须考虑什么身份和脸面。便说:“ 此事由我处理”。我随即按上述理由，向张志安团长进行了汇报。张团长当即指示:“同意你的意见，原地监视，发生新情况速报”。待天亮后查明:火光实为无名之火，完全无前出侦察之意义。
(战后，在德保县，师、团首长在我营参加的评功会议上，包括蒙副营长在内的全体干部一致同意给我立一-等功。后来，因为我的对讲机在攻打班俊被敌打坏、在扣屯遇伏突围撤返途中叫我的通讯兵小朱扔掉，立-等功被取消。那时军、师、团三级首长还专门做了我的工作。对此，我永不遗憾) !
3月5日下午，我2营奉命推进到高平西南方向的那拉地区防御。我们到达指定地点后，部队立即按我布置的阵势进行构筑工事，以防遭敌炮火袭击。而此时的越军在我以南约2公里的山地上防御，不时地对我炮击。幸好敌炮火密度不算太大，对我们的杀伤力并不大。那天我前出观察时，隐约间听到有婴儿哭泣声，我持枪向哭声遁去，但约走出10多公尺我又停下了脚步，心想那大概是因战乱逃难的孤儿寡母吧?再说，抓住了又如何处理呢?天已渐暗，所以也就没再去追赶，随她去吧。
在那拉防御中，鉴于部队兵力少，我们运用小群、多路的战术，查涵洞、堵山洞、
搜山、烧山。活捉了3名越军，打死10名越军。3月7日晚快12点，我连湖南籍战士张炎武在哨位上发现有一目标移动，并令其站住回答口令，对方瞬间卧倒并开火，张端起手中的冲锋枪一个长点射将其击毙。
因天黑，我没有让部队脱离阵地前出搜查。待次日天刚亮后，在做好掩护的情况下，我亲率一个班前出查看，结果是3个全副武装的越军。我估计是敌侦察兵或者是被我打散的越军。当场缴获新式冲锋枪3支，手雷6个，手榴弹12枚、子弹1千余发。经报请上级同意，我当即宣布给张炎武及有关战士分别立功和嘉奖。有力地鼓舞了战士们的战斗士气。
在越南那拉地区实施阵地防御时，有一天营指挥所通信员来我连阵地下达通知时,.顺便捎来了一盒(柳江牌)香烟。“ 烟鬼们”闻讯如获至宝，我给每排发了4支，每个班1支,大家只能轮着吸一口，毕竟是从祖国来的香烟，大家吸起来觉得特别有“劲”特别的香，即使不会吸的也来凑热闹吸上一口，闻一闻。
1979年3月5日，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即日起中国军队从越南撤军!但事实上我们仍在进行着激烈地战斗，说撤军只不过是一种外交策略。
3月8日，我们121师奉命前出消灭蠢蠢欲动的纳隆之敌。纳隆是高平省的一个重镇，属山地。距高平市约10余公里，在高平河下游沿岸，重要的8号公路大铁桥从此穿过，是太原通往高平的必经之路，是兵家必争之地。那里有越军一个加强营在防守，与我军形成对峙。
3月7日凌晨我军炮火向隆敌人据守的阵地发起袭击，(我师分别从各团抽一个营加上成都军区的449团)，发起冲击，待我军冲入敌阵后，发现敌人的主要兵力及火器已被我猛烈的炮火基本摧毁。敌阵地上一片混乱，越军有的在呻吟、有的还在顽抗，尸橫遍野。收缴战利品打扫完战场后，部队奉命撤回原阵地防御。
大部队在作战及撤出战场时，难免有失散的。我连防区处在最前沿“那拉”，当时张团长给我连下令死守“瓶口”(路口)，严密防止敌侦察人员跟进。8日晚上的口令是“提高警惕”。师、团指示:前出攻打纳隆的部队，已于当晚8点以前全部撤离，8点以后若有人员进入如答不上口令，具体由我连自行处置。在夜暗中我布置完各排的防御后，手提冲锋枪到最前沿的1排，带上已整装待命的1班去设伏。
约下半夜1点多，值班机枪手发现有目标沿山下那条公路向我设伏阵地移动，1排长罗志强当即向我报告此情况。有沉不住气的战士悄声说:这么晚了肯定是敌人，开枪吧。我命令:“全体做好战斗准备，听我的命令行动。”目标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仔细观察，他们也是十几个人，已在我的火力控制之下，干掉他们易于反掌。
待对方临近我大喝一声:“不准动，放下武器!”对方听见我们讲中国汉语，知道我们是自己人。其中一个胆子大的说:“别开枪， 自己人”!我没理他，又问:“口令? !”还是那个人说:“我们是449团的，和你们121去打纳隆的，部队撤离时我们实在困睡着了，我们不知道口令。”那人连珠带炮地说完，等候我们处置，他们好像就知道我们一定就是自己人一样。
这时，又有战士催促我:“没口令， 开枪吧。”大概有过惊心动魄的扣屯村一战经历，我的战士才有点沉不住气。我听出对方那个人说的是山东口音，我想:是山东人肯定是中国人。这就没下达开枪的命令。不过真打掉他们，我们丝毫责任也沒有。为防不测，我令他们将武器全部放下，人离开10米开外，派两个代表上阵地来。
经查看他们的证件( 战场供应证)和询问，证明那人说的是实话。他们一共13人，其中有步兵、有工兵和喷火兵，还有一名工兵排长。我先问答话的那个兵老家是那里的?他说是济南市人。在这命悬一线的战场上遇到老乡，心里的亲切感油然而生，便不加考虑地说:“我也是山东人” 。他一听是山东老乡表现得格外激动，像遇到救星一样，心情才踏实下来。可我仍不能放松对他们的戒心，我们下掉他们的武器，并集中在一个工事内派专人看守。
第二天天亮后，向营指报告此事。营、团首长对此事的处理表示很满意。后经上级与友邻449团联系，他们13人得以安全回到自己的部队。
3月13日，在扣屯战斗中失散的所有战友终于回到连队，付中华代连长又回到6连去了。
在那拉防御时，除发生和处理上述情况外，还发生处置了以下的战事。
一天， 一小股敌人趁夜黑下着毛毛细雨摸到我2排阵地前沿偷袭，我值班机枪立即开火，敌向我投弹，我两名机枪手大腿被炸断。2排一齐向敌开火射击，将偷袭之敌7人全部击毙，缴获沖锋枪7支，匕首7把，手雷10枚， 子弹数百。
战士冼志泉讲述当时的情形:当时我是2排6班战士，班长苏桂添，广东河源人，77年入伍:副班长陈明进，湖南常德人，77年入伍。事发那晚，不记得是12号或是13号晚下半夜3点钟左右，我、张化雨，广西人，77年兵机枪手、周俊生，湖南人，78年兵、谭辉，湖南零陵人，79 年入伍，我们4人值班守阵地。天下着小雨，因白天我们发觉山下有异常，就是山下的草丛灌木有不规则的晃动，所以那晚我在我的哨位上放置有不少于10枚以上拧开盖、拉出套环的手榴弹。
这时，距我们不到40米的山下草丛发出响声，机枪手张化雨喝令:谁? !对方不答。此时，张的班用机枪响个不停地朝声响处的草丛猛烈射击，一旁的我也连续投出了7枚手榴弹，顷刻之间我们2排所有武器一起向敌开火，足足打了超过半个小时，以致于敌向我阵地投弹爆炸也沒注意。
附近友邻防守的山头好像条件反射似的枪声不断。至天亮，指导员及刚归队的郭连长来我排查问昨晚是谁先开的枪。连问数声没人敢坦承，生怕上级追究乱开枪。谁知那是一场漂亮的歼灭战。原来营指听见我5连阵地枪声密集，附近山头也枪声不断，才叫连首长前来查实。战后在评功时，大家对此事谁也没争功。
为防止敌人再次利用夜里偷袭，团里派工兵排在我连阵地前沿埋设各种地雷。为保证工兵的顺利布雷，我连9班15人前出阵地负责警戒掩护。为防止误伤，规定了运动路线及返回时间(下午4时)，我和3排长刘汉文等布雷完毕，刚返回连指挥所不到10分钟，就听到“轰隆”一声，我起初以为是越军炮击。但很快有人回来报告，说是9班触雷了。
我和连长带上卫生员火速赶到现埸一看，九班15名战士全部躺在地上。原来他们走错了路线误入了雷区，踩响的是专炸步兵的跳雷。一名湖南籍战士叫梁毅的，弹片击中了他的肝部、腹部、腿部，当埸牺牲。其余14名战士分别负伤，连长气的直骂9班长，我说:“ 别的都已无济于事，抓紧时间抢救伤员吧”。
这下可忙坏了卫生员廖其定，我营进入战场近两个月以来，指战员们就没脱过衣服，那天负伤的战士血肉模糊，战衣根本脱不下来，廖其定卫生员只能用剪刀把裤子剪开，止血包扎完就由配属的民工兄弟抬到后方医院去了。
由于抢救及时，这14名战士全部脱险。此事发生后，我在阵地上以书面形式向营、团写了检查。大概是因战场的特殊环境，一直到战评完毕，上级也未追究此事。即便是现在回想起来心中仍很内疚，后悔也没有用，当时我也分身无术。
六、撤军回国阶段
撤军回国终于有了可靠的时间。1979年3月13日晚8点，营指通知:部队于14日19时撤出阵地回国，要做好一切准备。通知精神只传达到干部。
撤军有以下几项准备工作:一是清点人员及武器装备，对损坏的难携带的重装备进行了销毁决不能留给敌人;二是进行阵地伪装，用服装做成假人布置到阵地上，造成我仍”按兵不动”的假象;三是明确撤军的路线、顺序;四是对使用越南人的物品进行补偿和折价(包括杀吃的猪、牛、鸡鸭款)。越币是上级发的，同时给人家留下封”感谢信”。
3月14日晚，我们又秘密撤回到了那个令我们伤心欲绝、梦牵魂挂的扣屯村!团指令我连在此掩护师炮团2营行动，防敌特工袭击我炮群。事有凑巧，该营营长赵传印和我是同乡，肥城仪阳人，现转业到泰安市机电公司任经理，2月17日开口子战斗，赵为炮营前观跟我连行动，这次回撤我们又再次配合，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虽未发生大的伤亡，但一些惊险的场面，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是惊心动魄。
在扣屯回撤时，我炮火向敌阵地炮击20分钟后，立即转移撤离阵地。当我们上车离开10分钟后，听到扣屯上空炮声连天!那次如果动作稍慢，必死于扣屯不可。
3月15日下午，我们是最后一个撤到越南茶灵县光头山地区的，这里距我国边境也就是几十公里，我发现我方有一些男女边民仍去越南收缴稻谷，出于对祖国人民生命负责，我对他们说:我们的部队都撤出来了，你们再进去有生命危险的，他们听后都转身回国了。
为防越军追击，我军撤后，越战区内的所有的公路桥、铁桥、涵洞以及重要建筑均由我工兵炸毁。部队撤到距广西边界约10公里的地方停下，要进行简单编队和整装。当时的军容是无法形容的，我们身上的衣服有两个多月没脱也没洗过。乍一看我们自己之间也难辩认谁是谁。
在编队时，3营9连后边的一辆运兵车辆被越散敌用火箭炮击中，车上20多人全部牺牲。上级命一边火力还击，一边让这辆车优先超越前进，车过后，路上留下的是道道血迹。
在敌国，为防敌人袭击，我军每到一地停留时间较长时都要进行土工作业，也就是挖掩护身体的工事，在挖掩体时，不知谁带的小型收音机，突然收听到了“刘三姐”的唱段，大家显得非常兴奋，看来部队已身处国境线不远了!平时我是非常喜欢听“刘三姐”的，在去广东肇庆接新兵前，我曾专程去桂林市买过'刘三姐”剧本。
在烽火连天的异国他乡一听到这首歌，不知为啥，我却没什么感觉了，或许是一种环境的反差。这里眼前是尸横遍野、血泪成河的战场，人人神经都高度紧张，随时都有伤亡。而国内此时却是莺歌燕舞的景象，这就是平时政治干部教育的“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合家团圆是我们的心愿”。
1979年3月16日!是我们所有参战官兵终生难忘的一天!生死交融的28天、惊心动魄的28天、惨烈无道的28天!我们挺过来了。祖国向我们召唤、祖国的亲人在欢迎着我们凯旋!
在广西龙邦关口，我们浩浩荡荡的车队缓缓地通过凯旋门，终于回到亲爱的祖国的怀抱。受到地方党、政、军领导和边民的热烈欢迎，在长达20里的公路线上，他们载歌载舞，锣鼓喧天，糖果、水果、花生、香烟等向我们车拋.....我们略显疲惫、布满污垢的脸上迸发出发自内心喜悦的笑容，流下那道死里逃生的悲喜的泪水!
3月16日午后,我连撤至广西德保县都安公社驻扎。连部驻在足邦村一姓唐的家里，房东对我们很热情，把最好的房子让给我们住。如果做了好吃的首先让我们品尝，可以这样说，他们除了贫穷一点，什么都好。
部队驻下后大家做的第一件事是往家给亲人发电报。那段时间邮电局可发大财了，我想他们几年的业务量也比不上这几天多。过4、5天后通讯员问我发电报没有，我因工作忙也沒发。可另一边遥远的家里却受不了了，乡亲们议论纷纷:别的参战的都来电报了，西贵怎么沒个音信?肯定是牺牲了，还有的讹传:骨灰盒都送到安庄公社了..
.母亲，我憨厚的妈妈是一位朴实的农家妇女，內心很坚强。据乡亲们后来对我说，她老人家听到那些个消息从未哭过，只是心神不定地串门同她那些姊妹们聊天解愁而矣。后来我给通讯员李功孝(湖南宜章人，79年入伍)写好电文，让他去发给我的未婚妻，电文是:“胜利返!”家中接到电报才都放了心，一切情况才解除。
当时上级指示精神是:部队休整，随时再战。这大概是在观察越方有何反应。駐扎后，中央派来了慰问团，各类艺术团向部队进行专場演出。还发给每个参战官兵一份刻有”中央慰问团”的精致纪念品，包括纪念章一枚、金笔一-支、晴纶枕巾一块，口杯一个。
七、战评阶段
1979年3月20日一直到5月底。地点:广西边境德保县境内。当时部队的主要任务:一是休整准备再战;二是进行点评，即总结战斗经验教训;三是处理烈士问题。中国北京军事科学院来我师参加战评的工作组3人就驻在我连。其中一名所长，相当于正军级首长，其余两名成员也都相当师职衔头，121师李副政委也参加我连战评。
从各级首长对战评的重视程度看,足以证明作战阶段,师首长是把我连放在了战斗的关键位置。战评的目的是总结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换取的经验教训，以便指导未来的战斗行动及军政训练，达到减少伤亡取得战斗胜利的目的。
在广西德保大羊公社，军、师首长组织的团司令部和营以上军官战评会上，我营郑修古教导员介绍了我2营作战情况。当时我是连级干部，没有参加。对此次战评，中央军委有指示，由于部队30多年首次打大仗，战评的原则“宜粗不宜细”。因为我5连在中越反击战中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战绩突出，41军给我5连荣立二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