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对越反击战期间，作为西线云南方向的主力部队，十三军及加强的一四九师，战柑塘，攻沙巴，全歼越军三四五师，重创三一六A师，胜利完成了作战任务。
辉煌的胜利来之不易，一千多名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永远躺在了祖国的南疆。今天，在祖国日新月异友展的今天，一个战壕的战友没有忘记他们，人民也没有忘记他们，利用各种方式缅怀英烈们的英灵。
本老兵在屏边烈士陵园巧遇个旧县某机关青年党员到烈士陵园开展组织活动。
战友们利用各种方式纪念牺牲的英烈们。
屏边烈士陵园东园西园共安葬山东籍烈士二十三名。
屏边县城西郊还有一座烈士陵园，大龙树烈士陵园。这座陵园规模较小，共安葬对越反击战牺牲的烈士八十六名，主要是云南边防十三团的烈士，其中闻名全国的战斗英雄李成文烈士就安葬在这座陵园里。
中央军委授予李成文“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光荣称号。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打响时，云南省军区边防13团配属给陆军第13军，负责夺取边境当面越军的设防要点新官。
新官位于越南黄连山省坝洒县城西北5.5公里处的一条狭长谷地里，是越南重要经济资源地柑塘磷矿的一个附属厂矿区。其东、西、北三面环山，南临外发河，与温角诺村隔河相望，有公路通向纵深后方，是越军边境防线的一个重要据点。
防守新官的敌人为305地质大队武装工人一部、公安一个排和武装民军等共140余人。这股敌人虽然不是正规军，但很多是在越南战争后退伍的老兵，有较丰富的实战经验，且熟悉边境地形，并不好对付。守敌在新官周围的119、180、178等高地上构筑了一般野战工事，在工厂区、居民区也布设了明暗火力点，并储备了大量的粮食、弹药、汽油及其他军用物资。
云南省军区边防13团是战前才组建的新团，官兵大多来自长期驻守边疆的老部队，对中越边境边防情况较为了解。但基层干部均未打过仗，部队平时训练也较为薄弱。对于初战攻打新官，云南省蒙自军分区授命边防13团1营（欠2连）执行任务，配属军分区独立营1、4连和3个民兵连（1个步兵连、2个炮兵连）。
针对新官地形和越军的布防，蒙自军分区派出一名副参谋长，与边防13团副团长和政治处主任组成指挥组，统一指挥战斗。决心偷渡红河，迂回敌后，东西夹击，全歼守敌。据此确定了战斗部署：
将新官地区若干高地统一编为1-13号；1营1连从新官北侧偷渡红河，占领3号（178高地）、4号（180高地）高地，同时1连1排向新官西侧迂回，占领193高地，切断新官之敌退路；1营3连在新官正面偷渡红河，占领1号（119高地）、2号（大松山）高地，然后向新官发起攻击；独立营1连带60炮班，随1营1连偷渡红河，分别占领新官以北的5号、6号、7号高地，以西的417高地，阻击周围向新官增援之敌，保障主攻连的侧翼安全；独立营4连和1个民兵连为营预备队，在主力之后渡河待命；民兵82迫击炮连和92步兵炮连在中国一侧河岸占领发射阵地，以火力支援步兵战斗；左邻陆军第13军38师1个榴弹炮营加1个85加农炮连火力配合边防13团的战斗。
1979年2月17日凌晨1时30分起，利用夜暗和浓雾掩护，边防13团1营及军分区独立营一部偷渡红河，迅速占领新官周围各要点，对守敌形成了分割包围，越军则毫无察觉。7时35分，在上级炮兵的火力支援下，过河各分队向新官之敌发起突击。
1营1连2排、3排迅速切断新官通向保果的公路，歼灭沿公路逃跑越军一部，然后向新官进行突击。同时，1连3排从193高地向有70多栋房屋的新官工人宿舍区发起攻击。防守越军配置了轻重机枪和60炮，火力比较猛烈。外发河南岸的温角诺村守敌也以火力支援新官越军，对攻击部队威胁较大。1连数次进行冲击，都被压制，连长和跃文也中弹负伤，后壮烈牺牲。因战斗队形拥挤，2、3排伤亡较大，退回到4号高地重新调整部署。
3连在连长张宏伟、指导员李申指挥下，从新官正面发起攻击。1排是尖刀排，由排长马海优哈率领，沿右翼2号高地向前推进。在新官北侧有四排平房建筑，已经被越军设置了数量较多的明暗火力点。当1排冲到距离平房约20多米的开阔地时，遭到越军火力点猛烈射击，当即伤亡数人，前进受阻，排长马海优哈也中弹牺牲。2排由排长龙布茨里率领，沿左翼1号高地向前推进。在进至高地西侧时，遭到外发河对岸温角诺村守敌的火力侧射，同样前进受阻。3连副连长向玉组织先头分队数次冲击都未奏效，伤亡较大。连长张宏伟见状立即将指挥所前移到距离敌阵地150米的位置，亲自组织尖刀排战斗。
9时许，保果、坂绕方向越军连续发动两次班级规模的反冲击，欲为新官之敌解围，都被独立营1连击退。
为支援1营1、3连的攻击，指挥组调高射机枪3挺和民兵连的2门92步兵炮（好古董的武器）过河迅速进抵战场，营长罗意利和教导员杨学智也赶到前沿指挥。教导员杨学智下到1连，与该连指导员何佑仁一起对全连进行了战斗动员，并重新组织部署。10时30分，炮兵进行火力急袭射击压制越军，1、3连再次发起进攻。
越军在新官一带的明暗火力点分布隐蔽，加上地处洼地，草木丛生，射击死角多，炮火压制效果不显著。1、3连被阻击在新官东西两侧，几次进攻都被击退。其中1连伤亡较大，1排长李自忠负伤，2排长李安国牺牲。副连长谭春强手端机枪向敌人猛烈射击，先后毙敌6人，伤敌2人。副指导员罗孝昌在战斗中左肩负伤，仍击毙了一个顽抗的敌人，缴获自动步枪1支。在继续带队冲锋时，罗孝昌中弹牺牲。
眼见战况胶着，营长罗意利赶到3连，和连长张宏伟、指导员李申一起研究了敌情，决定组织11人爆破组，在火力掩护下进行多路爆破，强行打开突破口。在战士们踊跃报名下，11人爆破组很快满员，并编成3个小组，由3连2排4班副班长李成文担任爆破组长兼第二小组组长。
在连火力掩护下，各爆破小组多路交替跃进，直扑不同方向喷吐着火舌的越军火力点。李成文带领第二小组爆破手杨春树、曹永文迅速向前运动，借着高低不平的土坡、草丛掩护勇猛接敌。冲击途中，李成文的左腿中弹负伤。他顾不上包扎伤口，忍痛继续向前滚进。终于，李成文接近到第二排房子前的射击死角，这里有两个相通的被茅草和干柴伪装的敌暗堡。李成文冷静观察着，等到离自己较近的一个敌暗堡机枪停止射击进行换弹的一瞬间，迅速扑上去，拉燃爆破筒就从射击孔中塞了进去，尔后转身借着墙身趴下。随着一声巨响，敌暗堡被炸上了天。李成文再接再厉，绕到房子正面敌人不易注意的地方，突然用冲锋枪挨着门向房子中扫射，并投掷手榴弹，打得躲在里面的越军吱哇乱叫。
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暗堡被炸塌了，李成文也光荣牺牲。后来打扫战场时，在李成文牺牲的地方只看到斑斑带血的泥土，却没有找到他的躯体的任何痕迹。战后，昆明军区追记李成文一等功，中央军委授予李成文烈士“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经过连续爆破之后，3连1个班冲进了新官。但因越军的明暗火力点仍不少，前进受阻，加上后续部队被敌人火力封锁，不得不又退了出来。
下午14时，坂绕以北9号高地方向有约1个排越军向新官进行增援，被炮兵击退。
经过半天的战斗，越军火力点大都已暴露。罗意利营长、杨学智教导员组织加强侦察，并重新调整了部署。17时30分，炮兵根据1营通报的坐标，进行了第三次炮火打击。这次炮击效果较好，打掉了越军一批火力点。尔后1、3连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再次发起进攻，以小群多路的战斗队形顽强突击，与守敌展开近战，前仆后继，越战越勇。打到19时19分，1营终于攻占了新官的工厂区和居民区。由于天色黑暗，1营没有打扫战场和组织清剿。到了半夜，有残余的越军出来进行袭扰，发生了几次零星战斗。18日，1营在打扫战场时又遭越军冷枪射击，经过反复搜剿才肃清了残敌。
新官之战，边防13团1营及配属分队共毙敌123人，俘敌11人，缴获60炮2门、各种枪支91支（挺）、各种枪弹23540发、地雷145颗及其他军用物资一部，炸毁汽车7辆、电台1部、油库1座。边防13团1营及配属分队阵亡20人，负伤25人。其中1营1连毙敌73人，俘敌11人，战后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连”荣誉称号，昆明军区也授予该连“永不卷刃的红河钢刀”锦旗。
在1983年播出的电视剧《高山下的花环》中有一个情节：自卫还击作战回国后，军里的高干事到9连采访梁三喜烈士的事迹，与指导员赵蒙生（周里京饰演）在连部进行了一番谈话。这时画面背景显示在连部墙上挂着两面锦旗，一面上书“英雄连”，一面上书“永不卷刃的红河钢刀”。
没错，电视剧的这个场景正是在边防13团1连驻地取景拍摄的，同时也将这一段光荣历史永远定格在了荧屏中。
九月三十日，是烈士纪念日，是我们铭记历史，缅怀英烈的日子。
作为一个老兵，我认为铭记历史、缅怀英烈，颂扬革命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把英雄的事迹写成感人的图文，存于媒体，向社会传播，让大众知晓，特别是让年轻的一代人知晓，让这些英雄的事迹、英雄的人物被社会崇尚和尊重，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准备用我的微信公众号、美篇、博客陆续发表铭记历史，纪念英烈的文章，让我们共同纪念为国牺牲的英雄。
我今天所写的是英雄的云南边防十三团和壮烈的李成文烈士的英雄事迹。
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边防十三团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云南屏边组建的，属于云南省军区建制。这个团建成以后，就在加紧厉兵秣马，准备战斗！
准备一场什么样的战斗呢？准备一场对越自卫还击战！
战争的起因：
过来人都知道，在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中国和越南是同志加兄弟，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特别是在六十年代，我国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在自己都很贫穷困难的情况下，勒紧裤带地进行了援越抗美军事救援行动，帮助越南打赢了抗美救国的战争，救越南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我国的援越抗美的指战员有1700多人长眠在越南的土地上。至于支援越南的财力物力就更不用说，大到公路、桥梁、汽车、大炮武器，小到粮食、日常用品都是中国无偿提供的。
图为1979年1月，蒙自军分区前线指挥部在河口瑶山建立。指挥部首长亲临前线研究敌情，勘察地形，完善作战方案。
1979年2月16日18时，主攻红河西岸的13军和边防13团等等部队利用夜暗大雨，秘密迅速地运动到红河边，用冲锋舟、橡皮舟在七个渡口偷渡红河。
至2月17日7时，成功地渡过了4个步兵团、3个加强步兵营和1个边防连的1.2万余人。过河部队迅速占领了滩头阵地，控制了要点，掩护后续部队架设浮桥，引导坦克、车辆过河。
攻打新官的战斗，是云南边防十三团遇到的一个硬仗。
李成文，云南边防13团1营3连2排4班副班长。1979年2月17日，李成文所在部队配合第13军攻打越南坝洒县城附近的新官地区。当3连攻击一排建筑物时，遭到越军2个暗堡的火力阻击。
李成文担任第二爆破组组长，用爆破筒摧毁了一个暗堡。旁边一个组战友爆破时中弹牺牲，李成文冲上去抓起战友的炸药包继续爆破敌人的另一个碉堡。
这是一个桥形的碉堡，射孔非常高，基础就有几米厚，四周墙面光溜溜的，十分坚固。李成文在碉堡下无法找到炸药包的孔和支撑物。碉堡周围，到处是烧焦的泥土，泥土中只杂着几根荒草在热风中摇摆。敌人的机枪还在头上的射孔里不断地喷吐着火舌，严重地威胁着战友们的生命安全。时间就是生命，只要多争取一点时间，就少牺牲一个战友。
李成文毅然将身子往碉堡墙上一靠，右手托起炸药包，左手拉燃导火线，朝着战友们一挥手，“轰隆”一声巨响，随着火光和浓烟的升起，敌堡化为一堆废墟。李成文用他年轻的生命，为部队打开了胜利的通道。
李成文牺牲后，上级党委给他记了一等功，中央军委授予他“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云南边防十三团攻占新官、果米三道门，全歼转田之敌。然后拿下登桑，占领谍兰，直抵兵漏。
边防13团于18日入夜前，相继歼灭了东桑、楠密、谍兰、新官之敌，歼敌200余名。
边防十三团侦察队在执行王瓦东捕俘战斗中，隐蔽接敌，神速出击，荣立集体三等功。
云南边防十三团三营向越南孟昏挺进。
云南边防十三团二营六连指战员攻占越南“三七一”高地。
战士们在“三七一”高地上合影留念。
英雄李成文的父亲李兴，又把最小的儿子李成全送到李成文生前的连队当兵，接过哥哥的枪，继承哥哥的遗志，报效祖国。这是多么感人的场面，这就是烈士父亲对祖国的赤子之心！
英雄连的授旗仪式。
边疆军民为了永远缅怀李成文烈士的光辉业绩，自发地集资、筹资数万元，在南溪河畔部队广场中树立了英雄的塑像。部队的作家以《南疆盛开英雄花——记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李成文》为题写成了传记文学，铅印成书。1984年，李成文的父亲作为烈士家属的代表，出席北京全国“双拥”代表大会，受到表彰，还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施甸县志》专门列传，记述李成文烈士的光辉事迹。李成文的英雄形象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边防十三团一营一连，在1979年2月17日的新官战斗中，飞舟渡红河，钢刀插敌阵，勇猛穿插，断敌退路，歼敌73人，俘敌11名，连队集体荣立一等功，被昆明军区授予“红河钢刀连”荣誉称号，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连”荣誉称号。
为了纪念李成文烈士，战友们为他谱写了一首歌。这首《歌唱英雄李成文》在边防十三团和参战老兵中传唱。
云南边防十三团的指战员们深情祭奠英烈。
亲爱的战友们，当年我们一起戴着大红花，光荣入伍，又一起摸爬滚打，练兵习武，同吃一锅饭，睡的是上下铺，我们是亲密无间的好兄弟。后来，我们又一起来到烽火硝烟的战场，浴血奋战，枪林弹雨中，你们倒在了我们的面前，为祖国贡献了年轻的生命!你们化做了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南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战友们，我们想你们啊!
烈士的家属和家乡人民深情祭奠英烈。
亲人啊!想不到三十八年前那匆匆一别便成了永诀!老父老母盼儿归哭瞎了双眼，妻子望夫归，哭白了黑发!亲人们想你们，肝肠寸断!你们是为国捐躯的，我们为你们自豪和骄傲!你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边防十三团一营一连班长韩曙光的回忆文章《忆连长和跃文和我的新官战斗纪实》。
作者简介
韩曙光，1976年12月从贵州省普定县入伍在云南蒙自河口边防独立营四连任战士、班长，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扩编后改为河口边防十三团一营一连任班长、代理排长、排长，自卫还击战后到新疆“乌鲁木齐陆军学校”学习，一九八一年三月毕业留校任连职区队长，1986年12月转业。
连长和跃文，普米族，云南怒江州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人，1968年4月入伍，先后在云南怒江边防十三团三营、思茅分区江城独立营，蒙自河口边防独立营四连后改为河口边防十三团一营一连服役，任过战士、班长、排职参谋、副连长、连长，1979年2月17日在对越自卫还击新官战斗中光荣牺牲，一等功臣，中央军委授予的“英雄连”连长。
1979年3月，我连在边界“田房小岛”旁越军203高地掩护撤军部队后撤时，作家李存葆在蒙自军分区政治部王德国副主任和宣传科姚云祥干事的陪同下到我们“英雄连体验战斗生活”写下了著名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后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等，和跃文连长是小说中“梁三喜连长”的创作原型）。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晨七时左右，连长和跃文在越军新官外围178高地向报务员指示：“报告营长，我连已准时包围‘新官’之敌，可以按时炮击。”几分钟之后，炮弹呼啸而至，准确落在中越边界坝洒对面的越军驻扎地“新官铜矿场（越南甘塘矿区的一部分）”。炮击中，连长和跃文、指导员、副指导员罗孝昌（贵州省修文县人）、二排长李安国（贵州省丹寨县人）、文书李东海（贵州省普定县人）、连长的通讯员杜应开（贵州省六枝特区人）、司号员张炳华（云南省玉溪市人）、卫生员田来顺（云南省江城县人）、报务员刘刚（贵州省贵阳市人）等连部战士隐蔽在178高地一颗小树旁，连长和跃文从通讯员杜应开手中接过水壶，用水壶盖当作“酒杯”倒酒同指导员、副指导员罗孝昌、二排长李安国预祝战斗胜利。
炮击停止，连长命令司号员张炳华：“吹冲锋号。”
冲锋号响起，连长、副指导员、二排长、二排战士、连部战士冲向山下的越军驻扎地“新官铜矿场”。
仗打得很残酷，子弹在我身边不停地呼啸（茅草太高，我只能站着才能寻找越军火力点），不多久，司号员张炳华来到我身边告诉我：“连长和跃文受重伤已被担架抬走了。”十点钟左右，指导员过来告诉我：“连长抬到战地医院十五分钟后牺牲了。”
连长和跃文牺牲了，我见他的最后一面就是他冲下高地的背影，三十年后，我在屏边“大龙树”烈士陵园见到了他的坟墓，我给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也给我们连牺牲的其他十一个战友敬礼，这一个军礼，我用了三十年的怀念和等待。
一、初识连长和跃文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我从贵州省普定县应征入伍到云南河口边防独立十三营，新兵连的第一课是当时的副营长罗意利（贵州省贵阳市人）给我们上的，罗营长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圈“O”，在中间打了一个“○X”，在下边画个“八”字，在八字下面画了两竖“II”，问我们新兵：“这是什么字？”黑板上是一个小人，谁也不敢说。
营长指着这个“字”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界字，边界的界，界碑的界，我们是边防军人，这个界字像不像我们这些边防战士矗立在祖国的边防线上站岗、放哨，我们是活着的界碑。”没想到，这个“界”字把我们边防战士与界碑连在了一起，也让我初识了连长和跃文。我当兵时，和跃文已经是副连长了，如果不是越南“背信弃义”，我们永远也不会走到一起。
一九六九年以前，中国和越南的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所以，中越边境线河口段一直没设边防部队，一九六四年八月五日，美国借“北部湾”事件，发动侵略越南战争，一九六五年四月，越南劳动党请求中国支援，毛泽东 决定向越南提供全面无私的援助，由于美军的军用飞机经常侵入我国海南岛和云南、广西上空，投掷炸弹和发射导弹，打死打伤中国边民和解放军战士，威胁中国安全，一九六九年五月，上级才从原思茅(现普洱）军分区抽调“昆明军区步兵第十团二营”到河口县成立“河口边防独立十三营”，负责从金平县的“那发乡”到文山州麻栗坡县境内的“过索河”边上的22号界碑200多公里边防线住防。
一连在金平那发乡、二连在新街、三连在河口守中越大桥和南溪河段，营部在槟榔寨，唯独从陆地界开始的1号界碑到22号界碑约60多公里防区没有部队。
一九七六年六月，上级又从思茅军分区江城边防独立营抽调我们一连到蒙自军分区河口独立十三营作为四连驻扎“龙堡”，负责1号界碑至22号界碑边境线防守，李松林（云南省永仁县人）指导员、陈云高（云南省永仁县人）连长、和跃文副连长、农世盛（广西省南宁市人）副指导员，向超彬（四川省宜宾市人）副指导员，梁建声（广西省南宁市人）医助等这才到了河口。新兵连我在四班，下连队时，我们班全部都分在新街二连，唯独我一个人分到了龙堡四连，这是缘分不，这就是我和龙堡四连的首长和老兵们的不解之缘，但我认识和跃文连长也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
我到龙堡四连后被安排在炮班，和跃文是副连长，我没见过，当时连里只有连长陈云高、指导员李松林、副指导员农世盛、副指导员向超彬、二排长杨金海（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人）、我们排长王万良（云南省丽江人）、医助梁建声、还有司务长。直到他从马关县“桥头”前哨排回连队时我才见着当时的副连长和跃文。
那天他没戴帽子，光着个头，好大的个子，带着个大大的“海霸”手表，在给从江城过来的那些老班长讲他手表的故事，我凑上去听，这才知道他是副连长和跃文，“海霸”表是副连长和跃文到桥头前哨排代管（前哨排长请假）时接到桥头“海关”通报，有几名毒贩携带毒品和货物准备从边境越南方走私进国内，请求前哨排派人协查，副连长和跃文亲自带了几名战士埋伏在边境毒贩可能潜入的山林围堵到毒贩，在追击过程中，毒贩扔下物品钻山林逃回越南，此次围堵共缴获毒品“鸦片”3.95千克，“双狮”表三只，“海霸”表一只，“海关”根据货物价格加上关税后作价售卖，副连长和跃文买来了“海霸”表，这次出击，缴获了毒品3.95千克，连部向上级给副连长和跃文报请立功，终因战事紧张直到副连长和跃文牺牲都没有批复下来。
二、再识连长和跃文
那时，我们连在搞基建，我们普定县入伍的这档子新兵就成了营房建设的主力。
一九七六年六月，连队来到龙堡后没有营房，是在距“龙堡九分场”一公里左右的山脚下砍掉茅草灌木，挖了一小块平地，盖上钢架房作为临时营地，这是老兵们搭建的，我们“享福”了，一下连就住了进去，但等着我们的是更加艰苦的营房建设。
什么都不懂，在连队干部和老兵的带领下，我们伐木、开石头、挖沙、砍竹子样样干，还要抽时间挣点“表现”，帮炊事班劈柴（龙堡没有煤，炊事班使用柴火煮饭炒菜）。平整场地时，连部从南溪七分场租了两台“东方红75”推土机，可是推土机太旧了，只能把表面的熟土推开，下面的老本土推土机推不动，没办法，连部出去买了一大批云南的“大板锄”，用人工挖，推土机推，可推土机像没“吃饭”一样，没劳力，推不动，我们挖20厘米左右，推土机只能推一半，再挖再推，苦啊！
天太热，穿衣服受不了，只能穿着部队发的齐脚短裤顶着大太阳挖，汗水顺着短裤淌，辛苦不！那时人年轻，又不拍苦，每天都干得乐滋滋的。但这还不算苦，真正又苦又累又危险的工作是伐木，晴天到山上把伐倒的树木锯成段，下小雨的天气才能把木头段从山下拉下来（下小雨地上才能踩出稀泥，木料才能拉得动），2到3个人拉一段，用山藤，人在前面跑，木头在后面追，一路下来，有几个危险地段，一段比较陡、一个“鬼门关”、一个斜坡，“鬼门关”是一个“喀斯特”石缝陡坎，下宽30厘米左右，上宽不到一米，出去有80厘米左右高陡坎，来到这里，只能用一个人拉，我就差点死在这里。那天，我拉着木头来到“鬼门关”，右脚踩在稀泥里拔不出来了，就在木头快冲着我的一瞬间，脚掌从鞋里脱出，我像“壁虎”一样，跳起来扑在左侧“喀斯特”岩石上，木头从我脚底快速“飞出”鬼门关，下来在稀泥里摸鞋时，脚底一阵钻心疼，才发现脚底被岩石戳了一个洞。
那时伐木，上山就是一天，这一天谁在连队站第一个班岗谁就得站一天，要等上山的战友下来，吃完饭，洗完澡才能换岗。
再识和跃文连长，也就是我摊到站一天岗的这一天。那天轮到我站岗，战友们都上山了，我一个人无聊就背着枪东转转西转转，转到连部看到当时的副连长和跃文和文书赵吉堂（云南省宣威县人）坐在床边走象棋，我走进去旁观，连长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也就胆“大”多看了一会，看到文书赵吉堂快输了，我出手点了几步棋，文书反败为胜，我心里很得意；过了一会我又走进去，同样的又帮文书反败为赢，心里更得意了；第三次我走进去刚伸手准备给文书赵吉堂点棋：“去、去、去，敌人来了，站岗跑这里来干啥！”副连长和跃文真的发火了，吓得我一趟跑到外面的大太阳底下再不敢进去了，后来看到副连长和跃文总觉得他在恨我，观棋不语真君子，我这是自找的，完了！一个大头兵，得罪了副连长以后怎么办？
我同江城来的那些老班长关系比较好，一班长史斌（云南省曲靖市人），接我们这批兵时他来到普定，到猴场了解兵源情况时去过“狗爬岩”，我经常同他开玩笑；二班长毕朝亮（云南省景东县人），大个子，有一次去边界巡逻，二班长扛着他们班的机枪走在我后面，下陡坡时小路太滑，我拉着两边的小树慢慢走，二班长从上面冲下来被我挡住，脚下一滑一坐笃摔下一个土坎，机枪甩去好远，他生气吼我：“滑路要用跑，你不知道吗？”害死人！我真不好意思；三班长尹建宝（云南省曲靖市人），是我们的刺杀教练，曾获过“昆明军区刺杀亚军”，我们很尊重他；六班长田志祥（云南省澜沧县，佤族人），很黑，那次我们一起去九分场照相回来，他拿着他一寸黑白照片给我们吹牛：“说真的，不要看我黑，要是拿照片去找媳妇，我比你们先找到，信不信。”太帅了！真的，照片上该黑的地方黑，该白的地方白，一点都不比我们差。
星期六，他们几个班长聚在一起打扑克，我也在，他们让我上，我说：“算了，从此我不再玩了，为了帮文书赢棋，得罪了副连长，将来还不知道怎么办。”他们一边笑我，一边安慰我，说：“别看副连长那么凶，那是表面的，他对人可好了，来河口时他大女儿死了，你看他流露过吗，一心扑在部队建设上。”于是他们给我讲了副连长和跃文的故事。
一九七六年，曾经是“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开始在我国边界挑衅，河口陆地界1号界碑到文山州马关县22号界碑地段有几个“争议地区”，最大的是芹菜塘，在2号3号界碑之间；其次是老凹厂，在1号2号界碑之间；第三个是1号界碑，那里是陆地界和一条小河沟的河流界连接点，有几亩大的“三角地。”
这一段防区一直都没有部队防守，于是，上级就从思茅军分区江城边防独立营抽调我们连驻扎河口“龙堡”接管1号界碑到22号界碑边防线防守。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二日连队接到命令，在接到命令的前五天，当时的副连长和跃文的妻子带着五岁病重的长女从家乡兰坪县赶到部队求医。长女患急性肺炎，因家庭经济困难，家乡当时的医疗条件也比较差，实指望部队能把长女治好，谁曾想长女刚有点好转，部队接到了调防的命令，当时连长陈云高请假回家探亲还未归队，副指导员向超彬小孩生病在家乡动手术，部队调防的重任就落在了指导员李松林、副连长和跃文、副指导员农世盛肩上，在准备工作期间，指导员李松林考虑到副连长和跃文女儿和他妻子不会说“汉语”的情况，主动到营部要求批准副连长和跃文带妻子、女儿回家后再到河口报到，营首长批准了此请求。
六月十六日，副连长和跃文同部队一同离开江城，六月二十一日部队到达河口龙堡，六月二十六日副连长和跃文就到达河口报到，原来副连长和跃文和妻子带着女儿从江城返回兰坪县的路上，女儿病情恶化死亡在客车上，在得到客车途径地“云南大理州南涧县”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和跃文副连长和妻子将女儿安葬在异域它乡后赶回部队，这需要有多大的心理承受能力才能做到，事后得知，当时他心里一直记挂着连队，他请假送妻子、女儿回家后，连队的调防就只有指导员李松林、副指导员农世盛、一排长杨忠（云南省兰坪县人）、二排长杨金海、炮排长王万良带领连队调防，为了连队到达龙堡后战士们的生活不受影响，连队还将在江城养的鸡、三只羊由基地饲养员燕怀贵（河南省南阳市人）负责带着调防，可惜路上鸡笼坏了，一笼家鸡变成了“飞鸡”飞到车箱、飞到车外、飞到小河边成为“野鸡”抓不回来了，只有三只羊乖乖的到达了“龙堡”,发展到了六只，一群，那时我们战士最高兴的就是到生产基地劳动，吃羊肉，净吃，“大碗吃肉，大碗喝水”，当然这是后话。可当时副连长和跃文不知道啊，他在埋葬了女儿，送妻子回家后第一时间赶了回来，这也体现了他对“党的忠诚踏实、对工作的勤勤恳恳吃苦耐劳、对部队的感情和对战友战士们的关怀”，也体现了他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下适应和驾驭工作的职能和能力。
六班长田志强还给我讲了他们在巡逻中的一个故事：那次巡逻小分队（每次有巡逻任务时，都是临时在全连抽调精兵强将组成）是副连长和跃文负责，在巡逻中，老兵朱发林（云南省澜沧县人）发现山顶的树上有一个大马蜂窝，晚上扎营时，朱发林悄悄跑来找六班长田志强让和他去烧马蜂窝，六班长田志强说这是违纪的让他不要去，朱发林不听劝悄悄跑去了，副连长和跃文在睡前点名是发现少了朱发林，在得知他去烧马蜂窝后让战士们睡觉，他一人一直在外面等着朱发林回来才休息，那一晚副连长和跃文就没睡好，他感觉到责任的重大，部队刚到龙堡驻扎，这边的边境线还不太熟悉，越南的反华步骤越来越快，经常侵犯我连防区“芹菜塘”，战士们的思想教育如果跟不上就有可能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巡逻小分队不能停下来整顿，只能边巡逻边整顿，想好了方案，第二天，出发前和跃文副连长给巡逻小分队做了简短的动员和边防纪律教育，回连后进行汇报，制定出了边防教育整改方案，从此我连再没有战士违犯过边防纪律。
那时巡逻是非常辛苦和危险的，这条边境线长期没有部队防护，边境线上根本就没有路，必须“逢山开路，遇水涉水”。我第一次巡逻就感觉到它的艰辛。那是一次短途巡逻，从九分场四队后山爬“芹菜塘”，山很陡，爬到中途下大雨，大家都被淋的全身透湿，爬到山顶，上面是大太阳，返身可以看到半山还在下雨，去三号界碑时由于没路，四脚四手的爬过去，回来从“芹菜塘”下山去二号界碑，下到山底，山下的水沟全部涨水，淹没到胸部，涉水过去后赶快脱衣服找蚂蝗，真的“领教”了。
最辛苦最危险的是长途巡逻和勘界，一九七八年“越军”闹得最凶的时候，上级命令我们连勘界，说是要修路，必须顺着边界走，用绳尺量出边界的长度，边界上越军已经埋上了地雷、竹签和陷阱。
那次我们小分队是由副营长罗意利任分队长，22个人组队，半夜三点钟从“龙堡”出发，五点来钟到达一号界碑，勘察完一号界碑后开始勘界，由于没路，小分队使用砍刀在前面砍路，后面用绳尺量，绳尺长十五米，砍一节量一节，累了换人。
边界上的灌木、扎草、野芭蕉又浓、又密、又高、天又闷热，人在其中，只能见到灌木在倒，草在动，见不着人。走不多远，也就三个多小时，约八九点钟的时候，在我们境内山脉密林里有一个边民大声朝我们喊叫，听不清楚，这个边民急了，朝着我们前方放“铜炮枪（边民用来打猎的火药枪）”，轰、轰、轰连放，最后急了还边放枪边朝山下我们的方向跑，我们一看感觉不对头。
我们知道，这里的边民有“三件宝”，瘦马、烟筒、铜炮枪，这里山大林密，边民们出门就下山，回家就爬山，所以，很多人家基本上都养着一匹瘦马，这种马体型小、肌肉多、负重大，爬山如走平地，那么陡的山，这些边民都是斜坐在马鞍上，抽着水烟筒，铜炮枪挂在鞍子边一摇一晃的就上山下山。
更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妻子如果一同出门，小孩或装物的箩筐都是妻子背着，上山的时候，由于坡陡，妻子有时候会背着小孩或物品跟在瘦马后面，双手拉着马尾巴高一脚，低一脚的走。
由于边民们住在大山上，物质匮乏，生活都很辛苦，想改善一下生活就全靠男人手中这一支铜炮枪，打打猎物、打打小鸟，可是火药不好购买，不会像这样，轰、轰、轰的连续放枪，一定有紧急情况。
我们小分队立即进入作战状态，散开，抢占有利地形和制高点。这个边民看我们散开后就没放枪了，一直跑到我们面前告诉我们，在我们行进的前方，有一支越南军队在设伏，他感到奇怪，往后看才发现我们小分队在山沟里，他急了，想到可能是越军在伏击我们，于是大喊大叫，看我们没反应才开枪向我们告急，他说：“没事了，没事了，越军见我在山顶上又喊又开枪又跑，知道暴露了都撤回去了。”多谢这位“边民”，一人一枪一路跑，危险状态救我们小分队于“无形无相”中。危险过去了，我们又继续勘界，下午两点钟左右，小分队都干不动了，一问，水壶里的水都喝完了，口太干，人人大汗淋漓，副营长罗意利问了一下：“谁还有水。”都喝完了，22个人，就我一个人水壶是满的，我没喝。
我赶到前面把水壶递给副营长罗意利，罗副营长喝了一口递给下一个，21个人喝完传回我的手里还剩半壶,都不忍心多喝，我只好请示上山砍野芭蕉芯来给大家解渴。
芭蕉芯，听说的人不多吧，平常我们吃的“蕉”类有香蕉、芭蕉，蕉树都是由一层一层带孔洞的“茎”皮包裹，又苦又涩不能吃，唯独蕉树成熟后会从树中心长出一根芯，一直长到树顶来开花、结果，这根芯在蕉树里又白、又嫩、又脆、水又多，无色无味简直就是白开水，当然也不是一般人能知道的，我们长期在山上伐木，因没水喝就尝试在山林里寻找替代品，于是就找到了野芭蕉芯、竹水等，小分队22个人也就我们两三个人吃过，所以，我才请示带人上山砍野芭蕉芯来救急。
天快黑时我们到达“老凹厂”后山脚下，又累又饿，记事本上算算，天---，才走了1500多米，一天时间，只走到一、二号界碑的中间。晚上小分队准备住宿在“老凹厂”，但还得爬大坡，爬不动了，幸好，“老凹厂”山脚下有一棵野生苦柚子树，还没熟，又苦又生，管不了了，饥不择食，大家坐在柚子树下吃了一顿苦柚子，有力气了才爬山。
柚子树这里离二号界碑不远，国界从一号界碑转入陆地界后，延着小河右侧山脉分水岭延伸，到二号界碑这个位置，前面就是一片丘陵，穿过丘陵地直走就是“芹菜塘”对面的“柏木山”，但国界线是左转指向“芹菜塘”左侧的主山脉，“芹菜塘”历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副营长罗意利在集训队给我们上课时讲到，为了能在对越斗争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营部专门组织一个小组调查过这一段陆地界的历史，在“芹菜塘”查到一张一八四〇年清朝政府颁发给“芹菜塘”所有人的地契，地契上有“四指”，我记得是“东指柏木山、南指老凹厂、西指马西克，北指大南溪”。越南将“芹菜塘”和“老凹厂”作为争议地区的目的，主要是从老凹厂、芹菜塘到马关县桥头这条山脉是中越边境的屏障，兵家必争之地，守住这里，对方就得退后几十公里。
勘界到二号界碑这一段，气氛很紧张，这一段是丘陵地，全是茅草和灌木林，容易被越军伏击。吸取头天教训，我们小分队除了砍草和拉绳尺的外，全部进入战备状态。这里原来没有路，我们连巡逻多了就有了一条小路，顺着边界线走，由于地势低洼，我们巡逻时经常涉水，受到“旱蚂蝗”攻击，这次勘界没受到干扰，顺利到达“芹菜塘”左侧山谷里的三号界碑。
三号界碑这条山谷在越南没有“背信弃义”前是中越边境双方边民相互过境探亲访友的小路，一九七八年以后，越南就用地雷、竹签、陷阱把路封了。在“芹菜塘”，我们遇上一些边民，看我们顺着边境“量国界”都为我们担心，纷纷告诉我们太危险了，竹签倒没啥，看得见，主要是陷阱和地雷。
我们在三号界碑看到越南的竹签插过界了，必须把过界部分清除，“明知山有虎，还得向虎山行”，这是任务。一开始我们用砍刀砍，可竹签是斜对着我们插的，不好砍，最后只能用手一根根拔。火箭班战士姚建中（贵州省普定县人）拔了一根长长的竹签，拿在手里看看是“金竹”的，很结实，就用砍刀把竹尖砍掉当手杖用，并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京族姑娘”。越南人的主要民族是“京族”，竹签是他们插的，所以起名叫“京族姑娘”，过后，我们每到一地看到越南竹签插过界，就说：“京族姑娘过界了。”于是就过去清除。
刚过九号界碑，走着走着走不过去了，遇上了“悬崖”，“悬崖”顶就是国界分水岭，被越军埋下了地雷、竹签、设置了陷阱，下山再爬上去不现实，要多走一两天，幸好，崖顶上的杂草又密又长，小分队就把杂草压弯，踩着草“桥”过悬崖，前面踩草的危险，要把杂草压成U字形，因看不到厚度，不知能不能支撑身体，一不小心从草洞里摔下去就没命了，所以，前面走的人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后面走的人担心草根踩松了，一摔可能就是一串，都小心翼翼，手脚共用，不敢往悬崖下看，简直是“又惊险又刺激”，老天有眼，小分队平平安安。
三、临危受命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以我们河口独立营为基础组建了边防十三团，我们连抽走了两个排，一个排抽到金平边防十四团，一个排由当时的连长带出去组建另外一个连，留下来的人补充完新兵后改建为边防十三团一营一连，副连长和跃文临危受命担任连长。
当时，从江城边防独立营过来的干部，连长陈云高调河口武装部，指导员李松林提副教导员到营部，副指导员农世盛调金平一连任指导员，二排长杨金海调二营四连任副指导员，一排长杨忠和我们炮排排长王万良也调走了，只有副指导员向超彬还在。
和跃文连长就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三百里钻山林临战训练”，钻山林可苦了，从贵阳、广西柳州、云南东川入伍来的这一档子新兵，他们一九七九年元月一日下连，二月十七日就自卫还击，我记得的有刘顺来（广西省柳州市人）、刘刚（贵州省贵阳市人）、刘志坤（广西省柳州市人）、王云和（贵州省贵阳市人）、尹伟（贵州省贵阳市人）、余建国（贵州省贵阳市人）、王树云（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人）、聂胜祥（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人）、罗长生（贵州省贵阳市人）、唐柳生（广西省柳州市人）、伍文富（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人）、赵家云（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人）、李贵新（贵州省贵阳市人）、方元春（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人）、方元成（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人）、周锡庆（贵州省贵阳市人）、李兴国（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人）等。
都是好样的，一下连就跟着我们钻山林，天擦黑出发，在山林里伸手不见五指，好在山林里有一些腐败后带有磷光的草棍，我让我们班的战士把草棍插在背包上，后面的战士就盯着前面背包上的那一点“磷光”走，高一脚、低一脚，天擦亮进入演习，演习完后回连队，吃完饭洗洗睡觉，刚睡下，紧急集合号又响了，一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一九七九年元月上旬，有天早晨刚从“芹菜塘”山林中回来，天还没大亮，连长和跃文派通信员把我叫到连部，让我带昆明军区侦查大队到老凹厂对面越南境内进行侦查，当时我们连的任务是配属给“××野战军”穿插进越南纵深阻断敌人退路，所以我们连才针对这次任务进行“三百公里”钻山林临战训练，我估计，我们要走的路就是从“老凹厂”对面二号界碑右侧这条小路进去，于是我带着他们翻过“老凹厂”往这条小路走，刚走到苦柚子树下，营长罗意利带着几个参谋站在柚子树下看地图，营长问清我们来意后，给我指了指方向，在往越南行进过程中，昆明军区侦查大队教导员问我熟不熟悉对面越南的情况，我只是笑笑，我虽然是边防军，在这条边境线巡逻了很多次，但我也只是熟悉境内我们边防的情况，在越南“剑拔弩张”之前，我们每次巡逻，都是严格按上级规定的路线行进，哪敢越雷池一步，但我不敢明说啊！那一次侦查，让我感觉到战争离我们不远了。
一九七九年元月下旬，我们连奉命离开龙堡到“卡房”地区离边界三公里的红河边进行武装泅渡训练，红河在“新街”到“河口”这一段是中越边界界河，水深流急。我们训练的“卡房”这一段弯进了国内，在“新街”上面，是内河。到“卡房”的第一晚我们是在河边的沙滩上露营，那是我们当兵以来的第一次“望着星空睡觉”，要不是打仗，还真有点“诗情画意”。
那时的武装泅渡训练装备很差，全连只有很少的橡胶游泳圈，我不会游泳，是到山上砍来粗粗的“龙竹”，锯成筒后把外皮削薄，再用麻绳捆绑做成浮筒，我们班用的都是浮筒。除了学游泳，还要学划竹筏，一开始我们用“龙竹”做，想象中“龙竹”粗浮力大承载力大，请来教我们扎竹筏的一个老人告诉我们说不行，“龙竹”自身重量太重，承载不了几个人，要用“苦竹”或“钓鱼竹”等细竹子做，大家都不信。
和跃文连长让我带我们班做一个来试试，在那个老人的指导下，我们砍来“苦竹”做了一个竹筏，用40根竹子，分两层，中间夹三根木棒做支架，每根竹子捆在木棒上用的都是“死结”，这样即使有绳结断了也不会散架，一试验，能搭载20人，相信了。
我每次背着竹筒划竹筏很不方便，就想找个游泳圈，有天我顺着河流往下游走，远远地望见两个人在水中游泳，走进看是和跃文连长，身上套着游泳圈，我大着胆子给他要一个，不知那根筋通了，他居然给了我，好高兴啊，拿起就跑。
一九七九年二月初，连队结束红河武装泅渡训练，转至河口坝砂旁边的橡胶林待命，白天隐藏在橡胶林里，晚上到红河边的高地观察敌情，二月十日下午来了作战命令，全连战士在橡胶林里做准备，人人都拿出笔墨纸张开始写“遗书”，我们班的战士也在写，我没写，走来走去看他们的表情，有战士问我：“班长，你咋不写遗书。”我说：“我不想死，我一定会活着回来。”他们不相信。
其实，我不写遗书有两个原因，一是确实不想死，只要有一丝希望都要活着回来；二是不想留下“永远的痛”，父母把我养大，上战场一下没了，如果留下“遗书”就会让父母痛心一辈子，每次看到“遗书”他们都会难过，“光着身子来、干干净净地走，不给父母留下永远的痛”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
下午开饭时，全连战士集中在炊事班的帐篷前，饭前讲话，连长和跃文发火了：“仗还没有打，今天就有人互相写悼词，你们想让我打仗的时候没有兵吗？我也想死嘛！我也想全连第一个死嘛！但还没打仗为什么要互相写悼词呢！”火发大了，全连没一个人吭声，后来才听说是二排的几个战士写完遗书后无聊用剩下的纸写别人的追悼词，被写的人不服又反写，这事被连长和跃文知道了才在饭前讲话时发火。
吃完饭，全连战士都不洗“盘子”（我们在河口吃饭都不用碗，用盘子，方便携带），将盘子当飞碟往山上飞，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到了晚上，一场大暴雨突降，山洪流到我们隐藏的山谷，帐篷都遮不住雨水，地下的流水有一尺多高，我们班全部都站在水里等待命令，看此情形，我知道当天是打不成了，就把全班的竹制浮筒拿来堆砌，在上面睡觉，任凭流水冲涮。
第二天早上命令下来，不打了，全连战士又跑到山上的草蓬中去找盘子，我的盘子边还有一支手电筒，我知道是火箭班战士李兴国的，拿回来给他，不要，我告诉他有支手电筒多重要，他说带不动，行，我要了。
我的挎包里装的全部是子弹和一颗手榴弹，手榴弹是准备作“光荣弹”用的，“宁可战死疆场，不给亲人留污”，我们炮班就我一支冲锋枪，我给战士们说过，“关键时刻，宁可用炮弹触地爆炸也不能当俘虏”，现在我的包里又多了一支手电筒。下午战士们才知道，我们藏在红河边小河沟里的竹筏全部被洪水冲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