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军区前指会议室坐定后，却迟迟不见会议主持人和首长出现。待黄德懋副司令员在张秀明副参谋长、作战部长等陪同下进入会议室，也没招呼众人坐下和先有主持人讲话，黄副司令员站立着环视大家后，便手持文件夹，当众直接宣读军委3月6日“关于中越边界斗争的指示”电报文件，称：
“鉴于越南在柬埔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经基本结束，我将不再对其采取大的牵制行动……”
随即宣布命令：准备拔点作战的32师及加强配属单位，立即就地收拢归建，迅速安排部队撤回驻地营区，转入正常的训练和工作……
撤离战区？不再打仗啦？要立即撤回驻地转入正常的工作和训练？太出乎意料！太突然了！
经首长招呼坐下后，我环顾会议桌旁众人，感觉大家都还没有回过神来，难掩疑惑和不解，面面相觑。
片刻，我转头看师长和陈科长等，感觉似乎都同样不可思议地相互凝望。我们匆匆赶来参加作战会，是专门前来接受开战命令的呀！情势转换太突然！恐怕赶来参加会议的部队指挥员们，都没有“要撤离战场”的思想准备。
肃静的会议室内，黄副司令员继续讲道：军委决定不打苗皇帝山，不再拓展新的战场，但在老山战区还要继续对敌保持压力，将老山战场作为提升部队作战能力的场所供各军区部队“轮战锻炼”……
会上得知：济南军区67军率两个师已经在开赴云南途中，将在滇南某地区集结，经临战训练后，准备在适当时接替1军老山防御作战任务。军区汽车运输部队首先保障接运67军前提下，才组织车辆运送我师撤回，也不再请地方车辆支援运输了。
为避免车辆不足和运输道路拥阻，军区安排我师分两个批次输送回驻地。要求第一批次部队于本月13日后开始撤离集结地域，沿开远、建水、扬武、景谷路线回撤，16日要通过开远。后梯队将待输送车辆返回后，再作安排运送。回撤途中无线电一律不得开通。
这次会议，于我师又是一次“突如其来”的情势转折！不过，“由战转平”的工作要好做得多。有步骤地做好部队收拢，加强管理，组织好安全回撤等都轻而易举。会议时间很短，返回西畴途中，激动的心情仍难平静，就要凯旋回撤了！有如不久前撤离老山战场、离开生死搏杀境地时的兴奋感觉再现！
当日夜，师长便召开机关部门以上领导办公会，传达军区前指会议精神，布置于3月10日夜间和11日拂晓前，分别将已经在董干地区进行苗皇帝山战场建设的所有分队隐秘、安全地撤离，接回各集结地归建事宜；安排首批部队从各集结地回撤驻地计划；决定师机关直属队只安排小部分人员随第一批次回撤。
不打苗皇帝山，就要离开战区凯旋撤回驻地，无疑给官兵们绷紧了的神经很快缓和下来。组织收拢部队、准备回撤输送计划，虽然时间紧，并有大量工作要做，但毕竟没有战争状态的压力，变得轻松多了。我按师长、政委的意图及办公会决定，迅速组织司令部拟制相关计划、开进方案等陆续上报下转。
3月8日，在师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部署回撤时，廖锡龙军长讲话指出：
32师已经圆满完成作战任务，在老山防御作战中全师指战员坚决执行了军委的作战指导思想，发扬了“五种革命精神”，出现了以李方正为代表的英雄模范人物和先进集体。
回撤西畴后的战评、退伍补兵工作都完成出色。受领苗皇帝山拔点作战任务后全师官兵团结一致，上下齐心协力、克服困难，积极进行应急训练和各项作战准备。就当前情况看，全师一派准备打胜仗、准备打漂亮仗的景象……
最后，廖军长要求部队服从命令，安全撤回驻地，迅速转入正常的训练和工作之中。
3月12日下午，师机关办公会安排布置：部队回撤的批次与梯队编成，组织指挥，群众工作以及临战训练总结，回驻地后的工作与训练计划等事项。
1985年3月，昆明军区突然宣布了军委撤销打苗皇帝山的任务，指示我32师立即撤回驻地，转入正常工作训练。
3月14日，师第一批次部队如期开进回撤。我虽同日出发并一再要求同部队开进，但刘玉尊师长、政委刘先诚则坚持要我独自提前回临沧，说是让我协助已在临沧驻地的王副师长，做好迎接部队回撤的准备。实际上是他俩考虑我此前一直在老山、者阴山战场，已经一年多没有探亲休假，爱人孩子调来临沧也没见过一面，让我早点回去，是对我的关心。由此，我便单车独行自己择路回临沧。
西畴现景。
离开西畴那天阳光和煦，觉着真是滇南春早！沿路油菜花和已染春色的植物花草，让人心情轻松。我嘱咐驾驶员林品注意安全，中速行驶后，任由小车颠簸，想到这次离开西畴又是一个转折点。
去年4月离开西畴到临沧赴职（提任师参谋长）是个转折，但那时内心还存几分虚幻，而今时隔一年再别西畴，心里就踏实坦然多了。
西畴这个边疆县城，同者阴山、老山、苗皇帝山一样，于我都已经刻骨铭心！回顾近几年在这片边关山水之间的经历，是我20年军旅生涯的浓缩！也可能是我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和平年代的军人，能经历上一场轰轰烈烈捍卫祖国边疆的战争，那已经是可遇而不可求、可以引以为豪之事了！
何况，这几年我基本都是在边疆参与战斗组织和在实际战斗中度过的。遇到过惊险，见证了身边战友与官兵们同甘共苦、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英勇史实。面临生死搏杀的战场，心理压力和经受的历练是和平环境不可比拟的。
遗憾的是，在作战期间，我一直未得机会去一趟麻栗坡烈士陵园，当时没有去看望我师安葬在那里的70多位烈士，没和他们告个别！也因为烈士陵园正在修建中，进出道路不方便，只有待今后再来为之扫墓了！不过，师常委中已安排田兴明副政委和群工科长张克勤等留下善后，包括专门去烈士陵园吊唁，去各集结地域回访、检查群众纪律等等。
【麻栗坡烈士陵园，这里安葬着我32师参加对越作战牺牲的70多位烈士】
沿途见到不少“热烈欢送参战部队胜利凯旋”的彩门以及类似标语、横幅，乡镇、集市路旁都已聚集了不少群众与学生，他们身着少数民族盛装，手执各色彩旗和鲜花，以及各类点心、鸡蛋等慰问品，欢快地迎送着经过的部队。
今天，仅我师从战区撤离的首批部队就有5个梯队，我虽然是“单车”经过，但覆盖着野战伪装网的草绿色军队吉普“指挥车”十分显眼，远远即能看见道路两旁的人群，已满含热情地迎向我们挥手致意！到了跟前，人们更是欢呼雀跃，“欢送！欢送！热烈欢送”的欢呼声不绝于耳！
途经开远14军军部驻地，见时间还早，我便特意去看望何其宗军长，得知他次日将去北京任职。
两小时后我欲告辞，何军长坚持要我留下来，说明天同他一起去昆明。次日经昆明与何分手后，又专门去干休所看望秦德旺老首长。老首长听闻部队如何应急上老山、如何打仗等，很是高兴！并感慨说：“你小杨也不错嘛，当年我一句话，还留下个打仗的师参谋长！”
3月17日回到临沧。3月26至30日，在大理参加军里召开的“行政管理工作会”，会议主要强调部队人员、装备安全管理，特别是行车安全管理。还参观了从老山撤回宾川驻地不久的91团阅兵分列式，官兵超越障碍、基础技术、技能训练以及枪械和军需库室管理，连队一日生活管理制度和正规化秩序建设等。
第二批回撤的师机关直属队，于4月7日到达云县城郊宿营，师长要求先回营地的王副师长和我都去云县会合，以便接受次日临沧组织“欢迎参战部队凯旋”的活动。
在云县，我已经感受到地方领导和群众欢迎、慰问部队凯旋的热情场景，师长、政委感慨地强调：人民群众如此热情地迎送部队我们更要谦虚谨慎，以此为动力做好部队回撤和迅速恢复正常秩序的工作，决不辜负人民群众的厚望！
1985年4月8日，云县及临沧城区天气情朗。上午9时前，师机关直属队告别云县热情欢送的群众，登车缓慢开进。12时前，车队到达临沧郊外喜鹊窝。在用竹木、松技等材料搭建的大型“凯旋门”前，地方领导和群众手持彩旗，列队在两侧迎候。
在临沧地方领导热情引导下，我们以师首长、机关、直属营、连等建制单位列队缓步行进，此时鞭炮轰响、声乐齐鸣、锣鼓喧天，少先队员们纷纷献上鲜花，使人不由得热血沸腾甚至热泪盈眶、感慨万千！
沿公路大道数公里热闹非凡的群众队伍载歌载舞，欢迎呼声不断，将我们的队伍一直热情簇拥着缓缓送入营门。营区内，更有兴高采烈歌舞着的盛装少年、文工团队及舞龙、舞狮和驾仙鹤、摇旱船的队伍相迎，隆重热烈的欢迎场景可谓盛况空前！至15时后部队才全部进入营区。
意外的是，工兵营长木茂森跑来报告：约14时许，在拥挤、热烈的欢迎队伍中，竟有一名六七岁小孩突然从大人手中挣脱，径直钻入随徒步队伍行驶的车队中去捡拾鞭炮，被工兵营一辆卡车左后轮压伤，经抢救仍不治身亡。
不幸发生后，地方领导和相关部门虽主动出面控制了事态，使欢迎活动不受影响，将部队人员、车辆送入营区。但我师领导及工兵营官兵均十分内疚自责！
师长、政委当即指定专人负责善后事宜，并在师机关直属队营以上干部应邀参加行署、军分区的座谈活动中，专门向地方领导致歉。地方领导将事故处理和善后工作一肩挑起，已经安排专人妥善处理后事，安抚厚待死者亲属，不给部队添麻烦，还一再要求不要处分当事驾驶员和追究单位领导责任！
后来，对事故驾驶员禁闭后，给予记过处分。由于军地双方重视和相关部门主动配合协调，使事故后事得以妥善解决，但内心因此意外事故造成的歉疚，却难以挥去。
1985年4月8日，我32师从老山战区撤回临沧驻地。从4月下旬开始，军队精简整编要“裁军百万”，成都军区要与昆明军区合并。因为云南边境还在打仗，所以军区机关将设在昆明，11军同32师和33师都将被撤销建制，等等，这些传言似乎已成不争的事实。
尽管这些消息没有得到过任何正式指示和文电通告，但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官兵中议论、揣测精简整编，已成不可遮掩话题。只因上级一再强调：必须保持部队高度集中统一与绝对稳定！要以饱满的精神面貌和一流的工作接受整编，如果出现不稳定就要追究党委和单位主官的责任，这才“心照不宣”，尽量避而不谈。
【1985年4月，32师凯旋回临沧后，师常委集体合影。从左至右：蹇部长、田副政委、刘政委、刘主任、刘师长、王副师长、黎副师长、笔者】
面对传言，我师又刚从战场撤下来，稳定部队迎接整编是当时最实际的工作。恢复正常训练和生活秩序，搞好作风纪律整顿也没敢放松，领导之间也极少议论精简整编之事。所以营区秩序井然，看不出是一支就要被整编撤销和将要解散的部队。
就我而言，觉得师职干部的去与留，组织上会慎重考虑，自己在班子中最年轻，即使转业地方工作，也会按“地师级”安排相应的岗位和待遇。其次，就我各方面条件看也还应该符合精简整编后继续留在部队工作的范围。相信即使32师撤销，我也可能会到整编后的部队去工作。故继续留在部队的准备和信心更多些，思想言行都没有什么波动，仍一门心思做好本职工作，协助师长、政委做好稳定部队和完成好精简整编任务。
4月下旬，军队换发新式军装，要求“五一节”时全军统一着新式军服。这次换装的突出区别是：“大檐帽”取代了“解放帽”；“八一帽徽”和“五角星领章”取代了1965年撤销军衔时佩戴的红帽徽、红领章；军官、志愿兵均佩戴“五星八一肩章”；区分了“军常服”和“训练服”；团以上军官发尼料军服和大衣。“恢复军衔制”明显也预示着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
【1985年4月，换成85式军服后，笔者（左）与刘玉尊师长（左三）、王副师长（左二）、黎副师长（右）在临沧师部合影】
1985年4月28日，11军组织机关直属部队和31师组成的数十个纵队，在下关市举行了盛大的阅兵活动。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政委谢振华出席阅兵。部队着刚换发的新式军装接受公众的检阅，可谓规模大，影响也大。据说，此举意在向公众展示“军容军姿”的同时，也是11军在撤销番号建制前，向滇西人民的盛大告别活动。
【1985年4月28日，11军在大理市下关镇举行阅兵。这是这支光荣的部队最后一次大规模亮相，也是最后一次接受军旗检阅。图为受阅部队通过阅兵台】
我师则如战前状态仍正常工作和训练中。各兵种专业集训和准备参加军“五项军事技能竞赛”的骨干己集中在教导队训练，军官“初、高中文化补习班”和“新训汽车驾驶员队”也办了起来。
军区还通知：定于8月内，对全区部队正规化建设进行一次全面检查评比。内容为：一、组织领导。二、履行职责。三、四个秩序。四、作风纪律。五、装备管理。六、编制兵员。七、安全工作。八、伙食管理。九、卫生防病。虽然后来军区没能再来检查评比，但我师始终按以上要求抓好方方面面的工作，保证了在精简整编期间部队的绝对稳定。
但不幸的事再次发生：双江94团4连某日上午正在正常训练，组织完手榴弹实弹投掷后，连长赵腾将从老山战场带回的数枚越军“钢珠手榴弹”在准备销毁前，考虑让未上过战场的新战士们能识别和了解其性能，掌握使用要领便亲自讲解。之后进入壕内示范投掷，但当他拔下手榴弹“保险插销”，还未投出便于手中爆炸而应声倒下身亡。
在老山作战中，赵腾为4连副连长，先坚守1072高地，后是他带尖刀排成功出击968高地，与连队均立二等功！1977年昆明入伍，年仅二十多岁，正值青春壮年的赵腾连长行为果敢，英勇善战，历经自卫反击和老山作战都幸存了下来，如今却牺牲在训练场上，实实让人扼腕痛惜！
事故发生后，师长政委令我当即赶往了解情况，处理善后。下午到达团里，经去训练场实地查询了解，事故经过属实。在团政委张保顺、副团长刘晓泉、团参谋长何益广等陪同下，目睹为赵连长遗体整容，换上新军装入殓，待亲属明日到达后按烈士予以厚葬。
经历这一深刻教训，师要求部队对所有危险和易爆物品再次进行彻底清理；严格管理和控制弹药、爆炸物的使用；对战场缴获带回的类似弹药集中组织安全销毁，一定要杜绝类似事故发生。
1985年6月，传来军委决定：全军设七大军区，其中昆明军区与成都军区合并为新的成都军区，军区机关设在成都。
当时还引起一些波动，但从长远战略区划看，设在成都应更适中。不久，任命了成都军区新的领导班子。其中：
接替我32师老山防御作战的1军傅全有军长为成都军区司令员；原成都军区政委万海峰留任军区政委；廖锡龙军长任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1985年5月，1军军长傅全有率1师、12军36师等部队完成一年老山轮战任务，随即提拔为新组建的成都军区司令员】
随之明确：撤销11军和33师建制，军机关率31师与14军合并为第14集团军，蒙进喜任军长；以32师机关直属队为主，组建云南守备第2师机关直属队，接管蒙自军分区所属边防团，担负蒙自军分区的原边防守备任务。
6月下旬，在“以实际行动迎接精简整编”中，32师决定：以师机关直属队和各团为单位，经训练后，于八一建军节前分别在各驻地组织“阅兵分列式”活动，请当地领导和群众各界代表参加检阅部队。
这是32师组建16年来首次当然也是最后一次隆重的阅兵活动。按师意图：要通过严格的分列式训练和组织庄重的阅兵活动，在展示部队风采的同时，也号召全师官兵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精简整编，集体向军旗告别。
师机关直属队的阅兵活动，由我和高副参谋长着手准备。经一个月的训练，于7月30日上午，“阅兵分列式”活动在师部操场隆重举行。列队官兵肃穆屹立、精神焕发，斗志昂扬！负责阅兵指挥的我，面对“换装”后军容整洁、神采飞扬的部队方队心潮起伏，甚至难以自已！静了静，才奋力发出口令，全场肃静中，转身跑向阅兵台前，报告可以开始阅兵。引导师长、政委走向军旗庄严敬礼！再逐一检阅列队官兵方队。
阅兵分列式开始！听我口令，各方队携带武器、装备、装具，步伐整齐、口号声嘹亮，军姿焕发，整齐行进，展现出训练有素、作战有功，不愧为威武之师的高昂气势！
参与阅兵活动的官兵们精神再次得以振奋，视为属于32师军人经历的最后辉煌！给应邀前来参加阅兵活动的临沧地区和军分区领导以及群众代表们印象深刻！
同时，对安排在旁边参观阅兵活动的官兵亲属也是莫大的慰藉！真实表现了面临撤销解散的部队，仍然纪律不松、作风不散、士气不减的良好作风！
1985年8月上旬，11军在在大理召开了最后一次团以上干部参加的精简整编工作会议，也戏称“散伙会”。会期两天，实际只用半天时间宣布军委撤销11军及32、33师建制的命令：
11军机关直属队与14军机关直属队，合编为第14集团军机关直属队；31师编入14集团军序列；以32师机关直属队为主，组建成都军区守备第2师机关直属队，驻防蒙自，接管原属蒙自军分区的边防团，负责该地区中越边境防务等。
11军当时给我明确，准备同已从军校回师待安排工作的李正贤政委、刘智浚主任，均以“现在职务”，带领机关和部分部队参加组建守备2师。我当时既“心安随变”，又有不甘离开野战部队到边防去工作的心态，但精简整编大势所趋，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容不得个人选择挑选。
不过，在“接受命运安排”的前提下，我还是向组织正常反映了“希望能继续留在野战部队工作的意愿”。
次日，军里安排与会人员乘当时的“茶花号”游船洱海观光，师长、政委和我均无心出游，便无目的地在军机关院内会战友，在招待所内议论感叹精简整编。
谈及去留，刘师长明确流露欲转业回老家的意图，刘政委要求安排去贵州遵义军分区工作，以便照顾患病多年的夫人。我则请师长、政委出面向军领导反映，争取留野战部队工作的想法。会议后集体合影，还为团以上干部制发一塑料皮箱，作为11军撤编的纪念。
1985年8月，到11军军部参加团以上干部参加的精简整编工作会议，回32师临沧师部后，考虑到部队即将撤编解散，同时也应广大官兵的愿望和要求，以“纪念老山防御作战”为由，师决定挤出经费，为全师官兵每人制发一份印有“老山防御作战纪念”文字的纺织品背心、一支套装钢笔纪念品，作为32师在役官兵的纪念物。
回临沧不几天，11军通知我同李正贤政委、干部科长方积贵，到蒙自参加昆明军区谢振华政委主持“两个守备师”的组建筹备活动。
晚上在蒙自分区招待所，由当时听闻将要出任省军区司令员与政委的两位副司令员召开预备会。先是由时已任33师师长、准备参加组建守备1师的舒玉泰和时为文山分区政委的张靖才介绍情况。
接着李正贤介绍“以32师机关直属队为主”参加组建守备2师的情况时，说到军里明确我们师除已经准备调14集团军的工兵、高炮等单位外，机关和直属队都将前来蒙自编入守备师。同时，11军指定由他同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以现职身份、带32师机关直属队过来参加组建守备师。
此时某某插话说：你们的参谋长就别过来了吧，准备由我们省军区自己产生。
他话音刚落，孙粹屏副司令员当即说：人家师参谋长是现职的参谋长，还刚从老山战场下来，怎么不能过来呢？
李政委也分辩说：这是军区和军里的安排，要变动也得请示军里同意。
某某闻言便道：那就再说吧。
我于尴尬中深感受到了“奇耻大辱”！愤然起身走出室外，决意不再参加“筹备守备师的活动”！
返去宿舍后，“预备会”也随之结束。先有孙副司令前来安抚说：小杨，不要将某某说的话当回事，他不认识你，主要是想在他“自己的人中间”提个参谋长。
随后，舒玉泰和张靖才也来安慰说：刚才某某完全是“信口开河”，不是针对你的，他不知道你就是32师的参谋长，也不知道你就在现场，所以他的话不是冲你讲的。
我说“士可杀、不可辱”！让我受到如此羞辱，即使我这个兵不当了，也不再参加什么组建守备师的活动。
李正贤政委当晚就同11军曲明耀政委通电话，反映“蒙自预备会”的情况，曲政委说“师的干部，不是他一个人定得了的，让不要理他，回来再说”。
次日上午，谢振华政委要在42师接见参加组建两个守备师的人员，各位领导再三劝说，要我同去参加接见，均被我谢绝。所以直至昆明军区完全结束了工作，我也未直接与谢政委会过面。
32师刘先诚政委和笔者（左）在曼棍洞指挥所
回临沧不久，合并后的成都军区干部部陈国忠副部长来考察干部，我积极反映不去守备师，要求留野战部队工作的意愿。同时请上级考虑，若留野战部队困难，则请求安排我去四川任何军分区工作也行。
当然，刘师长、刘政委也出面反映我不去守备师的理由与意见，还热情推荐说我适合在野战部队工作，得到陈副部长的认同与重视。
鉴于原昆明军区安排组建守备2师时，32师要有一名师的军事干部过去任职，陈副部长同军曲政委沟通后，经成都军区决定：仍在11军范围内产生守备2师参谋长。后经陈副部长考察，成都军区才任命33师副参谋长韩千里同志去蒙自任守备2师参谋长，我则得以“等待安排”。
1985年9月和10月间，是部队“裁、撤、整编”的实施阶段。我既已明确等待安置，也使我能善始善终地做好部队各项移交工作。此前，师司令部早已将全师人员、武器装备、物资器材等按团、营、连单位建制，分门别类地清理登记造册，再按“整编命令去向”，一式数份备齐，待接交双方査验签字后再上报存档。
9月上旬，首先离开师建制的是近200匹骡马。据说此次精简整编全军撤销了军马编制，仅保留新疆边防部队一个连的军马。故我师各步兵团的炮连和重机枪连的“在编军马”首先退出现役，分两批由河南和湖南的地方人员持“成都军区调令”直接来接走。
接着，炮4师接走师炮团两个榴弹炮兵营的人员及装备。
随后，李正贤政委、刘智浚主任带领师机关直属队，陆续离开前往蒙自组建守备2师。同时，94团1营成建制编入守备2师5团；2营两个连编入守备1师；3营编入42师125团。96团的4连、7连编入守备1师。师直侦察连编为42师侦察连。余下兵员除就地安排退伍外，作为补充兵员均由14集团军部队分别接走。
所有余下装备（含报废）统由14集团军31师接管。32师机关直属队和双江94团营区移交31师92团进驻；保山95团营区交93团管理，1986年秋该团才进驻保山；博尚96团和昌宁炮团营区将逐步移交地方管理、使用。
1985年9月，32师在百万大裁军中被撤销建制。我随师长、政委每次送走一批官兵，内心都深感沉重。刘师长好像眼睛也不再那么有神，话少，还常独自营区转悠，对部队和部属们的留恋之情显而易见。
我虽然深知，刘师长不单是对其带领的32师刚打完仗就被撤销建制而难以割舍，还有在老山作战时经历的一些事挥之不去，而且已经表明了转业地方工作的要求。
我劝慰师长说：不管怎么讲，你曾经是“老山防御作战”时赫赫有名的师长，而且指挥打了好仗，有可以任由评说也经得起验证的作战经历，这在和平年代是野战军中为数不多的师长，已经具有引以为豪的显赫经历了！
末了，也自我排解地说：当然我也曾经是“老山防御作战”中的师参谋长，跟着你打了半年的仗，有这个经历足可以自慰了。
我将以在32师的作战经历和任师参谋长之职视为“曾经的辉煌”！说出这番话时，自己都觉着过于粗糙与直白，对年长我约“一轮”，也是兄长的师长起不到什么作用，仅望对师长有些许宽慰！
国庆节前后，昆明军区张铚秀司令员只带秘书，单车独行到部队视察，来临沧与师领导们座谈后说：“过去对你们师的情况了解得太少了……”同时，高度评价了32师组建16年来的建设成就，再次肯定在自卫还击和老山防御作战中的战绩。
【1985年国庆，32师被裁撤后，昆明军区张铚秀司令员来师看望部队，与每个团以上干部单独留影纪念。图为笔者与军区张司令员合影】
张司令员还特意多停留了一天，在同“待分配安置”的团以上干部集体合影后，还要与每个人都单独留影纪念！张司令员此行是最后一次巡视所属部队了，老首长对老部属们的关心与厚爱常使人怀念！
随部队散去，我所负责的兵员和装备移交工作也顺利结束，余下事务交由王德武副师长领导的“善后办公室”处理。刘玉尊师长、刘先诚政委、田兴明副政委与我、高凤鸣副参谋长、后勤蹇广臻部长等就地等待安排。
黎德富副师长由昆明军区最后有权的机会任命为11军副参谋长，准备去大理负责军“善后工作”尚未报到，后又改任14集团军副参谋长。
11月中旬，成都军区任命田兴明为31师政委，我任31师副师长。刘先诚调任贵阳军分区任政委。刘师长与高副参谋长因要求转业地方工作，仍就地等待准备回原籍安排。蹇部长回贵州任县武装部长。
说来也怪，就在机关直属队最后一批车队离开师部大院的当日傍晚，我同往日一样陪师长在机关大楼旁边散步闲聊。有人急急忙忙前来报告说：师长、参谋长，大礼堂门前的旗杆倒啦！
旗杆倒了？那可是用钢管材料竖起来的呀，怎么会轻易倒下呢？疑虑中，我随师长疾步前去看个究竟。来到礼堂门前，见旗杆确已倒卧在基座旁，基座上尚存约一米左右高的残余杆桩，因部队陆续离散，国庆节后旗杆上也就没再挂国旗了。
旗杆是1969年12月32师组建时竖起的。当时，我还曾目睹吊车将旗杆竖起的过程。在大礼堂32师组建大会授军旗仪式结束后，部队都出到礼堂门前参加升旗仪式。也知道是当年的师领导们决定：以32师的序列番号为数，竖一根从基座起算、再加上用“公分厚”的无缝钢管焊接，直到顶端高32米的旗杆，将32师寓意其中，应该有旗杆不倒部队不散之意吧。怎么就突然折断了呢？难道部队撤销了旗杆就该倒了？这究竟是个什么谜？
在现场细看，发现原因：钢管旗杆顶端未被密封，而钢管底部又直接严密焊接于基座钢板之上，矗立着的钢管旗杆除顶端口外，均不能漏水透气。而雨水则不断经钢管顶端圆口进入钢管里面，经十多年日积月累，管内积水逐年增多，而且得不到渗漏也难蒸发。
如此，年复一年地日晒雨淋和冷热温差的四季变换，管内积水自然也不断锈蚀着钢管内壁，旗杆外观虽仍然完好，但钢管下部的大段内壁早已在不停地被锈蚀与斑驳中，最终导致不能支撑，轰然折断倒下。
这样的旗杆结构，没有被发现和意识到隐患，就必然会有折断倒下的一天，至于是哪天？只是时间问题。
为何早不倒、迟不倒，偏偏在32师撤销了建制、部队刚离开完后便倒下？这又是何等的征兆！这虽然是很偶然的巧合，但可以说，在我及现场人们心中都留下道神奇而又永远的不解之谜！众人无可奈何地感慨良久，师长才说：“如今咱们32师没了，这根旗杆也该倒喽！”
32师从组建到撤销建制，16年间经历了“援老抗美”和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以及1984年“老山防御作战”。可以说是一支历经战场搏杀而屡建战功的部队，新中国成立后，我军经历过这样多重大战事的部队不多！可能“组建成师”的历史短了，“百万大裁军”中被撤销建制无可避免。
“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成为官兵们真正的实际行动！这就是刚从老山战场下来、又准备再战苗皇帝山；刚撤离边疆战场归建回来临沧，又在“百万裁军”中被裁减的英雄的陆军第32师！
1985年百万大裁军前，32师领导班子合影
原11军32师参谋长杨子谦战争亲历纪实文章转载结束。
杨参谋长的回忆系列文章，让广大读者看到了尘封的原11军边境侦察作战和32师对越还击战细节。32师这支英雄的部队，老山作战结束后服从大局，在百万大裁军中结束了光荣的历史使命，在战后对外宣传上一直低调甚至沉默，外界很少知晓其英雄战史。
文章的传播，对记载和传承32师的辉煌历史意义重大，对宣扬11军的光荣传统意义重大，对弘扬伟大的老山精神意义重大。兵说推出《战边关》系列连载以来，在广大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得到军内外广大读者和参战战友们的支持，许多留言情真意切，反映“含泪读完”“军魂永在”等。
杨参谋长的回忆文章已结集付印，取名《战边关》。
11军32师刘玉尊师长来信，为《战边关》之序
老杨：你好！
你近日寄来的大作我拜读了三天，越看越兴奋，仿佛又回到当年的边疆战场。
你的大作是对十一军侦察兵几年边境侦察作战的记述，是对三十二师老山作战的全面总结。有经验、有教训，写得客观、详尽，完全可作一本教科书，给指挥系学员讲讲我们侦察兵是如何在边境、特别是三十二师在老山作战的情况，很多典型事例教授们在课堂上是讲不出来的，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实践。
大作写得细、写得实、写得全面，可读性、资料性强！这得益于你坚持写日记的良好习惯。不过写我的事多了，把你的作用就不能充分体现出来，当然打仗参谋长离不开师长，师长也离不开参谋长一样，请酌定。
边疆自卫还击作战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了，我们三十二师老山作战转眼已过去三十五个年头，有些事我已记不很清楚啦！你的大作又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激起对部队和战友们的思念！谢谢了，老杨！
盼望大作早日同战友们见面。
祝全家幸福，祝小宋快乐！
刘玉尊
【原11军32师师长刘玉尊，1936年出生，河北滦南人，1955年7月入伍，历任译电员、参谋、连长，副教导员、营长、团参谋长、团长、副师长等职，1983年5月任32师师长，1986年转业，1998年退休】
为全面多维地展示32师参加对越作战的光荣战史，宣扬英雄之师的血性风采，刻画老山英雄儿女的光辉群像，本号继连载《战边关》正文之后，将继续刊发32师参战官兵的战争回忆。首先从32师师长刘玉尊的回忆录《往事萦怀》中选登部分内容。刘师长的回忆真实坦荡、细致深刻，叙事行云、思考入木，系32师历史的珍贵记述，亦为伟大老山精神的生动诠释。
谨向32师及全体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的老兵们致敬！
【1984年老山防御作战期间，32师曼棍洞指挥所工作照，右为刘玉尊师长，中为刘先诚政委，左为师参谋长杨子谦】
1979年1月21日，我11军32师突然接到昆明军区关于参加对越还击作战的命令。师指示我96团立即收拢部队，做好向战区开进准备。
接到参战命令后，我很高兴（注：作者时任11军32师96团参谋长），20多年的兵没白当，真是天赐良机。但心情也很紧张，很担心，部队高度分散，有个营在下甸搞生产，距营区300多公里，有一个连在腾冲化工厂，距驻地600多公里，加之临近春节，干部、战士探亲的较多，要在4天之内把部队收拢到一起，决非易事。更何况，全团指战员此前一点参战的思想准备都没有，突然接到要参战的命令，思想转弯难度会很大。
接到师指示后，团党委立即开了紧急会议，团长讲了两点：一是传达师指示；二是要求各部门按分工加速自己的工作，保证部队按时向战区开进。
李政委也没时间做工作动员，只讲了一句“同意团长的意见”。团党委会后，我们司令部全体人员也开了紧急会，除传达团长指示外，要求各股按师开进命令，把工作进一步细化，把全团的交通指挥组、先遣组成立好。作训股随时掌握部队的所有收拢情况，并随时报告团首长；通信股要深入到连队，认真检查通信器材，加强昼夜值班，不得空岗。
这段时间，我对“仓促应战”“争分夺秒”这两个词有了更深的理解。
1月26日凌晨，开向战区的车队100多台，整齐地排列在大操场上，各营连按序列在汽车后列队整装待发。
登车号声一响，各分队有序组织登车。此时，军人家属站在路边，轻轻地擦拭着眼泪，是惜别？是担心？或许两者都有，上战场就必然有生有死，出现这种情况也是人之常情。因为欢送的人多，我始终未见到我家属小孩儿的身影，但我深知他们一定会来为我送行。
前进号声一落，140多台汽车缓缓驶离营区。歌声响起，尘土飞扬，我们踏上了开往战区的征程。我团的集结地域，是蒙自地区的大屯镇。距我团驻地1000多公里，上级命令我团4天赶到，在那里补充兵员、装备。因为路况不好，我们车队只能早起晚归。
当时，我团只有两台北京212小车，团长政委各一台，没有安排我的位置，是对我有意见？为了组织好部队开进，我和作训股长唐忠贵没有车带上两个参谋，乘一辆解放牌大车，在部队车队前后奔跑。行程的第二天晚上，我团在祥云县的清华洞宿营。
这里是通往昆明的必经之路，平时这里人来车往，又繁华又繁忙。可在我们到达时，这里却是冷冷清清，路不见人，因为今天是除夕之夜，人们都回家过年。
这里有个风俗习惯，除夕之夜外人不得进村，此时的解放军也成了外人，部队只好在公路边上露营。团部住在一个大车店里，店主也回家过年了，店里空空荡荡。晚上7点钟，管理股请我们在一个大房间里吃饭。很大一个桌子上，只摆了一大盘咸菜，一盆洋丝瓜炖粉条，一盆米饭。
管理员对我们说：“很对不起各位首长，带来的菜已经吃光了，路上又买不到青菜和肉，请首长们就将就一顿吧！明天是大年初一，如果买到肉，再给首长们改善生活。”管理员说话之间，面露难色。大家看桌子上只一盆菜、一盆饭，没有坐下来的意思。还是李清存政委首先坐下盛了一碗饭，并叫我们坐下吃饭。他对孙团长说：“打仗能吃到这饭就很不错了！咱们在辽沈战役时，一两顿饭吃不上是常事，有时只能吃一个冻馒头。”
此刻，我想起临走前老婆给我带了一饭盒准备过年的卤菜，让我在路上吃，这下可派上用场了。我赶忙叫警卫员把我的饭盒拿出来，打开一看，很齐全，有猪肝、猪肚、猪肠、猪头肉。马凤山副团长一看，笑嘻嘻地说：“还是老刘的老伴想得周到，要是今晚再喝上一点就更不想家了。”
马副团长是一天三遍酒，这两天就把两水壶的酒喝光了。他是没有酒吃饭不香，我又叫警卫员赶快把我的酒拿来。没有酒杯，就倒在饭碗里，团长、政委、马副团长和我，一共4人边喝边聊，算是过了一个愉快的除夕之夜，其余团里的副职均按分工，随各营开进。
滇西的冬季也很冷，尤其是清华洞镇距大理的苍山很近，风特别大，有“风吹石头跑”之说，是用来形容这里的风很厉害。吃过晚饭，我在清华洞附近检查露营的连队，发现他们有的就睡在汽车上，有的就在公路边的草地上，两个人合伙睡，头上戴着帽子，身上盖着两层被子。
我悄悄地问哨兵：这样睡觉能行吗？
哨兵回答我说：“就这个条件，不行能咋地！”
这是大实话，我无言以对。看了一个连队露营情况后，我即返回休息。
我11军32师96团突然接到参加对越还击战命令后，于1979年1月26日从滇西地区出发，于1月29日下午，到达集结地域蒙自县的大屯镇（注：作者时任96团参谋长）。
这里是云南个旧的锡矿区，各方面条件较好。团队在这里继续收拢探亲的干部战士归队，同时接收从其它大军区补充给我团的兵员和装备，部队开始临战训练。从南京军区为我团补充的作战骨干，也陆续到位。
1月30日上午，按到昆明军区作战命令，令我32师欠95团歼灭越西罗楼、绕善两个公安屯之敌，我96团负责歼灭绕善公安屯之敌。
受领任务后，我和王德武副参谋长同作训股的同志一道，共同研究如何歼灭该敌，为团首长最后定下作战决心提供方案，经我们研究的作战方案在团党委会上通过。
我团于2月16日开赴金平县十里村，2月17日晨，我攻击部队由马鹿塘进入越南境内，分左右两路直扑绕善公安屯。
团指挥所设在边境小山村马鹿塘。由于越南境内山高坡陡林密，加之装备的电话线不够用，团指挥所只能靠无线电对各营实施指挥。营对连实施指挥也靠调频电台，但因地形复杂，有时信号不好，有时根本听不到信号，对作战指挥影响极大。
2月17上午10时，突击部队进攻遭敌炮火拦截，部队出现伤亡。下午1时，接师命令：“部队立即回撤，另有任务。”
团长立即令我通知各营回撤，团对营的电台通信联络基本畅通，很快就传达完回撤命令，并令团的预备队三营掩护一、二营往回撤。但营对连的通信联络问题很大，营对各连的调频电台很难沟通，不得不采用原始的办法，用军号通知各连。
接到回撤命令后，团指挥所只留下团领导、司令部大部人员和警卫连，指挥部队回撤。下午3时，接到师发来的特急电报。可是我已批准机要人员撤回十里村，特急电报无人翻译，急得我直转圈。
还好，1个半小时后，机要人员返回指挥所把电报译出，其内容大概是：我32师欠95团转为军区战略预备队，你团于18日晨，在河口县南屏地区集结待命。这时，我才长出了一口气。因为我的工作失误，险些铸成大错，给部队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夜11点钟，我返回十里村，饭也没吃，就和作训股的同志挤在一个小草屋睡了。第二天清晨6点钟，天还没大亮我就起来，脸也没洗就到十里村的村口。
此时，由云南锡业公司派来向河口方向输送我团的车队，共100多台车全部堵在村口，有20多台车已调整好，三营已组织登车。
此时，师又来电，令我团“七时准时向河口方向机动，延误战机军法从事”。这种词过去我在电影中听到过，但我当了20多年兵，在军中第一次接到这样的命令，心里很急。
我令作训、军务股的参谋，从车队的最末尾调整车辆，首先把路开通。我检查三营登车情况时，发现军马装在运矿石的翻斗车上，不仅马站不稳，汽车行驶遇到拐弯，军马会全部摔下来。我当即把三营长狠批了一顿，令他赶快为军马调整车辆。军马从下车到上车，整整用了40多分钟，我当时真是心急如焚。
此时已7点整，我即令三营出发，又令参谋向师报告：“我部7时整准时出发。”此时我团因为车辆未调整好，大部分还在原地，我只是钻了个“七时开进的空子”。到8点半钟，把车辆调整好，我团大部才向河口方向开进。
坐在汽车上，我在想：“这么大的战役行动，世界各国都在关注，战斗打响后才建预备队，军区作战部是否犯了一个常识性的大错？”我又联想到我团从没有作战任务，到有作战任务，且任务瞬息万变，乘着汽车一会令我们向西，一会令我们向东，军区是咋的了？不去多想了，就算军区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对我团部队的一次考验吧！
2月19日，我师除95团（加强到14军），全部集结在河口县南屏地区待命。南屏就在红河边，过了红河就进了越南。我14军部队就是从这里，突破越军防守向敌纵深发起攻击的。我团在此清点武器装备，总结前一段的经验教训，研究如何当好军区预备队这一角色。
时间一天天过去，前方战报频传，真像在电影《南征北战》中一个小胖子战士所说：“看别人打仗，比什么都难受！”
后来，终于接到军区命令：“你师由河口出境，接替14军41师作战任务，于3月1日在朗勒、为麻地区投入战斗，向纵深发展，围歼郭参之敌。”
1979年3月1日晨，我团乘车由河口出境，沿越南七号公路经班菲、坂甘在栋光下车，前进到朗勒、为麻投入战斗。黄昏时，部队停止攻击，派出警戒人员。
团指挥所设在栋光南侧的树林中，警卫连立即对宿营地进行搜索清理。在清除杂草时，突然有一个战士尖叫：“这里有死人！”
我过去一看，从一堆树叶里露出一只脚，我让战士扒开树叶，只见一名越军抱着一支冲锋枪，龟缩成了一团。
几名战士把他抓住，通过翻译简短地询问，连夜将其送到师部，这是我们抓到的第一个俘虏。若我们没有及时发现这名越军，我们团部的同志不知要死伤多少，回想起来真是后怕。从此，团部机关每到一地，首先把该地认真搜索一遍，四周都要派出警戒，保证团指挥所的安全。
这一夜很不平静，师炮兵群不知发现了什么目标，一夜都没停止炮击。凌晨4点，团指挥所向前移动。8点多，我正爬到一个山梁上，突遭敌炮火拦击，在我身后的炮兵连负伤5人。
3月2日9时，团指挥所刚刚走到一个路口，又遭敌人炮火拦击，指挥所的人全部就地隐蔽。我骑的军马被炸死，我仅剩下随身携带的一件军大衣。
前边传来消息，四连副连长身负重伤，待敌炮停止射击后，团指挥所继续前进。中午我们饮着小河的水，吃着压缩饼干，算是午餐吧。
下午，一、二营攻占了敌六号、七号高地。晚上，团指挥所进入五号高地，管理员从后边送来了米饭咸菜。两天了，难得吃上一次白米饭！
晚上，部队没有行动，派好警戒后，我就和司令部的同志一起睡在敌人一个半掘开式的隐蔽部。2月初的夜晚，阵阵凉风袭来，我的那件军大衣派上了用场，我和作训参谋赵存利共同盖着它，睡了一夜。
3月3日晨，一营、二营报告，对敌80号、90号高地已经形成合围。团令一营、二营8时向敌发起攻击。8时30分，一营、二营几乎同时报告，进攻部队突遭自己炮火拦阻。
在进攻前，我团没有要求师炮火支援，为什么师炮兵群会向两个高地炮击？我立即将此情况向师报告，要求师立即停止炮击，进攻部队顺利占领两高地。可敌乘我炮击之时，已经逃离，我一无所获，真是教训多多。战后，也不知师如何总结这一事件，是谁之过？
我团一营、二营占领80号、90号号高地后，孙团长立即令一营、二营加修工事，防敌炮击，并要求在天黑前对12号高地的郭参之敌实施包围。3月4日7时向敌发起攻击。令团后勤立即为一营、二营补充弹药。
我立即将团的作战决心向师报告，并请求师炮兵群3月4日6时50分，向12号郭参之敌实施10分钟的炮火准备，支援我步兵攻击高地。
作训股将团的作战决心、步炮协同计划，向一营、二营进行了传达部署。吃过中午饭后，管理员向我汇报，带来的粮食已吃光，越军阵地上有大米，搞点吃？
【抗美援越期间，中国无偿援助越南粮食。1979年对越还击战，我军在越南的仓库里发现仍有很多中国援助的大米】
越军阵地上，印有“中粮”字样的麻袋里装有大米，我前两天就发现了，但怕越军在粮食里放毒，就对管理员说：“不能吃，要中毒可是大事，你们赶紧组织人挖木薯，晚上蒸着吃。”
我又立即通知团后勤，赶快为部队补充粮食。我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部队带的三天口粮均已吃光了。
不一会儿，团群工干事带着越语翻译找到我（越语翻译是被越南迫害的华侨），说：“附近有一个越军农场，里面有很多黄牛和鱼，能不能搞点吃？”
我说：“要弄清楚，如果真是越军留下的可以搞点吃，千万注意，不能动越南百姓的一粒粮、一只鸡。”
下午三点，群工干事向我汇报：“黄牛早已跑进森林里去了，我们从鱼塘里炸了些鱼和虾，已送到管理股。”
晚上，我们团机关的人员“大餐”了一顿。师令我团原地待命。
1979年3月4日，我96团奉命攻打郭参之越军（注：指11军32师96团，作者任该团参谋长）。12号高地及其周围三、四个无名高地，有越军一个加强连防御，是越军在七号公路一侧的防御要点，我团一营在师炮火的支援下，于4日7时向越军发起进攻。
由于时间紧迫，一营在行进中仓促投入战斗，对敌阵地编成、火力配系等情况缺乏了解，加之通讯联络不畅通，因而进攻受阻。
该营一连在向敌一无名高地冲击、通过一个开阔地时，遭两面之敌火力夹击，牺牲了5人，重伤10人。因团里当时没有组织担架队，运送伤员、烈士的任务均由连队负责，每位伤员、烈士都要用4名战土才能从阵地抬到团卫生队，因而全连只剩28名战斗人员，无力再向敌发起进攻。
造成这样的局面，团后勤有责任，我这个当“大参谋”的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我们共同犯的一个错误，而不能拿仓促应战作挡箭牌。