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让三排长注意隐蔽，要不惜代价，决不能让敌人从你这里突破。三排长说：“指导员放心，没问题，我在堑壕里有掩体没事，他一露头我就打。”为了确保右侧的安全，我让侯振元过来，配合三排长守住右侧阵地。
我命令司务长管国清和炊事班长黄玉盛等人注意守好正面阵地。我去查看左侧阵地情况，这时从第一堑壕的左侧传来激烈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那是副班长刘建华等人在和敌人争夺堑壕，经过一番激战，刘建华他们把敌人赶了出去。
至此黄吴荣从右侧，刘建华从左侧消灭了进入第一道战壕的敌人，夺回了阵地。我们夺回第一道战壕后，我又对兵力进行了调整。由于炊事班是非战斗班，武器不是每人一件，李合伏，侯保平手中没有武器，就不断帮助黄吴荣的冲锋枪压子弹夹，黄吴荣的冲锋枪多次打得枪管烫手发红。
从11日19时到12日1时许，我指挥炊事班与敌激战6个小时，英勇顽强、机智灵活，不断变换射击位置，用半自动步枪、冲锋枪、手枪、手榴弹和缴获的轻机枪，打退越军8次冲击，歼敌70余人（其中黄吴荣只身歼敌近30名）。
战场上敌人投入的兵力在不断增加，在山脚下，公路上枪声响成一片。战斗间隙我从山头上观察了整个战场，虽然是夜里，但敌人射出洩光弹的道道闪光说明了他们的位置，“哒哒”一串子弹射向山头，“哒哒哒哒”又是一串子弹射向天空，在山洼里，在公路上，到处都是洩光弹的闪光。我看着这场面，突然感到这很像天安门放礼花的样子，一会儿是单发，一会儿是连发；一会儿是直射天空，一会儿又斜射山头，淡淡的黄色，明亮的白色，交织在一起，十分壮观，在我脑中这只是短短的一闪念，很快我不敢再往下想了。
在战场上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我没有更多的心情再欣赏下去，我的思绪拉回到战场上。
越军正是学了我军近战夜战的打法，并且在今晚的战斗中有了更多发挥。他们把我连防守的几个山头分割包围，使用了大量的洩光弹，看上去似乎有很多越军，要给我们造成心理压力。随着洩光弹的闪亮沿着公路不断地向北延伸。我意识到，我们回国的退路被切断了。越军在不断地向北，向边境推进。
七连依然坚守着612高地，我和炊事班顽强地打退越军的一次又一次冲锋，牢牢地守住了我们的阵地。
此时，已过午夜，连长接到营里“发起进攻”（意指撤退）的命令，全线各部队都开始撤退了，但七连一直在与越军激烈的交战中，一时很难脱离战场。
越军虽然利用夜暗进攻得很凶，但也暴露了弱点，敌人每次进攻时不停的说话和叫喊，暴露了他们的位置，让我们有了准备的时间，为了不让越军对我们阵地造成致命的威胁，我们人少尽量不要形成短兵相接的局面。越军一露头就迅速地把他们打下去，并向山下不间断地投掷手榴弹，防止敌人隐蔽迅速地接近我防御阵地。越军一旦被打中就能听到他们的哭叫哀嚎的声音， 战斗仍在继续。
可能上级迟迟未见七连回撤，“七连被包围了”，营、团、师不断向上请求，要求组织所属部队给予越军反包围，从而解救七连。因此，七连的命运备受各级领导的关注，开始不断地询问七连的情况。
当然后方发生的这一切我在炊事班阵地是无法知道的，我依然专注在与越军的交战中。三排和一排两个高地没有遭遇大股敌人的攻击，并在接到命令后，先后撤离了战场。由于夜晚的混战，他们也没有按原定路线撤回，各自灵活选择撤退路线，造成了分散突围回国。
防御公路边的二排受到东面越军的大举进攻，炊事班受到北面越军的偷袭不成后的强攻，切断了我连二排和炊事班北撤回国的退路，处于半包围的态势，一时难以脱离战场。
连长和二排先后从炊事班阵地后面的半山坡撤向612高地主峰，同时派号兵吴爱国来通知我，全连撤退。我问往哪里撤？吴爱国迟疑了一会，答道：“连长带着二排向山上去了”。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全连情况比我想象的要糟。
通信员王太欣对自己那晚的作战行动进行了回忆：“11日晚上，我完成连长交给我向三排下达撤退命令后，返回到连队指挥所时我却愣着了。到处是丢掉的零乱东西，借着昏暗的月光看到有一位重机枪连的战友倒在阵地堑壕边沿上，我推推他没有动，这时发现他的喉管已被炸断，他已经光荣牺牲了。
堑壕里只有我一个人，山下三十多米远的越军正在叫喊着向阵地冲来。我在堑壕里端起冲锋枪向山下猛烈地扫射，同时还投下几颗手榴弹，山坡下传来了越军的哭叫声。
我趁机沿着陡峭的山坡向上爬去。刚爬到一个山坎正要向上跃起时，一支冲锋枪就对准我的胸口，听到一声“谁”，“我”，对方问“小王”， “是”。 七班副班长黄吴荣的冲锋枪已经对准了我。我知道找到了自己的队伍。原来是指导员蔡宁和炊事班的同志们在山上。幸运的是七班副班长黄吴荣手中的冲锋枪没有开火，要不是早就没命了。”
二排长周石碰回忆，当时是战斗间隙，他没有见到连长，只是由号兵吴爱国传达命令：“边打边撤”。
连长和二排已经撤退后，我的右侧完全暴露给敌人，夜晚敌人摸不清山上我军的兵力，不敢快速进攻。从王太欣和吴爱国报告的情况来看，我意识到形势很严峻，但我想到的是，必须把炊事班带回国。
“撤退”，一种情况是在没有发生战事的情况下按时撤离阵地；另一种情况则是在双方激烈的战斗中退出战场。要做到安全撤离战场全身而退，是历来战争中最难打的战斗。我必须稳住部队，收拢人员，进行有组织的撤退，尽快与大部队汇合。
我首先请求接应，命令号兵吴爱国上612高地主峰追上连长，要连长安排机枪火力在途中掩护接应炊事班。第二伤员先撤。为了不引起恐慌和伤员的安全，我一边组织战斗，一边悄悄地安排两名战士带上负伤的三排长，先行撤离上612高地主峰与连主力汇合。第三，组织断后火力，保证炊事班安全撤离。
在伤员三排长撤离约十多分钟后，通知其他人有序撤离，并安排黄吴荣的冲锋枪断后掩护。当我们爬到半山腰时，就听到下面越军的叫声，随后看到许多手电筒在我们的阵地上照来照去。当敌人发现了我们的撤退方向，开始向我们射击，但越军不敢贸然追击。就这样我率领炊事班边打边撤离开了阻击战场。
我带炊事班到达612高地主峰，没有看到连队其他人员。我马上在高地上放出警戒，从612高地主峰向下观察战场形势，就更清楚越军为什么一定要攻下我们刚才坚守的小高地。612高地离公路较远，而炊事班和二排据守的小高地处于越军北上追击我军的关键位置，越军为了部队北上的安全，必须要夺下这个小高地，炊事班阵地恰恰是这个小高地的制高点，因此越军反复进攻就是为了夺下这个制高点。整晚的战斗，在公路西侧的炊事班和二排的阵地，以及公路东侧的九连一排阵地都处于整个战场的漩涡中心，因此战斗尤为激烈。
现在与大部队完全失去了通信联系，上级不了解我和炊事班的处境，我也不知道后方发生了什么，一切都要由我自己决定。我叫来三排长、司务长和炊事班长，分析当前的处境。看到山下公路上向北远去的洩光弹和枪声，我们已经身处越军的后方，不可能按照原来的路线走公路撤退了。
怎么办？这时我们只能避开公路向北撤退。根据白天的“今夜撤退回国”的命令，凭借我手中的指北针，听着北方隆隆的炮声，判定那就是祖国的方向。我在高地上向三位烈士默默做了最后的告别，开始组织炊事班撤退回国。
在漆黑的夜里，我们开始翻山越岭向北行进。快到边境时，走在前面的炊事班战士侯振元踩到了地雷，不幸牺牲，还有炊事班长等几人负伤。我马上组织抢救，避开了原有路线，绕道继续前进。直到天亮，到达边境，经过一夜的行军，我和炊事班的战士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带着伤员和烈士，12日上午回到国境线，来到友邻部队的防御阵地。此时阳光灿烂，眼前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到处是鸟语花香，战士们都流下了眼泪。战士们激动地说：“我们听到了北方的炮声，沿着炮响的方向，向北前进，回到了祖国！”
活着回到了祖国，正是祖国支持着我们必胜的信念。在友邻部队的阵地上，我才得知连长已带着连队大部分人员先于我们回到了国内。我对炊事班做了简单的安排，由司务长管国清带炊事班送伤员去医院，然后返回连队。我和通信兵王太欣把侯振元的遗体送到烈士陵园。在烈士陵园我遇到了北京的老乡，在师里担任摄影干事的聂和平。此时，他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为牺牲的烈士照遗相，我们两人简单的交谈了几句，我就返回了连队。
七连圆满地完成了612高地的阻击任务，在接到撤退的命令后，虽然组织联络中出现了问题，除了在612高地战斗中牺牲的三名战友和在靠近边境因踩雷而牺牲的候振元四名烈士外，其他人员全部安全陆续撤退回国。
战后，部队驻守在广西边境进行休整和战后总结。军、师、团三级分别派出调查组，轮流到七连了解战斗的经过，找战士逐个询问，可谓是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七连在撤退过程中的某些细节上不尽完美，但瑕不掩玉，七连的功劳得到了上级的认可。
炊事班荣立集体一等功，被广州军区授予了“英雄炊事班”荣誉称号。是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唯一被授予军区级光荣称号的英雄炊事班，也成为全军历史上最牛的炊事班。二排荣立集体一等功；支援炊事班作战的七班副班长黄吴荣立一等功，被中央军委授予了“战斗英雄”荣誉称号；全连8人立二等功；45人立三等功。
黄吴荣，43军128师383团3营七连七班副班长，1957年8月出生，1976年2月入伍，1978 年12月入党，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县人。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他先后参加三次战斗，打死打伤四十余名敌人。部队党委给他记一等功，中央军委授予他“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
1979年3月11日，在部队胜利班师的途中，黄吴荣所有的七连，奉命在612高地阻击敌人，掩护大部队安全撒离。晚8时30分，尾随而来的敌一个加强连狡猾地绕过正面阵地，企图袭击后侧的连指挥所。守卫在连指挥所前山梁上的炊事班打退了敌人两次冲锋的时候，连长命令三排长钟福财带副班长黄吴荣和机枪手王子灵、常礼标，前去支援炊事班。
黄吴荣在排长带领下，快速运动到炊事班守卫的山包下，他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越过了第一道堑壕，一起同去的排长身负重伤，两名机枪手光荣牺牲。黄吴荣在第二道堑壕找到了正在这里指挥战斗的指导员蔡宁。
指导员命令黄吴荣和炊事班李雪刚，到第一道堑壕右侧阵地阻击敌人。当他俩摸到第一道堑壕以后，黄吴荣看到不远处的山坡上趴着两个敌人，他端起冲锋枪一阵扫射，两个敌人应声瘫倒在地，黄吴荣向敌占着的左侧望去，发现十三四个敌人在机枪的掩护下，正向炊事班的山头发起冲锋。他掉转枪口，向敌人猛烈扫射。惊慌的敌人见右侧有我火力阻拦，马上用机枪向这边扫射。子弹“嗖嗖”地在黄吴荣面前飞过，他将一颗手榴弹猛投过去，一下子把敌人的机枪打哑吧了。他越打越猛，前后撂倒了七个敌人，其余的敌人窜回了壕沟。
在明亮的月光下，黄吴荣突然发现两个敌人抱着一挺机枪，偷偷向指导员的位置摸去，他马上把枪口掉向左前方，对着敌人一阵猛烈扫射，和李雪刚一起击毙了那两个敌人。
打退敌人第三次冲锋后，指导员派炊事员李和福、侯宝平下来支援黄吴荣。为了做好击退敌人再冲锋的准备，黄吴荣叫李雪刚给他压了七个弹夹的子弹，又叫小侯回山顶去多取些子弹来。这时，十多个敌人从山下的草丛中冒了出来，又一次发起了冲锋，待敌人冲到不足20米时，“哒哒哒”，黄吴荣的冲锋枪急剧地怒吼起来，敌人猝不及防，一下子被撂倒了七个。不甘心失败的敌人分成两路向第一道堑壕扑来，黄吴荣端起冲锋枪先打右边上来的敌人，猛扫一阵就换个地方，使敌人摸不清他的位置，不一会就打倒了五个敌人，然后，他移向左侧，一口气又打死了五、六个敌人 。
恼羞成怒的敌人，以更多的兵力，分成三路向阵地扑来。黄吴荣把敌人放到二十米的距离上，突然猛烈开火，这边扫一阵，又跳到这边扫一阵，越战越勇。还在敌人发起这次冲锋前，连队已接到撒退的命令，按上级的规定，已完成阻击任务，应该撒回了。黄吴荣勇敢地承担最艰巨的任务，他和炊事班黄玉盛留在最后，掩护指导员和炊事班的同志先走，这时，敌人见第一道堑壕没人，便爬到堑壕里向上射击。
黄吴荣打了一阵，督促黄玉盛先撒，阵地上只留下黄吴荣一人了，这个英勇无畏的战士，一心想着多歼灭几个敌人，只等敌人爬出堑壕向上冲，他就一阵猛扫，又打死了八、九个，敌人再也不敢出堑壕了，黄吴荣从容地站起身，最后一个撤出阵地的战斗，跨山岭，穿沟壑，胜利安全地返回到了祖 亲的怀抱。
1979年4月黄吴荣提升为128师383团3营七连副连长，1986年11月从部队转业到家乡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县城内派出所工作，1991在公安战线工作的他再创辉煌，又荣立三等功一次。现在广东汕头市潮南区公安局陈店派出所工作，曾任潮阳区第四届、潮阳市第一届政协委员。
@梦想飞扬1973 2019-04-08 12:58:15
曾经看过一个帖子，介绍袁敏烈士的，有个青梅竹马的女友，袁敏烈士牺牲后，终身未嫁，并照顾了袁敏烈士的父母双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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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曹参谋的博文：
2015年12月2号，我接到战友朱祥生和余虹的电话,对越作战时侦察排的邱翻译,从美国回来了,专程到武汉看望侦察英雄袁敏的母亲再和我们几个战友聚聚。
对越作战以后，我与邱翻译有书信来往，但后来就没有他的音信了。我一直以为今生再难相见，没想到突然有了他的音信。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理十分激动，我找了邱翻译多年了，我日夜思念的战友，我们一起出生入死的同胞，现在终于有了他的消息，而且很快就能见面，我的思绪立即回到了那战火纷飞的战场…………
邱翻译一家共有十一口人，父亲、母亲，两个双胞胎姐姐，二个哥哥，他是家里的老五，下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他家原在越南河内从事小本生意，家境在越南当时是比较殷实的，生活也过得不错。
他在越南读过初中，他读书的那个时代，总的来说，越南的教育还是很落后，教学质量也很差。像他这样能上学读书的孩子并不多。
那时越南的学校的课程同时教授越文和中文。初中毕业后，他为了更好的学习中文，还专门到我国云南学习了三年的中文。后来又回越南学了几个月的建筑装修培训。其后，在越南从事一些建筑装修之类的工作。那时邱翻译的月收入折合人民币50多元，这在当时是相当不错的收入了。他家在越南是属中上层社会阶层。
但是，好景不长。1976年起，越南当局开始采取了多种手段，驱赶北方华侨，迫害南方华侨。迫害南越华侨成为越南方面首先采取的反华排华活动。
一是政治上压制华侨。1976年2月，越南在南方人口普查和选举国会代表时发布一项决定，强迫越南南方的华侨一律按照吴庭艳统治时期强加于华侨的国籍进行登记，这实际上是越南方面完全无视自己曾经对吴庭艳政权华侨政策的谴责，完全否定了自己过去执行的华侨政策。
二是经济上铲除华侨的影响。越南当局通过前后三次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兑换货币、接管华侨社团的产业、向输出的难民索取财物、封闭所有银行，冻结或没收存款，封闭所有进出口和贸易公司等方式，几乎将华侨赶出了整个越南经济圈，达到了其铲除华侨经济影响力的目的。越南在南方实行迫害华侨的政策后，又于1976年开始驱赶越南北方的华侨。
1977年初，越南开始实行“净化边境”的措施，起初是强迫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华侨向越南内地迁移，后来干脆将大批华侨驱逐出境。越南当局通过种种手段，到1977年底，就将4万多华侨驱逐回中国。1978年中越关系趋于明显恶化时，越南更是采取各种手段大规模地驱赶越南北方华侨，被越南当局驱赶到中国境内的华侨和越南公民超过20万人。此外，越南当局还对党、政、军部门的华人实施大清洗。
邱翻译一家从1976年开始就受到了越南当局的迫害。他的父亲被越南当局以会说中国话，懂中文，以及是中国间谍的名义被捕入狱，并没收了他家包括房产在内的所有家产。一个在越南属上层生活的人家被迫害得倾家荡产、一贫如洗，最后沦为难民。他们一家在越南无法生存，只得离开这个生活了几代人的国度。
为了安全起见，邱翻译全家成员只好四散逃离，分散从越南不同的方向投奔中国。全家除他的二哥因没有来得及逃跑，被越南关进监狱没有回国，另有一个姐姐滞留越南以外，其他家庭成员都陆续在1976年期间逃回到了祖国。
他们家庭在越南的遭遇只是千百万个越南华侨悲惨遭遇的缩影。
几十万越南华侨难民一下子涌于国内，国家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脆弱的经济状况一下子很难安排好。邱翻译的父母、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弟弟和他本人被分配到宁明县华侨农场。妹妹最后回国，广西已无能力安排，他的妹妹随那批一起回国的华侨，被统一安排在福建厦门。
从此，他家分别在越南、广西、福建不同的地域生活，一个团聚的家庭天各一方，成为人间悲剧！
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爆发，我军急需一批越语翻译和向导。邱翻译会中文，所以被选中，他的父亲也坚定的支持他打越南，以报家仇国恨。
就这样，他分配到了我团侦察排，我那时是团侦察参谋，与特务连副连长谭正华一起带着侦察排在前线侦察作战。一有战斗任务他就一直跟着我，成为我的随身翻译。在战斗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邱翻译只比我小几个月，那时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我们曾一起深入到敌后侦察，他在战斗中表现很勇敢，也很机智。
他这次是休年假，共三个星期计二十一天。
邱翻译从美国起程先飞北京，再从北京转机飞到武汉。他至所以要先到武汉，是为了实现他几十年的心愿：看望一下与我们一起战斗而壮烈牺牲的侦察四班长袁敏的母亲。36年过去了，在他心中还深深地埋藏着对出生入死同胞的一份真情，可见，战友情深哪！！！
邱翻译是12月7号晚上9点55分从北京飞武汉的航班。我是下午乘火车提前到武汉的，战友朱祥生在武汉火车站接我，与提前到达的河南潢川战友余虹、汪新华会面。
同战友余虹见面后，我才知道，对越作战后不久，邱翻译后来就离开了宁明县。我们都一直联系不上他，但是，余虹不断的写信给他原来的地址。信是由邱翻译的父亲转给他的，就这样，断了多年的联系后来又接上了，要不是余虹是一位有心人，可能我们跟邱翻译永远也联系不上了。
晚上，袁敏儿时的同学吝江梅、戴越接待了我们一行。虽然我与她俩人彼此从未谋面，但是，我们在特务连微信群里经常沟通，所以我们刚从车上下来，彼此就认出了对方。
江梅曾在大悟上过中学，虽从没有直接接触过，但在同一个中学读书，我对她还是有些浅浅印象。
戴越，是一位值得我们所有参战老兵尊重的女性，我与她是第一次见面，她与我的好战友，侦察四班长袁敏烈士同为到湖北大悟的知青，袁敏牺牲后，她至今未婚苦苦守候到现在，看着这个已显苍颜，而今已步入耳顺之年的人，就在我的面前，此时，我有着无限的感慨！！！
我们在用餐时，尽量不提打仗的往事，以免勾起那些伤心事。
晚餐后，我、祥生、余虹和王新华到武汉机场接机，这趟航班是北京至武汉，正点是晚上9点55分到站。航班提前二十分钟，于晚上9点35分到达武汉站。我站在出口，两眼紧紧的盯着鱼贯而出的旅客。当邱翻译一出现时，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并大声的喊着他的名字，他也很快的认出了我。
我们一见面紧紧的拥抱，阔别三十六年，我们再次见面，心中无限感慨。
我仔仔细细地端祥着邱翻译，他没有我印象中的那么高，身高不到一米六，头上的头发稀疏了很多，但是老样子没有变，初一看他是感到年龄较大，久看则并不显年龄。
对越作战结束后，邱翻译回到了华侨农场，当时农场工作，生活条件都很差，为了改变现状，后来他到香港打工几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又辗转去了美国。
邱翻译现在波士顿一家美国物业管理公司担任翻译，同时还做一些小的维修工作。公司为数不多的人负责一个大的楼盘的物业管理。他所在的楼盘里住了很多中国籍华人。中国国内各地的华人都有，且中国华人的老年人诸多，这些老年华人的孩子都在美国工作定居。他们基本上是在美国养老。这里也还居住着少量的越南人。
由于邱翻译既会英语，又会中文和越南语，同时还会广东省潮州话，所以当翻译是很适合的。我开玩笑的跟他说：“你当翻译的职业是从与我们侦察兵一起战斗时开始的吧？”。他笑着回答说：“真是这样的！
邱翻译是和女儿一起回国的，女儿学习上很认真，也很努力。她原来很想到法国学习服装设计，但每年的学费要5万美金，另外每年生活费要1万美金，他根本没有能力负担。所以，女儿考取了波士顿大学，为了好就业，选择了建筑装修专业，现在已硕士毕业，正在找工作。
作为一名父亲，又要工作，又要供女儿上学，还要把女儿带大成人，这里面的艰辛可想而知，真是不易啊！
邱翻译的女儿很文静，具有中华民族的传统。作为一名在美国长大的姑娘，能安静的与自己的父亲一起度假，很不易了。没有西方年青人的独立特行。虽已是27岁的大姑娘了，但要是不说她的实际年龄的话，还以为是一名高中生呢，完全没有她这个年龄的成熟样子，显得很单纯。
在看望袁敏母亲的头一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商量着送点什么，说些什么，注意什么，大家都在出主意想办法，有的说送鲜花，有的说送营养品等等。
最后商定，不要送花，因鲜花存放的时间较长，怕她老人家一看到花就想起了袁敏，也不要说袁敏不在了，我们都是你的儿子等等。
总之，凡是让老人伤的事，都不要提。
第二天，我们吃完早餐。决定晚一点去，让她老人家休息好。在上午十半点左右，我们带上一点礼物，在战友朱祥生的带领下，来到了袁敏妹妹住的小区。袁敏的父亲已去世多年，他的妈妈就一直跟自己的女儿生活在一起，戴越也早早的在这里等候我们。
这是一个七层楼的楼房。共有两个单元，住的都是原武汉商业局退下来的老同志。这个楼不是电梯房。几年前，武商集团老总为了照顾这些老同志，专门要祥生负责安两个电梯，祥生用了半年时间把两部电梯安好了。
袁妈妈住在第二单元四楼。我们上去后，老人家专门在门口迎接我们。我一进门，就向她老人家介绍，我是袁敏的战友曹向东。
老人家立马说，哦，曹参谋，对，对，对！
她说到这里，立即对我露出的会心的微笑，我们之间立即有了亲切感。
我们请老人坐下，还没有坐稳，我们一行人就急着拿出手机争先恐后地跟老人家合影，生怕失去了这个好机会。
我们所有人，都分别与老人家合影。邱翻译和他的女儿紧紧的挨着袁妈妈照了很多照片。
袁敏的妈妈今年85周岁，满头银发。虽已是高龄老人，却皮肤圆润，明眸皓齿，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很有精气神，说话中气很足，特别是她老人家的思路非常清晰，这一点让我十分敬佩！
她老人家是河南人，虽在武汉生活了一辈子，但是，浓浓的河南口音丝毫没有变，言谈举止中即显的大气，又和蔼可亲。
参战后的几年里，我每年都来看望她老人家。但是，那时我看到的是老人家心中的痛楚，我心中十分矛盾，我来看她老人家是给她带来了快乐？还是一见到我，就想到了他牺牲我儿子而带来痛苦呢？后来，我就来少了。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是在“见与不见”的矛盾之中。
老人家虽已八十多岁，但气度不凡，颇有明星范！她很乐观、开朗，也很健谈，坚忍中充满了乐观！她老人家的这种状态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几个人紧张的心情一下子舒缓下来了。
袁敏的妹妹是我第一次见面，她长得与袁敏很像，身体很好。平时的主要任务就照顾好她妈妈，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这话一点没有错。
为了让老人家高兴，我们都七嘴八舌不停的与她拉家常，老人家非常开心。
就餐时一直很热闹，我们都不断的给袁妈妈敬酒，她老人家的口味不错，饭量还行。看到她老人家很健康，我们所有在座的战友都很高兴！
吃完饭后，朱祥生安排我们一起陪邱翻译和他的女儿去看黄鹤楼，袁妈妈一直要目送我们走。
临别之时，邱翻译给袁妈妈一个深深的拥抱。看到这一刻，我的心一酸，眼泪差一点流了出来，这种感觉只有我们一起生死考验的人才能体会到。
邱翻译也实现了他专程从美国回来看望袁妈妈的愿望。
第三天，邱翻译就要离开我们了，他还要到国内的几个兄弟姐妹那里看一看，还要到越南去看一下她的二哥和他的同学，他也表示，以后经常回国内来与战友们相聚。
今天的祭奠活动比前天(3.23)的活动规模更大，参加人员更多。
参战的各路大军都来了。
少数民族地区的亲人也来了。
这感人的祭奠场面，让我凄然泪下；这冰冷的墓碑上，记录着的一个个年轻而鲜活的生命，使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他们之中，许多人还来不及给予他们的子女以父爱，许多人甚至连人生中最浪漫、最美好的感情都未曾经历，就将他们那风华正茂的生命永远留在了祖国的南疆，鲜活的生命，变成了一个冰冷的符号，永远刻在了坚硬的墓碑上。
为了国家的安宁，为了疆土的完整，他们抛妻弃子，将满腔热血洒在了脚下的这片热土，用生命换来了宝贵的和平。让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战争已经过去，硝烟早已散去，鲜血已经凝固，烈士的遗骨也成灰烬，但思念在我们心头！对牺牲战友的感情在我们心头！
每一座坟茔下都是一个年轻的生命，每个名字后面都是一个卫国的忠魂，坟头上那一朵朵盛开的小花，都是曾经飞扬的青春。
漫山木棉泣血开，战友英魂今何在？碑前敬献花一束，片片都是我情怀！
今天，482团特务连的老兵们来为吴连长扫墓，他们也相约了刘玉琼老嫂子及全家一起来到了凭祥。
吴连长牺牲时女儿还没出生。
两位连长都在482团，战时482团就在我们右邻，保障55军进攻谅山的右翼安全。
482团主要任务是，攻占奇穷河北岸制高点650高地，炸毁奇穷河大桥，截断同太公路。由于该团在郭蛮被伏击，攻击不畅，55军前指遂将炸桥任务转交给了在559高地防御的我们494团，494团派出一连攻占桥头制高点巴别山，得手后伺机炸桥。
两位连长同年入伍，同为连长，同一天牺牲，还是同乡。现在又并肩而卧，想必天堂中不会寂寞。
今天吴连长的兵和吴连长的家人前来扫墓，悲戚之情，催人泪下。
@维镖 2019-04-10 00:39:00
记得在哪里看的，这个团有个炮连的干部被执行了战场纪律，但最后还是作为烈士对待的。好像也是回忆文章里提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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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件，是步兵482团奉命穿插到奇穷河北岸的650高地，准备炸毁巴别大桥，阻止越军增援部队，保障进攻凉山部队的翼侧安全。步兵一营与越军激烈争夺650高地，两军处于胶着状态。我们到达指定位置，用炮火支援步兵战斗。步兵在当晚报告弹药将尽，并被敌人包围。正当步兵二营准备增援时，一营的一炮连长突围来到团指挥所。团长命这位连长带领增援部队从原路前往650高地。他们在增援的路上，与越军增援部队发生遭遇战。据说这位连长又往回跑，被侦察排抓住。带队的团首长和二营首长认为这个连长叛变了敌人，把我军引入敌人包围圈。这些领导召开碰头会，最终统一了认识，决定执行战场纪律，在天亮前将这个连长执行枪决。
执行这个命令的排长说他也很无奈，一直拖到天亮了，仍然没有接到取消枪决的命令，只得开枪。
战后，军首长和武汉军区王必成司令员都不相信我军会出现叛徒，令保卫部门专门组成调查组彻查此事。最后的结论是：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这位连长叛变了敌人。有人说当时从连长身上搜出越币，是他收了越军的钱。其实，不少人身上都有越币。我们搜罗越币，不是贪财，因为在国内根本不可能花这些钱，我们是想把越币作为这次战争的纪念品。
因此，这位连长被追认为烈士，为他在凭祥烈士陵园设立一座空墓，但墓碑上没有刻他所在部队的番号、职务、事迹和牺牲年月。
这是一个不该发生的悲剧。当时没有必要立即执行战场纪律，可以把他押回后方再甄别处理。但这又是一个可以理解的悲剧，毕竟部队多年没有打仗了，指挥员遇到这样的情况慌了神，怕部队战斗意志受到影响，以致仓促作出决定。
参加完匠止烈士陵园的活动以后，我又来到了南山烈士陵园，前几日，我与一名军嫂相约在南山烈士陵园踫面，一起为军嫂的亲人扫墓。
南山烈士陵园也在进行着祭奠活动。
走了一拨又来一拨，我认出了这是昨天在宁明烈士陵园遇到的北海籍老兵，他们昨天在宁明，今天又来到了凭祥。
有个网友用电脑合成了一张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