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昌健自叙文：————写在归国35周年的日子里( 2 0 1 4. 6 . 5 ）
序
三十五年前的今天，在中越外交磋商及国际红十字协会的协调下，第三批中越之间的战俘得以交换。我于当天得以回归，成为为数不多的中方归国者之一，跨过国境线，在两位护士的搀扶下，在距零公里处不到200米的一战地帐篷中简单洗浴后，换上无帽徽、领章的军队便装，迅即登上大巴送到某军队医院。
在半个月的调疗后，便被送到"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置"的归俘学习队，开始了长达半年的——“学习审查”。
心底无私天地宽
我所在的部队是在1979年3月12日深夜承担清剿掩护任务，在穿插中遭敌伏击，当突围占领某独立山头后，被围困至3月14日下午5时左右被俘的。到学习队，我第一时间把“被俘经过”及在越关押的84天所有情况向工作队和盘托出。享受“特殊”待遇的我，每一次单独审查都是150师保卫科陈科长，他身高170厘米以上、块头较大，一双疑似甲亢的眼睛看似有神。
初始审查、较为和蔼，但比起在越南的审讯要严格得多。到后来，其态度的急转直下，教人难以接受，使我感受到事态的严重性。
在第八次对我审查的时候，总政治部保卫部党付部长（陈科长介绍）及陈科长给我摊牌说：“何昌健啊何昌健、你如果当时牺牲了，你家里多么的光荣啊！”
此时我知道将要承担不死之责。人就是这样，在艰难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幸福，然而在幸福的时候，他可以把艰难忘掉。获得了再生的人把当初生与死的处境抛在了脑后，在强大的政治影响下恨不能再上前线与敌拼杀，在当初被包围，部队失联并失去战斗力的情况下，全连53人加上沿途搜拢在一起，共104人突围上山后的处境十分危险，我的某些话变成了一言九鼎的“圣旨”。正确的分析与盲目的行为必将招致不同的结果。人是动物、而不是植物，生命是不可再生的，希冀归国的学习队有利于解释自己的言行；但现实是残酷的，学习队时的后期，我已孤独无助，便整天在篮球场上打篮球，消磨时光，以减少冷眼的可视率。
1979年的国庆节后，一列软卧专列，把我们（200人左右、主要是448团的）剩余归俘送回到四川，暂时驻扎于原成都军区五七干校即崇庆县的某驻地，无所事事。
一个多月过去了，1月26号上午9时左右，我被通知到二楼有事，刚一进门，便被两个士兵将我双手反扣，并用手铐铐住，在通往大会现场的途中（此时余下的归俘已集中到会场）送押士兵不停的将我的头往下按，以示认罪。
到会场后，见付培德（副参谋长）李和平（一连连长）冯增敏(一连指导员）刘兴武（八连连长）李铁桥（八连指导员）悉数在场，并被统一宣布为率部投敌的首要份子而被逮捕。
从此，我短暂的军旅生涯就此结束，并与448团的所有战友，失去了联系。在我被押往成都军区华阳看守所的后时代，归俘学习队的批判会、声讨会、自我检讨会等，没有少开。表明惩治这几名“罪犯”是应该的、正确的。在解决了几名“罪大恶极”的“犯罪份子”后，余下的归俘，处理起来非常棘手。但也必须一刀切。
服役满两年的所有官兵一律复员、退伍；不满两年的，通过严格的保密教育后继续服役满两年后再退伍。
悲哀的深陷囹圄
看守所突然送来这么多“罪犯”，够他们忙活一阵子。两天前，便腾出院内监舍（2014年5月初才知）。最初以为是一些长了獠牙的恶魔，结果是不戴帽徽、领章的参战军人，让看守所大松了一口气。入狱前十天，我是食如木渣、坐如针毡、夜不能寐。未曾想，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刚从越南的监狱出来，又进了中国的监狱。
看守所的纪律是严格的，作息时间如同机器。早6点起床，10分钟洗漱（我们6人轮流洗，不准见面，更不准对话，靳波半月后送到，便成了7人)，半小时就餐，晚上十点就寝，其余时间—动不动地在木板床边坐着，稍有动弹，便招来看守一顿严厉的呵斥，甚至辱骂，我触木板部位的老茧脱了一层又一层，真感生不如死。
政治的幼稚使我想到了身体的重要性，我便用善语与看守试着沟通。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与多名看守的对话中，终于与一名宜宾籍尊名余光华的士兵达成了很多共识。
在他的值班时间里，我可以看到更多的报纸，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上、下午只允许活动十分钟的监规下，他允许我在活动范围不足两平米的监舍内任意活动，包括下蹲、上跳、做俯卧撑、甚至靠墙倒立等。使我的身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巩固。在那样的特殊环境下，能享受如此待遇，我真感三生有幸，我知足了，对余光华感激不语。
遗憾的是当他复员离所时，虽告诉了我他的籍贯及姓名，但因我们的“案子”重大，生死未卜，便忽略了他的临别话语。
未曾想到，今年三月，天涯博客上“层林尽染”的一篇《县城里当战俘的人》的博客文章发表后，与渔歌（余光华）的《我曾关押中越战争中我军部分归国战俘》的网络文章相关联，两篇文章中所涉及的一个人居然是我，通过网络联系，得到确认后，我便于5月上旬，专程前去宜宾谢恩。
老友相见，触景生情，使我潸然泪下，他不但没有用歧视的眼光看待我，而是一口一个何排长、并以朋友的礼仪盛情盛宴招待了我，怎不教人感激不已。
何昌健（右4）&余光华（右3）
与此同时，通过渔歌（余光华），我与同样失去联系30多年的靳波等战友，加上了QQ好友。
阴冷的监狱生活令人窒息，残酷地折磨着人的意志，但我坚信，只要能重归故里，必将有施展才能的天地。 1979年的6月2日，以50军军事法院的苟兴和任审判长的判决如下，“为了教育部队，特依法判处煽动投降犯何昌健有期徒刑五年”。判决后，我两手一摊，喃喃自语道：我何罪之有？苟答曰：小何，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判决后的十天里，我没有上诉，我知道，在当时的背景下上诉是徒劳的。
苍天有泪化作雨。1979年6月28日上午，在滂沱大雨下，囚车把我们五人（付培德、李和平、冯增敏、刘兴武）送到了四川省劳改局直属医院即金堂县清江公社的201医院，开始了我长达3年半的“劳动改造”生活。
在201农场的三年半里，除了参加正常的劳动（种植蔬菜、水果等）外，我积极参与并组织了很多场歌咏比赛、文艺演出（自演自看）篮球比赛、带领出早操等。监狱内的队伍基本是人人参与，个个出力，极大的活跃了监狱生活，正因为如此，我不仅两次回家探母，还提前一年回到了故乡。
虽有1983年末的国内形势被迫多滞留四十多天于劳改队，但比起多呆一年，又宽慰了许多。
短暂的军旅生涯
我是1976年3月入伍的军人，1978年6月提为150师448团一连3排排长。其间，当过40火箭弹兵，步兵。在部队入团、入党，担任过副班长、班长。率班到一墙之隔的成都军区步校作班进攻、防御示范演练、防化示范演练，担任过新兵班长，多次进团教导队、军体队集训。参加过团篮球队的集训。
在150师举行的军事体育比赛中，获200米障碍跑第三名，参加团里100米障碍赛跑比赛获第一名，获步枪射击特等射手称号，获刺杀标兵荣誉，投弹能手称号，参加了由高丽华参谋长组织的校枪团队，曾荣立个人三等功二次（包括打仗的集体三等功），嘉奖二次。
1977年底，在师军体队集训中因运动性尿血而入院，后因不适应再进行大运动量训练而返回连队。短短两年零三个月便提为排长，按当时团的某些领导说，和平时代成都军区无先例。1979年元月扩军备战后，我便成了全团年轻的老排长。
1979年3月2日，我所在的部队从四川什邡驻地开进集结至广西的宁明县某村已是3月5日深夜。3月6日上午正在召开支委扩大会，传达前线战报及小结开进途中经验教训时，一声令下便火速登车向越南领土进发。
6日夜里，是在开进的车上度过的，7日上午，徒步搜索前进，夜间在越南某山沟露营。8日上午，继续搜索进发。战争是残酷地，场面是惨烈的，当我所在的部队戴着防毒面具穿过高平公路时，一具具已经腐烂的军人尸体躺在脚下，其中不乏猪、牛、羊等牲畜，驮着无后座力炮的骡马也难逃厄运。
3月8日下午3时许，我排奉命抢夺一高地并坚守，攻克下来，除了2人受伤外，无其他伤亡。为了巩固阵地，我便迅速作出设防安排，挖掩体构筑之事等。10日上午10时许，我排正在召开防御工作会，突然间本高地如同下雨般的子弹倾泻而至，通过积极防御反击，阵地得到了巩固，直到下午4时左右，经清点，轻重伤五人，撤离阵地。另牺牲二人，其中一人因大臂被疑似高机弹击中已断，流血不止，失血过多死于我怀中，他叫陈武雄，广东籍，时任副班长。
12日上午7时，接到撤离该高地的命令后迅即下撤，我的排处于断后位置，回撤一公里左右，接到返回原高地的命令，我排第一时间抢占了营连曾经所在的高地，直到夜里12点。接到继续向密林深处清剿回撤，掩护主力部队撤离的命令。我所在的连队便盲目的向越南纵深穿插。在伸手不见五指、任务不清、敌情不明的情况下，我所在的部队遭遇了越军的伏击，当我们突围占领制高点后，天已大亮。四周的山居然全部都比我们所占的山头高，我们就此被包围了！
3月14日下午5时许，在指导员、连长的引领下，104人就此被俘。【李和平（一连连长）冯增敏(一连指导员）】
难熬的越南监狱
被俘的日子难以言状。八十多天，除了五一节吃了如豆腐乳大小的一块猪肉外，其余全部是拳头大的一团饭（其中有大米、玉米粒、木薯等），一碗清水、每天两顿。关在一间五平米（二人）终日不见阳光的监舍，所以造成大多数人营养性浮肿。在回国后的审查时，我们的那位陈科长还风趣的说：何昌健，你在越南还长胖了。
在越期间，少不了的也是审讯，最多的是对总设计师邓的攻击，我巧妙地利用给当时军队每人每天增加一分钱的生活标准给予赞扬，当提到我们是侵略者时，我利用斯大林反击柏林的战例予以注解。
由于前期我用的是化名，50军政治部在给我县民政局的电报中称：“由于越南山高、路险、林密、雾大，何昌健在作战中不幸失踪，请向其亲属予以慰问”。后又派员到我的家，慰问了我的母亲。
1979年6月5日，我被交换到了祖国的怀抱，尔后就如前面所述，成了50军的被告。
返乡的艰辛奋斗
1984年元月中旬，我终于回到了母亲身边，此时母亲已年近七旬，且患有高血压等疾病。在无职业、无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只能与哥嫂一起蜗居。那年春节后，我便在我的哥所在的县粮食局饲料公司做搬运工。一个月下来，还能挣三十几元钱，勉强糊口。
1984年5月，改革开放的号角吹遍全国，各企业已在开始扩大经营自主权。宣汉县东乡镇（即以前的城关镇）一重点企业高薪（46.27元）招收我为该企业的业务员。由于我本着为人要真、待人要诚的理念，做起事来比较顺利。到年底，企业盈利丰厚，上级领导看我工作出色，发文我为该企业分管经营的 副厂长。
其间一小插曲令人啼笑皆非：由于工作属性，接触新朋旧友难免，加上我是本城人，熟人朋友较多。此时，县公安局政保股长（也许是职业病）三番五次通知我到公安局去，我的住家离公安局仅一百多米远，身正不怕影子歪。
一天晚上，我便前去探问，结果他是跟我交“朋友”，另给我打招呼；接触朋友要注意一点，被我一阵严厉训斥。后来，我俩还果真成了熟人、“朋友”。
企业的改革在深化，在经过了扩大经营自主权后，又向厂长（经理）负责制、厂长（经理）目标承包责任制、企业股份制转变。担任副厂长一年后的我，已成为——该企业的领头人。经历着企业的阵痛煎熬，在经济体制双轨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竞争下，集体经济体制企业的生命力是有限的。我竭尽全力为七八十号人的饭碗奔波，在我爱妻剖腹产子的当口，我还在召开职工大会，对未能前往医院签字做手术到至今我仍深感愧疚。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加上社会能量的局限性，在管理出效益的理念下，严格的管理难免与职工发生矛盾，受到个别无知者的不堪入耳的辱骂后，经过一番权衡，我放弃了继续努力的权利。1995年初，商调到县城里当时的一家国有企业至今。
慈母的伟大胸怀
参军与回城的选择是痛苦的，1976年春节后不久，两份通知同时送到了我的手上，因身边无子（女）的家庭可以回城的政策正在落实。其实，我当初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可以避免的，就因为没有经过“上山下乡”且满两年的“知识青年”不予安排工作。我的母亲是饱含着泪水让我下乡的，当时的城里，生活条件较差，无自来水，电灯照明晚10点断电，吃水要到河里去挑，家里用水，只能靠母亲去托人（因所谓病残的人留城）帮忙挑两担水装满水缸，就可保证一个礼拜的家庭用水。
当两份通知到来并要做出选择时，又是母亲以博大的胸怀考虑我的前途而做出痛苦的选择。她含着热泪说：“幺儿（四川特别是川东北一带对儿女或者晚辈的昵称）你不去当兵，回城又不安排工作，今后生活怎么办呢”？
就这样，我在母亲的希望下走上了军旅之途。在部队，我没有辜负她老人家的希望，一年后捷报频传，两年后入党提干。街坊邻居无不投以羡慕的眼光，称赞她培养了一个好儿子，为她争了气。不幸的是红得发紫终于遇到厄运，三场胜仗不一定塑造一个英雄，一场败仗足以毁掉一个人。我就被这一场战争葬送了。
其实，我们能算什么“知识青年”？小学四年级读了半学期，就迎来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在一阵“停课闹革命”的喧嚣声中，11岁的我也过了一把红卫兵大串联的瘾。只不过一天功夫走到达县，便被因年纪太小而送回了家。
转眼到了1969年下半年，“复课闹革命”占了上风，我们就该读初中了，那时的教学是可以想象的，教学质量差，“读书无用论”还没有完全肃清，混到毕业拿到证书就万事大吉，等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吧！
这些阶段，母亲随时随地教育着我：在任何地方都要听单位、领导、学校的话，不要惹是生非，真可谓一代孟母也。只可惜我叛逆了她的教诲，做了一个据理力争的好斗者，敢作敢为的铁汉子。
童年的心酸痛苦
我的家庭是贫寒的，我的母亲非常善良，她没有文化，但勤劳俭朴，门前一小摊维系着全家的生活。我所以有今天，也是母亲不懈付出的伟大所在。在生活极度困难的1955年8月，生父因积劳成疾病故，临终前，他告诉母亲，不能养就把我抛弃掉，我当初仅三个月大，在我的住家不远处就有一座弃婴塔。懂事后才知那就是当年不能养活的婴儿被家庭抛弃的处所，七十年代初被新建的化肥厂所摧毁。
生活所迫，我的母亲在1958年又嫁一吴姓老人，也就是我的继父。我们虽谈不上有感情，但他也为这个家撑起了半边天，因为他是搞炊事工作的。
1979年元月，正在紧急备战的我得知其病故，没能为其送终（备战不准假），全凭我的家兄操办后事，送老归山，我深感愧对其老人，也感谢我的家兄。家兄1964年上山下乡，1971年参工于本县某乡镇粮站工作。我的童年是质朴、无知而心酸的。
1965年的4月，学校组织野炊（现在称春游）自备柴禾，锅盆碗筷、粮米食盐。那时只有这个条件，以锻炼自食其力，是真正意义上的野炊。第二天，学校黑板报刊登一文章，《三年级学生何昌健奋不顾身拾铁锅》的文章。原来，一县委领导子弟同班同学的铁锅在河边洗时被激流冲走了，我跳进河里奋力抓了起来，全身湿透。要知道，当时的一个铁锅的价值足够一个人半个月的生活，我们哪里赔得起呀，年幼的我哪里有黑板报上所说的那么伟大。
难忘的流金岁月
岁月的流逝，经历的坎坷，真可谓不堪回首。但我以为，生长在我们的时代是难得的，我为生活在我所经历的时代感到幸运：我不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但最不幸的人当中我算其一。
号称百万大军的越战将士，唯独我没有得到我应得到的价值不高的“参战纪念品”。经历了我所经历的坎坷时代使我的生活更加丰富，知道了人生道路并不平坦：十年“文化大革命”，知识不足的中小学生，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参军入伍、外域作战、当工人、任企业管理者、又逢”只生一个好“的基本国策，企业的改制使我提前离开了工作岗位。
已届花甲的我好在考取了建筑二级建造师资质，考取了建筑工程监理工程师的执业证书，在建筑行业还可发挥点余热。(完)
我与150师448团1连3排何排长相聚宜宾 (渔歌) 2014-5-7
不曾想到我发表的一篇《我曾关押中越战争中我军部份归国战俘》的网络文章,居然与失联35年的何排长相聚了。时间是公元二零一四年五月五日下午五时许(前天)，地点在四川宜宾县县城——柏溪。
在以后的一天时间里我与妻子和三个战友(成都军区政治部退伍军人)陪何排参观了向家坝水电站、游了云南水富县城以及宜宾万里长江零公里处等地。
150师448团副参谋付培德在军事法庭上的陈述
我于六一年九月入伍后，曾在任原陆军五十军一五〇师四四八团副参谋长、团党委、军党委委员时，于七九年三月对越作战的回撤战斗中，在师首长的直接指导下，由于少数上级领导的错误指挥，使全团受到了惨重损失。
其错误在于，首先是我团在师首长的直接指挥下，违背了上级的命令，改变了我团的行动路线及方向；其次师当先头营前进受阻遭敌侧击时，全团被阻在一个半山腰上，整天时间既不前，又不退；第三是在不明敌情、地形、我情的情况下又采取仓促的错误行动。
当时我的任务是带七连指挥一营掩护大部队沿公路撤退，而在他们的错乱指挥下，当天令我离开七连去一营高地，但到了黄昏时团指令我去团指挥所，当我到时，团政委李兆碧指着地图给我下达命令，使我带八连去攻占左侧大山，后又加一连。在当时敌情、地形、我情均不清，既无战斗组织准备的时间，更无战斗保障，在整个夜间行动中不准我们作任何的行动标志，且与我中断联络，当我带一、八连迂敌后，八连被打散，一连不知去向，与我完全失去联系，八连失散人员后被重围。在断水断粮的情况下，激战了七昼夜，人已疲惫不堪，连野草树皮都吞不下，解不出小便，连吃小便都没有，完全失去了应有的力气，为了保证能有人活着出去回到祖国，把情况带回去，。
出于此情况，由八连连长刘兴武把附近的几个人找到一起分析了当时的情况，作最后打算：一是坚持到底等待救援，直到最后一口气；二是保证有人能活着出去回到祖国，把情况狂带回不对。鉴于此，三月十八日决定由当时尚有一点力气的四排排长带二名战士下山，为最后突围创造条件，其任务是：一要摸清敌情，搞水上山，为最后突围创造条件；二是此举不成，一旦被敌抓住，不许投降，不准暴露山上情况，设法调开敌人，寻机逃跑，争取活着回国。可此次行动失败了。
时至三月十九日上午敌向我实施了毁灭性打击，在敌直接炮火的打击下有人负伤，所剩数人被打散，不知何时这些人员分别落入敌手。在力不从心的情况下，我和三营通讯员分别于四时左右落入敌手，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当了俘虏。可我无任何目的与动机，无任何的组织与指挥，更无任何的叛离意思，这就是事实，是真实的事实。
1979年3月5日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从越南全部撤军，四四八团于3月6日从广西宁明集结地向越进发，按团编序列为二、三、一营的梯次于下午五点到集结地出发。因三营准时到达集结地，则三营变为第一梯队先头营向越开进。在师侦查科李参谋的随同下，与我同乘第一辆汽车引导部队向越进发，七日晨倒越南高平扣屯，部队全部下车就地待命。
不久关副军长到了该地后，由团长李兆碧传达了上级赋予我团的任务：二营到朗登担任阻击，一、三营和四四九、四五〇团于朗登西北担任搜索任务，令我团于当日感到打沙、那豫地区。在还没有到达该地区就在那豫以东的吞片地区时部队停止前进，沿公路西侧山地露营。
按团党委决定，胡庆忠副团长和龙德昶副政委带二营为团的主攻营，王廉智副政委和我带三营为助攻营。可在八日晨李政委令我带七连，胡副团长带四连担任前卫，在前面交替掩护前进，同时交代了沿途都是友军。
在我与胡副团长交替前进中，胡先到那豫地区发现情况不敢前进，当我赶到时他给我说了当时的情况，发现屋子里的人向对面山上爬去了。我立即观察了对面山上的情况，因距离较远难以确认，我叫营号目向对方发信号，对方没有任何反应，待我到较近的地方观察了对面山上的情况是敌情，亲眼见着对面山上的人已经进入工事。我返回原地后给胡副团长说对方是敌人，他说现在怎么办？我说打！他又说：我不行，你来指挥。
在场的王廉智副政委说：现在一切听付参谋长指挥。当时我在现场指着地形给所到的七个连队的连长下达了作战任务：四连为正面进攻，七连为右翼进攻，攻占右侧大山保障正面进攻，五连为左侧穿插断敌退路，六连、九连为预备队，三炮连在战斗打响前三分钟向对面山上实施火力急袭，战斗打响的时间为12点。
任务下达完毕我对胡副团长说：你向团指报告，同时汇报我阵地内敌情，我到前面指挥。在四连迅速夺取第一高地的同时，七连已经攻占了右侧大山，阻挡了敌人的反扑。我在一号高地上亲临指挥，随四连向敌发起猛烈进攻，在夺取二号高地的战斗中。因四连副连长牺牲，三炮连的炮弹已打光，前进受阻，二营长向我报告用预备队上。
此时我见五连还没有到达指定位置，我决心用预备队向二号高地攻击。正待下达命令，二营长说：团长命令停止进攻，就地构筑工事组织防御。此后我回到三营指挥位置，待次日九号在团指的组织指挥下夺取了二号高地。此次战斗我担任右侧进攻的指挥，同时指挥团炮连对敌实施火力急袭，准确的摧毁了敌的暗堡阵地。
七连在右翼进攻迅速，越过公路快接近一个村庄时发现了敌情，村里有敌人活动，宾副营长向我报告：怎么办？我即令他将其全部消灭。就在此刻正面进攻的部队正迅速的向后撤，宾副营长又报告：他们都撤了我们怎么办？鉴于此情七连这时不得不放弃进攻的机会随之向后撤。
九日的行动是在夺取二号高地后向朗登方向发起进攻，为什么还离预定的位置很遥远而中途返回，且又无统一的指挥？八日黄昏团指令我到指挥所汇报前面的敌情，我向师李师长、魏副政委、团长、政委汇报了敌人的主要兵力在左侧大山后，团里决定向朗登方向进攻。九日的行动是朗登方向，为什么中途撤回，且整个行动又无统一的指挥？
十日令我到团指，李政委直接对我说，师长叫我带师侦察连插到敌纵深去，其任务是什么均未作任何交待。天黑前我同师侦察连一起到了七连高地，随后师侦察科丁科长来到我处，叫我在七连高地指挥，不与他们前往。这次的意图是什么，我的任务是什么，与侦察连是什么关系？我一点都不明白！在夜间行动中师侦察连又中途返回，这又是什么原因？
十一日二营高地出现敌情，团李政委令我到二营高地负责指挥。待黄昏时返回三营指挥所王廉智副政委对我说，团里命令我带七连，并指挥一营于十二日晨七时前撤离阵地，掩护大部队沿公路撤回。
十二日晨七点半二营阵地尚未撤完，待全部撤出阵地后，我带七连离开阵地到公路上，此时发现对面原二营高地上到处都是乱扔的东西，同时整个部队压在公路上不动，不知是啥原因，又无法联系，怎么办？必须弄清楚是什么情况，我方才能行动。在我给七连长李福荣交待注意控制阵地，严密监视敌情后，我到前面去了解情况。
可到前面一看部队不是沿公路走，而是向左侧山上走，我上山后遇着高立华参谋长，问他是什么情况，他说不知道。再往前走时见到了团李政委，他说：你到前面来干什么？赶快到一营去。我到了一营指挥所和郑信友营长在一起，郑对我说：他们沿公路都走了好几公里又叫返回，现在情况是啥？我说：我也不知道。就这样我们毫不知情的待在高地上，下午李绍文团长等几人到一营高地勘察地形，选炮阵地，什么也没说，不一会儿就走了。
到了黄昏团指令我去指挥所，约八点左右到达指挥所，沿途见机关的人员挤在半山腰上，情绪低沉，有的说这次完了，要死在山沟里了。我对他们说：你们怕什么！我不是上来了吗？到团指李政委指着地图给我下达任务，他说二营前进受阻，被敌侧的火力压在了一个山沟里，要我带一个连去攻占左侧大山。
我当即提出对敌情、地形、我情均不了解，没有把握。他说：你带哪个连？我说：我要七连。他说：七连下不来，现在只有八连。八连去过山脚了解情况，干脆一连也给你，攻占后由一连控制大山，你带八连到朗庄和胡副团长带四连去四七五高地。你到了朗庄后指挥一连到朗庄，一连到朗庄后随部队行动。
在确定谁跟我时，当时曾本恭股长说他跟我去，李不同意，最后叫陈鹏跟我，同时带三名侦察兵。我说夜间行动为便于指挥，要求部队作标记，贾副师长不同意。如何与团联系？我提出用电台暗号。贾副师长强调说：8：30时必须行动，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次穿插要小群多路。
快到出发时间了我尚不知八连和一连在哪里。当去往八连阵地时，八连长来了。我一边走一边询问情况，一边交待任务。一连的任务由一营长交待。到了八连，因无时间向全连动员，我抓紧时间向骨干做了任务交待，其具体任务由八连落实。
到出发时间，一连赶到。我问一连长李和平任务明确没有，他说明确了。我对他说：你连随八连行动，占领右侧大山后由你连控制，上山时你前面由八连一个排，我随八连到朗庄后，你再指挥到朗庄。并规定了各种联络信号。我叫他给我一个排跟我走，他说给二排。说完他说：你叫八连走得啰。我们就此开始行动。
整个部队再密林里摸索下山，到了左侧大山脚，我令重机枪掩护，一连从正面向大山攻击。此时一连长到达我身边，我又叫他给我一个排由我亲自指挥，随八连迂回穿插到敌侧后，他说二排马上就到。一连开始向大山行动后，我八连边走边等一连二排。
约过半小时，不见后面有任何动静。在行进中遇见八连卫生员罗国政，向八连长报告副指导员牺牲了，叫人去抬。我令八连长把副指导员抬下来，叫二排归建。部队继续前进，同时在行进的路上设了一个调整哨，叫他等二排，等到便一同前往赶连队。
前卫排到了一个山垭口时遇敌，付连长王立新带着一排跑了。一排长史福林只身一人来到连长处报告了前面的情况，连长随即下令架炮，就地构筑工事。我令连长赶快与一排联络，派人把一排追回来，部队必须强行通过。
我当即询问了一排长前面的情况，他说敌人有暗火力点，过不去。我下令组织爆破，叫一排长带爆破组上，把敌暗火力点炸掉。不久三营通讯员收到一连步话机呼叫，说上山后找不到连长。我叫他赶快找到连长，向我报告，我们很快会向他们靠拢。此后便再也听不见一连的任何信号。
此刻八连二排也没有归建，一排又不知去向。我当时对周围的几个骨干说：现在大家一定要听指挥，团结战斗，战胜一切困难，坚决完成任务！现在团里已经通过了，我们必须强行通过。陈鹏接话道：团里肯定没有通过，还在山上。我问他：你怎么知道？他说：肯定没有通过，还在山上，我们只有上山。指导员李铁桥说：看来天快亮了，过是过不去，只有上山。随后不久，只听八连长一声令下：我掩护上山。
当时约有30人不约而同地往山上爬。在爬山的途中遇着八连长，我叫他给一排长说，叫他带人控制山头。部队爬到半山腰时天已大亮，为了不暴露目标，停止了爬山行动，就地隐蔽。趁此不断的向团里联络，由于敌台的多次出现，联络十分困难，同时又不断的向周围搜寻失散的部队，希望能听见他们的声音。大约在上午十点后收到了团里的信号，立即向团里报告了我处的情况：一连不知去向，八连二排随一连去了，八连一排遇敌后跑了不知去向，我已完全失去战斗力，现在十分困难，要求夜间行动。
团同意夜间行动，于十四日赶到脊惆。因我赶到脊惆很困难，再次向团里要求询问我右翼是否有部队，以便向他们靠拢。团里对此没有任何答复，从此中断联络。上山后由于有部分战士咳嗽引起敌方怀疑，曾一度从对面山上向我周围射击，之后不见有行动。
当收到团里指示后我向陈鹏交待，叫他抓紧时间熟悉地形，沿途路线，准备夜间行动带路，同时我叫他告诉八连长，做好夜间行动的准备。近一天的时间没有发现周围有失散人员的任何动静，实在是叫人失望。下午八连长来到我处，我给他说了团里的指示，叫他做好夜间行动的准备，他说一排长带着几个骨干跑了，我说现在不管他，待回去后再说。
天刚黑我们就开始向山顶爬，因当时连长说山下敌人增加了布防，只能从山上走，故决定爬山从另一方向走。爬山的速度很慢，快十二点还没爬上山顶，于是我超大家往前赶，上到山顶时发现大家停下不动，有的坐着睡觉，八连长在岩边接干粮袋。他说没有下山的路，用干粮袋连在一起往下吊。干粮袋不够，我顺着岩边找着一棵树，我说顺着树往下滑。这时仍不见陈鹏跟上来，在我上到山顶时，发现他坐着睡觉不走，批评了他：他的任务是带路，不但没带路反而坐着睡觉不动。在岩边我对连长说：叫大家跟上，我先下。边下边问后面的人跟上没有。开始时有回答跟上了。在往下行的时候我不断向后传口令加快速度跟上，八连长在我后面跟着。
快到山脚发现很多草丛地，连长说：我们就在这里等他们。这时只有三人跟上，八连长和他的通讯员及三炮连战士刘晓彪。我的警卫员费心才不知什么时候没跟上，我的物品都在他那里。因大家都渴了就分头找水，找了一阵没找着。八连长说：走，不等他们了。我说：不行，这么多人都还没有下来，不能扔下他们，向他们发信号联络。
话刚说完就听见陈鹏在山上呼喊：七号，七号，七号！同时刘晓彪从上面下来向八连长报告：糟了！敌人把我们包围了！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见无数人影在晃动。此刻是走还是等大家？走，只有四人，而后面的是大多数。前面敌人阻住了去路，当时我毫不犹豫向大家靠拢准备战斗，走不了也要把敌人拖住，为大部队创造更多有利的条件。就这样，我们失去了前进的机会。不久，天大亮了，敌人开始搜山，将要遇到我们的隐蔽位置时，不知谁向敌人打了一枪，敌发现了情况就往山下走。我们于是便被困在了半山腰上。
14日实施夜间突围，分两个组：八连长、四排长莫开富各带一个组向山口突围。在突围中敌火力猛，封住了山口，无法接近，不少人受伤或牺牲。电台被打坏，报务员牺牲。我后面的人没有跟上来，我被敌火力压回。当我快到隐蔽位置时，八连指导员等人也在隐蔽处坐着不动了。以后的几次突围均不成功，一次比一次困难，人员大减，力量薄弱，无战斗力，被迫困在山上，等待救援。
从12日开始的夜间行动来看，我们过于仓促，无充分准备，无水无粮，加之自三月六日起部队开进和连续战斗，战士们有些疲乏。由于是夜间行动，不少人将自己所带的重物统统扔掉，包括未经请示扔掉的六〇炮及无坐力炮。在山穷水尽，断水断粮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坚持战斗，为大部队突围赢得时间，创造了有利条件。
可我们在人员大减的情况下，有气无力，失水严重，无任何战斗力可言，环境恶化，情况危急，等待救援无任何音讯，形势逼人，怎么办？是等到最后一口气困死在山上，还是采取积极的办法，哪怕是有一个人能活着出去，也是胜利。鉴于此情，刘兴武把陈鹏、陈繁荣、莫开富、李铁桥找到一起，分析研究了当时的情况，分别谈了自己的想法：一是坚持到底等待救援；二是困死在此；三是寻机突围。
大家认为寻机突围也可能有人能活着出去。陈鹏说：去人摸摸敌情。当即李铁桥说：就叫陈参谋去，他有条件能应付敌人。可陈不去，后决定由排长莫开富带两名战士去摸敌情。其任务是：在摸清敌情后，设法搞水上山；二是一旦被敌发现，要想尽一切办法逃出去，争取有人能活着回国；三是不幸被敌抓住，不准投降，不准暴露山上的情况。谁知18日下山后有人向山上喊话，叫我们下去。当时我想他们已暴露，借此把敌引上山来给他们以脱身的机会，同时我们作最后的死拼。由一名战士回答他们，我们不下来，叫他们上山来。之后就再无音讯。我们警惕着坚持不动，随时准备死拼，仍继续困在山上。
19日上午敌向我实施了毁灭性打击，想把我们全部炸死。
随着敌人炮火的打击，有人受伤有人牺牲，幸存人员被打散。在我下方隐蔽的陈鹏向敌方喊话，不要打了，我们下来。不知何时他们是怎样下山的，以后八连长走到我处直逼我说：他们已经下山了，我们也下。我随即回答：我不下，我就死在这里。
当时我在想，如果不顺他们，很可能不明不白的死在那里，不如随之而去，跟大家一起继续战斗，不让任何人叛变投靠敌人。因此我必须为真理受辱而顽强的活着。只要生命在就是胜利的希望。人心所望，完全失控，无力左右局势这是客观事实，在客观所致的情况下被迫无奈的于三月十九日下午四时左右落入敌手。
落入敌手后被绳索捆绑带到一个集中点，不久待苏联军官出现后，我们手脚被捆绑着用汽车押往另一个地方，经过几天的审讯后又被手脚捆绑用汽车押往一个体育场，途中几次想跑，但都未能实现，大家都是有气无力，走路都是问题，无力与敌拼搏。到了体育场我被关在一个小屋里与大家隔开了，但我看见体育场关有数百人，心里很吃惊，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关在这里？
又见不少人为抢饭吃而挨打，心里很急。我想尽一切办法了解情况，我利用解便的机会与外面的骨干接触，发动骨干开展工作，发动大家团结起来，坚持战斗，在与大家接触的过程中曾几次被敌人用皮鞭抽打。
几天后我被放出来与雷群荣等数人住在一起。我就抓紧时间开展党的工作，发动群众团结战斗，要求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不准向敌说实话，不准出卖同志，不准出卖党和国家军队的机密，坚持斗争，一人不留的争取活着回国。在和大家一起被关押中我积极的在做越狱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组织带领大家越狱。
在曾关押美国战俘的集中营数天后，敌发现我在活动，一天下午突然把二机连的一个排长和我从集中营押往到一个监狱，从此就开始了监狱的残酷斗争生活，在不见天日的牢房里受尽了摧残和折磨、审讯、拷打、威诱，敌人未得到任何的好处，从而使我更加坚强，更坚定我的立场，任何情况也动摇不了我对祖国、对党、对人民、对军队的忠贞。
严守了党和国家、军队的秘密，掩护和保护了其他同志的安全。在回国前的一个星期，敌人把我从监狱里放出来，我见到了一连的连长、指导员、副指导员。副指导员跟我说，连长、指导员不想回国。我问清了情况，分别对他们做了思想工作，在我等的帮助下，连长、指导员安全的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充分的证实了这也是战斗的胜利。
综上所述，五十军军事法院认定我犯“率部投降罪”是无根据的，与事实不符。根据我国《刑法》第十条的规定精神是“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法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而犯罪应是指中国公民叛变革命，投奔敌方或者被捕、俘虏后投敌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行为。
再根据《刑法》九十三条规定的策动投敌叛变罪是指“行为人本身投敌叛变或率领他人投敌叛变的行为。”而投敌叛变行为是指策动、勾引、收买或被俘后经不起考验屈膝投降，或基于反动思想而自动投敌叛变，行为人实施了出卖组织、同志进行反革命活动等方能认定为犯罪。
是罪非罪的界限《刑法》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从犯罪的主观条件上看“率部投降罪”必须是直接的、故意的，其目的就是叛变革命，带领部队投降敌人，同时进行反革命活动。而我被俘是基于无奈，没有任何的动机与目的，指挥的失控是当时客观存在的事实，当了俘虏也完全是客观所致，不是主观所为。特别是在越监狱及回国后的一系列现实表现中，都已证实我是一个忠于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人。在越集中营和监狱中的斗争，开展党的秘密活动，严守了党和国家、军队的纪律和机密，掩护和保护了其他同志。原团副政委龙德昶、二营营长雷群荣、五连连长谭安贵、八连连长刘兴武、排长靳波等均可作证。
许世友司令员在战后总结有个讲话，三十年没打大仗了，有很多人对打仗这个东西不适应了，基层干部没有打过仗，有的高级干部也没打过仗，现在一下子指挥几千人上万人，不容易，有些缺点是难免的。
也就是说，作战中的一些失策失误是难免的，一般情况不再追究责任。
许世友司令员还讲到，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在困难的时候能够率领部队克服艰难困苦，在强敌面前能够打败敌人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这次作战也有极个别的党支部是豆腐渣，完不成上级交给的任务，表现出软弱无能，没有骨气，是些软骨头。
我这个人带兵以来，部队没有向敌人交过枪，没有！从来是活不交枪，死不丢尸，这是老红军的光荣传统。当兵就不能怕死，你要是怕死，说不定死得快，不怕死得还不一定死，我们应做到任何时候都不向敌人交枪、不当俘虏，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
战后总结对作战中存在的问题只总结不追究，但一些影响较大的事件还是需要有人担责的，比如以上说的448团副参谋长付培德。还有一件影响较大的外交事件也发于此。
121师363团在高平附近拉网清剿时，抓获了三十九名越军俘虏（男女均有），因人数较多不便押运，就交给护卫121师董竹炮群阵地的步兵二连看押，其实际控制权并未移交给炮兵阵地，炮兵阵地也只是给这些俘虏提供了食物和饮水。
1979年3月10日，121师炮兵团130火箭炮10连奉命前出支援出击纳隆的战斗。当车队进至高平市西北约2.5公里处的那嘎、班姆间地段时，突遭潜伏在公路两侧高地的越军火力袭击。前后车当即中弹起火堵住了道路，指导员跳下车后中弹牺牲，连队失去了指挥，形成各自还击。等到附近的友邻部队赶来援救时，越军达成战斗目的后已于15分钟前撤离战场。战斗中伤亡39人（其中当场阵亡17人），损毁130火箭炮4门、汽车5台、炮弹300发。
炮阵地官兵在得知十连遭遇袭击伤亡损失重大的情况后，全都愤怒了。121师炮兵群从2月18日进入越南战场后，经大小战斗几十次无一伤亡，眼看战争就要结束，却遭此重大损失，也绝无可能对自己的战友，在临近战争结束时倒下而无动于衷。
炮阵地四号首长李天才(炮团副团长)当即对警卫阵地的步兵下令，将阵地附近的越军营房和其他房子全部烧掉。步兵烧完房子后还不解恨，又吵吵着将这批俘虏尽快解决算了。
事情吵到了炮阵地三号首长(王德富副团长)那里，怎么处理这么多俘虏，事关重大，王副团长也不敢擅作主张。当即召集了李副团长，后勤处长司敬业，团轮训队长张彦堂和步兵连的负责人等人员开会商量。
王副团长跟警卫员李琦
随后二连的一个兵回来报告说，刚才已将那批人处理完了。
这次火箭炮十连遭袭击，群情激愤，王副团长比谁都清楚。警卫阵地的步兵想甩包袱的情绪早已有之，近几天来炮兵阵地几次遭敌袭扰，阵地安全堪忧。在处理这批俘虏的事情上，王副团长是随了大流。
步兵二连处理了这批俘虏，但手脚做的不干净，把三十多具尸体扔进水井里了事。
战后，越方发现井内尸体，便拿出来大做文章，在前苏联的唆使下，拍照后到联合国控告我军违反《日内瓦公约》，虐杀战俘。军事斗争演变成了外交事件。
在外交部的压力下，部队启动战场处置俘虏措施失当的追责程序。
在后期的调查中，王副团长将责任全部承担了下来，没有推给任何人，也没有牵扯任何人。虽然李副团长，司敬业处长和张彦堂队长都受到了记过处分，但这并不算平摊责任或者说分担了责任。
在军、师、团三级首长抗争力保无效的情况下，这位在越南战场上出生入死，指挥若定的121师炮兵群阵地最高指挥官，炮兵团三号首长，本应记功，而且已被上级拟直接提升为副师长的王德富副团长，被禁闭审查。
几个月后被军事法庭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后提前释放又回到了炮团，恢复了原职）。
2017年3月22日本楼主骑行到靖西烈士陵园，这里主要安葬的是41军牺牲的烈士，所以就插播了有关41军在作战中的部分内容。
本楼主原计划继续从靖西到那坡烈士陵园，因3月23日在凭祥匠止烈士陵园举办大型公祭活动，参加公祭的同乡战友已经到达了凭祥，急于与他们会合，我又从靖西塔车赶回凭祥，略有遗憾的是没去那坡烈士陵园，也只好待下次再去了。
2017年3月23日上午，中南五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及全国部分参战老兵在匠止烈士陵园举办大型公祭活动。
纠察就位，散开，参战老兵集合入场。
副总指挥宣读祭词。
战友们在烈士陵园祭奠活动中难以控制怀念战友的悲伤心情。
战友们在烈士陵园祭奠活动中难以控制怀念战友的悲伤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