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作战的烈士安葬地主要由部队建设,地方协助,战争结束后,部队将烈士名册及墓地移交地方,纳入国家和地方政府烈士纪念设施的行政管理系统。由于异国作战,战场情况复杂,一些无法运回的烈士遗体，有的就地掩埋，撤军时挖出集中火化，再分别装入写着烈士名字的骨灰袋中。战斗中下落不明或找不到尸体的人员，只能暂记为失踪人员。3月12日午后15时, 448团最后一辆汽车，载着伤员和烈士从公路驰离，在此后的回撤征战中,再无一位烈士回到祖国，因葬身敌国，无法查找,他们被记入失踪人员名单。
1979年7月2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家民政部联合下发通知：“凡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失踪的军人，鉴于作战结束时间已久，中越双方遣俘工作已结束，至今没有获得其确切消息的，均按牺牲军人处理，并按现行标准发给其家属一次抚恤金。”根据通知规定,448团失踪军人的亲属，均得到了国家民政部颁发的烈士证书。
从突围回国的战友和被俘归国的战友中，尽管可证实绝大部分失踪人员已牺牲的事实,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情况,部队没有将失踪(烈士)名单抄报烈士陵园的地方主管部门，而陵园主管部门，只能根据部队移交的烈士名单和墓葬进行维护、建没及管理，并没有查找烈士的职能要求。
战后不久,我军开始改革整编，448团归属的50军取消了建制,332名烈士的情况从此湮没于时间的长河中。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那场为改革开放典基的战争却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那些为国家献出生命的军人，也在时光的消磨中渐渐模糊，他们的亲人不仅支撑着无法解脱的悲痛，还要为拮据的生活和冷漠的现实伤心流泪。
十年对越作战，在上万个英烈中有三个双烈士家庭，一个是云南屏边县的骆有德老人家，大儿子骆加明在1979年云南方向作战中牺牲,小儿子骆家发在1984年4月的老山、者阴山战斗中牺牲;另一个是云南保山军分区刘斌司令员家，大儿子刘光、二儿子刘明在八十年代作战中牺牲;第三个是四川绵阳150师耿进福副参谋长家，大儿子耿军、二儿子耿小康在1979年3月448团回撤战斗中牺牲。
耿副参媒长是进藏18军52师154团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大儿子耿军出生在西藏平叛时期,快临盆时才送上救护车，结果孩子就生在行进的车上,妈妈给儿子起的小名叫“征途”;二儿子出生在康巴高原的拂晓时分，妈妈叫他“晓康”。耿军班长牺牲时19岁、耿小康副班长牺牲时17岁。他们的母亲在姐姐的陪护下，到驻地看望从广西前线归营的部队,战友们一拨拨的，到团招待所抹着眼泪看望母女俩,部队出征前一头黑发的母亲，此时已是发如白雪。
耿军 耿晓康
部队将兄弟俩留给家里的物品交给母亲，那是一卷草席和一张纸条夾(夹)着的兄弟二人两月的津贴。纸条上写着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们很快就要上前线了 ，儿子不孝 ，如果我们回不来 ，请爸妈一定不要难过，要坚强地生活 。我和晓康弟弟没有留给您们什么纪念的 ，这12元钱和一床草席，是我們的心意，请爸爸妈妈收下，草席给耿涛弟使用。此致军礼!儿子 ： 耿军 耿小康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日 九里埂”。
耿副参谋长转业后全家调到成都,为了儿子们用生命维护的信念,心力交瘁的母亲仍坚持工作，可随着战争的远去，烈士家庭的荣誉在万花筒般的社会变革中消失殆尽,遭受更多的却是背后冷言冷语，嫌她家死了两个儿子，背时、晦气，甚至有人在她家门口放两只死猫烧纸避邪，烈士的母亲只有在夜深人静时以泪洗面,她善良坚强的心没有得到温暖、抚慰,终于在喧嚣的社会中被冷漠击碎。母亲去世时年仅57岁,灵堂设在家中，偌大的住宅区没人来吊唁告别，只有一位老师悄悄将50元钱塞到母亲女儿的手中：“你妈妈是好人，请代我给她烧些纸”。
2014年笔者代耿军耿晓康兄弟为父母扫墓
烈士家庭和亲人的悲凉境况并不是个别现象。同为50军的149师446团二连石庆才烈士，因为家里负担重，本应在1978年春退伍,可他是连里的军事骨干，连里要求石庆才班长再多留一年，他写信给未婚妻周用菊：“今年我走不成了,连队任务重，让我再带一年新同志。我父母多病，家穷，全靠你照顾了，你还没过门，我知道你的难处，等着我，就一年。” 一年过去了，准备婚房的周用菊盼来的是石庆才烈士证书，遗物的钱包里只有一毛三分钱和未婚妻全部的三封来信。周用菊哭得昏死过去,醒来又哭,哭昏又醒,三天三夜,撕心裂肺的哭声，让山村黯然神伤…… 石庆才牺牲后，周用菊不忍心离开石庆才病弱多难的父母，不忍心离开石庆才牵挂的这个家。她不顾人们的劝说，嫁给了烈士的弟弟，咬牙扛起了这个家。因儿子的牺牲，父亲悲病交集，没几年就离世了。周用菊送走了公公，又服侍双眼失明的婆婆二十年。婆婆按旧俗让周用菊多生一个孩子，想给战死的大儿留个后,因为违反了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没钱交罚款,乡里派了三十几个人来家里搬东西折罚款，可家里太穷,只能把圈里的猪牵走了，瞎婆婆让周用菊背着她到乡里讲理,最后猪抵了罚款还不够，周用菊又四处借钱凑齐了1400元,才将婆婆背回了家。
婆婆去逝后，病重的丈夫因没钱治疗也随后病故。周用菊带着孩子离开家乡，去了外地打工,多年后，战友们找到石庆才家时,已空无一人，只剩下挂满蛛网的破屋残垣，满目荒凉。战友们想祭拜一下烈士的父母，但下葬的地方却没有坟冢、没有墓碑，只是一片乱石荒草，连一块下跪的地方都没有。战友们相互联系，凑钱为石庆才父母买石刻碑，碑上刻着“石庆才，1979年对越作战牺牲，149师446团2连全体兄弟代庆才为父母立碑，以慰烈士和二老在天之灵”。从去石庆才家乡到刻完石碑，天南海北的战友们用了四年时间，可立碑那天，只有烈士的亲属在场，战友们都没有去，大家怕去了后，会忍不住失声痛哭。
石庆才烈士
因为周用菊只是石庆才的未婚妻，不是政策规定的烈属，无法享受烈属的扫墓交通食宿补贴，2014年3月,战友们为她凑了路费一起来到屏边烈士陵园，这是石庆才牺牲35年后周用菊第一次来看他，周用菊伏身在墓碑前多少辛酸说不出来，只是哭喊着“庆才啊……庆才啊……“ 身边那些战友，那些不畏浴血厮杀的汉子，无不泪流满面。
同样安葬在屏边烈士陵园的115团王发坤副连长,牺牲后扔下了26岁的妻子李金花和两个儿子,远在贵州山乡的妻子不相信他就这么走了,每天带着两个儿子坐在村口眺望，盼着丈夫突然就从土路的那边大步走来。娘儿仨眼巴巴望了1个多月，可只见大山无尽,不见人归。三个月后，县邮政局通知李金花去领包裹。那是王发坤上战场前寄回家的10斤红糖。李金花说不知为啥这么晚才有通知,她取到包裹时，红糖已化了不少，把装糖的口袋都染成暗红色，就像血染的一般，李金花一路哭喊着丈夫的名字，把糖背回家。一点也舍不得吃。包裹里有丈夫上战场前给她的一封信，信上说：如果我牺牲了，你就改嫁吧，家里盖房子，我总共借了部队和战友2000块钱，欠的账，你一定替我还上……咱人走了账不能赖，寄去10斤红糖给你们吃。
家乡土地贫瘠，李金花没日没夜地干活，才三十多岁就白了头，她带大了两个孩子，为王发坤的老母亲送了终。王发坤牺牲后，李金花领到了500元的烈士抚恤金，加上部队慰问的300元钱，先还了 800元的债，还剩1200元欠债，她还了11年。 2007年，因那时还没有烈属扫墓的旅费补助,李金花向信用社贷款2000元，带着长大的儿子来到屏边烈士陵园。和丈夫分别28年后，一家人终于‘团圆’了。儿子说：“那天，我妈在爸爸的墓前哭得死去活来，长跪不起，28年的委屈她向爸爸哭诉了两个多小时。”
王发坤烈士
胜利、牺牲、英烈,在国人眼中大多只是一个在不同时期宣传的概念,或是理想信念的标签，但现实生活中，具体到每一个烈士和烈士家庭的真实境况时却是那么多的不堪和无奈。
在前文“悲壮穿插”提到的121师361团时光银团长牺牲后，其家属无法生活，部队曾多次求助地方设法安排就业，地方政府说国家没有这项政策规定，拒不接受。无奈之下只好安排在团加工厂当临时工，每月二三十元收入，带着3个孩子，勉强糊口度日。许多来队烈属虽然万分悲痛，但通情达理，体谅国家与军队的困难，不多添一点麻烦，哭着来，哭着去，一切痛苦都压在心里。
121师后勤梯队随部队穿插遭伏击,师警卫连连长李庆海带领战士，在公路上三进三出，与敌短兵相接，毙杀数敌,掩护师首长撤离，近战搏斗时将敌人扔到战友群中的手榴弹猛扑在身下壮烈牺牲，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战后半年，他妻子带着4岁的孩子无法生活，从山东肥城老家来到部队。娘俩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因为没有钱买车票，途中有三分之一的路是步行过来的，走了两个多月才到达部队。战友们议论纷纷,非常心酸。师里考虑母子的特殊情况，想让她们落户在驻地桂林,因为李庆海生前不是营职干部，不到35周岁，又不够15年的军龄，驻地民政局顶着不办。部队领导也毫无办法。后来一位记者到121师采访，干部、战士纷纷向他反映这个情况，记者调查后深受感动，写了“内参”上报中央。民政部一位领导看到“内参”后，打电话要求省、市民政部门“马上办理”，事情就这样解决了。李庆海的妻儿是幸运的,而那么多烈属,那么多困难又该怎么办呢?
老山轮战时, 黄继光式的一等功臣马占福，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奋不顾身，将爆破筒塞进了敌人的暗堡射击孔,用身体死死压住,与顽敌同归于尽。部队派人把马占福的抚恤金和遗物送到家乡，因家乡遭灾，母亲外出讨生活了，两个干部几经周折，才在西宁市的大街上找到了马占福的母亲。老妈妈正在要饭，风吹白发,衣衫褴褛。两个干部见此情景，眼泪再也控制不住。
笔者和战友多年来走访了全国各地数百个烈士家庭,虽然地域不同,语音不同,但一致的是,几乎没有称呼牺牲军人为烈士的,大多以xx家打仗打死的那个来称呼，看似一个随意的称呼,实则反映了烈士和烈士家庭的真实存在环境及社会认知度是何等的低微。除了例行的抚恤金发放,大多数烈士家庭得不到应有的人文关怀，更遑论社会的尊崇。在云南大山里的烈属家，老人紧紧拉着来看望的战友,哭得直不起腰：“这么多年,没人来看过我们”，烈士的侄儿告诉战友,看到他叔牺牲后的情景,这个村再没人去当过兵。
烈士的亲人哭得直不起腰：“这么多年,没人来看过我们”
烈属的凄凉状况不仅在农村普遍存在，即使在城镇的烈士家庭也令人难过。战后,烈士父母的抚恤金只发放农村户，城镇户口的烈士父母有工作的,原来规定根据实际生活水平有政策补贴,可执行时各地基本一刀切，都没有实行。那个年代工资低,孩子多,日子紧,再往后又遇企业改革的下岗大潮,仍然是老政策，对烈士父母的优抚一分钱都没有，生活窘迫可想而知。
沙巴战役四号桥战斗中牺牲的李明忠烈士,家在大巴山革命老区的一个小镇上,笔者在烈士家的墙上，见一张数年前陈旧的塑片年历，用胶带贴了又贴,不解为什么不换一张新的?家人说是老父亲不让换,因为这是多年前镇里让人过年时给贴的。老人知道,这是政府给的, 是儿子为国牺性换来的荣誉。以后,政府再没派人来过。望着贴满胶条的旧年历,战友扶着已不能走路的老父亲，想说些安慰的话,可心酸得一句也说不出来。
在大巴山看望李明忠烈士的父亲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的建设发展, 交通便利了,烈属的情况也有了一些改进,特别是烈士陵园的建设更加完善,去南疆烈士陵园扫墓、祭奠、瞻仰的人们越来越多。烈士的亲人看到环境优美、庄严肃穆的陵园,看到牺牲的亲人和那么多安葬在一起的兄弟相依为伴,看到前来祭奠的战友与各界人士对烈士真挚的情感，都备受感动和抚慰。可在安葬着两千多英烈的广西龙州烈士陵园,却常常看到一种不同的祭奠,烈士的家人不是在亲人的墓位摆酒献花而是在陵园广场悲泣或向着天空哭喊，这些烈属和老兵千里迢迢来看望牺牲的亲人、战友,走遍了陵园的每一块墓碑,查遍了烈士名册的每页每行,可就是找不到自已亲人、战友的名字。烈属们悲伤、无助、凄厉的哭声，刺痛着所有在场人的心。而这些烈属亲人所在部队的牺牲人员都是安葬在龙州烈士陵园的,可为何那么多烈士找不到名字?找不到墓位呢?从陵园管理人员和民政干部深切同情的说明中,人们清楚了,这些烈士没有遗骸、没有骨灰、没有名字、没有安葬及移交的记录。他们就是牺牲越北、遗骨他乡的448团烈士,一共332人。
东西南北的烈士母亲
守护、管理龙州烈士陵园近四十年的龙州民政部门，对烈士和烈属有着深厚情感,他们接待了一批又一批、一年又一年前来寻找亲人的烈属、寻找战友的老兵,看着他、她们盼望而来,悲伤而去,那种难以言喻的痛苦，让接待人员感同身受。在烈属、老兵的强烈要求下,龙州民政局毅然扛起担子,整理核实了332位烈士的名单，在2016年向上级呈送了关于为332位烈士集中修建英名墙的请示报告。两年过去了, 可报告事项却仍无着落。
战后四十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为促进本地区的荣誉建设，为已在南疆烈士陵园有墓位的本地烈士，再在家乡烈士陵园设衣冠冢或纪念堂，甚至对历史上在本地区牺牲的烈士也作碑刻名。河南永城市陈官庄烈士陵园,原安葬着2332名淮海战役牺牲的烈士遗骨,2011年11月6日，陵园扩建竣工，新建200米长的花岗岩烈士名录墙，名录墙由花岗岩石作成书页形，共168幅，镌刻着参加淮海战役陈官庄歼灭战的部队和支前民工失踪、无遗骨的7291名烈士英名。
在等待龙州烈士陵园“英烈墙”批复的期间,有的烈属和战友向家乡地方政府提出要求, 为牺牲亲人在家乡烈士陵园建衣冠冢,这个要求仅在个别地方得到同意,其他基本都予回绝。
恰在这个时期,媒体广泛报道了祖国迎接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的消息。一些老兵受此鼓舞,积极组织民间力量,准备到越南寻找牺牲战友的遗骸，把他们也迎回祖国。当然,这只是美好愿望,起码在相当长时间里是无法操作的，除了繁复的外交、司法问题外,还有更沉重的非技术问题横垣在两国之间,它决非中方民间一厢情愿的事。
自1996年韩国政府在位于首尔北部的京畿道坡州市，距离韩朝分界线5公里处修建占地6099平方米的中国军人墓地以来, 韩方投入35个师旅10万余名人力，在韩国京畿道的坡州、涟川、抱川和江原道的铁原、洪川、春川等10余处三八线以南战场遗址，进行了阵亡者遗骸的寻找挖掘工作，对战争双方的遗骸进行了同样一丝不苟、精心细致的装验。早在中韩建交前,韩国曾于1981至1989年间，通过朝鲜向中国归还过42具军人遗骸，并于1997年再次归还1具，朝鲜随后拒绝了韩国的再次要求。
十多年来,随着志愿军遗骸不断迁进坡州中国军人墓地, 韩方对墓地进行了更多建没,墓园道路辅设了柏油路，所有墓碑均为从中国购买的大理石制作,每具遗骸石碑上，都用中、韩文注明挖掘地址、日期,迁入日期和编号。韩国民俗是，坟墓一般向南,为了让志愿军眺望祖国，韩方特意让坟墓朝北安置。多年来,中国民间一直在努力促进志愿军遗骸回国,但始终未能启动,直到2013年6月,来华访问的韩国总统朴槿惠对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愿送还安葬在韩国坡州的中国军人遗骸,才开启了两国的合作,筑成了志愿军遗骸的归家路。
我国军方和有关部门曾先期到韩了解、查看遗骸回归的具体事宜,韩方以详实的影像资料和包括每具遗骸DNA检测的所有数据记录，向我方作了细致介绍、说明。遗骸包裹入棺的大厅整洁、肃穆,韩方在黄色绸缎的棺底层，垫上高级抽脂棉，覆以白布，再以韩纸包裹遗骸，体现了对阵亡生命的尊重。事后,我方在场人员感叹“我们对自己亲人的遗骨也达不到这种隆重程度。”起运当天，韩方派出4百多名礼仪卫兵，每人从整理架上抱下一具棺木，坐上大客车，一直抱到仁川机场。
当年的战争让生灵涂炭,家园尽毁,今山河重建,却将包括敌方在内的所有阵亡者一视同仁，送回故土，这个常被国人谑称为“棒子”的小国，有如此胸襟,令所有大国汗颜,也让真正的军人肃然起敬并致军礼!
在我国的烈士登记中,烈士户籍地民政系统册目里均应载明烈士安葬地。448团332位烈士没有安葬地的登记,家乡民政部门是清楚的,但主动考虑为他们建墓或提出建议的还未听说过，对烈属的要求,大多是拒绝或推诿。同意建衣冠冢的为数很少,具体实施的情况也大不相同。
地处湘鄂赣老革命根据地的湖北通城县，为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从大革命时期至今有几千名烈士，通城是国家级贫困县，县里至今没有烈士陵园，但县里仍为查到姓名的,包括448团无遗骨烈士在内的947位各时期烈士，刻制了石碑并运到各村、镇统一安放。
朱德元帅的故里四川仪陇，也是448团烈士郑尚武和22名牺牲战友的家乡。烈士弟弟曾向民政提出修墓请求,想给病榻上风烛残年的母亲留下最后的慰藉。民政干部不同意,说“你把你哥的遗骨找来，我们马上就建墓立碑”。最近,烈士家人告知,不知何因,县里已同意建墓了。郑尚武烈士出征前给父母留下绝笔信，信中说:“誓死都要保卫祖国领土完整，有了祖国就有父母亲幸福生活。” 烈士弟弟问民政局领导“我母亲幸福吗?”领导没有回答。当然,郑尚武烈士也不知道, 四十年了,在他献出生命,誓死保卫的祖国大地上却没有他的墓碑,没有他和战友们的名字,没有英魂安眠的家。什么时候,我们的国人能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想想，阵亡者如果是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兄弟和亲人，那时,尊崇英烈、关爱烈属，才能从口号和标语中回到平凡真实,充满温暖和爱。
中国军人自古崇尚血洒疆场、马革裹尸，但在历史的长河中，金戈铁马的豪气，却大多化为大漠孤烟、黄沙白骨的苍凉。曾几何时,人类扩疆掠土的厮杀变成民族、宗教、理想、价值观、国家利益等等因素更为复杂的战争，近百年来的世界,更突显了战争早已成为政治博弈的极端手段。政治可以因势调整或改变,但战火中陨灭的生命却永远无法挽回。那些鲜血铸成的历史坐标，提示着我们曾经的经验与教训，告诫我们和平的来之不易。
在近1450公里长的中越边界中方一侧,沿巍巍青山，如铜墙铁壁上的钢钉，镶嵌着二十多座对越作战牺牲烈士的陵园，一座座墓碑，犹如一排排枕戈待旦的军营方阵，镇守边关，那一个个永远鲜活的生命，肩并肩，手挽手,屹立在南疆。他们是千军万马中的一员，却是父母、妻儿和家人的唯一，他们伫望长天，却不忍对视家乡，他们知道自古忠孝难两全。在这个生死与共、为国捐躯的英烈阵中,怎能缺少448团332位烈士的名字?!决不能，无论什么原因都不是理由，332位烈士的英名一个也不能少!他们蒙难越北四十年的英魂，一定要归营，一定要回家!他们和所有英烈一样,是国家的荣誉,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向英勇作战,绝境突围,忍辱负重的448团战友致敬!
向为国捐躯的448团战友和所有那场战争中牺牲的英烈致敬!
向同甘共苦的全体参战老兵和支前父老乡亲致敬!
伟大的中国军人万岁!
原50军战友刘东。
为了完成英烈们回家的夙愿，在原448团战友陈松、原50军战友刘东、烈士妹妹张随义等人的努力下，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经原国家民政部批准同意，为332位失踪（牺牲）英烈建立英名墙。
这是一次简朴、而又不失却庄重的祭奠。祭奠内容即体现了党和国家、以及各级党委政府对英烈的关怀，又彰显了国家情义与担当作为。
本老兵在三月十一日赶到了龙州烈士陵园，拍下了以下一组照片，因行程的原因，没能参加十二日的英烈墙揭幕仪式，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广西龙州烈士陵园，日暖风熏，苍松含翠，军歌嘹亮，战旗猎猎。
这是注定了将被载入史册的一刻，这一刻让所有的冰雪消融、让情感宣泄；这一刻让所有的等待变成了现实、心酸变成了泪水；这一刻让思绪飞扬、思念更深。在这一刻里，祖 亲以最庄严和隆重的方式，迎接流浪在外的英魂回家。
英烈们，请收拾起您们远足的行装、回家，不要再久久地观望，在异国的土地上独孤地流浪。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
我相信，祖国不会忘记他们
人民不会忘记他们，历史也不应该忘记他们
战友们更不会忘记他们
我们有责任让英烈们
在天之灵得到告慰
让英烈在九泉之下安息
150师448团作战失利，是综合因素造成。关于此问题，各大论坛转载了无数帖子，历时十年有余。国家对于448团溃败做出过政治上的定性，这个无法讨论对错，短期也不会改变。战败就是战败，被俘就是被俘，实事求是。如同180师在朝鲜，28军在金门，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重要的是军人在战场上的表现！基层官兵无法左右上级指挥；但与敌人狭路相逢，则全凭军人自己的智勇。
单纯从军事角度看：一、我军的一个二线非主力团遭遇越军从纵深调来追击的精锐，单兵素质和战术指挥水平全面被压制，而主力全线回撤过程中没有做好火力交替掩护，使得掩护部队在步兵武器落后于越军（苏联装备）的情况下处于局部对抗劣势。这是全局的失误，对敌情估计不足，高级指挥员难辞其咎；二、平时部队不是全训，战斗意志薄弱，只能打顺风仗，逆境就心理涣散，这是基层部队主官失责，也是文革历史局限造成；三、外援断绝，各自为战，形不成有效战斗力；所幸是，部分官兵被打散后，没有屈服，杀出重围，回到祖国，值得敬佩。至于被俘的200余人，情况各不相同，也绝非都是怕死。少数干部主动投降，影响的确恶劣，军法处置无可厚非。
但抛开当时政治和历史的局限，军人和支前民工为国家安宁，以命相搏，他们每个人都是值得肯定的！
150师448团“失踪”的332位烈士的英灵，在四十周年后终于魂归祖国，逝者安息，生者慰籍，英烈的亲人也终于有了祭奠的地方。
然而那200多位被俘战友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打响，历经一个月的战斗，东、西线胜利完成了中央军委下达的自卫还击作战任务，达到惩罚越南的目的。我方俘虏了不少的越军军官和士兵。3月5日，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开始从越南境内撤兵回国。各部队按上级的计划交替掩护，向祖国回撤。因越军对本国的地形地貌比我军熟悉，在撤回过程中有些部队遭到越军反扑，我军有239人被俘。
3月16日，全体官兵撤回到我国境内。战后，中越两国政府经过多次谈判，定于5月21日为中越双方首次战俘交换日，地点在中国友谊关零公里处举行。
在这场战争中，越军有2173人成为了我军的俘虏，而我军也有239人被俘虏。
临近战俘交换日，上级将战俘交换区、战俘接待区(严禁区)的安全保卫和配合国际红十字会人员工作的任务，安排给了163师488团。为此，部队首长特别挑选20名骨干担任交换战俘的工作，并将有关人员组织起来，集中进行短期的严格培训，组织人员学习各项规定和处理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
1979年5月19日，中国本着人道主义精神，首先单方面在广西凭祥市友谊关前的零公里处遣返第一批越军被俘人员。
5月初，经国际红十字会调停，交战双方互报战俘名单，越方的名单上，我方战俘共有239人，其中448团就占了202人（后来1人因伤病死于羁押期间，实际交付遣返238人）。
5 月21日，双方首次交换被俘人员，大批外国记者到现场采访，站在越方一侧的是苏联及其卫星国的记者（本来开战之初越方就邀请了日本 《赤旗报》著名记者高野功，但此人已在谅山前线死于我军炮火），我方请来的主要是西方国家媒体，包括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等。当时，我方在高大的友谊关关楼悬挂两条红底大字标语:“热烈欢迎同志们回到祖国的怀抱！”“向回归的同志们致以亲切的慰问！”气氛热烈，展示了泱泱大国的博大胸怀。
右二为日本 《赤旗报》著名记者高野功
5月21日8点30分，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步兵战友也已经来到达指定地点就位。负责接送战俘的工作人员和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穿上红十字会的挂衣，佩戴红十字会的袖章，进入战俘交换区和接待区，熟悉地形后待命。
9点半钟左右，我国政府将被俘越军运送到友谊关接待区等候交换。由于越南单方撕毁已谈判好的战俘交换程序，无法按预定的时间进行交换。双方联络员多次交换意见无果，我国政府果断作出决定:以大国风度，承诺将战俘按移交程序先交给越南政府，再由越南把我军被俘战友移交给我国政府。
我国政府对战俘都是按国际人道主义实行优待的，移交给越南的战俘没有一个带伤，个个都精神焕发，满面红光，还给每个战俘送一套衣服，一双鞋子，一条香烟，一袋一级红富士苹果，高档的饼干和奶糖，把一个旅行包装得满满的。
我军向来都是有待俘虏的政策的，不管是什么时候作战都不例外，解放军都会严格遵守组织纪律，这一点在世界上，都是备受赞扬的，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俘虏越军士兵也不例外。
所以很多越南的女战俘，就很喜欢中国，她们认为做中国战俘是最好的，当然外面也有一些不好的传言，但是我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战俘管理所中，管理女战俘的也有专门的女兵。
管理所的男管理员，是不可以单独接触女战俘的，他们更不可能进入女战俘的宿舍，在战俘管理所，我军就任命那些年龄比较大，思想比较正派的女战俘当班长，管理自己班级里面的女性战俘。
除了女性之外，还有一些老战俘，年纪最大的有七十三岁，他们被越军洗脑之后，也来参加这场战斗，后来就被我军俘虏了，当然我们也是对他们很好，希望能争取他们，后来这些老俘虏，就成为了我军宣传的典范。
其实很多越军都表示，自己曾经受到中国的帮助，吃的是中国的大米，就连自己的武器，都是曾经中国援助的，他不愿意打中国，但无法违背上级的命令，所以他们感觉很惭愧。
越军战俘在我国战俘营得到了人道主义关怀，让他们在中国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国际红十字会参观战俘管理所后给予了肯定。
反观越方是怎么对待我方战俘的呢？
交换战俘的时间快到了，我国将被俘越军排成两列纵队往零公里出发。联合国副秘书长就在零公里处坐在一张椅子上进行监督。我国先把被俘越军移交给越南，每个被俘人员过境，双方都有军官负责进行审核，依次排队入境。被俘越军个个手提着鼓鼓的旅行包(我国政府送的礼品)过境，当第一位被俘越军过境后，离零公里约20米左右，有一个越军军官走到他身低声说着什么。只见这位被俘越军紧张地把旅行包抱在自己的怀里就走，但这位越军军官向前拦住，并把旅行包抢过来往地上丢。被俘越军从地上捡起旅行包又想走，那军官又把旅行包抢过来，丢得远远的，并把被俘越军强行押上车。看到此情此景，还没有过境的被俘军，个个都紧张得很。
越军战俘与我方管理员告别
为了保住自己的旅行包和中国政府给的礼品，原来用手提的旅行包改为用双手抱在怀里，也有的挂在肩膀双手紧紧护住。过境后，他们为了避免旅行包被越军官抢走，他们想强行冲过去，但都被军官挡住了去路要把旅行包抢下来。当时一片混乱，你抢我夺互不相让，一方抢了往远处扔，一方跑过去捡起来抱在怀里。有的旅行包双方都死抓不放，结果被撕成一分为二，里面的礼品散落一地。一抢一护纽成一团，就像越军在打群架一样。被抢丢在旁边的旅行袋，堆积成一个小山包一样，看着散落满地的礼品，被俘越军心有不甘，捡起来放进自己的口袋，也被强行抢去扔了。最后，没有一个人能拿到一点礼品，只剩身上穿的水兰色上衣和裤子及脚上穿的鞋，痛苦、伤心地流着眼泪回到越南。
在接待区，我方已把中餐准备好了，等待着被俘战友回国后能吃到可口的午饭。当他们看到有浑有素的菜，吃得可香了，边吃边哭边说，我们的祖国还看得起我们这些被俘人员，一回到祖国就有这么好的饭菜接待我们，感到十分温暖。我们在越南期间度日如年，受到越南政府的虐待不算，每天只给上、下午各一餐，每餐半碗粥，加5寸长的蒸木薯或半节玉米棒，有伤不给治疗 ，有病不给医治，经常被越南兵用木棍打，越南政府真的不讲国际人道主义的劣等政府。
交换俘虏工作完成后，我方归来的238名官兵经过医院体检治疗后，全部送到位于南宁市吴墟机场的“学习班”。在这里，他们接受组织安排的教育和审查，每个人都祥细讲述自己被俘的经过，以及被越方羁押期间的表现，同时映证他人的相关行为。
半年之后，学习审査工作全部结束，238人中，大部分战士继续留在部队直至服役期满，数名军官被判刑。对这些军官的处理很严厉，全部清理出部队，大多数人带着有历史污点的人事档案转业回原籍，不少人受到了开除军籍、党籍或干籍的处分。被解除武装的这些战士，在越南人的枪口下痛苦而屈辱地度日，沦为战俘 。
虽然那段日子，被俘的战友在越南艰难的度过，但他们的心始终和祖国紧紧相连，回国后得不到人们的理解，这部分战友无形地受到了多方面的压力，许多人几十年抬不起头，只是低着头走路，甚至这块心病永远地压在他们的心口上，有些战友已带着这块沉重的石头走完了人生路，将这块压在心头一辈子的石头含泪带进了坟墓！今天我们要说：他们都是英雄，是那个时代最可爱的人！
我军被俘人员中只有七名干部被追责，分别是448团副参谋长付培德，一连连长李和平，一连指导员冯增敏，一连3排排长何昌健，八连连长刘兴武，八连指导员李铁桥，八连2排排长靳波。
被追责的全是增援二营的一连八连的干部，而二营也有干部被俘却没被追责，我想，这是战斗而降与不战而降的区别吧。
一连八连的干部如何被追责以及以后的命运如何呢，正好有几篇帖文及一连3排排长何昌健的自述，了解那一段尘封的历史。
我曾关押中越战争中我军部份归国战俘(余光华网名渔歌)
……
一天看守所大门外，来了七八辆车组成的车队,押送来的是我军部分归囯战俘,大概有十余人。他们原是50军150师448团的军官,这一天是1979年12月28日。他们之中给我印象深的有两个连长、两个指导员和两个排长以及一个副参谋长,几个营长关进来后很快被送走了。
看守所里面的监狱是个四合院,东面在墙的上面建有岗楼,岗楼上的哨兵负责监视监狱院坝,被关押人员在监室外的一举一动都尽收眼底(监室内的情况则由内勤战士从门洞中窥视),它是全所的制高点，位置十分重要,如发现异常情况可制止或鸣枪、拉预警电玲。
值班室工作由正副班长负责,具体是通知各岗哨的替换工作、负责对外接待、联系和开关监狱门等。
如果有人来探监,值班室人员则负责监听,他们坐在探监者和被探监者之间,看着双方掉泪,他们就象一道不识风情的墙,阻隔了人间的亲情和爱情。其实他们的内心也倍受熬煎,我常见我们班长边给我们讲述经过边不停地摇头叹气,深感不安和愧疚。
监狱有作息时间,一日三餐的生活费标准与我们战士一样。全所除军官在家中吃饭外,其余战士、劳改班人员和被关押人员都是吃一个炊事房做的相同的饭菜,只是就餐地点不同而已,管饱。
被关押人员早上起床后先在坝子中间跑操,然后是个人卫生和早餐时间,一般是吃馒头稀饭,内勤战士要轮换开关监室,8至12时 是在监室看报和活动时间,多数情况是与劳改班人员在监狱内做些简单劳动,如晒选辣椒、纺麻蝇等, 午饭后有午休,下午或继续劳动或在室内活动看报,然后在院坝内跑步,再后是晚餐和在监室活动时间,睡觉。
但自从那些归国军官来了后就停止了跑操,可能是为防止他们串供的原因,这些归国军官每人被关在一个监室内,除能见到值勤战士外就难见到别人了,因此,他们总希望与值勤战士攀谈,而内勤战士有纪律不能与他们交谈。 监狱从不体罚也不许体罚,更防止被关押人员间的欺压,当然还要防止自杀和逃跑,内勤战士要在监室外24小时不停的巡视。监狱内没有休息室,也不许休息,连坐和靠墙站立都不许。
在送来的归囯战俘中军阶最高的是付培德,他是448团的副参谋长, 皮肤黑、精瘦像个老头。何何昌健排长对我说付参谋长在被俘时称自己是部队的伙夫, 但很快就被越军识破被单独关了监狱。他在战场表现不错,哪里出现险情他就被派到哪里,被俘后先坐越南人的监狱,回国后又坐祖国的监狱,他有百个不服。
他认为吃败仗是团指挥者的错,自己投降是不得己。他认为自己的投降行为依法不构成“率部投降罪”。因此他在监室里一直不停地向中央军委 华国锋写申诉材料，反映448团在越南的作战详情和自己被俘的经过，以及在越南战俘营的表现情况等。
与付参谋长监室相邻的靳波排长, 他的身高有1.9米以上，他先是师部的篮球队员，后下到连队任排长赶上了战争, 他运气不好被俘入狱。他有个同胞弟弟运气比他好,参战时也是个排长, 在越南代乃阻击中战立了功,火线升为连长，两兄弟不同之处是一个在50军一个在13军。
靳排长常在狱中叹息说“弟弟做了英雄，哥哥做了狗熊”。我想如果当初兄弟俩换个位置, 我不能保证哥哥也会在13军立功升官,但我保证弟弟也会在50军150师448团做俘虏,因为小小排长是扭转不了战局的。
李和平是一连连长,他身材高大声音也大,脾气有点躁,有1.85米左右。记得有一天八连那个刘连长，站在监室门洞旁给我讲述他们在战场被俘的经过时,或许是我的一些提问刺激了他,李连长在隔壁监室内大声地说:两三天没吃没喝谁还能打仗?不信到战场上去试试？这话显是说给我听的。刘连长也是听见了他的呵责,便冲着我笑了笑停止了讲述。
刘兴武是八连连长,警卫员出身,比我稍矮,可能有1.66米左右高,皮肤白、身材匀称、五官端正，长有一张喜人的脸,看上去比实际年零小四五岁, 他被俘时说自已是战士，在连里兼任理发员,越南人相信了他，安排他在战俘营负责送饭工作。
冯增敏是一连的指导员,他严然就像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有点相信迷信。何排长曾在监狱里给我讲了他的一个笑话,说他被越南军人围困后跑到旁边伤心地哭起来了,还边哭边说:“李某某 (团政委)把我们丢了!不管我们了。我算八字今年都有个陷头啊”, 冯指导员后来被判有期徒刑在成都军区(白教场)北门外淀粉厂劳动改造。
何昌健排长,是个知青兵,他1975年入伍,有1.75左右高，也曾在团部篮球队打球, 他行的军礼很标准,还会做其它几种敬礼的动作,其中包括旧时妇女双手触右腰下蹲礼。他与我交谈就是从敬礼开始的,按说是不许被关押人员向自已敬军礼的, 因为我们已不是战友了,但对于归国军人我也就没有刻意制止了。
他在监室内见我默许了他的敬礼，就进一步对我说,他还会其它形式的敬礼,然后就一一做了一遍,我觉得他有趣就交谈起来,后来发展为无话不说，有点像朋友一般。我曾问他婚姻情况，他无奈地说:“如果被判五年以内的刑期，妻子可能会等他,如果超过五年刑期就很难说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如果被判五年以上我也劝她不要等了。”后来我打听说他被判了八年刑,不知嫂子等他否?
50军150师448团是1979年3月6日出国参战的,也就是我国在向全世界宣布,从越南全部撤军的第二天才进入越南的,他们的任务是，占领公路两侧掩护作战部队沿公路撒退回国。3月8日448团4连和7连在那豫地区遇小股敌人,9日在付培德指挥下获胜并占据了山头。
12日1连和8连按团指要求阻击越军,先是在一道水坝处遭伏击伤亡惨重,后刘连长带领的八连在一个山凹再遭阻击,部队被打散, 二排随一连去了，一排遇敌后不知去向，付参谋长、刘连长、李指导员与剩下的士兵共三十余人被困在旁边一山头上, 他们几次突围不成，又遭毁灭性打击后,经过七天七夜的断食断水的折磨，主动下山做了俘虏。
在八连被困的同时,李连长带的一连先是冲过一村庄，用机枪向村庄两边射击,冲出村庄后山上枪声大作,李连长望见前面有一山云雾缭绕，不知高低便下令上山, 庆幸山上无敌,到顶后清点人数竞无一人伤亡,仅步话机遗失而已,急令抢修工事布防。第二天,云雾散去发现四周的山都比自已的山高,山上全是敌人,才知中计。
我方修的工事作用不大,人员全暴露在敌人枪口下,山下传来自己被包围和劝降的声音。一连在打不胜，冲不出，无援兵和断食断水三天后，召开了党支部会议,通过了派人下山与越军谈判回国的决议。几个下山与敌谈判的人不久从山下返回,他们边走边喊大家把枪放下不要开枪,正当大家不知所措探头张望时, 背后山上突然冲上来许多越军就把大家俘虏了,这天是1979年3月19日,是150师448团走出国门的第14天。
他们到战俘营才知道我军被俘了200多人,其中还有448团的副政委和其它营连排长等人。他们在里面进行了许多斗争也受了许多屈辱, 但我们是政治部的看守兵,知道最多的是他们的相反一面。
有一次易所长说:就算战场失利，主要是上面指挥和多年失训的原因,但他们在战俘营的表现也让人失望，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没建立党支部,原有的党组织没开展活动,200多个人没有一个统一领导，像一盘散沙,战俘营管得并不紧,建立组织十分容易,而且还有一个连长长期给大家送饭,他完全可以做交通。
在战俘营他们还多次发生抢饭偷饭的事件,被越南人吊着打、站坝子等,真是丢人!有个受伤的士兵屁股被打了个洞,伤口都长蛆了也得不到医治,整天扒在地上没有人给予帮助，也不组织抗议,最后活活疼死了。联合国红十字会的官员来了解情况，他们没有一个反映战俘营虐待战俘情况,连个要求都不提。
我将这些问题常记在心中，在值内勤哨时一点一滴地与他们核实。八连刘连长承认自己一直负责送饭，没吃多大苦,他对我说战俘每天都有饨大米饭吃,而越南看守人员饨饨都吃木薯。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们不习惯吃木著，因此每天只吃一饨,越南人吃得惯些，因此他们饨饨吃木著。
接着他叹气说:越南太穷了。我问他吃得到肉不?他答三五天吃一次肉,每次每人只能吃到一砣肉,他比划了一下可能有一两多,他说每次都放在那碗米饭的上面。他常常暗地里在李指导员和付参谋长等军官的饭里面多藏一砣肉。
我问他:为什么不多藏一砣肉给那个伤兵吃呢?他沉默不说话了。接着我又问他为什么不抗议? 不照顾那个受伤的士兵?他答没有办法。我说你在厨房偷点盐巴常给他洗洗总该做的到吧?如果是那样说不定他能等到活着回国的这一天。可能因为我也是一个士兵的原因吧,当时有些义愤填膺。
刘连长对不向国际红十字官员反映越南人虐囚的解释说,是大家以为来的是苏联人，所以都不敢说。
有一次我与刘连长讨论起了我军战斗力的问题,他说越南人一直都在战争中,而我军30多年没打仗了,部队几乎都没搞军事训练,文革期间主要是三支两军和挖防空洞防苏,现在又主要是修营房和种菜喂猪等建设工作。
我曾问何排长,两个连应该不只你们俩个排长,其他排长为何不上军事法庭?他说:开支部会讨论是否要与越军谈判, 其它的排长都不发言,我却积极表态同意,就说我犯有积极煽动投降罪。我又问: 那些没表态的排长后来投降没? 他答:都投降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苦笑着说:哎!都怪我这张嘴。这个故事对我的启迪是:关键时刻还是做第三种人比较好。我决定要把这个教训记在心上,用以指导今后人生。可是几十年下来,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每到关键时刻我表态比谁都积极。看来能否做第三种人是人的性格决定的,像我这种人想做也做不到。
说起来这些军人的命运也的确有些悲催, 由于上司的无能和军队长期不练武落得如此下场,他们先是在越南做俘虏受尽了屈辱,现回祖国做监下囚给人生蒙上阴影。参战仅14天命运就如此巨变,可见战争是件多么可怕的事,它不仅会给人带来荣耀、升官和发财的可能,它还会给人带来屈辱、伤亡和贫困的结局......。
有一位网名叫层林尽染的网友，与一连3排排长何昌健是玩伴加同学，获悉自己的伙伴在反击战中当了俘虏以后，发了一篇帖文。
“战俘”这个词，对于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既熟悉又陌生，既遥远又敏感；我们的童年是在战斗故事片中度过的，其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举起手来，缴枪不杀”，敌方的官兵就成了战俘。
我方投敌者，一般都称为——汉奸或叛徒；而在战场上描写被敌方俘虏的故事片，好像没有看到过。从小的认知就是，军人上战场不是凯旋者，就是“杀身成仁”的革命烈士，没有第三种出路——当战俘。
和平年代，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场景不是在实战演习，就是在拍摄影片，上战场的确罕见。谁知，这样的中奖率居然在我的身边发生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的一个同学——健娃（何昌健）中奖了。
健娃的家在四川省宣汉县城的东街，从青石板的街面旁，再跨上三步石梯，就可以迈进一间木板房。房子的进深很长，开间不大；进门就是堂屋，光线阴暗的过道串联着两个房间，过道的尽头是一个露天的小院，炊烟缭绕，烧柴做饭就在于此。
他的母亲没有文化，但精明强干，勤俭持家，话语不多，笑在嘴边；门口常年都摆着一个小摊，是家里生活的支撑。
他的哥哥与其母亲一样，不苟言辞，逢人便是微笑点头。健娃的个头属于中等，但壮实精干，脸盘宽大，让嘴角上的微笑常年挂着也不嫌多余；他身材匀称，动作协调，爱好体育；与其母和哥的最大区别就是，——语速较快，尤善言辞，乐于交际。
我和健娃是同级不同班，真正相识还是在初中毕业后。文革时期，打砸抢和搞武斗告一段落，就恢复初中招生；小学六七、六八、六九三个级合并为初七二级，由县城的三个小学带帽办初中班；那时，兄弟姊妹同在一个班的比比皆是，我们那个班真的假的兄妹就占了三分之一；最后一个学期，才将大家——归并到宣汉县中学，同校同级不同班的同学就是这样产生的。我的一个小学同学，与他是初中同班同学，一来二往就成了铁哥们，他的家也成了我们的根据地。
知青下乡，我就成了他家的代表，把他送到了双河乡的生产队；当兵入伍，我也成了他家的代表，把他送到了接兵部队手中。
七十年代末，打响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他所在的50军有的是从云南出发的，然而却把他所在的150师调到广西，他是从广西出发的。
战争结束后，有几个月他家里没有收到信件，其母亲——很是担忧。五月初的一天，他母亲托人叫我去他家，原来，部队来人，慰问其母亲；我与军部来人交谈，才知道健娃所在的连队（1连）和另一个连（8连）负责掩护大部队撤退回国，这两个连未能及时回撤，幸存人员被俘。
越方公布的战俘名单中，没有健娃；【健娃被越南俘虏的初期，他用的是假名】部队认定为失踪人员，专程前来慰问。烈士，就意味着母亲彻底失去儿子；失踪，还意味着母亲祈盼奇迹的出现。
在部队，他爱好体育的特长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军事比武获得了师的前几名；几年后，如愿以偿，入党提干，穿上了四个兜，前景一片光明。
何昌健在练习百米障碍
后来，奇迹终于出现。在交换战俘的人群中，有了健娃的身影。原来，由于报务员的失误，导致了回撤线路的走向错误，被包围后就成了战俘。在越南战俘营，健娃没有用本名，才造成失踪一说。越方多次劝说健娃他们，可以到台湾，也可以到中立国去；除了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都爱党爱国，坚持回到祖国的怀抱。
回国后，首先就是进学习班，自查自摆，人人过关。健娃在学习班给我来信说，估计他这次要受到党纪处分；在研究打与不打时，尤善言辞的他，发表了模棱两可的意见，如果他完全秉承其母的不苟言辞的遗传基因那就太好了。
学习班结束后，已步入1980年。这一年，有两件大事发生了。一件是，中央决定给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平反，钦定保留五个右派分子，以证明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领导者的错误在于“扩大化”；另一件是，三十年后中央正式颁布文件，对志愿军战俘的爱国斗争给予承认，对6000多名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这些遭受了屈辱和磨难的指战员做了些改正。
从此，战俘题材作品即不断问世。最早有孟伟哉的《战俘》，随后有碧野的《死亡之岛》、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王国治、曹保明采访孙振冠写的《一个志愿军战士的经历》等中长篇作品。最难得的是，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战俘系列丛书”得以问世。
该丛书一共五本：
《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
《考验?－志愿军战俘美军集中营亲历记》、
《忠诚—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的坎坷经历》、
《见证—朝鲜战争战俘遣返解释代表的日记》、
《重围—志愿军180师代政委吴成德与战友们》。
因此，绝大多数越战战俘归来人员比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在政治待遇上宽松了很多。
但在“被俘即变节”的战俘观的影响下，中国军人的面子还是要有人来买单的，为此，包括健娃在内的七人得以入刑。
付培德（团副参谋长）
李和平（一连连长）
冯增敏(一连指导员）
刘兴武（八连连长）
李铁桥（八连指导员）
何昌健（一连3排排长）
靳波（八连2排排长）
服刑期间，健娃表现很好，监狱同意他请假回家看望年老体衰的母亲。健娃回宣汉的那一天，天气有点阴沉，但没有下雨；我到汽车站接他时，左顾右盼，四下张望，不见其人；突然，一个身着雨衣，脸上戴着一个大口罩的人串到了我面前，原来健娃早就到站了。
健娃提前一年脱刑，逐步融入了社会。他尤善言辞，乐于交际的特点又发挥了作用，嘴角上的微笑又挂在脸上了；他先任镇办企业的厂长，后又调到县属国有企业任管理人员；如今，他已退休，但仍干着建筑监理工作，每年在县城的篮球场上还看得见他当裁判的身影。
岁月在流逝，时代在进步；民族在延续，人性在包容。现在的人们可以宽容人质的弱小无助，不再强求人质的反抗斗争；其实，战俘也是一种另类的人质，也应该得到包容。
健娃虽然失败过，但他战斗过；他一天到晚仍笑口常开，但老朋友见面后，几两小酒进口后，郁闷之情还是难以抹去；他坚持申诉，又是一个三十多年，难有结果，庆幸的是现在给予了他参战补助。
概率极低的越战战俘，在历史的长河中还溅不起一两朵小小的浪花，只有小县城的人们还记得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