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棉花开的地方（一个越战老兵的回忆）

　　四、马革裹尸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六日下午吃完晚饭，命令下来，仗真的要打了，这次没人扔盘子。天擦黑，我们悄悄运动到红河边，我再次检查了全班的装备，两门六○迫击炮，六十一发炮弹，那是头天连长和跃文在红河边高地上给我介绍作战意图时我计算需要用的炮弹数。

　　检查中，我们班的战士轻轻给我说：“班长，你可能回不来了。”我问为什么？战士说：“你看，二月十日就要打的仗，结果拖到明天你的生日来打，你还回得来吗？”我说：“就是因为拖到我的生日来打，我才死不了，信不信。”其实，我也“不信”。

　　十七日零点左右，我们连开始偷渡红河，由于竹排都被洪水冲走了，偷渡红河用的是连队仅有的三艘玻璃钢冲锋舟，由姚建中、罗长生、孙锐（云南省昆明人）三人驾驶。

　　我们班是一点十五分登舟渡河，冲锋舟运行到河中央搁浅了，原来，这一段河流面宽水缓，红河水带来的沙石到了这里有部分沉淀垫高了河床，就形成了两边深，中间高，冲锋舟坐的人多了到这里就搁浅，我坐在后面，翻身跳到水中推舟，一起跳下来的有三个人，河水没到腿肚子，过了河中央我们又跳上去，但是，我们就“遭罪”了，我们是扎着“绑腿”的，后来的几天裤脚都是湿的，管不了了。

　　上了岸我走在班的前面（进入越南我都是走在班的前面，只有后来穿插《勐昏》时，我让火箭班副班长李文雄（云南省玉溪人）跟在三排后面，遇到复杂路段给我留记号，这是唯一的一次让战士走在我前面。

　　天太黑，前面看不到人，只能听到战士们上山时“拨草发出的唰唰”声，我们寻着声音往上爬，这难为我们炮班的战士了，炮班八个人，我配冲锋枪，两个一炮手肩扛两门六○炮，副班长普干候（实名普政光，云南省元阳县人）等其他五人背炮弹，一个制式背具六发炮弹，五个人三十发，可我需要六十一发，只能往大家身上加了，两个一炮手肩上扛炮背上还得背六发炮弹。

　　我在橡胶林里部队出发前检查装备，发现一炮手彭杨发（贵州省六枝特区人）的炮弹箱没捆好，我让他重新捆，看他解绳子我就检查别人去了，谁知到了红河边我再次检查时发现他是提着炮弹箱走的，气死人，没时间重新捆了，自己想办法吧。他一手扶炮，一手提炮弹箱，腾不出手来“拨草”，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上的山。还好，全班没一个人掉队。

　　上了178高地，我到前沿去观察目标，根据目标回来选择炮阵地，杂草太高，直瞄是不可能了，只能用间接射击，我把炮阵地选在山背靠近山顶的地方，用我的后脑勺作为目标分别让两门炮瞄准标定，突然，“哒哒哒”一梭子弹打来，“轰”手榴弹在我的侧面爆炸，只感觉右肩夹被击了一下，急忙蹲在草丛中，听了听，没声了，让我们班的战士看看：“班长没出血，可能是被沙石击中，不是弹片。虚惊虚惊！！”

　　标定好目标，我走到连部站的地方，这里也能看到被我们包围的越军营地“新官”，“新官”没有灯火，整个战场敌我双方好像都沉寂在无边的黑暗中，时间默默地旋转。

　　凌晨七时左右，连长和跃文从手腕带着的“海霸”表上抬起头：“报告营长，我连已准时包围‘新官’之敌，可以按时炮击。”报务员刘刚对着报话机向上级重复了连长的命令，几分钟之后，炮弹呼啸而至，准确落在中越边界坝砂对面的越军驻扎地 “新官”。

　　炮击中，连长和跃文、指导员、副指导员罗孝昌、二排长李安国、医助梁建声、文书李东海、连长的通讯员杜应开、司号员张炳华、卫生员田来顺、报务员刘刚等连部战士站在１７８高地前沿的小树下，连长和跃文从通讯员杜应开手中接过水壶，用水壶盖当作“酒杯”倒出一壶盖酒递给指导员：“指导员，为我们的胜利干杯。”

　　指导员说：“我不喝酒。”连长顺手转递给付指导员罗孝昌：“你干。”副指导员罗孝昌接过一口“干”了；连长倒出一盖递给二排长李安国，二排长李安国一口“干”了，连长又倒出一盖看了看身边的人，说了声：“为我们的胜利干杯。”一口喝下了壶盖中的酒。

　　炮声嘎然而止，连长命令司号员张炳华：“吹冲锋号。”

　　冲锋号霎时响彻整个高地，副指导员罗孝昌、二排长李安国带领二排战士冲向山下越军驻扎地“新官”。

　　子弹呼呼呼地从山下“新官”的房屋、工事、堑壕、地堡、暗堡向冲锋的战士们射来，弹雨很密集。

　　180高地面向“新官”的这边坡比较陡，长满杂草，浓密超长，山下有一条环形堑壕，再下是一片木薯地，二排的战士从山上往下冲锋，受到杂草的阻挡，完全暴露在越军的火力下，连长和跃文本可以在阵地上指挥，看到此情景，顾不得个人安危，带着连部几大员向山下冲去。通信员杜应开冲在连长和跃文前面，用身体保护连长，弹雨太密集，杜应开返身想让连长和跃文隐蔽，只见连长和跃文挥着手枪闪了闪倒在了冲锋的路上。

　　副指导员罗孝昌、二排长李安国带领的二排战士此时已冲到山下同越军短兵相接，交战在环形堑壕和木薯地中，这一交战减轻了越军射向连部战士的弹雨，通信员杜应开和连部战士一同把颈部中弹的连长和跃文抬回178高地。

　　配属给我们连的“担架队”是红河州屏边县民兵，民兵抬着和跃文连长一路小跑到达红河边，上冲锋舟冲向战地医院。

　　“卡”，冲锋舟搁浅在红河中央，任凭驾驶员想尽办法冲锋舟始终冲不过搁浅区域，在红河边营部的战士眼看冲锋舟过不了河，报务员冷中华（贵州省普定县人）叫上几个报务员，放下电台冲向红河中央把冲锋舟推过了红河。

　　连长和跃文被送到了战地医院，医生及时抢救，这时才发现和跃文连长的左胸还有一个弹孔，十五分钟后，和跃文连长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光荣牺牲。

　　五、继续战斗

　　从战斗打响，我一直在观察目标和射击指挥之间上下跑。杂草太高，炮阵地上观察不到目标，只能前出站在杂草丛中观察，枪声大作，瞄准手听不清射击诸元，要跑回来就近指挥，炮阵地前面的杂草都被我踩平了。

　　一炮瞄准手彭杨发在我回来下达射击诸元时大声呼唤：“班长，我恨得很，我要亲自打。”我同意了，让二炮手退下去装炮弹，由彭杨发接替二炮手的位置射击（战前训练时，我就考虑到，一旦战斗打响，战机稍纵即逝，为不影响战机，我一直训练大家进行“盲瞄”，一开始二组三组射击诸元检查一次，到作战时，我们班的战士已经可以达到二十组射击诸元不错一个密位），刚射出两发炮弹，彭杨发大声喊我：“班长，你救我的命了。”

　　原来，一发子弹擦着炮筒的左侧飞过去，炮筒上留下一个白印子，从高度看，如果不把他换到二炮手位置，这一发子弹正好打中他的心脏，这下提醒我，前面的杂草被我踩平了，迫击炮完全暴露出来，换炮位来不及，于是我下令改“间接射击”为“直瞄射击”，每个炮位上只留一个人。

　　通信员杜应开背着连长的公文包送走了连长和跃文的担架后和司号员张炳华、报务员刘刚、文书李东海等来到我们班的炮阵地旁，我看到司号员张炳华拿着一支手枪和望远镜，就问他你拿谁的手枪？

　　张炳华告诉我是连长的，这时我才知道连长和跃文受伤了，我从司号员张炳华哪里要过望远镜同时告诉他们分散开来帮我寻找越军火力点，寻找火力点有几个方式，一是由前沿战士用“曳光弹”射击指示目标；二是由上级下达目标；三是自己寻找目标，这是笨办法。

　　有了他们几个帮忙，效果事半功倍，才一会时间，通信员杜应开就喊我：“炮班长，快，暗堡。”我看准位置，直瞄射击，一发命中，紧接着二个、三个火力点都是一发命中（多少年以后，杜应开给我说：“老班长，你太神了，太准了，要不是你打掉那几个火力点，我们还要牺牲好多战士。”）

　　刚打完第三个火力点一会，通信员杜应开左手捏着右侧肩膀跑到我面前：“班长，我受伤了。”我赶快撕急救包给他包扎，两枪，打在右肩上。副指导员向超彬当时的任务是负责担架队，我们连伤亡大，民兵们抬着担架都走了，通信员杜应开负伤后，副指导员向超彬就过来给我观察敌火力点，他刚下去就发现了火力点。

　　我看清后一发炮弹过去，机枪炸飞了，副指导员向超彬是趴在前沿的，他看到火力点被炸飞后抬身转头告诉我：“炮班长，打中了。”就在这时，一发子弹击中他左臂三角肌，我给他包扎时，医助梁建声跑来叫我赶快去指挥射击，副指导员向超彬由他负责，事后我想，我未被击中，主要是我一直上上下下运动，没停过，菩萨保佑。

　　当时，我们连只见到伤亡的人员往下抬，上级急了，“明话”用电台喊我们，我记得是报务员刘刚叫我说团部的电话，“团部问我们连的情况，阵地上有多少人，有干部没有。”我回答：“我们连和敌人搅在一起了，阵地上只有18个人。”通完话，让战士们散开，我就下阵地去了。

　　当时枪声已经稀少，我想下去看看具体情况，刚到山脚，炮弹来了，急忙趴在一个土坎内侧，用双手护着小脑，双肘支撑胸部，怕“震伤内脏”，心想死定了，炮弹下来的声音这一辈子都忘不掉，就好像人的“灵魂”被螺旋式的往天上吸，爆炸声比我们听到的“炸雷”声强一千倍，“轰轰轰┄”六发炮弹，我抬头看了看，泥块、石头、弹片往天上飞，落下来的弹片最长的有尺多长，全部是钢铁被拉断的刀口，炮弹从我们这边一直打到“外波河”边大树旁，我看到炮弹爆炸，几人才能合抱的大树枝断丫裂，一下就燃烧起来，幸好，我没有死，急忙往山上跑。我上到阵地上，指导员已经在那里了，他告诉我，连长到医院十五分钟后牺牲了，根据预案，宣布我代理排长。

　　炮击停止，我爬到阵地前沿的草丛中用望眼镜寻找目标。突然“啪”一发子弹射来，因越军是仰角，子弹射低了，射在我下颚下面的土里，沙石溅了我一脸，估计是我望远镜的反光被越军发现，我爬起来蛇形向左后跑开，子弹追着我打，跑了几米扑倒在地，听，没有子弹飞来，我又爬回刚才的位置操枪射他。

　　因他连续射我，烟尘暴露他的位置，我打了一个点射，一下从被打的位置跑出八个越军，直往山顶爬。“敌人！”司号员张炳华在我右后上侧喊，现在轮到我追着越军射击了，我打了一个点射，司号员张炳华喊：“炮排长，打中一个。”第二个点射，他又喊“二个------三个。”打倒第三个，爬在上面的四个已经翻过山，剩下一个也快到山顶，我瞄准他的头部打了一个点射，看他“顿”了一下没倒，又打了一个点射，看他摇摇晃晃爬了几步扑倒在山顶，我用望眼镜看，没看到人，好后悔，要是当时“堵”着上面打可能多打几个。

　　六、永垂不朽

　　二月十七日下午，穿插的一排战士、冲下高地同越军短兵相接的二排战士陆续回到178高地，代理连长谭春祥（重庆市石柱县人）坐在地上，很疲惫，二排战士向他汇报说牺牲的战士还没抢回来，代理连长谭春祥抬头叫我：“炮排长你带人去。”我回答：“好。”带着我们排的人走下高地，刚走几步，又听谭连长喊：“二排长，带你们排协助炮排。”代理二排长张汝祥（贵州省普定县人）答：“好。”

　　我带着全排战士下了高地，首先来到高地底下木薯地前，在这里四班副班长朗维刚（贵州省普定县人）、机枪手田茂堂（贵州省普定县人）、副机枪手李永刚（贵州省普定县人）牺牲在这里。朗维刚手持冲锋枪牺牲在左前，头部离下一地埂只有一米多，他的右边间隔一米多是机枪手田茂堂，田茂堂把“班用机枪”的几条弹链连在一起斜挎在自己的左右肩上，牺牲时人虽然扑在地上还保持着射击姿势，李永刚肩上交叉背着两盒机枪弹夹扑在机枪手田茂堂的右后侧，两人永远保持机枪正副射手的冲锋队形。

　　

　　

　　我留下几个人背他们，其余人跟我钻进木薯林往左边环形堑壕走，走不多远，悲壮的一幕映在我面前，敌堑壕里，六班战士李慈清（云南省景谷县人）胸部裹着未包完的绷带仰面倒在堑壕中，六班副班长李明友（云南省景谷县人）手持绷带从右面扑在李慈清胸上，四班战士赵日升（广西省柳州人）也是手持绷带从左面扑在李明友身上，三人就这样用“亲兄弟般的战友情”定格了他们的永垂不朽。

　　

　　我一个人跳上堑壕后面的土坎往前搜索，走不多远，一枚手榴弹从杂草上面向我扔来，我仰面倒在土坎上，万幸，手榴弹砸在堑壕边弹进堑壕里爆炸，我起身单腿跪地朝着手榴弹飞来方向不停射击，一匝子弹未打完，四班长钱沙宝（云南省元阳县人）从我后面跑来，我让他和我一块射击，我告诉他，“让敌人探出头来，我们两个就没命了”。

　　我打完他接着，我装子弹，两人交替，冲锋枪都打“红”了，烫手，护木都捏不住，这时才听到人都“抢”走了，我让四班长钱沙宝先撤我掩护，看他钻过木薯林我才边打边撤，就那么一会功夫，我就再没见过四班长钱沙宝了。

　　直到三十八年后的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七日，我们老“龙堡连四连”参战人员在屏边“大龙树”烈士陵园给牺牲的十二位烈士扫墓时我才见到他，好激动，紧紧地抱在一起，他给我说：“他撤出来后替换背受伤的战友陈富文（贵州省六枝特区人，机枪手，他受伤后晕倒在地，突然一阵枪声把他惊醒，他睁眼看到一名越军在他前面的土坎下向我们战士射击，由于他右肩中弹，只能用左手扶正机枪，向越军射击，子弹从这名越军的左侧头部穿过，将头打成两半，脸部这一侧打飞了，只剩下后脑勺留在脖子上），钱沙宝背着陈富文刚过一条沟，一梭子弹打来，本来就受伤的战友陈富文头皮又中了两枪，钱沙宝的腰部中了一枪，子弹从他拴在挎包上的漱口缸穿过打穿他的肺部，大难不死。

　　

　　二月十八日晨，在堑壕里熬了一夜的部队重新进入“新官”清理战场，一营三连（战斗英雄李成文的那个连）的战士在搜索中发现受伤的六班长燕怀贵（河南省南阳市人），担架抬上来时我迎上去，六班长燕怀贵很虚弱，脸色苍白带点青，他给我说：“炮班长，我中了五枪，全部打在下身上，下身都打断了，我、我要绝后了。”我只能安慰他：“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担架往上抬，到指导员面前，六班长燕怀贵告诉指导员：“指导员，我需要血，我的血流干了。”可怜，六班长燕怀贵还是没抢救过来光荣牺牲。


　　

　　副指导员罗孝昌（贵州省修文县人）在与越军短兵交战后，因杂草较高，他跳上一个土包，土包前有棵小树，他用冲锋枪靠在小树上射击，这时遇上炮袭，一发炮弹落在他身旁，弹片击中头部，光荣牺牲。

　　

　　战士付玉东（云南省东川区人）是跟在副指导员罗孝昌的身旁一同冲下178高地，在短兵交战中中弹光荣牺牲。



　　

　　二排长李安国（贵州省丹寨县人）带战士冲下178高地后，在山下环形堑壕和木薯地和越军短兵交战，看到自己的战士伤亡过大，提起冲锋枪跳进木薯地向越军射击，四班战士伍文富跟在他的后面冲进去，交战中，二排长李安国右大腿受伤，子弹打断股动脉，鲜血喷射而出，四班战士伍文富用了三个急救包都没堵住，鲜血流尽，光荣牺牲。



　　

　　战士谢新建（广西省柳州市人）是一排一班机枪副射手，同机枪手李贵新从新官后方围剿越军时中弹负伤，卫生员艾平文（云南省玉溪人）赶到进行抢救，战士谢新建告诉卫生员艾平文：“我不行了，快去抢救别的战友”，艾平文边包扎边告诉他：“我一定要把你救活”，但，战士谢新建终因伤势过重光荣牺牲，这事对卫生员艾平文的打击过大，一直自责为什么没把他抢救过来，2014年老兵艾平文亲自到广西柳州去看望烈士谢新建的老母亲“谢妈妈”。



　　

　　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七日，在老“龙堡连”指导员李松林、副指导员农世盛、二排长杨金海、医助王伟才（原卫生员田来顺）、一排长李志忠（贵州省普定县人）的倡导下，老“龙堡连”参战军人、家属和部分烈士家属76人齐集云南省红河州屏边县“大龙树”烈士陵园看望和祭拜我们的十二位亲密战友，同时，也给我们团安葬在“大龙树”烈士陵园的四十八位烈士敬献了花圈。

　　有道是：

　　龙树有幸留忠魂、何惧马革裹尸回；

　　南疆梦断身先化、涅槃青山慰后人。

　　烈士和跃文、烈士罗孝昌、烈士李安国
　　烈士燕怀贵、烈士李明友、烈士李永刚
　　烈士朗维刚、烈士田茂堂、烈士谢新建
　　烈士赵日升、烈士付玉东、烈士李慈清

　　永垂不朽！

　　二零一九年二月十七日是十二位烈士牺牲四十年的日子，谨以此文拜祭“连长和跃文和所有牺牲的烈士”。

　　

　　11月1日上午，在烈士陵园扫墓，中午出发往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需两天行程，今晚住蔓耗镇。屏边去蔓耗需先返回滴水乡，从滴水乡沿g326国道南下，先经过莲花塘乡到红河岸，然后溯红河而上到达蔓耗镇。

　　屏边县城海拔1400米，而红河岸边海拔仅140米，40公里下降1200多米，这大下坡会爽的不要不要的。

　　

　　
　　路又平 ，车又少，大下坡，真美妙。

　　

　　

　　

　　晚宿营蔓耗镇
　　

　　2017.11.02 蔓耗镇——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今天去金平，蔓耗镇到金平县城只有60公里，路程不算远，可海拔上升太多了。蔓耗镇海拔150米，金平县城海拔1400米，全程最高点并不在县城，而是在40公里处海拔1710米的金竹林隧道口。

　　天还没亮，楼主就上路了。山谷里雾茫茫一片，不知是雾还是云团充满整个山谷，还不时流动。楼主分不清方向，只好顺着公路走，刚离开蔓耗就是缓上坡，勉强能骑着走，几公里以后坡越来越大，骑不如推着走省力了。
　　

　　

　　

　　高兴寨隧道。到达高兴寨，今天行程已过半，现在海拔到了1300米，胜利在望了。
　　

　　

　　2017.11.03 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叶剑英、徐向前等同志的题词。

　　

　　金平烈士陵园安葬的主要是十一军牺牲的烈士。其中有9名烈士被分别授予各种英雄称号。

　　
　　邓如良 烈士

　　云南省墨江县人，1959年1月入伍，35112部队1营教导员，中共党员，1979年2月17日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光荣牺牲，追记一等功，昆明军区授予“模范教导员”荣誉称号。

　　1979年2月20日13时40分，31师91团9连攻打木桑地区1273高地东北侧的战斗已经接近了尾声。越军在9连的凌厉攻势下难以招架，龟缩到了一个长约10米的地堡里。这是该处剩下的最后一个地堡，在几个方向都开有射孔，既威胁着我军正面攻击分队，也威胁着翼侧迂回分队。

　　“消灭它！”8班长杨春礼发出命令，在机枪的掩护下，用火箭筒把这个地堡打掉。火箭筒开始发射了，一发、两发，连续打了四发，携带的火箭弹都打完了，地堡仍然向外疯狂地倾吐着火舌。原来这是一个盖沟式的综合火力工事，里面架了三层圆木，顶部又覆盖了厚厚的泥土，火箭弹的威力很难将其摧毁。“喷火器上!” 杨春礼再次发出命令。这时配属8班战斗的喷火组只剩下了最后一瓶油。喷火器射手迂回到敌堡后面，对准出入口喷了一下，还是没起到作用。


　　

　　“班长，我用爆破筒去干掉它！”副班长陶少文用坚定铿锵的话语向班长请求任务。杨春礼同意了他的要求，并派战士朱正春带上工兵锹，冲到地堡顶部，准备挖开一个洞，让陶少文把爆破筒塞进去。全班带的爆破筒还剩两节。为了增大爆破威力．陶少文把两节爆破筒连接起来，背着冲锋枪冲了上去。

　　越军的土木质地堡顶部很厚，朱正春费了很大力气也无法挖通。陶少文见从顶部挖洞不能奏效，于是叫朱正春立即离开地堡，自己迅速绕到地堡的右后侧，拉燃导火索，把爆破筒从敌人的机枪射孔里插了进去。

　　爆破筒的导火索比较长，陶少文原本有足够的时间脱离地堡隐蔽自己。但是，地堡里的敌人正拼命往外推爆破筒。他非常明白，只要稍一松手，敌人就会把爆破筒推出来，地堡就炸不掉，夺取战斗的胜利就要付出更大的伤亡。在这生死关头，陶少文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他的双手紧紧握住爆破筒，并用身子左侧死死顶住，让敌人没有办法推出来。

　　战友们看到：陶少文的头压得更低了，快要贴到敌堡上。他的肩窝也压得更紧了，已经接近地堡的射孔。只见他举起右手，在空中有力地挥了一下，打了一个示意战友们向前冲击的手势……紧接着一声巨响，硝烟弥漫，陶少文用他23岁的生命，为连队打开了胜利的通路。

　　战后，中央军委授予陶少文“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参战老兵李源生原在福州军区服役，对越反击战前抽调昆明军区十一军三十一师参战，下面是李源生战友的回忆文章。



　　

　　我被分配到陆军11军31师。该师驻扎在云南大理州下关市属滇西。现在部队准备开进滇南红河州金平县靠近越南边界。要我在招待所待命。

　　1月29日春节，我就是一个人在昆明军区第四招待所度过的。2月7日离开招待所坐31师来接我的北京牌吉普车。

　　从昆明出发行车500多公里，沿途各级政府设军人接待站，军车加油军人吃饭全部免费。深感祖国人民对支前工作十分重视给我们勇气和力量。

　　晚上到金平县城11军招待所住下。这时有幸见到从越南抓舌头回来的师侦察科杨参谋，他说，越南兵没什么可怕……第二天到金平县那发公社31师驻地。我被分配到通信营通信修理所有线技师干本行。

　　涯叔吃掉了四层楼？

　　17日下午到宁化回到家马上去县医院找满钗说明情况。满钗说，听你的，相信你……晚上我分别和满钗的父母亲，我的父母亲说明情况。

　　他们四人都是共产党员，深明大义知道不能拖后腿。满钗的父母亲同意我们领结婚证，都没有提结婚礼金一事。父亲更是担心宁化长途班车要在明溪县停靠吃午饭怕接不上火车，专门联系县外贸仓库货车提前装货交代驾驶员直接送我到三明荆西火车站。

　　18日上午我和满钗去翠江镇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领了结婚证。19日凌晨3点妈妈起床给我做饭，淘米下锅煮粥蒸饭。早上5点多全家人难舍难分送我上车离开宁化。我看见妈妈流眼泪，几十年来深情不忘军歌再见吧妈妈。十点多到三明荆西我马上买龙岩开福州的火车票，6点多到福州。

　　才知道大部队5点多集中，从福州杜钨坐军列出发了。军区炮司干部处陈干事在出站口十分焦急，见到我第一句话就问，你是李源生吗？核实身份后立即帮我买福州开广州的直快列车硬座票。再三交代我到湖南衡阳下车马上去找车站军代表，坐福州开昆明的9633次军列。

　　一，参战前的准备

　　我是1968年12月从福建省宁化县入伍当兵。对越作战40年啦！我第一次经历这么大的考验。1978年12月经过部队政审开了证明书，同意我和刘满钗结婚。

　　1979年1月15日我去泉州买喜糖回到连队准备过几天回宁化。突然师干部科通知我抽调云南参战。五天时间准备，19日到福州军区炮司干部处集中。我向部队首 长表态:服从命令。部队培养我入团入党提干上军校，到了新部队不会给炮三师丢脸。同时迫切要求给我2天假期回宁化处理好家庭事。

　　部队首 长见我精神好！决心大！情况特殊。特别批准我一个人单独回宁化。我再次表态:保证19日下午6点多钟一定会到福州。

　　16日下午我从泉州梅山部队驻地，坐通信连的车载八一型电台嘎斯69吉普车，记得驾驶员是潘月亮。师通信科范参谋带车直接送我到厦门集美火车站。据说他们返程回梅山部队都下半夜了。我坐晚上7点厦门开福州的火车。17日早上到三明荆西，连队通信排黄排长还专门挂长途电话给三明荆西汽车站，到宁化的长途班车要等我上车。

　　大部队出发前在驻地营房都换好个人作战装备。我还是穿福建带来的确凉军装和盖四斤重的军用被。司务长帮我领回全棉军装，要求马上在帽子，上衣，裤子写上自己的姓名，血型，部队代号。特别是钢板胶鞋比较重还是要穿，防踩到越南埋的竹钉……还有军用毛毯，吊床，背袋，防毒面具，急救包，还有一块象床单一样大比较厚的深绿色塑料布。据说是防下雨和牺牲后裹尸体用。

　　1979年2月13日晚。全营排以上干部集中聂营长宣布战场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作战勇敢，不当逃兵，不当叛徒，不准调戏越南妇女，不准私藏战利品……同时要求除发给的个人作战物资外，不准带个人笔记本，纸张，钢笔，照片，人民币等。

　　这些都要传达到每个战士。抓紧时间把不准带的东西打包写上自己的姓名，交留守处集中保管。可以给家里写最后一封信，地址:云南203信箱61分队。我给满钗，父亲，岳父各写了一封信。从越南战场回来我看到满钗的来信写了这样的话，一个人经常关起门在房间里拿出我们的结婚证。流着眼泪盼望我平安归来，受伤了守护我一辈子，牺牲了就去当女兵。

　　回家探亲据弟妹说，收到我的信大家都为我担心。父母亲经常吃不下饭很晚才睡还要上班，人都瘦了。 很多人安慰满钗。真是“一人参战，全家牵挂”。我还专门给梅山老部队的连长指导员写了一封信。表达我上战场的决心。据战友说，指导员还把我的来信在全连大会上宣读。

　　接着就是发压缩饼干，猪肉罐头和水果罐头各一个，小铁盒装的几种急救药品。现在就等战斗打响出国作战。我再次追问司务长，我的手枪领回来了吗？司务长回答还是没有。我很不高兴啊！要打仗了我连枪都没有……

　　我是排级干部月工资54.5元。平时交伙食费14元，交党费5角钱。剩下40元。打仗了干部都不要交伙食费。我交代司务长帮我寄40元给父亲，剩下14元和袋子里的零钱叫司务长买一些好吃的罐头饼干回来大家吃。就这样等到2月17日早上7点左右炮声震天战斗打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