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天刚蒙蒙亮，加之天上又下着蒙蒙小雨，还有比较大的雾，前面的情况看不清楚。我拿起望远镜向对面观察。
正当我用望远镜向前观察的时候，朱祥生对我们说：“前面有人！”
接着我就听见他在问：“喂！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只听见前面不远出有叽里呱啦的回答声。
这时，我从望远镜里面看见，离我们大约有五六十米的小路上，一字排开有十二三个人，这些人头上戴着船形的绿色帽子，背上披着绿色的伪装网，还有几个人背着军用小洋镐，同时我看见对方队伍中有三个披着长发的女兵，还有一个兵背着一个电台。
当我看到对方戴着船形的绿色帽子时，我就怀疑这可能是敌人。当看到他们披着绿色的伪装网时，我就判定他们一定是敌人，因为我们这次对越作战，所有的部队都没携带伪装网。当我从望远镜里看到他们队伍中又有三个背着军用小洋镐的女兵时，就更坚定了我的判断没有错。因为我军女兵都是从事后勤工作的非战斗人员，根本就没有女性战斗人员。
我从望远镜里看到他们，到判断一定是敌人，这个时间其实也只有短短的三秒种。
说时迟那时快，我把望远镜往旁边一扔，对副连长说：“是敌人，打！”
我举起冲锋枪向敌人瞄准射击。与此同时，前面的朱祥生、谭铁强、徐幼清、卢广芬等几个战士也向敌人开火了，你别看朱祥生这小子平时大大列列的，关键时刻他可是一点也不含糊，非常机灵。
我对着敌人连打了几个点射，当时在我右边的是谭正华副连长，左边的是代理四班长叶建民，我和叶建民都开火了！我的冲锋枪的一梭子三十发子弹打完了，我从胸前的子弹袋又拿出了一个弹夹换上。在对越作战时，我有30发穿甲曳光弹，我把它放在中间的弹夹里，那是在最关键时刻用的！
我的30发子弹全打光了，乘着换弹夹这个时候，我扫一眼右边的谭正华副连长。他一枪不发。我感到很奇怪，立即对副连长说：“副连长，是敌人快打呀！你怎么还不开枪啊！”
副连长对我说：“敌人在哪里？我看不见，看不见！”
我对他说：“敌人就在前面，你快开枪啊！”
谭正华副连长对我说：“敌人在那里？我怎么看不见啊。你看见了你打！我看不见，你们打！你们赶快打！”
因为那天早上才七点钟，天上又下着小雨，天色阴沉沉的，非常昏暗，能见度很低再加上有很浓地雾。敌人所在方向刚好是一片小树林，又穿着绿色的军装，披着绿色的伪装网，因而极不容易发现。我当时要是不拿出望远镜来观察的话，我也很可能发现不了敌人。
因为敌我双方是突然遭遇，情况来的太突然，敌我双方都缺乏思想准备。
但是，在听到对面砍树的声音时，除了前面的三个战士没有卧倒外，我们绝大部分战士是卧倒有战斗动作。而敌人是把枪背着的，根本就没有掏枪的机会。反而是我们抢得了先机，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因为事发突然，加之又有一部分战士没有发现敌人，我们一共十二个人，在刚刚开火的时候，连我在内大约也只有七八个人发现了敌人并向敌开了火。
在我们向敌人射击后，我发现有好几个敌人应声倒下。
这时，我突然发现他们旁边的几个敌人，一左一右拽着这些倒下人的胳臂，拖着就往旁边的雨裂沟里跑。敌人的这一动作，我确实感到非常惊讶，他们能在自己人中弹倒地后，迅速进行战场自救，这一点我军反应没有那么快。越南人到底是打仗打了几代人的，战斗经验丰富，战斗动作就是不一样啊！
这时我大声说：“给我打，消灭他们！”
我们向敌人开火的人也多了，一起向敌人不断的射击，一时间枪声大作。嘟嘟嘟、哒哒哒响个不停！
由于我们所在位置的后面是山，而敌人所处的位置虽然是一片树林，但却是开阔地，敌人完全暴露在我们面前，地形对我们十分有利！
枪声一响，对面的棍杂村像炸了锅一样的人声鼎沸，奇穷河对岸的敌人恐慌的大喊大叫声不绝入耳，敌人乱作一团。我没有想到对岸敌人有那么多。这一点，可以说是大出我的意料之外。
从敌人发出的糟杂声音上判断，对面的棍杂村应有一个加强连兵力，而且我明显听见有一个人在大声的呼喊着，我分析这一定是敌人的指挥官在组织战斗。
这个时侯我心里才明白：我们遭遇的是敌人担任警戒的加强班，对面是敌人一个加强连，敌人的任务很明显就是为了守住这个渡口。
真没有想到：敌我双方的高级指挥员，竟然同时意识到了这个渡口的重要性！而且我们在这个地点和敌人遭遇的时间和战斗情况来看，可以证明：敌我双方的高级指挥员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下达的战斗命令。
可见奇穷河扁福村这个渡河口的战略地位！也就是说：谁能够占领这个渡口，谁就获得了主动权。由于我们先敌开火，战场的天平倾向了我方一侧。我们在这次遭遇战中赢得了主动！！！
想到这里，我真是有些后怕。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从我们进入扁福村口——发现越军国防仓库的血衣——我跟谭正华副连长和叶建民商量怎么渡河——发现敌人——我们向敌人开枪，这一段时间只有短短的五分钟。
而就是这五分钟，改变了战场的形势，天平倒向我们一方！
事后想来：真是万幸哪！如果不是马副师长严令我们立即出发！如果我们行动中稍有迟缓！如果我不命令侦察四班跑步前进！那么敌人这个警戒加强班就一定会抢先占领扁福村北侧的山头，奇穷河对岸的敌人增援部队很容易上来。
如果是这样，后果就不堪设想，我们一定会遭到重大伤亡。至少我和谭正华副连长带的这个班的后果是很可怕的。
战争就是这样，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如果我们不抢先一步，就不可能占领有利地形，而敌人就抢先一步占领有利地形。如果是这样的话，战斗的结果一定是另外一回事。
而我们抢先的这一步也只有五分钟，就是这五分钟，这可贵的五分钟啊！改变了整个战场的态势。
多年之后，每每想到这场遭遇战斗，我心中后怕、庆幸、幸运…….,什么样的感触都有。人生往往就是在一瞬间就会改变命运。如果说人生总有那么一次改变命运机会的话，可以说，那一次遭遇战就是一次！我常常想：我果断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并与谭正华副连长带四班急速赶往渡口真乃天意啊！
侦察排后面的两个班和工兵排，听到枪声后在刘家斌参谋的带领下迅速冲了上来，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们会来的这么快。对他们来说，枪声就是命令，说实话咱们特务连没有一个是孬种。
刘家斌参谋一冲上来就急忙问我：“怎么回事？与敌人打起来了？”
我说:“我们和敌人遭遇了，我们刚才打死了不少敌人，现在情况很急，对面有大量的敌人。现在我和副连长组织向右前方攻击，占领渡口北岸。你现在赶快带工兵排迅速占领后面三个山头。”
说实在话，在受领任务时包括在遭遇敌人前，我还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渡口的重要性。与敌人遭遇后，我才意识到这个渡口的重要地位。但是我对奇穷河对岸的棍杂村到底有多少敌人我不清楚。我想到是，首先占领有利地形，因为不知道后面是不是有一场恶战。占领了有利地形我军就有了战场主动。占领了有利地形，也可以为我团主力展开进攻打好基础。我们两个排的兵力那就不可小视了！
工兵参谋刘家斌二话没说立即给工兵排的三个班布置了任务：工兵七班迅速占领左后侧小山头，工兵八班迅速占领后方的一个小山头，工兵九班占领右后侧的小山头。
这时候工兵七班长钟长胜（湖北省大悟县人）带领全班迅速冲上了左后侧的山头。他们一到山上，我就听见七班长钟长胜和七班战士王玉坤指着奇穷河大喊：“曹参谋，敌人！敌人！有敌人在过河！”
我向钟长胜的方向望去，工兵七班长钟长胜距我也只有60米左右。他站在山坡上，山上除了半人身深的草以外，几乎没有用来掩护的工事。他们班完全暴露在外面。这时候还没等我下命令，我就看见钟长胜、王玉坤和几个工兵战士站起来举着枪，对着河里的敌人连续的射击。因为当时山上没有工事，他们所在的山坡又面向敌人一方，山上杂草接近半人多深，他们只能站着射击。
我当时真为他们担心，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也顾不得让他们注意隐蔽。但是他们居高临下，地形对他们是很有利的，就是隐蔽性差些。一时间枪声又大作起来，我还听到七班的战士在呼喊：“打中了！打中了！”
这时，对岸增援的敌人被我们两个排给压制住，敌人在河中间纷纷倒下，准备过河的敌人也被打退下去。由于我们火力太猛，加上我们侦察排配备的轻机枪手宋祖峰和刘涌拼命向敌人扫射。这时我才知道轻机枪这家伙管用啊！他们俩人一个劲的向敌人射击，还大呼过瘾！
我对他们说：“注意节省子弹，别都打光了！”
在我们的打击下，对岸的敌人根本没有办法过河。现在想来，刘参谋带领的两个侦察班和工兵排跟进的真是及时啊！
这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应在第一时间内尽快把战场的情况向团指挥所报告。
我马上对谭正华副连长说：“副连长，请你指挥战斗，我现在用电台向团里报告。”
紧接着谭正华副连长就命令四班向前追击敌人，侦察五班和六班在排长王明勤的带领下，从左侧向敌人迂回，并迅速占领了整个扁福村。
这时，两瓦电台也来到了我的身边，电台兵共三个人。这三电台兵我认识两人，这两个都是我团通信连的，其中一个叫张军，我们每次外出侦察执行作战任务时，他都加强给我们侦察排，我们是老朋友了。另一个战士从来没有见过，所以并不认识。
我对他们三人讲：“赶快与团指挥所里联络，我要报告战斗情况。”
为了电台兵的安全，我立即带他们来到了刚才发现的那个国防仓库后面。两瓦电台兵迅速与团里开始联络。
我的前面不断响着枪声，谭正华副连长正指挥着侦察排的战士在激烈的战斗。
十几分钟过去了，还没有联系上，我不断的催促张军他们三人快与团指挥部联系。
这时那个我不认识的兵向我报告：“曹参谋，与团里一直联系不上。”
我问他：“为什么联系不上？”
他向我报告说：“大部队离我们太远，距离应在18公里以上，主要还是这一带沿途都是高山，造成通讯不畅。所以联系不上”
我当时十分焦急的问电台兵：“那怎么办？你们能不能想一想别的办法？
这时，这个我不认识的兵对我说：“曹参谋，有没有电线？找到电线就有办法。”
我抬头向越军国防仓库望去，看到这个仓库屋檐下面有一条通信电线，电线是用无色透明的胶质包裹，能清楚地看到电线是多股的铜芯。
我指着这条电线对电台兵说：“这个电线行不行？”
他说：“这个电线好得很，”并对我说：“这是苏联的国防电线，比我们国家的电线好多了。我们国家目前还生产不出来这么好的。”
我对通信知识一点都不懂，完全是门外汉。哪里还顾得上好不好，立即让他们架上人梯，他让张军站在他的肩上，张军用工兵小铁锹把电线斩断一截，长度大约有十米左右。
这时，这个电台兵对我说：“曹参谋，我们的大部队在哪个方向？”
我立即看了一下地图，判断方位后，指着我们来的东北方向，对他说：“就在那个方向。”
只见这个电台兵用嘴咬着电线的一头，电线的另一头连接着电台的天线。然后，迅速向身边一棵大树上爬去，这小子上树动作像猴子一样非常快。三下二下就爬到树上约有四米高的地方后，对发报员说：“开始联络！”
刚一开通，发报员张军就向我报告：“曹参谋，联系上了！”
我立即对张军说：“向团指挥所报告:“团指，我们在扁福遇敌遭遇，现正在激战，请求增援！”
这时电台兵张军问我：“曹参谋，是用明语喊话，还是用密码？”
我对张军说：“用密码联络，现在还没有到用明语的时候。”
张军立即用密语将我上述的话，及时向团指挥所报告。
星转斗移，时隔三十多年了，但是，上述电文的内容，我都一字不差的永记在心，终身难忘！
电报发出后，在等团指挥所回电的这段时间里，我再仔细看了一下树上的这个电台兵，这个兵年龄有点大了，而且我并不认识他。我感到奇怪了，我当兵在特务连，特务连和通讯连都在团部大院，两个连队相隔不到三十米，通信连所有的干部战士我都非常熟悉，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战士。
我很好奇的问他：“你是通信连的吗？我怎么不认识你？”
他在树上对我说：“我姓顾，你叫我老顾吧。我是1973年入伍。开战以后，才从福州部队选调到参战部队来的，刚一来，就带着两瓦电台加强给你们，参加到这次战斗。”
我当时笑着对他说：“你真行，用这个办法就能联系上。”
老顾对我说：“我今年二十六岁了，是学通讯的，无线、有线、载波我都懂。”
我对他说：“好！这次战斗完后，我一定给你报功。”
战后，在我的推荐下，老顾荣立三等功。电台兵张军荣立二等功。
在我们这个短暂的交谈期间，团部回电：“现在团已命令先头部队二连跑步前进，大部队在后跟进，请你们坚持战斗。”
过了五分钟左右，电台兵张军又收到团指挥所电报：“曹参谋，团指挥所问我们扁福村占领了没有？”
我立即对电台兵说：“向指挥所报告，扁福村已被我占领。”
报告完后，我与谭正华副连长一起带一个班到扁福去清扫残敌，工兵三个班分别占据着三个山头，侦察排另两个班在河边与敌人对峙。
又是一年清明节，深切怀念在对越反击战中牺牲的英烈们！
3月4日，我团向迷迈山发起了总攻。由于我的任务是保护团指挥所的安全，并没有参加这场战斗。
因为越军作战特点：一是“散”，顶不住就散，化整为零，化军为民，三五成群，各自为战；二是“藏”，当我追击时，就钻森林，入洞穴；三是“扰”，一有机会就钻出来向我打冷枪、冷炮，进行袭击骚扰。敌人这些手段，给我军增加了一些困难。在我团向迷迈山发起攻击的这个阶段，我不断地在指挥所四周巡查。因而，这场战斗的具体情况我确实不很清楚。
为了对历史负责，我不能凭自己的模糊印象来叙述这场战斗经过，我查阅了380团对越作战战史，应该说是比较真实和具体的，现原文照转以飨读者：
4日6时30分，第三八O团一营在龙都北侧，三营在枕远南侧分别占领进攻出发阵地，二营由于未按时渡河和占领进攻出发阵地，团遂决定改由三营主攻，二营担任预备队。7时，经师炮群火力袭击后，三八0团遂展开攻击前进。至8时15分，九连占领班茂东侧无名高地，八连在班茂西南侧无名高地牵制敌人，掩护七连渡玻令河。三连先头占领班茂东侧无名高地、一连攻占龙都及杭外。 10时许，一营和三营进至迷迈山东南侧和东倒山腿，在火力掩护下，向迷迈山发起进攻。
战斗中，三连三排在进攻受阻后，排长黎贤良带领8名党员冲到最前面，当冲至离山顶2 0米敌人最后一道战壕时，三次负伤，右手被打断，坚持用左手投弹，三次将未爆的手榴弹扔回敌人阵地，最后光荣牺牲。
至4日11时，九连、三连先后攻占了迷迈山主峰，随后三营（欠七连）全部占领该高地。并在第三八一团的协同下，回头逐点围歼了茹邀、邀诗和龙都、那拖等处顽抗之敌。然而班茂、侬远之敌迫击炮不断向迷迈山射击，同时上级通报邀诗地区也有敌人活动。为了扩张战果，巩固既得阵地，师令团对邀诗进行搜剿. 13时40分，一连攻占杭外西侧无名高地；七连攻占茹敖西侧无名高地。
14时20分，团根据敌情、地形和师赋予的任务，令二营首先攻班茂、侬远之间各高地，尔后对侬远、邀诗、之敢进行清剿。同时，令一营一连从迷迈山南侧向杭外，三营七连从迷迈山北侧向茹邀实施卷击。师炮兵群再次对邀诗、茹邀之敌实施压制射击。
18时10分，二营主攻连四连推进至班茂山北侧，战斗异常激烈。三排七班（主攻班）尖刀爆破二组组长傅越强左臂两次中弹，为提高冲击速度，拒绝同班战士李全义给他包扎伤口。冲击中，连续炸掉敌两个重火力点后胸部中弹，为掩护同班战友继续冲击，傅越强拚尽全身力气，匍匐至敌机枪阵地下，抱着手榴弹，猛地跃身扑向敌机枪，敌人两名机枪手全被炸死，傅越强壮烈牺牲。四连指战员乘势冲击，突破敌防御阵地。18时40分，四连夺取班茂北侧无名高地；守敌1个排29人全部被歼。
18时50分，一连占领杭外；二营攻占班茂、侬远之间地区，七连进到茹邀西南玻令河左岸，形成对邀诗、茹敖进行了包围。此时已是黄昏，经报师同意停止清剿。19时，为保障第三八o团指挥所及渡口的安全，第一二七师令三八一团一营部率一连、三连渡过奇穷河，进至担双南侧，归第三八o团指挥，担任三八o团预备队，进至北俄、黄林一线，占领有利地形，监视邀诗、茹邀之敌，以防北逃，待第二日歼灭。
4日晚，团根据师的指示，研究5日围歼邀诗、茹邀之敌的计划，其部署是：二营以四连直插茹邀、邀诗之间割裂敌人；五连从东南、六连从南侧攻歼邀诗之敌；三营以七连歼灭茹邀之敢；一营以一连继续搜索杭外。并控制其附近地区；团迫击炮连向茹邀、邀诗、龙都准备火力。
3月5日7时20分，团追击炮连先后对茹邀、邀诗和龙都实施炮火袭击后，三营率八连、九连并三连继续坚守迷迈山，二营和三营七连对茹遨、邀诗进行攻击和搜剿，一营搜剿杭外，三八一团三连搜剿龙都。8时六连进占邀诗，七连进占茹邀。特务连在搜剿杭外时，因识图有误走到那拖方向，遭敌伏击，连长牺牲。团即令三八一团三连前去增援，在那拖东南侧无名高地与敌激战，16时15分撤出阵地。
5日下午，根据军指示，第三八O团与第三八一团采取交替掩护的方法，撤回禄平地区。至此，迷迈山地区战斗胜利结束。共歼敌464名，其中击毙441名，击伤22名，生俘1名。
3月4日晚上级来电，主要内容是：我军将于3月5日对外宣布撤军。
3月5日上午，天上下着蒙蒙小雨，我正在团长掩体外。作训股测绘员汪少明送来师电报，内容是：迷迈山地区波令河旁边有一个村庄叫“杭外”，这个村庄以前是越军的团部，令我团派一部兵力到杭外去搜索，看有没有有价值的军事资料。
张万年师长在抗美援越期间曾在越南任军事顾问，他当然了解这个情况。
过了一会，我又听见何善福团长正在接听张万年师长打来的电话。
张万年师长在电话中对团长说：“我国将在今天对全世界宣布撤军，你团在撤军前，要派一部分兵力到迷迈山下有一个叫‘杭外’的村庄进行搜索。”
张师长对团长说：“杭外村在抗美援越时是越军的一个团部，你们要认真搜索一下，看这个团部还有没有有价值的情报资料。”
当时指挥所只有何善福团长和刘国柱政委，团长把电话的内容向政委做了传达。
政委对团长说：“马上就要撤军了，这场战斗基本已经结束了，但是特务连警卫排的这些啰嗦兵一直没有参加战斗，让特务连连长带着警卫排的这些啰嗦兵去锻炼锻炼，我们两人的警卫员也让他们跟着去锻炼锻炼。
团长对政委说：“我先把这一情况向马副师长做个汇报一下，看他还有什么意见。”
在越作战中，团长的重大决策都要向马副师长报告。
我随即跟着团长离开指挥所掩体向不远处马副师长的掩体内走去，团长把张万年师长电话内容向马副师长做了汇报。
我听见马副师长对团长说：“立即按张师长的命令执行，同时你们要做好撤退部署，撤退时部队不要乱了。”
团长回到指挥所后，把情况与政委讲了后，就命测绘员汪少明把特务连连长李仕钧叫过来，向他交待任务。
如果按照政委的指示，警卫排一走的话，除山个有一个步兵连队外，整个团指挥所附近就没有战斗人员了，我就无兵可调。
这时我看见团长的警卫员黄克松已作好了出发的准备。当他走到政委的警卫员吴继堂的跟前约好准备一起去时，吴继堂对他说：“算了吧，敌人都消灭光了，就是去了也没有什么用，不用去吧！”我看见黄克松犹豫了好一会后说：“那就算了，不去了”。
汪少明来到特务连阵地，请连长李仕钧到团长那里受领任务。汪少明还对连长说：“老连长您下山搜索回来，别忘了给我带点纪念品啊。”李仕钧对汪少明说：“你放心，没有问题。”
过了一会特务连连长李仕钧身背手枪，跑步从山下来到了团指挥所，这时，团长向他简单地介绍了作战任务，你现在带上特务连三个排，到杭外去进行搜索，特别要注意文字、地图这样的军事资料，完成任务后迅速归队。
这个时侯刘国柱政委也给他交代了几句：“你把特务连警卫排这些啰嗦兵带去后，要他们锻炼锻炼，让他们感受一下战斗的气氛。但是，你们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有什么情况及时向团长和我报告。”
特务连连长李仕钧这时候向团长和政委敬了一个礼，大声地说：“保证完成任务！”
他迅速走出了团长和政委的指挥所，环顾了一下四周，对着警卫排的战士说：“特务连，不怕死的跟我来！”说完他径直下到山下。
警卫排长程忠明（河南人）迅速集合了警卫排战士，跟着连长下了山。
就这样特务连三个排，（欠加强给步兵的几个班）跟着特务连长一起到杭外去搜索。
特务连长李仕钧受领任务时的整个过程我就在现场，当时他大声说：“特务连，不怕死的跟我来！”这句话至今还记忆犹新。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成为永别！！！
就这样，特务连参加这次到杭外去搜索的人员除了团长和政委的警卫员以外，其他人员基本全部参加。
他们下山后我的压力很大，因为团指挥所已无兵可调，我就在指挥所四周不断的巡视观察，怕敌人偷袭团指挥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过了大约三个小时左右，我正在团指挥所团长和政委的身边，忽然听到作战值班参谋汪少明跑过来向团长和政委报告说：“特务连在搜索杭外的时候与敌遭遇，特务连连长李仕钧牺牲，另有几个战士负伤。”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很是为特务连的战友担心！
团长和政委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非常惊讶，也感到很意外。团长命令汪少明参谋再证实一下，到底是负伤还是牺牲。。
又过了二十分钟左右，作战值班参谋汪少明再次向团长和政委报告：“特务连连长李仕钧的确已牺牲。”
过了一会，汪少明参谋又来到团长身边说：“特务连连长李仕钧在与敌遭遇时被敌人的高射机枪击中，当场牺牲。”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难过。
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对越作战中我团第一个牺牲的是我们特务连侦察排四班长袁敏，我团最后一个牺牲的也是特务连连长李仕钧，师机关唯一牺牲的陈参谋也是从我团特务连走出的。380团特务连是一支英雄的连队啊！
特务连警卫二班战士谭发贵、侦察四班副班长谭铁强、工兵排九班长李建新、工兵排战士黄义森等专门向我详细讲述了连长牺牲的全过程：
当时他们在搜索的过程中，他们到达杭外附近发现对面山头上有人，特务连长李仕钧就掏出联络方式图，站在山上与对方联系。当时对越作战不是每个连队都有电台，为了便于联络，团通信部门就给部队统一下发简易联络方式和信号。联络方式是吹小喇叭，联络信号如：
一长一短：你们是那个单位？
两长三短：我们是自己人
三长一短：前进
二短一长：停止前进
。。。。。。。。。。。
当连长吹了几声后，对方并没有回答，而是用高射机枪向他射击，连长应声倒下。当时警卫员一班班长谭发贵、卫生员牛根生就在连长的身边。看见连长中弹倒在警卫一班长谭发贵的身上，谭发贵抱着连长滚到山的背面。滚山后，连长当时哼了一声，就牺牲了。当时卫生员发现是高射机枪子弹击穿下腹部，就急忙给他包扎伤口，但是为时已晚。
当时侦察四班代理班长叶建民参加了这次战斗，并在这次战斗中负伤，他是这场战斗的经历者和见证者，他专门写了这场战斗的回忆录，现原文照转（注：文中括号内的注明是我曹参谋所写）：
当我被困在水坑里的时候（注：长叶建民带一个侦察小组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刚过玻令河，他与敌人遭遇打了起来并负伤，被敌人火力压迫在一个水坑里，敌人就在他四周），连长李仕钧在后面听到了枪声，立刻命令部队跑步前进。一听到枪声，大家所有的疲劳和饥饿顿时消失的无影无踪，这个时候哪还用的着督促啊，都是争先恐后地向前奔。工兵排不象我们侦察排人手一支冲锋枪，他们很多人携带的都是炸药和爆破筒，他们的任务是来炸桥的，不是来进攻打仗的。
连长带领部队赶到了山嘴与朱祥生和谭铁强会合了。这时，谭铁强和朱祥生正在那里大声喊着我的名字，当时我在水坑里听得是一清二楚，但是却没法回答。
连长问：“怎么回事？”
朱祥生回答：“叶建民过河之后，前方就传来了激烈的枪声，喊了半天也没听答应。”
连长正在询问情况，一阵密集的子弹从对面山头上打了过来，大家急忙卧倒，有的炸药包摔掉了，滚到了山沟里。连长命令大家赶快隐蔽，人们急忙向右侧山脚的树林里跑，卧倒之后大家准备还击。连长说先别急，弄清情况再说，别打误会了。因为团长向连长交代任务时曾说过，这一带还有友邻部队在搜索残敌，为了完成炸桥任务，我们团一营负责配合我们连行动。连长穿着雨衣，站在小路拐弯处拿出哨子，按约定的暗号，向对面山头吹起一长一短加一疾的哨声，对面的射击也随即停止了，这时大家也松了一口气。
连长以为发出的联络信号起了作用，因此判断对面山头上可能是自己人，于是就放松了警惕，没有及时隐蔽。突然一阵密集的枪声再次传来，这次是敌人的高射机枪和重机枪一起打来的，象刮风一样，连长腹部中弹，倒在了地上。
卫生员牛根升（河南新郑人，七五年兵）急忙跑过去给连长包扎，他用剪刀迅速剪开连长的衣服，掏出急救包，刚包扎好，从对面山上又打来一梭子子弹，连长再次中弹，当场牺牲，有几发子弹打在牛根升身边。牛根升不顾自己的安危，一心要抢救连长，他以为连长胸部中弹，急忙用剪刀剪开连长的上衣，但胸口上没有发现伤口，原来子弹打中了连长的脖子，打断了动脉血管。牛根升顿时懵了，他扔掉了手中的急救包，背起连长跑了一段，由于体力不支很快就摔倒了，他向山上大喊：“连长负伤了，快来人哪！”
通信员金德银闻讯跑了过来，他刚到连长身边，一梭子子弹又打了过来，其中一发子弹打在了金德银背后的手榴弹上，发出“砰”的声响，他趴在原地，不敢动弹。
连长的突然牺牲，令所有人都措手不及。部队急忙占领右前方的小山包，对面山头上越军的高射机枪、重机枪居高临下，打得他们抬不起头来。
连长牺牲之后，工兵排长吴怀莹和侦察排长王明勤成了最高指挥员。吴怀莹命令工兵排九班长李建新带人下山抢救连长，王明勤指挥侦察排进行火力掩护。工兵排几乎都是半自动步枪，侦察排有一挺机枪，其余的是冲锋枪，这些火力与对面山头上越军的火力相比，明显处于劣势。
李建新带领他们班的黄义森（江西大余人，七七年兵）、钟钦（广东廉江人，七八年兵）和叶慧敏（湖北鄂城人，七八年兵）三人从小山包上跑下来，接近小路时，看到连长躺在小路下面的山坡上。这时小路已被对面山头上的高射机枪和重机枪封锁住了，每隔三秒钟左右就打过来一个点射。连长身边有一个很大的土坑，这成为他们抢救连长唯一的藏身之处。
趁着敌人射击的间隙，李建新第一个跳进了土坑，钟钦紧随其后，在过小路时正巧敌人射击，一发子弹击中了钟钦的左小腿，造成腓骨粉碎性骨折，动脉血管也被打断。这时副班长黄义森和战士叶慧敏趁着敌人射击的间隙，也跃到了李建新身旁。黄义森取出急救包，帮钟钦止住了血。
李建新命令叶慧敏把钟钦背回去，并强调：“记着，钟钦在，你就在，钟钦不在，你就不要回来了！”叶慧敏是个小个子，胖乎乎的，他背着钟钦跑了十几里山路，回到驻地，就累趴下了。
李建新的位置可以清楚地看到连长，但就这几米的距离硬是过不去，因为周围没有任何遮蔽物，敌人的火力把这一地段彻底封死了。黄义森对李建新说：“班长，这样不行，得另想办法。”
黄义森虽然又矮又瘦，但身体素质好，非常机灵。他卸下子弹带、水壶、挎包和干粮袋，乘敌人射击间隙，一个箭步扑了上去，抱着连长滚下了山坡，山沟里是敌人射击的死角。黄义森这个动作刚刚完成，一梭子子弹又打了过来，在刚才连长躺着的位置上，出现了十几个深深的弹坑，还冒着青烟，很明显这是高射机枪打的。为了把连长的遗体转移到安全地带，黄义森解下自己的腰带系在连长的腰带上，一点一点地把连长的遗体拉到了一个较为隐蔽的地方。
侦察排长王明勤在山包上看到李建新他们抢救连长的行动，马上命令侦察排六班长常西乾、班副宋祖峰等人，绕到山沟底下去接应，要求他们无论如何要把连长的遗体转移到安全地带。
担任掩护的侦察排五班长李新营（河南太康人，七四年兵），正在向对面的山头射击，突然打过来一梭子子弹，子弹贴着他的后背穿了过去，背上的军装被划出一道痕迹，幸好没伤到皮肉。这时工兵排长吴怀莹决定，派两名战士回去请援兵。
八班战士王志敏和周永良在大家的火力掩护下，迅速撤下了山包，按原路往回赶。也就在他们回去请援兵的时候，我遇到了周永良，是他帮我包扎的伤口。此时，我还不知道，刚才我经过的山嘴那里究竟发生什么。当听到连长牺牲的消息，我的伤口也不疼了，心里一阵发紧，心中痛苦的滋味简直无法形容。
这个时候已经是中午一点多了，我国是早上7点钟宣布的撤军消息，但是我们却没人知道。越军可能得知了我们撤军的消息，所以才这么疯狂地向我们展开猛烈的反扑。搁以前，越军只要和我们一交火，抵挡不一会儿，准跑。可这次不同，他们象疯狗似的死死咬住了我们，发疯似的集中火力把我们连压制在山脚底下。（注：越军在迷迈山布暑了大量的兵力，事前我军都不知道，只是在我团撤退时，我团一营、三营、加强给我团的381团一营遭到敌人疯狂反扑，撤退非常困难时才感到这一点）如果这样相峙下去，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援兵及时赶到，他们才得以脱险。
常西乾和宋祖峰等人绕到山沟底下，先把连长的遗体转移到了一个安全地段。宋祖峰把机枪交给了朱祥生，让他担任掩护，他准备背连长的遗体，宋祖峰也是侦察排的“坦克”级人物，他身体壮，力量大，手榴弹投过64米，全连第一。朱祥生曾亲身经历了袁敏牺牲的全过程，并亲手掩埋了袁敏的遗体。这次又亲眼看到连长壮烈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心中悲愤难忍，他架起机枪对着对面山上的越军，一口气打出去一盒子子弹。
在撤回国境之前，师长张万年曾向全师下达死命令，不能丢下一个伤员、一具烈士遗体，就是一支枪、一件作战用具，也不能丢下。
在这样残酷的战争环境下，要把连长的遗体安全运回来，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此时越军已经开始对我们展开了追击行动。战场上没有担架，运送遗体非常困难。宋祖峰开始想背连长，可死人不同于活人，怎么背都使不上劲。周围的人也很着急，一开始想抬，但这个时候连长的遗体还软着呢，两个人抬不起来；四个人抬，山中只有一条一尺多宽的小道，无法行走。宋祖峰急的是满头大汗，他发誓一定要把连长的遗体背回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连长长眠在异乡他国。
有时真是急中生智，宋祖峰忽然想了一个办法，他让身边的战友把连长的遗体倒过来搭在他的肩上，他用两只手抓住连长的小腿，大喊一声：“走！”就这样，他背着连长的遗体一口气跑了5公里。为了把连长的遗体运回国内，吴怀莹和王明勤对部队下了死命令，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都必须把连长的遗体运回去，决不能把他留在异国的土地上成为孤魂野鬼。疲劳不堪的战士们，争先恐后地轮流抬连长的遗体，终于回到了连队宿营地。
连长的牺牲，对全连指战员打击很大。警卫排没有参加这次搜索杭外的战斗，他们主要的任务是保卫团前指和团首长的安全（注；警卫排绝大部分还是参加了，因为连长组织的比较仓促，他带着一部分兵力就下山了。而有另一部分战士侧由指导员黄若勤带着。这个情况叶建民当时并不清楚）。当他们看到连长的遗体时，许多人禁不住失声痛哭。我负伤返回连队驻地的时候，看到大家的脸上都是阴沉沉的，有的脸上还残留着泪痕。整个特务连笼罩在一片悲痛的气氛之中。
下午的时候，从前方押送回来一名越军战俘，当走过我们连驻地时，我们排七八年兵陈胜情绪出现失控，他端起冲锋枪对准这名战俘扣响了扳机。押送战俘的人不是我们连的兵，他见陈胜打死了战俘，说是要向上级报告。后来连里对陈胜进行了严厉批评，但是没有追究他的责任。陈胜对连长的牺牲哭得很痛，眼睛都红了。
曹向东曾对我说过，连长接受任务的时候他就在跟前，任务是我团刘国柱政委亲自给他下达的。当时曹向东没有参加这次行动，团长命令曹向东带领警卫排少数几个警卫员保卫团前进指挥所和马友副师长的安全，也就这次行动他没有参加。
头天晚上，师长张万年给团长何善福打电话，说杭外是越军的一个团部，让我们团派兵认真搜索一下。交代任务的时候，政委刘国柱说让特务连拉出去锻炼锻炼，他还想让他的警卫员去。
这说明，当时我们要去的方向就是杭外，而连长牺牲的地方就在杭外外围的一个山包跟前。当时我拿着地图带着朱祥生和谭铁强走在最前面，正是因为我看到了杭外村，我才决定提前去侦察一下。
坦率地讲，连长的牺牲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
从客观上看，越南是山岳丛林地带，地形复杂，道路狭窄，雨多雾大，视野受限，与敌人突然遭遇，这是所有参战部队经常遇到的事情。敌人占据有利地形，工事完备，居高临下，火力强大；而我们地处下风，火力较弱，仓促上阵，被动挨打。在这种情况下，连长命令大家及时隐蔽，有效地避免了较大的伤亡，这说明连长的带兵能力是不容质疑的，他不是瞎指挥，去让战士们硬拼，做无谓的牺牲。从另一个角度讲，没有连长的牺牲，就没有部队的安全，是连长保住了大家的性命。
从主观上讲，这与他的性格有关，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这话一点都不假。连长有点马大哈性格，他胆子大，心眼直，敢说敢为，是个火爆脾气，这次战斗他过于自信，对当面的敌人估计不足，吃了麻痹大意的亏。连长一直跟着团前指，这是他第一次参战，这也说明他战斗经验不足，也是他牺牲的一个重要原因。
谅山攻克后，通往河内的大门已经打开。而谅山往南，就是一直延伸到河内的一马平川的平原。
1979年3月5日晚，也就是攻克谅山当天，，新华社奉命发表声明：“从1979年3月5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开始撤回我国境内”
1979年3月5日，师下达了我团撤退的命令。
团长随即与各营联系，下达了撤退的序列。
团长在给各营的电话中反复强调了两点：一是要求部队在撤退时不能乱，二是要把每一个牺牲烈士的遗体抬回来，如果哪一个营丢弃了烈士的遗体，军法从事。
团长下达命令时，我就在他的指挥所洞口。团长在指挥所内反复强调要把烈士遗体一个都不留在越南国土的命令时，口气十分严厉。这也是张万年师长在给团长的电话中反复强调过的，我印象极为深刻，在心中也产生了对张万年师长和团长无比敬佩之情。
加强给我团的381团1营何营长，向团长报告，他们在撤退的过程中，遭到了越军的猛烈阻击。部队出现伤亡，由于敌人火力太猛，战斗非常激烈，双方陷入胶着，现在无法撤出，请求炮火支援。
团长立即命令加强给我团的师炮群向迷迈山阻止我撤退之敌实施炮击。但是，由于敌我双方交织在一起，师炮群火力无法准确的落在敌人阵地上。
这时，团长命令100迫击炮连，支援381团1营。
团长一声令下，他们立即向阻止381团 1营撤退的越军猛烈地炮击，发发在敌人中心开花，把越南鬼子炸的抱头鼠窜。在这关键时刻，他们发挥了关键作用。381团1营在100迫击炮的支援下顺利的撤出了战场。
战后381团一营何营长讲到，在撤退时他们营遭到了敌人的顽强阻击，四面都是敌人，他根本没有想到在撤退时，遇到了这么多敌人的阻击。双方打的不可开交。当时情况极其危急，何营长命令他的通讯员向连队传达命令途中，被越南鬼子打伤倒下。这时，极为惨烈的一幕出现了：他亲眼目睹一个越南鬼子冲到了他的通讯员面前，用冲锋枪对着通讯员，一梭子子弹全部射向了这位战士。他急忙组织几个战士冲向这个敌人，并将其击毙。
他来到通讯员面前，双手抱起通讯员时，只见通讯员浑身是血，身上布满了弹孔。他急切地呼唤着通讯员的名字，当时通讯员并没有牺牲，在他的呼唤下苏醒过来，通信员疼得无法忍受，万分痛苦的对着营长说：“营长啊，我实在疼得受不了，求求您，往我身上补一枪吧。”
何营长抱着跟随了他二年的通讯员，心中十分悲痛。他对我说：“我这个人性情刚烈，一生中从不流泪，这个时侯，我抱着我的通讯员失声痛哭，最后眼睁睁的看着他死在了我的怀里。”
从这一个小小的战斗插曲中，可以想象当时战斗是何等的惨烈！
他率领全营撤到奇穷河岸时，万分感激的对何善福团长说：“团长啊，如果不是你指挥100迫击炮支援我们的话，我们根本无法撤退下来。满山遍野到处都是敌人。我们搞到敌人的窝子里去了。”
上述一段话，是我们从河南省新安县127师师部开会时完，回到团部时，在火车上对我们讲的。现在回想起来其印象极深！
自卫还击战结束后，我团100炮连被广州军区授予“英雄炮兵连”荣誉称号。
部队陆续撤下来后，团指挥所也随即转移。这时值班参谋报告，我团架设在扁福至棍杂奇穷河上的浮桥被工兵排提前炸毁。我们撤退部队只能从棍杂至扁福原浮桥处和担双至扁福两个地方徒步涉水过河。
原来，团长命令工兵排在3月5日下午6时前做好炸毁棍杂至扁福的浮桥。
工兵排长已按团长命令6时前做好炸桥准备，到了6时以后，他再没有接到别的命令，就以为可以炸桥了。他没有再请示，就误把浮桥炸毁了。
工兵排长吴怀滢战后升任工兵参谋，与我同住一个房间，我俩关系非常好，我曾向他问到此事，为什么提前把桥给炸了。他说：“我们当时把炸药放好后，到了下午6点钟，一直没有得到消息。就误以为是下午6点钟可以炸桥了。
事后想来，他当时要是再请示一下就好了。可能他当时压力太大，人在重压下什么错误都可能犯！当然，在战斗中，我们每个人都不免要犯一些错误，有很多错误都是缺乏实战经验造成的，我们不能搞“马后炮”一味的来指责别人。
这时，再重新架桥已来不及了。团长命令部队分两路分别从棍杂至扁福、担双至扁福两个渡口徒步过河。我随团长、马副师长来到了担双至扁福的路口，团长请马副师长先期过河，团长在担双一侧指挥部队过河。
我们看见很多战士过河时没有脱鞋，他们踩着露在水面的石头过河，行进速度非常慢。
奇穷河河床地质结构复杂，非常奇特，如果穿鞋过河可基本保证鞋子不打湿。但是过河的路线狭窄，只能排成一路纵队过河，速度非常慢。如果脱鞋涉水过河，就可成多路纵队，行进速度将会大大加快。特别是从担双进入渡口又只有一个狭窄的山坡，也阻碍了行进的速度，我当时计算了一下，如果不脱鞋的话，每分钟最多只能通过七八个人，这个速度太慢了。
团长当即命令，所有过河的战士一律脫鞋快速通过，另一部分从被炸掉的浮桥处过河。
这时，站在我们旁边有两位政治处的股长，对团长说：“团长，算了，天气这么冷，战士们打了几天仗又非常辛苦，战士要是脱鞋过河的话还要步行20多公里，战士吃不消。”他们讲了几遍，因而改变了团长的决心。
我当时感到团长的决心是正确的，我本想向团长建议，支持团长的决定，但是，旁边的两位股长都是60年代入伍的老兵，而我资历太浅，我提出反对意见明显是不给他们面子，几次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
我在对越作战中，我与首长在一起，从没有说过一句影响首长决心的话。所以，与首长在一起时，我基本上是一言不发，我的两眼自始至终是四方扫射，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我的任务就是保障他们的安全，决不让首长有任何闪失。现在想来，我当时还是应该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
要是我单独在外执行任务，我必须是果断专行。我要对我的行为负责。要为我所带领的侦察分队负责！
我随团长过了奇穷河以后，在扁福村路口等待部队过河。部队渡河速度非常慢，团长不断地在督促各营加快速度，但是一直到晚上十点还没渡完，这个时间比原计划推迟了几个小时。
团长当时显得十分焦急，开始骂人了：“老子让脱鞋过河，结果这帮王八蛋干扰了老子的决心。”
我看见团长在路口上走过来、走过去，显得十分焦急，嘴上不停的说：“妈的，这几小子干扰了老子决心，老子要是坚持就好了。”
这时，我也没有办法，只能是团长走到哪里，我、钟日高干事和警卫员黄克松就跟到哪里。
到了晚上十一点部队报告再过半小时就能全部渡完。这时，团长命令先期过河的步兵第二营开始撤退。
过了大约20分钟，部队渡河快完了，这时马副师长过来问团长：“团长，撤退你是怎么组织的？”
团长答到：“撤退按照步兵第二营、381团一营、团直属队、步兵第三营、一营的序列撤退，步兵第二营已出发了20多分钟。”
这时马副师长用从没有过的语气，严肃的对团长说：“不行，必须立即命令二营停止前进。”
马副师长接着对团长说：“我们撤退必须整个团，包括加强给我们的381团 1营一起撤退。我们一个加强团一定要捏成一个拳头，碰到了再多的敌人，我们可以捏成拳头和他们打。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分兵，全团要捏成拳头，一定要捏成拳头！”
我听到马副师长对团长说这段话的时候，心中对马副师长产生了无比敬佩之情！马副师长到底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经验真是丰富。在这个时侯，可以说宝贵的作战经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真是一代战神啊！
经验这东西就是这样，在关键时刻能提高人的应变能力，激发人的创造性！
这也是马副师长到我团指挥以来，第一次改变团长的决心。
团长立即让电台通知步兵第二营停止前进，等待与全团一起行动。
等部队收拢出发，已是深夜。团长和马副师长同乘一辆吉普车回撤。我回到了司令部作训股，与本股室的同志们一起撤退。
撤退的当晚，天色漆黑，还下着小雨。我的两眼又是什么也看不见，完全像瞎子一样。在我的眼前整个世界好像都是黑的。我真的没有办法，说实在话，当时真的很痛苦。
在行进中，我开始让前面的王钦龙参谋把他的帽子反过来戴，把白色的里子露在外面，但是我还是看不见。我就让王参谋牵着我的棍子，我在后面走。但是，这样行走起来速度很慢，他也很不方便。
我就与前面的几个参谋说好，我用棍子在空中横扫，不断地碰打他们的身体，用他们的身体来指示我前进的目标。他们都说：“没问题。”
我只有拿着棍子不断向前挥舞，拍打着他们几个人的身体来确定我前进的方向。撤退的那个晚上我完全与瞎子一样，全靠一根子。我真得感谢我们作训股的战友，我用手中的棍子不断的拍打着他们，但是他们从没有一句怨言。
从越南四号公路进入支马线以后，公路也由柏油路变成了土路。就这样高一脚低一脚的走着。纪俊哲股长对我说：“小曹，我口渴的要命，有水没有？”我回答说：“我的水壶早扔了。”
纪股长说：“看路边有没有水，妈的，就喝路边的水。”
我与他一同来到路边，他看到一个黑洞洞的一块，问我：“这是不是水？”
我用手伸下去一摸，告诉他：“是水。”
他立马趴在地上大口大口的喝起来。等他喝饱了以后，立马口里“呸、呸、呸。”反复的吐。
他对我说：“小曹啊，妈的，老子喝的不是水，喝的是泥，喝了一肚子泥啊。”
第二天天亮时，我们撤退到越南境内支马线西南侧的十六号高地，团指挥所就设在这个高地上。这个高地离爱店边防口岸只有三公里左右，国内的青山绿水清晰可见。
在离十六号高地只有五百米左右的一个稻田的田埂上，我感到非常疲惫，浑身酸痛，两腿发软，再也走不动了，就歇了下来，准备休息一下再走。没想到，一坐下来我就再也起不来了。我团司、政、后机关人都到十六号高地了，这时，就剩下我一个人坐在山下的田埂上。
我在这个地方大约坐了三十分钟左右，还是没有力气。这时候，我思想上产生了激烈地斗争，很想再休息一下。但是，如果再不上到十六号高地，那么我就可能吃不上早饭了。但是走，我又不想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还是咬着牙站了起来，踉踉跄跄的走完了这人生中最艰难的五百米路，来了团指挥所。
到了团指挥所没一会，饭做好了，我吃上了一顿足足的大米饭，那顿饭少说也吃了一斤半，还吃上了包菜和猪肉，那顿饭也是我一生中吃的最多的一次，那真叫一个香啊！
这次对越作战，我有两点深刻体会：一是一天到晚两条脚总在不停的走路，不知怎么搞的，总有永远也走不完的路；二是没有睡觉的时间，有任务时，人还有精神，没有任务，人马上就感到极度困乏。
像我们这些在和平年代成长的军人，突然经过战争，体能方面经不起这样长达三个月左右时间的折磨。
那天，吃罢大米饭二十分钟以后，我突然感到特别的兴奋，整个人从头到脚，甚至连整个皮肤都感到非常的舒畅，人感到很有劲，非常亢奋，像是打了兴奋剂一样！我感到非常奇怪，这是怎么一回事？工兵参谋刘家斌来到我所在的A字形工事里休息，我们俩聊了好半天，我也跟他讲到，我现在怎么这么兴奋啊，他还跟我半开玩笑的说：“你是不是打了鸡血的？”
后来一想，一定是我吃了大米饭，补充了大米里面的葡萄糖份，因而才有上述反应。
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中国人离不开大米饭和白面。战时的压缩干粮只能填肚子，不能提劲，人还是要吃正餐。
到了十六号高地以后，我的任务仍然是担任马副师长和团长的警卫。
我没有什么事，就来到团长指挥所里，看见团长拿着他那个永不离身的棍子，用一把小刀在上面雕刻着字。这根棍子是团长在进入越南境内前专门找的一个，他先把这根子的皮用小刀削光，在棍子上方削了一个手柄，行军时他就用来当拐棍。
团长有时候很有点小孩子气，他把我们战斗的每个阶段都总结成一句话，用刀刻在这个棍子上面。我在旁边仔细观看团长刻在棍子上的字，上面刻着：首战支马，攻克禄平，强渡奇穷河，攻占迷迈山。后来，团长还在这根子上刻有：大杀“回马枪”，北上归建……
你别小看这根棍子，我团的战史，就是按团长刻在棍子上的那几句文字来总结划分阶段的，这也是我团对越作战的主线。
3月6号，我正在团电台旁边，电台里不断收听到敌方电台的声音，团参谋长陈安春对我说：“曹参谋，去把翻译找过来，问问里面说的什么？”
我当即把翻译邱真生找来，电台里面的声音非常清晰，感觉敌人就在我们附近。翻译说，“敌人反复说的就是一个内容，‘孩子过河掉到水里，请爷爷把他带回去’。”这明显是敌人说的暗语，我们也搞不清楚。
翻译邱真生
又过了一阵，我们感到头上有轰隆的声音从头顶上掠过，我们都开始以为是飞机，在天空中到处寻找。但是，天上什么也没有看见。过了一会，从爱店方向听到了炮弹爆炸的声音。又过了一分钟，又有轰轰的声音从头上飞过，爱店方向又传来了爆炸声。我站在山顶上向爱店爆炸声的方向看去，那里冒起了滚滚浓烟。这时候我们才明白，原来是越军发射的炮弹，声音是炮弹在空中飞行时发出的，敌人炮击的目标是设在爱店的师后勤医院。
紧接着敌人陆陆续续发射了7、8发炮弹，事后听说，师医院遭炮击后，女兵们都比较紧张，好在没有人员受伤。看来敌人已经侦察到了师后勤医院的所在地，但是，不知道是否与我们刚才从电台中听到的内容有关。
越军不敢用炮群攻击，而是单发射击，这就是他们的游击战术。
3月7日凌晨3时许，师指挥所来电话，要团长到师部受领战斗任务，并指明要侦察参谋随同前往，到师侦察科取一份绝密情报。
我随团长一起徒步向师指挥所出发，随行的有钟日高干事和团长警卫员黄克松。我团所处的位置靠近国内，离国境线约3公里。我团是我师的最后一道防线。师指挥所在我们前边。
来到师指挥所，我首先到师侦察科报到，侦察科参谋孙朝烈把一封绝密情报拿了出来，待我签字后交给了我。
我拿到这份情报后，问孙参谋：“这份情报我能看吗？”他说：“当然可以，哪有侦察参谋不能看情报的，你不但要看，还要了解敌情才行！”
我当时想看这份情报的主要原因是：一是我想知道情报的内容；二是万一在路上遇到敌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要销毁情报，用脑子记住情报内容。
得到允许后，我当即打开情报，很快看了起来。情报的主要内容是越军总参谋部向越军传达的命令。这个命令共三页，内容很长，其主要内容是：
在我军于1979年3月5日早上7时，向全世界宣布撤军后，越军最高层对我军下一步军事行动的分析，以及越军下一步的行动布署。越军最高层认为，中军有可能是真撤军，也有可能是假撤军，无论是真撤军还是假撤军，他们都要对我军进行一次有力的反击。
越军最高层决定：用一个加强团的兵力向爱店方向实施反击，这个加强团以一部兵力沿公母山向爱店方向进攻，团主力沿支马公路向爱店方向进攻。
这份情报十分详细的把敌人的作战意图、兵力布署、进攻方向、进攻路线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而越军反击的方向正是我所在的127师，可以说，在整个对越作战期间，越军大的反击仅有我师这个方向，看来一场战斗在所难免！
看了这份情报，我心中感慨万千：我军有这样的侦察手段，有这样的获取情报的能力和水平，还要我们这些侦察兵干什么呀？那可以减少我们为了执行侦察任务带来的牺牲啊！
我真为我军情报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感到高兴，两军还没交战，越军这次失败已成定局！
我清楚地知道这份情报的来源。对越作战虽已过去三十四年了。但我认为，这份情报的来源很可能还没有解密。所以，我现在还不能说出这份情报的来源，请大家理解！
取完情报，我就来到师指挥所。指挥所并不大，只见师指挥所里有三个人，一个是127师师长张万年，一个是师参谋长王福海，再就是团长何善福。指挥所里有一盏马灯，张师长正在向团长交待作战任务。
张万年师长指着军用地图对团长说：为了粉碎越军这次反扑，我在全师的阵地上布置七道防线（张万年师长把“七道防线”时的语气说的很重，我至今印象极深。）。你团是我师的最后一道防线，你团的主要任务一是防止敌人渗透，二是负责掩护全师的撤退。三是在撤退前，摧毁越南针对我国防御的所有军事设施。
张万年师长还向团长交待了其它一些具体的作战任务。
从师部返回时，天已渐渐亮了起来，快到团指挥所时，天已大亮。
上午11时许，师部又来电报，要团长马上去开作战会议。
政委看完电报后，问团长参加追悼会回来没有。我回答说：“没有”。
政委十分焦急地埋怨到：“团长这个时候还参加追悼会干什么（这是政委的原话）。”
我们都知道政委的脾气，我们在场的人谁也不敢做声。
政委问通信股长：“现在能不能联系到团长。你们赶快想办法通知团长。”
通信股长回答说：“团长走时没有带电台，我试试想想办法。”
十二时左右，团长回来了。他立即带上我、钟干事和他的警卫员出发了。我们离师指挥部不远。这一次是步行去的。我、钟干事和他的警卫员黄克松都没有进入师指挥所，会议内容我不知道。我想，可能是有什么重要的精神需要进一步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