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完会后，我们几个人往团指挥所赶。当走到一个村庄的旁边时，有两个战士吃力的抬着一个麻袋，麻袋下方还有鲜血直往下滴，我们一看就知道是他们抬的是猪。
团长问这两个战士：“你们抬的是什么？”
这两个战士一看是团长，神色很紧张地回答说：“没有什么，我们抬的是菜。”
团长气愤的对这两个战士说： “你们是几连的？”
这两个战士站在那里不敢回答。
团长接着骂道：“你们以为老子不知道，你们抬的是越南老百姓的猪，麻袋下面还在滴血。”
团长接着骂道：“你们这群王八蛋，老子三令五申。反复强调：不准你们打越南老百姓的猪，你们他妈的就是不听。”
这两个战士经团长这么一骂，傻呼呼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望着团长。
团长接着对这两个战士大声骂道：“还不给老子滚！
这两下战士吓的够呛，急忙放下了麻袋跑了。
记得在团指挥里有一天上午（具体时间我已忘记），团参谋长陈安春交给了我一个任务：我团来了一名战地记者，是八一电影制片厂专门从事摄影的。他要到我团来作战地摄影，参谋长考虑到我对这一带地形很熟，就要我担任他的保卫工作，并带他到各营阵地，把战场的情况记录下来。
当时，由我一人担任他的保卫，并没有带别的战士。我带着他到了很多阵地上拍摄，他也记录了我团很多珍贵的战时镜头。
我随这名战地记者拍摄的过程中，亲眼目睹了战场的惨状，到处是血腥味，泥土全部是黑的，可以说是遍地焦土。
回到团指挥所后，还应特务连警卫排的要求，给他们照了像。现在，这些战友还珍藏着16号高地上的这些照片。
380团特务连战友在越南16号高地
1979年3月9日，越军对我师防御阵地进行了反扑。我防守部队打的十分顽强。
我师381团3营9连向防守阵地派出了5班为连警戒，而在当天战斗中涌现出了战斗英雄郝修常。
郝修常是9连5班班长，2月28日火线入党，3月9日，郝修常奉命率领本班战士担任潜伏警戒，并成功挫败越军1个加强连的偷袭。激战中，五班先后击毙越军56人。
郝修常在掩护受伤战友后撤中，壮烈牺牲，时年22岁。战斗结束后，战友们找到了郝修常烈士的遗体，他满身泥浆，伏在地上，右手握着冲锋枪，紧挨着他的身体还有一挺打坏了的轻机枪和一支步枪；他的身上，除了佩带着的冲锋枪子弹袋和手榴弹袋外，还挂着一个冲锋枪子弹袋，一个机枪弹鼓，两条步枪子弹袋，子弹全部打光。在他枪口前方两米远的地方，横七竖八地撂着十一具越军的尸体。战后，中央军委授予郝修常同志“战斗英雄”荣誉称号。烈士安葬在广西宁明烈士陵园。
战斗结束后，当连队去寻找他们时，双方的死亡人员都在稻田里，战友们是用水一个一个擦洗脸后再能分清敌我，场面令人震憾！
9连5班9人中，牺牲5人，重伤4人。
郝修常在这次战斗中打坏了的那支半自动步枪，珍藏于中国军事博物馆。
1979年3月10日，吃罢晚饭，值班参谋要我到团长指挥所，我一到团指挥所，看到指挥所里有马副师长、团长、政委，指挥所里还有我团司令部陆日添副参谋长。
我师将于今晚8时开始撤离越南，师令我团掩护全师撤退。团长和政委经过研究，决定由陆副参谋长前往400高地，距我团指挥所约有5公里，距爱店口岸约有8公里，我团二营阵地，由我们率领步兵第二营掩护全师撤退。团决定，我随陆副参谋长一同前往，执行这一任务。
我随同陆副参谋长一同离开团指挥所，我们带了一部两瓦电台，随同我们一起的还有他的警卫员，警卫二班战士崔军。
我们下山时天色已晚，那一天晚上是多云有星星，没有月亮，云层较厚。我的视力可看到三十米左右。在夜间能看到这样的距离，我已经很满足了。能看这么远的距离，我很有信心，我相信自己能处理各种情况。
我与陆副参谋长沿支马线向禄平方向我团二营六连阵地前进，我们到达二营阵地下面的支马公路时，二营六连一个排已在公路上等着我们了。
与六连会合后，我们当即与连长取得联系，作了相应的安排后，陆副参谋长对我说：“曹参谋，以你的作战经验，你说怎么组织。”
我建议：二营六连以一个排并加强一挺重机枪，在公路的喇叭口两侧占领有利地形，该连另两个排在这个排的后面占领有利地形，待师直属队、381团、379团全部撤退后，我们再掩护全团撤退。
陆副参谋长说：“好，就这样。”并对我说：“曹参谋，你现在就去组织。”
我按照陆副参谋长的指示，把六连这个排和重机枪布置在公路两侧有利地形上，六连另外两个排在我们后方占领有利地形。
兵力布置完后，天色已完全黑了下来，陆副参谋长对我说：“曹参谋，我这几天感冒发烧，我现在就在公路旁休息，你负责具体组织工作，有什么重大情况，向我报告。”
我回答说：“好的”。
随即我把陆副参谋安排在了公路边的一个相对隐蔽的地方，并反复叮嘱他的警卫员崔军要保卫陆副参谋长的安全。
这时，我师部队开始撤退。后撤的部队组织的很好，行进速度很快，几乎是过一段时间就有部队从我身边经过。我观察这次撤退是以营为单位，每个营相对集中，所有的队形保持的非常好，队伍中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只有部队行进中，地面上不断发出沙沙的脚步声。
我当时感到最困难的是：我不知道我师后撤部队的战斗序列。到底哪支部队是最后一个，我要做到心中有数。当时部队后撤时，也不可能把这个情况了解得这么细。要想知道后撤部队的序列，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问后撤时经过我身边的部队。
就这样，我开始对途经我身边的每一支后撤部队进行询问，我不断地告诉他们，我是担任掩护他们撤退的380团侦察参谋，请告诉我，你们撤退序列，最后一个连队是哪一支。
这些后撤的部队都很好的配合我，都能清楚地告诉我，部队很有秩序。
就这样我师381团和379团一个营一个营的从我身边走过。
在部队撤退的过程中，我一直与二营营长李玉铭通过电台保持着联系。他在不断询问我师撤退情况，还问我什么时候可以炸毁工事，我告诉他：“不要急，等我的消息，待全师快撤退完毕时，我会及时通知你的。”
当379团来到我的面前时，我就问了前面连队，该团撤退的序列。询问该团直属队82无后座力炮连序列。当379团82无后座力炮连到来时，我急着要找我的同学赵建潮，他是这个连队的排长，是全连个子最高的，我在仔细看，看谁的个子最高。
这时，我看见了一个高子很高的人，我当即拉着他问：“你是不是赵建潮。”
这个人立即回答：“我是，你是那个？”
我说：“我是向东，你没有负伤吧？”
赵建潮回答说：“没有。‘
赵建潮接着问：“你怎么在这里？”
我回答说：“我在这里负责掩护全师撤退”
就这样，我们相互问候了两句，赵建潮和他的连队很快消失在黑暗夜色中。
当我师最后一个营的先头部队来到我的面前时，我就通知二营长，现在可以炸毁工事了。
接着，我附近的阵地上，不时传来了爆炸声。后撤部队的行进速度明显加快了。当问到最后几个连队时，他们说，现在敌人在尾随他们。敌人在向他们炮击。我告诉他们，你们听到的炮声不是敌人的炮击，是我团在炸毁工事。
当最后一个连队来到我面前时，我反复问这个连队的干部，你们这个连队是不是最后一个连队。
得到肯定答复后，我又问：“你们发现有没有越军尾随你们？”
他们回答说：“还没有发现。”
很快，最后一支部队消失在黑夜中。
我又耐心地等了二十分钟，后面再也没有部队过来了，我判断我师部队应全部撤完了。
我确定再也没有部队了，就向陆副参谋长报告：“我师部队已全部撤完，现在我团二营可以撤出阵地了。”
陆副参谋长说：“好的，通知二营撤退。”
我当即用电台告知二营长，现在可以撤退了。
过了一会，我跟陆副参谋长说：“现在二营正在撤离阵地。”
陆副参谋长对我说：“那好吧。现在我先撤，你留下，负责最后掩护。”
我对陆副参谋长说：“请您随六连主力撤退，请给我留下这个排，一个重机枪班，并把电台给我留下，我掩护大部队撤退。”
陆副参谋长说：“好的。”
陆副参谋长带着他的警卫员与六连另外两个排先撤离。
等他们走后，我把排长叫到我的身边：“我们是全师最后一支部队了。我们在这里坚守到我团所有部队撤到国境线，我们再撤。现在关键是我们自己不能乱，如果敌人尾随过来，我们就打，打完了再撤，没有什么可怕的。关键是从现在起，部队一定要听我的指挥。”
六连三排长非常坚定地对我说：“曹参谋，请你放心，我们排一切行动听你指挥！保证完成任务。”
我说：“好，现在我们作好战斗准备！”
我告诉战士们，从现在起，再发现有人过来，我们就问“口令”，只要对方答不上口令，立即开火给我打！
我又把电台兵叫到我的身边。我告诉他们，从现在起，你们一刻也不要离开我，保持与团里的联系。”
电台兵跟我说：“曹参谋，我在电台里听到二营营长在命令全营跑步撤退！”
我回答：“哦，知道了。”
又过了一会，电台兵又向我报告，陆副参谋长带领撤退的六连两个排也在跑步撤退！
看来部队的干部战士都是归心似箭啦！这时大家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
又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我问电台兵，二营全部撤回去了吗？
电台兵回答说：全部撤退了。
我说：“好！”
我向排长说：“我们现在开始撤退，撤退时按照重机枪班，七班、八班、九班的顺序走。我和电台兵走在最后。”
当我们撤退过了一条小河时，排长问我：“曹参谋，我们能不能跑步撤呀？”
我说：“不要跑，没事的。我们按正常速度走，队伍一跑就容易乱，要是敌人真的追过来了就不好打了。”
我边走边平静地对他说：“放心吧，我们慢慢走，没有事！”
就这样，我们按正常速度向后撤。我走在队伍的最后。
当我们进入爱店口岸时，部队都在那里，团长正在那里等我呢！
这时天已大亮！
我见到团长后，向他报告：“团长，全师都撤完了，我是全师最后一个。”
只见团长面部非常严肃地对我“嗯”了一声。
我当时感到很奇怪，我们都撤完了，团长应高兴才是呀，怎么满脸不高兴呢？
我看见了站在团长旁边的钟干事，钟干事好像看出我的心事，他一把把我拉到旁边，对我说：“团长这个脾气不行，这个脾气不行，他都耍起小孩子脾气了。”
我好奇的问：“怎么回事？”
钟干事小声对我说：“今天早上，得知二营撤下来后，机关有人问政委能撤退吗？政委说：‘撤’！结果，团长还没有下命令组织撤，团指挥所的人都撤离了十六号高地。团长知道后非常生气。他睹气坚决不撤，最后只剩下团长、我和警卫员小黄。我没有办法哪！就劝团长说，‘算了，团长，都下山了，我们还是下山吧！’团长坚持不下。并说：‘妈的，老子还没有下命令，他们都撤下去了。他们怕死，老子不怕死。老子偏不撤，我一个人在山上！”
钟干事接着对我说：“没有办法哪，我只好苦苦的劝了团长半小时，团长才跟我们一起下山。唉，他都耍起小孩子脾气来了。”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看到团长满脸的不高兴呢！
钟干事刚讲完，我听见团长突然大声的说：“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我看他脸色铁青，手中拿着棍子，双手张开，紧张的来回走。
我急忙走上前，他说：“我派往一个高地担任我团翼侧警戒的一个排我忘了通知他们撤回来，要不是现在马副师长问我这个排撤回来了没有，我都忘了。这怎么办？部队都撤回来了，现在这个情况谁还敢去呢？”
我想团长可能是在16号高地上没有下命令，团指挥所的人员就全部下山了，他只顾在那里生气而忘了通知这个排撤退。
团长说完，扫了我一眼，我想团长可能要派我去，我心里也作好了准备。
正在这时，马副师长对团长说：“先不要急，不要急！那个排离128师很近。现在赶快与128师联系一下，128师要是还没回撤完的话，就请他们通知一下。”
要知道这个时候，天已大亮。这个排如果不及时撤下来，那是很危险的。
我还以为我是全师最后一名撤回来的，现在看来，我还不是最后一个。
好在通信股很快与师里联系，师里一下子就与这个排旁边的友邻128师联系上了。正好128师还没有撤完。最后这个排有惊无险地安全撤回了！
事后想来，要不是马副师长及时提醒团长的话，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我没有想到马副师长真是心细如丝，这就是战神的啊！
现在看来，我团在投入战斗前，全团官兵都盼望马副师长到我团来协助指挥，是有道理的呀！
就这样，我团有惊无险地全部撤回了国内。
我们刚一踏入爱店口岸，在广西前线的各参战炮兵群，遵照广西前指的命令，向越南谅山市万炮齐鸣，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炮火攻击。把整个谅山市夷为平地！我们在撤退时也炸毁了越南针对中国防御的所有工事、桥梁和军事设施！
曹参谋在回忆文章中介绍了侦察四班长袁敏牺牲的经过，再来看看翻译邱真生的说法。
邱真生父母都是华侨，自幼在越南长大，父母在越南北方做小生意。一九七八年，越南配合前苏联的战略意图，在国内掀起了反华排华热潮，邱家财产被充公，一家老小被驱赶回国。一家人回国后，我国地方政府予以妥善安排，邱真生感激万分。这次大军云集中越边境，邱真生主动报名，为部队充当翻译和向导。邱真生年龄与我们战士相仿，又通晓两国语言，与战士们相处的很好。战斗打响前后，邱真生一直随侦察排行动。
越语翻译邱真生
翻译邱真生情绪激动地回忆说：“前天晚上，也就是2月24日晚19时许，我们刚刚吃过晚饭，稍作休息，团前指命令下来了。命令我们连侦察排派2个侦察班，身着便装，前去侦察越军情况。一个小组去公母山进行侦察，另一个小组去巴当山进行侦察。2个班人员，只有4班长袁敏戴了一顶军帽，其他人员没有人带帽子。
我所在的班是和4班长袁敏在一起，担任全班的越语翻译，去巴当山执行侦察任务。我们班又分成3个战斗小组。
第1战斗小组叫探路组，其成员有：排长王民勤、战士张平修、朱祥生和谈铁强4人组成。
第2战斗小组叫捕俘组，其成员有：4班长袁敏、翻译邱真生、战士叶建民和徐幼清。
第3战斗小组叫接应组，其成员有：团侦察参谋曹向东、战士尹锦红、卢广芬、战斗时配属我特务连的通信连电台兵张军、团卫生队卫生员张克华。
稍作休息后，我们检查了一下随身携带的物品。冲锋枪、匕首、绳子和少量的压缩干粮。分成3个战斗小组。我被分在第二战斗小组。
今夜，星光灿烂，万里无云，是北越少有的好天气。有的战士说：“今天天气不错，是吉利的象征，我们今天出师一定胜利。”
4班长袁敏看了看手表，叫了李新营一声：“5班长！我俩换一换手表。”说着从手腕上把他的日本产全自动双狮牌手表取下来，递给了5班长李新营说：“我要是牺牲了，这块日本产手表不能留给越南兵。”同时，5班长李新营把他的上海牌手表递给了袁敏。
1979年2月24日夜22时30分许，我们侦察班成员从越南禄平龙头村出发南行。
第1战斗小组，也叫探路组走在队伍最前头，成一路纵队前进，小组每人前后之间间隔距离约5米。每小组之间间隔距离约15米，接应组人员走在队伍的最后。
侦察班人员翻越海拔400米的高地，到达树木繁茂，溪流纵横的巴当山区，巴当山山脉以东有一条南北流向的河叫班听河。山脉以西有一个村庄，叫巴当村，村庄紧贴巴当山，巴当山西南侧是我们重点侦察的目标，也是越军防御禄平县的最前哨，越军特工经常在这一带活动。而我们侦察的目标就是越军在禄平县外围的兵力布防和炮兵阵地。
我们跨过一个小溪，从巴当村村东路过，穿过一片丛林，进入巴当山西南的山坡，继续沿山间小路向南前进侦察。
25日凌晨，第1小组探路组，排长王民勤、战士张平修、朱祥生和谈铁强，4人走到一个“人”字形路口时，经仔细查看路口无异常情况，很平静，4人顺利通过“人”字形路口后，继续南行。
第二小组捕俘组，四班长袁敏、战士叶建民、徐幼清和翻译邱真生，约2分钟后也前进到“人”字形路口。
这时有一支越军特工队，也同时走到“人”字形路口。与我们捕俘组相遇，与此同时，双方同时发现对方，我听到越南人用越语在说：“有情况！ ”越军迅速向小路边闪开，随即向我们用越语发出了问话：“口令！”
袁敏和我迅速向路边闪开。越军特工又开始了第2次问话：“谁？口令？请回答！”在这紧急关头，翻译邱真生勇敢地从路边树林里走出来，边走边用一口流利的越语和越军特工对话：“我们是谅山省独立123团团直部队，我们的前沿阵地几天前被中国军队突破，部队被打散了，我们正在寻找大部队。”
翻译邱真生巧妙地避开了越军特工问的口令，并反问道：“请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邱真生这一问有一个越军特工立即回答：“我们是越军338师特工队的。”
接着邱真生哦了一声：“噢，我们是一个部队的，是自己人。”
越军特工放松了警惕。
四个人走了过来和邱真生搭话，邱真生用一口流利的越语和越军特工聊了起来，并拉起了家常话，对方对邱真生已经没有任何怀疑了。
问邱真生是哪里人，家住哪里?邱真生用越语一一作了回答。
在邱真生和三个越军特工，聊得正热火的时候，另一个背着电台的越军在路边靠着树站着。
另有5个越军在他们聊天时，嘴里“呱呱”说着越语，也走到“人”字形路口后，没有停留，继续前进。
我第一战斗组，走过“人”字形路口后，继续前进，约三分钟后发现第二小组没有跟上，就地隐蔽在路边树林草丛中等候第二小组。
这时，听见有五个越南特工嘴里说着话向第一小组走去，最近的离第一小组仅三四米的距离，第一战斗小组，也叫探路组，排长王民勤、战士张平修、朱祥生和谈铁强四人没有开枪，仍然在观察。
排长王民勤没有下令开枪。
这时，翻译邱真生还在和越军特工聊天，突然，3个越军中的一个人指着袁敏问邱真生:“他怎么在那里蹲着不说话？”
邱真生说：“我们部队打散好多天了，没有吃好睡好，他身体有些不舒服，天已晚了，凌晨了，让他打一会儿盹。”
越军特工听说我们几天没有吃饭，从挎包里掏出他们随身携带的压缩干粮，向袁敏走去，意思是把压缩干粮给袁敏吃。
邱真生跟上去对这名越军说：“别打扰他！让他好好休息休息！”这名越军还是向袁敏走去，把压缩干粮递给袁敏。
袁敏由于不会越语没有吭声，邱真生又说了一遍：“别打扰他！让他好好休息休息！”
这名越军低声地说：“我也累了，也休息休息。”于是就想蹲下和袁敏坐在一起，在他弯下身子想和袁敏坐在一起时，借着微弱的星光，突然，发现袁敏军帽上的红五星。这名越军当时“啊！”了一声，向后猛地退了几步，惊讶地大声说：“是中国人！班长！是中国人！”
顿时，平静的气氛紧张起来，越军电台兵马上迅速后撤喊话，两个越军特工把邱真生的两只胳膊架起，并用越语呼唤着：“ 跟我走！”，“不要动！”
在这紧急时刻袁敏一个健步冲了过去，推开了和邱真生搭话的越军，扑了上去，左一脚右一脚，踢开了抓住邱真生的越军特工，越军特工被打倒在地，邱真生也倒在地上，并迅速向山下滚去，得救了。
三名越军特工爬起来一起扑向袁敏，袁敏拔出匕首和他们进行了激烈地短兵搏斗。这时我们捕俘组中的一位战士，向正在和越军特工进行激烈搏斗的袁敏扔了一枚手榴弹并用冲锋枪射击，不一会遭遇战结束，我们按原路撤退了，越军也后撤了。
撤离遭遇现场后，我们两个小组在巴当山北与接应组汇合，并查点了人数，侦察班少了徐幼清、袁敏二人。约15分钟后，徐幼清手上拿着冲锋枪也跑了回来，只有袁敏一人没有归队。
翻译邱真生说：“我们侦察班又按侦察时的路线前去寻找袁敏，当到了遭遇现场后，看见他躺在地上，已经牺牲了。”
原来在邱真生滚下山的同时，袁敏一人与三名越军特工进行激烈地短兵搏斗，突然，邱真生听到一枚手榴弹的爆炸声和冲锋枪的一阵点射。
袁敏终因寡不敌众英勇牺牲，身上有数处被越军特工用匕首刺的刀伤，其中最致命的一刀是用袁敏的匕首刺中袁敏的心脏，刀从胸前左边冲锋枪弹夹间隙刺进，匕首还在心脏里插着，从现场看越军特工是受过正规训练的。
讲着讲着翻译邱真生的嗓子嘶哑了，他猛地冲出猫耳洞，向前走了几米，站在战壕里用手指着脚下的这块地方对我说：“看！袁敏烈士的遗体背回后就是在这里放着，全班人员一起守护着，而朱祥生枕着遗体一直睡到天亮。”
翻译邱真生又回到猫耳洞接着说：“袁敏牺牲后，随身携带的56式折叠冲锋枪、地图、指北针、手表、军帽和手枪都被越军特工搜走，唯有匕首没有带走，还插在袁敏的心脏里。”
余 虹（127师380团特务连）在撰写本篇文章时，特别感谢越语翻译邱真生战友。2012年圣诞节中午，邱真生特意从美国打来越洋电话，对本篇文章进行校阅。又一次和我聊起了1979年2月25日凌晨1时许，在越南禄平县巴当山区侦察越军布防情况时与越军特工遭遇时的情景经过。他说虽三十多年过去了，仍往事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刻骨铭心，永远忘却不了。闲聊时他特别提起四班长袁敏烈士、连长李仕钧烈士和战士汪新华等战友。
我军在撤军过程中，大部分地区的越南只是尾随我军，目送我军回撤，仅有四十三军(欠一二九师)在迷迈山至禄平这一线有成建制的越军袭击我回撤部队。因此，四十三军(欠一二九师)所属部队相互策应和掩护，逐次回撤，并适时给越军一个回马枪，保证了全军安全撤回国內。
下面转一篇128师383团三营七连指导员蔡宁的回忆文章《612高地阻击战》，感受一下回撤时的惊险经历。
1979年2月27日——3月12日，我们连队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虽然出境作战只有短短的14天，但经历的三场战斗，特别是612高地阻击战令我终身难忘。这一段尘封了40年的历史，作为当时七连的政治主官和那场残酷战斗的现场指挥员，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有必要把那场战斗的真实过程告诉人们：那是一场极其激烈而漂亮的阻击战，在不到24小时的时空里，所发生的残酷、戏剧性非亲身经历者难以想象，特写此文为纪念对越自卫还击战40周年，同时也是对七连612高地阻击战牺牲的四名烈士（回撤时在边境踩雷牺牲的候振元）战友表示深深的怀念。
随着我军攻克越北重镇--谅山，达到了整个对越还击作战的目的，中国政府于3月5日宣布撤军，配合友邻部队攻克谅山的43军主力于6日开始沿禄平至支马公路后撤回国。奉43军命令，孔宪礼师长指挥128师担任全军后卫，交替掩护，坚决阻击越军通过支马公路对我军主力进行尾随追击，保障全军的回撤安全。
1979年3月10日晚上，为了掩护主力部队回撤，我连在营的编成内，配属重机枪3挺，奉命进入越南禄平县龙头村西北侧612高地地域组织防御，阻击越军338师460团北上尾追我军主力撤退。具体部署如下：一排配属重机枪1挺 扼守612高地主峰,主峰东北至西南长1000多米； 三排配属重机枪1挺扼守612高地南侧山腿；连指挥所、二排、炊事班扼守612高地东南山腿。东南山腿实际上是一个西北高、东南低的小高地。这是卡住公路阻敌沿公路尾追我撤军主力的关键位置。炊事班位于东南山腿北端，也就是小高地的制高点。虽是制高点，但处于全连防御的侧后腰部，是越军不易接触到的位置，连指挥所位于东南山腿中部，二排配属1挺重机枪扼守东南山腿南端，正面阻击沿公路北上的越军。值得一提的是，越军战前就在3个高地上，紧靠公路、朝北方向修筑了防御工事，阻止我军初战时的进攻。这些工事刚好为我连组织防御所用,第二天一早各班开始改造和加固工事。
11日上午连长易校朝从营里接受命令后，立即召集各排长和配属分队干部传达上级命令。前几天我军后撤部队交替掩护，回撤很顺利，越军只是尾随，没有发生战斗。
为保证今夜全军所有部队撤回国内，七连所在的三营作为最后回撤的部队，必须死死卡住从越南禄平至我国边境小镇爱店的公路，切实保障兄弟部队安全撤回。
根据营里通报：我连在公路西侧，九连一排在公路东侧的无名高地，再往东是八连。营指挥所在七连北边的高地上，与七连隔沟相望。七连处于全营最前出的位置，又紧紧地贴在公路边，成为整个防御的关键部位。
连长传达上级命令：我连坚守阵地的最后时限为12日零点。在连长传达完命令后，作为指导员的我，进行了简短动员，告诫全连：虽然前几天撤退都没有发生战斗，但现在我连所处位置十分重要，是越军尾追我军主力的必经之路，必须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防止越军最后的疯狂。从思想上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绝对不能有轻松麻痹情绪。要求各班排长对战士们进行教育，要立足于打，一定要打好最后这一仗，这是我们战场立功的最后机会。
排长们回到各自阵地，进行动员和加固工事做好战斗准备。
中午时分，前方传来的枪炮声，打破了战场的平静。不断有战士报告，在612高地的南面远处的山头上出现了越军，到了下午可以从望远镜看到，在更近更多的山头上出现了越军，并且伴有隆隆的汽车和坦克开进的声音，敌人越来越近了。
我们军、师炮兵开始对越军实施炮击。“好，打中了！”“快看，那个山头又打掉几个越军。”阵地上不断发出战士们的叫好声，情绪极为高涨，对即将到来的残酷大战缺乏必要的警觉。
对于我们这支刚刚经历两场激烈战斗和十多天战争洗礼的连队来说，战士们已经是具有战斗经验的老兵了。他们不再惧怕战争，更想在战斗中为牺牲的烈士报仇。一个下午这种远程的炮击持续不断，然而这些分散的炮击没能阻止越军的行动。
傍晚，大批越军借着慢慢降下的夜幕开始北上，逐渐接近我连阵地。越军沿公路两侧山脚下，分成两路快速前进，然而到二排阵地前面的公路时，已成死角，我们无法看到山脚下越军，只听到公路东侧的九连一排阵地传来激烈的枪炮声。
晚19时30分营指挥所通报七连，越军一个连避开我连防御正面，从山脚下公路边绕过二、三排阵地，利用夜暗沿着山沟向炊事班阵地迂回，试图从东南山腿的北侧发起进攻。
很明显，越军凭借他们对这个高地的了解，企图利用夜战从这里打开缺口，割裂我防御体系，将全连拦腰斩断，尔后各个击破。
我与连长易校朝商量：炊事班非战斗班，兵力火力薄弱，对这种突发敌情的处置有可能失之慌乱，必须要有人去指挥，当时三个排分散在三个山头，要抽调一排或三排的兵力根本来不及，二排离公路最近，应该是敌人进攻的主要方向，也不能抽调兵力，于是，我向连长提出，我带通信兵李本义先去炊事班组织防御，尔后由连长再抽调兵力支援。
现在想起来有些后怕，炊事班只有几支半自动步枪和少量手榴弹，怎么抵挡那么多越军的进攻。我和通信员沿着小高地的山脊快速向山顶跑去，我在向炊事班阵地运动的同时，发现地势对于我们防御十分不利。不论从山脊和山顶往下看视线十分有限，看出去二三十米就是向下的陡坡，而无法看到山下的敌人。
也就是说，我们看不到敌人向上运动，当我们能看到山坡上敌人时，就已经离我们很近了。这种地形同样使得越军的进攻受到影响，他们看不到高地上我军的兵力部署，不敢贸然大规模进攻，这为人少火力弱的炊事班夜间防御争取了时间。
当我和通信员到高地的顶端时，看到炊事班的战士们还坐在山头上休息，完全是一副等待撤退悠闲的样子，对山下发生的一切全然不知，如果我这时候不赶上来肯定要吃大亏了。我低声喊了一句：“敌人上来了，马上进入阵地！”大家赶紧跳进堑壕。
炊事班阵地有两道向北防御的弧形堑壕，第一道堑壕长约百米，并构筑了射击掩体，我迅速把炊事班原有的三个战斗小组作了调整，将他们由东向北、向西依次带入各自的防御位置。
司务长管国清带侯振元、黎雪钢、侯保平、李合伏防守第一道堑壕右侧约60米的地段，这也是我们防御的正面；副班长刘建华带崔旭成、李建标防守第一道堑壕左侧约50米的地段；班长黄玉胜带陈全国、王幸福防守第二道堑壕。
我刚刚到西侧部署完毕，越军就从北面发起了进攻，激烈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骤然响起，我立即返回阵地中央。果然由于地势的不利，司务长等人防守的右侧阵地经过一阵激烈的交火后，没能顶住越军的第一轮突然猛烈地冲击，几个人纷纷从第一道堑壕被迫退到第二道堑壕。
我一面稳定战士情绪，一面继续指挥战斗。我立刻意识到形势严峻，一是第一道堑壕与第二道堑壕仅有10多米的距离，越军进入第一道堑壕，必对第二道堑壕造成直接威胁。二是如果越军攻占第二道堑壕，炊事班阵地就失守了，情况十分危险。“不能与敌人对峙，必须尽快夺回第一道战壕，才能稳固阵地”，这是我唯一的想法。
战斗在激烈地进行，进攻的敌人有增无减，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忽然看到七班副班长黄吴荣从右侧上到炊事班阵地向我报告，连长易校朝看到炊事班阵地方向枪声密集，担心炊事班守不住，便派三排长钟福才带黄吴荣两人携带冲锋枪，还有机枪射手王子灵、常社标共4人赶来增援加强火力。
他们在途中遭敌迫击炮和机枪射击，机枪正副射手牺牲，机枪炸坏，三排长双腿6处负伤，仍然坚持爬到炊事班阵地参加战斗，他们正是走的那条极为暴露的山脊，而被越军击中了。我来到阵地右侧堑壕尽头看到三排长钟福才正在包扎伤口，要他到后面休息，他说“没关系，就是腿上受了伤，走不了路，但还可以守在堑壕里，这个位置很重要，不能没有人。”我查看了他的伤势，同意三排长钟福才守住阵地最右侧的堑壕口。
我开始组织人员抢回烈士的遗体，由三排长掩护，黄吴荣和黎雪刚多次爬出战壕，试图抢回烈士的遗体，都遭敌人密集火力射击而受阻，无法靠近烈士遗体。
在第一道堑壕失守的情况下，我担心炊事班阵地人员少，战斗力和火力相对较弱。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会有更大的伤亡，并有可能失守炊事班阵地，造成全连被动。我考虑从全连防御大局出发，暂时停止抢回烈士遗体，而选择了坚守阵地。
我立刻作出了在死守第二道战壕的同时，无论如何都要夺回第一道堑壕的决定。于是我命令副班长刘建华等人从左侧进入第一道战壕消灭敌人；命令黄吴荣持冲锋枪和黎雪刚从右侧进入第一道战壕消灭敌人，并在右侧一段阵地机动作战，阻击山下不断进攻的越军。
炊事班的阵地上现在一共有18人，有3支冲锋枪，钟富才，黄吴荣和我每人1支冲锋枪，5支半自动步枪，1把手枪。
黄吴荣带着黎雪钢进入第一道堑壕后，在黑暗中发现一股越军偷偷向第一道堑壕接近，有2名越军已越过了堑壕，且在第一道战壕架起机枪射击，这些敌人没有发现黄吴荣和黎雪钢。黄吴荣和黎雪钢二人紧贴堑壕悄悄抵近，从敌人的屁股后面突然开火，一下打倒4名进入堑壕里的敌人，并向第一道堑壕逼近的敌人猛烈开火，消灭了第一道堑壕和向第二道堑壕逼近的敌人后，又迅速调转枪口将向我阵地冲击的敌人压了下去 。
炊事班战士侯振元在堑壕里搜索前进，突然听到了“哼哼”声，是刚才黄吴荣击中的那个越军机枪兵倒在堑壕边，看到有人过来就挣扎着要爬起来，侯振元冲过去刺死了那个越军，并从他身下拖出了一挺轻机枪。
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侯振元高兴地提着机枪，跑来向我报告经过，我拍拍他的肩膀：“好样的！打完仗给你立功！”他笑了，我接着问他：“你会用机枪吗？”他摇摇头，我说：“那好，现在我来用，打完了还是你的战利品。”
他点点头，笑得是那么开心，然而他却没能笑着看到胜利回国的时刻，倒在了回撤的路上。战后侯振元烈士被追记二等功。
我把冲锋枪交给李本义，借着月光看这机枪，枪管泛着蓝光，枪托呈橘黄色，即使是在昏暗的月光下，也可以看出这是一挺新机枪，一拉枪栓子弹上膛，机枪加强了炊事班的火力。
第一道堑壕右侧阵地被我们夺回来，松了一口气。我对三排长钟富才那边一直不放心，他那儿的枪声断断续续，会不会出什么问题？我顺着堑壕向钟富才的位置摸过去，突然看到两个越军摸了上来，离我们不到十米的距离。我立刻端枪两个点射打倒了越军，好危险！心里一阵紧张。
我和通信员来到三排长旁边，他用手指着右前方半山腰的一颗小树，小声的告诉我：“指导员你看，那是越军的一个火力点，他们似乎知道我们刚才要抢回烈士遗体，所以敌人一直守在那里，还不断地变换位置和我对射，不让我们有机会靠近。”
我和三排长钟福才商量能否抢回战友的遗体，观察了一会儿，前面山坡很开阔，加上有月光，人一上去就看得很清楚，两个烈士正好在两军之间，谁都很难靠近，如果硬抢，其后果很难预料，也许可以抢回来，也许会作出更大的牺牲，再加上炊事班的战斗并没有结束，面临的战场形势仍然很严峻。没有办法，我得为炊事班和整个七连着想，又一次作出了艰难的决定，再次暂时停止抢救烈士遗体。
这时，越军的那个火力点又开始射击，不是向我们射击，而是向右侧的山脊上射击，这时我看到一个黑影顺着山脊，也就是二排的方向朝山顶跑来，应该是自己人。
遇到射击他倒下了，我以为被打中了，我和三排长立刻开火压制敌人，那人很快爬起来跑到我们阵地，一看是连队的号兵吴爱国，连长让他了解炊事班的战斗情况。他也讲了二排的情况，刚才下边的战斗非常激烈，是公路上的越军向二排发起了进攻，二排配属的重机枪发挥了重要作用，击退了蜂拥而上的敌人，此时越军也发现机枪火力点，一发炮弹落在阵地上，重机枪手李保良牺牲，重机枪被炸坏。
我让他报告连长，炊事班已经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阵地还在我们手里。但是三排长所带支援炊事班的两名机枪手在来的路上已经牺牲，三排长负伤，烈士遗体抢不下来，如有可能，请连长派人支援炊事班抢回烈士遗体。吴爱国带着我的意见返回了连指挥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