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棉花开的地方（一个越战老兵的回忆）

　　
　　经过参谋一阵商讨，决定向左方向行进，张孟福和我等觉得方向可能有问题，但在当时的情形下，我们没有胆量提出不同的看法，没人敢承担不可能承担的责任。于是队伍选择了左边一条路继续前进，在走了两个小时后，峡谷里的山道渐渐向南转去……

　　在遭受到第一次伏击的前一天下午，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太阳直勾勾地烤着大地。山野林地十分闷热。我与同班的几位战友在1个步兵连那里讨了一些粥，粥是用压缩饼干铁皮桶架在柴火上熬出来的。我们躲在树荫下就着榨菜吃得正香，忽然听到排长在叫我们集合。我们喝完粥匆匆来到公路上，排长告诉大家，立即将公路上散落的军用品集中起来，有用的收走，没用的就地烧毁。我们看看排长的神情，大致就明白部队将有大的动作。这时团长从远处山坡走上公路，他一边走一边吩咐几位参谋要如何清理公路，看得出团长心情十分轻松。于是我们侦察排的人就沿着公路开始将沿途拾到的弹药（炮弹、手榴弹、子弹、炸药等）、军需装备等物资集中起来，还能用的就送到有关连队，一些炮弹或炸药就按排长指示塞进横贯公路的涵洞里，一旦引爆后可以切断公路。

　　关于部队下1步的动向大家纷纷进行猜测，到了黄昏，我们就通过警卫排的战士得到准确消息，部队将于当晚停止全部进攻部署，明天将沿营地附近的一条小路向北回撤返回国内，行进中还将负责清剿沿线附近的残敌。

　　这时候大家的心情还比较复杂，一方面为自己还活着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对参战时间不算长、实战经历不够丰富还存有几多遗憾。整整一星期的时间，我们团在高平以南班英（地名）附近与越军几经交手，已经连续拿下了好几个由越军固守的山头，目前的位置已经是处于西线前线的最前沿。我们侦察班除为团长担任警卫之外，还进行过阵地外围潜伏、搜索可疑地域等战斗动作。大的麻烦还没碰着，但是吃不好、睡不着的问题已经把人折磨得够意思了，何况天天看着伤员、烈士被运往后方，那种刺激也让人神经老是处于紧绷状态。所以不管如何，能有机会安全回国，毕竟是一件让大家开心的事。记得那天夜里炊事班把好些像样的存货都拿出来做了，大家饱餐一顿。

　　半夜里，工兵班的人引爆了涵洞里的炸药，巨大的爆炸声回荡在山谷，升腾的火云瞬间照亮了半空。

　　那天晚上月亮很亮、很圆，就在我们躺在猫耳洞前裹着绒衣、雨衣准备入睡时，排长带着班长从连部开会回来，向我们宣布了由我们侦察2、3班担任全团尖刀班的命令，并把行进时间和路线作了交待。记得当时大家都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只是拿出地图，反复研究着。我当时就有几许悲壮的感觉，因为在越南北部的丛山密林里，担任大部队的尖刀班，牺牲的概率太大了。这天夜里我几乎没怎么睡觉，迷迷糊糊就到了天亮。当我们睁开眼时，却发现山林正被漫漫浓雾所围绕。这真叫邪行的，在过去一星期时间里天空就几乎没有云层出现过，一到我们回撤就遇上了这样的大雾天气！

　　我们2班被排长安排走在最前面。我想不因为别的理由，只是我们班有2个班长。本来班里有1个班长侯永升，是一位藏族兵。在临到开赴前线之前，连里由将炊事班的老班长阮少文安排到我们班当班长，当时真的不清楚部队建制里这个双班长制是不是合法的。令人悲痛的是，这两位班长后来都牺牲了（最初被宣布为失踪）。唯一的一支微声冲锋枪由阮班长拿着，记忆中阮班长的枪法还可以，饭菜也做得不错。

　　我们班由排长亲自指挥着，分3个小组交替掩护前进。我们绕过1个山垭之后，山路就朝着山脚下延伸，在穿过一片香蕉林后，我们就看见那条四周毫无遮挡的大水坝……

　　我们原以为这一次遭遇伏击只是一次意外，万万没想到这次失败却是我们陷于大劫的开始。

　　12日清晨，部队经过一夜的行军，来到一处狭窄的大峡谷里，行进的方向依然诡异地向着南方——与我们回国的方向南辕北辙。就在天快亮之际，副团长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同时命令我们侦察班2、3班和工兵两个班去占领一侧的山头，控制制高点。关于这个决定，我们是在后来的日子里才知道团首长的本意：大部队平安前进了一整夜，那证明夜里的行军是比较安全的，在白天部队就干脆休息待命，等天黑之后再继续前进。但是，要让这样一支大型队伍在白天隐于山林谈何容易，所以部队的行踪很快就被越军发现，直到新的战斗打响。

　　我们接到占领制高点的命令后，排长就带着大家朝着陡峭的山坡攀援而行。大家也不知道这个山头有多高，只是趁着黑夜，奋力地向上爬去。这一带山脉都属于典型喀斯特地貌，地势几乎都是直上直下，好在地表植被丰富，我们即可抓着植物攀登。天色渐渐放明，我们发现这又是1个大雾天气，浓雾里我们无法判断山势走向和高度，只有见高处就上。大致是中午11点，我们终于在1个可以俯视峡谷的小山头上形成1个防御阵地，大家利用石块修建了一些简易工事，就算基本完成制高点控制任务。

　　但问题随之而来，我们已经无法与团首长取得任何方式的联系，是停留、下撤或做点别的什么都没有人来传达新的命令。中午时分有1个短暂时间里大雾有些减弱，我们在山头就能看到山谷里的动静，我们清楚地看见有越军在侦察停留在谷底的队伍，我们中有战士要开枪射击越军，但被排长制止，理由是别暴露目标。

　　大雾又重新笼罩了山头，头上的树叶偶尔会掉下一滴露水。大家躺在潮湿的枯枝败叶里几乎无所事事，大家手里基本上也没有了食物和饮水，我裤兜里的那个大头菜疙瘩就是用指甲掰成蚕豆大小一块一块的给我们班的几位战友分食。在极度无聊的氛围里，我忍不住轻声哼起了一首原南斯拉夫电影《桥》里的插曲，刚哼哼出几句还没找着调子，就被排长一瞪眼给吓了回去。

　　山谷里间歇会有几声枪响打破沉闷的空气，但是谁在放枪，射向何处大家真的搞不明白。直到下午3点左右，一阵猛烈的枪声和炮声充满了云雾弥漫的峡谷，从动静上判断是双方大部队的直接搏杀。我们在山头上除了感觉到刺激紧张外，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排长坚决地要求大家坚守阵地。暴风般的枪炮声持续了约两个小时，才逐渐稀落下来，就在这时候，我们突然听到有人在喊：中国军队弟兄们，放下武器吧，我们宽待俘虏！最初的一刹那间，我们还以为是自己部队的人在向越军展开心里攻坚战，但是我们随后立即明白了这时越军在向我们喊话。随着越军类似这样的喊话断断续续，我心里顿时有1种极不真实的感觉，因为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所看过的小说或电影里，永远是我军向敌军喊话，而且喊话的内容也如此地相似。所以在遇到越军真实地向我军喊话劝降时，我几乎是强忍着才没笑出声来。只要越军一喊话，我方就会有一阵枪炮予以还击。我们虽然没有直接介入战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发觉得局势不妙。因为无法与团部取得联系，我们这些占领山头的队伍进入1种进退失据的境地，只好眼睁睁地等着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到达的新的指令。

　　就在天色渐暗、雾气越浓之际，我们发现有许多人在向山头上涌来，排长下令全体战士进入战斗状态。上山的人群渐渐近了，大家定睛一看，原来是自己人，但见涌上来的人群毫无组织状态，三三两两地从四处爬上来。排长向上来的人打听山下的情况，但几个人的回答却相互不能印证。这时一位步兵排的排长抗着一挺重机枪上来，他的回答让我们吓了一跳，那位排长说：山下的大部队死伤非常严重，越军的火力很强大，部队被堵在峡谷里，X连已经差不多了，X连被包了饺子，现在部队已没有人负责指挥。那排长说完，就带着自己的一帮人的队伍钻进大山的深处。随着消息来源的增多，山下的大致情形我们也算明了了。

　　天色转暗，还有一些军人陆陆续续零散着从山下爬上来，个个神情黯然。看着眼下这情形，1种慌乱的情绪开始在我们中间弥漫开来，接下去该如何行动，排长与几位班长的看法并不一致。排长觉得还需要等等再说，看有没有上级新的命令传达下来，并期望这一切不是真的。但是有班长却认为现在的局势已经失控，没有人会安排我们下1步的行动，还不如自己设法脱离险境。大家意见很难统一，排长就叫班长和党员战士到一边去开会。我当时连团员都不是，看着他们到树林里开会觉得他们都挺神圣的，坚信他们一定会拿出正确的方案来。我与王宏就坐在石头上背靠背的相互取暖，嘴里含着一丁点大头菜，让咸味慢慢释放。

　　过了一会儿，干部党员们开完会，排长向我们宣布了他们的决定：鉴于目前部队上级指挥已陷于瘫痪状态，我们侦察2、3班和2个工兵班一起（同属团特务连），组成1个独立团体自行寻求突围方式，行动与本团其他连队不发生联系。说完这个决定，排长就与几个班长去研究行动路线。我当时觉得把我们与大部队脱钩进行单独行动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情，但看到大部队已涣散到如此地步，而我们四个班还编制整齐、相互了解，而且武器也不错（37人中有20支折叠冲锋枪、1支微声冲锋枪、1挺班用机枪、14支步枪和排长的手枪，这在当时步兵团战士普遍还是拿步枪来说，这配备里就算火力很强了。），能自己解救自己何尝不是1个好的主意。

　　夜幕完全降临，几位侦察正副班长开始轮流带着我们朝设计好的路线，在原始森林里摸黑前进。毕竟大家都是特务连的人，平时的军事训练还算过硬，大家紧挨着无声息地在丛林中穿行。记得那天夜里的道路是如此的漫长，因为我们对前方的一切浑然不知，甚至连方向的对错也没把握，漆黑的夜里又无路可寻，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我们在石头堆和灌木丛里几乎是爬行了一夜，在天快亮之际，队伍开始往山下移动，这时我们突然清楚地听到越军的说话声，在不远处的山头上还依稀见着几缕火光，前面传来口令：[www.cuntuba520.net)大家要绝对安静地通过这一段路程，因为我们不知道越军的布防情况和军力实情。队伍继续下行，但没走多远，队伍又停止了前进，前面传来的口令是原地休息待命。时间在煎熬中分分秒秒的度过，东方已露出一线晨曦。前方终于传来消息：我们的前方是一道无法攀援的万丈绝壁，没有攀登绳是部可能下到谷底的（我们的攀登绳已在轻装时丢弃）。于是后队变前队，大家又小心翼翼向山头方向爬行，回到山腰的位置。

　　见暂时无计可施，排长叫大家先睡一会，等天亮之后再作打算。经过一夜的行进我们本来就疲惫之极，一听见休息的指令就立即倒头便睡。不知过了多久，我们被一些声响所惊醒，睁眼一看天色已大亮。动静声是因为我们附近的树林里有许多同1个团的士兵在走动，他们相互打听自己所在连队的人在哪里，随着白天的来临让大家有机会可以找寻自己失散的队伍，并重新集合到一起。排长出去找首长去了，我们就找认识的人询问昨天的战斗经过，但大家说得最多的是某连的某某负伤了、某某牺牲了，某某是哪儿入伍的与谁是老乡等。无聊之中我们在衣服、挎包的各个角落里搜寻，或者四处向战友讨要，把能找到的食物都吃了个干净，但大家水壶里的水却一滴都没有剩下，这已经是我们第二天没有喝到水了。

　　到了中午排长回来了，他说现在已经找到了部队的首长（官职最高的好像是1个营副教导员，还有2个团参谋也参与指挥决策事宜，胡副团长当时据信已经阵亡，团副政委不知去向），以后的行动依然要由团里目前的最高首长统一指挥调度，于是我们就跟着排长向1个方向走去，没走多远就看见更多的士兵聚集在一处较为开阔的空地上，好像有数百名之多吧。各连队的排级以上干部被集中起来开会，会议传出的信息为目前我们第一梯队与团指挥部无法取得联系（当时我们第一梯队仅保存着一部2瓦电台），我们必须重新集结起来自己展开突围行动。但是最令人沮丧的是，我们在经过前一天夜里错误的行军路线后，现在已无法确定自己在地图上的准确位置，所以部队的下1步行动方向也只能是大致的目标：简单顽强地向着北方——回国的方向。

　　关于一些会议细节我不得而知，到了下午，一直到下午会议才宣告结束。首长就站在高处大声地向周围的士兵发布会议决定：全体将士立即开始向山下某方向突围，大部队就在附近接应。首长的话音刚落，各连队领导就散开开始召集自己连队的人马准备向山下进发。不一会，山上所有的兵士就在首长的号令下，向山下出发。

　　那一刻出现的一幕我多年来一直记忆犹新：只见山上所有的军人在各连队领导的指令下向山下走去，全然没有任何战斗部署或各连队战术协同任务要求，大家行进速度快慢不一，行走方便的位置的人数密集，有的地方人数却稀稀拉拉，队伍里还有人喊着鼓舞人心的口号，满山遍野的军人就这样浩浩荡荡、毫无遮掩地朝山下方向一涌而下，士气倒是显得高昂，但那种混乱场面真叫人哭笑不得。好在还有人比较保持着清醒，立即向首长们指出这样的行动必败无疑，整个杂乱无章的队伍才停止了向山下的挺进，干部们又集合起来，开会。

　　负责通讯任务的人则全力调试电台，变换架设地点，想方设法与团部取得空中联系。到了傍晚，终于有好消息传来：我们与团指挥部联系上了，除团首长之外还有更高的上级首长关心着我们的处境，说正设法来支援我们，要我们安心等待新的行动命令。得到这个消息，整个部队情绪有些稳定，第一梯队的首长们则连夜重新研究分析现在的地形敌情，制定突围行动实施方案。而我们普通战士则在寒冷、饥饿和干渴中，度过了还算安稳的一夜。

　　3月14日那天早上，天空虽然仍有阴云飘动，但是地面的能见度却非常的高，特别是借着短暂阳光的出没，我们在山上能看到十几、二十公里外平原地区的景色。我们清楚地看到远方的部队正在朝北方回撤，一串串车队在公路上缓慢地行进，越方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建筑设施也被工兵们一一实施爆破摧毁。那距离应该算十分遥远了，但是耳闻目睹剧烈的爆炸声和升起的阵阵狼烟还是让人震撼不已。能看到自己的部队总算是一件令人感到宽慰的事情，我们也在四处的瞭望中大致明白了自己所在的地理位置：位于一处与平原很接近的典型喀斯特地貌的群山里，越是接 原，山势就越发险峻。

　　通过电台我们得知，上级已经派出友邻部队前来增援我们（本步兵师的另1个团，后来知道这个团在遇到简单的抵抗之后，就地停止了增援我们的步伐），而我们必须在15日突围与增援部队会合，因为这是我军全线撤军的最后期限。在反复讨论之后，首长们正式下达了突围任务：我们特务连的两个侦察班和两个工兵班与1营的非战斗人员一起（非战斗人员是指连队和营部的司号员、卫生员、文书和通讯员等），组成突围行动的第一梯队，而久经战斗考验的2营则是突围的第二梯队。突围时间定为当晚夜幕降临之后。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我们这个群体主要的首长都是2营的，而2营的建制还保持基本完整。

　　记得我们特务连的战友在听到这个安排后，都觉得让人无法相信，突围行动叫我们训练有素、火力强劲的侦察班打头阵可以说是天经地义，我们毫无怨言。但是把1营的非战斗人员与我们安排在一起就令人费解了，在第一波突围冲击时我们很可能要抽一部分战斗人员去掩护非战斗人员的前进，这样一来我们实际的战斗力就会削弱。只是在战场上是军令如山，很难有说理的机会，既然命令已下，那我们一切就听天由命吧。

　　那一天注定是我人生记忆里相当漫长的一天。时间仿佛是停止了，整个部队都对夜幕降临的期盼中煎熬。在连日的饥饿、寒冷和缺水状况下，加上对突围行动成败的担忧，很多战士的精神状态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有人尝试喝自己的小便或舔湿润的树叶解渴；有人把不知名的草根塞进嘴里；很多人把配发的防毒面具拆卸开来（包括我自己），好奇地研究着防毒的原理，大家对于越军可能施放毒气攻击已经无所谓了；重型武器被拆散丢弃；个人所有与直接战斗无关的物品几乎全部毁弃；写遗书的人就更多了，写好后在战友中相互交换保存；一些伤势严重、不便于行走的伤员表示将不拖累战友们，自己将留在原地，与到来的越军同归于尽，气氛尤为悲壮……。侦察3班班长是个细心人，他担心还会遇到断壁悬崖，就找人收集绑腿、背包带等接在一起，形成一根二十来米的攀登绳，交给我由随身背着。

　　到了下午，山林里就几乎没有了任何大的动静，大家忍着饥饿干渴，随意躺在草丛或石板上，等待时间的流逝。间歇有人哼唱几句小调或争吵几声，但是很难搅动压抑的空气。

　　我是在重庆綦江县古剑公社入伍的，当时我属于上山下乡大潮中的一员（老家在重庆市区储奇门）。在农村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是我强烈要求参军的1个主因，渴望戎马生涯也是我们那一代男青年们的基本梦想，但那时候当兵可是一件艰难的事情。

　　我所在的生产队处于山高林密之地，粮食产量极低，但是种植药材却产量不错且价值高。我在一次出工时就给队员们说，咱生产队不如少种粮食多种药材，把卖药材的钱买回更多的粮食，这样肯定划算。不料这句话被一位好事者添油加醋传到了公社干部那里，这在当时就被上升了反对毛老人家的“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的条款上去了。所以在公社初审时就被公社领导们义正词严地刷下来，但是军方征兵代表丁学财（排级干部，安徽人）特别喜欢我。为啥，不就是我会办墙报、会识简谱、身体素质好、个高会打篮球什么的。他坚持在公社会议上把我列入预备名单（而且只是排在第3预备）。

　　我老爸是重庆的一名老记者，在政府各部门还是有些人脉，在老爸的努力下，我在县城郊区武装部的讨论会上有幸排入预备名单的第一。只要在县武装部这一关挤掉一名在正式名单上的人我就能自动替补上去。于是这个奇迹自然就出现了，在县武装部的会议上，一名正式名单上的人被与会者认定在生产队出工太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态度有问题而被刷下来，而我作为第一替补顺利上位。那位被刷掉的知青朋友的叔父是区武装部的头头，后来他占别的区的名额还是去了部队，而且不是参战部队。

　　这是应该是一次成功的开后门游戏。我报到的第一天，当踏入新兵报到处的食堂看到那1大锅可以随便糟蹋的大米饭时，心情的那个激动至今难以言表，绿皮在身的喜悦也让我好些天处于失眠状态。到了新兵连都还在等正式开训时，谁料到所在步兵团就接到上级命令宣布进入一级战备，我也因为到新兵连后与带队老兵常有摩擦、又拒不参加新兵连整理菜地的劳动而被特务连副连长相中，被挑进侦察排（看来要当侦察兵一定得先学会扯淡才行）。

　　我们没日没夜地投入军事训练，地形学、擒拿格斗、射击、战术等科目被翻来覆去的练习，伙食标准也由平时的0.48元/天大幅提升到0.86元/天，晚上则经常有关于战争的影片（记忆深刻的是美国影片《巴顿》，那时候还是作为内部电影观摩的）……忙碌之中，战争之神已经频频向我们招手。

　　天色终于在众人的期盼中渐渐暗下来，我们与1营的非战斗人员聚在了一起（加在一起也就五、六十人吧，1营的人员中有不少人手里根本没有武器，只好握个手榴弹什么的），干部们给我们再次明确了各自任务和联络方式等细节，还没等夜幕完全降临，我们突围第一梯队在众多战友的注视下，小心翼翼地往山下摸去。谁知这次出发竟是我们与大部队的分离，第二梯队的首长没有给我们任何联络设备（连一部步话机都没有），所以当我们离开的那一刻，其实就与他们断掉了任何联系。

　　连续4日的饥饿和缺水，使我们的体能直线下降，如果没有事情做，我们躺在地上不愿挪动半步，嘴里干得连舌头都感觉被黏住了，但是一走动浑身还直淌虚汗。现在之所以还能继续参与突围行动一是因为军人服从命令的职责，再则恐怕就是人求生的本能在支撑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始森林里又是漆黑的世界，我们人与人紧挨着，小声地传递着前面传来的口令，按要求做好每1个动作，1步步往山下摸索着前进。按我们白天察看地形分析出的结论，如果我们沿着一条狭小的山谷向下到一定位置，然后翻过一道绝壁，就有可能到达地势相对平坦的地域，而这条线路越军十有八九不会设防，一旦我们进入开阔地带，越军占据有利地形易守难攻的优势就不复存在，那咱们即可真刀真枪地与他们干一回了，何况附近还有友邻部队的接应。

　　在夜里九点左右，我们来到一处岩壁面前。接近90度的岩壁有30多米高（高度是爬了才知道的），好在石灰岩的岩缝里还有小树和杂草滋生，可以作为攀登支点。不过要是处于白天、又无任何保护的情况下，要我们攀登这样的岩壁，那也许就没什么人敢一试身手了。黑夜中的视线不良将攀登的恐惧降到最低点，但那仍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攀登。对于有过攀登训练的侦察兵来说，这也许还好办一些，对于那些没经过类似训练的战士而言，就成为一次生死考验。

　　我在爬到接近一半高度时，右手抓住的一块石头突然松动，而我左手正试图找别的攀援点，就在我身体往后仰、石头就要脱落的一瞬间，我左手重新抓住原来位置的树根，将身体固定住了，身上的冒出的冷汗立即湿透了我的衣服。我大口地喘着粗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但是有的战士就没这么幸运，在爬到相当的高度时就滑落地面，那呻吟声在夜里从山谷底部传来，令人不寒而栗。但是我们心里都明白，这个时刻你无法获得别人的帮助，你也没额外的力量去帮助他人。

　　我并不清楚第一梯队里到底有多少人冒死爬到了岩壁的最高处，当我爬上去时已有数人在上面察看在反方向下行的路线。这是1个狭窄的山脊，大约有3、4米宽，但操蛋的是另一面还是一处绝壁！而且岩壁光滑无植物生长，高度估计超过40米，我们准备的那条攀登绳根本就够不着底！这个发现是那天晚上行动的1个转折点，大家全傻呆呆地坐在地上，班排长们也不知如何是好。我们的体能几乎到了极限，有相当多的战友到山脊上倒地便睡，对下1步行动的讨论连听的兴趣都没有。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侦察3班的班长张孟福，在这个紧要关头他一直坚持寻求突围路线，他与排长和其他几位还愿意参与讨论的班长一起分析了一下地形，觉得原路返回山谷再往下前进一段可能能有突破天险的机会。于是排长叫大家按原路返回山谷底，这个命令在那时已经有许多人不愿意执行了。我班的副班长钱进锡（山东人）就表示不愿意再返回山谷，他说已经困得不行，宁愿死在这里也不愿意再继续走了。我反复劝说他还是一起走吧，但是没有奏效，与副班长一样看法的还有好几位（印象里留在山脊上的有10名战友以上），那时排长的任何命令已经没有了效力，那一刻我们就与他们就这样永远分离直至阴阳相隔。副班长应该是山东淄博一带的人，记得他的口音里就是“肉”“油”不分，一如当时流行的一段相声。他是在参战前由山东某军派来支持我们部队的骨干来到我们侦察班的，军事技术非常过硬，但是在那一刻我们没能说服他及那些战友。在战后他们先是被列为失踪名单，后来就宣布为阵亡了。

　　我一直以为那是渴望生命的1种执着，与执行什么命令已经没太大的关系。我们那些还愿意去拼杀的人，硬是顺着攀登的来路，一脚一手地缓慢移动着，回到了谷底。

　　这是3月14日深夜的某个时刻，我从岩壁回到地面之后能见到的景象就是这支队伍已经彻底的被饥渴和疲惫瓦解了。没有组织形式，没有指挥员下达指令，也没有人愿意谈论或打听下1步的行动。在这条被植被覆盖的乱石沟里，大家四处散开或坐或躺，无声无息地呆着，似乎在静候死神的来临。

　　3班长张孟福这时候来找我，还一起叫上了我班的陈秀颖，张班长说，现在排长已经没有精力来指挥我们了，如果大家还想突出去只有自己想想办法。他说，现在就由我们三个人组成1个探路小组（我们并不是1个班的，只是平时还算相互了解），设法在附近探察一下，如果有路就叫大家跟着出去，如果没路可走那就是命运安排该死说不得了。张班长叫上我不为别的，那就是我入伍时的身份是重庆知青，而重庆知青的敢打好斗在四川是出了名的。

　　我心里其实还是恐惧死亡的步步临近，但是在老兵、老班长的鼓励下也愿意去作最后的努力。这里面还有1个背景，就是在之前入越后的一次执行战斗任务时，我也许被认为是1个怕死的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那天下午我们班接到1个命令，对大部队将经过的一段公路两侧的高地进行搜索，以防止越军偷袭。那天的太阳十分恶毒，加上四处死尸的臭味充斥，我出现了严重的中暑症状，头疼欲裂，每走1步都非常吃力，于是我就一直掉在后面没办法跟上大家的步伐，当搜索任务完成后，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更过分的是，他们居然大步地往营地回撤，根本不管我是否能跟上他们。结果是我1个人在无我军布防的公路上走了好久，我忍着剧烈的头部疼痛，还需要注意公路两旁甘蔗林里的异动，那感觉怎1个绝望了得。

　　回到营地后副连长来看我，在问讯我的同时，用1种不信任的眼光打量我，表情流露出对我的疑惑没有丝毫掩饰。所以在之后的时间里，我基本上都是争着去执行一些比较危险的任务，希望能让战友改变对我的印象。

　　我们3人继续往山谷下面走了数百米，发现有一段岩壁还不是太高，而且植被丰富便于攀登，张班长就叫我第1个上前试着攀援。我向上攀登了十余米，发现有可能上去，张班长见状就叫陈秀颖去叫其他的战友跟过来。于是我就这样察看着地形，挑选适合攀登的路线前进，张班长就在下面跟着。体力的严重透支令我的攀登十分缓慢，因为山顶的情况不明朗，我们相互间也不敢大声说话联络。但我爬到一处可以休息的台阶状地形时，我不得不停下来歇息一会儿。过了十几分钟，我班的另一位战友爬到我身边，问还有路能继续上去吗？我说看上去还有希望。他就坐在我边上说，就怕是再次白忙。我再次往上攀登时叫他跟我一起走，他说要等等再走。他这一瞻前顾后的犹豫，最后就导致了自己被俘的结局。当我爬到距山顶还有3米左右的位置时，我停止了前进，努力地想靠听觉来发现山顶部有无异常情况。就在我迟疑之际，1营机枪连连长也爬上来（名字忘了），他问我上面情况如何？我回答说不是太清楚。这个猛连长就毫不犹豫的先于我爬上山顶，我一看他没事就跟着爬山去。这时候我们看到的地形是1个缓坡，完全可以通过。

　　
　　这时候天色逐渐明了，远山近崖轮廓渐显。令人不安的是附近还能听到越军的说话声。我试图用口哨声来传递到山顶的信息，但干裂的嘴唇根本无法吹出声来。我告诉连长，我们在此等他们出来，一直到天亮之前，连长同意了。接着上来的两人是工兵班的1个班长肖亚香（湖北人）和侦察３班的1个战士（四川仪陇人），两人上来之后就立即发现了不远处山脚下的香蕉树和挂着的香蕉。两人就说要去摘香蕉吃，我与连长都劝阻他们放弃这个念头，等大家上来后再作打算。这时又有人陆续上来，但是肖亚香与３班的那名战士坚决要下去摘取香蕉，两人说着就往山下走去。

　　如果你没有那5天没吃没喝的经历，你就很难相信此时他们可以置战友劝说和危险于不顾，宁愿冒着性命去摘那几只香蕉，那种对水和食物的渴望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他们可以奋不顾身。这要在平时，有一位连长发话说不让他们去，两人会乖乖地蹲在原处，但是此刻这些铁定的军人条例对极度饥渴者而言已经没有了任何约束。为此，两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让越军提前发现了我们的行动，让来不及登上山顶的战友的生存希望毁于一旦。

　　两人走到香蕉树前刚开始设法摘香蕉（那地方距我们约200米），就被附近设防的越军发现，密集的枪声顷刻打破清晨的宁静。我们见情况紧急，立即叫接近山头的战友迅速爬上来，我们这里也有人举起武器向越军阵地方向射击。我们只看见那两人被越军的火力压制在一处土沟里无法动弹，而且越军已经开始移动试图堵住我们的去路。我们已经上山顶的人只好冲下山去朝左边迅跑，顺着小路绕过1个小山头，努力与越军拉开距离。

　　现在来看，我们当时的举措也许是比较消极的，但那数天来的精神与肉体上的折磨，已经让几乎所有士兵的斗志荡样无存。说1个细节吧，就在我们拼命奔跑之际，突然发现小路上的水坑里有少许积水，大家可以立即停止步伐，蹲下弯腰，用嘴直接去喝水坑里的脏水，哪怕此刻被子弹命中。我就喝了几口那样的水，也许就是那些不知何时积在路面的脏水让我们坚持到了最后。

　　我们又转过1个山垭口，看见我们前面有几位越南百姓站在路边，他们顿时吓傻在那里，一动不动。后来见我们没有伤害他们的意思，几人转身就跑，其中2个中年男子还背着小孩，他们一边跑着，一边回头来看我们，他们那眼神里流露出的绝望与恐惧令人永生难忘。也就是这样的瞬间印记深深刻在我心里，让我在后来岁月的思考中感悟到了战争的某种罪恶。

　　后面的枪声紧紧地追着我们，我们见右侧是一片原始森林，就立即冲了进去。我们在树丛与乱石中疾速穿行，衣服被挂得千孔百窗，四肢划痕累累，直到我们听不到越军的叫喊和枪声稀落下去，我们才停止了脚步。好一阵喘息后，我们才有精力清点一下一起跑出来的人：仅仅16人，侦察3班有6人，我们侦察2班3人，工兵班有4人和侦察排长1人，别的连队有2人，1机枪连连长和一位机枪手（是哪连队的给忘了），那机枪手居然一人扛着带弹夹的班用机枪，身上还带着2个装满子弹的机枪弹夹，这在平时是2个人的活儿，可见体力惊人。我们现存的火力配备为：冲锋枪9支、班用机枪2挺、步枪2支以及手枪2把。我们突围第一梯队的几十号人，就只有我们16人成功战胜天险突破越军的大包围圈。

　　一切又似乎变得有希望起来：我们人数少但行动会更灵活，火力也非常不错。大家静心分析了地形、敌情以及可能出现的变数，最后决定16人的指挥权交1机枪连连长负责，探路组由张孟福、我和陈秀颖3人组成，所有行动将在天黑以后进行，现在找1个可以形成简单防御的地方休息。

　　我们又往前走了约半个小时，选定一处山斜面的凹处作停留点，这里森林茂密、乱石林立，16人被分4组形成四个方向的防御。我、陈秀颖和王宏被分在靠上方的位置防御，那上方的地形是一处比较光滑的石头坡，如果有越军在上面被我们击中，身体就会滚到我们的掩体内。大家对地形进行简单改造后，就分组进行休息。

　　四周安静如斯，远近的鸟鸣简单清晰，偶尔有枪炮声传来也离我们很远。那时刻是如此的让人心情平和，特别是在经历了众多的磨难之后。我没有一丝的睡意，眼望着春天森林里满目的苍翠，想用过去在课堂里学的知识来分辨一下什么树种或植物分类。记得森林里有1种巨型藤蔓，主干直径有差不多30厘米，那大大小小的分支在森林错中复杂的蔓延。还有1种大树，树干需要3、4人合抱，直直挺立达40余米。到了下午3点左右，这样的安宁时光就被1个突如其来的越南军人打破……

　　我先是听到下面有人小声的说：注意！有人过来了！我们的神经立即绷了起来。我利用石头的缝隙往左边一看，只见1个穿着军装的越南人探头探脑、非常警惕地朝我们阵地摸索过来，距离在150米左右。在下面的战友见状轻轻地移动身体，形成1个夹击迎敌阵形，准备抓他个活的。

　　那越南军人渐渐走进我们，这时我们只有排长一人负责监视那人，其余的全部低头隐蔽。在他距我们3、4米远时，排长大喝一声“不许动！”附近的战友也起身用枪直指那越南军人。

　　排长又用越语补喊了一句：“空得动！”（不许动的意思），并用手势示意他走过来。那越南军人一脸惊恐，吓得张着嘴，他举起双手，向前走了几步，3班的张磊（四川绵阳人）和1个山东兵（名字忘却，后来得到三等功）一下子冲过去，把那越南军人按在地上，扒掉他的衣服，用绳索把他捆绑起来。由于我们中间没有人懂越语，也就无法从俘虏嘴里掏出什么军情来。

　　那越南军人身上并没有携带武器，唯一的钱包里有一些照片和少量钱币。也不知那连长当时如何想的，就把那越军的破旧军服穿在的自己身上，虽然后来连长又把自己的军服换了回来，但是在回国之后这个举动被上级知道后觉得有严重问题，连长被转业处理，去了四川什邡卷烟厂。其实我们都认为此举没什么了不起。

　　过了一会见没有别的动静，大家紧张的心态又放松下来，继续自己的休息。约1个小时之后，新的危机很快又出现了：这次仍然是1个越南军人，几乎是在刚才那同一位置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本来我们可以按前例依葫芦画瓢抓住他，我们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因为心理压力增加，排长这次还没等到那人完全靠近我们，在他距我们还有20余米之际，就起身大喊：“空得动！”其他几位战友也起身持枪对准了那人。这时候那人先是吃惊地往着我们，然后慢慢地举起双手，但是他突然伸手在裤兜里拿出1个东西，朝我们扔过来。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1个手榴弹，于是大家迅速卧倒。那越南军人扔过来的果然是一枚手榴弹，手榴弹爆炸之后，我们立即起身察看，那人已经拿出手枪，一边往后退一边朝我们开枪射击。这时我们数枪同时开火，把那人当场击毙。而我们这边有一位战友（山东兵，名字忘却）的面部和腿部被手榴弹炸伤，看上去还比较严重，当时就有战友为伤员进行包扎救治。

　　这一阵枪声很快改变了我们相对安全的处境，不一会儿我们四处就有越军行动的声音。我们全部都进入到战斗状态，打开枪机，抠出手榴弹拉环，紧盯各自负责防御的区域。这时我们远处有1个越军正着端枪朝我们靠近，工兵班的一位战士举枪一枪命中那人。又过了一会儿，我们能听到有炮弹从空中掠过的声音，那60迫击炮的声音我们太熟悉不过了。但是炮弹并没有落在我们的阵地，而是在附近几十米处爆炸了。炮弹爆炸之后，我们就听见有越南军人在吱吱呀呀地叫着什么，接着一发炮弹就离阵地更近了，我们马上明白那吱吱呀呀的叫声是有人在修正炮弹弹着点坐标。第4发炮弹就落在我们阵地内，炮弹爆炸后飞舞的弹片在空中发出金属般的呼啸，溅起的石块和树屑四处横飞。

　　炮弹就这样一发接着一发地伴着由远而近的呼啸落在我们阵地周围，前后越军共发射20余发炮弹，在炮弹落地的间歇，连长还不忘给大家鼓劲，他大声喊道：同志们，考验我们之际到了！大家不要被敌人所吓倒，一定要打退敌人的进攻！人在阵地在！记得连长的话语给我们极大的勇气，阵地上立刻充满了悲壮的气氛。

　　越军在炮击结束后，就试图向我们发起攻击，阵地的上方就响起了猛烈的机枪扫射，一时间我们头上被子弹扫落的树叶和枯枝像下雨般掉下来。我们还不时的对企图接近我们的越军进行还击。我当时就觉得这将是我人生的最后时刻，我问王宏，你最后怎么解决?王宏说他给自己留了一枚手榴弹，我当时还提醒他，还是两枚吧，可能保险一些。王宏问我的准备，我说留在最后的子弹将从我下巴处朝头顶射击。我当时还绝对真诚地对王宏说，我死了没什么，你一定得活下去。我说这话就是因为那时候王宏在家乡有1个女朋友，那个年代我们把爱情看得太重要了。

　　连长就位于我们的下方，在这个紧急的关头，我们看到他从钱包里拿出老婆的照片端详片刻（记忆中他老婆还十分漂亮），自言自语说了句：你自己好好的活吧。说完就撕毁了照片。在死神真正降临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会是1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我的感受是所有的思绪一起涌上心头，你什么都在想，你什么也没想。往事如烟云般在脑海里飘来飘去，你无法停留在1个具体事件或人物上。我也想到自己的死会给家庭带来的伤痛，但转眼就告诉自己，到时候那将是什么样的场景，自己也无从知晓了。

　　在我们顽强的抵抗之下，越军无法突破我们的阵地防御，随着天色转暗，越军就慢慢停止了攻击。我们这时又发现了1个奇迹，越军的全部炮弹居然没有伤及我们16人中的任何一人！在炮火最猛之际，我们都采用钻石缝的策略，只要炮弹不掉在背上，就会平安无事。

　　阵地再次陷于出奇的宁静，我自己也在极度的疲惫中，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睡梦中我迷迷糊糊觉得有人在叫我，我睁眼一看，林中已漆黑一片。我当时给吓得，以为阵地上就剩我一人了。再细细一听，是位于下方的张孟福班长在叫我，我提起枪马上就顺着声音摸了下去。

　　在两块大石头之间，我们16人都聚在了一起，漆黑的夜里我们彼此看不见对方，只是从相互语言的交流中感到彼此的位置。排长刚说了几句话就哭泣起来，他说因为自己在战场上的表现不令大家如意，使我们错过了一些逃生的机会，他感觉对不起大家，希望在今晚的行动中有所表现让大家满意云云。大家都劝说排长不要这样说也不要这样想，最后排长说出了今晚的行动安排：出山的这一段的探路任务继续由3班长、我和陈秀颖3人担任，其余的分成几个组负责掩护或断后，出山之后由他排长带路。在这个时刻，连长坚决把指挥权交回到排长手里，因为16人的大部分班底毕竟是特务连的人，在关键时刻意见的协调、行动的统一显得尤为重要。

　　那个被越军手榴弹炸伤的战士自己本来已经决定不随我们走了，他觉得自己腿上的伤势很重，无法完成余下的回撤路程，怕拖了大家的后腿。战友们一再鼓励他站起来试试，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发现还能走动几步，所以就改变主意打算跟我们一起回撤。3班长张孟福见我昨晚带路、和今天的表现都不错，在公开鼓励我一番后依然叫我第1个出发带路。

　　我当时真是有些骑虎难下的感觉，在3班长事先的一阵表扬下，我无法说出我对这样安排的不乐意，我当时不过是新兵1个，在场的班长、老兵多了去了，像这样的艰巨任务似乎还轮不上我去担任。但是我真的没有把这些说出口，因为我对16人目前的基本状态还是有所了解，事到如今，如果我们3人不去带这个路，恐怕就没有别人愿意出头干这个差事了。事情已过去28年，我现在在此决没有苛求别人的意思，因为随后的一些情况完全证实了我的见地。

　　我与大家分别握手后，第1个朝山下摸去，其他人跟在我后面约5米，靠听我发出的轻微响动判断方向前进。我们刚离开先前的位置，越军就有所察觉，于是机枪就在我们头顶扫射。但是我们很快就悟出1个经验：只要越军机枪一响，我们就加速前进，枪声一停，我们又几乎是屏气而行。那是什么样的身体移动啊，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越军的布防位置和与我们的距离，我们只得在静静地在乱石堆和灌木丛里匍匐前进，任何过分的声响都可能暴露我们的位置与行踪。就这样，我们整整爬了1个多小时，枪声才远远地留在了身后。

　　我的前面出现了一道往下的悬崖，黑暗里我没法看清悬崖有多深。我横着走了几步，发现有一颗靠着岩壁生长的树木。我打算靠着树木的支撑往下滑，双腿就往下伸去。那一刻我最担心的就是下面有越军埋伏，他们会抓住我的双腿把我拉下去，我几乎是随时要为幻想中的遭遇大声叫喊出来。我顺着树木下滑了近5米，双脚终于踏着地面，心里悬着的石头才算落地。四处观察了一下，发觉这里已经算离开了险峻的喀斯特地形，再往下就是丘陵地域，已没有多少树林，更多的是耕作的田地，在月光的照耀下地势也变得清楚起来。我呆在原地等着他们下来，但是等了好一会就是不见他们的影子。我吹了几声口哨联络他们，干裂的嘴唇只能发出细微的声音。我顿时着了慌，急忙顺着树木爬了上去，上去一看，他们全在悬崖边蹲着，我问，你们怎么不下来？他们说对下面的情况不清楚，说还听到有口哨声。我生气地说道，那是我在联络你们，如果你们不跟紧一些，我就不带这个路了。

　　大家随我下了岩壁，我当即给3班长说，我不带路了。因为事先3班长承诺过3人每人轮流带一段路的，3班长接着就开始在前面带路，我则退到队伍的10余人之后。走队伍后面的感觉真好，前后都有自己的人，安全感充满了身心。就在我们继续前进了约30分钟时，队伍突然停止了步伐，大家安静地原地坐下，这时前面传来的信息也不甚清楚，我当时觉得前面有这么多人，有什么问题也会解决的。

　　但是一等再等队伍都不见动静，我正纳闷，只见工兵班的1个战士（重庆合川人）骂骂咧咧地往后面走来，1979兵败如山—对越作战成都军区原50军150师448团被围纪实


　　他说，有那么多的人在前面，为什么一定要叫他去探路？他就是不去。我问是咋回事？他说在前面的路旁发现了1个帐篷，不知道里面有没有越军，排长就挨个叫人去探察，但是就是没有人愿意去冒险，在叫到他之际两人争执起来，他才走到队伍的后面回避排长。

　　我一听这话就对大家的表现感到万分的失望，但是我也不想到前面去做点什么，心里想，有连长、排长和班长等人在，如何是好是他们需要面对的事。谁知到这时3班长来到后面叫我，我回答大家不去我也不会去。他说你先去看看吧。

　　我在3班长的劝说下，来到了队伍的前面，3班长就指着山下方100米左右的地方说：你看，就是那个帐篷。趁着依稀的月光，那帐篷就在我们将通过的小路旁边，路的两旁坡度比较大，如果离开小路另辟蹊径反而可能惊动对方而且前进的方向也不容易把握。我还是表示不愿意去探察帐篷，因为现在我们所面临的的处境似乎已经是生机初现，大家心里或多或少的都燃起了一丝希望，这时候再去以个人冒险博取大家的相对安全，怎么想都有些不愿意。这真是当时心里所想的大实话。

　　这一来大家就僵持在那里了，我们坐在路旁的暗处鸦雀无声，没人提出新的建议，更没人自告奋勇站出来说由他带队走第一。就这样沉默了估计有半个小时，我实在忍不下去了，就给3班长说：像这样，我们3人一起往前走，人挨着人，如果遇到伏击要死就死在一起，别的人负责给我们掩护。3班长见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打破僵局，就答应了这个探路的方式，陈秀颍也表示同意。于是我们3人就紧挨着，举枪瞄准帐篷，慢慢地朝帐篷方向摸去。

　　写到这里我并没有责怪战友们的意思，我当时也不是有什么英雄气概在升华，只是自己太想活着回到祖国，哪怕有一丝机会也不愿放弃。何况没有这么多人在一起相互壮胆，我可能早就歇菜了。谁在那时候敢说“我不怕！”，那他也就是壮着胆说一句假话而已。这只是在那个特定环境里面对身临绝境的态度问题，选择就范或者竭尽全力一搏。

　　帐篷里并没有人。黑乎乎的帐篷里面有2个简易铺位，外面支着一口大铁锅，煮熟的米饭还剩了半锅，1个塑料加仑桶装着清水。我们先到的3位，在向后方示意安全之后，就轮着大口大口地喝桶里的水、用手抓起吃锅里的米饭塞进嘴里，根本不管是否被越军下毒。

　　也许大家对一支队伍的士气低落、涣散到如此地步会惊讶不已，但是只要我们回头总结一下，看我们这支部队参战前的基本状态和准备过程，就会觉得有些东西本来就存在先天不足，在进攻战比较顺利之际（本团有的成功战例还进入军区战例选编教材），大家都不觉得自身有什么问题，但是在局势复杂、特别是我们在陷于前所未有的困境时，那些存在于方方面面的潜在隐患自然就显现出来。

　　从大的开始说吧，本团在参战之前属于丙级装备，人员不满员（约全员编制的一半，如我们特务连在之前只是警通连里的1个排）、武器装备不到位、不是全训部队（军事训练只占全年时间的一小部分，其余时间主要是在师农场种田或烧砖），何况当年军队里所谓政治挂帅风气甚盛，军事技能被放到次要位置。在进入战备后（达到甲级装备），部队急速扩充，大量的新兵涌入连队（包括我哈），山东某军支援过来的老兵又面临水土和人缘关系不服的问题（闹病、不团结等）。好些干部临时被提拔，但自身的军事指挥素质却并不一定能胜任新的职务，所以边训边学是指战员共同的过程。部队当时的许多条例也不符合战时的要求，例如在越纵深境内一次执行夜间警戒任务中，我觉得附近情况比较危险，就拉动枪机上膛子弹，当即遭到某连队首长的呵斥，说必须有“子弹上膛”的统一口令后才能进行这个动作，所以我不得不立即退出子弹，半分钟后当大家都觉得局面不妙时，我们再按统一口令推子弹上膛。战前训练虽然是没日没夜的，但是方式比较传统，真枪实战的氛围欠缺。鼓舞士气的方式单一，靠读报读文件、办墙报、学唱军旅歌曲等，光英雄主义的电影就看了一堆，没有对身处战场逆境时的精神、心理分析和准备。至于装备的落后，那应该是时代的局限。

　　接下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走走停停，暂时没有遇到另外的敌情，在接 原地带时我们找到了一股清冽的山泉，大家尽情地把肚子灌了个水饱，精神头有所恢复。前面出现一条比较大的岔路，在向左或是向右的问题上排长、班长们的意见出现分歧，我们把地图拿出来比划好久，意见还是未能统一。3班长建议大家投票解决，在清点票数时我们惊讶的发现，少了1个人！不知去向的是工兵班的一位战士，我们分析可能是在前面路段的某个时候，队伍停下来观察地形时他睡着了。我们回忆这一路走来中间还有不少岔路，谁也不敢保证能原路返回找到他。于是就在场领导就作了1个决定，等他一刻钟。那一切就真是应了命运一说，就在我们等够一刻钟准备离开时，那小子居然一颠儿一颠儿的跑了过来，在经过每1个岔道时他都选择了我们走过的路！

　　在进入平原之后我们遇到1个村庄，村里有一座完好的吊桥，可以让我们通过那条约有60来米宽的河流。这是我们往北行进必须经过的1个要点，如果是在平时正常情况下，我们会考虑从村庄外泅渡过河，这样可能更安全些，但是饥饿和寒冷的现状使得我们不得不冒险进入村庄，利用桥梁越过河流。那是一座用竹板、铁丝绑扎的钢索吊桥，连引桥部分约有120米长（宽1.5米，距离河面3-4米）。只要我们踏上吊桥，那动静足以惊动全村的老小，何况是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之下。

　　这次没人安排我走第1个，排长自己担任了第一排头兵的角色。我们还是用交替掩护方式通过吊桥，我大概是走的第四个吧，一踏上吊桥那桥面就晃动不止，稍不注意就有摔倒的可能，我们举着枪左右晃着几乎是小跑过桥。下桥之后因为面前有3条路，我们就蹲在离桥头不远的地上，准备摊开地图再判断一下前进的方位。就在此刻，一连串机枪子弹几乎是擦着我们的头皮扫射而过，大家完全是条件反射般地卧倒，一阵匍匐动作迅速离开桥头位置。我们心里很明白，这是越军负责桥头防御的那挺机枪在白天就锁定了射击标尺，到夜里只要有动静无需瞄准伸手扣动扳机就能用火力封锁桥头。哪知道我们过桥后因为全蹲下看地图，这一动作令我我们再次死里逃生。

　　过河之后，我们就看见了一条正规的公路，方向朝着北方，这时候我们终于知道了我们在地图的准确位置。虽然公路的许多设施已经被炸毁，但毕竟比山区小路走起来顺当，我们的行进速度大大加快。记得我们分成几个战斗组，相互保持一定距离，分别负责前进中左右和前后的警戒。接近天亮之际，我们在一树丛里休息，大家商量后决定，在天亮之前，我们在离公路几百米处寻找一民居隐蔽，如果有人接近就让进去灭掉，安静地坚持到夜晚再往北前进。

　　东方的曙光已经勾勒出远山的轮廓，就在我们正考虑是否还继续前进时，突然前面传来一声叫喊，我们16人立即就地滚出公路，找路边的什么地方隐蔽、朝前方举起了枪。但是我们又觉得刚才的叫喊声说的好像是中文，就叫排长说话与对方沟通。当对方再次问询我们是哪一部分的时，排长就一一如实回答，再一问对方，原来他们是41军的，就在此等待我们突围出来的人。

　　就这样经过一夜的艰难行军，我们16人终于回到真正的安全地带。这时已经是3月16日，据说全线部队为了让我们受围的部队能够有充裕的时间回撤，把整个撤军计划整整推迟了二十四个小时。而那些被堵在峡谷里战友，后来好几天里分几批自行突围回到祖国，最多的有40-50人，最少的就一个人。其余的不是被越军俘虏，就是抵抗到最后，永远地将年轻的躯体留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在中越交换俘虏时，本团有219名指战员在列。

　　我知道很多楼友看过老鱼的回忆文章《兵败如山》，我还是转在这个楼里，一来有部分楼友没看过，二来是通过当年448团参战老兵的亲身经历，让大家对448团撤军时的遭遇有个更加全面的了解。

　　老鱼的《兵败如山》，只是讲到他们小分队十六人脱险的经历，下面再转一篇448团特务连侦察兵刘有海的回忆文章《喋血突围》，他讲到的是448团全团(欠二营及一八连)遇伏及脱险的全过程。


　　《喋血突围》刘有海

　　1979年3月11日清晨，那水雾在群山的云雾萦绕间很明显地被山风吹动着，不停的从头上飘过、好象伸手就可以抓到一把那样。整个山峦静得出奇，偶尔听到其它连队个别战友下山去打水的声音。在那潮湿的战壕坑里绻缩了一夜的我，浑身很不适，下山打水能驱除身体所受的寒潮，更重要的是必须准备好当天的饮水。我便主动给班长说：“我下山去给咱打水。”班长说：“好吧。你要小心点！”我背着全班9个水壶顺着羊肠小道下山去。山道两边的毛草身上露珠很多。当我下到公路时两腿已被露水弄湿了，只觉得冰冷冰冷的。

　　公路上已有其他连队的几个战友，每人都背着好多水壶，向同一个山谷方向走去。当我转过山弯时，左侧山坎上突然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我抬头看见是老7连的战友老乡王端瑞，战前调到九连的。他第一句话就傻笑着问：“有海你还没死！”我也开玩笑地说：“你还活着！”“哈哈”他傻笑起来。在异国他乡，特别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能见到同乡、同学俩个操着乡音，诉说着各自的战斗经历，让两个同乡战友喜极而泣，战场上意外重逢，那确实也是一件欣慰的事情。他问我：“你知道不4连的咱老乡李会安、还有5连的赵跃利牺牲了。”我点点头说：“知道。”我俩都沉默了。他的泪珠在眼眶边打着转，我俩心里都很难受，真想大哭几声，失去战友的那种痛是用语言难以形容的。

　　我俩互相叮咛着就分手了。我走进那阴森森的山沟里、战友们排队轮着在那小水滩里打着水。我将9个水壶打满后就背着上山了。接近中午时分，水雾慢慢散去后，天空又没有一丝云彩，太阳直勾勾地烤着大地，山林里十分闷热。12点左右，我们排的战友在团指挥部阵地上啃着压缩饼干，就着红烧肉罐头、脰豆菜罐头吃着。1点多钟，排长令我等4人下山去到连里领取弹药。我们4人下山沿公路向回走过两个山弯，到了连部，刚好炊事班煮了一锅米饭，连长和指导员看见我们几个人就高兴地说：“快来，你们在前沿阵地几天都没有吃上饭了，赶快吃饭。”连长唐德贵见我没有碗，就将他的碗递给我。
　　虽然刚在山上已吃了些干粮、可见了大米饭嘴就馋起来了，我连着吃了两碗，虽然是白米饭也没有什么菜就着，但吃起来真香，比现在满桌子的山珍海味强百倍，这也是我在战场上唯一的一顿饱饭。之后，我们4人扛着弹药箱离开连部，返回到团指挥部阵地。

　　团指挥部令各营、连将已拆掉引线（保险）的各类炮弹派员送到公路的涵洞处，由工兵班将其装置在涵洞里准备引爆。下午时分，团长和几个参谋、警卫员、我和本班林胜芳随同给首长担任警戒任务，从指挥部下山沿公路走上去，见到我们侦察排的战友正在公路上清理物品并装上汽车，按团长的要求，不用的物资全部装车拉回国、有用的就交给有关连队，有些东西就地烧毁。已取掉保险的炮弹、地雷及部分炸药就一同让工兵装置在公路的涵洞里。

　　看来团长的心情比较轻松，和战士们还不时地搭闲聊着，团长还亲手将物资向车上装。我就问团长：“首长，是不是又有新的任务呢？”团长说：“没有新任务、明天就要向回撤了，所以要将多余物品拉回国，不能给越南人留下咱们的任何东西。”我又壮着胆子问：“首长、明天我们从那里撤回？”团长说：“按上来时的原路撤回。”就这样团长在公路上往返巡查清理情况、当他看到公路上下确实已没有任何物资时才放心了。这时天色已接近黄昏，我们几个端着枪跟随在团长左右，向指挥部走去。

　　我和林胜芳回到我班的防御阵地时天已很黑了。排长和几个班长去连部开会。我们在战壕里裹着雨衣抱着枪坐着睡觉，轮留担任观察员放哨。很晚时分，排长和几位班长开会回来，黑夜中全排在战壕边围在一起，排长小声地向我们宣布了第二天的行动命令：“全团由公路西侧一条小路翻山向北穿插回撤，从平孟回国，行进中负责清剿沿线附近的残敌，搜索敌仓库物资、以及收拢友军失散的人员。团前指由副团长胡庆忠、副政委龙德昶等几位参谋人员组成，带领二营为第一梯队、由侦察2、3班担任前卫尖刀班的带路任务，明天拂晓开始出发，并说明了大概行进路线。我们侦察1班的任务是担任全团的后卫掩护任务。”其实在战场上，特别是执行穿插任务，最危险的是两个部位，一个是前卫、一个就是后卫。首长把最危险的任务交给侦察兵，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侦察兵是战场上的尖刀匕首，是指挥官的千里眼、顺风耳，更是指挥官腰间的佩剑，也是军中的佼佼者。

　　排长宣布命令后，大家都默默地回到各自的防御阵地。我继续抱着枪坐在战壕里没有睡意，心里开始纳闷想不明白，白天团长很明确地说按原路回撤，怎么说变就变了呢？很明显按原路回撤，身后就是本师449、450团，既快又安全。穿插回撤丛林密布、山恋重叠、道路崎岖、地形错纵复杂，敌情不明，不由得使人多一份担心。哎！咱是一个小兵想那么多也没有用，上级这样决定肯定有他的道理。但心里总觉着不踏实，这天夜里排里的战友几乎都没有睡着。

　　3月12日清晨，水雾笼罩着整个山谷，阴沉沉的，雾气很大，能见度很低。排长带领2、3班和工兵班的战友们到第一梯队二营执行带路任务去了。天大亮后，前沿阵地的各营、连有序的撤退到公路，又从公路西侧的小路顺着二营的路线上山了。

　　师前指命令，从小路撤退回国，那个小路是山沟小道，大部队根本难行，8时左右，部队陆续撤离阵地往指定的山间小路行进。

　　再看看二营那边的情况吧，当他们行至一公里路时，翻过一个山头，正往下行中，当尖刀连队（四连、二炮连）和团前指行到一个小村庄经鱼塘坎上过时，刚过去一部分（含团尖刀连、团前指）时，越军的正规部队化整为零打伏击战（先是一个加强营，后来越军的部队越聚越多），从我部的左侧山林中猛烈向我行至塘坎上的部队扫射，截断了前进道路，当场牺牲多人，伤者无数。

　　二营部通信班长曾景明随营前指正在下行时，被炮弹片击中头部后小脑，四连副指导员罗丛军身受重伤，战士潘中明被弹片击破左手虎口、配属一排一班的火箭筒手张克林也受伤了，随后他们后送回国医治。这期间公路还在我军控制之中。余继华当时离曾景明不到50米，正好在弯拐处被挡住而幸免于难。前进的小路基本只能单行，如是互相让路都很困难。受伏击地段越军的封锁很紧，加之又是开阔地无处可躲。

　　七连、八连费了很大周章前去搜山也无济于事。没过多久，八连的班长范开兵（万县九池安乐村人）从山林中的小路上来，这些山全是成片的灌木林，左手腕负了点轻伤并包扎好的，余继华问了一下情况后，叫范开兵包多一点纱布，作伤员马上送回后方算了。可范开兵讲只是点轻伤，不用下火线，不一会随连队进森林搜山去了，可他这一去就从此再也没能回来。

　　战斗中二营后指离伏击地段的塘坎大约300米左右，越军的枪弹均从后指的官兵们身边飞过，炮弹也时时在不远处爆炸。这是我团根据军前指的命令，在撤退途中遭遇被击溃的越军，敌人多纠集于这一带崇山峻岭中，其地貌特点是地形非常复杂、地势非常险峻、越军构筑的火力点相互支撑、遥相呼应。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向导将我团带入山脚，只见面前三面高山耸立，让人望不到山顶，与此同时四面八方火力向我团后尾部队猛射，炮弹在部队中间四处开花。团长传令排击炮还击，战士们迅速寻找有利地形进行还击。才发现敌人所处位置多在半山的石壁洞口内，洞口直径大约三到四米，三面环山都设有这样的火力点，敌人将我团人员所处位置尽收眼底。我们的排击炮精确率不高，再加上敌人躲在洞内，很难真正命中。

　　由于敌军占据了有利地形，半小时后我团寻找相对有利地形隐蔽下来，等待天黑想办法突围。同时团部主动与广州军区前指联系，寻求火力声援。事后据说我军一大批的加农炮、火箭炮、榴弹炮机械化部队开到山外，如果炮击定会误伤我团而越军几乎毫发无伤，于是不得已命令我团白天尽量利用有利地形隐蔽，天黑后自己寻找机会突围。此时山林雾大，象在下雨一样，在下午就看不清枪弹是从什么方向打来的，别说天黑以后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天已慢慢地黑下来了。

　　在受伏击之后，师指除积极想法营救和调兵增援外，并同时向军前指请示由原开进公路回撤，军前指回电报坚持按原计划执行。由于地形很复杂，组织几次反击，都无果而终。下午师前指再次请示军前指，军前指立即回电“同意按开进公路回撤”。但是，师译报员可能是过度紧张而没翻译，凭感觉向师前指报告“仍令我部按小路回撤”。我团只好硬着头皮执行这个“命令”了，听说回国后相关人员受到了处分。

　　因越军夜间一般不开枪，晚9时左右组织突围，二营是团的尖刀营，又是走在最前面，突过了鱼塘坎又是一个村庄，此时狗又叫得很凶。副团长胡庆忠带着二营悄悄的向左山口走去。右边是团三营、一营、团八二炮连跟上来了一部分。穿过了山口，一直靠右山脚下穿行，深夜天又黑，伸手不见五指，根本无路可走。

　　只能见坎翻坎，见水涉水，在行进过程中一声接一声的小口令：“不要发出响声、脚要踩稳后行进、跟上、不要打瞌睡、注意前面有敌情、往后传”等，二炮连炊事班副班长沈远富处一打瞌睡就掉队了，在行进中一打瞌睡就掉队。二营突围大约走了2、3里路时有一个山沟一条小河，有几根木棒搭起的简易桥，这里又是一个拐弯处，有的说过河，有的说不过河靠右山走。

　　正在这时，一营副营长曹学文从后面来了，他拿出作战地图，指北针，大家用几张雨衣蓬起来遮住手电电光，就地进行方位测定，最后决定还是过河行进，行进一段路后就发现了前面部队过后放的路标，虽没有跟上，但知道了方向，一夜就这样紧张的走着，在山间大约走了6公里左右，在天快要亮前，二营穿进了越军的一个连队中，开始还以为是农庄，因为有篱笆墙、屋里面是草、房很矮，是个四合院，有的战友在篱笆缝里摸到了枪。因为越军不愿夜战，他们即是发现了我们，我们没开枪，他们是不会先开枪的，白天他们一但发现有情况就会先发制人的。就这样，我们马上后退绕过了此地前行了约1小时左右天明了，在一个丛林里赶上了前面的部队。

　　我们侦察班当时在公路边坐着待命，三营的战友们顺公路走下来，我看见了老乡费新财跟在付培德副参谋长左右。费新财是副参谋长的警卫员。他们俩人走在一列列的队伍旁边、我暗示着新财，示意让他过来和我说话、新财给我摇摇头暗示着他跟着首长呢。不能随便离开首长，我俩人的小动作被副参谋长观察到了，当他经过我面前时就问：“小刘呀、想和你老乡说话呀？”我不好意思地回答道：“首长、没有啥事。”副参谋长又说到：“小刘你们在后面断后，有可能敌人会随时赶到这里的，你们的任务很重要，不能轻视呀。”我回答：“是、请首长放心！”副参谋长给新财说你们聊几句、后面跟上就行。

　　我对新财说：“前面的情况复杂，你要注意安全灵活点，保护好首长，我们班断后也是很危险的，如果我牺牲了，你要是能活着回去，就到我家给我家说说宽心话。咱是打仗死的，又不是干啥坏事，叫他老人家不要太伤心了。”新财给我也说了同样的话，如果他牺牲了叫我到他家给二老说说安慰的话。就这样他立即随副参谋长上山去了。

　　三营7连也下来从公路准备上山，见到老连队的老领导，老班长，老战友们就象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互相招呼着，互相叮咛着，使我很受感动和鼓舞。我目送着老战友们上山的背影、心里为战友们几多祝福几多担扰！

　　部队基本上都顺着小路上山了，我们班和连部，警卫排2个班，工兵排1个班，还有炊事班的人都从公路顺着那条小路向山上走去，我们班走到公路上方时就停下来，副连长令我班散开在公路上方选择射击位置，防止敌人顺公路窜来。团指挥部和直属队在我连上方，公路紧下方由一营的2、3连控制，公路身后是449、450团控制着。

　　接近中午时分，第一梯队二营方向响起了密集的枪声，一阵接着一阵，一阵比一阵激烈。这时听说当我排的2、3班带着二营翻过山走到山底开阔地时，突然遭敌袭击，敌人在暗堡里用轻重机枪向开阔地的我军俯射，火力很猛。三面环山地形对我军十分不利，而且开阔地里没有任何隐蔽物，致使我军措手不及被动挨打。

　　二营被敌人的火力压在那片稻田地里，官兵们只好趴在稻田里，利用稻田坎或在水渠进行还击。此时二营和大部队已被敌猛烈的火力隔开，一分为二接应不上，二营的战友在流血，牺牲的战友尸体不能抬回来，负伤的战友不能得到及时救护，只能靠自已自救。后面公路的敌人虽时有扑上来的可能、我们班严阵以待加紧后面防御准备，随时阻击敌人的追进。整个氛围很是激烈、紧张，牵动着每个官兵的神经。

　　我们班的战友们都豁出去了，班长带着全班占领公路上最佳射击位置。大家互相发誓,只要有敌人敢出现在公路上，我们定叫敌人有来无回。就这样持续了几个小时，二营方向的枪声慢慢地停了下来。听说我们侦察2、3班、工兵班和二营的官兵已向前冲去。团电台一时还联系不上他们。后方的解放卡车已上来在公路边停着，准备运送伤亡人员。团主力还在这座山上等待着命令。

　　三营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下午时分，山头遭到敌人60迫击炮弹的袭击，在战场上的生存和伤亡有时候全凭飞来的炮弹落在什么位置而决定的。8连上到山上接到团指挥部命令，叫快速抢占上方左侧山顶的制高点，接到命令后8连在3营宾定树副营长的带领下跑步快速插上山顶，越过行军序列快速向左前方制高点飞奔而去，当2排排长靳波带领全排冲到山上时，靳波排长见到了田文超副政委和他的警卫员安林，安林对靳排长说：小心点，注意安全！并塞给了靳排长两颗手榴弹作为防身武器。

　　当8连冲到左侧制高点时，由于有的战士不小心碰到了树枝，暴露了目标，越军当时就对8连的制高点进行了炮击，突然间好多枚炮弹落在靳排长和8连战友们的身旁，爆炸声震耳欲聋。靳排长当即下令全排卧倒！待炮弾轰炸声停后，只见靳排长旁边的三营营部步话机员周道已经仰面倒在地上，步话机还背在背上，当时就牺牲了。同时牺牲和受伤的还有3排长杨正安、3排班用机枪手杜建辉，杜的头部被弹片击中受重伤，之后也牺牲，副营长宾定树脸部负伤被战友们护送下去。

　　几分钟后，只见三营8连的王培用手捂着头部，由两个战友在两侧扶着顺山路走下来，他满脸是血，血液已染红了他胸前的白衬衣。我急忙走向前询问他的伤势他说：“没事，只是伤到了皮肉，没有啥。”我给他说：“你还算幸运、汽车还在公路上等着呢，将你拉回好好治疗。”这时，只见三营宾副营长右肩负伤、脸色苍白，被战友扶下来。我协助战友们将宾营长扶上车后，老连长向我叮咛着：“有海啊，你们侦察兵的任务比较特殊，一定要沉着冷静机灵，你一定要活着回来见老子。”看着老连长的伤势，我几乎是含着眼泪给老连长说：“营长，你放心、回国好好养伤，我一定会活着回来见您的。他们几个乘这辆卡车回到祖国，这辆车也是我们团打回撤前，与后方通行的最后一趟车。

　　此后，我们团后来牺牲的战友，再也没有被拉回祖国的机会了，他们永远的躺在越南亚热带的红土地上了！下午时分，班长向我们宣布了上级命令，准备营救二营。要求轻装上阵、与敌死战救出二营，继续向北从平孟方向回国。

　　下午，天空晴朗、天气闷热。大家将战斗必不可少的枪枝、弹药及少许食物外，其余东西全部丢在脚下方的草丛里。等待着冲击战斗命令，等待时间是最难熬的，那天的时间特别漫长。我班在公路上方守卫着，大家也议论着前方下一步可能会出现的各种情况。就在这时，林胜芳问我：“看到副班长黄世荣没有？”我说：“刚才还在这里潜伏着、现在怎么看不见了。”正当班长和其他几位战友互相询问着副班长的去向时，副班长从我们丢弃东西的那堆密密麻麻的丛林里钻出来。

　　只见他背上多了一个厚厚的背包，大家都迷惑不解的问副班长：“上级叫咱轻装你咋又弄这么多东西背上呢？”只见他憨憨地笑着说：“你们把东西都丢在丛林里不要了到也无所谓，但是这些军装都是的确良的，还都是新的，多好呀，丢了太可惜啦！我把这些军装背回去探家时给我家大爷、大哥、小弟他们。”

　　此刻的大家不知说什么是好，真是哭笑不得。心直口快的新兵卢小贵开着玩笑问副班长：“上级叫咱轻装为的是冲锋时不带累，跑得快，前面的战斗很残酷，一会要是叫冲锋时你怎跑得动呢？”副班长笑着说：“我身体好，能跑动，决不会连累你们大家的。”说得大家哑口无言。班长和战友们再也无话可说了，随他去吧。

　　下午6点多钟、发现对面山顶和山脊两侧有好多敌人，正在忽隐忽现地向山下移动着。说明敌人没敢从公路上追来，而是上了对面的山再由山上向下接近着我军，看来对面的这座高山已被敌人占领。

　　发现敌情后，连长立即向团指报告了情况。我们整个部队还是停留在这座山上，好象是在等待着命令或什么的。我们一直是无奈地等待着，接近黄昏时分，副连长下来和班长尚宝华商量着什么，之后下达了新的战斗命令，副连长说：“晚上大部队翻过这座山从二营行进路线前进，准备解救二营。

　　等部队全部翻过这座山后，引爆公路涵洞里的炸药炸断公路，防止越军的摩步化部队追击。执行这项爆破任务是: 工兵班副班长吴相纯和张增保负责点火引爆；侦察1班副班长黄世荣和刘有海二人担任掩护任务。再提出两点要求，你们4人一定要牢记这两点，一是必须等部队全部翻过这座山后，才能引爆。否则会给自己部队造成人员伤亡。二是你们4个人引爆后，必须立即翻过山赶上大部队。

　　这一点你们4个人必须向我保证，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万一赶不上部队，你们4人要自行想办法回到祖国。可以想象，在部队全部翻过这座大山之后、深夜里整个战区只剩下我们4个人。这项任务是多么的艰巨啊！但是，我们4人坚决的接受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异口同声地说：“请副连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这项爆破任务！”

　　我和黄世荣拿着地形图反复研究着，翻过山后的一切地形、地貌特征，那怕是一条等高线我都不会放过它的走向，努力做到牢记在心间，总担心完成任务后翻过山寻不到，或赶不上部队那可就不算完成任务。

　　可这地图是1：10万的地形图，是三十年代绘制的图纸，许多小路、小河流、独立房、小山头、山的凸凹部都没有显示，等高线都是很简略地描绘，很难从图上详细地判断掌握其地形、地貌，更没有什么明显的建筑物特征。我俩只好用指北针在图纸上从站立点对着平孟，记住指北针上的密位度。在心里大致记住山那边的地形、地貌大概情况。

　　天快黑的时候，一营营部和二、三连的官兵，迅速从公路上上来，经过我们身旁的小路向山上走去。下面那条公路，经过几天来枪炮的洗礼，现在已没有我军的一兵一卒了。在先前很美丽的山坡上，弥漫着浓浓的潮气，饱含着硝烟的薄雾，空气中充满了酸酸的硝烟味和微咸的血腥味。留下的只有那些大大小小的弹坑，和一滩滩殷红的血迹，留下了我军官兵勇追猛打、顽强拚杀的无数个英雄的身影；那一阵阵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喊杀声，永远回荡在这片连绵起伏的山峦间......

　　漆黑的夜里，整个山谷已彻底静下来，静得有点可怕。偶尔从身底下的山谷里传来几声恶鬼般叽哩哇啦的尖叫声，那声音刺激每个人的神经。我们预感到敌人就在我们下方的谷底某个位置，给整个夜空增添了几多紧张。

　　晚上9点钟左右，班长指定我班的李荣友、洪学武、卢小贵前去跟随副参谋长带领1、8连先下山联系二营，并控制山下开阔地两侧制高点，等团主力下山后，由团主力向前占领山头，组织营救二营的作战计划。当时8连在左侧山顶制高点上一直待命到天黑,王立新副连长还给了靳排长一支半自动步枪。

　　大约晚上快9点钟，副参谋长付培德一行，其中有团参谋陈鹏，还有通信连一台电台，我班的3个侦察兵战友也上到8连阵地，连里随即召集干部和骨干开会，由副参谋长传达团里的作战命令。副参谋长说：团里交给了我们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8连，还有1连今晚10时准时出发下山去，穿插到敌人侧后，待团主力部队发起进攻时同时出击营救2营。

　　靳排长当时问付副参谋长，你和我们一起打吗？副参谋长回答说：“我和你们一起战斗”！靳排长当时心里很高兴，团首长能和咱们一起并肩战斗，心里充满了信心，副参谋长是个很勇敢的人，当时全连干部战士群情激昂，都很勇敢没有一个人退缩畏惧的，坚决完成好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

　　当晚10时，由副连长王立新和1排长司福林带一排在前为主攻排，副指导员雷维义和靳排长带领二排为助攻排紧跟着，接着是副参谋长和8连连部，当时知道1连和8连是同一任务，但没有见到一连的人，只能用电台指挥联系的。

　　当下去快到指定位置时就遭到了周围敌人火力的袭击，当时副参谋长也赶到对靳排长说，1排已经从山脚打过去了，你带领2排赶快从山脊往上打，靳排长明确了任务和路线后，就带着全排的战友边打边往山上冲，半夜时分靳排长和战友们已经冲到了半山腰，排里有了伤亡，靳排长立既派人回去找连部请求连部收容烈士和伤员，派去的人回来说天黑也找不到连部了，靳排长只好安排几个战士抬着烈士和扶着伤员，继续往山上打。

　　直到13日凌晨时分在山上碰到了1连。1连连长李和平带领部分人员从后面赶上来。靳排长在与连部和其它排走散的情况下，自动归1连领导统一指挥，这时靳排长跟着1连向山下撤去，走了一会到了一个村子，就有狗叫和吹哨音响起，突然前后和右边三个方向都有敌人同时向他们开枪，队伍被压在开阔地，当时牺牲了很多人，靳排长叫班长们迅速向他靠拢。

　　在黑暗中靳排长拿半自动步枪向周围敌方火力点打了一阵，敌人的火力点继续吐着火舌，后面和右边的枪声很是密集，这时一连的指导员李和平高喊抢占制高点，靳排长带领排里剩余的人员同一连就向左侧山上爬去。山很陡，爬到山上天就快亮了，靳排长清点了本排人数，还剩10多个人，3个班长失散了。天亮后才发现是爬上了一个孤山，山的四周是开阔地，靳排长和李连长知道此地不能久留，于是李连长叫靳排长的队伍当尖刀排马上下山，靳排长和战友就向山下开路了......。

　　后来获知“草原雄鹰”王立新同志和448团老团长（后调150师任副参谋长）耿进福老首长的两个儿子耿军、耿晓康同志都因猛冲猛打，英勇作战而光荣牺牲！
　　

　　黑夜中我们侦察班剩下的6个人与工兵班在公路上方以几个火力点，集中监视着公路方向和山谷底部的敌情。晚上10点多钟，副连长令我4人下去执行爆破任务，其余人员立即撤离上山。就这样，我们和大部队分开，部队迅速向山上登去。

　　我们4人借着夜光轻轻地摸下山去，用两脚外侧着地走在公路上，周围一片寂静，随时有可能猛然间从某个角落钻出一帮敌人来，时刻都有与敌人狭路相逢的可能。我4人早已打开保险，右手食指搭在扳机上，以猫步迅速跑到了公路涵洞位置。由工兵班副班长吴相纯负责点火，其余三人以各种战斗动作密切警戒周围的一切敌情。

　　天太黑了，只有用耳朵细细听着周围的各种声音和动静做出判断。这时，副班长黄世荣，以很小的声音叫吴相纯进洞点火。我说：“再坚持几分钟、部队可能还没有全部翻过山呢。”吴相纯要蹲下后再钻进涵洞里去点火，点火后再从涵洞里退出来撤离。这些动作的完成不方便携枪进行，所以他把枪交给我。我左右手各持一把冲锋枪，并将左右手食指分别搭在两支枪板机上，趴在公路边上掩护着。

　　就在吴相纯爬进涵洞里点火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了公路后方十几米处，有人说话的声音，还加杂着许多脚步声，因为我们接到的指令是部队已全部上山，是不是敌人从谷底已爬上来了，所以当时我断定肯定是敌人。就立即回过头小声告诉几位战友说：“公路上有敌人，赶快准备打。”黑夜中也看不到几位战友的表情，只听着他们同时爬在我身旁，憋着气准备射击。

　　这时，吴相纯小声问：“咋办呢？如果敌人太多咱就引爆和敌人一块死。”我小声告诉他，让我向前接近看看。我俩手持着两支冲锋枪，从胸前直直地伸出去，枪口对着有声音的地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敌人在向前走几步，我就会两支枪同时打出无数发子弹，先打死这群敌人再说。我迅速向前跃进几步卧倒，趴在公路里侧靠着土坎准备打。

　　就在这节骨眼上，好象听他们在说着，怎么找不见部队之类的话。听到他们说的是国语，我脑子里又闪现出他们可能不是敌人。我犹豫了，在不能确定敌我的情况下，我的心跳开始在急剧地加速，我两手食指预压的板机自然在收紧，子弹随时会射出枪膛。我暗暗地劝告自己，镇静点，再镇静点，弄清楚再打。

　　在夜幕下借着时隐时现的月光，看见一队人向我走来，十步、九步、八步……当我要射击时，突然看见前面两人胸前的四方块小白牌牌。我马上意识到可能是支前民兵。我立即喊到：站住，不许动！可能是我突如其来的喊声把他们吓住了，他们都站住不动。我接着又问干什么的？他们这时才回话说，是支前民兵，来送弹药的，咋就找不见部队呢？

　　我判断他们确属支前民兵后，紧绷着的神经才放松了一点，好险呀！差点就伤着了自家兄弟。当时，我真是又急、又气、又高兴。急的是部队已翻过山，眼看我们就要完成任务。况且公路谷底里就是敌人，随时可能会缠住我们。气的是这帮人确实把我们几个战友给吓了一阵子。部队都已回撤走了，怎么还叫民兵冒险上来呢，这不是在忽悠民兵吗？不知是那个乱指挥。高兴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民兵们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为部队送弹药，不由得使我敬佩这些民兵，真是军民一家人呀！

　　我立即站起来问哪个是领导，旁边一位指着中间那位说，这就是我们排长。我很礼貌的说：“排长同志，你们幸苦了”！排长用很重的广西口音说：“解放军同志你们才辛苦呢！这时我才看清楚他们一行二十多人，有俩人抬着的大箱子，有的是一人扛着或背着的各种弹药箱子。民兵排长很焦急的问我，解放军同志，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如实地告诉他，部队已从身后的小路上山打穿插了。你们是沿公路退回呢，还是上山赶上部队呢？民兵排长说，不能按原路回去，因为路太远。他们上来时，后面的部队已全部向后快速撤退，怕赶不上，加之天黑，怕半道上有敌埋伏。再说，没有将弹药交给部队，就算没有完成任务，部队急需补充弹药。

　　我说，那好吧。你们就顺着这条小路赶快上山，越快越好，等你们翻过山我们再炸公路。民兵排长立即向后传达囗令：大东西放下，能扛动的弹药全部扛走，跑步跟上前进。民兵排长临上山时，还特别向我叮咛道：“解放军同志，只有你们几个人了，你们后边也赶快跟上来”。我对他说，你放心吧！就这样民兵同志的身影立即消失在黑夜里。

　　我立即退到涵洞边，吴相纯他们还在路边警戒着。我告诉了民兵送弹药的情况。此刻，就有人抱怨说，本来我们都可以完成任务上山赶上部队了，这下好了！还得等半天呢！脚底下的山谷里又传来敌人叽哩哇啦的说话声，时间好像停止了一样，特别是在那种情况下，等待时间是最难熬的事情。我们耐着性子数着一分钟、两分钟……

　　大约过了个把小时，我们估算民兵同志已经翻过山了，就由吴相纯点着了导火索。当他从涵洞里爬出来说，快跑！我们4人沿着公路刚跑过转弯处，就立即躲在公路内侧一个上面凸出部位下方。当我们4人站着、挤着，脚跟还没站稳之际，只听一声巨响，当时就把我的两耳震得嗡嗡直鸣，巨大的爆炸声回荡在整个山谷间，升腾的火光瞬间照亮了天空，如同白天一样，对面山上的树木看得一清二楚。火光过后，紧接着天上就像下起了石头一样，整个山坡乱石滚滚，到处是石头碰撞翻滚的声音。我的帽沿被石头砸得颤抖着，不由得我们几人紧紧的向后贴着。当石头落完后，我们四人不约而同拼着命的，顺着那条小路向山上狂奔而去。我跑得快些在前面，跑了一会儿呼吸声在加大，张着嘴巴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

　　由于爆炸后的尘埃从空中才徐徐的向下降落，在张嘴喘粗气的过程中吸进了许多尘埃，卡得喉咙喘不过气来，心脏在砰砰砰的好像要从肚子里跳出来似的，我顺势倒在地上缓着气，使劲地咳嗽。这时，其他三位战友也分别趴倒在我的左右，同样的张大嘴巴呼哧呼哧的喘着粗气。

　　我拧开水壶盖，先喝了一小口，把口漱了一下后，将口中的尘埃，柴禾吐出，再喝了一小口水，大家都在做着同样的动作。稍缓片刻后，我喘着粗气小声对几位战友说：“任务完成了，我跑不动了，死球算了，我掩护你们赶快向上跑，小心赶不上部队。”这三位战友都说跑不动了，死亡对每个人而言都已经无所谓了，只是活罪难受，都说让自己来掩护，让其他战友赶快追赶部队。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四人的心里都很明白，我们当时所处的位置距大部队隔着从山下到山顶1000多米的距离，大部队翻过山后，走了多远还不清楚，部队行进的方位路线心中不明，纵横交错的山峦，丛林密布的地带，晚上又看不见多远，更不敢大声喊，能不能追赶上大部队还是个未知数，万一赶不上大部队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经我四人简单商量后，一个接着一个向山上爬去，我在最后本能的将枪口不时的突然向后调头，看有没有被敌人跟踪的迹象。此刻，我突然意识到，对面和公路谷底的敌人很可能已被突如其来的石头砸死了。这时前面的副班长黄世荣喊道：“快，跟上，马上就到山顶了。”

　　当我们赶到山顶凹部时，副连长腾树申握着我的手说：“你们上来了，我们还在这里等着你们呢。”很简单的两句话，就像一股热流涌进我的心头。当时我很感动，前面所有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当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使劲的握了一下副连长的手，不知不觉中流出了眼泪，是喜是悲说不清楚，好处是天黑，也没人能看见。

　　这时，我的班长尚宝华说：“你们几个辛苦了，赶紧坐下休息，刚才爆炸的声音很大，把天都照亮了，可能炸的坑很深吧!” 我说不知道炸的坑有多深。接下来班长才说，他的手背被空中飞下来的小石头砸破了。我忙看他手上的伤势，只见他已用急救包包扎了。他说：“当时只感到头上有东西落下来，急忙用右手拿着折叠的雨衣搭在头顶上，右手背就被石头砸破了，多亏用雨衣挡在头上，要不然就把头顶给砸破了。”

　　送弹药的民兵排长，也紧紧的拉着我的手，并把他的水壶硬塞给我，示意叫我喝水，可我深深的知道小小的水壶能盛多少水呀，如果我喝一口，那民兵同志就得少喝一口，那个时候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救命之水，多一口水就有可能多一条生命。我用手推着说我有水，可这位民兵排长坚决说不行，我看如果我不喝，这位排长是不肯作罢的，我就接过水壶，做着喝水的样子，其实没有喝，表示我已喝了他的水。在那生与死的战场上，更能体现出军民鱼水情，此时所有的语言都是多余的，无声胜有声！

　　战争结束后，我才听我班的洪学武说，他与1、8连被打散后，几个人又跑回那条公路，看到那个被炸的地方有二十多米深的坑。

　　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就地隐蔽着，我们连是最后在山顶的凹部，前边挨着通信连，在前面就是下山的小路了。大部队沿着这条下山的小路一直向前延伸下去，暂停隐蔽着。夜很静，好似这座山上根本无人一样的静，偶尔，通信连的报话机发出“哽哽哽”的声音。

　　当时，因天黑我只能用山的大轮廓目测着这座山以及周围的地形分布情况，对照白天在图纸上看的、心里记的是否与现地相符，回忆着下山后的地形地貌分布情况。我们当时上的这座山海拔在1200米以上，我们的站立点在山顶拐弯的垭口，面前下山的小路是通往山下那嘎村的路，方位是向东北方向，山的走势是从东北一直向西南方向延伸，左侧山顶部距我们站立的山垭小路处还有20多米高的石岩，向西南延伸至山的主峰，右侧大山山脊一直向偏东北方向延伸，右侧后是山的斜面，一个大凹部，一直通向山下的公路直至谷底。前面小路下方左侧是大山的另一条去路，由高至低一直延伸至山下开阔地的腹部收尾。山上全是树木、灌木丛林，要下山非眼前这条小路莫属。

　　晚上12点30分左右，前面传来口令，命令后面跟上，连长唐德贵叫民兵同志走在我们连队前面。由于下山的小路非常崎岖狭窄，只能一个跟着一个慢慢地向下摸着走去。前面不时的传来“慢一点，不要发出响声。”等口令。

　　当快接近下面开阔地时，前面传来的口令是一个接着一个“脚步轻点，注意前方情况，跟上不要掉队，注意观察两侧、不要发出响声。”等许多小口令，从前至后一个传给一个。此刻的我心里还感到很想笑，象做贼似的，更象儿时捉迷藏一样。也记不清当时都用的什么步形了，手里端着枪反正就是高一脚低一脚往前摸着走着，走几步停一会，再走几步又停一会，反复做着同样的动作。

　　右侧不远处有个小水塘，张勇德小声给我说：“那边有水、最好能弄壶水来就好了” 但心里都明白这个时候不能乱跑，只是说说而已。左侧路旁的土坎边爬着的一位战友没走了，也不向后传口令，后面紧跟着的张勇德用手拍着我小声问，怎么回事？我说不知道。又等了一会儿，我心里也着急，就拍着左边趴着的那位战友，小声问他怎么不走呢，他没有回答。我用手摇他一下，他就滚倒了！原来这位战友早已牺牲了。我们只好一边向前追赶，一边向后传口令叫快步跟上。

　　追了半天才赶上前面的部队，象这样的情况就有好几次。有的战友背上还背着火箭弹装具和炮弹，就牺牲在那里了。其实还有更多战友在作战或遇伏前后牺牲了，在各章节就不一一赘述了，只能在此一并象征性地找几位代表进行缅怀，像副团长胡庆忠、四连指导员黎治顺、还有王应平、向前丁以及首战牺牲的五连排长程理林和通信员邓天强......等战友就是与敌浴血奋战身负重伤或是作战不幸被炮弹击中而牺牲！

　　甚至前前后后还有更多的战友失去联系，如一机连解成运、薜应钦，四连长谢和祝、班副杨德林、战士云西成、刘应明，战前从山东过来的赵惠国、二机连的李强、李让，六连的排长袁福学，八连范开兵、庄初涛，卫生队葛建国、特务连秦明正、何琦……等等很多战友，其实他们除了牺牲，还会有什么结果？与这些战友们和我一样年轻，就这样永远的躺在了异国他乡的这片红土地上，连尸体都运不回祖国。他们的灵魂只能漂游在这一带地区。心灵怎么能安息呢！

　　这时，不由得使我抱怨战争，抱怨不该盲目地走这条穿插路线，因走了这条穿插路，不但没有达到清剿的目的，反而导致自己的部队，这么多战友白白地流血牺牲在他乡。甚至造成前面的七个连队迷路、失散、失踪，甚至一些人员被俘，这些被俘的战友在越南也过着非人的日子，有一个一机连的贵州战友郭广福在监狱里牺牲。这些战友回到祖国以后，大多也是成天不敢面对社会。回头想想当初他们是为了什么？对这些牺牲、失踪、被俘的战友家庭带来了多大的创伤呀！多少个战友的尸体后来还不知道被敌人怎么糟蹋呢？战争呀战争，你是这样的残酷无情！这也是战场上的一次沉痛的教训！

　　天虽然很黑，但还能看到周围的大概轮廓，眼前的那嘎村庄分散的民房身后是连绵起伏的山，向北是几百米高的山而且山连着山，左侧的山包不是很高。这里山上自然洞穴和悬崖峭壁较多，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中间的开阔地一直向西北延伸着，开阔地有500米左右宽，当我们悄无声息地走在开阔地中间，那条高低不平的路向左拐时，突然从左侧的山腰间向我们射来了一发发曳光弹。枪声就是命令！部队立即自行向左右散开，趴在稻田地里卧倒，枪口对着打枪的方向。晚上看不清敌人射击的具体位置，只见那用于指示目标的曳光弹，在头顶上交叉穿梭着。紧接着左右两边山腰处机枪、冲锋枪、狙击步枪，形成多处交叉火力点，左右夹攻，同时向我们射来密集的子弹。部队处于开阔地中，完全暴露在周围敌人火力杀伤力最强的射界范围内。

　　枪声象爆米花一样响个不停。我的前后，脚下周围被子弹打得土块四溅，有的土块都蹦到身上了。我赶快向左侧翻滚，滚到了田坎下方依托着田坎，立即出枪向周围观察做好射击动作。可根本看不见打枪的地方，没有目标也无法还击，只好先隐蔽观察情况。从枪的声音判断，有步枪、冲锋枪、班用机枪、还有重机枪在扫射。

　　我们应该是在二营白天遭伏的地方，再次中了敌人的埋伏。这时只觉着脚下踩到了什么，蹲下去仔细一看，才发现身边侧趟着一位牺牲的战友，侧身背着火箭弹护具。又是二营白天被伏击牺牲的战友，可想白天在这里二营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呀。

　　事实上穿插的第一梯队二营，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被敌人火力打散的，之后才与部队失去联络。我顺手推了一下这位牺牲的战友，使他面向下趴在那里。当时我可能认为让他安然的趴下好些。那时候，面对敌人猛烈的火力封锁，我方战士视死如归、英勇顽强，战友们没有一个怕死的。什么理想、什么口号以及什么大道理，那时根本不会想这些问题，也没有时间去想。

　　军人在战场上没有更多的选择，只有你死我活的拼杀。也只知道身边的战友，会永远地趴在这里，长眠在这片红土地上。心中的恐惧和愤怒，只有让自已手中的钢枪来说话。可是天很黑，根本看不见敌人的鬼影子，应该向那里打呢。周围的子弹象雨点般地不停地狂扫着，使人没有喘息的机会。真是老虎吃天无处下手，虎落平阳被犬欺。只有被动挨打，只恨没有长上翅膀飞上去。在通往那嘎村庄的路上，尸横遍野，极为惨烈和悲壮！烈士的遗体是无法抬回的。

　　那晚也不清楚当时的伤亡情况。就在我们趴在那里抬不起头的关键时刻，只感觉到周围隐蔽在田坎里、水渠沟里的人影在活动着，炮连的战友们在悄悄地组织火力。不一会，只见一炮连、三炮连的迫击炮、无后座力炮、步兵连的火箭筒同时向左右山腰处开炮。随着炮弹的发射声，只见一发发炮弹“嘘嘘”地飞上两边半山腰处爆炸开花，满山遍野瞬间到处火光四射。几分钟的炮火还击过后，敌人的枪声终于停止了，也不知道敌人是逃窜了还是躲进山洞里了。

　　这天晚上也托了天黑的福，部队纷纷又回到了那条不宽的路上向前走去。我赶快也跑到了路上，混乱中一时也找不见连队和班长他们了。走在我前后的战友们，因天黑谁也不认识谁。当时我想连队和班里的战友肯定在队伍里，先走着吧，肯定会找到他们的。

　　这时前面传来口令，1号首长叫侦察兵！当口令传到我跟前，我接着向后传，传完口令后，我就飞奔着向前跑去。我从一排排行军序列旁跃过，那高低不平、坑坑洼洼坚硬的土块路，将我绊倒了好几次，我爬起来接着跑，跑了几阵子再次询问身边的部队，说我是侦察排的，首长在哪里？他们说是从前面传来的口令，首长可能还在前面。

　　我接着向前继续跑，好一阵子后才跑到前面。这时，我看到有好几个人在路边蹲着说着什么，跑到跟前就听见了团长的说话声，我立即用很小的声音说：“报告1号首长，我是侦察排的。”团长说：“小刘，怎么才你一个人呢?”我回答说：“刚才周围都向我们狂射，部队自行散开后跑乱了，我就找不到班里的战友了。”

　　就在这时，只见一个人急忙跑上来，原来是我班的战友张勇德。他也向首长报到了。这时，团长说：“你们两个和曾股长给部队在前面带路。”说完后，我们俩和曾股长快步向前走去。这时我又开始观察周围的地形地貌，我手里拿着指北针，判定查看着大的方位，左面是开阔地向西南延伸着，右面路边有几处破烂的民房，房后是700米左右高的山地，我们是向正北方向行进着。

　　当我们顺着那条路向北行进约300多米时，眼前就出现一条“丁字”路。这条公路宽约6米左右，是砂石路面，右手向东延伸，左手向西南延伸，挨着公路的对面外侧是一个独立的小山包，大概有80米左右高。挨着公路的右手内侧是右边山脉的山脚，公路右边是从这两座山脚跟部穿向东方，还有两栋独立民房，左手公路左外侧是一座大山的山脚起点。这座大山海拔大约在1000米以上向西延伸。
　　

　　当我们三人走到公路上时，一时无法确定是向左还是向右走时，就蹲下来商量着，我给曾股长说：“白天我看图纸上这个位置是条小路，现在是大路。”股长说图纸是30年代的，这条路是后来加宽的。我说应该是这样。这时我给曾股长说：“顺公路向右走是向东，但从刚才那密集的枪声看，敌人的火力主要布局在右边，估计右边有敌人重点防守，如向右走公路两边都是山很危险，咱们先向左边走吧，先走着再观察情况。”

　　曾股长也同意我的意见。”我们三人在前，几米后接着就是大部队之首。当我们走了约有100米左右时，发现开阔地越来越宽，公路边灌溉渠里的流水声“哗啦哗啦”地响着，两边都是连绵起伏陡峭的高山，如要爬上去是很难的。继续向前行进约100米时，面前突然出现一个“彩门”。也就是在公路两旁立着3、4米高的木桩，上边横架着木头，在用许多松树枝叶搭建而成的“门”字形彩门，当我们走到这个彩门时，立即引起我的警惕。

　　记得我当兵前还在上学时，全国性的搞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我们家乡也同全国一样，掀起了学大寨赶昔阳，兴修水利、修梯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当我们每周末放学从县城回家的路上，会看到各村的主要路口，都有用柏树枝叶搭着像这样的彩门，以示欢迎各村“民兵连大干流大汗”的场面。那么越南人在这里搭着这样的彩门，肯定寓意着什么！

　　我就给曾股长说：“股长，这个彩门不寻常，咱要多考虑一下，这里面会不会有啥名堂呢？”股长说：“这个彩门有来头，根据这地形看公路向西南延伸，敌人进退都方便自如，两边又是陡峭的大山，敌人如果在这里设伏，地形对我们十分不利，天又这么黑，部队要是进去就惨了。”经过分析后，股长立即决定说：“咱们向后退，退回去向北方走上山，占领山头有利地形，天亮后看能不能联系上二营。”

　　就这样，我们立即掉头，部队也就紧跟在后面，都默不作声的向后退回200米处。这时，班长、副班长、林胜芳、曹太福也赶上来了，我们就一起从那个小山包左侧小路向北方向走去。这条小路右侧紧贴着小山，左下方就是水渠，路很窄，只能一个跟着一个走，十几米后路就稍宽一点。

　　这时，突然听到前方传来被什么击打着的水声，并夹杂着很有节奏的咚、咚、咚的响声，我们觉得有情况，就全部蹲下来细听着。曾股长叫前去探明情况，班长立即令我和张勇德去侦察。我们俩人几乎是背靠背挨着向前走去，在两个人背挨背的一瞬间，我突然想着什么叫战友，应该就是在这种时刻把他的后背交给自己，自己又将后背放心地交给他的人，就是战友！

　　我俩走几步就蹲下来听听，再继续向前走，当接近被击打的水声时，才发现是几头水牛在水渠里戏水。再向前查看，发现那咚咚咚的声音原来是水渠边有一个石凹里放着稻子，一根木头一边在水渠里，另一边下垂着一个木头，当那边水满时，木头就向上高高杨起来，当水流完时，木头头就咚的一声落下来，砸在那个石凹里捣米。这样重复着，这条水渠是从对面那座大山下引过来的。我两人立即返回，向股长和班长汇报了侦察情况。股长说：“赶快走。”我们迅速向前走去……

　　大概前行300多米左右时，就到了那座横着的大山底部，中间那条横着的小溪上面，搭着两根碗口粗的木头。我在最前面走着，当我一只脚刚踩上木头桥时，迎面就向我射来了一梭子子弹，打得木头桥发颤。

　　我本能地向对方扣了两个点射，边打边闪电似的向后退几步，同时卧倒向右滚，这下却滚进了水渠里。水渠并不宽但水很深，淹到我的下巴处。天黑跟本看不见敌人，只看见敌人好多枝枪，同时射击枪口喷出的火焰非常耀眼，弹壳横飞。右前方敌人的机枪这时也哒哒哒地扫来，不断地喷着火苗，距我不到十米远，子弹从我头顶两边嗖嗖飞过，枪声很是激烈。路旁的石头被子弹击得火星四射。我立即抓着水渠边的毛草，爬到路边的树下，侧身将枪管里的水甩出。当时担心枪管里的水没甩干净，怕开枪会有炸膛的危险。

　　我立即拧开手榴弹盖，以熟练的动作投向敌人，就听到手榴弹的爆炸声，也不知道炸死敌人没有。这时只听到眼前的敌人叽哩哇啦的惨叫声，咱也听不懂他们在喊什么。就在这个时候，身后的部队向敌人连续发射了几枚炮弹，炮弹爆炸后只听到敌人嗷嗷的尖叫声。从声音判断到敌人是向山的右侧跑了，喊叫声越来越远、枪炮声停了。

　　我才觉得敌人那梭子子弹肯定打到我身上某个部位，在战场上死神随时都会倍伴着每一个军人。用手上下摸了摸，也没有感到那里痛，都好着呢，真是幸运啊！这时才反应过来观察周围的战友，结果看不到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趴在独木桥边。哎呀！怎么都不见了！我也只好向后退去，山凹处全部是我团的战友，我寻找着曾股长和班长他们，可天太黑，谁也看不清谁的模样。部队整个乱套了，有的人向小山包上爬去，有的人向后继续退去，许多人在山坳处乱串着，左右乱跑着。看到这情景，我真是心急如焚！

　　就在这时，一个人拉着我，小声的叫着我的名字，原来是老7连的战友老乡鹿百姓，他战前调到团卫生队，培训后就留到卫生队当卫生员了。正在这焦急之际，也没有客套话，鹿百姓问我：“你是侦察兵，怎么办呢？都乱跑开了！”我说，现在不能乱跑，周围三座石山紧锁的峡谷，地形敌情太复杂了，应该继续往前走，但前面的山太陡上不去，应该先向左拐再向东北方向走才对。要不然就会走错路线，很有可能会跑到敌人的怀里去，刚才我听敌人已向那边跑了。应该是小股敌人吧，现在对面应该没有敌人了。

　　我说咱先等一会，我相信肯定会有领导下出头令的。他说：“好，我听你的。”我们俩就地挨着坐下，他突然问我，你的衣服咋全都成湿的了呢?我说你甭提了，刚才差点把我打死了，还能和你见面真是命大。他问是咋回事? 我说刚才我在前面带路，脚刚踏上木头桥，桥头狗日的敌人就向我打了一梭子，我边打边向后退，就滚到水渠了。他说：“那你可把水喝美了。”我说：“喝个屁，咋顾得上喝水呢!” 他问：“你肯定冷的不行吧？”我说，有啥办法呢！他又问我这会儿还渴不渴？我说咋能不渴呢？他说我药箱里还有四包代血浆，你喝吧！我说赶快拿出来，于是他掏出一包给我，那三包留下来准备给伤员用。

　　这时我才发现他只背着一个药箱。我就问他，难道给你们卫生队的人没有发枪？他说：“没发，但发了一颗手榴弹。”这时，他用手拍着右边腰上的手榴弹，我问你们卫生队的人呢？他说：“现在谁也寻不见了，都跑乱了。”我给他说：“你没有枪甭害怕，有我呢，只要我能活着肯定能把你带回去的。”他说，我相信你，你是侦察兵。这时我感觉到部队的情续稳定下来了。也没有人再乱窜乱跑了。

　　此刻，只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喊道：“大家不要乱，敌人已经跑了，我们按刚才的路线继续前进。”这个声音太熟悉了，虽然天黑看不见人，但是这声音我已听熟了，他在全团开大会，包括每周六看电影，全团集合汇操都是他叫的口令向首长报告，他就是军务股参谋李开华。听到他的喊声，我的心里立即亮堂起来，也有了主意。这时部队陆续经过独木桥向左手的山谷前进。

　　我和鹿百姓也随着部队走向桥边，当我再次过独木桥时，心里不知是咋想的，就用脚在木桥上狠劲地蹬了一下。过桥后我给鹿百姓说：“咱在这里等会，我要寻曾股长和班长他们呢？”这时我观察刚过木桥，桥头山坡是一片密密麻麻的竹林，竹林中间有一条小路，我的犟劲来了，索性要看看究竟，刚才袭击我们的地方，是不是图上标的巴贝村庄，证实一下我对图纸的记忆，以便确定站立点。我就轻手轻脚的，顺着竹林间的小路向上摸去，不到十几米处，竹林中有几栋民房，这下我心里明白了，这就是图纸上标的巴贝村。在桥头等了一阵子，部队已过去很多人，但还是没找见曾股长和班长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前面走了呢？还是在后面呢？我和鹿百姓就随着队伍向山谷走去。

　　

　　我用手中的指北针测着方位，这条山谷是向西北方向延伸，由于横着的大山又高又陡，到处是悬崖峭壁，丛林密布，根本无法上去，因而只能顺着山谷而行。我们和其他连队的战友们顺着山谷走着走着，山谷越来越窄，本来天就很黑，在这山道又窄，树木又高的阴森峡谷里，显得尤为漆黑，伸手看不见五指。脚底下的崎岖小路从这时开始也没有了，山坡又陡又滑，在那漆黑的夜里又无路可寻，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战友们只好手拉手，相互用臂力支撑着对方的身体，摸着前进。有时候听到脚底下涓涓的溪水声，可又不能喝，天黑路滑草木深，不敢随便挪动，就这样摸着走着，走着停着的向前蠕动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前方山谷某处又传来一阵阵密集的枪声。在不知敌情的情况下，我们就顺势向右手的一条山谷拐进去，这条山谷是向北方，战友们双手抓着树藤向山上爬去，有时踩在滚豆般的石沙上，就会向下滑去，真是走一步退两步，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向山上爬着。我们在灌木丛里几乎是爬行了一夜。

　　当天快亮的时候，才看清我们已爬到距山顶不远处了。我回首俯视，只见满山遍野到处都是战友们的身影，向上攀爬着。就在这个地方，我找到了指导员唐长兴，副连长腾树申。只见腾连长满脸胡子长得很长，像个野人似的，他也总喜欢用手捋捋。还有警卫排长郑世彬、工兵班长吕振岭等特务连的部分战友们。半晚上的分别，失散，突围，又在这悬岩峭壁上重逢，干部与战士，兄弟加战友之间的那种情谊，是一种真正的人间真情！

　　副连长问我，你班长和其他几个人呢？我说昨晚失散了，找不见了。指导员接着又问我，你见连长和邓学平没有？我说没见。这时大家就都坐在山坡上小息，但害怕滚下去，于是有的抱着树，有的卡在石头内侧就睡着了。副连长将地上的干树叶揉碎，用压缩饼干包装纸卷成烟卷，点着后吸了起来。我笑着问他：“烟瘾犯了吧，现在没有柳江香烟了，抽这是个啥味？”他顺手将烟卷给我让我吸，我接过来猛吸一口，呀！又烧又呛，草味很重，还有压缩饼干的油味，很难受。我一边给他一边说：“太难抽了、太难抽了！”他笑着说：“吸几口提一下神么！”怕滚下山去，我骑在一棵树干上，两脚蹬在小树上，向后仰靠着山坡就睡着了。不知睡了多长一会儿，突然间被副连长拍打醒，他说：“不敢再睡了，部队都向山上走了。”我赶快爬起来和他一起同战友们向山顶走去。

　　晨雾笼罩着整个山峦，早晨7点钟左右，部队陆续在475高地上会合。山顶上有一片较平缓的地段，在这里见到了师、团首长以及团机关人员，曾股长、张勇德，还有许许多多的战友们相聚。各营、连都在集合清点着各自的人员。在475高地上，除二营和1、8连外，全团的官兵都归队了（包括1、8连的炊事班及个别人员在内）。

　　当然，也有少数官兵在夜间，遇到敌人几次的枪炮袭击时，措手不及而受到惊吓后慌不择路，见道就行。天很黑，又是连绵起伏的大山丛林地带，羊肠岔道较多，隔几步远就互相找不着了。真是一步之差，失之千里啊。

　　联络工具不畅，甚至根本就没有通信工具。因此，少数官兵走散后就无法联络，不知去向，与部队走散了，没有赶到475高地上。如我连连长唐德贵、通讯员邓学平、我班班长尚宝华、副班长黄世荣、本班战友林胜芳、曹太福等7人，还有2连少数人员等。先后走散，不知他们走到哪里去了。这些走散的战友后来发生各种情况的都有，当然这是后话。

　　团指挥部根据475高地周围的地形，安排部置了各营、连的防御范围，要求做好营救二营的战斗准备。在475高地上全团待命。师里派驻我团的贾副师长和张副政委两位首长穿着雨衣半躺在草地上，雨衣上的露水珠子很明显的往下流着。团长、政委、王副团长等领导和几位参谋人员和师首长围成一圈，在商量着什么。

　　通信电台在首长旁边“哽哽哽”的响着，可能是与上级或二营联系着。副连长和警卫排长安排警卫排战士担任首长们的警卫工作。当副连长叫到侦察排时，只有我和张勇德两人站在他面前。副连长令我和张勇德，在不到50米宽的山顶南北两处担任观察警戒任务。张勇德在南边，我在北边，正好有一个形似伞状、一人多高的茅草垛，我顺势隐蔽在下边，观察着四周的地形和敌情。

　　只见周围莽莽群山，一座连着一座，一眼望不到边际。475高地是东西走向，两边延绵不断，左右前方突出的山峦像两只大手臂一样环绕着下面的村庄，从图上看这个小小的山村是克国村。山脚下有一条大河、河东北岸连着天丰山。我脚下的山坡不远处是被村民挖过不久的一片荒地，中间有一条小路，从我旁边一直通向下面的村庒。山下的小山村有几处民房还冒着炊烟。居民房后面是一个50多米高的小山丘，山丘向北接着就是横着的一座大山，从图上看这座山是天丰山地区。

　　清晨的雾气很大，雾就像薄薄的一层白纱笼罩着整个山坡，山风吹来一下子就慢慢散开了。这时我发现山脚下的荒地里有一个人向上爬来，我立即瞄准准备扣扳机，只见雾气一下子又被山风吹散，荒地里有一根树在地上横着，使我视角上产生错觉，我还暗自好笑自己，神经太紧张了呢。

　　雾气就像在跟我做迷藏一样，当雾气散去后天空一片晴朗，望着眼前的一切一目了然，观察后没发现什么可疑情况。山林里的树梢被风吹的一浪接着一浪。紧张的神经也随之松弛下来，将枪放在草丛里，就小解起来。正在这时，下面荒地里，突然从右边走过来一位姑娘，我还没有小解完，就憋着，立即端枪跪姿瞄准，按训练打运动靶的要求取提前量瞄准头部，只见这个小姑娘空着手什么都没拿，很悠闲的从荒地中的小路向左边走去。

　　这个姑娘没有发现上面有人，我也没有开枪。当我看不见她时，站起来向身后坐着的几位参谋报告说：“下面过去一位小姑娘。”这时警卫排长邓世彬问：“在哪里？在哪里？”我用手给他指着小姑娘走去的方向。他和几个团参谋、干事提着手枪追去。不一会回来他质疑地向我说：“那下面都是荒坡地，根本没得人影子，你是眼睛花了，乱说一气。”我认真地说：“是真的，刚过去。”他们都不相信。

　　太阳出来了，升得是那样的快，阳光从我隐蔽的毛草空间照射下来，我的身上霎时也感到暖洋洋地。昨晚在独木桥边滚到水渠里，全身湿透的军装紧紧的裹在我的身上，更感觉寒冷了，整整一夜把我冻得直打哆嗦，好处是一夜都在乱石堆、和灌木丛中上上下下不停的攀爬着，神经一直绷得紧紧的，提心吊胆，寒冷已是微不足道的事了。这下好了，太阳给我带来了温暖。突然又想起昨晚在独木桥上，敌人给我那几梭子子弹，我赶快检査自己，除发现挎包上有两个枪眼外，其它都安然无恙，好险呀，真是命大，死神和我擦肩而过！

　　我静静的望着眼前那连绵起伏，一望无际的莽莽群山沉思着。一直感觉到有一种茫然的、混乱的、说不明白的情绪。远方断断续续传来“隆隆”的炮声。不由得使我思绪万千。在异国他乡的战场上，虽然饥寒难耐，疲惫不堪。但在此刻由衷地思念祖国，思念家乡，思念亲人，思念儿时的小伙伴们。想象着老父亲长时间没有收到儿子的信件，他老人家肯定会从收音机里或人们的议论中，猜测到儿子是上前线去了。

　　他老人家会为儿子牵肠挂肚，彻夜不眠，守望在村前的小路上，盼望着邮寄员能给他一封儿子的回信，那怕是一个字都好，想到了老父亲的身体不好，我九岁时母亲就因病去逝了！父亲即当爹又当娘，为儿女们操劳辛苦一辈子，现在还要为儿焦虑不安，我止不住地流下了眼泪，心里暗暗的告诉父亲，我和我的部队已穿插到这一望无际的莽莽群山里。

　　周围的敌情暂时还不清楚，现在还算平安。可是还有七个连队的战友们被打散后，与我们团大部队隔开不知去向，电台也联系不上，他们的处境极其艰难！我们的周围已没有友军配合。我们部队在敌人腹地已是孤军作战，遭遇到敌人的多次围攻，我们部队确实遇到很大的麻烦。但我们团主力部队仍然建制齐全，装备完整，仍然有着良好的纪律，仍然还是一支有战斗力和威慑力的军队。

　　我坚信，凭我的军事技术，凭我们部队这一群训练有素的热血男儿们，无论下来遇到多大的恶战，我会和我的部队，我的战友们肩并肩勇往直前，杀出一条血路，和我的部队，我的战友们回到祖国怀抱的。即便是我和我的战友们牺牲了，那也是光荣而神圣的，祖国和人民会记住我们的！

　　正在思纣之际，我突然隐隐约约地听见首长们之间的谈话，好像和二营还有付参谋长带的1、8连他们一直没有联系上。看到每个首长们的表情都是忧愁、沮丧、焦虑不安的样子。是呀！ 7个连队，还有我们侦察排的2、3班和我班的战友，工兵排警卫排的部分战友们，你们在哪里呀？ 团主力部队的首长和全体战友们，都焦急的盼望能联络上你们。想法营救你们，与你们会师呀！在475高地上的全团官兵，此时此刻都迫切的盼望着能赶快联络上他们。但电台始终没有联系上，首长和官兵们焦急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官兵们耐心地在475高地上等待着二营和1、8连的消息，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的过去。

　　我身上的军装已被太阳晒干了，太阳又发出了毒辣的光，直勾勾的烧烤着大地，还是那样无情的、残酷的、不管一切的照射着我们，山野里十分炎热，就象坐在热锅里被煎煮一样。接近11点左右，饥饿袭来，我取了一块压缩饼干啃着，水壶里的水早已精光了，咬在嘴里的饼干只是在嘴里干拌着，就是难以下咽，啃上几口也算吃顿饭了。

　　475高地上显得很平静。只有首长们偶尔的谈话声和负责通讯联络任务的人员全力调试电台，不停的变换架设地点，想方设法与2营联系着。好像还没有联系上2营和1、8连。当时，我也不知道团首长与上级联系没有。上级的指示是什么？只知道大家都在等待，电台一直没停的向二营及1、8连发着信号，但一直没有联系上，就这样电台还是不停的联系着……

　　大约在12点钟左右，我突然感到右边的山脊上好像有人影，夹杂着树木随着风吹一起在晃动着。我就地立即隐蔽好，用望远镜向右边山脊观察，好家伙！有十几个人在山脊上，好像是向我们这边窥望着什么。距离太远，从望远镜上只能观察到人，但根本看不清他们带武器没有，更分辨不清他们是敌是友。我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报告给曾股长，曾股长将这情况报告给团长。团长立即令靠右边山脊最近的三营，向右前方较高的山脊以战斗队行推进，控制制高点，仔细观察，准备战斗。

　　这时曾股长上来和我隐蔽在一起，观察着这一帮不明身份的人员动向。股长叫我边观察边数着到底是多少人。由于距离远而且夹杂着树木的摇摆，我就数不准了，大概就是十七八个人。股长也数不清。这帮人一会多了，一会又少了，反反复复的在山脊上逗留了好长时间后，就消失了不知去向。这帮人很可能是山底下村庄里的村民，也很有可能是敌人的小分队，也不排除可能是失散的战友。无论如何都引起了首长的重视。只见一营和三营的炮连已将炮架支好，随时准备对目标进行轰炸。曾股长和我用地图对照着周围的地形、地貌、地物，并告诉我41军控制的那条通往平孟的回国公路，在图上的位置，同时叫我把地图多看看，特别是大的地貌地物特征要牢记在心，做到人在路上走，心在图中移。

　　大约到下午1点钟左右，从西南方向突然传来了阵阵猛烈的枪炮声。从枪炮声的位置判断直线距离大约有十多里地。从那激烈的声音上判断，应该是双方部队的直接搏杀。只有一个可能，我们大家判断这很有可能是二营，与敌人发生了遭遇战。我们在475高地上，除了感觉到强烈的紧张和震憾，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

　　我们中间隔着莽莽群山。暴风雨般的枪炮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后，才慢慢地稀落下来。我们只有眼睁睁的看着那个方向，但不知如何是好？鞭长莫及，呆呆的望着那个方向，很是无奈，半天都无人说话。大家都沉默着，好像空气都凝滞了似的。我在隐蔽观察点里窥望着师、团首长，只见首长们个个表情沉重，很是焦虑不安，谁都不愿讲一句话。只有通信连的兵还继续地发着联络信号声。回过神来的我，才想起自己担负着观察警戒任务呢。

　　下午5点多钟，才听到首长们的谈话声音，好像是在研究着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不大一会功夫，副连长将我和张勇德叫到跟前，令我俩继续在前带路，听从曾股长的指挥。曾股长告诉我俩目标是41军控制的公路，任务是明天下午必须赶到。并给我们配备7连的一个尖刀班，三营营部一名报话员随我们前行带路。

　　我还以为是从我观察隐蔽点旁的小路下山通过村庄呢。股长叫我们靠右手顺山脊而行，我们就在首长们面前出发了。没走多远张勇德给股长说：“走山脊太难走了，全都是刺藤荆棘，咋能走过去呢？”股长说：“用脚踩和刀砍出一条路来。”张永德说：“那走到什么时候去呢？股长说：“刚才不是右边山梁上有人吗？走山脊安全，这是首长的意思。”我也憋不住了说：“怕什么呢？咱部队这么多人，炮都架好了，咱带一个连交替掩护先下山，占领村后那座小山包，如果没有敌情，大部队再下山。如果有敌人，山上的炮就直接向敌人轰炸。”

　　股长严肃地说：“你们两个在前面走快点，好好带路，军人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我两无话可说了，加快脚步向右边山脊方向跑步前进。途中经过守卫在山脊的三营时，7连的老战友们都向我们说“走山脊太难走了，赶天黑不一定能下到山底呢。”当我们快接近第一个山顶时，报话员给曾股长说：“1号首长命令让咱们返回。”立即返回后，团长告诉曾股长：“从小路下山，并已布置好了迫击炮，让部队交替掩护下山。”

　　我们和7连1个班在前面，下山的路真轻松，我们在前面几乎是跑步下山的。下山后，我们和7连的战友交替掩护前进，很快通过了周围的居民地。当要冲向小山包时，发现村庄左侧是一条大河，河两岸树木成荫，河里有两只小木船，船上有大人和小孩在船上捕鱼。我们立即将枪口对着他们，发现他们没有武器，我们边注视着他们，脚步不停的向前走着，那两只小船一瞬间也就消失了。尖刀班的战友们立即占领了小山包的制高点，控制周围的主要目标，掩护大部队安全下山。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从小山包，向左侧后方的小路跑去。当我刚转过小山包时，突然发现眼前一片甘蔗地边有一个驼背的老太太，她的脊背弓得老高，低着头，一手抓着甘蔗杆，一手拿着镰刀砍下去。我将枪口对准她大声喊道：“控得动﹙越南语不许动的意思﹚！罗布松空野﹙越南语举起手来的意思﹚！。”这时张勇德、曾股长等战友的枪口全对着她，老太太似乎听见了我的喊话，抬起头来，一手举着镰刀，一手拿着已砍掉的甘蔗，看着我们愣住发呆。只见老太太白发苍苍，满脸的皱纹很深，弓着的脊背被头高出许多，显得个子很矮，老太太这时好象是才回过神来，将手里的甘蔗向前伸来，嘴里叽叽咕咕说着什么，我们都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只是从她的动作表情上看，她是让我们吃甘蔗呢。见此情景我们都微笑着向她摆手，示意我们不吃，继续向小路前方奔去。

　　从小山包下去后眼前是一条大河。河床宽约80米，水面宽约30米左右，我们跑向河边，看见了清澈见底的河水，真是喜出望外，大家不约而同地用手掬起河水猛劲地喝着，真是解渴！几天来在山上没有水喝，渴的滋味是可想而知的。这条大河也就是刚才在村边见到的那条河的下游。喝足后大家都站起来准备过河，只见绿盈盈的河水很深，水流很急，大家都犹豫了。要过河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

　　好在我们侦察兵每年夏季都要训练一个多月的武装泅渡呢，这下就派上了用场。曾股长给我和张勇德说：“你们俩个侦察兵先过给大家看看。”我和张勇德以熟练的动作，先将两裤腿和两胳膊衣服向上挽起，再将俩裤兜和上衣的衣兜掏出，将枪向后大背着，也没有脱鞋，就向河里走去，当河水达到胸部以上时，我俩就用蛙泳动作向对岸游去。河水流速确实很猛，我俩用了很大的劲才游到对岸。河边的战友一直看着我俩，上岸后我俩立即将枪管的水甩净。

　　河堤上有一行很粗大的杨树，河堤里侧是一片烤烟地，烤烟叶子长得又宽又长，烤烟地后边是一座很高的大山。我俩人各靠一个粗壮的杨树，举枪掩护着部队。只见战友们都聚在河边观望着，就是不敢过河。河边的人越来越多，七嘴八舌地说着。有的说根本过不去，有的说不等过去就会被水淹死的，有的说找找看那里还有水浅的地方等等。这时只见副连长腾树申和我们连的人也走到河边，好大一群人呢，一眼就能看到腾连长，他高大魁梧的身材比所有人都高出一头，目标很明显。

　　我问腾连长部队过不来咋办呢？过河对他来说只是小菜一碟，他是老侦察员呢。他说：“步兵和炮兵负荷太重，确实过不去。”张勇德也很着急的问：“部队都过不来，那我就和小刘又过去吧？”副连长说：“别着急，先做好掩护，再想一想办法。”我俩赶快趴在河堤上，枪口对着烤烟地，警惕的观察着对面的一切。就在这时，刚才路过的小山包方向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河边的战友听见枪声，立即散开退到山坡的树林里隐蔽起来。

　　我和张勇德立即跳到烤烟地里，调转枪口瞄着河对岸。这时，枪声就停了下来。张勇德小声对我说：“他娘的，这边就咱俩个人，部队要是从其它地方走了，敌人要是从这边来咋整？”我说：“万一不行，一会咱俩再过河去。”枪声停了一会后，对面的战友们都从树林里出来了，后面的部队继续跟着来到河边，所有的战友跑到河边首先是喝水。不大一会儿副连长给我俩说：“刚才是那位砍甘蔗的老太太，掏出手雷向部队扔来，把一营的俩个兵炸伤了。看着战友被炸倒下，其他战友都气得红了眼，对着那位老太太一起开枪，把她打成了蚂蜂窝。”听到这些，当时我的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真是不可思议！那样一位可怜的老人竟然也用手雷伤人，真是战争改变了一切！

　　这时，后面有人喊道：“叫河边的部队调头，上游【应为下游】发现一座吊桥。”真是车到山前必有路，这下好了，部队可以过河了。我和张永德顺着河对岸的茅草丛里向上游走去，很快就冲到上游的吊桥边【应为三龙吊桥】，第一反应就是占领射击位置，掩护弟兄们过桥。

　　我俩紧挨着在制高点上观察着四周的情况，我们俩议论着，咱们怎么就没有发现这吊桥呢？作为带路的侦察人员来说，难免有些内疚。这吊桥是用几根很粗的钢丝绳在河两边固定着，大约有40多米长，上面铺着不到一米宽的木板，几个战友很快地跑到吊桥上，没跑几步吊桥就向左右晃悠起来，像打秋千一样，桥上的战友随时都有被摔下深沟去的危险，只见桥上的战友们趴在桥上，两手紧紧的抓在两边不敢动弹。

　　桥后面的战友们不停催促着，只见战友们一个紧接着一个在吊桥上爬行着。从远处看去，好似一条爬行动物在蠕动前进。战友们那一个个怪异、可爱的爬行动作，逗得我和张勇德笑了起来。张勇德说：“等会看咱团长爬的时候是个啥样子！”真的，在这种时刻，我俩似乎忘记了身在生死的战场上，竟然只顾着笑，这可能与我们当时还都是个大男孩有关吧！

　　先爬过桥的战友们，也立即在我们身边的制高点上架起班用机枪，形成防御阵地，自觉地掩护着大部队安全顺利的过桥。

　　我和曾股长商量着接下来的行军路线，从图上看，向北偏东方向走是离41军控制的公路最近的路线。但是，当时的天色已接近黄昏时分，右手紧靠的就是连绵起伏的天丰山，直直向上的大山太陡了，一时还没有找到上山的路，大部队行军特别是担架连和民兵抬着伤员行动更是困难，要翻过眼前的天丰岭这座大山是相当困难的。听说41军在天丰山地区已吃过大亏，加之附近的敌情变化莫测，要甩开敌人的纠缠，部队应尽快的离开此地，越快越好。因此，我们决定顺着大山左侧与班黄村之间的山间小路行进，向正北方向的505高地进军。

　　部队继续向前奔走，好似一条巨龙盘旋在莽莽丛山峻岭之间。大家紧挨着，一个接着一个，悄无声息地在原始森林里摸黑前进。沿途尽是无人走的险山峡谷和原始森林、盘根错节的古藤杂刺。天越来越黑，周围的视线越来越模糊，夜晚不能看图纸，怕手电光易暴露目标，加之地图比例尺很小，就是看图纸一时半会在图上也不易判断出什么来，只能根据心中对图纸上大的地貌、地物、山势的走向，概略地与现地对照着。用手中指北针随时调整着方位，调整着行军路线。遇到障碍物、山岔路口等复杂的地形地貌时，都会停下来祥细观察、分析、判定着方位，随时变换着方位路线，也难免走着走着遇到悬崖峭壁，无路可走，又返回重新寻路。整夜里，部队艰难的行进在纵横交错起伏的山恋、峡谷、沟壑、灌木丛林里。走走停停、难免耽误了时间。

　　仗好打、苦难熬。人就是这样，枪声就是命令。枪声一响浑身立马来劲，没有枪声心就松驰下来、上下眼皮就会打架。半夜时分，饥饿、寒冷、疲劳、瞌睡同时袭来，困扰着每个官兵，挥之不去，只要稍停一下站着都会睡着的，走着、睡着，睡着、走着。记得那天夜里的道路是如此的漫长，漆黑的夜里，有时甚至无路可寻，其艰难程度是无法想象的。
　　

　　天亮后，部队才行进到505高地下方的一个小垭口处。经过一夜的行进，我们本来就已疲惫至极，后面传来停下休息的口令，我们就立即躺地而睡了，不知过了多久，我才一股声音惊醒。通讯报话人员不停的调试电台，变换架设地点寻找讯号。下午时分，终于有好消息传来，说是与2营联系上了。听到这个消息使大家一直提着的心终于落地了。听说2营伤亡很大，团首长与上级已联系了接应2营的方案。

　　3月14日下午，我们继续穿梭在大山深处。曾股长一直背着一个四方形绿色的帆布大包。连日来的行军路上，我和张勇德不时的替换背着这个大包，包挺沉的。我开玩笑的问着曾股长：“部队都轻装了，你咋不把这个重包轻装了呢？叫人背着怪沉的。”股长神秘地说道：“什么都可以丢，但是这个包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丢，这是咱们团的命根子呢！”张勇德笑着问：“股长啊，包里到底装的啥宝贝？有你说的那样神乎其神吗？”

　　曾股长稍停片刻说：“包里装的全是机密文件，更重要的是有咱团的军旗呢！”就军旗这个话题我们边走边闲聊了起来，曾股长象做传统教育报告似的讲到：“军旗是军队行军的方向，指挥机关所在地的代表，军旗在哪里部队的方向及灵魂就在那里，旗帜不倒，部队的精神就不倒！旗帜比生命更珍贵，旗帜被夺取是部队的耻辱，如果军旗落到敌人手里那就等于全军覆灭，一般会裁撤该部队的，并注销其番号。”

　　听了曾股长的一番话，急性子的张勇德很惊讶地说道：“我的娘呀，军旗有这么重要，那打仗时都不带军旗，谁也不会知道的，军旗永远都不会被夺去的。”曾股长说：“常规战争都要带军旗，这叫师出有名，否则就不符合国际惯例。”我们就军旗在战场上的作用和用途七嘴八舌的议论了一阵子。张勇德说：“股长你放心，咱们肯定会把军旗扛回去的。”

　　黄昏时分，部队向一个大峡谷的深处行进。天越来越黑，好处是还有点朦朦胧胧的月光，因道路崎岖，后面的部队行进缓慢，跟不上我们尖刀班。我们在前面只好走一走停一停，等着大部队的跟进。就这样反反复复的走着等着，慢慢的向前摸着。因饥饿和过度疲劳的原因，后面部队的动作越来越缓慢，距离拉得越来越大。

　　步兵的负荷量较重，机炮分队的负荷量更重，特别是担架排还抬着伤员行动不便。我们走一阵子等待的时间更长些，我们和尖刀班的战友心里都很着急。曾股长说：“像这样的速度，晚上肯定赶不到41军控制的公路。”我对曾股长说：“从图上看，到41军控制的那条公路直线只有10里地，但都是大山丛林，又没有路，还要绕来绕去的转着走呢，看来晚上确实赶不到了。”

　　就这样慢慢的行进着。大约到了晚上11点左右时，眼前出现了一个倒“人”字形的岔路口，概略方位都是向着东北方向。这时不知该走哪一条路更好些，我们就犹豫了下来。一边用指北针判定方位，一边坐下来休息等待后面的部队。这一坐不要紧，只见尖刀班的战友们全呼噜呼噜的睡着了。战友们确实太劳累了！一会儿，团长、王副团长还有两名警卫员赶上来。

　　曾股长给团长说，遇到了岔路、还不好确定该走那一条路线呢。团长说：“你们两个侦察兵一人带几个战士，分头去对两条路的情况侦察一下。”我和张勇德立即叫尖刀班的战友，可怎么也摇不醒，只见他们睡得很沉，团长发火了，骂了几句。无奈之下，我和张勇德各走一条路。临走时我俩谁也没有说话，俩人只是碰了一下肩膀。这一碰意味着什么，是互相告别、是互相鼓励、是互相信任，还是……

　　在这里我要说明的是，虽然那天晚上前去侦察探路任务惊险，但我也深深的体验到疲劳和瞌睡是什么滋味，战友们太累了，我绝没有埋怨尖刀班战友的意思。张勇德向左手小路摸去。我顺着右手的小路，机警的以猫步轻手轻脚的向前跃进，跑几步蹲下来看看、听听周围的动静，继续反复的前进着，顺小路走了一段后，小路就通向山上去了。我用指北针看了一下是通向东北方向，方位应该正确。

　　当我要转身返回时，猛然间看见前方有一堆火光，这下我进退两难了，如果要走进这堆火侦察情况，距离还很远呢！如果火堆旁有一帮敌人，我只是一个人没有帮手怎么应对呢？如果我走到火堆后，即就是没有啥情况再返回，部队要是走了张勇德侦察的左边那条路，万一我赶不上，剩下我一个人又该怎么办呢？但是如果就这样返回，那就是没有完成首长交给的侦察任务，是个逃兵！给首长该怎么汇报呢？犹豫了一会，我只有豁出去了。

　　硬着头皮慢慢地向火光走去，手指始终没有离开扳机，离火光越来越近。说句实话，我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但是，一种无形的恐惧感向我袭来，手心不停的浸出冷汗。我暗暗地告诉自己，即就是火堆旁有敌人，他们也是豪无准备的。我悄悄的去弄清情况，万一有敌人，我就给他来个冷不防，打他个措手不及，也出出几天来的这口恶气，再撤退也不迟。就这样我向火光处摸去，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慢慢地接近到火光处。在距火光几米远的地方，我隐蔽着，静静的观察着、竖着耳朵聆听着周围的动静判断着，只见路边的火堆周围无人。我立即冲过了火堆后，顺着小路继续向前走了几十米，没有发现敌情，这条小路继续向山上延伸，是东北方向。

　　这时候，我提着的心才算落地了，回头就跑。说句实话，当时我从火堆向回跑的过程中，不知把我栽倒滑倒过多少次，连爬带滚的身上免不了被荆棘划破，不敢想象当时的侦察兵形象是个啥模样，简直是狼狈不堪的样子吧。当我跑回到出发地时，团长焦急而严厉的问道：“小刘你怎么才回来呢？”我向首长汇报了前方道路的情况后，团长还表扬了我一句：“小刘，你还行。”部队继续前进了。并向后传口令：“跟上不要掉队”。我和张勇德，曾股长还有尖刀班的战友顺着我侦察的那条小路走去。这时，张勇德和曾股长才给我说：“等你的时间太长了，团长和大家都很担心你呀。”我问张勇德去的那条路情况怎么样？张勇德说：“他走不到50米就是一条大河，河边有一堆尸体，而且路是通向西南方向去的。”

　　当我们再次经过那堆火时，火苗已奄奄一息。对于这堆火是被炮弹炸燃的、还是被什么人点燃的，干什么用的，我一直都没弄清是怎么回事。我们继续沿着小路向前摸着走去。走了很长一段路后，小路就消失了。眼前是很陡很陡的陡坡，有许多纵横交错的羊肠小道。我们只有顺着一条小道向上摸着，不时的用手抓着树枝向上攀爬。我们和尖刀班的战友很快就攀上了那片陡坡。上面接着一条小路通向前方。我们没走多远，就听见了哗啦啦的流水声。我们顺着小路跑到水响声的附近，观察了一会，确定没有啥情况。原来是山里人在山间小溪中，搭着一个被劈开的竹筒，水从上流下，尖刀班的战友们分头喝了个水饱，那水真甜！并将水壶打满后继续向前走去。走了一会，股长说：“咱们休息一下，等等大部队。

　　这时大概是第二天凌晨1点左右，当大家坐在地上后许多人就睡着了。我也打起盹来，迷迷糊糊中，听见报务员在报话机里说着什么，股长过来给我和张勇德说：“你俩带几个人下去接大部队。”我问大部队走到哪里了？他说：“他们走到那片陡坡下面，找不着路了。”股长还告诉今晚规定的口令是“团结”二字。看到尖刀班战友们倒卧在山坡小道上正香甜地睡着，我和张勇德不忍心叫醒他们，我俩就按原路返回，下山接应大部队。天黑加之山林茂密，刚才上来时只是按指北针的大方位行进。

　　在那茂密的森林里，到处都是羊肠小道，要确定刚才上来的原路，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此我俩在返回的途中，只有走一段停下来，凭着记忆来判断确定上来的路线。好不容易按原路下到半山处只听到有人喊道：“站住，口令，”一听声音便知道是王廉智副团长的警卫员贾金英，因为他和我是同乡，一起入伍，且都在特务连，他是警卫排一班的，一直是王副团长的警卫员。虽然是老乡战友，但是口令就是战场的纪律，我立即回答：“团”，并立即反问到回令。他答道“结”。团长马上问道：“是小刘和小张吗？”我马上回答：“是的，首长。”两位首长和两位警卫员4人在半山处，大部队还在山下有200多米远的地方处，由张勇德下去接大部队。我带着两位首长先向山上爬去。

　　只见团长爬山很是吃力，喘着粗气问我：“小刘啊、咱们现在的站立点大概在图纸上的什么位置，离41军控制的那条公路还有多远呢。”我立即回答道：“首长、咱们从505高地处走到这里，从图纸上看、这一带地区图上没有做任何标记，咱们现在走的这座山，在图上只有等高线概略显示山的走向，再也没有任何符号，离41军控制的那条公路应该还要翻过两座山，直线应该还有十里左右吧。”团长接着给王副团长说：“老王啊、他妈的这地图太老了，叫人根本无法判断精确位置。”王副团长接话说：“这地图是三十年代测绘的，就是太粗糙了。”团长边爬山边和王副团长商量说：“晚上可能赶不到41军控制的公路啦。”王副团长说：“就是的，部队太累了，炮兵的负荷更重，特别是担架连和民兵抬着伤员，战士们实在累得不行了。”

　　我陪着首长们爬上了那段陡坡后，走在了半山腰的小道上，我告诉两位首长前面有水，曾股长和尖刀班就在前面防守着，首长高兴得连连称好。走了一段路后，就能听到那哗哗哗的流水声。团长给我说：“小刘，你就在这里等着部队，我们几个先去喝水，等部队上来你就给他们传达我的命令，叫部队在这里宿营。团长用手指着说：“叫三营在前面山脊沿线宿营，加强防御。安排一个排上到那个山顶上担任观察警戒，叫一营在那边顺山坡处宿营。安排一个排在那个高处担任观察警戒。团机关就在这中间山坡上宿营。同时一一交代了直属队的、特务连、通信连、炮连、卫生队、担架连和民兵等单位的露营位置。”我一一记在心里。

　　首长们走后，我蹲在原地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过了一会部队上来了，我向各营、连及单位的领导们交待了团长的命令后，各营、连都很快的进入指定位置休息。我到团长休息的位置上方3～4米处，同张勇德挨着准备休息，我小声给张勇德说：“赶快好好睡一觉，刚才是我传达团长的命令，周围都是咱的人，很安全。”

　　从广西开赴越南时穿的解放钢板鞋，一直未脱过，整天在泥里水里长时间的侵泡，脚已肿得感觉放不下了。两只脚特别难受，心里想着这里很安全，把鞋脱了，让两只脚也解放一下，就解开鞋带、但鞋子怎么也拔不下来，鞋和脚好象沾在一起了。费了好大功夫，才将鞋脱了下来。这脚和鞋的臭味实在不能说。管它呢，反正这些日子的这种味道把人也熏习惯啦，将两只鞋口对口用枪压着当枕头用。穿着单衣，晚上特别冷，我将长方形的雨衣打开，在身上裹了两层向后倒着就睡。能躺下来睡觉真是幸福呀，枕着枪和鞋，立即睡着了。

　　“哒哒哒”……一阵激烈的枪声打破了沉静的夜空，将我突然惊醒。我猛地想坐起来，但只因身上裹着两层硬梆梆的雨衣布，一下未能坐起，只感觉肚皮上嗖地飞过一发发子弹，好险呀！多亏没有坐起来，如果一下子坐起来，很有可能被子弹射中。激烈的枪声是从右边山脊三营所在的方向射过来的，我第一反应就是赶快将身上紧裹着的雨衣弄下来，立即向左侧滚去，滚到左侧低凹处身上裹着的雨衣才散开。

　　就在这时，只听见身后上方发出“哧哧”的声音，根据自己的经验，直接反应是有人已将手榴弹的拉火环线拉掉准备投弹。从拉掉手榴弹火环线到爆炸时间是3.7秒钟，手榴弹的地面杀伤范围直径为7米，3.7秒啊，我一时无处可躲，只有紧紧的贴在地上，听天由命吧！只听身后几米处手榴弹爆炸的声音和火光，当我用手摸着脊背是否受伤时，接着又一颗手榴弹爆炸了，这枚手榴弹的炸点距我更近，好险啊！庆幸的是我没有被炸伤，又捡回一条命，要是死在自己人手里，那才真正叫窝囊。

　　这时，只听见团长气愤地大声喊到：“没有发现敌人不要乱开枪，他妈的，怎么向老子开枪呢？赶快停火！”团长的喊话声起了作用，三营方向的机枪声立即停止了。停火后我赶快在草丛上摸枪、摸鞋、好不容易才将枪和鞋摸到手里，把脚放进鞋里，真后悔脱鞋就是一种失误，并将雨衣叠好不知该干什么，只是又听见团长喊话：“各哨兵加强观察警戒，部队继续休息。”惊恐未定的神经还真不容易睡着，我和张勇德小声地发着牢骚，谈论着刚才那惊险的一刻。

　　第二天才弄清原来是担架连一名广东籍新战士，半夜拉肚子，向旁边走了几步发出声响。被紧临的一营哨兵发现，哨兵很警惕的问他口令？他用很浓的广东口音回令，叽哩呱啦地，哨兵以为是越南人，就给了一枪。也没有打到，吓得这位战士爬了回去。可这一枪的子弹射向二营方向，二营机枪哨以为是敌人来袭，就哒哒哒的向这个方向扫射。才出现了误打误伤的事件。

　　下方十几米处的通信连里，有几个人叽叽喳喳小声地说话。原来是三营的枪向我们这边山腰处射来的子弹把收发室的战士蒋长江打中，子弹是从股骨沟打进去，再从后腱部出来，是穿透伤。收发室李健立即叫通信连卫生员李加强叫去实施包扎，由李健将雨衣撑开遮挡手电光，以免暴露目标。卫生员李加强直接撕了一个急救包，将已消毒部分直接塞进伤口，但血还是直流。李加强又塞了一个急救包，还把一个急救包扯开包扎，但一个急救包要顺腰部绕一圈长度不够，又撕开第四个急救包正包扎着，发现腱后继续大量出血，一看才发现腱后也有一个洞呢。李加强立即用第五个急救包堵在洞上止住血，包扎结束。并给打了一针阿托品止疼药。第二天的行军中由担架队的民兵抬着蒋长江，跟着部队前进。到41军控制公路后立即转回国内治疗，伤好后回到什邡连队，被定为三等伤残，走路时腿有点跛。

　　3月15日凌晨，我在原来的位置倒在草地上不知不觉又睡着了。可能是因强烈的太阳光直射刺得眼睛将我弄醒，睁眼一看太阳已高高地挂在东方的天空，照射着大地，也不知是早晨几点钟，只看到下面通信连的战友撑着高高的天线，一个人用双手摇着发电机两侧的手柄，电台发出“哽哽哽”的声音。

　　对面那座横着的大山真高，向左右无限的延伸着，在太阳光的映衬下，那山上的景色真美！

　　下边的山沟很深，纵横交错看不到底，我们所在的山坡较缓些，我和张勇德研究着地图，准备开路。根据周围大的地貌确定了大概站立点，我们身处的这座大山，图纸上没有任何标记，只能称它为无名高地。大概是早上九、十点左右，我和张勇德、曾股长及尖刀班的战友们，从无名高地开始出发，在部队前面继续履行我们的带路任务。

　　我们翻过无名高地下山后，一直走在山间的小路上，可能是昨晚部队战友们都休息了几个小时吧，他们的精神状态都很好，加之有路可寻，大部队在后面跟得很紧，我们在前面带路自然就加快了步伐。我们在山间小路上绕来绕去，拐了许多弯，调整了多次行进方向，当我们转过一个山弯时，眼前终于出现了一条沙石公路。我和张勇德先跑上公路，用指北针一测，我高兴的大声喊：“股长，快走！，这条路正好是向北偏东方向。”只见股长也兴奋得大声说：“那就太好了！”我们真是喜出望外呀！后面的战友们就甭提有多高兴了！

　　走在公路上，为了防范两边的敌情，我们和尖刀班一直走得很快，始终与部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走了一段后，我们突然发现眼前有八、九个越南妇女，还有两个老头，其中两个妇女背上用宽布条子裹着小孩背着，胳膊上挎着提篮，上面用花布或毛巾盖着，不知里面有没有手雷。我们本能地将枪口对着这些人，她们顿时被吓傻站在那里。似乎被突如其来的中国军人吓坏了，浑身直打哆嗦，站在路边一动不动。这些人的目光和我们的目光一直对视着，只见她们目光呆滞，眼神里流露出的那种恐惧与绝望使我至今难忘。

　　后来见我们没有伤害她们的意思，就一直傻站在路边。我们就从她们面前走过。走了一段后，当我回头看时，他们还站在那里不敢动弹。后面的部队也都从他们面前经过。经过几小时的快速行军，从图上看离41军控制的平孟至高平的公路不远了，我们顺公路走到一个树木茂密的小山梁上，眼前立即展现出1000多米的道路。我站在山梁的公路上，从站立点用目光沿着脚下的公路向前搜索观察，只见公路下山后，通过川道中间大河上的一座大桥后，直通河对岸的那条大公路。

　　我立即用望远镜观察，只见几里长的半山腰处，以“一”字形排开的防御阵地上有很多人。【据此描述，公路、平川、河流、桥梁，该地形应与扣特、坡润、北卡之线地形相似】我立即向后面紧跟上来的曾股长、张勇德说：“股长，对面半山腰几里长的防御工事上全部是人，肯定是咱41军的吧！”股长走进看了一眼，立即用手猛打我一下说道：“你找死呀！赶快趴下！”

　　我立即明白股长的意思，在没有确定敌我的情况下不能轻举妄动。我立即趴下来，我们三人利用山梁上的树枝做隐蔽，尖刀班的战友赶上来后也立即趴在小山梁后观察着。这时我和曾股长继续用望远镜观察，只见对面山上的人，“哗啦”一下全部跳进了战壕里，好像对面的部队已发现了我们，只见对面工事里的所有枪械和炮口全部指向我们，双方都在严密的监视着对方。这时副连长腾书申以及后边的部队陆续赶到，并立即找着各自的隐蔽观察点和射击位。同时，向后传达囗令报告前方的情况：发现对面山上有许多人，是敌是友情况不明。一会儿，团长就跟上来了，立即叫电台与41军通话联系。20多分钟后，团长发令了、前方部队是咱的41军。命令本部立即下山，迅速通过下面的道路赶到对面的公路上。当确定是41军的弟兄们时，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们历经磨难，浴血奋战几天几夜后,终于在3月15日下午4点多钟在那念、扣旺地域与41军会师！

　　突围到41军控制的公路，见到了连长唐德贵、班长尚保华、副班长黄世荣、本班战友林胜芳、曹太福、工兵排长周光怀、通信员邓学平。这个时候才知道，班长他们和我在12日晩，带路至木头桥边遇袭之后，由于混乱，当时互相找不着。在突围时走散。他们7人翻山越岭，冲破敌人的层层包围，于14日下午突围到41军控制的公路。

　　连长唐徳贵及时将我团的遭遇，向刘师长作了祥细汇报。师里决定，部队在41军控制的公路沿线设防，接应我团突围出来的战友。虽然，这个地方距国境线100多里，仍然在越南腹地战区，这条公路，是由我国平孟至越南高平市的路，不过这条路还在我军控制之中，是比较安全的地带，我心里特别的欣慰！欣慰之余又有几多伤感，还有许多说不清的思绪。

　　欣慰的是，自己和曾股长、张勇德带领部队穿越莽莽群山，悬崖峭臂、荆敇丛生，甩开了敌人的围追堵劫，走出丛林，没有让战友们走更多的冤枉路，更没有让这支在敌人层层重兵包围、孤军奋战、衣衫褴褛，伤痕累累的战友们，再被敌人咬上，终于冲出了那道罪恶的生死线，园满地完成了首长交给的任务；伤感的是，2营和1、8连的首长和战友们的处境依然不明，没能和我们一起出来，是我最大的伤痛！那种痛，只有我们这些战友，才能真正体会到是什么样的滋味，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始终在脑子里浮现……。

　　这时团长（部署好）各营、连的防御位置，主要任务是等待、观察、守望着前方的动静做好防卫，等待2营和1、8连战友们的身影……。连长唐德贵令我班和警卫排，将公路边的小山搜索一遍，团指挥部就设在公路边的山洞里。几天来没有食物，在突围的途中，战友们只能啃几口树叶或野草来充饥，饿得人头昏眼花，大家便开始寻找食物，公路边的村庄只有几户人家，人早就跑光了。

　　由于各连队的战友都在村里找吃的，人太多了，我和林胜芳、曹太福3人，顺着山谷向里面的民房走去，走到一民房时，按搜索战术进到屋里，什么食物都没有，只好退出来，在外面的一堆杂物处发现有几只鸡，我们三人上前围捕，鸡吓的胡乱飞窜，幸好曹太福手快，抓到一只，他很得意地说：“看我咋样，你俩动作慢，太笨了！”林胜芳说：“没有我俩的帮忙，你小子也抓不住呀！” 3个战友都笑了。本来想再往里面去找，考虑到安全问题，就返回了。

　　警卫排的战友不知从那里抓到一头猪，用压缩饼干桶当锅煮，也没有盐，当桶里的肉还没有煮熟时，大家就迫不及待的吃起来。天黑时，后勤处送来了“青刀豆、红烧肉罐头、压缩饼干”等食品。随后，连长命令我们把未煮熟的肉等物品全部埋了。

　　路边，看到我军俘虏了很多越南人，又黑又瘦，尤其是妇女比较有特点，一个个长得黑赤赤的，脸颊骨较凸出。黄昏时分，一队人从对面山脚丛林里走出来。大家密切关注，当确定是2营的战友时，大家欢呼起来，终于盼到了2营的战友！他们这一拨回来的70多人，我知道的有2营副营长胡远儒、副教导员李石柱、上士余继华、1营副营长曹学文、2炮连副连长吴关龙、4连司务长朱光堂、战士田江‘负伤’ 被战友抬着、谢顺先、5连9班长张西民、班长李传虎、战士张城、田于乾、冯宽荣，6连副班长蔡世美、通信连配属2营报务员张科学……。

　　至今我也无法形容见到这些战友时的心情，是望眼欲穿后的喜极而泣，是日担夜忧后的极度惊喜还是……。晚上按连里安排，班长尚保华带领我们，在公路边的小山包潜伏下来守卫，观査着前方的动静。

　　3月16日，按照计划我们今天就要回国，战争结束了，战友们的脸上露出了微笑。12点多钟，从国内开来了许多解放卡车，还是1个排乘座一辆卡车，部队开始登车出发，返回祖国。

　　大家在车上谈笑风生，回国的喜悦荡漾在每个人的心田。这时，我笑着问副班长黃世荣：“咋不见你背的小包裹了？”副班长说：“你小子又拿我开算了，”逗得战友们都笑了。

　　其实，坐在回国的卡车上，战友们的心情并不轻松。想一想，出征时全排29人你挤着我，我挨着你，挤满了整个车箱，一起跨出祖国的大门，走上战场。可，现在再环顾车厢，车还是同样的卡车，只是少了伪装网和上面的帆布篷，车箱里确空荡荡的，只有我们班的班长尚保华、副班长黄世荣、战友张勇德、林胜芳、曹太福和我6个人了！班里的战友李荣友、卢小贵、洪学武、排长周仕林及2、3班的23个好战友，好兄弟却不见踪影，此时此刻你们在那里呢？我们是多么地渴望能奇迹般的见到你们呀……。

　　山区的公路转弯处，一辆辆卡车牵引着辎重火炮、火箭炮，只见炮兵战友，在向敌纵深每发射一发炮弹后，牵引车就立即拉着火炮转移地方，断后的部队交替掩护撤退，使越军偷袭、阻拦我军的企图不能得逞。部队在撤离越南时，对越南的军事设施及其它目标实施了爆破，包括一些重要路段的道路、桥梁、通讯设施、电杆等等，都被我军炸毁……。战争，对于参战双方都是残酷无情的。而这个责任，应该归究于忘恩负义，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越南当局。

　　阳春三月，“平孟关”周围的山山岭岭，堆绿叠翠，春意盎然，各种花木展开花苞，以醉人的醇香迎接凯旋归来的战士。

　　快接近边境线时，远远地望见了“热烈欢迎解放军凯旋而归”的大字。此刻，大家再也坐不住了，那颗激动的心情无法言表——我们终于从死亡线上活着回来了……。

　　3月18日下午，排长周仕林和2、3班及工兵排的部分战友终于回到宁明驻地。出生入死的兄弟相见，相互拥泣，诉说各自的战斗经过。通过他们得以了解我团其他战友们喋血突围的惨烈状况。

　　3月14日，孤军奋战中的2营首长下达了突围命令：由两个侦察班和2个工兵班同1营部分人员组成突围行动的第一梯队、2营为第二梯队。在饥饿、寒冷和缺水的情况下，有的战士开始喝自己的小便、吃不知名的草根；一些伤势严重，不便行走的伤员表示不再拖累战友，自己将留在原地，与扑来的越军同归于尽。那宁死不屈的壮举，那难以割舍的场面，是多么的悲壮……。

　　他们和1营人员加起来也就60来人吧，1营机枪连，炮连的部分战友手里根本沒有枪械，只握个手榴弹，也就是大家所称的‘光荣弹’。夜幕降临时，他们小心翼翼地往山下摸去。谁知这竟是他们与2营战友的离别，从此就与2营失去了任何联系。

　　夜里他们走到一处岩壁面前，90度的岩壁约30多米高，岩缝里有小树和杂草，可作为攀登支点。在无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要攀上岩壁，是多么的惊心动魄呀。对侦察兵来说，也许还好办些，但对1营那些没经过攀登训练的战士而言，就成为一次生死考验。有的战士爬到半岩上时摔了下去，那呻吟声在夜里从山谷底部传来，令人不寒而栗。此刻，你根本无法获得别人的帮助，也没余力帮助他人。当时，不知道有多少战友从岩壁上摔下去了……。

　　他们在丛林、乱石中穿行，衣服被挂的千窗百孔，身上划痕累累，当清检突围出来的人数时：仅仅只有16人。其中侦察2班3人；3班6人；工兵两个班4人；排长和1机连连长；其它连队1人。然而侦察排工兵排的其他战友和部分1营战友，始终未能回来！突围的第一梯队，只有他们16人战胜天险，突破越军的包围，才成功地冲出来！之后的数日里，我班的洪学武、李荣友以及1、8连和2营的部分战友，才零零散散的撤退回国，甚至是1个人爬到国境线，被我边防部队发现后营救回国。有的战士爬回到祖国的时候，身上都已溃烂长蛆了，但他们凭着对祖国的忠诚，对中华民族的一腔热血，忍着饥渴、疲劳冒着生命的危险，硬是艰难地爬回到祖国的境土，还有很多战友坚持把武器背回来，做到了人在枪就在。

　　惋惜的是，像通信连的张云亮﹙云南大理人﹚，经过千难万险突围成功，就在离平孟边境线不到1里的地方触雷牺牲。还有好多战友，历尽艰难险阻，爬山涉水，冲出敌人的包围，好不容易爬到国境线，竟然还是被地雷炸死炸伤。他们太苦了，太累了！他们没有别的要求，只要能爬回自己的祖国，死后能埋在自己的国土上，就心满意足了……。5月份，在交换被俘人员后才知道：前往接应2营的1、8连，在遭到越军的连续打击后，1、8连被打散，形成各自为战。我班79年新兵卢小贵、77年老兵李荣友和洪学武3人侦察小组，在3月12日晚，给副参谋长带领的1、8连带路途中被打散。在这种情况下，卢小贵主动跟随8连副连长王立新在前面带路，王立新副连长带领8连1排冲在最前面，1个排孤军突围，两次冲破越军阻击。13日中午，1排再次陷入越军合围。当晚，王立新把自己的干粮全部分给了战友，自己持枪和卢晓贵冲在最前面带领全排继续突围。

　　14日凌晨，再次与越军遭遇，经过激烈战斗终被打散。王立新副连长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为了掩护战友们撤退，拉响两枚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壮烈牺牲。这时候，由勇敢的侦察兵卢小贵接着带领8连1排活着的战友前仆后继，同围上来的敌人展开激烈的死战。歼灭许多敌人之后，终因敌众我寡，43人中只有2名重伤员被俘幸存，其他人员全部牺牲。后来这2名重伤员被俘回归，部队才知道了王立新和新兵卢小贵的英雄事迹。王立新被追记一等功，卢晓贵等战友和这2名重伤员分别记功。

　　后来获知我师首长耿进福同志（山东梁山县银山镇人，战时任师副参谋长）的两个儿子，77年1月份同时入伍到我团。分别在穿插撤退过程中，猛冲猛打、英勇顽强，在战斗中光荣牺牲！其中，耿军在3营8连任班长，在撤退作战中牺牲，79年11月被部队追认为共产党员。耿晓康在2营6连任3班班长，在3月9日的战斗中，消灭敌人一个暗火力点，歼灭敌人6名，缴获一挺机枪、两支冲锋枪及大量的弹药，荣立二等功。在撤退作战中牺牲被部队追认为共产党员。

　　还有许多人下落不明，被部队暂定为失踪人员。在这些失踪的烈士里面，肯定还有不为人知的许多壮烈、感人的英雄事迹呢！这部分战友，有的已流尽最后一滴血，长眠在亚热带的红土地上；有的因负伤或迷路未赶上部队，正在异国密林中忍受着饥渴与恐惧的煎熬。 面对充满危险、命悬一线的每一天，时间显得那样的漫长。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在缺水断粮、弹药不济的情况下，时刻都处于绝境、恐慌和彷徨之中，但这些战友没有胆怯，没有退却，而是怀着必胜的信念，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赤胆忠心，毅然向着祖国的方向突围。

　　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这些战友想方设法与敌人周旋。渴望能够回到祖国，每时每刻都盼望着上级的增援，但等来的却是一次次失望和无奈。这些战友心中有路，但却不知道脚下的路有多远。突围中这些战友吃进了千辛万苦、渡过了各种磨难、经历了多次的生死考验。为了突围，这些战友团结携手，相互鼓励，抱定了决死的信念。经过无数次的战斗和惊险之后，终于脱离险境，成功突出重围，冲出了那道罪恶的生死线，那一刻这些战友纵然是衣衫褴褛，伤痕累累，疲惫不堪，但却没有放弃军人的尊严。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了军人的誓言，这些战友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亲人，无愧于共和国军人的称号！

　　据战后统计，我团共失散542人，其中被俘202人（1人因伤死于羁押期间）。我方在这场战争中押回了数千名越南俘虏，尽管这些人都是在真枪实弹的作战中被我军活捉，但其中有不少人是越南政府临时武装起来的边境居民，沒有军籍，根据国际法不能算是战俘。后来两国约定交换俘虏前，我方用车将这些人送到边界就地释放，而对在押的越南军人，则如实登记造册，共计1636人。

　　交换俘虏工作完成后，我方归来的238名官兵经过医院体检治疗后，全部送到位于南宁市吴墟机场的“学习班”。在这里，他们接受组织安排的教育和审查，每个人都祥细讲述自己被俘的经过，以及被越方羁押期间的表现，同时映证他人的相关行为。（从这些战友中才了解到，1机炮连战士郭庆福烈士是贵州省平坝县人，马永威烈士是陕西省蓝田县人，在3月13日的突围中，他俩人和部分战友同时遭到伏击，马永威当场牺牲，郭庆福由于腹部受伤昏迷，不幸被俘。越南人根本就不给他医治，更谈不上及时手术，导致伤口溃烂、化浓、生蛆，拳头大小的窟嶐，都能看到内脏。加之，他一直被丢弃在走廊边上，无人问津。

　　几日后就骨瘦如柴，已不成人形，只有难友们隔一两天，去把庆福的身子翻动一下，用芭蕉叶子将那一堆堆蛆虫拨落……。他饱受了巨大的痛苦与折磨，4月29日，狱中的郭庆福含着悲愤离开了人间。眼睁睁地看着战友痛苦地离去。难友们痛哭流涕，他毕竟还是个孩子啊！后来，唯一能告慰英灵的是，他的骨灰最终回到了祖国！）

　　半年之后，学习审査工作全部结束，238人中，大部分战士继续留在部队直至服役期满，数名军官被判刑。对这些军官的处理很严厉，全部清理出部队，大多数人带着有历史污点的人事档案转业回原籍，不少人受到了开除军籍、党籍或干籍的处分。被解除武装的这些战士，在越南人的枪口下痛苦而屈辱地度日，沦为战俘 。

　　虽然那段日子，被俘的战友在越南艰难的度过，但他们的心始终和祖国紧紧相连，回国后得不到人们的理解，这部分战友无形地受到了多方面的压力，许多人几十年抬不起头，只是低着头走路，甚至这块心病永远地压在他们的心口上，有些战友已带着这块沉重的石头走完了人生路，将这块压在心头一辈子的石头含泪带进了坟墓！今天我们要说：他们都是英雄，是那个时代最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